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文化范文10篇

一、利用资源，丰富公益文化服务的内涵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为文化工作提供了大量的资源，包括政府资源、政策资源、管理资源、服务资源和其它社会资源等等，要做好公共文化服务工作，让老百姓充分享受文化利益，就要合理利用这些资源，以公共文化服务的理念为指导依据和价值导向，探索文化发展、创新之路。为群众提供更多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是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主要要求，也是政府执政为民理念的重要体现，文化馆要明确自身的定位，树立健康良好的崭新文化形象，利用各种资源来激活公共文化服务的元素，充分发挥公共文化服务的示范作用。在打造文化服务品牌的过程中，改变因循守旧的传统，不断增强文化服务项目的娱乐性和群众性，使每一项活动都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与感召力，形成公共文化服务的多样性。文化馆的作用不能只局限于青少年活动中心，文化馆要成为面向全社会开放的真正的文化艺术中心。在传统文化馆的运作管理模式中，多样化、全民化，高品质的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其潜能未被真正开发出来。这就涉及到进一步提升文化服务能力的问题。在进一步开发文化馆价值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文化活动中心的载体作用，让文化服务机制更加灵活，让运作模式丰富多样，不断改变服务手段，开辟文化领域主战场，让文化融入市民生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使公益文化事业得到更广泛，更有效的推进。让公民得到多层次、多彩新颖的文化服务，实现资源的综合利用和共享，让文化最大限度地为社会服务。

二、以人为本，实现公益文化服务的全面覆盖

公共文化服务强调文化“公平性”，何谓“公平性”，即确保公共文化服务供给面向全体公众，确保每个社会阶层和群体都享有文化服务的权力，确保人人都能享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果实。在提倡文化公平的呼声下，切实维护人民的基本文化权益已成为一种现实需要。要实现文化共享，就要让文化服务“低门槛”或“零门槛”，不让一个人因费止步，确保所有人都有参与文化活动的机会，这是我们对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思路。但我们在提倡文化公平，无偿服务的过程中，也要直面一些现实问题，市场经济下群众文化工作存在自身的运动规律，活动经费的短缺仍是影响群众文化工作开展的重要因素。无偿服务，受到经济条件的制约。公益性需要坚强的物质基础。与图书馆、博物馆相比，文化馆在公共文化服务中，坚持无偿服务的情况更为复杂，图书馆每年都有固定的购书经费，而文化馆的阵地建设完全靠自给自足，阵地开放必须面对添置器材、支付教师工资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归根结底，实现文化公平、无偿服务，依赖强大财政力量的支撑。

三、上下联动，彰显公益文化服务的特色

文化工作不是一个封闭的圈子，文化具有辐射、渗透、影响等功能。在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的过程中，要发挥文化馆在公共文化服务中的带头作用，建立以文化馆为龙头，上下联动，左右通达的合理科学的公益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水上舞台周周演活动是武进地区一项颇具影响力的品牌文化活动。武进文化馆在承办这项活动时，与政府各条战线联动，有机地把文化、财政、科技、建设、卫生、劳动等部门的力量进行整合，把政府各级部门推向文化建设的前沿阵地，让他们到周周演这个文化平台上一展风采。为了保证演出质量，文化馆无偿为参演单位提供艺术指导和服务。水上舞台的这种做法是是对公共文化服务的创新和实践，在武进文化馆的协调组织下，各条战线各展其能，形成合力，把公共文化服务工作不断推向深入，这也是武进的公共文化服务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摘要：为了探究公共艺术中的地域文化，该文从公共艺术和地域文化的概念出发，研究公园、地铁、景观公共艺术中的地域文化发展现状，并分别以武汉大禹神话园、合肥地铁和咸宁市区为例，阐述公共艺术中地域文化的具体应用，以期为公共艺术与地域文化的发展提供一定参考。

