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权力范文10篇

[摘要]公共权力是一柄“双刃剑”，既可能造福人类，也可能危害公共利益和公民自由。自从公共权力产生之后，人们一直在试图打造各种各样的缰绳驾御它，从早期的以德制权、以礼限权，到近代的以权制权和用“第三部门”力量制约公共权力，这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惨痛的教训。对中国人民来讲，制约公共权力的路还很长。

[关键词]公共权力道德监督社会中介力量

公共权力是一柄“双刃剑”，是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高悬在每个人的脑门之上。英语中有这么一句话：Thegovernrnentcandoeverything！意思是说：“拥有公共权力的政府可以做任何事情”；或者译作“政府的公共权力可以面向任何人”。权力本质上是一种凝聚和体现公共意志的力量，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共生活秩序的需要而形成的。然而，权力本身具有极强扩张性，掌权者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限度为止，因此对权力的限制与制约成为实现宪政的基本要求。

一、权力的公共性

从权力的来源来看，它是起源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共生活秩序的需要，因而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凝聚和体现公共意志的力量，是人类社会和群体组织有序运转的指挥、决策和管理能力。

权力是一种特殊的力量，而且是属于人类社会所独有的力量，它区别于包括人的身体在内的一切自然力。因为，一切属于自然界的因素，它的力量就是它本身，它除了它自身之外，是不可能借用、占有和整合出一种超越自己自然能力的力量来的。而人则不同，人的身体等自然的存在物，往往成为一种群体的、社会的力量的承载体。而且，他所承载起的力量几乎是不可度量的。个人之所以会有这种能力，是因为掌握权力的人受到了社会制度的支持，是一定的社会组织体系的代表，由他掌握的权力所显示出的力量，是一定的社会制度所规范和鼓励的力量，是一定的社会组织体系根据它所在的社会制度原则整合出的力量，是一定范围内的社会个体的力量的系统综合。

[摘要]公共权力是一柄“双刃剑”，既可能造福人类，也可能危害公共利益和公民自由。自从公共权力产生之后，人们一直在试图打造各种各样的缰绳驾御它，从早期的以德制权、以礼限权，到近代的以权制权和用“第三部门”力量制约公共权力，这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惨痛的教训。对中国人民来讲，制约公共权力的路还很长。

[关键词]公共权力道德监督社会中介力量

公共权力是一柄“双刃剑”，是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高悬在每个人的脑门之上。英语中有这么一句话：Thegovernrnentcandoeverything！意思是说：“拥有公共权力的政府可以做任何事情”；或者译作“政府的公共权力可以面向任何人”。权力本质上是一种凝聚和体现公共意志的力量，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共生活秩序的需要而形成的。然而，权力本身具有极强扩张性，掌权者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限度为止，因此对权力的限制与制约成为实现宪政的基本要求。

一、权力的公共性

从权力的来源来看，它是起源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共生活秩序的需要，因而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凝聚和体现公共意志的力量，是人类社会和群体组织有序运转的指挥、决策和管理能力。

权力是一种特殊的力量，而且是属于人类社会所独有的力量，它区别于包括人的身体在内的一切自然力。因为，一切属于自然界的因素，它的力量就是它本身，它除了它自身之外，是不可能借用、占有和整合出一种超越自己自然能力的力量来的。而人则不同，人的身体等自然的存在物，往往成为一种群体的、社会的力量的承载体。而且，他所承载起的力量几乎是不可度量的。个人之所以会有这种能力，是因为掌握权力的人受到了社会制度的支持，是一定的社会组织体系的代表，由他掌握的权力所显示出的力量，是一定的社会制度所规范和鼓励的力量，是一定的社会组织体系根据它所在的社会制度原则整合出的力量，是一定范围内的社会个体的力量的系统综合。

摘要：当前公共权力异化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其后果相当严重。因此，必须加强预防和遏制，从物质、文化、伦理、制度等方面来保障公共权力能够良性运行。

