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制度范文10篇

内容提要：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建设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既要以和谐的理念设计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也要以和谐的行为实施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还要以和谐的绩效检验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

关键词：公共管理制度和谐理念和谐行为和谐绩效

和谐社会是一个理想社会，而我国正处于人均GDP1000-3000美元这样一个社会潜在危机风险较大的时期，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种种矛盾相互交织激荡，特别是利益格局的重构使社会处于一个较长时期的动态均衡之中，社会和谐显然面临着挑战。如何使社会的各种不和谐因素不致演变为社会冲突？最关键的是建设一套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来避免社会潜在风险的外在化。如何建设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

第一，以和谐的理念设计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公共管理制度的主要内容是法律法规。所以，一个社会和谐与否，其最主要的体现是社会的法律法规是否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即法律法规本身的和谐性。怎样做到法律法规的和谐？最根本的是要突破法律法规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这样一种传统思维定势，真正站在公共的立场上，以和谐的理念公正地设计作为公共管理制度的法律法规。然而，我国现行的公共管理制度制定过程存在着明显的部门、行业、领域、阶层或利益集团垄断的现象，这导致了一些公共制度不能真正代表公共利益，造成了制度本身的不和谐。譬如，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的制定程序是由政府相关部门起草，然后由立法机构或政府批准，故许多法律法规在设定之初就深深地打上了某些部门或利益主体的印记。国土地法中关于土地征用的条款就是典型的社会群体利益失衡的体现。在这一制度中，农民利益受到了严重伤害，近年来已造成了4000多万的失地而穷困的农民，而以极低的价格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商人或地方政府却将数倍于原有土地价格的土地增值利润攫为已有。面对失衡的制度，近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失地农民为维护土地权益而采取拼斗自杀等过激的抗争表达方式。由此可见，制度设计理念的不和谐埋下了社会不同群体产生矛盾冲突的隐患。

如何以和谐的理念设计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呢？一是公共管理制度设计者要具有社会角色的超脱性。公共管理制度的设计人一定要能够代表公共利益，即制度的制定者要超脱于部门、行业、领域、阶层和社会利益群体之外，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设计制度。二是公共管理制度的设计原点要具有充分的理性。公共管理制度的设计出发点应当是社会的全体人民而不是某一阶层、群体、利益集团或一部分人（哪怕这一部分人代表了社会的相当多数）。当然，全体人民也不是指国家中的每一个人，而是指国家中的公民整体，这个整体代表了社会公正、正义的公民意志或公民理性，这种公民理性就是公共管理制度设计原点的充分理性。三是公共管理制度设计程序的公正性。即制度的制定应当有一套公正科学的过程和次序。这就是西方国家所说的程序法。我国也应当有程序法。制度设计的理念和原点正义需要制度论证程序的公正加以保证，否则，制度设计的结果可能与设计的初衷大相径庭。公共选择理论中的投票悖论已经证明了程序在制度制定过程中的重要性。我国许多公共管理制度的设计出发点用心良苦，但由于未能遵循公正的程序，结果损害了社会相当部分人群的利益，造成了制度路径依赖的强大后遗症。譬如，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和区域封闭的多元户籍制度剥夺了公民的自由迁徙权，结果造成了社会人力资源的巨大的浪费和区域之间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且如今仍然难以废除这个制度。这不能不说是制度设计程序不公的一个沉痛教训。因为如此一个事关人民基本权利的重大制度，竟然是在没有经过任何法定程序的情况下以政府命令形式颁布的。可以说，这个制度的出发点也是良好的，它是为了控制过度膨胀的人口，维护国家政治、经济秩序的稳定。就目前的公共管理制度而言，类似于户籍管理制度的各种国家、地方性的不和谐制度仍然大量存在。

第二，以和谐的行为实施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社会公共管理制度的实施主体是公共管理机构，即国家和政府。这表明，国家和政府不是暴力统治的工具，而应当是社会公民意志的体现，是国民授权的结果。因此，基于公民意志的公共管理制度的执行也该当是一个和谐的过程。但是，我国公共管理制度的实施行为在许多方面却很难体现这种和谐，官本民末的思想仍然主导着公共管理者的施政行为，从而致使许多制度的执行过程充满着官民对立。这种对立不仅仅表现在各种个案上，如湖南嘉禾折迁事件、广东的孙志刚事件等等。而且表现在普通百姓对政府行为的各种逆反心理。如近几年国企改革中所发生的多起群体性事件就是例证。各种迹象表明，我国这公共管理制度的执行行为还不是和谐的，这些不和谐不仅影响了制度的效率，而且从根本上制约了制度的公正性和可行性。

