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危机治理范文10篇

从古至今，各种类型的危机事件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伴而生。随着全球化进程和科技的发展，它给人类带来的损失日益凸显。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无法置身其外。在危机远远超出单一治理主体能力的前提下，就需要纵向和横向的协作治理，实现公共危机的共防、共治和风险分担。政府在相关通知中也明确提出“做好纵向和横向的协调配合工作”的要求。那么，如何才能走向危机治理的协作共赢呢？强调多个参与者在相关领域协作，并通过伙伴关系完成单一组织无法完成工作的协作性公共管理理论的出现，不但为公共危机治理指明了方向，而且也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制度安排和思路。

一、协作性公共管理的内涵

为了应对公共事务治理的高度复杂化、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提高公共治理的有效性，协作性的公共管理应运而生。“协作性管理是这么一个概念，它描述了在多组织安排中的促进和运行过程，解决单个组织不能解决或者不易解决的问题”。[1]协作性公共管理可以出现在各种情况中，既可以有纵向的各级政府的协作，也有横向公私部门的合作，还包括网络化环境中截然不同的向上向下向外的管理。对于一些地方来说，协作性公共管理就意味着组织必须跨越边界的限制进行有效地调整，从论公共危机的协作治理——协作性公共管理的视角文／周晓丽摘要：风险社会和全球化使公共危机的协作治理成为一种趋势。协作性公共管理的纵向与横向的方式，群件的构成、平等互惠的关系以及责任的明确为公共危机的协作治理提供了有效的借鉴。为使公共危机协作治理成为可能，必须从协作治理的相关要素的整合及其制度完善入手，构建公共危机协作治理的软环境和制约机制。关于公共危机协作治理的要素整合，重建信任是协作的前提和参与的关键，对话沟通是协作的基础和条件，信息的公开与共享是协作的核心和保障，而责任分担则是协作管理的重点。公共危机协作治理的制度建构，一是要组建协作管理的机构，二是要明确协同治理的范围和网络运行机制。关键词：公共危机；协作性公共管理；协作治理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138(2012)03-0066-04而善于处理和应对复杂的公共事务及管理活动。建立在对新公共管理碎片化批判基础上的协作性公共管理，主要通过部门之间的协作、互动、整体运作，从而真正为社会和公众提供无缝隙的管理和服务。首先，纵向和横向：协作性管理的方式。在一些美国学者看来，纵向协作的核心是州和联邦政府相互间的信息交流。所以，与之相关的各级政府都处于协作的链条之上，寻求信息、寻求调整成为纵向协作的重要内容。

在信息方面，项目和资金信息、技术援助，可以有效解决和弥补协作中一方治理能力不足的问题；在调整方面，横向协作活动主要通过政府部门与其他伙伴关系的实体或组织来实现。非政府组织、社区、公民个人都是其重要的协作伙伴。横向协作活动主要有政策制定和制定战略活动，包括协作性政策制定的规划、目标开发和决策制定任务；资源交互活动，包括从众多参与者中寻找并获得资源，以及与许多不同级别的参与者联合并调控资源；基于项目的活动，包括特定项目中的许多社区内和社区外的参与者。[2]虽然长期以来，等级被看作是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进行协调和控制行动的有效方式，但是要通过协作达成相互理解、相互协调和沟通的机制。构建以社会资本为核心的信任，可以使不同组织、不同公众能够为共享个别组织的资源而努力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从而使协作性公共危机治理网络有效地运转。其次，群件：协作性管理达成的关键。“群件指的是政府间、组织间及机构间为了共同达成解决方案而形成的特别工作组。”[3]信息流、共同学习、谈判成为群件里重要的内容。信息流（社会资本是其重要的成分）可以使不同代表群体能够为共享个别组织的资源而努力；共同学习作为群件中潜在的基本成份，协作过程可以被看作是共同学习的体系；协作的成功可能取决于合伙人的谈判和关键问题的探讨，主要在于努力寻找对不同意见的创造性解决方案。[4]再次，平等互惠：协作性管理中各方关系的搭建。因为整个协作机制的建立不是基于单中心权威之上，与学习型组织一样，协作需要集体的认知能力。此外，协作的形成又取决于不同参与者的相互依赖和共同需求，所以平等互利成为协作性公共管理中维系各方关系的重要理念。最后，明确责任：协作性管理的难题。责任作为现代公共管理中运用频率最高的词汇，在多组织协作条件下责任的丧失会因“权威缺漏”而更加难免，因为“全都负责等于无人负责”。为了避免责任丧失，一是要明白负责的客体，即对结果、合理的优先权、目标、体制修正及设计等的责任；二是确立对政策的绩效评估；三是监督和评估解决方案的有效性。所以，明确责任、监督和评估成为保障责任履行的核心内容。由此可见，公共危机协作治理的关键要素在于协作各方的相互信任，在于协作各方的对话沟通及信息的公开与共享。

