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投资范文10篇

摘要：政府在公共投资中需要考虑如何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间的事权和财权。现阶段，我国公共投资在中央与地方间事权划分上存在模糊，错位等现象，而财权的划分又与相应事权不相匹配，严重地影响公共投资的有效实施。因此，需要对中央与地方间的事权与财权重新划分，完善政府公共投资职能。

关键词：公共投资;中央与地方;事权;财权

一、引言

公共投资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实现其职能的一项重要手段。世界上绝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联邦制和单一制)都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对投资领域进行明确的划分，以确保其实施的高效性。但当前，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投资责权不明，财政分配与投资事权划分不谐调，导致在实际操作中政府投资格局的“错位”，相互扯皮、推诿、管理混乱的现象接连出现，严重影响和制约了我国公共投资的有效实施。因此，公共投资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事权和财权合理划分的要求迫在眉睫。原因在于，事权和财权的合理划分是公共投资在政府间分工的关键，同时政府投资事权与财权相统一，又是合理地划分政府投资职责的标准。因此，需要合理地界定公共投资中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事权和财权。

二、我国公共投资在中央与地方间事权与财权划分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公共投资在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与财权划分模糊不清，造成中央与地方政府间投资错位，随意性大等问题的出现，严重影响了公共投资在社会建设中的有效实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公共投资在中央和地方政府间决策权划分问题。公共投资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尽管在政府间已经采取了分工，各级政府具有相当的自主权，但也遵循着中央主导的地位，在公共投资项目的决策上仍需接受中央和上级政府一定程度的管理。而中央政府利用自身的地位优势，在公共投资决策中过于强调其主导地位，以致各级政府缺乏投资自主权，形成上下级之间投资自主权和职责存在严重的不对称现象，极大地限制了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开展地方公共投资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严重影响公共投资实施的效率。2.中央与地方政府间投资结构的不合理问题。这突出表现在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公共投资分工方面还存在“越位”、“缺位”乃至“错位”的投资格局。一方面，中央和省级政府投资表现为“越位”和“缺位”的现象。中央政府过多地承担了本应由地方政府承担的基础建设和经济发展方面的支出责任，而且不合理地直接干预微观企业层面的运行，而对于中央和省级政府本身的责任甩给了下级政府，造成下级政府的投资负担。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投资则表现为严重的“缺位”。随着公共投资在政府间的分工，中央权利逐渐下放，地方政府成为独立利益主体，这使得地方政府的投资具有较大的地方利益色彩，大都以短期利益为目的，较多地参与竞争性和营利性领域的投资，导致在该领域存在严重地盲目投资和建设，扰乱了整个国家宏观经济秩序，而本应该由地方政府投资的非营利性的基础领域则长期存在着严重的投资供给不足，如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等公益性领域。此外，由于政府间投资分工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讨价还价的现象时有发生。当投资项目有利于自身利益时，各级政府会尽量将建设权争为己有或挤进投资者的行列；反之，则会尽力将责任推给对方，开脱自身的职责。由此可见，政府间投资结构的不合理主要原因在于政府间投资分工的模糊性所致，其严重地影响公共投资的有效实施。3.中央和地方政府对于公共投资的财政投入上存在严重的不平衡性。公共投资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一项重要公共职能，明确各级政府的投资事权，依靠各级政府相应的财政投入，才能维持公共投资的有效运行和稳定发展。但随着分税制的提出，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越来越大，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不断上解中央。由于收入层层集中，导致越往基层，可控财力越少，而各级政府投资事权不断下放，这使各级政府投资的财力与事权及支出范围极不相称。当然，由于中央政府担负着宏观调控的作用，须掌握多一块的财力，但是事权和财权的差距不能差距太大，否则会导致政府投资处于“半缺位”或“缺位”的不正常状况。4.地方政府投资过分依赖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一方面，近年来中央政府在大量下放投资事权的同时并没有相应地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收入，致使地方政府收支缺口巨大。大量的地方政府在投资中出现了严重的财政问题，陷入“无米下锅”的困境，由此导致了很大程度要依靠中央政府和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来解决问题。中央转移支付已经成为地方政府投资的必不可少的财力来源，以至于许多地方缺了这部分财力，政府投资都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尤为明显地是在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中。另一方面，我国转移支付制度还不完善，对于转移支付资金的审查还不够科学，形成转移支付的随意性很大，也为地方政府投资运用不规范的手段获取转移支付金提供了机会，造成对于转移支付的过分依赖。综上所述，公共投资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事权与财权的划分十分模糊，缺乏明晰科学的界定，已经严重影响我国公共投资有效运行。而事权和财权的合理划分是公共投资在政府间有效实施的必要条件，因此，须在政府间进行合理的划分。