关键词：公共艺术;地域文化;公园;地铁

随着社会发展，我国城市化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人们越来越重视城市的艺术性、文化性，在公共艺术设计方面要求越来越高。城市建设过程中要设计各种各样的公共艺术品，而在设计这些作品时，需要与城市的地域文化特色相结合。设计者要从地域文化中发掘城市特色景观要素，将其融入设计，从而使该城市公共艺术区别于其他城市，展现不一样的独特魅力。

一、公共艺术中的地域文化发展现状

1.公园公共艺术。城市综合公园是设施完备、可以用于开展各类公共户外活动的绿地类型。城市综合公园是城市公园的代表之一，也是城市绿地系统的重要拼图，可以较好地呈现地域文化。随着我国城市化的推进，公园公共艺术和地域文化的融合逐渐深入，形成了许多特色鲜明的形式，如，艺术感十足的公共雕塑、艺术壁画、造型别致的长椅、创意电话亭、艺术垃圾桶以及模拟树木的景观灯等，还出现了地域文化特色互动性雕塑、地域文化现代装置艺术等，公共艺术地域文化与城市综合公园的结合越发紧密。地域文化的细节处理和设计，能够让人们接受文化的熏陶，也使公园公共艺术更加人性化。然而，在当前公共艺术的发展中，部分设计者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本地地域文化特色的融合，使一些公共艺术设计出现同质化现象。2.地铁公共艺术。地铁是衡量一座城市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展现了一个城市的发展面貌。地铁公共艺术则可以被视为展现城市地域文化的重要方式，能够凸显城市发展的文化脉络。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不仅可以透过地铁公共艺术这一窗口了解该城市的地域文化特色，而且可以在这一过程中对该城市产生认同感。地域文化和公共艺术是相互扶持、相互影响的。近年来，地铁公共艺术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发展态势，如武汉地铁（图1）、合肥地铁等，以独特、别致的公共艺术装饰地铁城市空间，营造了城市艺术氛围，点缀了市民的日常生活，并以此为依托宣传了城市形象，凝聚了各方旅游者和商家的目光，拓展了城市的旅游市场，推动了城市的经济发展。3.景观公共艺术。景观公共艺术作为城市文化的代表性标志之一，其艺术性地记录了城市发展的历史与文化，在当前社会为人们所关注、欣赏。当前，在我国景观公共艺术与地域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存在一些借鉴、模仿的现象。导致该状况出现的原因不止一种，其根源在于部分设计者的公共艺术创作缺乏文化认同感与创新精神。一些设计者为了使作品从感官上吸引人们的注意，在设计中没有合理采用适当的设计元素，导致城市景观设计的不协调。因此，对于一些景观公共艺术设计，市民会产生审美疲劳，认为其缺乏城市个性魅力与文化独特性。

二、公共艺术中的地域文化实际应用分析

本文作者：孙浩朱宜放工作单位：湖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农民的文化需求表达呈现精英化、非制度化特征文化权利与政治权利、经济权利一样都属于宪法赋予人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人大、政协和党代会等正式组织是农民文化权利表达和行使的重要渠道，但这些主渠道表达方式正日益显示出精英化的特性，即在参与表达和投票的主体构成上，农民的比重和份额严重偏低，农民的呼声和吁求趋于衰弱，决策权和话语权正逐步被其他群体和阶层所掌握，农民的文化需求和权益很难满足和实现。一旦商政精英、文化精英和社会权贵阶层结成联盟时，他们就拥有了扭曲和改变公共文化政策的力量，使得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向有利于利益联盟的方向发展，造成社会中强势阶层和弱势阶层之间的结构性断裂。身处弱势的农民群体不仅文化需求表达空间遭受严重挤压，而且在文化权益受损时，现有的渠道和框架体系不能有效地保护农民利益，导致权利人采取非常态、非制度化的方式手段来维护自身权益。农村自治组织中的文化需求表达异化村委会的自治制度与结构，有效填补了农村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民由严密的机械性组织化突然变成相互分离的原子式结构所带来的农村社区公共权力、公共物品与事务管理的真空。但这种自治性结构并未必然带来农民文化需求的有效表达。这是因为在现有的压力型管理体制下，基层政府总是把村委会作为自己的派出机构，视其为控制管理农村各项事务的工具。另一方面，农村实施税费改革后，村级财政的困难境地也使村委会更加依赖上级基层政府。结果是农民最具根本性的文化需求表达渠道成为上级政府的“传话筒”和“稳压器”，基层农民的文化权益不能得到保障。此外，现有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落实“五项民主”缺乏行之有效的具体程序性规定，这就使得在村级层面农民公共文化的需求表达缺乏可操作性，农民不再信赖自治组织对需求表达的保障，转而寻求制度外表达的帮助，反过来进一步纵容了现有自治结构的异化。