二、公共危机协作治理的必然性与实践

目前，随着公共危机事件的不断涌现，破坏性增大，影响范围扩散，远远超越一个单一的部门、地区乃至国家的治理能力。所以，面对严峻的危机形势，无论是从纵向的政府还是从横向的各个领域，必须统一协作，联手协作，各负其责，生死与共，这样才能打破公共危机管理各自为政、碎片化的现状，实现互助互援、协作治理的整体格局。公共危机的协作治理有其必然性，也有可以借鉴和推广的实践经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风险社会：公共危机协作治理的前提。对于什么是风险社会，虽见仁见智，但主要有三种观点：客观实体派的风险社会理论——风险是客观的不确定性，是客观存在的实体；文化意义上的风险社会理论——风险社会将被风险文化取代，同时伴随着风险文化时代的来临，动辄就涉及全人类的生存安全的公众风险，将是未来的风险文化时代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制度派的风险理论——风险是现代乃至可预见的未来社会的核心，并且，科技时代所引发的任何危机，都可以把责任归因于个人、团体、政府及其相关组织。虽然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对风险社会进行研究，“从总体上考虑，风险社会指的是世界风险社会。就其轴心原则而言，它的挑战是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无法从社会的角度进行界定的现代文明制造的危险”。

一、全球治理：公共危机有效治理的途径

所谓公共危机是指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作出关键决策的事件。危机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就客观存在着，根据联合国的界定，危机主要包括：(1)自然灾害，又可分为地质方面：地震、火山等，水文气象方面：洪涝等，生物学方面：瘟疫、流行病等；(2)技术灾难，来自技术或工业事故，如爆炸、火灾、污染、辐射、泄漏等导致的丧生、受伤、财产受损或环境恶化；(3)环境恶化，人类行为导致的环境和生物圈的破坏，如森林大火、生物绝种、资源破坏等。危机所具有的突发性、不确定性、不可预见性以及影响的广泛性，使得其对社会的危害已经不仅仅停留在一个地区、国家的范围内，更会泛及到多个地区、国家甚至对全球产生威胁：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使得整个欧洲都笼罩在核污染的阴霾中；英国疯牛病的爆发使得全球“谈牛色变”；亚洲金融风暴使得全球金融市场一度低迷；美国“9·11”事件引发了全球的反恐热潮并促成了反恐联盟的建立；SARS事件、印度洋海啸更是触动了全球的神经。在各种危机充斥着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公共卫生、地区和国家安全等各个领域的今天，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危机不能仅仅依靠自救来实现，而必须整合全社会和世界各国的力量来进行治理，治理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理论支撑。

根据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之家》的研究报告中对治理的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而所谓全球治理，指的是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regimes)解决全球性的冲突、生态、人权、移民、、走私、传染病等问题，以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重大的公共危机要求全球共同应对，而通过国际合作将一国的危机纳入世界范围之内，通过整合各参与主体的信息、技术、人才、资金等各种资源。实现危机的提前预警，缩短危机决策的时间，提高危机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危机损害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从而实现公共危机的有效治理。

二、利益：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博弈

通过国际合作来实现一个国家或地区公共危机的治理诚然是一条有效的途径，但是这种全球治理得以实现的前提是建立在共同的利益机制之上的，其治理的效度也与各参与主体自身利益密切相关。

