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物品范文10篇

摘要：本文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河南省农村公共物品固定资产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固定效应模型表明，农村公共物品固定资产投资是造成地区间农业总产值差异的因素；随机效应模型表明，农村公共物品固定资产投资也是造成同一地区不同年份农业总产值变化的因素，即农村公共物品固定资产投资促进了农村经济增长。最后分析了河南省当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关键词：农村公共物品；固定资产投资；经济增长效应；面板数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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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河南省作为农业大省，农村经济发展问题显得尤为重要。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4年底，河南省乡村总人口达到7968.77万人，占河南省总人口的82.0％，占全国农村总人口的8.5％。2004年河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2553.15元，在全国排第19位，较全国平均水平低383.25元。因此，迫切需要积极探索促进河南省农村经济增长、增加农民收入、变农业大省为农业强省的途径和政策。

大量的研究表明，农村公共物品投资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一项对58个国家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与农业发展关系的研究表明（Binswanger，1989），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与农业总产值的增长呈正相关关系：水利灌溉设施增长1％时，粮食总产量增长1.62％；公路修建增长1％时，粮食总产量增长0.26％，农村的公路密度每增长1％时，粮食总产量将增长0.12％；成年人的识字率上涨1％时，粮食总产量增长0.54％。樊胜根等（2002）的研究表明，政府用于促进农村生产方面的投资不仅促进了农业生产增长，同时还促进了农村扶贫，缩小了地区差距，但投资收益因投资的地区不同而有很大差异。不同地区农村公共物品投资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大小是不同的，因此本文以河南省农村公共物品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为研究对象，确定农村公共物品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为政策的实施提供理论依据。

摘要：以蒂布特模型的“用脚投票”理论为基础，利用中国30个省市1997～2005年的PanelData建立PanelData模型，实证分析各地区的地方公共物品供给对吸引FDI的影响。结果表明，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与FDI的吸引呈显著正相关，各地区公共物品供给差异是FDI区域分布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键词：用脚投票；地方公共物品；FDI；PanelData

外商会根据自己的偏好选择合适的投资地，这是蒂布特模型描述的“用脚投票”典型。社区间地方公共物品供给的竞争就如同厂商间为了消费者而展开的竞争，居民“用脚投票”显示自身偏好，选择提供符合自身偏好的或更有效率提供这些公共产品的社区，最终能导致公共资源的有效配置，实现帕累托最优。但是，蒂布特模型的这一结论是建立在非常严格的假设基础上的。

这些假设并不完全满足现实。幸运的是，用“用脚投票”理论来解释FDI的流向选择非常合适。外商直接投资区域选择是一个典型的“用脚投票”模型。这里“用脚投票”的核心是偏好显示，外商会根据自己的偏好选择合适的投资地。因此，地方公共物品供给的数量和种类及质量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外商的直接投资流向和选择。

关于吸引FDI的影响因素问题．国内外有大量文献对此做出了分析。Qu和Green(1997)通过对100个城市1985—1993年外商投资区位的决定因素进行分析，发现城市规模及其中心优势、经验积累、集聚冈素、基础设施、经济增长和政策工具对外商投资进入有着积极的影响．而与来源国的社会和地理距离有着负面的影响。胡涵钧和千纪亮(2005)把外商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分为两个阶段：1979～1991年为第一阶段，认为决定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分布的l大I素是市场需求、邮电通信水平、劳动力数量、工资水平、对外贸易、产业结构和优惠政策7个元素：1992年以后为第二阶段。决定外商直接投资地区的因素是市场需求、邮电通信水平、国际贸易、产业结构和优惠政策5个元素。其中．产业结构最为关键。中央政府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影响力，而地方政府政策则较少或没有影响作用。因此，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竞相提出过于优惠条件的做法是无效果的(殷华方等，2004)。张海洋(2003)选取沿海地区与中两部地区的数据，采用PanelData方法运用市场需求、市场大小、聚集程度、劳动成本、人力资本水平等指标分析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FDI吸引差异。综观以上研究。大多数是从一般角度分析影响FDI的区位因素．但是基础设施等地方公共产品包括的种类很多，如交通、能源、通讯、环保等等，各个部分对外资的具体影响程度如何，如何合理配置公共资源，本文的着眼点正是基于此。

