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外交范文10篇

本文作者：许倩工作单位：北京市文联

在传统上，我们对内的宣传工作强调思想的灌输和一致性，在传播内容单调乏味，不尊重受众的意见。这种现象，在国际传播上也照样存在。我们的传播内容往往与外国民众的价值观、话语方式不一致。在新媒体高度发展的今天，我们应当注意到新媒体传播主体之间双向互动、平等沟通的特性，“摆脱习惯以主观片面的简单灌输的观念和方式进行约束严、效应低的旧式‘外宣’窠臼,建立一种在广泛交流和多元讨论对话中达成协商和共识的新的国际传播思维和模式。”转变以单向灌输为主的宣传模式，最重要的是要做到与受众之间的平等沟通。在国际传播中，我们必须认识到国内外受众的区别，注意到外国民众没有义务接受我们传播。“要使我们的国际传播贴近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从内容到形式都为国外受众所喜闻乐见，并在尽可能大的程度上取得效果，必须研究和掌握国际传播的特点、原则和规律。”与国外民众的平等沟通体现在语言方式和传播内容上，可以是使用外国民众的流行语言或李煜，使用符合外国民众情感倾向和语言风格，拉进与国内民众的距离，淡化传播的色彩，提高传播的效果。

当前参与国际传播的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重要媒体机构几乎不传播与政府不同的声音，官方色彩过于浓厚。这在导致外国受众形成了其缺乏独立性的印象，也直接影响了传播的公信力。同时，这些传播机构程式化、死板空洞的传播语言，也引不起受众的共鸣和参与。虽然我们作为一个亟待提高国际话语权的国家，在国际上准确、正面传播统一的声音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也应该注重在传播技巧和策略上的转变。特别是在新媒体时代，官方机构也可以非常活泼的参与传播。以新浪微博平台上在华机构的微博为例，他们“积极与国内网友互动”，甚至“娇嗔调侃”化解各种棘手难题，通过“卖萌”建立了开放亲和的形象。这种对官方色彩的淡化措施，有效降低了民众天然对官方机构传播内容的不信任感，拉近了与民众的距离，提高了自身的亲和力，值得我们在公共外交中大力借鉴。

目前，我们的传播有着浓厚的官方色彩，内容上缺乏细节。同时在语言方式上还习惯使用攻击性的语言，常常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当前世界上通用的传播语言，已经脱离意识形态的色彩，往往被包装在“公正”、“自由”、“民主”等价值标签之下，并在此基础上获得一定的逻辑一致性。“软性的、社会性、文化性的内容更多地被使用，解释、说明与沟通成为基本的表达方式。”因此，我们要在国际传播上取得效果，就必须尊重这种语言，从外国民众尊重信奉的价值观出发。另一个方面从传播规律来看，受众喜欢有着丰富细节的故事，而不是照本宣科的干瘪文本。比如“德国对外政策中的核心原则之一,是向国外‘有学识的群体’讲述其价值观和准则的故事。”因此，“中国的公共外交必须有效组织自身的社会力量与西方社会在各个层面‘结网而渔’,学会用民众的故事、民众的语言和民众的视角来诠释自己,打动对方,影响舆论。”要让外国民众深入地了解中国，就不能简单的把他们认识中国的内容标签化、简单化，就应该为他们提供有丰富细节的故事。在《人民日报》创办60周年的讲话上指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增强新闻报道的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坚持以人为本，是做好新闻宣传工作的根本要求”，就是对尊重传播规律的生动注解。

随着博客、播客等新媒体的迅速发展，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并且正在创造一种新的传播环境和传播理念。在国际上，各大重大媒体都在积极利用网络平台加强自身的影响力。特别是针对中国的新媒体平台建设上，各个国际媒体也毫不落后。“2012年6月28日，美国纽约时报推出中文网。这是继BBC中文网（1999年11月18日）、共同网（2001年）、华尔街日报（2002年1月）、金融时报（2006年）等国际重要媒体发行中文网刊之后，又一家美国主流媒体进入中文网上世界。”同时在我国的新浪微博平台上，联合国、美国驻华大使馆、朝日新闻中文网等微博账号也吸引了大批用户的关注，形成了巨大的传播能力。这些新媒体平台具有和民众直接沟通的能力，通过互动能够轻易获得民众的认同。其中，联合国新浪微博对秘书长潘基文2012年7月17日至19日对中国访问的行程进行预告、直播、介绍，并邀请网友与潘基文开展“微访谈”就是一个经典的案例。我国加强媒体建设，必须积极利用新媒体平台，加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平台的融合。在具体做法上，要加快媒体机构自身网站的建设，积极在国际上具有重大影响力的youtube、twitter、yelp等网站上建立官方账号，并进行及时的更新维护，吸引用户关注与互动。同时，由于这些网站对传播内容缺乏审核没有限制，容易对国内造成不良的影响，因此国内的民众无法直接访问。但是也由此造成了国内民众和国外民众的分隔，造成了在这些新媒体平台阵地上无法看到国内民众的声音，不利于与国外民众的沟通交流。我们应当对这种政策重新评估。

