公共选择范文10篇

公共产品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是西方财政学中的两大主流理论，正确地理解这两大理论体系各自的内涵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把握当代西方财政学的关键所在。但是，长期以来，国内外财政学界在关于这两大理论体系关系的问题上，存在着许多众说纷纭的说法。通常的见解往往强调两者之间的分歧，甚至连两大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斯格雷夫和布坎南都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而另一种见解则强调，尽管这两类理论之间存在着某些表面的差异，但就整个财政理论体系而言，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统一的。可被整合的。本文的写作目的正是在于具体阐述后一种见解的具体观点，并期待这一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加深对于西方公共财政学体系的理解，从而更好地为我所用。一、规范的财政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公共产品理论认定义公共产品、私人产品以及混合产品出发，论述了政府和市场各自的职责范围所在及其分界线。首先，公共产品所具有的非竞争性特征表明了社会对于该类物品或服务是普遍需要的；而公共产品的非排斥性特征则表明了收费是困难的，仅靠市场机制远远无法提供最优配置标准所要求的规模。在这样的两难处境下，政府机制的介入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其次，在私人产品的提供问题上，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均是可利用之工具，但广泛的经验事实表明，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市场机制提供私人产品往往比政府机制提供私人产品更有效率，主要的原因在于，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市场机制能够通过分散化的处理方式，更为有效地解决经济过程中的激励和信息问题。所以，总的来看，公共产品理论的结论是，政府机制更适宜于从事公共产品的配置，而市场机制则更适宜从事私人产品的配置，这实际上也就划定政府与市场的理论分野。当然，对于界于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的混合产品应如何处置的问题，根据上述推理，公共产品理论也同样给出了原则性的回答，这就是根据混合产品中公共产品性质或私人产品性质强弱的不同，或近似于公共产品处置，或近似于私人产品处置，或由政府和市场共同来提供。通过上述对于公共产品理论的简明阐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公共产品理论所力图解释的是，政府机制应该承担何种职责，以及与此相关的市场机制又应该承担何种职责，而并无涉及政府和市场在实际中正在承担何种职责。因此公共产品理论显然应归入规范研究的范畴，也就是关于“应该是怎样”的研究。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一理论明确定义为财政学理论体系中的规范研究部分，或称之为“规范的财政理论”。二、实证的财政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的要旨在于，它认为公共政策的生成是社会中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利益矛盾折衷、平衡的结果。这一理论秉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优良传统，始终坚持以利益分析的方法来分析政府机制运作的全部实际过程，使西方财政理论界展开了一次“向新政治经济学回归”的历程。我国财政理论界的部分研究者在对公共选择理论的理解上把注意力过分拘泥于诸如“直接民主制”、“代议制民主制”、“单峰型”、“双峰型”等理论模型之上，并进而得出公共选择理论不适用于我国财政实践的结论。其实，既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之下，社会的不同利益矛盾是客观存在的，而政府的有关政策也必定是这些矛盾平衡的产物，因此，当抽象掉一些具体形式内容的不同，着重从其理论精髓的角度来理解时，公共选择理论对于分析我国的公共政策和财政政策生成及执行的实际过程，仍然是有着很强的理论借鉴意义的。比如，最近几年国有股减持几上几下的实践，就可以充分反映出利益矛盾对公共政策生成和执行的制约。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公共选择理论的作用在于分析政府或财政过程的实际状况是怎样的，是对于客观状况的一种解释，并不涉及“好恶”等主观判断。因此，同样非常清楚的是，公共选择理论应归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也就是经济分析中关于“客观事实是怎样”的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公共选择理论所实证的并不仅仅是政府或财政过程的表象，它力图说明的是之所以产生这些表象的内在根源，即利益矛盾。为此，公共选择理论在实际上构成了财政学理论体系中的实证研究部分，或可将之称为“实证的财政理论”。三、公共产品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的关系通过本文以上的分析，我们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在一个完整的公共财政理论体系中，公共产品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是不可或缺的两大支柱。公共产品理论旨在说明一个理想的政府机制应该是怎样的。这一规范研究完全是有必要的。尽管在现实中，任何实际的政府机制总是和理想化的政府机制会有着或大或小的差距，但这并不能表明我们确立一个理想化的政府模型是不必要的，相反，只有确立了理论上的最优化模型，我们才能够辨别清楚经济活动所应努力的方向，并对现实经济状况作出适当的合意性评价。这就如同在实际的考试中，很少甚至没有学生能够达到100分的标准，但确立100分这个最优标准仍然是必需的。因为，只有确立了这样一个标准，才能够很好地解决两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其一是，究竟向哪一个方向变化才是好的，100分抑或0分？其二是，如果有一个学生成绩为70分，而另一个为80分，哪一个更为优秀一些？要回答这两个问题，都必须确立一个参照的标准，而100分就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标准。以此观之，公共产品理论的意义正是在于提出了一个政府机制应该怎样做的规范化标准并为实际中的财政机制变化指明了方向和提供了评判依据。但是作为一个完整的财政理论体系而言，仅有规范理论是不够的，因为仅仅停留在“应该怎样才是做得最好”的分析上，而缺乏改变现状的实际方略，财政学研究仍然不能很好地服务于经济实践。要想针对现实的经济状况提出切实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来，就必须很好地分析实际的经验过程究竟是怎样的，以及主导这种状况的深层次因素，因为进一步政策的制定将同样很可能受到这些客观存在的深层次因素的制约，也就是说，要使得理论研究能够很好地指导实践，不仅需要规范理论指明前进的大方向，而且必须通过实证研究牢牢地把握经济环境中的客观制约因素，这样才有可能制定出既符合正确的方向、又切实可行的改进方案来。财政理论体系的建设同样如此。而公共选择理论正是当代西方财政理论体系中解释客观财政现实究竟如何，以及为何是这样的理论。因此，综上