一、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依据

(一)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社会必要性

非政府组织作为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第三部门,具有非营利性、公益性等特点。这与政府公共机构的公共价值目标相同。两者在为社会提供高质量、多样化、高水平的公共服务方面,是不冲突的。突发公共事件的管理,具有非常明显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属于典型的公共产品。市场在提供公共产品时会出现“市场失灵”的问题,因此,公共产品主要提供者应该是政府。但是政府也存在“政府失灵”,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时可能出现低效与寻租的情况。所以,在公共危机治理的过程中,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可以进行互动合作,实现政府危机治理能力的提高。非政府组织的生存空间正是以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存在为前提。在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和重大突发事件过程中,非政府组织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同时还能极大减轻社会管理的成本。

(二)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特有优势

1.行动灵活。当出现公共危机时,政府组织往往由于严格的层级体系或某些政治原因、价值因素使得其反应缓慢。与政府体系相比,非政府组织作为一种社会自治机制,决策是分散而独立的,它可以即时作出反应,迅速渗入事件的各个环节,并根据各种既定的条件来确定自己的战略、策略和计划,灵活调整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

2.专业性。虽然中国的非政府组织现在专业性还很不足,但是非政府组织的专业性是它的一个特点。大多数非政府组织在成立之初就将自己的目标定得非常具体明确。例如,关注某类社会问题或救助某些弱势群体,然后根据自己的目标设定标准来吸纳组织成员,最后形成了专业特色鲜明的人员组合,并长期从事社会或科研最前沿的工作。

论文关键词：政府公共关系；公共危机；危机治理

论文摘要：有效的政府公共关系工作，对于危机的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缺少专门的政府危机公关机构，政府公关人员素质低下，与媒体及公众的沟通不畅等原因，不能很好的发挥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作用。为此，必须通过设立专职危机公关中心，切实转变政府公关理念，配置合格的公关人员，加强沟通以及提高政府国际公关能力来提高公共危机治理的效率。

一、政府公共关系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内涵诠释

当今世界，任何组织都处于一个极其复杂的公共关系网络之中。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公共事务的管理者，以及公共权力的行使者，也必须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这样才能推进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保持国家稳定与和谐，人民幸福安康以及国际威望的提升。所以，一个有效的政府，必须处理好与各方面的关系。正如美国公共关系学者哈洛所言：“公共关系是一种特殊的管理功能，它帮助组织建立并维持与群众间的双向沟通，了解、接纳及合作；它参与处理组织面临的各种问题与纠纷；它帮助组织了解公众舆论并作出反映，促进公众了解组织和事实真相；它强调组织为公众利益服务的责任；它帮助组织随时掌握并有效利用变化的形势，预测发展趋势，使之成为组织的警报器；它使用有效、正当的传播技能和研究方法作为主要的工具”。[1]依据这个公共关系的权威性定义，可以得出公共关系是组织为实现其目标的一种管理活动或职能。由此，政府公共关系是以政府为主体，为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建立和谐的公众关系，顺利完成政府公共管理职能，实现公共利益而进行的双向沟通与互动的管理活动。具体来说，政府公共关系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2]一是政府公共关系的行为主体是国家行政机关，有社会公益性和政府行为权威性；二是有传播沟通、行为规范的职能，有政策导向性和传播垄断性；三是与社会公众建立良好关系，有全民参与性；四是体现政府管理思想，维护政府良好形象。现代政府作为一个有限的政府，其主要职能在于对公共事务的管理，而有效的政府公共关系则是发挥其管理职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看，公共危机主要是指那些突然发生，对生命、财产和环境造成威胁和重大损害，对公共安全、社会稳定，乃至国家政权有较大影响，要求政府和公众采取特殊措施予以应对的公共事件或紧急状态。公共危机事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公共性。在《辞海》中，“公共”即共同，指社会的共同领域或共同利益。现代社会处于一个开放的、动态的系统之中，虽然某一危机事件不一定普遍存在，但是随着其传播而引起的社会关注，极有可能成为公共热点并造成公共损失、公众心理恐慌和社会秩序混乱。也就是说，社会的公共危机越来越突破地域限制。如2003年的“非典”先是在国外发生，后来很快在我国的广州、北京等地传播开来，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公共危机事件。二是突发性。由于各种公共问题和风险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和或然性，往往不易发觉或被隐匿而被推迟和掩盖，所以其发生的时间难以预测，过程难以控制，结果难以估量，一旦爆发，其破坏性的能量就会被迅速释放，并呈现快速蔓延之势，而且事件大多演变迅速，解决问题的机会稍纵即逝，如果不能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将会造成更大的危害和损失。三是扩散性。在目前全球化和全国化的趋势下，社会系统的精密程度也在提高，社会利益主体之间的交往和冲突也在增加，从系统论的角度来说系统越复杂，它的可靠性也越差。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诱发危机的渠道可能更多，危机的蔓延可能更严重。[3]四是危害性和威胁性。公共危机事件高度危险，极有可能使构成社会体制的人的生命、身体、财产等要素和机能达到崩溃的程度，并且由于危机往往具有连带效应，同时会引发次生事故和问题，导致更大的损失和危机。五是危机的双重效果。危机会带来各种损失，但危机也是机会和转机。美国危机管理专家诺曼·奥古斯丁认为“一项危机既包含了导致危机的根源，又蕴藏着成功的种子”。如果决策者直面危机，危机可以促进制度的革新和环境的变革，所以对公共危机事件需要辩证的认识。[4]