内容提要：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建设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既要以和谐的理念设计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也要以和谐的行为实施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还要以和谐的绩效检验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

关键词：公共管理制度和谐理念和谐行为和谐绩效

和谐社会是一个理想社会，而我国正处于人均GDP1000-3000美元这样一个社会潜在危机风险较大的时期，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种种矛盾相互交织激荡，特别是利益格局的重构使社会处于一个较长时期的动态均衡之中，社会和谐显然面临着挑战。如何使社会的各种不和谐因素不致演变为社会冲突？最关键的是建设一套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来避免社会潜在风险的外在化。如何建设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

第一，以和谐的理念设计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公共管理制度的主要内容是法律法规。所以，一个社会和谐与否，其最主要的体现是社会的法律法规是否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即法律法规本身的和谐性。怎样做到法律法规的和谐？最根本的是要突破法律法规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这样一种传统思维定势，真正站在公共的立场上，以和谐的理念公正地设计作为公共管理制度的法律法规。然而，我国现行的公共管理制度制定过程存在着明显的部门、行业、领域、阶层或利益集团垄断的现象，这导致了一些公共制度不能真正代表公共利益，造成了制度本身的不和谐。譬如，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的制定程序是由政府相关部门起草，然后由立法机构或政府批准，故许多法律法规在设定之初就深深地打上了某些部门或利益主体的印记。国土地法中关于土地征用的条款就是典型的社会群体利益失衡的体现。在这一制度中，农民利益受到了严重伤害，近年来已造成了4000多万的失地而穷困的农民，而以极低的价格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商人或地方政府却将数倍于原有土地价格的土地增值利润攫为已有。面对失衡的制度，近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失地农民为维护土地权益而采取拼斗自杀等过激的抗争表达方式。由此可见，制度设计理念的不和谐埋下了社会不同群体产生矛盾冲突的隐患。

如何以和谐的理念设计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呢？一是公共管理制度设计者要具有社会角色的超脱性。公共管理制度的设计人一定要能够代表公共利益，即制度的制定者要超脱于部门、行业、领域、阶层和社会利益群体之外，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设计制度。二是公共管理制度的设计原点要具有充分的理性。公共管理制度的设计出发点应当是社会的全体人民而不是某一阶层、群体、利益集团或一部分人（哪怕这一部分人代表了社会的相当多数）。当然，全体人民也不是指国家中的每一个人，而是指国家中的公民整体，这个整体代表了社会公正、正义的公民意志或公民理性，这种公民理性就是公共管理制度设计原点的充分理性。三是公共管理制度设计程序的公正性。即制度的制定应当有一套公正科学的过程和次序。这就是西方国家所说的程序法。我国也应当有程序法。制度设计的理念和原点正义需要制度论证程序的公正加以保证，否则，制度设计的结果可能与设计的初衷大相径庭。公共选择理论中的投票悖论已经证明了程序在制度制定过程中的重要性。我国许多公共管理制度的设计出发点用心良苦，但由于未能遵循公正的程序，结果损害了社会相当部分人群的利益，造成了制度路径依赖的强大后遗症。譬如，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和区域封闭的多元户籍制度剥夺了公民的自由迁徙权，结果造成了社会人力资源的巨大的浪费和区域之间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且如今仍然难以废除这个制度。这不能不说是制度设计程序不公的一个沉痛教训。因为如此一个事关人民基本权利的重大制度，竟然是在没有经过任何法定程序的情况下以政府命令形式颁布的。可以说，这个制度的出发点也是良好的，它是为了控制过度膨胀的人口，维护国家政治、经济秩序的稳定。就目前的公共管理制度而言，类似于户籍管理制度的各种国家、地方性的不和谐制度仍然大量存在。