一、基本模型和数据问题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下简称“新农合”)是一项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互助共济制度。该制度运行八年来取得了重要成果，减少了参合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提高了农村居民健康水平，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新农合制度在运行中也出现了种种问题:筹资困难、保障水平偏低、基金风险池小等问题。这些问题之所以出现是由当前新农合制度本身的不稳定性造成的。新农合作为一项制度型公共产品，其稳定运行需要制度供给方———政府不断完善制度本身，加强监管，保证政府投入。研究新农合制度公共产品特征对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稳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政府该生产哪些物品，提供哪些服务应该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而不是政府决策者一时冲动的决定。这种理性就建立在物品分类和对物品提供机制的理性选择上”［1］。物品如何分类主要依据竞争性和排他性:排他性是指可以阻止一个人使用物品时该物品的特性，排他性是物品的关键特性，排他与否决定了物品能否由市场生产;竞争性是指一个人使用一种物品而减少其他人使用时该物品的特性［2］，即在给定的生产水平下，为另一个消费者提供这一物品所带来的边际成本为正。依据物品排他性和竞争性特征，可以将物品和服务分为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于1954年发表的《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首次明确使用了“公共物品”这个概念———“每个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都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该物品消费的减少。”相对于私人物品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公共物品特征便是非竞争性、消费上的非排他性、外部性等，其中消费上的非排他性指一个人对公共物品的消费并不排斥他人对它的同时消费。由于公共物品具备以上特征，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的市场不能使得生产和供给达到最优:私人经济部门或者由于投入太多、效益低而无力或不愿意提供;或者容易造成垄断，导致成本上升、效率下降，损害消费者利益。因此政府出于其合法性的考虑必须通过国家开支，担负公共物品生产和供给的主要责任。

1新农合制度公共产品特征分析

我国宪法规定健康权是一项基本人权，而健康需要是一种公共需要，每个公民都有权利拥有。新农合制度是一项覆盖全国8．83亿农村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其制度目标是保障农村居民基本医疗卫生需求，提高农村居民健康水平。因此，作为制度型公共产品，新农合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积极外部性、公平性等特征。

1．1新农合制度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特征分析首先，新农合制度运行八年来具备非竞争性特征。一方面农民参加新农合并没有减少或干扰其他农民同时参加新农合，只要是农村居民都可以纳入新农合保障范围之内，这里并不存在竞争性关系。另一方面，参合农民在政策范围内发生的医疗费用可以获得新农合基金补偿并不会减少其余参合农民获得医疗费用补偿额度或者增加补偿难度。另一方面新农合供给尤其是基金补偿存在着公共物品“拥挤现象”。“公共物品本身边际成本为零，每增加一名消费者并不会增加供给成本;但因为非竞争性的存在，当使用者达到一定数量时，就会产生拥挤现象———此时会产生边际成本，公共物品质量和数量便会遭到严重破坏。”［3］新农合每年筹资水平较低，资金总额少，风险池小，基金补偿能力有限。参合农民发生医疗费用便寻求补偿，一旦当年补偿人次过多超过基金承受力度，基金便会出险，进而会对新农合整体运行造成威胁，影响制度合法性与稳定性。其次，为我国农村人口提供基本医疗保障的新农合制度具有明显的非排他性特征。对于私人产品而言，不购买便不能享受，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目标是覆盖所有农村居民，让参合农民都能获得基本医疗保障，此时新农合的边际费用为零。对于新农合所规定的医疗费用补偿措施，农村居民只要参加就可以享受，同样可以获得新农合制度带来的各项优惠，不会出现个体之间互相阻碍对方享受新农合产生的福利现象。