1989年，世界银行在概括当时非洲的情形时，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crisisingovernance）一词。治理被认为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治理的目的是指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5]所以公共危机治理就是通过政府和社会公众的力量，通过对公共危机事件的有效监测、预控、决策和处理，避免和减少危机，实现社会稳定，政府和公民关系和谐，维护政府形象的过程。具体来说，公共危机的治理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摘要：公共危机影响和危害的广泛性需要多元主体的合作治理，全球治理无疑是实现公共危机治理的有效途径，但是政治、经济、主权等多元利益的冲突是制约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关键。因此，在求同存异、互惠互利基础上构建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合作治理框架成为必要。

关键词：公共危机；全球治理；国家利益；困境；路径选择

2004年12月26日，震中位于印尼苏门答腊以北的海底发生了震级达9.0级的地震，地震引发的海啸对东南亚及南亚地区造成巨大伤亡，海啸遇难者总人数近30万。海啸发生后，世界各国及各种世界组织和民间团体、个人向海啸受灾国提供了大量援助，但在各受灾国向世界申请援助时，印度作为海啸受灾国曾一度拒绝援助。原因则是因为西方大国在援助背后所隐藏的政治目的，如“美日借救灾染指马六甲，派大批军舰开进国际水道”。同样值得关注的是，2008年5月发生在缅甸致使1.5万多人丧生、上千万人受灾的热带风暴袭击，在接受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的同时，因拒绝美国的救灾援助而引起外交摩擦。在公共危机全球化形势日渐凸显的今天，使得我们必须对公共危机的全球合作治理投入更多的关注。

一、全球治理：公共危机有效治理的途径

所谓公共危机是指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作出关键决策的事件。危机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就客观存在着，根据联合国的界定，危机主要包括：(1)自然灾害，又可分为地质方面：地震、火山等，水文气象方面：洪涝等，生物学方面：瘟疫、流行病等；(2)技术灾难，来自技术或工业事故，如爆炸、火灾、污染、辐射、泄漏等导致的丧生、受伤、财产受损或环境恶化；(3)环境恶化，人类行为导致的环境和生物圈的破坏，如森林大火、生物绝种、资源破坏等。危机所具有的突发性、不确定性、不可预见性以及影响的广泛性，使得其对社会的危害已经不仅仅停留在一个地区、国家的范围内，更会泛及到多个地区、国家甚至对全球产生威胁：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使得整个欧洲都笼罩在核污染的阴霾中；英国疯牛病的爆发使得全球“谈牛色变”；亚洲金融风暴使得全球金融市场一度低迷；美国“9·11”事件引发了全球的反恐热潮并促成了反恐联盟的建立；SARS事件、印度洋海啸更是触动了全球的神经。在各种危机充斥着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公共卫生、地区和国家安全等各个领域的今天，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危机不能仅仅依靠自救来实现，而必须整合全社会和世界各国的力量来进行治理，治理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理论支撑。