在新媒体环境下，每一个用户都能够产生、制作互联网内容，他们既是信息的受众，也是信息的传播者。这种“受传一体”的特征，直接要求我们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必须尊重这一规律，让民众和民间机构参与国际传播，提高传播的实际效果。另一方面，随着网络使用程度的不断提高，民众本身也在逐步走向成熟，懂得了如何运用手中的话语权来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同时，由于官方机构和媒体是“代表国家或最高统治权力说话,它必须非常严谨和小心,由此极大地压缩了话语空间”，而民众和民间机构“可以更自主和多元地进行话语表达,而国家通常却可以不必为此承担责任,这种相对自由的表达同时也是国际传播界接受的‘规则’或‘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更为独特的作用。在公共外交领域，特别是在国际传播中扩大民众和民间机构的参与，需要经过积极的培育。“从网络形象传播对个体认知的影响过程来看，人们大都经历了从旁观者角色到表达意见、参与意见交流的传播者角色转换，并且后者对人们形象认知的形成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我国有着庞大的华人华侨群体、外国留学生群体，并且外国驻华机构、外资公司等数量也非常庞大。我们要积极通过这些与我国和国外民众同时保持着联系的群体，注重他们同时兼具的“受者”和“传播者”的身份，积极向他们传递信息，并培育他们对外传播，通过他们开展公共外交。

本文作者：刘冠楠陈钢工作单位：东北师范大学

公共外交在国家对外战略中的作用与功能

促进民间理解与国际认同，创设良好国际舆论环境公共外交可以促进民众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促进本国的价值观念被他国民众理解和认同，进而影响国际社会的舆论。谁能影响国际社会的舆论，谁就能在国际社会中居于支配地位，居于支配地位的国家就能够对他国的对外政策施加影响，并使之朝着有利于实现本国国家利益的方向前进。“开展公共外交可以增进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情况、政策和价值观的理解，可以创造更加客观友善的国际舆论环境，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3］“它能突破政府对政府的僵化和民间对民间的软弱，着眼于未来，通过沟通和交流赢得外国民众的信任和承认，因而是提升一国国际形象的重要途径。”［4］中国是否能和平崛起以及崛起的过程，一方面取决于我们自己，另一方面取决于国际社会对我们崛起以及崛起方式的接纳程度，这种接纳程度受国际舆论环境制约。树立国际良好形象，提高国家威望一个国家良好的国际形象是各国的战略目标和谋求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它对国家的国际形象产生无形而强大的作用，使国际形象可以成为国家直接动用的资源，进而能够维持和增进国家对外影响力和吸引力，“对于政府来说，只引导本国的公共舆论支持其外交政策时不够的。它还必须赢得其他国家的公共舆论对其内外政策的支持。……现今国际舞台上的权力之争不仅是对军事优势的政治统治的争夺，而且在特定的意义上是对人心的争夺。这样，国家的权力不仅依赖于外交的技巧和武装力量地强大，而且依赖于它的政治哲学、政治体制和政治政策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5］这种强大的影响力就是国际威望，“在当今世界上，一个国家的国际威望和所处地位如何，在由传统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因素决定的同时，该国的知识潜力以及科学、教育和文化发展模式的吸引力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6］提供良好国际基础，服务中国的和平崛起公共外交可以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良好的国际基础。“英国《每日镜报》的记者罗伯特•弗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现在的中国意味着什么?富裕、强壮、性感，想想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我们就不寒而栗，开幕式免费发放的矿泉水的费用，就足够让英国政府破产。这样的舆论在西方发达国家是有代表性的，显然这种对中国的评价所造成的影响是恐惧、压力和一种抵触心理。”［7］中国崛起所引起的“霍布斯主义的恐惧”会带来他国的误解，因此为了消除这种恐惧，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创设良好的国际环境并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我们应加强公共外交，发挥公共外交相对于政治外交、经济外交的独特优势，通过文化的交往让他国了解中国的战略选择和政治理想，信任中国并喜爱中国。