所述，本文认为，作为规范理论的公共产品理论和作为实证理论的公共选择理论之间的关系，应是统一的和相辅相成的，它们共同构成了西方财政理论的完整体系。四、几点说明之所以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会强调公共产品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的差异，而相对忽视其统一性，其原因可能有下述两点：1.混淆了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界限。在以萨缀尔逊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研究中，这是一个常见的问题。比如，在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中，当某国处于通货膨胀状态时，财政政策应该是紧缩的，这一观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显然属于规范分析的范畴，但是，当上述结论被不恰当地转换为“一国出现通货膨胀时，其财政政策就会是紧缩的”，就极有可能产生错误。因为，在利益刚性的制约下，即使在通胀期间，财政支出也有可能不仅难于下降，反而还发生实际的上升趋势。之所以在分析中发生这样的误解，就是因为后者关于事实是怎样的判断属于实证分析的范畴，不能简单地用规范分析来予以解释，否则研判的逻辑就变成了“应该是怎样，就会是怎样”，而这一逻辑显然不会是合理的。又比如，在证券市场的研究中，“有效市场”概念属于一规范分析之范畴，用于说明证券市场之最佳状态，毫无疑问是有着极大的理论价值的。但如果在实证研究中把有效市场假设和真实市场相混淆，则必然又会产生一些不正确的结论。同样的道理，由于公共产品理论的始作涌着正是萨缀尔逊严而马斯格雷夫等也都深受新古典综合范式的熏陶，因此，在如何认识公共产品理论在整个财政理论体系的地位的问题上，同样产生了混淆规范分析方法和实证分析方法的错误。也就是说，公共产品理论本来的任务是提供一个理论上所确立的最优化政府模型，从而在财政研究中确立价值评判的标准和指明实践改进的方向。但是，新古典综合学派却不恰当地把它用于解释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和财政活动的实际过程，并且得出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和财政活动就是公共财政的结论。而事实上，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和财政活动在实际中究竟如何的问题，是由利益较量所决定的。因此，分析这一问题必须使用实证的财政理论，而非规范的财政理论。2.正是由于新古典综合学派混淆了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的范畴，并在这一泥潭中难于自拔，他们的逻辑进而发展为：既然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是公共财政，是符合最优经济假设的，因而政府干预经济必定成功，所以，政府应大力干预经济。这就进一步导致了与布坎南等为首的公共选择学派在政策层面上的分歧。因为公共选择学派既然重视实证过程，就必定重视这些实证过程背后的利益矛盾制约，也就是政府政策所受的制约，并因此得出政府干预经常是无效的结论，所以不主张政府积极干预经济。这也就是所谓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国家观”。当然，在这一分歧发展的过程中，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过度地强调政府干预的无效性，也是导致分歧扩大的另一方面原因。通过以上对于分歧产生原因的探讨，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公共产品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是统一的、可被整合和应被整合的。因为分歧产生的原因并不在于理论本身，相反，恰恰是导源于对相关理论的误用，没有把握好相关理论在财政理论体系中的相对位置。五、借鉴意义：整合的财政学通过对公共产品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关系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对于构建我国财政理论体系十分有益的可借鉴之处。这些可借鉴之处主要包括：1.完善的财政学理论体系必须有两大组成部分，即规范的财政理论和实证的财政理论。缺乏了前者，我们就有可能迷失努力的方向或很难对财政现实作出适当的全意性评价。而缺乏了后者，我们又很难把握财政现实之所以形成的客观原因，而解释不了这些原因，也即政策制订和实施中的客观制约条件，就不可能真正地使理论为实践服务。总之，规范理论体系是必须的，但仅有规范理论体系又是不够的，唯有依靠实证理论体系的支撑，才有可能使得规范理论体系所描述的最优化目标得以在实现中被逐渐趋近。2.在构建我国财政理论体系的规范理论体系部分时，西方财政学中的公共产品理论是可以被借鉴的。尽管，西方国家的财政现实不可能达到公共产品理论所要求的规范标准，新古典综合派将这样一个理想化的目标与现实混为一谈是错误的，但这并不妨碍这一最优化目标是值得借鉴的。而且，社会主义国家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政府职能逐渐转化的条件下，也确实越来越趋近于为社会所有公众的公共利益作出最大限度服务的最优化目标，所以，公共产品理论只要定位恰当，完全是可以作为我国规范财政理论体系的基础理论的。3.在实证理论体系部分的构建上，我们可以在通过借鉴公共选择理论的合理内核，也就是利益分析的现代方法，进一步发展国家分配论，使其适应新的形势，与时俱进，更好地解释和把握我国的财政现实。之所以有可能做到这一点，首先，从理论渊源上而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精髓之一正在于秉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利益分析的方法，无论是对资本主义企业的分析，还是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析，用利益分析的方法看待问题都是一以贯之的；而公共选择理论的思想渊源同样是基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利益分析的良好传统。其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尽管阶级矛盾已经消失，但社会不同阶层、不同个人之间的利益矛盾仍然客观存在，因此公共政策是利益折衷和平衡的产物这一客观现实仍然存在，在政策制订过程中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和调和各方的利益这一事实同样没有改变。所以，坚持利益分析的方法，做好实证研究，是财政理论体系所要解决的又一重大问题。4.将各种有差异的财政理论，在充分发掘其合理内容的基础上，求同存异，最大限度地整合起来的研究方法，同样有助于我们完善财政理论体系的建设，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发展和改革实践。

尽管我国现行的《预算法》等有关法律中，严格禁止地方财政出现赤字和地方政府举债，但事实上，我国各地区、各层级的地方政府大都在不同程度上举债度日或负债经营，而且所负债务的种类之多，负担之重，已超出一般人之想象。相关的数据与结论初步表明地方债务的规模保守估计大约在亿之间，截至2002年底，仅乡镇一级平均负债已经超过400万元，总额在2200亿元左右。地方债务风险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

关于地方债务的形成“原因”，代表性的观点如魏加宁认为主要有：（1）各级政府之间财权事权划分不清，地方政府收入减少、任务加重；（2）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行政机构繁杂、人浮于事；（3）地方政府行政层级过多，地改市后财源匮乏；（4）财政金融体制不健全，地方政府缺乏必要的正规的融资渠道，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得通过各种非正规渠道进行变相举债、违规融资；（5）信息披露机制不完善，缺乏地方政府的信用评估；（6）行政管理体制缺乏约束机制，地方政府领导干部行为短期化，一些地方政府领导为了在有限任期内显示“政绩”，获取政治资本，不惜一切大肆融资举债，用于“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建设。

一“原因”背后的原因解释

笔者认为，上面所列出的“原因”其实并不是地方债务产生的终极原因，而是某些真正原因的结果。主要理由在于，的确上述“原因”对地方债务的产生有着某种联系甚至直接的联系，但如果是要做追根溯源的探究的话，仅停留在这一层面而不去探究是什么导致这些“原因”的产生，放弃对事物发生本源的追求，对“原因”的解释就会是乏力和不得要领的。而且如果遵循这些“原因”的解释去寻求解决之道的话，最终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地方债务问题。因此，这种层面对原因的探究，只能算是原因探究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不能说是对原因解释的终结。

按照上述所给出的“原因”，譬如中央与地方等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的统一问题，事实上就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制化问题。具体说来，市场经济下的公共财政要求，中央与地方的职责权限应该由法律明确规定，尤其是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财权划分应该具体清晰，以防止法律的任意解释和中央、地方的相互侵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结构形式以及中央与地方职责关系模式，也都应当依法定程序进行调整，以保持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相对稳定性。设立相对独立的专门机构裁决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限争议，而不是简单地由中央说了算等。这些，明白人都清楚的道理，为什么实践中中央与地方并不选择进行财权与事权的划分与法律规范，这才是问题的根源。