农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表达不足的原因

需求是物品供给和生产的逻辑起点。从需求表达机制的环节和要素构成来看，制约农民文化服务需求表达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农民文化需求的偏好显示和加总存在困难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作为公共物品的组成部分，同样会面临着“搭便车”的问题。虽然农村不同地域或村落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意识和消费习惯，但在“大一统”的公共文化供给格局中，文化的地域特征越是突出和明显，其对共同的公共文化服务需求的偏好表达就越是容易隐瞒。加之农村地域广阔，农户居住分散，信息不对称发生的可能性就越高，尤其是将农民的文化服务需要与其自身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挂钩时，农民更是会隐瞒或从低呈报自己的需求偏好，从而造成服务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不平衡。确立农民文化需求偏好的投票机制存有先天不足为了解决公共物品和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实践中人们利用投票机制来显示需求者的偏好及强度。由“阿罗不可能定理”可知，将不同社会成员个人的偏好都予以满足是不可能的，通过投票机制是永远也不可能产生一个为“大多数人”所认可的方案，即使是强行通过的某个方案，也只是满足了少部分人的需求偏好，形成“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暴政”。农村现有的村民自治和“一事一议”的民主议事制度为农民的需求表达和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提供了良好的制度基础。虽然连续多轮投票之后通过的方案可以用来反映农民对该公共物品的“集体偏好”或“公共偏好”，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涉及的内容形式广泛、受益范围也有大有小，确立一个能为各方所认可并能实现帕累托效率的投票规则并非易事。投票规则的确立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成本和精力，当村民的认知能力、掌握信息量的程度和决策水平不同时，指望通过这种多轮投票方式确定最优供给的方法是值得怀疑的。前置意识形态不当介入农民的文化需求表达意识形态前置是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引领下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其“意识形态原则和价值诉求已经前置性内存于国家概念中”，因为“它符合中国当前所处历史时代的国家根本利益，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属性和根本价值目标内在地制约着中国的公民社会进程和对国际公共生活空间的融入，这意味着一方面我们追求人类的普适价值和公共生活理想，另一方面我们的追求绝不能以放弃原则为代价”。［3］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的有效性取决于前置的意识形态是否具有清醒而理性的自律。这种自律表现为它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制度设计和体制运转中拥有充分的前置选择权力，一旦文化服务体制和制度建立起来，它就应该最大限度地确保政府公共文化治理制度的科学性和技术规范性，并极力地克制自己对文化服务体系和公民文化权利的干预。然而，现实中政府行政文化权力的行使、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都烙上了意识形态的属性印记，政府在更多时候把民众当作“受教育的对象”，而非公共文化服务的主体；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内容和形式取决于上级意志，突出了方针政策和时事政治的宣传功能，尤其是考虑到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和文化素质整体偏低的状况，在首长意志和政治形态意识的影响下，乡镇政府忽视农民文化需求和文化权益成为一种必然。结果是造成文化资源浪费，供给了不受欢迎、没有多大实效的文化服务，加剧了公共文化服务供需之间的矛盾。农民文化需求表达具有主体分散性特征在经济社会加速转型时期，作为身份的农民和作为职业的农民的角色开始分离，不同层级的农民文化需求也开始分化，他们对文化利益的表达呈现多样性的特征。农民原子化的个体利益表达方式使得他们的文化利益表达更具分散性，农民个体的利益表达和需求成为整个政治系统的末梢环节，农民在需求表达中受教育程度、参与意识和能力的影响，表现为一种缺乏组织性的松散参与，缺乏需求表达的话语权，很多时候是处于一种“被表达”境地。农民缺乏竞争力的表达不仅不能有效地将农民阶层整体的文化权益和文化需求输入到政治系统里并最终转化为政治输出，也造成一旦农民的文化权益受损或与其他阶层发生冲突时，现有需求表达渠道“虚化”的弊端被暴露无遗，农民被迫选择制度外表达。