关键词：公共权力；权力异化；伦理；制度

马克思认为，公共权力在本质上来源于人民，通过某种方式授权给政府，由其使用公共权力来解决公共问题。而政府各层次的工作人员包括领导者则是公共权力的具体实现者。就是说公共权力是以管理公共事务、维护公共利益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权力。美国政治家托马斯-杰弗逊宣称：“构成一个社会或国家的人民是那个国家中一切权力的源泉”，除了人民不存在什么“储藏社会的根本权力的宝库”。可见，公共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一个重要的政治资源。

一、公共权力异化的涵义

恩格斯曾对权力异化做过这样的论述：“社会起初用简单分工的办法为自己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但后来这些机关，其中最主要的是国家权力，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宰。这种情况不但在世袭制的君主国内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的共和国内也可以看到。”只要有国家、政府的存在，公共权力的双重倾向(即公共权力运作的公正性与公共权力运作的异化倾向)就不会消失。同时，由于行使权力的官员是“理性经济人”，“经济人”的本性使他有满足个人欲望的内在倾向。因此，公共权力的异化即是指权力的运行及结果与它的自身相背离。公共权力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也是社会关系的体现，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离不开公共权力。如果公共权力发生异化，会使政府面临信任危机，失去人民信任，从而使国家面临整合和控制危机，国家的正常秩序就会遭到破坏，正常的权力体系就难以高效有序地运行。因此，必须预防与遏制公共权力的异化，保障公共权力的良性运行。

二、保障公共权力良性运行的措施

公共权力的异化是指公共权力的运行及结果与其本应有的性质相背离。公共权力的产生反映着公众希望借助公共权力的公共性和服务性为公共利益服务的良好愿望，但当公共权力运行脱离法定轨道，出现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时，公共权力就损害了公共利益，这种公共权力就变成了异质的公共权力。主要表现为：公共权力的者获得公共权力的使用权却没有有效地使用公共权力，造成公共权力资源的流失以及权力腐败行为。[1]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公共权力的异化就是腐败。当今学界为了克服腐败对社会政治经济运行产生的消极影响，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研究，但似乎尚未对腐败和成因形成一个可推广的和无可辩驳的结论。笔者认为，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委托——理论是一个较为理想的理论依据和分析视角，于是试图用以委托人——人模式为基础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对腐败的成因作探索性的剖析。

委托——理论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基本的模型已经发展得很成熟，委托——分析框架已经应用到经济学的很多方面，如税收、就业、货币政策等，国内更是把这一理论用在现今的国企改革上。但将委托——理论付诸政治学和行政学的现实解读，可供借鉴的资料还是很有限的。笔者认为，对公共权力异化现象的分析，只有从民众、国家与政府这三位一体的关系中去把握，才能真正揭示出民众将自己天然拥有的公共权力委托给国家、政府实施，而国家、政府有没有按照公共权力委托人的意愿办事，采取了不当甚至不法的行为，从而导致了公共权力委托运行失灵下的腐败问题产生。

一、公共权力的异化：委托—机制运行的失灵

委托——理论的核心就是委托——关系。这是由一方（委托人）委托另一方（人）根据委托人利益从事某些活动，并相应授予人某些决策权的契约关系。而委托——理论就是研究这种关系及其制度构建的理论。

现代国家的民主制度大多为代议民主制，在这种制度下，委托——机制经由两道程序完成，即由公民将权力委托给国家，再由国家委托给各级政府。社会中的的每个人总会将各自享有的私有权力一部分置于公共领域中，所有这部分置于公共领域中的私人权利，需要委托给一个机构或个人来实施并保证获利，这个机构或个人就因而获得了所有广大民众委托的公共权力，一般而言，这个机构就是政府。[2]在现代的政府理论中，政府公职人员是作为被委托的人角色存在的。“委托人”的说法表明了政府相对于社会公众的从属性，它旨在说明：政府仅仅是公众为达成自身利益的选择性设计，而不是凌驾于人民之上的施恩者，其行事与作为能力不是天然的，政府不能与民争权、与民争事、与民争利，更不能假公济私、贪赃枉法。“人”这一概念的提出，反映着政府理念的深刻变革，同时，也体现着政府公职人员的行为路向。