另外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层级过多，机构臃肿，财政金融体制不健全，信息披露机制不完善，行政管理体制缺乏约束机制，地方政府领导干部行为短期化等，简单一点看，这些都是政府的职能与体制设置不符合公共财政的要求等方面问题外在形式的显现，或者只能说是地方债务产生的客观原因，但是这些毕竟都是人为选择的结果，那么人们为什么要选择这种结果，这才是地方债务产生的真正原因所在。

摘要：地方债务的成因问题，许多学者已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解释，但笔者认为这些解释都不足以说明地方债务产生的真正原因。从公共选择角度看，地方债务形成的真正原因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对财权与事权分配现状的“漠视”；地方政府的预算与效用最大化追求；地方政府官员的寻租。

关键词：地方债务；成因；公共选择

尽管我国现行的《预算法》等有关法律中，严格禁止地方财政出现赤字和地方政府举债，但事实上，我国各地区、各层级的地方政府大都在不同程度上举债度日或负债经营，而且所负债务的种类之多，负担之重，已超出一般人之想象。相关的数据与结论初步表明地方债务的规模保守估计大约在6000—9000亿之间，[1]截至2002年底，仅乡镇一级平均负债已经超过400万元，总额在2200亿元左右。[2]地方债务风险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

关于地方债务的形成“原因”，代表性的观点如魏加宁认为主要有：（1）各级政府之间财权事权划分不清，地方政府收入减少、任务加重；（2）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行政机构繁杂、人浮于事；（3）地方政府行政层级过多，地改市后财源匮乏；（4）财政金融体制不健全，地方政府缺乏必要的正规的融资渠道，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得通过各种非正规渠道进行变相举债、违规融资；（5）信息披露机制不完善，缺乏地方政府的信用评估；（6）行政管理体制缺乏约束机制，地方政府领导干部行为短期化，一些地方政府领导为了在有限任期内显示“政绩”，获取政治资本，不惜一切大肆融资举债，用于“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建设。[3]

一“原因”背后的原因解释

笔者认为，上面所列出的“原因”其实并不是地方债务产生的终极原因，而是某些真正原因的结果。主要理由在于，的确上述“原因”对地方债务的产生有着某种联系甚至直接的联系，但如果是要做追根溯源的探究的话，仅停留在这一层面而不去探究是什么导致这些“原因”的产生，放弃对事物发生本源的追求，对“原因”的解释就会是乏力和不得要领的。而且如果遵循这些“原因”的解释去寻求解决之道的话，最终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地方债务问题。因此，这种层面对原因的探究，只能算是原因探究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不能说是对原因解释的终结。

内容提要:公共选择理论分析从经济市场向政治市场的延伸是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新扩展。这一扩展所依托的理论基础及采用的分析框架在经济学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公共选择理论与主流经济学相比在分析框架上有显著特征。公共选择理论仍然坚持方法论的个体主义，而在遇到个人需求偏好缺失与公共选择的矛盾无法解决的情况下，便主张通过“政治程序”来解决经济问题。这种“选择”既是公共选择理论的贡献，也是公共选择面临困境时的选择。社会历史分析方法也是十分重要的，不能把它完全排斥在经济学分析框架之外，否则，便不能充分说明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和结果。[关键词]公共选择；分析框架；主流经济；政治市场以经济分析方法著称的当代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认为，“经济学的发展已经进入第三阶段。在第一阶段，人们认为经济学仅限于研究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结构；到了第二阶段，经济理论的范围扩大到全面研究商品现象，即研究货币交换关系；今天，经济研究的领域已囊括人类的全部行为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定”。公共选择理论分析从经济市场向政治市场的延伸正是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新扩展，而这一扩展所依托的理论基础及采用的分析框架在经济学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正如贝克尔所强调的那样，“经济学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社会科学而成为一门学科，关键所在不是它的研究对象，而是它的分析方法”。本文通过对公共选择理论分析框架的解析，进一步说明公共选择理论由经济市场向政治市场跨越的逻辑推理过程。一、公共选择理论与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公共选择理论（publicchoicetheory）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新的交叉学科。它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尤其是理性人假设）、原理和方法作为分析工具，来研究政治市场上的主体（选民、利益集团、政党官员和政治家）行为和政治市场的运行。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丹斯·缪勒给公共选择理论下的定义常常被西方学者引用：“公共选择理论被定义为非市场决策的经济研究，或者可以简单地定义为把经济应用于政治科学。公共选择的方法仍然是经济学的方法。”但其与主流经济学在分析框架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第一，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经济市场上的供求行为及其相应的经济决策，而把政治决策视作经济决策的外生因素或既定因素。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在经济市场上，个人受利己动机支配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在政治市场上，个人的动机和目标是利他主义的，超越了个人利益。公共选择理论试图把人的行为重新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或理论模式，用经济学的方法和基本假设来统一分析人的行为的两方面，从而拆除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在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竖起的隔墙，创立使二者融为一体的新政治经济学体系。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由两个市场组成：一个是经济市场，另一个是政治市场。在经济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消费者（需求者）和厂商（供给者），在政治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选民、利益集团（需求者）和政党官员、政治家（供给者）。经济市场上，人们通过货币选票来选择能给他带来效用的私人物品；但在政治市场上，人们通过民主选票来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在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上活动的是同一个人，没有理由认为同一个人会根据两种完全不同的行为动机进行活动；主流经济学分析方法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这种政治经济截然对立的“善恶二元论”是不能成立的。第二，主流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都是以微观的个体为起点，按照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进行政治经济分析的，但二者在理论上却存在着分歧。公共选择理论强调他们的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个人主义。布坎南和塔洛克在《一致同意的计算：宪法民主的逻辑基础》中写道：“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不应当和作为组织社会活动规范的个人主义相混淆。前一种个人主义表示试图把政治组织的所有问题简化为个人面临各种选择以及他在这些选择中所做的选择。而指导他选择的目标或标准在这种分析中不占任何位置。相反，作为一种组织规范的个人主义包含明确认可一定的价值标准。”主流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分析目标是客观的，公共选择理论的成本效益以及选择都具有主观性质。公共选择学派强调，任何外部观察者都不能确定社会的福利情况，只有个人才知道他们自己的效用，因此，必须给个人充分的选择自由。而主流经济学则认为，资源配置是否有效率，可以由客观标准确定或可以从物质上进行计算，函数的最大值也是客观确定的。第三，自1932年罗宾斯发表《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以后，经济学是研究在各种可供选择的或有竞争性目标中怎样配置稀缺资源的科学，这成了经济学教科书中的标准定义。根据这个定义，人们的选择行为和选择结果似乎与制度结构和宪法秩序无关。分析框架以资源稀缺性为基本前提。公共选择理论试图重新构造经济学的理论大厦，他们对主流经济学的挑战就是从经济学的定义开始的，认为经济学不是一门选择的科学或资源配置理论，而是一门交易的科学，把市场交易作为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分析的重要工具，分析框架以市场交易为基本条件，并在此基础上得以展开。二、公共选择理论方法论形成的理论基础公共选择理论是以公共财政理论为理论之源的，因为财政理论是关于政府税收和政府支出的理论，涉及到公共产品的供给与消费。政府税收和政府支出是政府或集体的活动，在政府的收支过程中，消费者面对的是国家或政府，而不像在经济市场上，他面对的是企业。这些特点把财政学与经济学中的其他分支区别开来。经济学理论大都集中研究非政府的决策人（如消费者、生产者）的活动，财政学则把公共经济引入解释私人经济活动的分析体系。为此必须研究税收和支出选择的政治决策机制，而政治决策则是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主题。19世纪末，瑞典经济学家维克塞尔提出了政治自愿交易学说和一致性原则。他认为，没有个人利益就没有任何利益。人们正是基于自身利益，通过自愿的交易来形成所需要的政治过程的结构。在市场上，个人用一种物品交易另一种物品；在政治上，个人交易他们同意的公共需要的成本份额。由于政治行为人是在一定的规则内做出选择的，所以规则是极其重要的。如果判断规则是否重要，就需要确立某种标准来进行检验。用全体一致的原则来检验政府活动的