摘要：本文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河南省农村公共物品固定资产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固定效应模型表明，农村公共物品固定资产投资是造成地区间农业总产值差异的因素；随机效应模型表明，农村公共物品固定资产投资也是造成同一地区不同年份农业总产值变化的因素，即农村公共物品固定资产投资促进了农村经济增长。最后分析了河南省当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关键词：农村公共物品；固定资产投资；经济增长效应；面板数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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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河南省作为农业大省，农村经济发展问题显得尤为重要。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4年底，河南省乡村总人口达到7968.77万人，占河南省总人口的82.0％，占全国农村总人口的8.5％。2004年河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2553.15元，在全国排第19位，较全国平均水平低383.25元。因此，迫切需要积极探索促进河南省农村经济增长、增加农民收入、变农业大省为农业强省的途径和政策。

大量的研究表明，农村公共物品投资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一项对58个国家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与农业发展关系的研究表明（Binswanger，1989），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与农业总产值的增长呈正相关关系：水利灌溉设施增长1％时，粮食总产量增长1.62％；公路修建增长1％时，粮食总产量增长0.26％，农村的公路密度每增长1％时，粮食总产量将增长0.12％；成年人的识字率上涨1％时，粮食总产量增长0.54％。樊胜根等（2002）的研究表明，政府用于促进农村生产方面的投资不仅促进了农业生产增长，同时还促进了农村扶贫，缩小了地区差距，但投资收益因投资的地区不同而有很大差异。不同地区农村公共物品投资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大小是不同的，因此本文以河南省农村公共物品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为研究对象，确定农村公共物品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为政策的实施提供理论依据。

本文作者：徐梅工作单位：北京外交学院

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与地方公共投资典型模式分析

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地方公共投资活动中，发达地区扮演了重要角色，对欠发达地区和特殊类型地区具有示范影响效应。现以典型村庄新农村建设为例，分析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及地方公共投资空间布局问题。具体而言，我国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与地方公共投资空间布局表现出如下多种模式。第一，华西村模式。江苏省无锡市华西村有着“天下第一村”的美誉，该村在村党委领导下，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村规民约》管理规范，不断努力与进取，已经成为我国东部发达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典范。该村由原来的“小华西村”兼并了周边16个村庄，形成大华西村［5］，使得新农村建设与地方公共投资布局优化在更大空间范围之内得以实现。该模式的突出特点是：由经济实力较强的村庄对周边村庄进行兼并，由“强村”和“大村”带动“小村”和“弱村”社会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新农村建设与地方公共投资空间布局突破单一村庄的限制，在更大的空间范围之内配置农村基础设施和地方公共产品。第二，蔡坨村模式。北京市峪口镇蔡坨村是一个平原村，2008年全村共有345户、1178人，村庄建设面积达到600亩。该村以发展生产力为前提动议搬迁并建设新村庄，通过树立科学发展观，编制新村规划，自力更生，逐步实施新农村建设和地方公共投资空间布局优化。［6］该模式的突出特点是：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根据大多数村民意愿，搬迁旧村庄，建设新村庄，稳步推行新农村建设与地方公共投资空间布局优化。第三，吴中区模式。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为我国东部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该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让农民更多分享土地增值的收益，发展物业股份合作社和土地股份合作社，把完善村镇规划作为新农村建设基础，提高村庄环境和公共服务水平，分类实施新村庄建设，节约使用土地。［7］376－400该模式的突出特点是：提高基层政府对新农村建设的领导，强化新农村建设与地方公共投资空间布局的科学规划，把新农村建设、地方公共投资空间布局与推动农村社会经济全面结合，统筹城乡可持续发展。第四，希森模式。山东希森集团为民营企业家创办的企业集团，该企业集团通过捐资修路方式采用企业所在地新农村建设。该企业1999年通过拍卖获得某房地产项目的开发权后，把房地产开发获得的利润投资于农业，同时投资建设两个新村，对两个村庄进行了彻底改造，村民则搬入新村入住，该企业还在这两个村为外地员工建造住宅。［7］439－447该企业在新农村中通过置换出来的土地资源发展企业项目，为企业发展创造了更大的空间。该模式的突出特点是：有企业参与新农村建设与地方公共投资，在为村民创造良好的公共设施条件的同时，也为企业发展创造了新的空间。事实上，发达地区也是我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在于缩小城乡差距，使农村地方公共投资空间布局与城市地方公共投资空间布局配套与对接，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地方公共投资空间布局体系。现把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模式总结如表1所示：除了上述4种模式外，随着发达地区特别是我国东部发达地区的新农村建设与地方公共投资空间布局的不断优化，还会出现更多的典型案例与模式。