虽然政府和公众之间存在人和委托人关系，但委托——关系的理想设计与实际结果之间总是存在着某种差距，事实上也不排除两者之间存在着不断搏弈的过程。根据委托——理论，由于委托人与人之间存在如下情况：委托人和人之间的目标与利益一致或不一致，双方信息不对称、契约的不完全性、双方责任不对等，那么，人的活动将可能影响到委托人的利益，并且人的活动最后引起的责任（或损失）将有可能由委托人来承担。在现实中，公众的确承担了过多的由政府造成的不良后果甚至是灾难性后果。这是由于：首先，委托人与人目标和利益不一致。行使公共权力的有关部门及其具体官员并不像传统政治学中认为的那样是公共利益的天然维护者，而是受自身利益驱动的人，有自己的欲望和需要。当官员的目标和公众的目标发生冲突时，人往往很可能选择损害公共利益、国家或政府利益而维护个人利益。在国家治理中，又没有任何“看不见的手来自动地促使个人行为服从公共的利益”。[3]因此，要求人一心一意致力于公益，反而显得有点“强人所难”；其次，契约的不完全性。人践约是一个动态过程，其中存在着突出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因素，从而导致委托双方签订的合同契约带有先天或后天的缺陷。契约的不完全性为人拥有大量自由裁量权提供了合理性，为其采取机会主义做法提供了便利的空间；再次，是信息的不对称。政治人是信息的优势者，他们拥有一些为政治委托人所不知的信息，委托人对人的行动细节并不了解或保持着“理性的无知”，人极易产生侥幸心理，一旦有可能就试图破坏规则、钻空子和投机取巧，政府很可能变成为私人利益的场所。正是由于种种不良因素的存在，以及作为分散个体的委托人的监督上的弱势处境，使得委托——机制运转失灵，政府提供的行政产品即公共服务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偏离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尤其是人的报酬不与其行为后果挂钩时，人就会以追求最少的劳动和要素投入来获取相对高的报酬。人一方面可以无限地扩大自己的权力范围，另一方面人可以用职权干自己愿意的一切事情，包括偷懒、办事拖拉、推诿责任、追求享受和贪污腐败等等的普遍渎职行为，公共权力因此而逐渐异化了。

【摘要】文章以委托——理论的分析视角考察了政治学语境下公共权力异化的成因：民众将自己天然拥有的公共权力委托给国家、政府实施，而国家、政府有没有按照公共权力委托人的意愿办事，采取了不当甚至不法的行为，从而导致了公共权力委托运行失灵下异化行为的产生；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改进的路径选择，包括建设刚性的制度以及打造诚信的政府。

【关键词】公共权力；异化；委托；

公共权力的异化是指公共权力的运行及结果与其本应有的性质相背离。公共权力的产生反映着公众希望借助公共权力的公共性和服务性为公共利益服务的良好愿望，但当公共权力运行脱离法定轨道，出现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时，公共权力就损害了公共利益，这种公共权力就变成了异质的公共权力。主要表现为：公共权力的者获得公共权力的使用权却没有有效地使用公共权力，造成公共权力资源的流失以及权力腐败行为。[1]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公共权力的异化就是腐败。当今学界为了克服腐败对社会政治经济运行产生的消极影响，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研究，但似乎尚未对腐败和成因形成一个可推广的和无可辩驳的结论。笔者认为，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委托——理论是一个较为理想的理论依据和分析视角，于是试图用以委托人——人模式为基础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对腐败的成因作探索性的剖析。

委托——理论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基本的模型已经发展得很成熟，委托——分析框架已经应用到经济学的很多方面，如税收、就业、货币政策等，国内更是把这一理论用在现今的国企改革上。但将委托——理论付诸政治学和行政学的现实解读，可供借鉴的资料还是很有限的。笔者认为，对公共权力异化现象的分析，只有从民众、国家与政府这三位一体的关系中去把握，才能真正揭示出民众将自己天然拥有的公共权力委托给国家、政府实施，而国家、政府有没有按照公共权力委托人的意愿办事，采取了不当甚至不法的行为，从而导致了公共权力委托运行失灵下的腐败问题产生。