公共外交视角下体育外交历史任务及其确定的依据

体育外交的历史任务:在政府监管下，以体育民间社团体与精英为中坚力量，以公众为基础，以体育文化交流与传播为主要内容，以体育文化表现形式为载体，与国外公众进行积极的交流、对话和沟通，使外国公众了解自己的情况和政策，接受和支持双边关系，改善本国的体育形象和国际舆论环境，为实现国家对外战略目标与体育战略服务以维护国家利益。具体任务及确定依据如下。促进中国和平外交理念与和平崛起方式的国际理解与国际认同，减少“中国威胁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增长迅速，中国的崛起已经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发展趋势。一个大国综合国力的增长与崛起，势必会引起他国的恐慌，尽管崛起大国对他国并无伤害之意，但如果他国难以对大国崛起的方式产生理解与认同，就会对崛起理解为潜在的威胁。因为西方大国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德国、英国以及亚洲的日本的崛起都是以战争和掠夺方式实现的。因此，为了减少他国这种认知上的误解，体育外交理应做出自己的贡献。因为体育外交较少受到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制约，交流形式灵活，有助于不同国家寻求共同的目标和提供交流平台，“如果行为体之间的共同期望使行为体具有高度的猜疑，使它们总是对对方做出最坏的估计，那么双方就会形成相互感到威胁的关系，这就是所谓的‘安全困境’。相反，如果行为体之间的公有知识使得它们能够建立高度道德相互信任，那么它们就会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它们之间的问题，这就会形成所谓的‘安全共同体’。”［8］“通过与各国的多方对话来增加相互之间的认同感与亲近感，以进一步打破各种隔阂与心理上的距离感、陌生感以及过分的防范与戒心，从而在较大程度上减轻安全困境的束缚。”［9］表达中国“和谐世界”的政治理想并获国际认同，获取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中西方文化存在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威胁论”提供了产生可能与空间，因此中国构建和谐世界的政治理想要为世界所认知与认同，既要靠政策的宣传，更要靠我们的实际行动，体育的交流就是最好的实际行动之一。因为相对于其他形式来说，体育交流更为直接，更为方便快捷，更易为人所接受。在体育外交中，展示不同国家、地区、民族的不同体育文化与体育形态，以此促进对不同体育文化多样性的理解，充分认识到多样性的文化与文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让世界人民充分认识到各种不同的体育文化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自己的独特的贡献，在此基础上理解各国不同文化基础上形成的不同社会制度与社会发展模式不是国家和民族之间交流的障碍，各国应加强包括体育在内文化的交流与对话，以互相取长补短，共同维护各种文明与文化的多样性，这本身就是中国倡导的“和谐世界”理念的重要体现。可以说，“和谐世界”的理念是中国和平外交战略理念的升华，意向世界传达一个负责任的崛起过程中大国的善意和意志，“中国是人文大国，中国人爱好和平，中国是可信赖的朋友，中国永远不会谋求世界霸权，中国向往世界民主，向往世界民主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从而唤起人类长远的、共有的价值和追求，给世界带来和平的信仰，为我国赢得宽松的国际环境创造最广泛的根基和最普遍的理解，取得世界的信赖。”［10］树立明确的体育外交战略目标，为加速迈进体育强国服务时下，作为体育组成部分的体育事业的国内发展和体育事业的国外发展都要统一于建设体育强国的战略框架之中，并使二者协调发展，也就是说，我们要真正成为体育强国，一方面要使我们的实力真正达到体育强国的标准，另一方面要使我们的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与体育强国的地位相符合，而要获取这样的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这就需要体育外交制定相应的战略，具体来说，“深化与亚洲各国尤其是周边国家的体育交流与合作，务实推进与欧美发达国家的互利合作，巩固和发展与非洲和拉美国家的友好关系，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体育援助。继续巩固和加强与国际奥委会、亚奥理事会、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等国际体育组织的友好合作关系，积极参与国际体育事务，增强我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形成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的体育对外交往新格局。”［11］提高中国体育文化的影响力与吸引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体育的对外交往，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复兴的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体育文化，自然任重而道远:第一，肩负对传统文化发扬光大的任务;第二，肩负宣扬中国文化理想的重任。可以说，如何实现将“文化中国”的形象传递给世界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为扫除“中国威胁论”做出贡献，不仅要看中国体育文化与世界体育文化交流的水平，更重要的是中国体育文化的内涵与品质以及国际社会的吸引力。加强与世界各国的联系与交流，积极宣传中国改革开放与体育事业发展的辉煌成绩作为中国文化外交重要组成部分的体育对外交往，“不仅要展示给世人中国厚重的历史与和谐的文化，更要展示一个现代的中国，一个变化的中国，一个开放的中国，一个与世界接轨的中国。”［12］

实现历史任务的路径选择

文化软实力在中国对外交往进程中所受到的重视和发挥的作用伴随着中国和平发展的外交思路，对中国积极融入国际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是丰富了外交内涵。文化软实力外交理念的贯彻，不仅丰富了中国外交的内涵，而且扭转了外交发展不平衡的态势，形成了经济和文化外交两翼齐飞的外交格局，从而扩展了中国外交的发展空间和回旋余地。二是提高了外交的功效。通过开展文化外交，不仅极大地降低了中国经济、政治外交由于过于倚重“硬实力”的高强制性而带来的高成本和高风险，同时，文化外交还以其潜移默化的无形的渗透力量，增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的价值认同，进而改变了中国文化输出的被动落后局面，取得了运用硬实力无法实现的文化效果和外交作用。

一、如何发挥文化软实力在实现中国外交梦想中的作用

1.增强对外话语议题的设置能力，把握话语导向。

（1）设计好话语议题。在经济方面，主张提高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议题的话语权，按照国家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权重和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来划分其话语份额。在政治安全方面，谋求提高金砖国家合作组织等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旨在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发展的多边机制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在文化方面，在抵御西方道貌岸然的“民主、自由、和平”思想入侵的同时，以实际行动向国际社会宣扬和证实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合作、和谐的外交政策。

（2）把握好话语导向。加强中国外交思想和政策的对外宣传工作，及时准确地表明中国对国际事务的主张，积极开展国际舆论斗争，着力维护国家利益和形象。指出，面对“中国责任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我们要广泛深入地宣传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思想，引导国际社会正确认识和对待中国的发展。