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与地方公共投资典型模式分析

欠发达地区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地方公共投资空间布局优化的重点地区，不仅关系到我国统筹城乡发展目标能否顺利实现，也关系到我国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目标能否顺利实现。现以典型村庄新农村建设为例，分析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及地方公共投资空间布局问题。具体而言，我国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与地方公共投资空间布局表现出如下几种典型模式。第一，安义模式。江西省安义县在新农村建设中率先引入社区建设概念，推动农村城市化建设，在借鉴城市社区模式的基础上构建有利于村民社会的共同体，在自然村落的基础上从新的层次重新配置农村的各种经济资源，促进新农村建设与地方公共投资空间布局优化。2003年江西省选择了100个自然村落进行农村社区建设试点［5］175－185。该模式的突出特点是：以自然村落为单位，对农村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进行再整合，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先导，引入城市社区管理模式，激发村民参与新农村建设和地方公共投资的积极性。第二，五山模式。湖北省谷城县五山镇全镇面积250平方公里，管辖20个村子和2个社区居委会，2006年人口3．5万人，该镇原来经济较为落后，经过新农村建设已经变成湖北省西北部重要的茶叶之乡和特色名镇。［8］该镇把发挥资源优化、生态环境保护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村镇建设与茶叶产业联动发展。该模式的突出特点是：把综合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保护引入新村镇与地方公共投资空间布局之中，建设具有资源特色优势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第三，临泽模式。甘肃省临泽县位于河西走廊腹地，是一个传统的灌溉农业县，总面积2727平方公里，71个行政村，2007年总人口为14．6万。该县西街村积极鼓励农民外出打工发展劳务经济，通过能人组织带动、吸纳富余劳动力，通过劳务输出增加农民收入，农民收入的增加提高了其参与和推动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和能力［5］278－289。该模式的突出特点是：通过劳务输出和订单农业增加农民收入水平，通过农民增收提高农村居民参与新农村建设与地方公共投资的能力。第四，毕节模式。贵州毕节地区是我国西部的一个还没有完全摆脱欠发达状态的贫困地区，2009年全地区大约727万人口中，贫困人口大约60万人，低收入人口大约102万人。在新农村建设中，该地区以生态移民解决资源型贫困，加快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把扶贫开发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7］420－425。该模式的突出特点是：把扶贫开发、生态移民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通过扶贫开发与生态移民促进新农村建设与地方公共投资空间布局优化。可见，欠发达地区也是我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地区，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在于促进欠发达地区尽快摆脱不发达状态。现把上述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模式总结如表2所示：除了上述4种模式外，随着欠发达地区特别是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与地方公共投资空间布局的不断优化，同样还会出现更多的新典型案例与模式。