一、公共权力的异化：委托—机制运行的失灵

委托——理论的核心就是委托——关系。这是由一方（委托人）委托另一方（人）根据委托人利益从事某些活动，并相应授予人某些决策权的契约关系。而委托——理论就是研究这种关系及其制度构建的理论。

一、村落公共权力腐败的主要特点

1.腐败形式多样，群体化趋势明显

当前村落腐败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形式多样，按主体可分为个案腐败、家族腐败与集体腐败；按性质可分为经济腐败和政治腐败；按隐蔽程度可分为显性腐败和隐性腐败；按危害程度可分为违法违纪和构成犯罪。在腐败形式多样的案例中，群体化腐败趋势日益明显。

2.涉及领域较宽，金额越来越大

当前村落公权腐败涉及村级集体资产管理、资源开发、财务管理、工程项目建设、土地征用、支农惠农款项、救灾赈灾物资、计划生育、选举、公章使用等领域。涉案金额越来越大。在以往查处的村领导腐败问题时，涉案金额几百、上千、万元就是大案。近年来，在查处的村干部腐败案件涉案金额越来越大，动辄几万、十万甚至几十万。

3.作案手段隐蔽，查处难度增大

【内容提要】本文分析了知识经济社会中微观公共权力的法律规制问题。即如何认识知识生产中的微观公共权力性质和法律责任；法理学如何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立场出发，把握知识生产、科学发展与微观公共权力之间在人类实践基础上存在的制度同一性关系；法治如何切入这种制度性关系，创造适应知识经济社会的新的法律规则；从组织结构、正当程序和规则设置等各个“细小环节”上促使教育科研中的微观公共权力合理、合法运行。

【关键词】知识产权/微观公共权力/法律规制/正当程序

【正文】

一、从两件“学位案”谈起

1996年1月24日，北大学位委员会在21位委员只到16位的情况下，以6票同意，3票弃权，7票反对的结果，决定不授予北京大学博士生刘某的博士学位；随后，北大只授予了刘某博士“结业”证书而非毕业证书。此后，刘某在长达3年半时间内四处询问、反映，要求回答他“未获学位”的原因均未得答复。1997年他向法院起诉，法院以“尚无此法律条文”为由不予受理。1999年9月，刘某再次起诉，终得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受理。他请求法院责令被告撤消其1996年的不授予博士学位的“决定”；判令北大向其颁发博士“毕业证书”，并对其学位授予问题重新审查。

海淀区法院在有关学位授予纠纷处理的法条缺位情况下，根据行政诉讼法有关规定及法律的“正当程序原则”，认为：北大学位委员会作出“不授予”决定涉及学位申请者能否获得相应学位证书的权利，故在作出否定性决议前应告知相对人。法院判决责令北大学位评定委员会撤消“不授予”刘某博士学位的决定；在判决生效后3个月内对是否批准授予刘的博士学位进行重新审议。（注：二审法院受理此案审理后发回重审。但2001年初，原审法院（北京海淀区法院）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了刘燕文的起诉（据说是海淀区法院在“请示”了上级有关法院后作出的）。贺卫方教授在2001年3月某日的《科技时报》上曾以《转了向的里程碑》为题，评海淀区法院这一“驳回起诉”的判决“在法律的程序方面存在许多疑点”，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当一个法院已经受理了一起案件并且做出了自己的裁判，就意味着法院以权威的行为承认了案件并不存在诉讼时效的问题。法院受理了，然后经过一方当事人上诉，上一级法院又发回重审，下一级法院又说当事人在一审时已经过了诉讼时效，这样就等于出尔反尔，法院的威信得不到保障，当事人对法院的预期也会变得复杂和混乱”。

