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领域范文10篇

摘要：公共性问题关系到每个人，关系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因而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密切注意和深入解决当代社会的公共性问题，有助于从根本上引导人类社会走向公平、公正、合理的状态，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因此，从哲学的角度对当代社会的公共性问题加以思考就显得非常重要。

人类的现实生活包括公共活动领域和私人活动领域两个方面。公共活动领域问题的实质就是共性问题,对公共活动领域的关注也就是对公共性的关注。对人类活动的公共领域和公共性问题加以思考,是哲学最重要的使命。关注公共活动领域是哲学的一个必要的维度。所谓哲学回归生活世界,不应仅仅是向私人生活回归,更重要是向公共生活回归。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通过政府改革来解决公共性问题或危机为标志的公共活动领域的当代转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

关键词：哲学公共活动领域公共性

前言

近一些年来，公共性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的一些专家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分别研究了关于公共性的诸多问题，从理论上为我国公共性问题的解决做出了贡献。然而迄今为止，对于公共性还较少系统的、总体的研究，或者说还较少哲学的研究。换句话说，也就是，哲学关于公共性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不够系统。为了能对这种状况的改变有所帮助，本文想就公共性的本质内涵，哲学研究公共性的意义，我国现阶段公共性的问题和特点，以及如何为我国公共性问题的解决创造条件，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等问题来谈自己的一些体会。下面从三个方面来展开论述。

一公共领域的本质内涵与哲学之关系

[内容摘要]本文试图从公共领域的角度分析我国当前政治生活呈现出的总体特征。考虑到中国政治生活的特殊性，作者将公共领域定义为公共权力的活动领域；将对公共领域的考察放在我国现代化、信息化和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分六个方面尽其所能地对当前我国公共领域的特征进行了概括。作者认为这些特征的出现是我国社会变动的结果和标志，也预示着今后我国公共领域发展的趋向。文章最后强调了中国政治生活的某些顽固性，因而，我国公共领域现代性的实现将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

[关键词]公共领域公共权力中国政治特征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公共领域”的内涵界定与分析框架

应当承认，本人确定的文章标题，是受了哈贝马斯的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的启发。哈氏在该书中从公共舆论的角度阐述了西方民主制运作的社会基础的演变，这显然有别于传统的“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分的分析模式，对现代社会也更具解释力。但在确定这一标题的同时，我也面临着一个困境：在中国有无哈氏所谈论的“公共领域”？亦即，如果我将公共领域界定为社会中独立的社会舆论力量的活动范围，那么中国有无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是很有疑问的。为防止片面而僵化地运用这一概念，更为了宏观而全面地解释当前中国的政治生活，我现将“公共领域”从最为字面的含义出发界定如下：一个社会中公共权力的活动领域。这是一个最为简洁明了的界说，但仔细分析却可以发现其内部结构的复杂性。就我理解，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对一个社会的公共领域进行分析，亦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对公共领域的分析框架。这五个方面，即公共领域的五个要素是：（1）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边界划分，即公共权力活动的范围；（2）在权力配置的基础上形成的公共权力结构；（3）公共权力的运行规则与制度化状况；（4）公共舆论与公共权力的互动关系；（5）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它与公共权力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具体地说，就是通过考察以上五个方面各自的状况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得到对公共领域的总体认识。从理论上讲，以上五个方面之间存在着非常复杂而密切的关系：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边界的明确划分是建立起合理的公共权力结构的基础，也意味着公共权力运作的规则化；同时公共领域的正常循环也离不开公共舆论的监督和推动，它也需要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支持和合法性辩护。所以说，这五个方面是公共权力活动中必然涉及到的五个层面的问题，它们共同地构成了一个社会公共领域的内部结构并决定其总体面貌。因此，本文主要选取这五个方面对我国当前的公共领域作一尝试性的分析，试图对我国的政治生活作一个较为宏观的观照，也试图建立一个新的对中国公共权力的分析框架。

二当前我国公共领域的背景分析：现代化，信息化与全球化

内容提要：本文阐释了公共领域的存在基础和构成条件，并通过对信息时代四大特征的分析指出信息时代将重建公共领域。在此基础上，笔者分别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分析了信息时代公共领域的结构变迁，进而阐述了信息时代公共领域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发生的功能沿革。