特殊类型地区新农村建设与地方公共投资典型模式分析

【摘要】本科题的研究，拟从分析投资决策、投资管理、资金运用、投资效果等四个方面入手，客观评价公共投资项目的效益，揭露重大违法违纪及由于决策失误、管理不善等原因造成严重损失浪费的问题，提出促进规范政府投资行为，完善公共投资项目管理，提高投资效益的审计建议。同时，对公共投资效益审计项目的选择、审计目标的定位、组织方式的确定、评价指标的采用、审计方案的要点、审计报告的结构等内容进行研讨，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

【关键词】公共项目；投资；效益审计

近年来，我国对财政体制和投融资体制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随着以建立公共财政为目标的财政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公共财政体系和框架逐渐完善，政府职能由原来的对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全面干预，逐步转向只对市场失效部分进行补充，政府投资管理的重点转向了公共投资项目。与此相适应的国家审计的固定资产投资审计领域，也应当转向政府公共投资项目。如何加强对政府公共投资项目的效益审计，已成为当前国家审计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领域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公共投资项目效益审计概念、目标

（一）公共投资项目效益审计概念

公共投资项目，是指由政府财政性资金或政府组建的特定机构通过资本市场融资筹集的资金投资或参与投资的项目，也包括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投资的项目。公共投资项目按照项目性质的不同，可以分为经营性公共投资项目和非经营性公共投资项目。经营性公共投资项目以盈利为主要目的，对这类公共投资项目可以采用项目法人责任制进行管理，由项目法人充当项目业主，担负项目策划、资金筹措、建设实施、生产经营、债务偿还和资产的保值增值等方面的功能，可以用经济评价指标评价该投资项目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非经营性公共投资项目一般是非盈利性的，主要是提供社会公共产品，追求社会效益最大化的投资项目。由于非经营性公共投资项目提供的是社会效益，而社会效益很难用经济指标评价，因此如何评价这类项目的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是效益审计的难点。

[论文关键词]公共投资；投资项目；项目监管；目标模式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持续发展，公共投资建设的规模越来越大。但是长期以来，由于经济管理部门把主要精力放在项目的立项审批和投资分配方面。对建设项目的外部制约和监督管理尚不够重视，直接影响了公共投资的效率。有必要探索如何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规范的项目监管模式。保证项目建设能够实现预期的目标，并充分发挥公共投资的最大效益。

我国现代化建设持续发展，公共投资建设的规模越来越大。但是长期以来，经济管理部门往往把主要精力放在项目的立项审批和投资分配方面，因此，对建设项目的外部制约和监督管理不够重视，使政府遭受巨大的损失，公共投资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因此，在深化改革中研究这一问题具有紧迫意义。本文探索如何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规范的项目监管模式。正确发挥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行使对项目的监管职能。以保证项目建设能够按照预期的目标和规范的程序，保质保量地实施完成，使公共投资产生最大效益。

一、我国公共投资监管状况分析

随着我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家对公共投资项目制定了具体规定和实施办法。采取了一系列强化监管的政策措施。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我国的公共投资监管模式还存在诸多问题。下面从公共投资的监管机构、监管队伍、监管方式、监管内容等方面对我国公共投资监管状况进行分析。

(一)我国公共投资监管的机构设置

发达国家农业公共产品投资经验

（一）美国的农业公共产品投资

筹措社会资金增加农业公共产品投入。联邦政府直接拿钱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科研、科技推广等；联邦政府引导各州和地方政府支持农业发展，如国会有关农业科技推广的法令，联邦政府对接受法律条文的各州提供资金建立农业科技推广组织；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协调运用，以少量的财政资金用于政策银行的资本金和经营费用，使政策性银行吸收大量的社会资金支持农业公共产品投资；财政投资吸引私人投资，如美国的灌溉设施建设、农业科技、科技推广，既有财政投资也有私人投资；运用资金市场筹集支农资金。

明确财政支农重点。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危机为界，在此之前，美国农业尚不发达，财政支农的重点是生产领域，因此财政主要投资于农业水利、灌溉、交通等公共产品；此后，农产品大量过剩，政府财政支持的重点由生产领域转向流通领域，主要投资于农业科技、农产品储备、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等公共产品。