一、行政权力推动型的公共政策终结

行政权力推动型公共政策终结，是政府主动推动政策变迁的过程。政府推动型公共终结主要有以下几种可能：一是传统的政策对公共利益维护不利或制约着公共利益的实现，这主要是由于公共政策的科学性和适应性导致；二是传统的政策制约着革新。出现这种可能主要是传统政策与即将推出新政策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一方面可能是“法理型”上的冲突，新政策的出台使得传统型政策失效或必然废止。另一方面则可能是新旧政策之间关于资源的配置之间的冲突。正如伊斯顿指出的那样：“公共政策是对社会价值作权威性分配。”资源的配置重心会随着政策的变更发生变化，这种政策冲突必然使得相关的政策发生变迁。当然政策终结也不可避免受到权力运行不当的影响。公共政策终结背景下的权力制约问题值得关注。

二、公共政策终结背景下行政权力制约的困境及其成因分析

公共政策背景下权力制约困境主要是表现为权力的功利取向、短视效应、护短倾向“、任人唯亲”取向、轻视成本取向。

1．为改革而改革的功利化逻辑演绎。改革是社会的必然，改革归根结底要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为了改革而改革的倾向性就忽视了改革的工具理性，将改革当成了改革的结果。人们批评官僚制中对程序的崇拜高于对结果期待的弊病。在现实中改革难免也会出现这样的倾向，即模糊了改革与结果界限，仿佛发展是改革必然的结果。在转型期，改革似乎成为了一种时尚。改革必然建立在一系列的决策的基础上，即政策的终止或者新政策的创立。在某种程度上新政策的创立可能是对某些政策的终止，即使那些政策没有被终止，其也会因为政策资源的有限的情境使得其已经不能够被有效执行，从而失去资源支撑自动终止。

2．短视取向———“铁打的政府流水的官”。官员的任期短期化的倾向目前已经开始显现，任期的短期化的倾向不利领导对工作有一个全面的认识。领导所掌握的信息不全面，制约着决策的科学性。领导任期的短期化倾向强化了决策收益短期化。这种短视效应不利于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正如胡启繁在其文中阐述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任期内不稳定，会使领导干部产生不良的心理预期，助长其浮躁心态和短期行为”。这种短视效应和不健全的官员考核机制互动容易催生“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浪费资源，降低了行政效率。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存在大量的有限公共资源，主要包括航空运输线路、汽车运输路线及执照、无线电频率的使用、出租车牌照等在物质及经济上具有互相排斥性并且具有数量限制的领域。这些资源一般掌握在拥有行政权力的行政机关手中。基于权力易于滥用性和异化现象的普遍存在，如何解决和合理规制行政机关的分配公共资源的权力，就成为构建法治与诚信政府的应有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建立起合理科学的控制与规范行政机关的有限公共资源的分配权力，是构建法治与诚信政府的重要内容。在我国的法律制度中，已经具有了大量的关于有限公共资源分配的制度性规定，这些规定也是我国预防腐败的制度性防线。从行政法的领域而言，已经建立起的关于有限公共资源分配的法律，主要是2004年1月1日实施的《行政许可法》。可以说，《行政许可法》是我国解决如何规范与控制政府有限公共资源分配权力的基本法律，也是维护和谐社会的必要法律保障，其可以大大减少不必要的纷争，类似广州市重信汽车客运有限公司不服广州市交通运输管理局以会议纪要形式确定两公司春运汽车营运线路的争议就可以避免。《行政许可法》建立起了一些关于政府公共资源分配权力的规则和思路，主要有以下内容：