公共领域的建构可以说是欧洲18世纪启蒙运动最主要的成就之一。它"第一次将一般群众突显在历史之中，正当化了民主政治"（Friedmann,1987;夏铸九，1994）。然而，西方社会发展至今，科技理性几乎控制了人类生活的每一方面，这就不能不令人产生一份公共领域之建构尚未完成的乡愁。那么，什么是促使公共领域发生变革的根源与动力？信息时代的来临对这一尚待建构的"现代事业"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公共领域能否借助信息技术而重获新生？信息社会能否因倚重公共领域而获得福祉？信息时代的公共领域与传统的公共领域又有什么不同？对此，笔者将循着批判分析的研究理路，对公共领域在信息时生的结构转换和功能变迁以及这些变迁所产生的社会意义予以阐发。

一、概念探讨

（一）公共领域

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首先是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它原则上向所有人开放。在这个领域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他们在理性辩论的基础上就普遍利益问题达成共识，从而对国家活动进行民主的控制"（哈贝马斯，1998）。这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它最先出现于17、18世纪的英国和法国，后来与现代民族国家一起传遍19世纪的欧洲和美国。其最突出的特征是私人在阅读报刊过程中自发地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种松散且开放的弹性社团，他们以俱乐部、咖啡馆、沙龙甚至报刊本身为媒介，在市场经济与行政国家之间展开调节（哈贝马斯，1999a）。随着资本主义和国家科层化的发展，国家建立并控制社会生活的权力日益膨胀,

自由的程度日益下降，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就在于振兴公共领域(乔纳森·H·特纳,

内容提要:可以用陈云的“鸟笼”理论来解释和处理公共服务领域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个“鸟笼”是一个多维的、形状不规则的、带网状特点的空间。地方政府各项公共服务的自由度形成这个“鸟笼”的边界。处理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就是要设计和编制好这个“鸟笼”。处理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央起主导作用。首先要在方针政策上起引导作用,为公共服务的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为“鸟笼”营造良好的内外环境。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总量有了举世瞩目的增长。与此同时,公共服务领域的一些社会事业相对于人民的需要却显得供给不足。针对社会运行中一些相当普遍、甚至相当尖锐的矛盾,中央适时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并提出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最近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又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专门议题。可以预期,未来的几年中,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在和谐社会建设、公共服务方面将会取得重大成绩。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改善我国的公共服务,有一个必然的要求,即处理好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本文试就这一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一、“鸟笼”——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假想模型

陈云同志对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关系,曾经有一个着名的“鸟笼”理论。把鸟抓在手里,鸟就不能活动;没有一定的约束,企业的行为就可能给宏观经济带来不良影响(我曾经提出“宏观经济总效果是微观经济效果的矢量和”这一观点,其数学模型为:

(详见注释)。

[内容摘要]本文试图从公共领域的角度分析我国当前政治生活呈现出的总体特征。考虑到中国政治生活的特殊性，作者将公共领域定义为公共权力的活动领域；将对公共领域的考察放在我国现代化、信息化和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分六个方面尽其所能地对当前我国公共领域的特征进行了概括。作者认为这些特征的出现是我国社会变动的结果和标志，也预示着今后我国公共领域发展的趋向。文章最后强调了中国政治生活的某些顽固性，因而，我国公共领域现代性的实现将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

[关键词]公共领域公共权力中国政治特征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公共领域”的内涵界定与分析框架