1．2新农合制度积极外部性特征分析著名经济学家赫勒指出外部性是这样一种状况:物品效用函数不仅依存于其自身所能控制的变量，而且依赖于其他人所能控制的变量，这种依存关系不受市场交易影响。简而言之，在市场经济日益发达情况下，物与物之间关联度增强，物品效用不仅受多种因素制约，而且能够作用于与之相关联的其他物品，对其产生影响。一般来说，外部性分为积极外部性和消极外部性两种。作为制度性的公共产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具有明显的积极外部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一方面将全国8亿多农民重新纳入到基本医疗保障体系中，对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农村居民的健康水平得到显著改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得到逐步缓解。其中，作为反映一个国家居民健康水平重要指标的婴幼儿死亡率从2000年的32．2大幅下降到19．0‰;男女平均期望寿命从2000年的69岁、73岁增加到2005年的70岁、74岁;严重威胁农村居民身心健康的传染病两周患病率从2003年的2．7‰下降到2008年的2．2‰。这些数据都表明新农合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行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缩小了农村与城市、东中西部农村之间人民健康水平之间的差距，提高了农民的身体素质，为我国农村地区贫困人口的减少以及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3新农合制度公平性特征分析目前我国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差距较大，2009年东中西部地区地方财政收入分别占全国比重57．6%、23．8%、18．6%，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7156元、4793元、3816元。［4］新农合制度作为一项在全国范围推广的制度型公共产品，其制度目标是覆盖我国8．83亿农村居民，必须在地区差异性如此明显情况下体现公平性。新农合制度的公平就目前而言必然是一种低标准、低保障的公平，必须考虑到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财力以及农村居民承受力度。因此，中央政府将“广覆盖”、“保基本”纳入新农合制度运行的基本原则。笔者认为目前我国坚持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设计为一项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村互助医疗制度具有可接受性。因为导致广大农村居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最主要的原因是大病(笔者将大病理解为发生大额医疗费用的疾病)，在新农合筹资水平低、基金有限情况下，必须有限解决最困扰农村居民的大病，这样也能更好体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互助共济特点，当然国家明确鼓励有条件地区可以开展门诊统筹。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东中西部差距日益缩小，地方政府财政实力不断增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不断提高，政府不断提高新农合筹资标准，扩大基金规模，提高补偿比例，将“大病统筹为主”转变为“大病小病皆保”，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向更高标准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发展。

摘要：长期以来城市公共物品是一个城市得以存在、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但城市公共物品却一直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如何进行城市公共物品的供给，以实现城市居民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对于一个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本文从城市公共物品供给的理论界定、现状进行分析进而提出加强城市公共物品供给的对策。

关键词：城市公共物品对策

一、理论界定

“公共物品”这一概念首先由瑞典经济学家林达尔于1919年在其博士论文《公平税收》一文中正式提出的。而再次正式使用此概念的是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他认为公共物品具有两个特征：非排他性和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布坎南在《民主进程中的公共财政》一书中也强调了公共物品的显著特征就在于它的不可分性和排他性。斯蒂格利茨在《经济学》中也指出“公共物品是这样一种物品，在增加一个人对它分享时，并不导致成本的增长(它们的消费是非竞争性的)，而排除任何个人对它的分享都要花费巨大成本(它们是非排他性的)。”除此之外，他还指出，有些公共物品在消费时会产生拥挤性，如道路、公园在消费者达到一定人数时就具有拥挤性。

(一)城市公共物品定义

关于城市公共物品的定义，几乎每个学者都有不同的表述，但是就其本质来看，他们的观点又都具有一致性，只是在侧重点方面存在某些差异。比如，邢福俊认为，所谓城市公共物品，是指以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保证城市居民的健康和人身安全为前提，为城市化社会进步和发展所提供的城市内部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一、服务型政府理论与公共物品供给

（1）服务型政府理论概念。德国行政法学家厄斯特•福斯多夫1938年发表了《作为服务主体的行政》一文，并首次运用了“服务型政府”一词。1998年，张康之教授在我国学术界最早提出了这个概念，将“服务型政府”定义为把公众服务作为政府存在、运行和发展的根本宗旨的政府。此外，学者谢庆奎认为，服务型政府是民主政府、有限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绩效政府，与中国传统的管制型政府是截然不同的。总结概括各位学者们对服务型政府的认识，本文认为，服务型政府就是以人本为，政府根据人民和社会的需求，充分利用各种方法和手段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物品和服务，以公众需求确定服务内容、以公众满意度衡量绩效并承担相应责任的一种新型政府治理模式。（2）公共物品供给内涵。通常认为，公共物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决定了政府应是主要提供者。事实上，公共物品的供给包含两层涵义：第一层是公共物品的融资，即提供公共物品的资金来源，由谁为公共物品付费、以何种方式付费。第二层是公共物品的生产，即由谁负责、如何将公共物品的投入要素转化为产出。本文认为，公共物品是社会成员所共同需求的，而政府是拥有公共权力的公共组织，其存在的前提是以公共利益为导向，为公众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从而满足公共需求，但是政府并不是唯一的供给主体，而是作为主要供给主体之一，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