一、公共资源配置权力有限、适度原则

公共资源的分配是否是政府的独占性权力，这在理论上一直存在争议。但是，现在一般认为公共资源的分配并非是政府的独占性权力，只有在市场的手段和社会自治组织等机制无法发挥功能的情况下，政府才具有介入资源分配领域的正当理由。这种观念已经被我国的《行政许可法》所确立。《行政许可法》第十二条第二项规定了针对公共资源的行政许可设定权，即“（二）有限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公共资源配置以及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等，需要赋予特定权利的事项”。这项规定确立了政府介入公共资源分配领域的法律根据。但是，结合《行政许可法》的其他规定，这种设定行政许可的法律规范必须是全国人大的法律、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国务院在必要情况下的决定、地方性法规、省级政府的政府规章。这些法律规范的设定权还必须符合与满足不同法律规范之间的效力等级关系。下位法必须在上位法规定的范围内作出具体的规定，不得增设行政许可；对行政许可条件作出的具体规定，不得增设违反上位法的其他条件。同时，《行政许可法》第十三条又规定，“本法第十二条所列事项，通过下列方式能够予以规范的，可以不设行政许可：（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二）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三）行业组织或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四）行政机关采用事后监督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能够解决的。”从这些规定来看，我国对政府介入公共资源分配领域的态度是极其严格与审慎的，奉行的是政府分配公共资源权力有限、适度的原则。这些法律规定，分别从政府介入公共资源分配领域的法律依据、介入的方式及手段选择等方面进行了规范。《行政许可法》对包括公共资源配置在内的行政许可事项进行严格限制的态度，体现了建设法治政府所必备的减少规制、放松规制的理念。只对于确属政府介入的事项，政府才可以设定行政许可，从而促使政府职能转换和转移，促使政府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换。

二、公共资源配置的竞争性原则

对于合法设定的公共资源配置事项，行政机关行使权力的方式，《行政许可法》也作了详细的规定。《行政许可法》第五十条规定：“实施本法第十二条第二项所列事项的行政许可的，行政机关应当通过招标、拍卖等公平竞争的方式作出决定……行政机关违反本条规定，不采用招标、拍卖方式，或违反招标、拍卖程序，损害申请人合法权益的，申请人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从这条的规定，我们可以得出政府公共资源分配的竞争性原则，也就是说行政机关在配置有限公共资源时，不得以行政机关单方面决定的方式确定公共资源的使用者，更不得以秘密的方式进行，行政机关必须以招标、拍卖等公平竞争的方式作出，除非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其实，有限公共资源的配置关系着公共利益的垄断性企业或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只有通过拍卖、招标等公平竞争的方式才能避免暗箱操作，保证资源的合理配置。招标等公平竞争方式也是最能体现和满足行政活动的公开性、公平性、公正性、平等性等要求的，是防止腐败的最好利器。一些腐败案件往往都发生在行政机关拥有的配置有限公共资源的领域之中。

三、公共资源配置的信赖保护原则

摘要：当前公共权力异化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其后果相当严重。因此，必须加强预防和遏制，从物质、文化、伦理、制度等方面来保障公共权力能够良性运行。

关键词：公共权力；权力异化；伦理；制度

马克思认为，公共权力在本质上来源于人民，通过某种方式授权给政府，由其使用公共权力来解决公共问题。而政府各层次的工作人员包括领导者则是公共权力的具体实现者。就是说公共权力是以管理公共事务、维护公共利益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权力。美国政治家托马斯-杰弗逊宣称：“构成一个社会或国家的人民是那个国家中一切权力的源泉”，除了人民不存在什么“储藏社会的根本权力的宝库”。可见，公共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一个重要的政治资源。

一、公共权力异化的涵义

恩格斯曾对权力异化做过这样的论述：“社会起初用简单分工的办法为自己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但后来这些机关，其中最主要的是国家权力，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宰。这种情况不但在世袭制的君主国内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的共和国内也可以看到。”只要有国家、政府的存在，公共权力的双重倾向(即公共权力运作的公正性与公共权力运作的异化倾向)就不会消失。同时，由于行使权力的官员是“理性经济人”，“经济人”的本性使他有满足个人欲望的内在倾向。因此，公共权力的异化即是指权力的运行及结果与它的自身相背离。公共权力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也是社会关系的体现，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离不开公共权力。如果公共权力发生异化，会使政府面临信任危机，失去人民信任，从而使国家面临整合和控制危机，国家的正常秩序就会遭到破坏，正常的权力体系就难以高效有序地运行。因此，必须预防与遏制公共权力的异化，保障公共权力的良性运行。

二、保障公共权力良性运行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