效率是最好的检验原则。在维克塞尔之后，另一位瑞典经济学家林达尔提出了公共产品理论。林达尔在1919年发表的《公平的赋税》一文中，根据维克塞尔的自愿交易学说，认为公共产品的生产同私人产品的生产一样，都是社会成员各自交易的获益的行动。人们通过公共产品的消费获得满足，人们缴纳的税款则是为公共产品的生产支付的成本价格。政府在一定时期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数量不是任意的，而是由不同利益的社会成员进行相互交易的均衡点来决定的，并由此确立了公共产品市场与政治市场相均衡的理论基础。19世纪在欧洲大陆流行的霍布斯、洛克等人的政治学说，尤其是社会契约理论也构成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的思想来源之一。社会契约理论家们认为，人类曾经生活在一种没有法律和政府的自然状态中，并且由于这种自然状态缺少一个公正的、强有力的裁判者而相互为敌。于是人们便通过相互订立契约，把部分自然权力让给社会，从而产生了国家和政府。政府的权力不是无边无际的，它受宪法的制约；统治者也必须遵守社会契约，否则选民有权推翻他。这种自然法思想和有限政府学说构成公共选择理论中的国家学说的基础。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致力于分析市场的缺陷，强调政府干预的合理性，把纠正市场失灵的希望寄托于政府，把政府看成是一部超级机器，是集体利益的体现。公共选择理论并不认为政府就是公共利益的直接代表，而是只有通过政治程序或在“一致同意”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公共利益目标。塔洛克发现，资本主义企业和行政部门的区别在于个人在其中的表现不一样，而在规定他们追求个人目标时自治程度的行为准则和制度约束在私人企业中要比在政府部门中严格得多。由此产生了一个反常结果：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私人企业中的个人活动最有可能符合公共利益，而在行政机构中，人们却有可能恣意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不管这些个人利益是否符合公共利益。这不但为“政府失灵”提供了微观分析基础，而且成为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特征。福利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都认为，市场机制并不象古典经济学所说的那样，是一架运转良好、能够自动调节的机器，市场的解决办法并不总是最优的。政府（或集体）干预应该纠正市场机制的缺陷，这些缺陷是传统的完全竞争模型的假设和实际情况之间的差异造成的。如垄断、外部性、公共产品、信息不完全以及规模经济的存在和出现，完全竞争模型并没有把这些情况纳入它的分析框架。因此，他们提出国家应当更多地担负起纠正市场机制的缺陷、使社会资源得到最优配置的责任。但公共选择理论从“经济人”的自利性，推出了由这些人组成的政府必然是失灵的结论。这对凯恩斯政府干预理论是一次重大的修正，并使经济学分析由经济市场向政治市场延伸，公共选择的政治程序化有了逻辑基础。公共选择理论在由经济市场向政治市场的延伸中，只强调了“经济人”利益的最大化，而对“经济人”在政治市场上的政治利益及政治集团利益并未做出解释。将个体置于政治市场中，应当存在一个“政治人”或“社会人”。这往往需要借助于政治经济分析方法对政治人的政治利益进行描述，否则“投票”中的政治民主就失去了逻辑基础，也不能很好地说明利益集团政治诉求的动因。三、对方法论个体主义的评价主流经济学的所谓制度心理个体主义，是包括以下几个命题的分析方法：一是只有个体才能有目标和利益，因此，任何制度分析除了个体之外不可能找到其他科学的解释基础；二是社会整体是个体行动的结果，所以社会整体必须归结到个体行为上才能形成一致性的理论；三是个体行为的动力是由个体主观效用最大化构成的，个体行为的性质是由认知结构决定的，因此，对制度等整体范畴的认识必须从个体心理出发。公共选择理论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体现在它们对社会秩序和个人行为的看法以及对政府和政治的见解上。在公共选择理论家看来，个人只是社会秩序的基本组成单位，而政府只是个人相互作用的制度复合体，个人通过制度复合体做出集体决策，来实现他们相互期望的集体目标，同时也通过制度复合体开展与私人活动相对立的集体活动。公共选择理论把个人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把社会存在看作是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认为应当根据个人来解释社会和政治，而不是根据社会来解释个人。布坎南曾经把他的公共选择理论看作是“政治过程的个人主义理论”。但是公共选择理论对政治程序的解释，只是一种逻辑推理，与主流经济学一样，在分析框架方面面临着难以克服的缺陷。一般认为，方法论个人主义是门格尔提出的。1883年，门格尔出版了《关于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方法的调查研究》，提出了关于人类行为的假设。他认为，经济理论的最简单因素是个人的评价，以此为出发点，可以形成实际生活中可观察到的更为复杂的经济关系。把方法个体主义加以系统阐述，并把它作为基本原理来加以推崇的人是与门格尔属于同一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米塞斯指出，构成方法论个人主义原理的内容有三项：第一，任何行为都是由一些个人做出来的。一个集体有所作为，总是经由一个人或多个人做些有关集体的行动而表现出来的；一个行为的性质，决定于行为的个人和受该行为影响的各个个人对于这个行为所赋予的意义。第二，人是社会动物，但社会过程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个人行为的不断变动就是社会过程的进展。第三，集体是无法被具体化的。由于个人的行为才赋予集体以具体的意义，米塞斯给“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下的定义是，一切行为都是人的行为；在个体成员的行为被排除在外后，就不会有社会团体的存在和现实性。这个定义不但把个人和个人有目的性作为理论分析的出发点，主张对社会现象的分析应当是从个人到社会，而不是相反，而且承认社会机构和社会团体也具有某种意识或目的。卢瑟福认为，只有个体才有目的和权益，社会制度及其变迁只是个人行动的结果。在他看来，个体分析方法，对理解任何一种经济制度或组织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这一方法对理解企业尤其是对理解市场制度或组织，更是不可替代的。因为市场行为以及企业中的契约行为，恰恰就是个人行为的一种直接结果。笔者认为，整体虽然是由个体组成，但它决非是个体简单相加的产物。个体本身并非是抽象的存在物，而是特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因