（二）日本的农业公共产品投资

日本农业公共产品投资的经验主要表现在：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一种工农业良性互动的关系，即工业和农业协调发展，两者相互补充、相辅相成；日本政府对农业的财政投资除部分直接用于兴建农、林、水产等公共产品外，大部分特别是农业固定资产投资是采用补助金及长期低息贷款的方式发放给农民，同时通过补贴利息，调动“民间资本”投向农业公共产品，这就是日本颇具特色的“制度金融”；政府对农业公共产品的投资也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米价支持政策”到80年代的农业基本建设投资补贴再到进入WTO以来的以环境保护为导向的公共投资。

近年来，我国每年政府投资约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为4%—5%。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逐渐扩大，世界经济面临多年来最严峻的挑战。在此不利的形势下，我国政府迅速做出反应，力求通过加大政府投资，保证经济的平稳增长。然而，对一个国家来说，政府投资项目往往具有全局性的意义，决策一旦失误，造成的影响无疑是巨大和深远的，政府也将为此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和社会代价。目前，因为政府投资项目决策的非理性，形成了一些“伪为民工程”，不但浪费了政府有限的经济资源，而且降低了政府的信用。我国目前处于经济发展和转型的重要时期，地方政府在这个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研究地方政府的投资决策行为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对于实现区域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在发达国家，投资主要是企业的事，总投资的数量、结构和方式都是千万个企业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结果，政府更多扮演的是协调者的角色。因此，很少有政府投资效率的研究出现在权威的研究文献中。国外学者对于在财政分权背景下政府投资决策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类是研究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类是政府决策方面的研究。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成果有:钱颖一和罗兰认为，1979年以前建立的M型层级行政管理结构，使得中央政府可以利用“标尺竞争”机制，对地方政府官员形成强有力的激励，硬化了基层政府的预算约束，增加了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救助成本，因而对中国经济改革绩效产生了积极影响［1］。钱颖一和温加斯特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一观点［2］。政府决策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沃尔在《公共行政学评论》中提出政府决策对公众需要负有的责任和义务进行了阐述。卢斯、林德布洛姆等许多学者从各种角度对决策进行研究，但这些成果或经验在很大程度上与我国实际国情不符，对提高我国政府投资效率只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和实践性。国内对于政府投资决策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较西方国家起步要晚一些。国内大多数学者的研究都是基于经济学、行政学和博弈论等角度，探讨政府的职能、民主决策和公共政策等问题。郭小聪专门探讨了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与调控问题，提出了宏观经济分层调控的思想［3］。胡鞍钢和王绍光专门研究了中国经济转型期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界定了政府的作用和干预内容［4］。秦朵和宋海岩把投资效率定义为实际投资与意愿投资的偏离。通过模拟这种偏离，发现中国的投资强烈地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政策的影响［5］。沈坤荣和孙文杰认为投资效率低下，进而全要素生产率(TFP)不高是影响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6］。张雷宝建立了一个“立体三维”式的综合效率评价框架，借助博弈论工具，较好地分析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投资博弈形成的机理。［7］。尹洁和黄宁提出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政府提高决策效率的一些途径［8］。

张军从中国的现实出发，探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些成功经验，还利用DEA非参数技术和受限Tobit模型，核算财政分权改革后中国省级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相对效率［9］。王立国对政府项目决策科学化以及隐形投资效率损失等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探讨［10］。

纵观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于结合我国当前的政治、经济形势探讨在财政分权背景下政府投资决策权分散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比较少，国内有很多学者比较深入地研究了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是从政府决策权分散化的角度考量政府公共投资及财政分权效果的研究并不多。本文试图填补这一理论方面的空白。

二、模型的建立

为了全面掌握我县年中央政府公共投资项目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提高中央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检查范围

年中央财政安排下达我县13项资金。即：中央车购税专项投资资金、中央灾后恢复重建投资资金、重点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资金、三河三湖水污染防治资金、农村环保资金、节能技术改造资金、小农水补助资金、财政扶贫资金、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项目资金、产业化项目资金、中央廉租住房保障专项资金、中央财政保障性住房专项资金、中小学校舍安全专项资金。