2.探索从被动应对走向主动作为的中国公共外交路径。

摘要：法律外交即将依法治国理念贯彻于外交关系当中，将反腐败国际合作等外交问题作为法律问题，依法处理外交事务，解决涉外纠纷。法律外交可分为政府外交和公共外交两种模式，前者是国家外交活动的主渠道，后者以社会组织和公民为主，是前者的有益补充。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在反腐败领域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合作，但由于实际国情与法律制度的差异，反腐败国际合作面临诸多难题。通过实施法律外交战略，从政府外交和公共外交层面，建立金砖国家反腐败国际合作的法治路径与制度模式，促进实现全球反腐治理的法治化。

关键词：反腐败；金砖国家；法律外交；政府外交；公共外交

一、引言

当前腐败犯罪向着跨国性、有组织、智能化的方向发展，跨国洗钱和转移赃款、腐败分子潜逃出境等问题突出。各国政府通过相互缔结多边公约及双边协定，在司法管辖、引渡、追逃追赃等方面开展反腐败国际司法合作，反腐败领域外交关系的法律性质凸显。我国先后加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同时与许多国家缔结了引渡和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签署双边合作谅解备忘录，积极参与包括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和金砖国家在内的全球性和区域性反腐败合作。同时，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及公众积极开展涉及反腐败合作的民间交流活动，参与主体范围大大扩展，使得反腐败国际合作兼具外交属性和司法属性。作为金砖国家（BRICS）的成员国，我国与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都是重要的新兴国家。近年，金砖国家携手合作，先后达成《金砖国家银行合作机制金融合作框架协议》《金砖国家经济伙伴战略》等协议，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形成以首脑峰会为核心，以部长级会议为支撑，以研讨会、论坛等为辅助形式的国际合作机制，体现了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精神。可以说这与我国倡导的“一带一路”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是一致的①。“一带一路”倡议为金砖国家的合作带来了新路径，两者的协同发展有利于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包容式改进”②。值得关注的是，我国于2017年6月起草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草案）》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规定，监察委员会负责组织反腐败国际条约的实施，统筹协调与其他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开展反腐败领域的合作与交流。然而，金砖国家各国经济、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存在较大差异，国内腐败问题也不容乐观，这些因素都成为困扰和阻碍各成员国开展反腐败国际合作的痼疾。在我国反腐败国家立法和全球治理法治化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借助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和平台共同惩治和预防腐败，是摆在各成员国面前的重要课题。

二、法律外交与反腐败国际合作问题

党的报告指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同时，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所谓法律外交，就是指将法治理念贯彻于外交活动当中，将外交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按照法定程序处理外交事务、依法处理和解决外交纠纷及冲突③。具体包括传统外交中的涉法活动，如司法协助、签订条约、国际诉讼，是以法律为内容、机制和媒介的外交活动等④。金砖国家在进行反腐败国际合作时，会受到本国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因此，将法律外交确立为一种反腐战略，将国际反腐中的外交问题作为法律问题加以解决，应成为金砖国家反腐败国际合作的重要路径和发展方向。（一）法律外交的内涵、理念和模式。国家外交关系和全球治理的法治化，客观上需要运用法治思维、法律程序和方法去沟通化解分歧和矛盾，使国家利益和外交主张更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也更容易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从性质上看，法律外交就是将某些外交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用法律手段达到政治或外交目的，将外交问题法律化。作为一种新型外交理念，法律外交是将外交法治化的一种创新之举⑤。中国政府一贯重视并践行国际关系法治化，运用法律方式解决国家、区域、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积极参与国际立法，全面履行国际条约义务，严格按照国际法原则和规则办事，通过积极开展法律外交来推动国际法治⑥。从主体和内容上看，法律外交包括政府外交和公共外交两种模式。政府外交是指以国家各部门及领导人为主体，以法律为主要对象和内容，运用法律手段和体现法律因素的、官方的、正式的外交活动。各国政府和司法机关为应对反腐、反恐、环保等全球性问题，广泛开展以形成国际司法合作相关制度、规则和机制为目的的外交活动，共同签署专门性国际条约。在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外交部及其他各部委的涉外职能部门代表国家处理双边和多边法律外交事务，这属于传统外交的层面，基本上是国家对国家的官方外交活动。公共外交是指在政府主导下，民间团体、机构以及公民个人参与的对外法律交流活动，包括政府支持的新闻媒体、研究咨询机构、法律院校主办的国际法律研讨会、法律从业人员的互访与交流等。全球腐败治理并非仅限于各国政府公共部门之间的官方合作，而是应当有民间社会、非政府组织和社区组织的广泛支持和积极参与。正如有学者指出“范式的转变，就是强调从由国家构成的范式向由多种行为体构成的范式转变”⑦。相对于政府外交来说，公共外交属于“柔性外交”，其主要特征就在于外交行为的公共性、民间性，“不仅体现在内容的公共性，而且体现在外交对象的公共性”⑧。从政府外交和公共外交的关系来看，政府外交是反腐败法律外交的主渠道，公共外交作为前者的有益补充，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外交“巧实力”的作用，成为一个国家反腐败法律外交整体格局的有机组成部分。一方面，反腐败政府部门在开展官方外交活动的同时，必须反思如何在“广场化”的公共领域寻求其反腐决策与施政的合法性，探索如何在公众舆论的“广场杂言”中接受监督和塑造公信力；另一方面，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反腐法律外交活动并依法行使民主监督权利，也需要依靠法治思维和理性行动。实践表明，要使官方机构和民间力量都能发挥自身应有的反腐外交的功效，须构建“官方主导、民间参与、行为规范、权益保障”的反腐法律外交有机平台，实现政府外交与公共外交的对接协调，形成反腐法律外交的合力。（二）我国反腐败领域法律外交的实践。在反腐败领域，我国一直都很重视通过多边合作、双边合作以及公共外交活动开展国际合作。首先，在多边合作方面，我国积极参与全球和区域反腐败合作机制。如在追逃追赃方面，我国于2014年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北京反腐败宣言》中提出加强追逃追赃务实合作的“中国主张”；于2016年在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上通过了《反腐败追逃追赃高级原则》和《2017—2018年反腐败行动计划》，并在华设立G20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⑨。据统计，2014年至2016年，我国追回外逃人员2442人，其中外逃国家工作人员397人，追回赃款85.42亿元，“百名红通人员”37人，近年新增外逃人数也呈明显下降趋势⑩。其次，在双边合作层面，我国已与近百个国家和地区建立反腐败国际司法合作关系，对外缔结引渡和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积极开展司法领域的法律外交活动。如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4年创立中国与东盟成员国总检察长会议机制，2006年发起成立国际非政府司法组织《国际反贪局联合会》，推动亚太经合组织第26届部长级会议并审议通过《北京反腐败宣言》，倡议举办上海合作组织总检察长论坛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倡议举办金砖国家大法官论坛，通过并签署了《三亚声明》。再次，在公共外交方面，我国积极承办和参加国际反腐败会议，参与制定反腐败文件；开展以法学教育和法律文化交流为内容的公共外交活动，媒体网络、专业机构、社团组织、跨国公司等在反腐败公共外交活动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中国法学会近年与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的组织和机构签署了双边合作备忘录，举办中非合作论坛-法律论坛、中国-亚欧法律论坛，中美、中澳、中德法律研讨会等，在派团互访、法学研究、学术研讨、人才培训、法律服务等方面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对外交流与合作，在反腐败公共外交中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