此，单纯从个体出发来认识制度，一则无法清楚地把握个体本身的性质，而只能从抽象而又含糊的人类行为理论出发；二则无法判断个体间各种直接和间接的相互作用的性质，而只能把个体的相互作用比拟成抽象的契约谈判行动，从而无法把握各种个体间契约谈判行动的外部影响，以便从个体相互作用中总结出社会作用方式的规律性。这些缺陷体现为：第一，无法把握人类行为中各种价值目标的形成过程，特别是意识形态的起源方式；第二，无法解释历史上许多集团行动产生的原因，以及一些非利他主义行为广泛存在的现实；第三，无法真正解释许多社会整体现象起源的过程，而只能给出某种逻辑性的理论假说。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个体主义错误地理解“自由选择”的内涵，从而将各种行为限制、行为强制以及行为能力排除在分析之外。这表现在：第一，最大化分析框架直接排除了个体选择的过程机制。选择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目标不确定以及目标效用结果不确定的存在。如果用完全信息下的最优化行为和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贝叶斯选择模型来代替人类行为，那么实质上就排除了行为选择的可能性，而将社会演变为个体决定论的世界。第二，人的意愿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在考虑其实现意愿的可能性以及实现能力等条件时，选择必须以可实现的客观能力为基础。因此，在没有给予任何主观实现能力的条件下采取的某种违心的行动不是选择，而是一种被强制行为。因此许多社会结果不能被视为是自由选择的结果，而应是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强调人的相互作用，那么它必须分析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主体意识指导下的行为作用方式；二是由该行为通过各种机制产生的间接作用。如果要洞悉各种间接作用的性质，则必须考虑社会结构以及个体所在集团的性质。而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它仅仅分析了效用最大化动机引导下的直接行为作用方式，而忽视了后者。过分强调理性最大化行为方式，可能会将人类行为中非意识性、非目的性的行为排除在分析之外。因为最大化行为方式要求主体的效用偏好必须满足一致性、传递性等条件。但事实上，许多偏好根本无法满足上述三个条件。如许多非财富化价值目标根本不能同财富目标相协同，具有非连续性、跳跃性、间断性的特点；强行将一些社会价值目标和人类各种行为基础都纳入理性最大化行为模式中，必定抹杀这些范畴的内涵，忽视它们在制度变迁、制度绩效中的作用。从包含了意识形态在内的个体行为模式来分析制度，容易导致反复，因为意识形态中的各种规范和价值准则本身就包含了制度的维度，本身也是社会相互作用过程中的产物。而从单纯的抽象的个体出发，则又容易陷入“社会决定个人，个人决定社会”这类争论之中。一般认为，方法论的整体主义者在于他们强调以下三点：首先，社会的整体大于各个部分的总和；其次，社会整体显著地影响和制约着它的各部分行使职能的行为；最后，个体行为将从宏观的或社会的规则、旨意或力量而推断出来，而这些都是独特的适用于作为整体的社会系统的，从个体在整体中的地位（或职务）中推断出来。从整体出发来理解社会形态与制度结构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人不可能仅仅是一个生物形态下的自然人，他还是一个社会中的具体人。既使我们进行最抽象的个体分析，也需要就这个人的生存环境作一个或一些前提假设。这些假设本身就不能不具有社会的、文化的或道德的含义。如果我们假定一个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人，那么，这个假定比如在原始社会就是不可能成立的。因为在那个历史条件下并不存在单纯的可分的个人利益。在管理学中的霍桑实验是说明这一问题的典型案例之一。梅奥在霍桑实验的第四阶段的结果表明：如果人是为了追求个人最大利益化的人，那么工人将会按照计件工资尤其是累进的计件工资的要求，努力争取完成大的生产定额。但这个适合于市场制度的假设，在企业组织内部却并不成立。在班组中的工人宁可完成大部分工人所完成的生产定额，既不愿意超额，尤其不愿意过多地超额。为什么同样的人在同一市场中，所做的行为选择会如此不同呢？因为一个人处于不同的制度结构中，他的行为选择就会有所不同。制度决定个体行为，而不是个体行为决定制度。缪勒认为，公共产品的特性构成了公共选择存在的理由。从公共产品的个别特性中推论出整体的特性的方法，由于忽视了公共产品供给中的社会历史意义，特别是尚未将社会历史分析方法纳入分析框架之内，公共选择的理由是很不充分的。如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公共产品的本质特征决定了政府提供的必要性。其基本逻辑分析是：公共产品的基本特征是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和外部性。非排他性决定了人们在消费这类产品时，往往都会有不付费的动机，而倾向于成为免费搭乘者。在一个经济社会中，只要有公共产品存在，“免费搭车者”就不可避免。这样，私人企业如果提供公共产品，就无法收回成本。同时，由于公共产品的个人消费“量”是不确定的，价格机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竞争市场上一般无法提供这类产品，因而需要公共经济部门介入。对于公共产品的政府提供，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从不同的分析视角和运用了不同的分析方法，给了出不同的理由：从社会学的观点出发，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可能是构成政府存在的重要原因。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生产工具简陋，文明程度太低，人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是非常弱的，只能依靠国家集中全国的资源和人力来进行，而且在人类历史上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所以，随着历史的延续和发展，组织和管理这一共同体活动，促成了政府的产生并构成政府活动的主要内容。魏特夫据此得出了“东方专制社会”主要起源于干旱半干旱地区的结论。马克斯·韦伯在分析到这一问题时也指出：“在埃及、西亚和中国文化演进中灌溉是具有关键性的问题。治水问题解决了官僚阶级的存在，依附阶级强制性劳役以及从属阶级对帝王的官僚集团职能的依附”，阐明了官僚政治存在的基础；马克思谈到政府这一职能时，对此做出了明确的论述：“节约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弗兰德和意大利，曾使私人企业家结成自愿的联合，但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辽阔，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