农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表达的重构

农民文化需求多样化和复杂化已成为文化消费的主要趋势，增强农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表达的能力，拓宽需求表达的渠道，完善需求表达的机制是提高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效率和质量的根本要求。强化农民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决策中的中心地位传统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制中，农民主体地位的边缘化不仅增加了无效公共文化服务的数量，造成有限文化资源的浪费，更破坏了公共文化服务应有的信誉。强化农民在供给决策中的中心地位，就是要求政府改变传统的垄断管制型供给方式，形成多元共治格局；要针对农民多样化的文化需求结构，设计、提供理想的公共文化服务；要以服务的高效率和多样化文化需求的满意度为考核标准；要鼓励农民积极表达意愿，创造条件让农民参与文化事务的管理。完善农民现有文化需求表达渠道的制度安排畅通有效的需求表达渠道能很好地聚集农民的需求表达并形成合力推动农民文化权益的实现。有效的需求表达制度安排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人大、政协等表达渠道的功能，要增加农民代表在人大和政协国家权力运行机构中的人员比重，将各代表的责任与农民的需求表达和利益维护直接挂钩，通过影响公共文化政策的制定，保障农民文化需求和文化权利的实现，化解城乡文化供给失衡所带来的分歧和矛盾。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居委会和村委会作为自治组织渠道的需求表达功能，正确处理政府行政权力和农村居民自治权利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提高农村基层自治组织的文化需求表达和供给服务能力，一是要进一步明确界定政府行政部门和基层自治组织的权责范围，从源头上切断上级的不当干预。二是政府可以为村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提供详细的资金扶助或奖励政策，包括文化项目建设资金的筹措、运营管理、配套和获取途径等内容。三是要推进村庄决策和管理的科学化、民主化。四是推行村干部述职述廉、工作年度民主评议、接受村民询问质询以及召开座谈会等方式，调动农民参与文化服务供给的积极性。提高农民文化需求表达的组织化程度农民想将自己的文化需求和权利诉求表达输入到民主社会的政治制度中，就只能靠社会化的组织而不是原子化的个人。为提高农民公共文化需求表达的有效性，增强农民整体文化利益表达和博弈的能力，就必须建立和培育能代表农民文化利益的各种文化类组织，包括农村民办文化组织、农民自娱自乐组织以及各种非营利文化组织。这些文化组织作为一个整体反映农民整体的文化需求特性，积极主动与其他阶层交流协商，通过接触关键性人物或者参与关键性文化服务供给，影响农民文化服务供给政策的出台，保护农民的文化权益。提高农民文化需求表达的权利意识和能力农民文化需求表达权利意识和能力的培养要靠后天外部的培育和灌输。表达意识和能力的培养重在后天对农民文化常识和政治理念、技能的教育。一方面可以通过村文化室、村民代表会、农民夜校、宣传栏和橱窗、农村远程教育活动室，让农民了解并掌握依法表达需求和权利的知识，提高依法参与管理的能力和质量，增强依法履行应尽义务的自觉性；另一方面通过开展广泛深入的村民自治活动，将决策权交给村民自己，让他们在民主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主人翁意识和民主法制意识，推进农村由传统的“臣民文化”向现代“公民文化”的转换。