根据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之家》的研究报告中对治理的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而所谓全球治理，指的是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regimes)解决全球性的冲突、生态、人权、移民、、走私、传染病等问题，以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一、新疆地区公共安全领域面临的主要问题

当前，新疆地区各大中城市的公共安全，正随着安全环境的变化，从以军事安全为主要内涵的传统安全，向包含经济安全、生态安全、地缘政治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等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在内的综合安全的转变。[1]目前在新疆地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公共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各有不同程度的显现。

1、自然灾害

新疆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复杂，气候干燥，地质结构特殊，历来是我国自然灾害比较严重的地区，新疆地区的自然灾害主要有：地震灾害、气象灾害、洪灾、旱灾、风沙灾害等。新疆地区近年来发生的比较大的自然灾害有：1993年在南疆发生的历史上罕见的重大旱灾；1993年在阿勒泰等地发生的雪灾；2003年在喀什地区巴楚发生的“2.26”地震造成268人死亡，4000人受伤，经济损失达13.7亿元；近几年发生而且比较突出的是2008年和田“3.21”里氏7.3级地震，2014年于田“2.12”里氏7.3级地震。

2、事故灾难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化规模迅速加快，生产流程不断复杂化，加之部分管理者的管理不科学，缺乏危机意识，各种安全事故灾害不断出现。2005年阜康“7.11”特大矿难，死亡人数达83人，这是新疆地区城市历史上最大的矿难。此外，近些年来各种交通事故频繁发生，仅2014年乌鲁木齐市发生立案交通事故598起，死亡199人，伤638人，财产损失35.54万元。

摘要：从目前发展状况来看，我国已经正式进入全新社会发展阶段，客观因素导致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巨大变化，矛盾特征体现也相对更为明显。作为农业大国，“三农”问题的稳定和发展是国家的关切，农村公共危机治理也成为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求。结合我国农村面临的公共危机治理难题，本文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出发，从理论建构和实践两个方面对农村公共危机治理提出了可循之策。

关键词：新时代；三农；公共危机治理；对策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中国处于全球性的高风险与国内结构性转型叠加的时代，农村也被裹挟进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大潮流中。SARS、禽流感、公共设施建设等方面存在的实际问题已经证明我国必须妥善处理农村公共危机事件，只有这样才能够有助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最终实现。如果从地域方面来看，农村公共危机事件频现于广大农村范围内，自身带有的地域性特征体现十分明显。由于自身体系内包含农村以及公共危机两方面内容，所以，相关治理工作效果势必与农民切身利益相关。综上所述，想要摆脱农村公共危机压力，必须妥善治理。而在对“农村公共危机”的地域性理解上，学者杨冠琼以出现危机事件的公共区域作为研究对象，合理进行危机等级划分操作，具体包括区域、国家以及全世界危机事件［1］。截至目前，国内研究领域针对农村公共危机定义的理解比较认同李燕凌提出的理论。而该论题研究阶段内，参照上述观念，将农村公共危机定义理解为：在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共同影响下，最终存在矛盾被激化的可能性，农村公共危机即是具体表达方式。在内部以及外部矛盾的共同作用下，产生多个不同社会关注焦点，如果外部因素的强烈刺激导致临界力强度持续提升，势必最终形成了严重的公共危机事件［2］。

二、我国农村公共危机治理面临的困境

从近期发展状况来看，公共危机治理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我们国家现阶段处于发展关键节点以及从量到质的转型期，从各个领域方面来看，我国都处在高风险时期，这对处于转型期的农村公共危机管理能力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城市与农村二元结构的桎梏，上层实体化和下层碎片化的社会格局的存在，加之全球风险背景下，新的风险源不断出现，农民在灾害面前的承受能力是最弱的，对应的农业也成了不受重视的产业，农村则是弱势集体。在自然灾害以及人为灾害的威胁下，农村管理现状不容乐观，管理难度巨大，公共危机治理的难题非常明显。

摘要：病毒肺炎疫情属于典型的公共卫生危机，疫情对乡村公共卫生危机治理带来了严峻的考验。了解乡村应对疫情的现状，并提出解决意见对以后防治和战胜疫情具有重要意义。该文指出了乡村在应对疫情时存在的治理能力有限、医疗资源不足、法治意识落后等问题，并针对乡村实际状况，从政府、医疗机构、村民、法律等方面提出建议，旨在完善乡村公共卫生危机治理体系。