当两国政治关系处于低潮阶段，两国之间的政治与经济交流中断，体育赛事往往能够成为打破僵局的利器。相比严肃刻板的政治活动，体育赛事具有非官方性、轻松灵活性、亲和力强等特点，却能解决一些国际社会问题。过去的十年，朝鲜不间断进行核试验，各方会谈也是反反复复重启多次，2017年之际朝鲜多次进行导弹试验，韩国则安置美国萨德系统以应对，双边关系处于僵局阶段;但2018年年初朝鲜领导人高调宣布有意派代表团参加韩国平昌冬奥会，随后几日双方恢复高级别的会谈，商讨朝鲜参加平昌冬奥会的事宜;届时双边紧张多年的僵局又一次打破，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得到缓解，这是朝鲜成功核试验之后以一种自信的政治姿态主动对韩体育外交政治外交，以体育外交为契机朝韩两国关系将会进入新一轮的缓和与对话阶段。在国际历史上很多国家通过体育外交完成双边关系的政治外交破冰，改善双边关系。1954年印巴“板球外交”为双方恢复对话、降低双边紧张局势提供契机;1971年中美“乒乓球”外交开启新中国与美国的外交巨轮，极具划时代的意义;2008年土耳其与亚美尼亚“足球外交”对消除双方长达一世纪的恩怨消除起着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国内学者郝雅烨子在《体育外交在解决国际争端中的辅助作用研究》一文分析了和平时期运用体育外交辅助解决国际性矛盾的可行性，研究显示体育外交有助于缓解国际争端的氛围，对于解决国际矛盾起着一定的辅助作用;本文认为该文客观分析了体育外交的意义所在，体育外交在国际事务中起着“药引”的作用，完全寄希望体育外交是不成熟的政治行为表现。新时期总书记再报告中指出:新时期是我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为世界做更大贡献的时期，因此如何通过体育外交这柔性“润滑剂”助力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体育快速发展是具有重要的意义的;本文认为新时期体育外交更多的是主动出击，柔性与灵活的表达政治态度，以体育外交为窗口在国际制造舆论宣传、宣扬包括中国体育文化在内的中国文化，是展示中国大国责任、提升中国人道主义号召力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构建新时期构建体育强国的重要举措之一;当然不排除谋求寻找合适的契机采用体育外交解决诸如当下美国挑起的对中国的贸易战等相对棘手的时政问题［1］。