1公共文化的几项服务特征

(1)基层文化的公共性。

服务社会上所有的成员是基层文化的公共性，它还主要体现在为人民群众提供着最基层的文化服务。

(2)基层文化的紧密型。

群众文化工作网络里有着广泛的基层文化库，而这个网络有着公共文化的覆盖范围，并且基层文化馆成了网络文化的龙头，因此基层文化馆在构建公共文化体系有着“紧密”而独特的作用。

(3)基层文化的服务性。

摘要：文化馆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人民文化权益维护、群众文化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为充分发挥出文化馆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应创新文化馆运营机制、加快推进文化馆标准化建设、健全评估指标体系、构建多元化推广平台及充分发挥文化馆带头作用。基于此，本文简要分析了文化馆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建设的意义，重点论述了文化馆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建设，以期实现文化馆公共文化服务职能的落实。

关键词：文化馆；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建设

文化对社会的发展具有指导作用，并能丰富人们的日常生活内容。而文化馆作为文化传播、交流、宣传的重要场所，对我国和谐、文明、友爱型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作用。但目前我国文化馆仍存在着文化服务内容单一、服务设施不完善、服务水平不高等问题，这不利于文化馆的良好发展。而文化馆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建设，可丰富文化馆文化服务内容，改善服务设备，提高服务水平，具有较好的实践性。

1文化馆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建设的意义

文化馆公共文化服务职能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对文化活动的组织、举办、宣传能力，这决定着文化馆是否可满足人们对文化的需求；二，文化建设能力，这决定着文化馆是否可促进我国社会文化的发展、传扬传统文化。而文化馆公共文化服务职能的建设，可充分落实文化馆服务职能，提高文化服务质量，对群众文化建设、传统文化创新与传扬具有积极作用。因此，文化馆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建设具有较好的社会效益与文化效益，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扩大文化服务范围，使更多的人民群众可享受到文化的成果，并能改善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水平，充分发挥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使用功能。二，发扬与挖掘民族文化与地方文化，实现传统优秀文化的创新与发扬，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在经济的快速发展时代下，各国家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而文化馆对我国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承担着群众文化建设的重责，有助于提升我国的软文化建设。因此，文化馆应不断加快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建设，充分发挥出文化馆的文化效益与社会效益，给其他文化单位提供一定的帮助，以推动我国的进一步发展。

2文化馆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建设

十八大以来，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部署紧锣密鼓——十八大提出要加快推进文化惠民工程，推动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向社会免费开放；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制定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2015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对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进行了顶层设计。[1]文化馆（河北省市级以上文化馆称为群艺馆，文中统称为文化馆）作为与图书馆、博物馆齐名的三大公益性文化单位之一，担负着组织开展“全民艺术普及”的责任与使命，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占主导地位。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大力支持，河北省的文化馆行业发展迅速，文化馆旧的服务模式与服务规范显然已经不适应当今社会的需求。提高文化馆服务效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建设现代化的文化馆成为当前一个重要的课题。

一、河北省文化馆发展现状

近年来，河北文化馆系统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迅速，人才队伍建设突飞猛进，群文活动品牌和群文精品力作不断涌现，群众文化呈繁荣发展的良好态势：基础设施建设城乡协同推进，一大批新的文化馆陆续落成，办馆条件明显改善；群文队伍注入新鲜血液。各级文化馆吸纳了一批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各艺术门类更加齐全；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明显提升，流动服务和数字化服务已成为公共文化服务的常态内容，利用流动舞台车、文化馆网站等手段积极开拓公共文化服务的方式；群众文化活动品牌与群众文艺创作精品不断涌现，打造了一批影响力大、参与面广、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品牌。但在文化事业高速发展的大气候下，文化馆仍存在服务设施陈旧、服务方式陈旧、服务观念陈旧的问题：一是文化馆发展不平衡问题严重。表现在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和省、市、县三级文化馆发展不平衡。经济发达市县与落后市县差距较大，省、市级馆与县级馆建设差距较大。二是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群众文化需求不能有效对接。文化馆的公共文化服务带有很大程度上的盲目性和主观倾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不高，群众的文化热情不能被有效调动。三是数字化文化馆建设步伐滞后。对数字化服务认识不清，面对资金和人才压力，文化馆建设难以迈开步伐。四是人才队伍建设久拖不决的问题普遍。表现在领军型的文化馆馆长缺乏、文化馆人员编制与服务人口数量反差较大，文化馆业务人员年龄结构偏高，文化队伍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不健全等。这些问题制约着文化馆服务效能的提高，成为阻碍群众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文化馆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高的对策研究