应当承认，本人确定的文章标题，是受了哈贝马斯的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的启发。哈氏在该书中从公共舆论的角度阐述了西方民主制运作的社会基础的演变，这显然有别于传统的“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分的分析模式，对现代社会也更具解释力。但在确定这一标题的同时，我也面临着一个困境：在中国有无哈氏所谈论的“公共领域”？亦即，如果我将公共领域界定为社会中独立的社会舆论力量的活动范围，那么中国有无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是很有疑问的。为防止片面而僵化地运用这一概念，更为了宏观而全面地解释当前中国的政治生活，我现将“公共领域”从最为字面的含义出发界定如下：一个社会中公共权力的活动领域。这是一个最为简洁明了的界说，但仔细分析却可以发现其内部结构的复杂性。就我理解，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对一个社会的公共领域进行分析，亦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对公共领域的分析框架。这五个方面，即公共领域的五个要素是：（1）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边界划分，即公共权力活动的范围；（2）在权力配置的基础上形成的公共权力结构；（3）公共权力的运行规则与制度化状况；（4）公共舆论与公共权力的互动关系；（5）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它与公共权力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具体地说，就是通过考察以上五个方面各自的状况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得到对公共领域的总体认识。从理论上讲，以上五个方面之间存在着非常复杂而密切的关系：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边界的明确划分是建立起合理的公共权力结构的基础，也意味着公共权力运作的规则化；同时公共领域的正常循环也离不开公共舆论的监督和推动，它也需要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支持和合法性辩护。所以说，这五个方面是公共权力活动中必然涉及到的五个层面的问题，它们共同地构成了一个社会公共领域的内部结构并决定其总体面貌。因此，本文主要选取这五个方面对我国当前的公共领域作一尝试性的分析，试图对我国的政治生活作一个较为宏观的观照，也试图建立一个新的对中国公共权力的分析框架。

二当前我国公共领域的背景分析：现代化，信息化与全球化

[内容摘要]本文试图从公共领域的角度分析我国当前政治生活呈现出的总体特征。考虑到中国政治生活的特殊性，作者将公共领域定义为公共权力的活动领域；将对公共领域的考察放在我国现代化、信息化和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分六个方面尽其所能地对当前我国公共领域的特征进行了概括。作者认为这些特征的出现是我国社会变动的结果和标志，也预示着今后我国公共领域发展的趋向。文章最后强调了中国政治生活的某些顽固性，因而，我国公共领域现代性的实现将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

[关键词]公共领域公共权力中国政治特征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公共领域”的内涵界定与分析框架

应当承认，本人确定的文章标题，是受了哈贝马斯的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的启发。哈氏在该书中从公共舆论的角度阐述了西方民主制运作的社会基础的演变，这显然有别于传统的“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分的分析模式，对现代社会也更具解释力。但在确定这一标题的同时，我也面临着一个困境：在中国有无哈氏所谈论的“公共领域”？亦即，如果我将公共领域界定为社会中独立的社会舆论力量的活动范围，那么中国有无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是很有疑问的。为防止片面而僵化地运用这一概念，更为了宏观而全面地解释当前中国的政治生活，我现将“公共领域”从最为字面的含义出发界定如下：一个社会中公共权力的活动领域。这是一个最为简洁明了的界说，但仔细分析却可以发现其内部结构的复杂性。就我理解，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对一个社会的公共领域进行分析，亦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对公共领域的分析框架。这五个方面，即公共领域的五个要素是：（1）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边界划分，即公共权力活动的范围；（2）在权力配置的基础上形成的公共权力结构；（3）公共权力的运行规则与制度化状况；（4）公共舆论与公共权力的互动关系；（5）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它与公共权力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具体地说，就是通过考察以上五个方面各自的状况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得到对公共领域的总体认识。从理论上讲，以上五个方面之间存在着非常复杂而密切的关系：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边界的明确划分是建立起合理的公共权力结构的基础，也意味着公共权力运作的规则化；同时公共领域的正常循环也离不开公共舆论的监督和推动，它也需要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支持和合法性辩护。所以说，这五个方面是公共权力活动中必然涉及到的五个层面的问题，它们共同地构成了一个社会公共领域的内部结构并决定其总体面貌。因此，本文主要选取这五个方面对我国当前的公共领域作一尝试性的分析，试图对我国的政治生活作一个较为宏观的观照，也试图建立一个新的对中国公共权力的分析框架。

二当前我国公共领域的背景分析：现代化，信息化与全球化

[摘要]人类的现实生活包括公共活动领域和私人活动领域两个方面。公共活动领域问题的实质就是公共性问题，对公共活动领域的关注也就是对公共性的关注。对人类活动的公共领域和公共性问题加以思考，是哲学最重要的使命。关注公共活动领域是哲学的一个必要的维度。所谓哲学回归生活世界，不应仅仅是向私人生活回归，更重要是向公共生活回归。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通过政府改革来解决公共性问题或危机为标志的公共活动领域的当代转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