的职能。”魏特夫、马克斯·韦伯及马克思都从公共工程的组织的角度阐明了政府存在的原因，也明确地区分了东西方社会在进行公共产品提供时的不同制度安排。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人类（集体）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才导致了政府的产生或形成了这一制度安排。所以，社会历史分析方法也是十分重要的，不能把它完全排斥在经济学分析框架之外，否则不能充分说明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和结果。四、结论公共选择理论与主流经济学的突出的区别是：主流经济学把利益冲突和利益集团放在了经济学之外，留给了政治学；公共选择理论由于研究视角向政治领域的延伸，对利益集团及其利益关系进行了探讨，但并没有把利益冲突及矛盾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纳入分析框架之中，而是仍然坚持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在遇到个人需求偏好缺失与公共选择的矛盾无法解决的情况下，便把经济问题上升为通过“政治程序”解决。这既是公共选择理论的贡献，也是公共选择面临困境时的选择。但问题到此并没有结束，如何把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能置于一个合理的分析框架内，把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就需要引入新的分析方法。研究社会经济制度问题必须采取“利益———冲突———矛盾”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因为：第一，公共选择理论“理性———最大化———选择”和“成本———效益”分析框架在纳入制度因素时，必然会产生许多该分析框架不可解决的理论冲突，也不可能真正地把握制度的本质和市场交易的根源。第二，政治经济学的本质是一种“社会经济学”，它为分析各种社会经济制度提供了一个内在逻辑相一致的理论分析方法。而公共选择理论首先构建了行为理论（包括奥尔森的集体行为理论），在行为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理性选择理论，在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交易理论，从而构建了公共选择理论的大厦。具体表现为：一是在修正古典“经济人”行为假设的基础上，将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以及各种非财富最大化价值目标纳入行为理论之中；二是将新古典的“理性—最大化”模式进一步拓宽，运用于整个社会范畴，认为每个人都进行着选择，即便是在一个政治市场上，也是每个人都在一定约束内“自由地”选择。由于抽象地从人类个体出发，因此，公共选择方法论只能将人类不同的个体视为无差别的、平等的原子体，从而只能将人类相互作用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归结为机会主义式的冲突，而无法看到个体谈判与个体谈判相互的间接影响。因此，集团间的利益冲突就被排除在理论分析之外了。这决定了公共选择经济学无法将它的分析深入到社会生产系统中。公共选择理论虽然对利益集团及利益关系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但并没有揭示利益冲突的结果，也没有认识到个体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宏观结构的冲突决定的。因此，分析公共行为与公共利益必须采取“利益———冲突———矛盾”的政治经济学方法。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经济的分析，采用的是最具代表性的“利益———冲突———矛盾”分析框架。正如克莱因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研究经济问题的方法完全不同于凯恩斯和古典派的方法论。马克思并未研究单独的个人行为，而是直接研究各阶级的行为，马克思体系的宏观单位不仅是生产者和消费者，而且也是工人和资本家。这两个集团是相互排斥的，他们的利益的基本冲突成为经济体系变化的推动力之一。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方法论整体主义都坚持着一个片断，坚持着观察世界、观察人类社会的一个视角，因此都是不正确的。个体分析方法与整体分析方法应当是互补的；只采用其中任何一种分析方法，都不可能获得完整全面的认识。经济学的研究中应当采取的是整体分析与个体分析相结合的规则。参考文献：[1]刘元春。交易费用分析框架的政治经济学批判[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2]方福前。公共选择理论———政治的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3]李建德。制度经济演进大纲[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4][美]加里·S·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5]钱颖一。理解现代经济学[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2）。[6]JosephE.Stiglitz.Economicsofthepublicsector，W.W.NortonandCompany.NewYork.London.

[摘要]公共选择理论从理性的经济人假设出发分析公共管理组织的行为，公共管理组织也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一面。体制及制度上的缺陷造成乡村两级公共组织为各自利益进行博弈，乡镇政府的越位侵权和村委会过度行政化是当前乡村关系失范的主要原因。完善制度、规范政府行为、培育自治性组织和提高乡村人员素质是治理乡村关系失范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公共选择乡村关系治理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浪潮的推动下，中国乡村社会正处于急剧的社会变迁之中，经济发展、体制改革、民主法制等逐步深入基层社会。在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的转型期，建设一个和谐的乡村社会是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在乡村关系治理的现实实践中，乡村关系到却出现了一些失范现象。其中乡镇政府的越位侵权和村委会的过渡行政化是当前乡村关系改革和发展的难题，严重制约了乡镇行政效能的有效履行和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

一、公共选择理论阐释乡村关系失范

公共选择理论包括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广义的公共选择理论是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流派，是将经济学应用于政治科学；狭义的公共选择理论是作为行政管理学的一个流派而存在，它将公共选择的方法应用于公共行政管理领域，关注的重点是政府的管理活动及各个领域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公共选择即非市场的集体选择，公共选择理论的宗旨是把市场制度中人的行为与政治制度中政府的行为纳入同一分析轨道，即经济人模式。

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行为假定是：人是关心个人利益的，是理性的追求效用最大化者，即理性的经济人。公共选择理论家基于这个出发点，分析了公共管理组织的行为，他们认为，公共管理组织及其组织者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充满公益心，相反他们的和常人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追逐自己的私利，他们首先追求的是个人利益和组织机构的利益，然后才会照顾公众的利益。公共选择理论假定适用于不同的领域，既适用于政府部门组织也适用于非政府部门的自治组织。

摘要：公共理财实践要求政府在当前服务预算、固定最高限额预算和“无限制”预算三种预算假设理论中做出选择。不同层次的预算管理目标模式和编制技术方法构成了选择预算假设时的契入点和支撑点。在控制总投入的管理模式下，其所遵循的预算假设是满足当前服务预算或最高限额预算，此时必然采用传统渐进式的编制方法；控制产出和结果的管理模式则要求遵循“无限制”预算假设，理性预算的编制技术方法得以应用。

关键词：预算假设；绩效预算；预算目标；预算编制技术

编制政府预算是各国政府公共决策过程中的核心阶段，公共部门基于对未来预算年度不同的假设提出预算请求，如有的部门可能根据业务量的需要申请资源，有的根据其认为可以获得的资金做出申请，有的可能是使用这样或那样的方法组合。结果是预算申请基于不同的假设，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部门预算数额之间差距悬殊，而要求预算办公室或财政部门做出不同的反应。很显然，这样做不仅有悖于政府理财的科学性和公平性，还人为增加了预算编制的复杂性和难度，为了避免各职能部门在预算假设上的分散性，编制预算之前政府制定统一的规则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三种政府预算假设理论概述及评价