1新时期中国大国外交思维

中共之际总书记在一次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义思想确立为我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执政思想，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事业的建设提供思想指南。政治外交、体育外交也是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范畴，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下，我国外交工作的新型大国外交理论体系也基本成型。客观判断国际环境，顺势为之;就中国目前发展来看，解决中国安全合作短板，多角度在全球扩大影响力，提升国际事务的话语权是中国外交任务重点和难点所在。明确目标，内外联动效应趋于明显;报告指出，新时期中国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两个构建，实现中国与国际实现共赢的局面，促进中国梦与世界梦的联通。新时代新型外交理念更加灵活，不拘一格，与世界呈现共振性，协调性、互惠性;共振性、协调性，表明中国在外交过程中不寻求单方面的利益，而是要实现荣辱与共。由此可以看出，新时代中国外交政策主要是向世界表达出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以不拘一格的灵活政策实现中国与世界的共赢，传扬中国几千年的优秀文化。中国体育外交属于中国外交的范畴，遵循中国外交宏观目标是必然［2］。

2体育外交表达国际政治关系、展示政治态度

体育外交可以作为国家之间表达政治态度的一种工具，主要是分为友好和抵制两种不同的政治态度。国际历史中，以体育外交表达政治态度的案例不在少数;1948年法西斯战败国拒绝参加伦敦奥运会，1956年新中国因奥委会邀请台湾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参加而拒绝参加本届奥运会。2014年，国家主席应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邀请于2月6日至8日参加索契冬奥会的开幕式，但开幕式之前俄罗斯传来出现恐怖袭击的报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是否能够安全举行索契冬奥会持怀疑态度，相比西方国家对待此次冬奥会的冷遇，中国国家主席应邀参加索契冬奥会对俄罗斯可谓是雪中送炭，表达对普京、俄罗斯强有力的支持。值得令人深思的是，参加俄罗斯索契冬奥会，是国家主席执政新年之初首次外出访问的国家，也是他首次出席境外国际大型体育赛事。两个第一次，直接明了地向普京和俄罗斯表达出中方对中俄关系、对索契冬奥会的重视，显示出中国和俄罗斯在重大国际关系如“反恐”问题上意见的高度契合，也显示着中俄两国追求世界和平的决心［3］。在索契冬奥会上中俄两国国家元首对国际重大问题表达出独立与共识的意见，两国元首共同与参加叙利亚化学武器海运联合护航的中俄军舰舰长视频通话，展示中俄两国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安全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彰显中俄双方今后就重大国际问题继续磋商与合作，共同维护世界及地区和平、安全、稳定的决心。冬奥会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一致意见:2015年共同举办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活动。这完全符合新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理念，和平是时代主体，既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俄罗斯的利益，更符合全世界热爱和平人群的利益。国家主席应邀参加索契冬奥会一行，体现着新时期中国外交的务实性、灵活性，也体现着中国外交的独立自主性、不人云亦云的外交路线。一场成功的体育外交，加深主席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之间的友谊、加强两国民族之间的情感，深化两国之间的双边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

3体育外交助力中国体育文化

2002年开始，美国重要非营利研究机构“艺术文化中心”开展了“艺术、文化与国家对策”的重大项目的研究。该项目着重研究美国国家在艺术及文化决策方面面临的重大难题。

《美国政府的文化外交》是其向美国政府提交的研究成果的一部分，是一项阶段性的研究成果。该中心为一家独立的智囊机构，致力扩展和加深国家对文化的理解。中心董事会由詹姆斯•艾伦•史密斯任主席，基吉•布来伏德任执行主席，成员包括霍普金斯大学、鲁特吉尔大学、德克萨斯大学等学校和研究机构的教授或学者，受罗伯特斯特林克拉克基金会、纳坦卡明斯基金会等数家基金会的赞助。《美国政府的文化外交》项目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弥尔顿•C•卡明斯博士主笔，前不久（2003年）刚刚完成。该项目对美国70余年来的文化外交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并简要地总结了美国政府文化外交的深层模式或发展趋势，笔者对此做一些简要的介绍，相信对于我国文化发展与文化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战后美国文化外交的基本情况

二战结束，冷战相继而至，美国政府开始了新一轮的教育和文化斡旋。在由美国人占领的前纳粹德国地区，美国着手实施了大量的教育和文化计划，对德国人进行民主制度方面的改造教育。教育和文化交流是这一广泛的教育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945年到1954年，有12，000多德国人和2，000多美国人参与了美国政府在两国间发起的交流活动。1945年8月份太平洋地区的战事结束，其后美国占领日本并推行了类似计划。

1945年，杜鲁门总统将两个战时机构??战争新闻办公室和美洲事务协调办公室的国际新闻职能转交至国务院行使。它们的职能与文化关系司的职能合并，形成了国际新闻和文化事务办事处。一年后，这一机构被重新命名为国际新闻和教育交流办事处。这个办事处负责向助理国务卿汇报公共事务。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负责管理美国文化外交事务的政府机构发生了更多的变动和重组。