关键词：肺炎;公共卫生危机；乡村；治理

1乡村视角下的公共卫生危机相关概念

2003年的SARS、2007年的手足口传染病、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等公共卫生危机事件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了一定影响，尤其是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权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与此同时，这些公共卫生危机也加强了我国政府建设危机管理机制的力度，丰富了我国政府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经验和手段。在这次由病毒引起的肺炎疫情下，中央、地方高效联动为解决疫情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国务院颁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对公共卫生危机做了如下定义：“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1］。乡村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乡村存在公共卫生危机的理念落后、治理制度不健全、多元治理主体参与度有限、基础卫生设施落后等治理难题，因而在应对重大传染病疫情的公共卫生危机时难免力不从心。

2乡村公共卫生危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2.1乡镇政府治理能力有待提升。乡镇政府作为行使国家权力的最基层组织，发挥着连接国家和基层社会的重大功能。由于我国基层政府在现实行政体系下的地位和所处的客观环境，基层政府往往人才短缺。人是影响乡镇政府治理能力最为关键的因素，无人可用就必然导致治理理念落后乃至治理不当，从而导致在应对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时，预警、防控期间及善后处理的工作效率不高。此外，乡镇政府不同于县以上政府，其职能机构残缺，在“条块结合”的管控体制下，“七所八站”这类上级部门在乡镇的派出机构，使乡镇政府在整合资源开展防控工作时往往受到限制。乡镇政府及村两委在整合社会资源，借助社会组织、第3部门等非政府组织协同应对疫情的能力不足。在强调乡村治理的时代背景下，基层政府、建制村必须在借助多元主体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方面多下功夫，变一元为多元，进一步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2.2县乡2级医疗机构的不协同。当前，普遍存在“看病难、看病贵”的认知，这种现象在乡村会更明显。优质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城镇，优秀的医护人员需要更为良好的工作环境，所以他们选择向上级医院流动，进一步导致了乡村医疗卫生人才的短缺；其次乡村医疗机构接诊人数少，导致政府对乡村卫生机构的投入动力不足，使乡村医疗卫生状况陷入恶性循坏。在病毒引起的肺炎疫情下，乡村出现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以H县B乡的1个真实案例为例，2020年1月22日在“肺炎”疫情已经发生的情况下，B乡一患者有发热等症状，在乡卫生院就医后，建议转诊H县县医院，H县医生嘱其住院治疗，但患者未遵医嘱回到B乡卫生院要求输液，B乡卫生院医生劝其遵县医院医嘱回县医院住院治疗，但当天夜晚乡卫生院电话随访患者，却得知县医院嘱其可回家输液，后该患者于村卫生室输液治疗。然而，患者无县医院医师书面诊断证明。2020年1月25日，患者的兄长、母亲接连出现疑似肺炎症状就诊于县医院后皆被告知可回乡卫生院治疗，且2人也无县医院书面诊断报告。2010年1月25日晚，患者症状转危被送往县医院。虽然最终确诊3人皆是普通感冒，但是这件事情在H县人尽皆知，引起较大恐慌。通过次案例可以发现，在疫情已经引起中央高度重视的情况下，H县县乡2级医院仍然不能协同有效处理疑似病人，县医院不按正规医疗程序，让未开具书面诊断报告的病人回乡就诊，让医疗基础本就薄弱的乡村医疗机构承受更大压力。2.3乡村基层法律意识有待提升。这次“肺炎”引起的疫情引起了全国各地人民群众的高度重视，乡村居民也在这次疫情防控中也表现出了高度的自觉性、行动性。但这些自发防疫行动中也难免发生一些过激行为，如采用推土、砌墙等方式阻断交通线路，虽然起到了阻断疫情传播的作用，但却违背了法制的原则，乡村封路设置警示牌、警戒线即可。2.4村民的个人素质及人文关怀欠缺。这次疫情发生在春节假期，乡村返乡人员激增。按照统一部署，全体村民都应该自行在家隔离。但是居家没有娱乐项目，年轻人可以通过网络进行休闲娱乐，中老年人却难以适从，仍有部分村民私自展开聚集性活动，聚众打牌、吃喝等，这给乡村地区的疫情防控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健康不仅是躯体没有疾病，还要具备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有道德。”根据相关研究，突发事件时的情绪异常表现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疑病心理、恐慌心理、焦虑心理、抑郁心理、强迫心理以及一些伴随症状”［2］。乡村居民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利用心理危机干预热线等手段排解心理问题的比例也比较低，关注心理健康不仅是“以人为本”的重要体现，也是乡村治理水平提升的重要表现，所以加强对村民的心理干预至关重要。