理论上有三种不同的预算假设：一是当前服务预算。其基本思路是假设既定项目不发生任何变化，部门现时的预算被用作新预算的基础，任何增加预算的申请都仅仅是为了满足其增加的运行成本，如在人员、原材料供给等方面成本的变化。换句话说，政府承诺继续现在的所有项目，履行或有义务。运用这种预算假设时，预算编制可以看作是在以往的基数之上添加或者去掉一个增量，财政部门重点论证的是增量的合理性。二是固定最高限额预算，也被称为现时服务承诺的一种替代方法。在这一假设体系中，首先在整个政府范围内设置资金限制，然后把这一限制分解到部、局和其他子单位，自上至下规定每个预算部门使用的资源限额，本部门的一切支出被固定在此框架中。其优点是获得的预算申请汇总起来不会超过预期的最高限额，有利于财政部门从总体上控制资源，缺陷是资金在部门之间可能分配不均。三是“无限制”的预算或“蓝天”预算[1].假如各部门能够获得足够的资源来满足其需要，这时其预算申请又将如何？这种假设对预算申请设计了几种“倘使…将会怎样”的方法，例如，如果可以提供更多的资金将会如何或者在某特殊领域的项目改善了又怎么办？这一假设并不等同于缺乏预算指导，其目的在于促使各预算单位将其潜在的需求信息全部显现出来并排序，财政部门可以充分比较和论证，统筹考虑。

以上三种预算假设在不同体制的国家以及同一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各有侧重。建立在前两种假设基础上的预算编制既可以避免增加预算赤字，又可以缩小财政部门与各预算单位之间讨价还价的余地，从而减少交易成本，因而在经济稳定、财源稳固的时期较适用。事实上，最高限额预算假设其限额的制定和分解依据并不能完全脱离预算单位以往的基数，而往往是以满足现时服务为前提的。但其缺陷在于：预算管理部门本身对于项目的变化不能提供实质性建议，由于缺乏资源分配的详细信息，表面看来似乎在预算决策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如可以掌控预算限额的分配和审议预算增量，但实质上正是由于缺乏必要和详尽的项目信息，最终大多形成以部门申请意见为意见的局面，在整个预算决策过程中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第三种预算假设则鼓励预算单位暂时不考虑公共资金方面的制约，通过论证实施某一项目的必要性，充分表达其在公共支出领域的偏好，极大地增强了预算信息的公开透明性。对于决策部门来说，可以作为更加满意的资金水平上的讨论基础，当然如果缺乏科学的预算管理方法，则有可能会超过决策者的经济和政治能力而不能实施。

内容提要:公共选择理论分析从经济市场向政治市场的延伸是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新扩展。这一扩展所依托的理论基础及采用的分析框架在经济学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公共选择理论与主流经济学相比在分析框架上有显著特征。公共选择理论仍然坚持方法论的个体主义，而在遇到个人需求偏好缺失与公共选择的矛盾无法解决的情况下，便主张通过“政治程序”来解决经济问题。这种“选择”既是公共选择理论的贡献，也是公共选择面临困境时的选择。社会历史分析方法也是十分重要的，不能把它完全排斥在经济学分析框架之外，否则，便不能充分说明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和结果。

[关键词]公共选择；分析框架；主流经济；政治市场

以经济分析方法著称的当代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认为，“经济学的发展已经进入第三阶段。在第一阶段，人们认为经济学仅限于研究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结构；到了第二阶段，经济理论的范围扩大到全面研究商品现象，即研究货币交换关系；今天，经济研究的领域已囊括人类的全部行为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定”。公共选择理论分析从经济市场向政治市场的延伸正是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新扩展，而这一扩展所依托的理论基础及采用的分析框架在经济学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正如贝克尔所强调的那样，“经济学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社会科学而成为一门学科，关键所在不是它的研究对象，而是它的分析方法”。本文通过对公共选择理论分析框架的解析，进一步说明公共选择理论由经济市场向政治市场跨越的逻辑推理过程。

一、公共选择理论与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

公共选择理论（publicchoicetheory）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新的交叉学科。它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尤其是理性人假设）、原理和方法作为分析工具，来研究政治市场上的主体（选民、利益集团、政党官员和政治家）行为和政治市场的运行。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丹斯·缪勒给公共选择理论下的定义常常被西方学者引用：“公共选择理论被定义为非市场决策的经济研究，或者可以简单地定义为把经济应用于政治科学。公共选择的方法仍然是经济学的方法。”但其与主流经济学在分析框架的差异主要表现在：

第一，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经济市场上的供求行为及其相应的经济决策，而把政治决策视作经济决策的外生因素或既定因素。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在经济市场上，个人受利己动机支配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在政治市场上，个人的动机和目标是利他主义的，超越了个人利益。公共选择理论试图把人的行为重新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或理论模式，用经济学的方法和基本假设来统一分析人的行为的两方面，从而拆除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在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竖起的隔墙，创立使二者融为一体的新政治经济学体系。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由两个市场组成：一个是经济市场，另一个是政治市场。在经济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消费者（需求者）和厂商（供给者），在政治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选民、利益集团（需求者）和政党官员、政治家（供给者）。经济市场上，人们通过货币选票来选择能给他带来效用的私人物品；但在政治市场上，人们通过民主选票来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在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上活动的是同一个人，没有理由认为同一个人会根据两种完全不同的行为动机进行活动；主流经济学分析方法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这种政治经济截然对立的“善恶二元论”是不能成立的。

摘要：最近几年，由于耕地保护制度的利益之间发生了一些矛盾，所以我们要使用公共政策选择来研究讨论该制度之间的利益矛盾。然后把“经济人”的理念导入到该制度的供给和使用过程之中，并研究讨论将加入进来的主体的利益最大化会给该制度带来怎样的影响。研究说明：在该制度的现状下，为了满足利益能够最大化的要求，所以每个加入进来的主体和该制度都已经起了冲突。这样一来，我们就要对该制度进行改革创新，文章针对该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讨论，以供需要的人参考。