1946年，美国开始实施一项也许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教育和文化交流计划。阿肯色州的参议员J•廉•布莱特，曾作为一名领罗氏奖学金的研究生，通过非政府奖学金计划的资助在英格兰学习。他发起和协助通过了79-584号公共法案——富布莱特法案。根据这个法案，美国国务院有权与外国政府签订行政协议，而且可以利用通过销售美国作战剩余物资所得的外国货币为学院和文化交流活动提供经费。后来，美国联邦政府每年都提供年度拨款，用以维持和继续这项开始被称作富布莱特法案基金的计划。1996年，在富布莱特法案实施达50周年之际，美国国家人文中心建立了一个由学者和商界人士组成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私人赞助，对富布莱特法案基金进行了评估。该委员会注意到，从1946年至1996年，约有250，000人次受益于富布莱特奖学金。委员会还申明了一个文化交流计划的潜在原理，它为富布莱特法案基金的支持者们一再推进：

【内容摘要】全球化是客观的、多维的历史发展进程，是同一化与多样化的统一。当代全球化对外交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推动了外交主体、外交议题、外交方式的革命。

【关键词】全球化主权碎片化外交议题扩展公共外交多边外交

Abstract:Globalizationisaobjectivelyandmultidimensionallyhistoricalcourse,andalsoaidenticalanddiversifiedunion.Contemporaryglobalizationisprofoundtodiplomacy,whichpromotestherevolutionofdiplomaticbody,diplomaticsubjectanddiplomaticmode.

KeyWords:Globalization;Fragmentizedsovereignty;Expansionofdiplomaticsubject;Publicdiplomacy;Multilateraldiplomacy

全球化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时髦用语”（buzzword）。但是，全球化的许多基本问题都处在巨大的争议之中而难以达成共识，譬如全球化究竟是一种实际状态，还是一种意识形态或目标，全球化究竟始于何时，全球化是单维的还是多维的，全球化是西方化、美国化吗？全球化是同质化还是异质化？正如罗伯特•基欧汉所言，全球化这一说法意在表明，人们普遍认识到世界政治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当然，这种模糊的说法也意味着，人们对这一变化的理解还是肤浅的。所以，我们首先应该对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和特点作一理解和把握。

一、当代全球化发展的客观趋势

[摘要]核心素养是全新教育理念中重点提倡的目标，对于高中政治教学而言，培养学生的理性认知能力、基本法治意识、政治归宿感以及公共参与能力等是重要的教学任务。其中公共参与肩负着实践落实的重任。本文结合高中政治教学的相应内容，集中探讨高中生公共参与与核心素养在政治教学中的渗透策略。

[关键词]高中政治;公共参与;核心素养;策略

任何一种知识传授活动，其目的都是为了培养学生的基本核心素养，以此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高中政治课针对现阶段的社会发展需求以及青少年群体的特性，从政治认同、法治意识、理性精神以及公共参与性几方面进行核心素养能力的提升。但是这些提升，最终都需要落实到公共参与的范畴中，才能从根本上培养和提升高中生的核心素养能力。

一、公共参与素养的概述

公共参与素养是指公民主动有序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承担公共责任，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践行社会公共精神的一种意愿和能力。它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即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和基本能力。高中生的公共参与素养能力不是天生的，而是需要在不断的政治学习中积累和培养出来的一种对知识、精神、能力的整合和升华。

二、在高中政治课堂教学中培育学生公共参与素养的基本策略

文化是每一国家民族的重要资源，当今世界各国对自身的文化资源也越来越重视。2001年美国“艺术、文化与国家对策”项目研究报告认为，“美国文化是美国智慧和创造精神积聚而成的一种资本。这种特殊的资本既是人类成就和历史的宝藏，也是人类创造力和创新精神的源泉。美国文化资本在当今全球知识性经济社会中，作为一种关键性社会资源，对于美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在寻求保存各自的民族特性和达成相互了解的过程中，正日益显现其重要性。”了解美国当前文化政策的变革，对于我国当前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当今世界，技术领域的变革和全球性经济的发展，迫使我们重新认识创造精神和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全球不少国家，包括美国本土的许多州县、市镇都已经开始把“文化经济”视为国民经济的一个新的部类。一些地方已开始研究“创意群体（创造性群体）”“创造性社团”“创造性劳动人群”对国民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增加出口做出的重大贡献。

文化在经济中的作用是实质性的。在美国，所谓的版权经济，包括电影，录像，音乐，出版，软件诸行业一年就创造4500亿财政收入，几近全部GDP的百分之五，为上述行业贡献了790亿的销售额。据估计，上述行业吸纳760万人就业，这个数字每年还在以远远超过其他行业的速度在增长。从属版权经济的文化部门，就占到了美国GDP的2.5%。

人们对创造性的日益关注，是对在信息经济时代创新步伐日益加快的回应。文化作为一种资本已经在新经济中创造财富并在急剧变化的时期满足着人们的各种需要。美国联邦储蓄主席格林斯潘提醒说：近几十年是思想激发了国际贸易增长的浪潮，同样还是思想促进了生产力和国民财富的跃升。他说，我们目睹了一场“思想——新的洞见——替代物质材料和纯人力的投入”。美国的许多州及地方政府都体会到体现在艺术活力和文化遗产中的思想是如何变成明显的经济财富。人们注意到文化作为一种社会财富，具有改善个人生活质量，增进社会凝聚力的重要意义。

从经济角度看文化，创造精神和文化遗产成了我们在新经济活动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从社会角度看文化，文化就成了维系社会并帮助人们适应变化的资本。在两种情形中，我们都有必要重新思考影响文化领域的公共决策。