二、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状况及存在的问题

（1）农村公共物品供求结构性失衡。当前，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普遍存在公共物品供给和需求结构失衡的问题。由于一些地方政府存在一定的官僚主义倾向，将农村公共物品的作为政府领导“政绩”的外在表现，一些领导干部为了得到上级政府的赏识，往往会打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动新型城镇化”的旗号，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修建一些政府广场、高档宾馆等，不过这些公共物品并不是农民急需和和农村经济发展必须的。由于农村经济发展普遍落后，大部分农民的收入来源集中在种地、养殖、打零工等，收入水平职能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无法消费使用这些“高贵”的公共设施，从而造成公共资源的大量浪费。（2）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参与者缺席。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公共物品的供给主要是以政府为主体，农村公共物品则主要是由乡镇一级的政府的来提供，缺乏政府以外的其它参与者，形成了一定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垄断的现象。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政府缺乏对社会组织的信任，因为社会组织更多的关注农村贫困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留守儿童教育等问题上，而政府则认为是社会组织质疑政府的管理工作和治理能力，导致其不愿将一些涉及民生、文化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上交给它们完成，大包大揽，这种单一的供给模式使得政府入不敷出，产生较大的财政压力，难以保证农村公共供给的质量和效率。（3）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难以充分反映农民需求。目前，我国仍有不少地区的农村公共物品的提供并不能充分真实反映农民需求。通常情况下，我国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决策主要是由政府制定，一些决策者出于任期内政绩和个人利益的需要，去制定公共物品供给政策。这种供给模式排除了广大农民的参与，由政府的政府领导的主观意愿决定为农民提供何种类型的公共物品和供给的数量，从而将政府对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偏好代替了农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偏好。

三、服务型政府理论视角下的供给路径选择

（1）重塑管理理念，建立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的理论要求地方政府要实现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首先要进行职能的转变：第一，地方政府领导干部要转变服务理念，认识到社会组织和私营企业的优势，在充分利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鼓励私营企业投资，积极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例如，属于社会事务的物品和服务，乡镇政府要简化审批程序，鼓励出政府之外的供给主体参与到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中来。第二，地方政府内部适当改革，根据农民群众的实际需要，因地制宜地设置相应的工作部门及办事人员，摒弃以往根据上级政府管理的需要而设置对口岗位的做法，以最少的行政成本解决农民群众的困难。第三，地方政府政府要理顺各个职能部门之间的权责关系，确保他们履行职责，重视人力部门的绩效指标体系的建立，突出显性指标，将村民满意度作为重要的标准，加强绩效管理，确保公务人员权责一致。在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的历程中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优势，改善农民生活条件、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2）加强合作，打破单一的供给模式。服务型政府理论认为，要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对于公共物品的需求，就要打破政府传统的单一供给模式，实现与社会组织和私营企业的合作，从而提高供给效率和质量。地方政府垄断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社会组织和市场的力量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会导致供给的农村公物产品存在“效率低、质量差、价格贵”的问题，无法满足农民的多样化需求。事实上，社会组织成员都是自愿加入组织并以服务社会和他人为宗旨，比乡镇政府更贴近农村基层,可以更具体地了解和有效地满足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这就要求乡镇政府要正视社会组织的力量，积极鼓励这股力量共同参与到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来，突破传统的以乡镇政府为中心的供给模式，加强与社会组织的合作，不搞垄断。（3）建立新型的需求表达—输入机制。服务型政府理论强调公民参与、公民精神的培育，提高公民责任感和公民认同感，在公共物品的供给上应充分体现人民的实际需求，在完善农民群体的需求表达机制的基础上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和质量。因此，地方政府要建立一种新型的“自下而上”的需求表达—输入机制，这种机制多是“面对面座谈”“参与式决策”等形式。举例来讲，农民急需解决的问题多是农业技术问题，这时可以由村委会定期邀请农业专家，从最基层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进行调研和考察，在了解农民在农业生产活动的信息后，通过文字形式传达给乡镇政府，由政府出面组织专家和农户代表以座谈的形式，讨论相关公共物品供给的可行性并组织实施。