[关键词]哲学；公共活动领域；公共性；国家；政府

回归生活世界，已经成为当代哲学的一个时代话题。人类生活是永远流动、无限生成的。强调哲学回归生活世界，不是要人们沉醉于现实生活之中，而是要以一种哲学态度或观念来看待生活。用生活来说明人和世界是哲学视野的根本转换，在这个意义上，人就成为立足现实而又追求超越、不断创造的生成的人，世界就成为由人无尽的生活实践而无限生成的过程。

人类的现实生活包括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两个方面，即通常所说的公共活动领域和私人活动领域。如果所谓回归生活世界仅仅意味着回归私人生活，即私人活动领域，不再关心公共活动领域，那么，这种回归实际上是对生活世界更严重的疏离。这样的哲学不仅不能对以往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做出历史的解释，还将丧失哲学本来的意义，导致哲学真正被生活遗忘。关注公共活动领域，这是哲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或必要的维度。哲学总是力图以更理性、更智慧的方式对待公共活动领域和公共性问题。

一

公共活动领域是每一个人都生活于其中、不可能完全摆脱的领域，是由众多个人组成的公众不能不关心的公共领域。凡是借助公共权力或公共资源谋取可共享利益的活动都属于广义的公共活动，包括制度的确立和实施、改革和完善，宏观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制定与实行，基础设施及公共工程的建设与管理，教育、国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生态和环境保护等活动。虽然公共活动随着时代的变迁会有不同的内容和方式，但其基本特征一直为公共性。因此，公共活动领域问题的实质就是公共性问题，对公共活动领域的关注也就是对公共性的关注。对人类活动的公共领域和公共性问题加以思考，是哲学最重要的使命。

[摘要]人类的现实生活包括公共活动领域和私人活动领域两个方面。公共活动领域问题的实质就是公共性问题，对公共活动领域的关注也就是对公共性的关注。对人类活动的公共领域和公共性问题加以思考，是哲学最重要的使命。关注公共活动领域是哲学的一个必要的维度。所谓哲学回归生活世界，不应仅仅是向私人生活回归，更重要是向公共生活回归。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通过政府改革来解决公共性问题或危机为标志的公共活动领域的当代转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

[关键词]哲学；公共活动领域；公共性；国家；政府

回归生活世界，已经成为当代哲学的一个时代话题。人类生活是永远流动、无限生成的。强调哲学回归生活世界，不是要人们沉醉于现实生活之中，而是要以一种哲学态度或观念来看待生活。用生活来说明人和世界是哲学视野的根本转换，在这个意义上，人就成为立足现实而又追求超越、不断创造的生成的人，世界就成为由人无尽的生活实践而无限生成的过程。

人类的现实生活包括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两个方面，即通常所说的公共活动领域和私人活动领域。如果所谓回归生活世界仅仅意味着回归私人生活，即私人活动领域，不再关心公共活动领域，那么，这种回归实际上是对生活世界更严重的疏离。这样的哲学不仅不能对以往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做出历史的解释，还将丧失哲学本来的意义，导致哲学真正被生活遗忘。关注公共活动领域，这是哲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或必要的维度。哲学总是力图以更理性、更智慧的方式对待公共活动领域和公共性问题。

一

公共活动领域是每一个人都生活于其中、不可能完全摆脱的领域，是由众多个人组成的公众不能不关心的公共领域。凡是借助公共权力或公共资源谋取可共享利益的活动都属于广义的公共活动，包括制度的确立和实施、改革和完善，宏观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制定与实行，基础设施及公共工程的建设与管理，教育、国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生态和环境保护等活动。虽然公共活动随着时代的变迁会有不同的内容和方式，但其基本特征一直为公共性。因此，公共活动领域问题的实质就是公共性问题，对公共活动领域的关注也就是对公共性的关注。对人类活动的公共领域和公共性问题加以思考，是哲学最重要的使命。