二、检查对象

涉及项目资金的各项目主管部门、项目实施单位、县财政局各业务科室、乡镇财经所。

三、检查内容

财政支出可分为形成资本的公共投资和不会形成资本的消费性公共支出。自从我国强调运用经济手段调节宏观经济以来，财政支出政策一直是我国政府调节经济的主要工具之一。为了充分发挥财政支出政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我们有必要对财政支出政策的相关问题进行进一步深入地研究。笔者认为，根据我国目前所处的特殊经济环境，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我国仍将实行以公共投资为主的财政支出政策。

一、公共投资对于经济的长期具有重要作用——西方国家的实践

对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的罗斯福“新政”，堪称是政府运用财政支出政策调节经济的成功范例。罗斯福“新政”的主要内容是实行以公共工程投资为中心的财政支出政策，通过兴办社会公共工程，来增加社会需求，并改善就业状况。

二战后尤其是60年代至70年代初，是西方国家利用公共支出政策调节经济周期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西方国家为了促进高水平的需求和就业，所采用的不再是以公共工程投资为主的政策，转而主要通过政府消耗性支出政策和政府转移支付政策来调节经济周期和促进国民收入的增长。这一时期，西方各国的消费性财政支出快速增长，并成为推动财政支出增长的主要因素。1960年，主要工业国家政府转移支出和补贴支出平均占GDP的比例大约为8％，1980年上升到17％。

直到二十世纪70年代初，西方国家所奉行的以政府消费性公共支出为中心的财政支出政策获得了成功。然而，从7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国家步入了经济增长缓慢，通货膨胀压力增大，失业率上升的尴尬境地。对于这一前后矛盾的结果，西方经济学界有各种解释，其中最为流行的观点认为，与公共支出的乘数效应相对立的挤出效应的存在是最主要的原因。许多经济学家对包括公共投资政策在内的财政支出政策作用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在西方国家的实际政策中得到体现，从70年代末开始，西方国家转而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严格限制预算支出的增长。但由于消费性支出的刚性作用，主要工业国家政府转移支出和补贴支出仍然出现增长，其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980年的17％上升为1992年的21％，实际上公共投资成为紧缩财政的对象。

笔者认为，二战后西方国家以消费性公共支出为主的财政支出政策能在一定时期内发挥作用，并带来经济的空前繁荣，是由当时特殊的社会经济状况所决定的。众所周知，除了美国以外的大多数工业国家，在二战期间都在不同程度遭受战争的破坏，这些国家在战后从低水平生产率中复苏，其经济发展潜力很大。因此，二战后至70年代初，除了美国以外的主要工业国家都出现了投资高潮。这一时期，这些国家国内总投资占GDP的比例一般都在20％以上。这些国家以消费性公共支出为中心的财政支出政策所形成的消费需求，与投资高潮所形成的供给相适应。美国二战后实行的以消费性公共支出政策为主的财政支出政

摘要：本文采用国际横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从和发展两个角度了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因素。得出的结论是：一、应该以经济变量，特别是财政供给能力来解释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变化；二、在考虑未来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变化趋势时应主要中等收入国家的情况；三、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将在2010年接近4%，而在2020年达到4.5%左右。

关键词：公共教育投资比例；GDP；GNI；财政收入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国际上便开始使用公共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这一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公共教育经费是否充足，以及政府对教育投资努力程度的高低。世界银行对“公共教育支出”的定义是“对公共教育的公共支出加上对私立教育的补贴”（世界银行，2001）。在我国，与这一口径相对应的统计指标应该是“预算内教育经费拨款”。但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采用“财政性教育经费”这一指标来度量政府提供的公共教育经费，因此在下文中，凡涉及到我国的数据，“公共教育支出”指的就是“财政性教育经费”。此外，为了简便起见，以“公共教育投资比例”指代“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

本文将采用国际横截面数据和中国时间序列数据分析影响公共教育经费投资比例的因素，并对2010年和2020年我国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做出预测。

一、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与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变化可分为三个阶段（图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