一、全球治理：公共危机有效治理的途径

所谓公共危机是指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作出关键决策的事件。危机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就客观存在着，根据联合国的界定，危机主要包括：(1)自然灾害，又可分为地质方面：地震、火山等，水文气象方面：洪涝等，生物学方面：瘟疫、流行病等；(2)技术灾难，来自技术或工业事故，如爆炸、火灾、污染、辐射、泄漏等导致的丧生、受伤、财产受损或环境恶化；(3)环境恶化，人类行为导致的环境和生物圈的破坏，如森林大火、生物绝种、资源破坏等。危机所具有的突发性、不确定性、不可预见性以及影响的广泛性，使得其对社会的危害已经不仅仅停留在一个地区、国家的范围内，更会泛及到多个地区、国家甚至对全球产生威胁：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使得整个欧洲都笼罩在核污染的阴霾中；英国疯牛病的爆发使得全球“谈牛色变”；亚洲金融风暴使得全球金融市场一度低迷；美国“9·11”事件引发了全球的反恐热潮并促成了反恐联盟的建立；SARS事件、印度洋海啸更是触动了全球的神经。在各种危机充斥着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公共卫生、地区和国家安全等各个领域的今天，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危机不能仅仅依靠自救来实现，而必须整合全社会和世界各国的力量来进行治理，治理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理论支撑。

根据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之家》的研究报告中对治理的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而所谓全球治理，指的是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regimes)解决全球性的冲突、生态、人权、移民、、走私、传染病等问题，以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重大的公共危机要求全球共同应对，而通过国际合作将一国的危机纳入世界范围之内，通过整合各参与主体的信息、技术、人才、资金等各种资源。实现危机的提前预警，缩短危机决策的时间，提高危机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危机损害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从而实现公共危机的有效治理。

二、利益：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博弈

通过国际合作来实现一个国家或地区公共危机的治理诚然是一条有效的途径，但是这种全球治理得以实现的前提是建立在共同的利益机制之上的，其治理的效度也与各参与主体自身利益密切相关。

一、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依据

(一)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社会必要性

非政府组织作为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第三部门,具有非营利性、公益性等特点。这与政府公共机构的公共价值目标相同。两者在为社会提供高质量、多样化、高水平的公共服务方面,是不冲突的。突发公共事件的管理,具有非常明显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属于典型的公共产品。市场在提供公共产品时会出现“市场失灵”的问题,因此,公共产品主要提供者应该是政府。但是政府也存在“政府失灵”,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时可能出现低效与寻租的情况。所以,在公共危机治理的过程中,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可以进行互动合作,实现政府危机治理能力的提高。非政府组织的生存空间正是以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存在为前提。在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和重大突发事件过程中,非政府组织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同时还能极大减轻社会管理的成本。

(二)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特有优势

1.行动灵活。当出现公共危机时,政府组织往往由于严格的层级体系或某些政治原因、价值因素使得其反应缓慢。与政府体系相比,非政府组织作为一种社会自治机制,决策是分散而独立的,它可以即时作出反应,迅速渗入事件的各个环节,并根据各种既定的条件来确定自己的战略、策略和计划,灵活调整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

2.专业性。虽然中国的非政府组织现在专业性还很不足,但是非政府组织的专业性是它的一个特点。大多数非政府组织在成立之初就将自己的目标定得非常具体明确。例如,关注某类社会问题或救助某些弱势群体,然后根据自己的目标设定标准来吸纳组织成员,最后形成了专业特色鲜明的人员组合,并长期从事社会或科研最前沿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