创新是文化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神特质。近年来，在中央的科学决策和正确领导下，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由点到面逐步推开，取得了重大突破和阶段性成果。特别是“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作为重要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已成为社会各界的普遍共识，公共文化服务的制度框架初步建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纳入全面深化改革全局，为在新的起点上加快文化改革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体制机制，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新突破，解放文化生产力，优化文化发展环境，增强和激发蕴藏在人民群众之中的创新活力，为文化发展开辟广阔空间。[2]

（一）建立文化馆联动服务机制

一、公共文化服务背景下的文化馆（站）建设滞后于社会需求

（一）顶层设计存在短板

在我国文化馆事业发展中,一直没有设立国家文化馆。这与同属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图书、文博事业发展存在巨大不同。缺少国家级文化馆，尤其是在今天看来,它不仅仅是一个机构设置问题，其根本性表现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文化馆（站）建设出现断层。没有国家级文化馆，公共文化馆（站）这个庞大的体系建设中，一是缺少国家层面的政策实践平台，使全国文化馆（站）建设的标准化引领和示范性带动缺乏载体；二是国家在制定文化馆（站）发展政策中的“智库”作用缺位；三是缺乏系统性的资源信息“数据中枢”和推广平台。与我国同属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图书、文博事业发展建设是从中央、省、市、县一体化设置不同，无论是在政策设计，还是在发展建设中都呈现出区域化现象，我国公共文化馆（站）设置则是以省级为“龙头”，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是典型的“地方团队”，自身发育存在先天性不足。由于缺乏国家层面的事业发展参照系，文化馆（站）发展建设容易形成条块分割、区域阻隔和地区差别。比如全国文化馆的名称长期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称谓,有的叫艺术馆，有的叫群众艺术馆和文化馆，如此杂乱的称谓，表现出文化馆（站）系统一体化连接不紧密的行业特性。

（二）政策导向性作用还没有得到应有发挥

文化馆（站）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体量最大、涵盖最广，深入社会最底层、联系群众最广泛、服务大众最直接的服务平台和重要载体。然而，庞大的机构阵容政策却显得长期助推乏力。在计划经济时期，文化馆曾经走过了一段“以文养文”、“以文补文”的弯路，这段经历给文化馆（站）的功能发挥和职责履行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即使在回归公益过程中仍在遭受着历史阴影的困扰。当下，有些现象尤其值得关注：有的公共文化馆至今仍在实行自收自支的财政体制，在我国事业单位管理体制中，“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在文化体制改革中已经整体退出体制之外的当下，这种现象确实让人匪夷所思；还有的基层公共文化馆至今没有财政户头，资金受上级主管部门完全控制，单位经费缺乏自主，公共资金（如免费开放经费）被随意截留、挪用，极大地影响到公共文化单位的工作开展和事业发展。这些现象对公共文化馆（站）的定位和业务的有效开展均将产生负面效应。

（三）公共文化理论建设严重滞后

一、文化服务建设存在的问题

工作人员专业素质不足从事文化服务的工作人员必须具备脚踏实地的工作态度，而且还要具备高度的奉献精神，为公共文化服务培育先进的人才。但是从目前的状况来看，从事文化服务的相关工作人员在工作方面仍然存在一系列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政府虽然已经采取了解决措施，而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从长远来看，现有的成果是远远不能满足未来的发展需要的，所以一定要加强对文化的管理。此外，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不足也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并且文化工作人员在结构方面也并不合理，服务能力还需要提高，这些问题都会导致文化建设工作出现失误。