媒介事件是大众传媒的狂欢节，是中心价值观与集体记忆的聚焦。在《媒介事件》(MediaEvents)一书中，丹尼尔·o戴扬与伊莱休·卡茨将媒介事件区别于一般报道的特征归结为，它们打破了我们生活和一般报道的常规，所有的报道都从预定的节目安排中转向重大事件，并用一种极为戏剧化的方式表明将要发生事件的重要性(1)。作者将人类学中有关仪式的理论引入到对大众传媒的过程研究中，延续了涂尔干以来的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将社会过程视为冲突的消解与平衡的达成，对媒介事件的分析为结构-功能论在现代社会中的体现作了一个注脚。由此，媒介事件的主要功能被归结为社会整合："这些报道以激动人心的集体方式整合了社会，并重新唤起人们对社会与合法权威的忠诚。"具体来说，这种整合作用体现为以下方面：一、媒介事件提醒我们什么应当被记住；二、媒介事件具有内在的解放功能和转换功能；三、媒介事件成为颇具魅力的集体行动，维护已建立的权威(2)。

但是，笔者认为，这种对大众媒介整合功能的态度过于乐观，因为，一方面，在媒介事件中，各种媒体从各自的立场出发，遵循着不同的话语模式，释放出不同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受众并非消极地接受媒介所传达的讯息，他们试图进入公共空间，展现个人的政治性存在。因此，要考察媒介事件中社会整合的状况，有必要倾听来自公共领域的各种声音。只有辨析公共领域当中的碰撞、融合与隔阂，才能对媒介事件的社会功能做出全面的评价。

汉娜·阿兰特曾说，"公共"一词表明了世界本身，公共领域就像一张桌子放在那些坐在它周围的人群之中，在把人类联系起来的同时，又将其分隔开来(3)。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为理论框架考察公共领域的起源与发展。他并没有给公共领域下明确的定义，在他看来，公共性是公共领域的核心因素。"公共性本身表现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即公共领域，它和私人领域是相对立的。"（4）作为理想形态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始终以普遍开放性作为基本原则。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历史考察与理想形态的设定，为日益勃兴的大众传播研究与社会理论之间的对话提供了支点。一方面，这不是因为"他的研究能提供了一个可以实现或模仿的模式，而是因为他的研究的确提出了公众文化可发挥作用的诸项原则"(5)。另一方面，这种对话有助于克服由过分强调大众传播媒介、受众或技术因素中的某一方面，而忽视大众传播作为社会实践本身及其与公共或个人领域内其他各项实践的关系所带来的偏执与狭隘。就媒介事件与公众舆论的关系而言，戴扬与卡茨指出，"媒介事件集中了大众舆论并激发关于某一给定问题或一系列问题的辩论……"，"某些事件使公共舆论中潜在的趋势具体化，使过去不明确或处于休眠状态的意图表达出来。"(6)正因如此，对媒介事件的分析为我们体察公共领域的状况提供了极佳的操作对象。

美国东部时间2001年9月11日8点45分，纽约世贸大厦遭到恐怖主义袭击，与此同时，一系列的媒介事件在全世界发生。九一一事件引发的媒介反应具有典型的媒介事件的特征：它具有极大的震撼力，拥有世界史上最多的观众人数；事件本身标志着全球政治史上的转折点(7)；干扰了人们正常的生活秩序，成为社会的聚集点。本文将以九一一事件在中国所引发的媒介事件为案例，分析事件中我国公共领域显现的话语模式，从而凸显出公共领域的结构，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上的反思。

平稳与喧嚣：中国传媒的主流与边缘

九一一事件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以血腥悲剧的代价，再一次敦促人们正视恐怖主义这个现代的基本现象(8)。在中国，事件发生10分钟后，新浪网就在全国率先以快讯的形式报道了此次恐怖袭击事件，标题是：《一架飞机撞上纽约世界贸易中心》(9)；接着，全国各大媒体都大力报道九一一事件的进展，九一一成为人们的中心话题。进入公共领域，我们不难发现，主流媒体与网络的反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方是平稳与沉着的，另一方却充满喧嚣与激荡。