关键词：耕地保护；利益冲突；公共政策

1耕地保护制度中的利益冲突：公共选择的分析视角

1.1国土部门幂哇益与耕地保护绩效

我国的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就专门为这个制度设置了一个科室，对委托的角色来说，地方国土管理部门就属于该制度的人，它同时受两级政府的委托和引导，一个是上级政府另一个是同级政府。现阶段，出现了一种链比较长的现象，还有委托的鼓励、制约机构缺乏等关键问题。首先，最底层的管理单位，向上级汇报假的情报，进而达到将一些不想让上级知道的情报汇报不上去的目的；其次，在缺少监控和管理的基础上，国土资源单位和不合法使用土地的部门构成利益关系，然后双方获取了利润。使用土地的部门为了减少使用资金，贿赂管理人员，取得占用耕地的“权力”。只要对其没有进行好好的监控和管理，那么就会出现“寻租”现象。

1.2政府官员利益与耕地保护绩效

公共选择是民主共和的社会基础，这个源自古希腊城邦，已有数千年历史传统的信念，成为现代社会不可动摇的基石。然而，1785年Condorcet发现了著名的“投票悖论”问题。1951年KennethJosephArrow则在其《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一文中证明了“不可能定理”，指出在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备选对象中，社会成员可以自由地按任何方式对它们排序，因此，没有任何一种投票方法能解决“投票悖论”问题。这一结论引发了一系列的讨论，因为它直接动摇了人类数千年来公共选择的理论基础，更动摇了思想启蒙运动的根本信念。为此，AmartyaSen在1970年发表了《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从放宽效用的可度量性原则出发，证明了“投票悖论”的可解决性，并指出：“如果个人效用是可度量的，则Arrow不可能定理不再成立；如果个人效用不可度量，则Arrow不可能定理什么也没有说”。这就是“投票悖论”的现实状态。对于这个问题，本文将进行限于公共选择方面的讨论，对“投票悖论”进行证明，同时还证明只要在合理的简单偏好连续性与可判定性条件下，“投票悖论”对公共选择的结果没有影响。

一、“投票悖论”的存在

“投票悖论”的描述：给定3个备选项A、B、C，给定一个决策集共有n个决策者，当决策集中各决策者对A、B、C的偏好分布均衡时，多数决策原则不能得出唯一偏好占优的集体决策上面的表述还可以用一个例子具体化：假设认为A最优的决策者占决策者总数的1／3，且A的拥护者又分为两派，一派占A的全部拥护者的2／3，他们认为B优于c，另一派占A的全部拥护者的1／3，他们认为C优于B；认为B最优的决策者占决策者总数的1／3，且B的拥护者又分为两派，一派占B的全部拥护者的2／3，他们认为C优于A，另一派占B的全部拥护者的1／3，他们认为A优于C；认为C最优的决策者占决策者总数的1／3，且C的拥护者又分为两派，一派占C的全部拥护者的2／3，他们认为A优于B，另一派占C的全部拥护者的1／3，他们认为B优于A。在这一实例中，每一个决策者都是理性的，具有完全的偏好。但是，决策集作为一个整体就不具有完全的偏好，而且在多数原则下，决策集的偏好与决策路径相关。事实上，先用A与B相比，总有A优于B，再用A与C比，则C优于A，于是C胜出。可以看出，没有任何一个备选项可以连胜两场。在两两比较的情况下，它们构成了一个环，这种“环”就是“投票悖论”的基础。

对“投票悖论”进行进一步分析，我们引入偏好均衡与偏好占优的概念。偏好均衡是指决策者对备选项的优劣没有看法，认为备选项完全一致，这一偏好状态对决策个人是严格禁止的。偏好占优是指决策者认为两个备选项有优劣之分，并能判定其优劣性。“投票悖论”表明，个人的偏好占优不等于集体偏好占优。这个结论是显然的，因为在上述的实例中存在着偏好的均匀分布，不存在一种集体偏好占优。所以严格从多数性原则来看，“投票悖论”始终存在着可能性。而且与Arrow的结论不同，在两个备选项存在的条件下，只要存在偶数决策者，则多数原则下的“投票悖论”仍旧存在。这就是一般决策机构之所以总是要求人数为奇数的理论基础。因此，在仅限于公共选择的偏好性讨论中，两个备选项与多个备选项是一样的，都可能发生决策者个人全部具有偏好占优而决策集不具有偏好占优的情况。即在简单多数的原则下，集体偏好均衡始终存在着可能性。

二、选择偏好的可测度性影响

在上面的分析中，事实上我们假定了选择偏好是无限可分的，因为我们要求决策者能对任意两个备选项给出占优性偏好，而这个要求正是之前全部学者们分析的基本假定。在这个假定下，我们将进一步分析投票制度中“投票悖论”的发生概率。分析以上的过程，可以看出那是一种(0，1)记分制度的方法，即实际上将决策者偏好设定为两个状态，偏好占优一方加1分，另一方加0分。由于上面提到的选择偏好的无限可分性假定，我们也可以将记分等级加深，比如按(0，1，2，3)，甚至(0，∧，∞)记分。这样，每当扩大一倍的记分等级，整个投票系统的可行状态空间就扩大一倍，则对于两备选系统而言，其“投票悖论”出现的概率就缩小一倍，即有：

摘要：近年来，无论是政府经营投资，还是私人企业投资的项目工程都是现代研究人员研究的热点问题。但民间投资相比于政府投资而言，研究人员对其建设管理的模式研究较少。从政府和市场分工的方向入手，并站在公共项目建设管理中的有关原则和政策的角度上，可以将公共项目建设管理的模式分为民间融资、国有国营、多种经济结构等模式。而根据投资者的不同，可将公共项目分为政府投资性项目和私人投资项目。研究人员和投资者只有更加了解公共项目建设管理的模式，才有利于公共项目的建设，从而创造更大的收益。

关键词：公共项目；管理模式；国营模式；经济效益

有的公共项目的建设是为了获得一定的经济收益，比如轨道交通的建设，在为广大人民服务时，并不是免费的，而是要收取一定的费用，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有的公共项目是单纯的服务社会，不在意经济效益，比如消防设施的建设，并不需要人们缴纳任何费用，是单纯地为防火灾使用。我国传统的改革项目建设管理的模式是采用自我建设、自行管理或专门设立管理机构对其进行管理。随着时代的进步，在公共项目建设管理中，传统的建设管理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建设管理也出现一些新型的管理模式。

1现阶段管理模式改革中遵循的原则

1.1既重公平，又重效率

一般在我国的公共项目工程大多不是为了获得经济效益，其注重的是为公众服务。且公共项目的建设所需的资金较多，一般没有国家的投资和支持很难建设起来。所以，我国的公共项目一般多是由国家投资，且财政来源一般为国家下拨或是国内外的转赠所得。无论是国家资金下放，还是转赠，大部分资金还是离不开纳税人的缴纳，所以，公共项目一定要注重公平，保证广大人民的公共利益，同时还要注重社会效益，提高公共项目工程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