二、文化馆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物质生活逐渐变得充裕，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追求更高的精神层次方面的需求，党和政府立足于现实情况，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其中建设文化馆就是发展文化公共服务中重要一环。

1.促进作用文化馆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文化馆的各种设施是文化的体现，文化设施中折射出的文化底蕴是不容小觑的，文化馆作为文化的载体之一，能够促进先进文化的建设，但前提是文化馆的文化内容是先进而健康的，要发挥文化馆对文化建设的促进作用，就必须在文化馆中加入积极健康的内容，也就是建设先进健康的文化设施，通过这种方法来引导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2.引导作用文化的质量有着巨大的影响，文化馆对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有着引导作用，文化馆在文化设施方面要有所选择，选择代表健康文化的文化设施，这样才能发挥先进文化的引导作用，让人们形成正确的三观。文化馆的文化设施也是文化价值取向的一种体现，如果文化馆能够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就能够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反之，则不利于人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由此可见，文化馆对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引导作用是非常大的。

【摘要】我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养老也成为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在当前建设“积极老龄化”社会的背景下，政府应高度重视老年人的精神层面新需求、不断扩展公共服务的内容、创新社会养老理念、更新传统养老方式、促进社会和谐健康发展。

【关键词】文化养老；养老观念；公共文化服务建设

近年来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随着老年人口的不断增长，养老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人们往往注重给老人外在物质的满足和享受，却忽视了老人内在精神需求和文化诉求。我们应当看到养老出现的各种问题，多关注老人精神层面的需求，在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上为文化养老做出努力。

一、问题与现状

随着我国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早在十七大就确定了“老有所养”的国家战略规划，但是目前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是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以满足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为目标，面向所有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精神慰藉、紧急救援和社会参与等设施、组织、人才和技术要素形成的网络，以及配套的服务标准、运行机制和监管制度。而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社区人口密度越来越大，在不断加强社区养老工作同时，老年人的精神生活、文化需求将成为养老问题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即文化养老。目前，老年人的温饱和社会保障方面基本得到满足，但是由于子女多不在身边，即便是同城生活也摆脱不了“孤寡现象”。个别社区开展了丰富多样的老年文化活动，但是普及性不强，政府也积极开展文化进社区活动，但是涉及范围不广泛，老年人参与性有限，活动开展的常态性不足，从而引发老年人过多关注个人健康、私人财产问题，极其容易造成一些老年人的社会问题，对构建和谐社区，促进社会稳定和家庭问题产生了不同层面的隐患。

二、转变养老观念

【摘要】泉州民间舞蹈是闽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21年，“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项目成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是泉州民间舞蹈的传承文化载体展示泉州民间舞蹈新形象的关键转折点。本文从后世遗时代下展示泉州民间舞蹈新形象的高等学府、中小学校、城市文化服务中心三大载体进行剖析。研究表明，优秀文化传承载体极大更新了泉州民间舞蹈形象展示的进程，但传承载体间缺乏清晰的职能划分。由此，本文提出了关于泉州民间舞蹈的优秀文化传承载体之间的协同合作模式。