一市民社会发展的历史

市民社会(civilsociety)在欧洲最早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城邦和罗马帝国，在这两各地方普遍维持着城市生活方式，城市文明，并且在这种理想城市中，产生了自由民。他们一方面是特定城市国家的市民，是属于谋求自身利益的私人，另一方面，他们是特定国家的公民，不属于他自己而属于国家，是一个“公人”，必须在必要时牺牲自己的利益去维护公益（袁祖社，2003：14）。中世纪的城市运动使商人成为城市市民的主体，形成了与封建主的领地、城堡相区别的具有合法地位的自治性社会。在这里，城市居民以商人和手艺人为主，他们尽管出身不同，但是在政治上和法律上是平等的，都获得了同样的法律地位，即公民权（袁祖社，2003：16）。公民对城市事务的参与首先是通过行会和兄弟会等市民自治组织和机构，以保护自身利益为目的。市政议会的权利来自公民群体，并受到市民大会的监督。中世纪的市民社会同政府的分离，而且表现在“它对政府，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生活乃至社会生活的影响和参与。但是，中世纪城市具有强烈的排他性，特别是到了同业公会时期，这种排他性严重违反了现代民主精神（袁祖社，2003：19）。近代市民社会的形成是公元18世纪到19世纪。在战胜各种市场经济发展的危机过程中，人们开始对社会秩序的原则进行反思，开始越来越把视角转向社会内部，从社会自身的运作来解释社会秩序的存在（亚当·塞利格曼，1992，转引自亚历山大、邓正来2002：51）。近代市民社会开始逐渐独立于政治国家，反对专制制度，明确地划分出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界限，形成了具有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产物的，具有一定政治功能的市民社会。1767年亚当·福格森将他的《市民社会史论》(AnEssayontheHistoryofCivilSociety)首版于英国爱丁堡，他认为市民社会就是拥有政府和法律的文明社会，是公民自治自决的社会。在市民社会中，每个公民都自觉关心社会的公共利益，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另一方面，福格森又不得不痛心地承认，由于分工和致富欲的发展，公民们丧失了公共精神，他们把政治和军事问题交给官僚处理，这就在无意中为专制制度准备了条件（袁祖社，2003：28-29）。福格森的思想体现了近代市民社会的转型。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是在19世纪，托克维尔(Tocqueville)认为“一个多元的且独立于国家之外的自组织的市民社会是民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并且认为制约专制政治的方式必须通过处于国家机构直接控制以外的市民社团的成长和发展（约瀚·基恩，1988，转引自亚历山大、邓正来，2002:117-120）。

从市民社会演进的历史可以看出，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是国家与社会逐步分离的产物，它是具有一定政治功能的社会结构形态。市民社会的形成对于制衡政治国家的权力，推进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有着重要的意义。马克思(KarlMarx)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从阶级分析的观点出发，科学地阐述了市民社会概念的内涵，阐明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统一辨证关系。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产生和消亡看作是阶级社会的历史范畴，是阶级利益之分化为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产物，随着阶级社会的消失，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也一道消失（转引自袁祖社，2003：41）。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不但包含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同一性，而且包含了作为政治国家的公民和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个人的同一性，还包含了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真正解放的思想。

根据吉登斯(AnthonyGiddens)的结构化理论，结构指的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反复涉及到的规则与资源，行动者和结构二者的构成过程并不是彼此独立的两个既定现象系列，即某种二元论，而是体现着一种二重性。在结构二重性观点来看，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社会实践的结果，又是投入社会实践再生产的中介（吉登斯，1998：52）。市民社会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形态，它既是国家与社会分离的产物，又是进一步建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础。如果没有市民社会的制衡，或者说市民社会发挥不了制衡的作用，那么，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一种情况就可能完全由政治国家来统治，这就必然出现专制政治；另一种情况就可能使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出现混乱，彼此没有清晰的界限，干预过多、秩序混乱或功能不健全。所以，市民社会是否能够发挥这种制衡作用，取决于它本身的建构机制和运作机制，正是这种建构机制和运作机制才使它对于形塑健康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二政治学的视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在政治学的视野中，主要是在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框架下探讨国家与社会之间力量的均衡。其理论主要有三个取向：洛克(Locke)的“社会先于或外于国家”的理论、黑格尔(G.W.F.Hegel)的“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理论和马克思(KarlMarx)关于市民社会的思想。这三大理论分别从政治国家的基础、国家对市民社会的控制，以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历史辨证关系来阐述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辨证统一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