摘要:在主体功能区划背景下划分出了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与禁止开发区，针对不同区域采取不同政策措施剥夺了受限制地区的原有的或可能的经济利益，需要相应地给予合理的补偿，以保证各地区之间经济社会的总体均衡。基于公共物品理论，在补偿问题上必须科学测评生态效益影响的方式及范围，合理衡量双方利益得失，综合协调各方利益关系，均衡配置资源，共同分享发展成果。

关键词:主体功能区划;生态补偿;公共物品理论

中图分类号:F062.1文献标识码:B

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考虑未来我国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其中禁止开发区与限制开发区要依据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划实行强制性保护，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开发活动。加强人口转移的力度，将这些区域内的人口逐步转移到更适宜生活和生产的地区，减少禁止开发区域的人为破坏。这样就涉及到对原有利益的侵犯，这也成为限制开发区及禁止开发区政策制定有效性的最大难题，对划定区域人口的补偿量化研究问题突出，补多少才能使当地居民愿意配合政策实施，对已有权利利益有何影响，对潜在利益如何影响，对受益者怎样合理收费等问题十分严峻。本文构想了一个以公共物品理论为基础，以生态价值为纽带的联系补偿者与被补偿者的费用分担补偿模式。

一、相关理论

(一)外部性理论

摘要:PPP项目是新型的公共物品与服务的提供方式,在世界各国发展迅速,我国目前也逐步引入这种模式。文章从PPP项目的定义出发,以北京地铁4号线为例,分析地铁4号线的发展模式和成功经验,并以此提出今后我国PPP项目发展应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ppp项目政府私营部门地铁4号线

一、PPP项目的概述

(一)PPP项目的定义

公私合作制的概念源于20世纪90年代的英国,为政府提供了新型的公共物品及服务的方式。目前,公私合营制在世界各国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收到了良好的成效,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筹发展,而且已经由初级阶段的基础设施项目逐步向能源、环保等深层次领域发展。公私合作制在全世界的应用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自公私合作制被提出以来,受到了越来越多地运用、关注和探索。

被誉为“民营化大师”的萨瓦斯教授将PPP这个概念归为三个层次:首先,它在广义上指公共和私人部门共同参与生产和提供物品、服务的任何安排;其次,它指一些复杂的、多方参与并被民营化了的基础设施项目;再次,它指企业、社会贤达和地方政府官员为改善城市状况而进行的一种正式合作。

我国现行的公共物品供给制度是从计划经济体制沿袭而来的。尽管渐进式的制度变迁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计划经济体制几十年的积弊不可能在短期内完全清除。在市场机制不完善与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的条件下，我国公共物品供给制度依然存在着许多缺陷：一是市场进入壁垒。在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行政审批制度，几乎覆盖了全国性与地方性各种公共物品的生产、分配与消费，而且其主要功能是保护公共物品生产领域里的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阻止私人部门和外国资本的进入。二是产权结构单一。公共物品生产的进入壁垒，造成了资源在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之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以及各自内部难以自由流动和优化组合。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难以进入公共物品生产领域，导致了公共物品生产领域的产权过于集中在政府及其它公共部门，产权结构单一，竞争机制难以形成。三是政府生产与提供不分。在公共物品领域，我国政府既是提供主体也是生产主体，即政府部门提供公共物品。政府所有的企业和所属的事业单位生产公共物品。这种政府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制度安排，使得公共物品供给效率难以提高。

一、公共物品多元化供给的前提：提供与生产的分离

公共物品中有三个基本的参与者：消费者、生产者和提供者。消费者直接获得或接受服务，他们可以是个人、特定区域的所有人、公共机构、私人组织等。公共物品的生产者直接组织生产，或直接向消费者提供服务，它可能是政府机构、志愿组织、私人企业或非营利组织，有时甚至是消费者自身。公共物品的提供者指派生产者给消费者，或指派消费者给生产者，它通常是政府机构，也可以是志愿组织、消费者自己等。