【关键词】泉州民间舞蹈；优秀文化传承载体；新形象；职能

一、高等学府——文化守正创新与科技赋能加持

在民间舞蹈守正创新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已然认识到涵载量大、知识元广、传承链长的文化载体是多么重要。就目前国内的高等教育情况来看，最好的文化载体仍然是高等学府。高等学府中有着五大职能，即人才培养职能、科学研究职能、社会服务职能、文化传承创新职能、国际交流合作职能[2]。高等教育是中国教育系统中的高精尖代表，但是笔者认为高等学府在文化传承上无法面面俱到，因为学校本身的职能决定了其传承的广度和深度，如非大学的专业需要或者政策性指引，那大概率不受重视的民俗活动是得不到“重用”的。再者，大学里的文化传承都是倾向于文化创新方面的发展和文创产品研究的发掘，舞蹈专业方面就是传统民俗文化的舞台化展演，因为高校内的研究需要展现出实质性的科研成果，这时候便会忽略传承最原本的意义。仅靠本科生的采风活动和实地调研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学习时间太短，而硕博学生则能够长期研究深耕。在泉州民间舞蹈的传承上，我们更多的是借助高等学府专业的表演水平和二度创作能力，将泉州民间舞蹈的美学与气质表现出来，也体现了高等学府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中的时代担当和勇气作为。例如泉州师范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将千年民间乐种——南音引入高等学府专业设置，以此为特色大力发展闽台原生态民间舞蹈，依托于音乐与舞蹈学科形成鲜明区域特色的“本科—硕士”人才培养体系，并于2015年被获批福建省专业研究生“南音与闽台舞蹈传承发展”联合培养基地[3]。在舞蹈实践课堂中，教师亲自带领学生到泉州各地进行田野调查研究，虚心向民间老艺人和非遗传承人学习泉州民间舞蹈，将采集到的泉州民间原生态舞蹈元素运用于舞台演出实践，研究成果《寒蝉蜕鸣》《阮厝的银腰带》《悬丝指语》《清伶一扇春》等均获得国内舞蹈赛事大奖，对泉州民间舞蹈开始了一场抢救性的守正创新之道。此外，学校在2017年又获批福建省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南音教育示范基地，并且诸多带有泉州民间特色的课程均获得福建省精品课程的荣誉，更加体现了高等学府对泉州民间舞蹈发挥着文化守正创新的重要作用。高等学府作为优秀文化传承载体之一，另一个重要作用是能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科技赋能加持，能在新时代激流中展示和塑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形象。南音是中国现存古代音乐中最丰富、最完整的乐种，在进入泉州师范学院成为特色专业以来，已然由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变为可持续传承发展的精神文化标识，在与高等学府的互通互融中，双方都迸发出全新的生命活力。学院积极申报实验教学一流课程——《世界非遗南音“上四管”合奏虚拟仿真实验》，该项目以国家级南音传承人的“上四管”合奏为蓝本，利用U3D建模、绿幕抠像等科学技术，高度还原了国家级南音非遗传承人的“上四管”合奏场景和演奏姿势，让学生在虚拟仿真场景中实现与国家级南音非遗传承人的学习交流，也为泉州民间舞蹈如何在与高等学府的借鉴交流中借助科学技术展示新形象提供了方法思路[4]。

二、中小学校——文化继续传承与美育以文化人

中小学时期是学生形成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时期，因而更应当给处在三观定型期的中小学生开展美育教育。我们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局中，美育教育也必须要紧跟上新时代的步伐，切实完成立德树人的育人目标，培养和塑造好中华民族的新生血脉。在教育部公示的第三批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学校认定中，福建省有59所学校上榜国家级榜单，传承项目更是丰富多彩，都是来自福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其中泉州当地非物质文化占据大部分，充分说明了福建省内有着极为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5]。当地中小学应当承担着培育中小学生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责任，植根于泉州本土文化特色，将泉州民间舞蹈之美传播进中小学生群体。2021年12月18日由福建省教育厅主办、福州市教育局承办的福建省第七届中小学艺术节舞蹈专场在福建大剧院隆重召开。由泉州师范学院舞蹈研究生带队编创、泉州市第五中学初中生队伍主演的原创舞蹈《少共国际师》，取材于红军长征中由年龄平均在18岁的闽赣地区共青团员及少先队员组建的队伍在战役中面对敌人强大的炮火伤亡惨重的英勇故事。该舞蹈的主创团队前往红色革命老区福建省三明市宁化县红军长征纪念馆采风调研。“自古英雄出少年，少年有志报神州”，舞蹈深刻诠释了革命时期后生们英勇奋战、保家卫国的英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