从政策工具上看，美国联邦中央政府在文化领域所使用的决策机制，多数情形下，间接鼓励并保护了自由竞争市场，以及知识产权以及公众对知识产权的兴趣。在非营利领域，税赋减免的相关办法促进了民间的慈善传统。根据最乐观的估计，各种各样的私人捐赠团体，基金会及公司1999年一年当中就为艺术，文化和人文学科慷慨解囊高达100亿美元。近年来每年向联邦文化机构--如史密斯学会，国会图书馆，公共广播公司，国家艺术促进及人文学科基金会，等的直接拨款，总值近200亿美元。

一、政府公共管理的基本内容及相关研究述评

政府公共管理是政府部门为履行公共管理职能，通过计划、组织、指挥、控制、协调等功能环节，实现公共管理目标，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一种社会活动。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政府的最基本职能是为社会公众提供有效的法制环境、政策环境、社会环境、生态环境、制度保障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满足社会公众的公共需要①。新公共管理理论强调政府公共管理要实现政府定位从统治型和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在新时期的治理活动中，公共管理活动要以公共利益代表者的面貌出现，积极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公众。伴随着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政府公共管理一直是研究热点。SPENCERZ(1999)主要研究维多利亚时代的政府公共管理改革，探讨了政府问责制与民主政治改革对于公共管理的影响，认为政府公共管理应更加多元化，并将民主管理概念化、具体化②。国内学者主要结合国家发展需求，在明晰现代政府公共管理的基本职能与特点基础上③分析公共服务的市场化管理④，公共管理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关系⑤以及新媒体时代下的公共管理⑥等问题，并探讨新公共管理理论下的管理模式创新⑦。对于西方公共管理借鉴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共管理的具体职能，如对于财政管理体制，公共服务体系等方面的经验借鉴⑧⑨，并分别总结了相应领域的可借鉴内容。而公共管理作为完整的系统，需要统而观之，仅针对特定领域的问题探讨能够更为精准地把握可借鉴内容，但往往容易忽略经验借鉴的政策条件和环境条件可行性问题。谭爽，胡象明(2010)认为我国在对西方公共管理进行理论引入和实践过程中存在缺乏对理论适用性的深入思考，本土化研究尚存不足以及延续性有待进一步加强等方面的不足，影响了管理政策和措施的成效⑩。本文旨在通过对澳洲政府在权力监督，公务人员管理，社会保障以及外交策略等公共管理宏观环境和根本制度方面进行经验总结，并结合我国国情进行选择性借鉴，以期为提高我国公共管理水平提供决策参考。

二、澳洲政府公共管理的实践经验

(一)在国家治理上，注重权力制衡

澳大利亚为联邦制国家，实行三权分立。联邦宪法规定了联邦、州和市三级政府的职能，一级政府对应一级财政，每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划分清晰。联邦政府的事权主要包括国防、国际贸易、外交、社会保障、移民、货币管理、大学教育和邮政服务等，并拥有关税、消费税等部分税权瑏瑡。州政府主要处理教育、卫生、交通、环境等事务。地方政府主要是提供市政建设方面的服务，包括地方道路、供水、乡镇规划、垃圾处理等。各级政府职责明确，并且各州的事情由自己来决定，有较大的自主权。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也叫做国会(Parliament)，由众议院和参议院组成，负责立法工作。这一届众议院有156名议员，每个人数相等的选区都有1个席位名额，参议院有76名议员，6个州每州12名，两个领地各2名，任期3年瑏瑢。澳大利亚政府由众议院多数党或党派联盟组成，每届政府任期3年，拥有行政权，内阁是政府的最高决策机关，由30名部长组成，最高行政领导人是总理。澳大利亚高等法院(HighCourtofAustralia)是澳大利亚的最高司法机构，对其他各级法院具有上诉管辖权，并对涉及宪法解释的案件做出决定，由1名首法官和6名大法官组成瑏瑣。各州设最高法院、区法院和地方法院。在澳洲政府权力运作中，审计部长需要定期向国会报告各部门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并接受议员的质询，从而实现对公共权力的有效监督。除此之外，为约束治理权力，澳大利亚政府还设置独立的反贪污委员会作为监督机构，该部门虽没有司法权但有调查权，可以启用私人方式进行调查，调查情况直接向国会报告，如证据确凿，可以直接移交司法部门处理。政府还设置信用委员会，主要是接受对政府部门不作为和乱作为的投诉，也是直接向国会负责，独立开展工作，而不受其他部门的干扰。近代以来西方法治的发展一再强调权力制衡的重要性，认为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权力监督早在封建专制社会就已经形成和发展，但监督权本身也是一种权力，也需要受到监督。因而，从逻辑上说，权力监督中的权力是一种外在的权力，容易使权力陷入监督无限累加的怪圈，传统监督制度永远不能从根本上克服腐败的根源。近代法治产生后，以权力制衡为核心的法治原则替代权力监督。澳洲政府各个政体要素相混合，相互牵制部门权力，防止权力过分集中，一定程度上防止腐败现象的发生。

(二)在公务员管理上，注重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