在对公共物品的三个参与者进行了界定之后，“政府提供”与“政府生产”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就是显而易见的了。在私人物品市场上，一般来说由私人部门予以提供和生产；在公共物品的“市场”上，或是政府建立的企业，亲力亲为，进行“政府生产”，或者由政府委托、安排私人企业生产。称之为“政府提供”。政府提供与生产的分离是公共物品多元化供给的核心概念，是政府角色界定的基础。政府供给等于政府生产是一种传统的观点。就公共物品而言，政府可以是供给的主体或最终责任人，但却可以将不同的环节分配给非政府的私人组织。著名学者萨瓦斯（Savas）曾说：“‘政府’这个词的词根来自希腊文，意思是‘操舵’。政府的职责是掌舵而不是划桨。直接提供服务就是划桨，可政府并不擅长于划桨。”在公共物品的供给中。政府只需要做好“掌舵”工作，而“划桨”的工作则应交给其他组织来完成。公共物品市场化的反对者容易忽视公共物品的提供者与生产者之间的区别，进而错误地认为。如果政府放弃了公共物品生产者的职能，它自然就放弃了公共物品提供者的角色。其实，公共物品的市场化供给并不否定政府的作用，政府仍然保留了提供的责任（当市场提供不足时，政府仍然承担着责任）并为此支付成本，只不过不再直接从事生产，而是调控生产。即从划桨到掌舵。

二、在公共物品供给中引入市场机制

政府提供与生产的分离意味着市场可以在公共物品领域发挥作用。在公共物品供给中引入市场机制，主要有三种方案可供选择：

【摘要】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城市化不仅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支撑点,也是增进国民福利的重要手段,若处理不当则会成为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障碍。本文在回顾公共物品理论发展的同时分析了当前我国城市公共物品领域的现状,并且提出了一些建议和看法。

【关键词】城市公共物品供给公平与效率

一、城市公共物品定义

城市公共物品现在普遍被定义为:范围局限在一个城市内,以实现城市发展为目标,保证城市居民的健康和人身安全为前提,为城市化社会进步和发展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例如地方教育、公安、消防、公路、桥梁、供水供电网络,污水处理等。城市公共物品区别于一般公共物品主要体现在他的区域性,虽然具有一般公共物品的特征,但主要作用在一个城市内。由于城市公共物品对于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加之当前我国户籍制度的适度松绑以及城市化政策的推行,城市公共物品的研究变得更具有重要意义。

二、当前国内研究

国内学界当前对城市公共物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即供给主体与供给模式。对于我国公共物品供给现状学界争论不大,由于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加之制度缺陷,我国大陆地区城市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已是不争的事实。就当前来看,无论是资本性公共物品还是消费型公共物品,供给都无法满足市民需求。截止2007年,我国大陆地区城市化率超过40%。按照当前预测,到2020年我国城市人口数量将超过7亿。加之经济发展和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届时对城市用水、用电、燃料管道、教育、司法等公共物品的需求将呈几何增长,如不能有效解决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问题,我国经济可持续性发展必将受到严重制约。对于公共物品的供给方来说确定何种供给规模才能在满足需求与充分效率两个方面达到平衡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应该寻找合适的公共物品供给主体。早期的针对公共物品研究的学者普遍认为公共物品应该由政府提供,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以及“非纯公共物品”概念的提出,人们意识到不同“纯度”的公共物品应该由不同的主体来完成供给。

一、农村与城市公共产品供给对比分析

(一)城乡义务教育比较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尽管我国政府逐步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力度，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教育环境有所改善，但是，城乡学生均教育事业费差距并没有消除。2007年农村普通小学和初中生均预算事业费支出分别为2084.28元和2433.28元，而同期城市普通小学和初中生均预算事业费分别为2330.20元和2925.56元，农村普通小学和初中生均预算事业费支出只相当与城市89.4%和83.2%。

在师资力量方面，城市明显高于农村，全国农村小学高级教师的比例为35.9%，农村初中一级以上职业教师的比例为32.3%，分别比城市低8.9和14.5个百分点。城乡初中教师队伍质量差距更大，城市初中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超过92%，而农村初中专任教师合格率不到85%,城市比农村高出近8个百分点。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初中教师在城市所占比例是农村的近2倍。2003年北京市海淀区政协文教卫体委员会调查资料表明，农村小学本科毕业教师比例8.8%，城镇小学为17.1%；农村初中本科毕业比例44.7%，城镇初中则为81.9%[2]。

(二)城乡医疗卫生比较分析

从城乡卫生总费用来看，2006年城市卫生费用6581.31亿元，是农村卫生费用的2.02倍；从城乡人均卫生费用来看，到2006年城市人均费用1145.1元，比农村人均卫生费用多702.7元。城乡卫生费用绝对数量差距日益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