第二，以和谐的行为实施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社会公共管理制度的实施主体是公共管理机构，即国家和政府。这表明，国家和政府不是暴力统治的工具，而应当是社会公民意志的体现，是国民授权的结果。因此，基于公民意志的公共管理制度的执行也该当是一个和谐的过程。但是，我国公共管理制度的实施行为在许多方面却很难体现这种和谐，官本民末的思想仍然主导着公共管理者的施政行为，从而致使许多制度的执行过程充满着官民对立。这种对立不仅仅表现在各种个案上，如湖南嘉禾折迁事件、广东的孙志刚事件等等。而且表现在普通百姓对政府行为的各种逆反心理。如近几年国企改革中所发生的多起群体性事件就是例证。各种迹象表明，我国这公共管理制度的执行行为还不是和谐的，这些不和谐不仅影响了制度的效率，而且从根本上制约了制度的公正性和可行性。

［摘要］公共管理制度是公共管理工作的依据和保障，公共管理制度是否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共管理职能的发挥。在社会经济不断进步的同时，我国区域性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对公共管理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种要求下，区域公共管理制度的创新刻不容缓。文章就区域公共管理的制度创新作了相关分析。

［关键词］区域公共管理；制度创新；法律法规

区域公共管理制度的产生与经济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从经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区域公共管理制度的产生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然而就我国当前区域公共管理工作来看，依然存在体制不完善的问题，以至于公共管理职能不能有效地发挥出来。随着区域经济的蓬勃发展，区域间的矛盾也不断产生，迫切需要加快区域公共管理制度的创新，建立与区域发展相匹配且行之有效的公共管理制度。

1区域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必要性分析

公共管理是政府一项重要的职能，其目的就是解决社会公共矛盾，维护社会公共事业稳定发展。就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形势来看，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十分严重，在这种不平衡的区域经济发展形势下，区域矛盾也随之产生。造成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地理环境的限制、区域科技条件的限制等。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矛盾的存在，严重影响到了我国社会经济的稳定、可持续发展，基于这种情况，强化公共管理工作尤为重要。然而公共管理职能的高效发挥是建立在健全、完善的制度基础上的，由于现阶段我国区域公共管理制度还不够完善，依旧存在法律不健全、各区域政府合作不紧密等问题，严重影响到了区域公共管理工作的开展。因此，区域公共管理制度的创新势在必行，只有加快区域公共管理制度的创新，才能更好地服务区域公共管理工作，提高区域公共管理效率和质量。［1］

2现阶段区域公共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内容提要：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建设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既要以和谐的理念设计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也要以和谐的行为实施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还要以和谐的绩效检验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

关键词：公共管理制度和谐理念和谐行为和谐绩效

和谐社会是一个理想社会，而我国正处于人均GDP1000-3000美元这样一个社会潜在危机风险较大的时期，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种种矛盾相互交织激荡，特别是利益格局的重构使社会处于一个较长时期的动态均衡之中，社会和谐显然面临着挑战。如何使社会的各种不和谐因素不致演变为社会冲突？最关键的是建设一套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来避免社会潜在风险的外在化。如何建设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

第一，以和谐的理念设计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公共管理制度的主要内容是法律法规。所以，一个社会和谐与否，其最主要的体现是社会的法律法规是否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即法律法规本身的和谐性。怎样做到法律法规的和谐？最根本的是要突破法律法规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这样一种传统思维定势，真正站在公共的立场上，以和谐的理念公正地设计作为公共管理制度的法律法规。然而，我国现行的公共管理制度制定过程存在着明显的部门、行业、领域、阶层或利益集团垄断的现象，这导致了一些公共制度不能真正代表公共利益，造成了制度本身的不和谐。譬如，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的制定程序是由政府相关部门起草，然后由立法机构或政府批准，故许多法律法规在设定之初就深深地打上了某些部门或利益主体的印记。国土地法中关于土地征用的条款就是典型的社会群体利益失衡的体现。在这一制度中，农民利益受到了严重伤害，近年来已造成了4000多万的失地而穷困的农民，而以极低的价格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商人或地方政府却将数倍于原有土地价格的土地增值利润攫为已有。面对失衡的制度，近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失地农民为维护土地权益而采取拼斗自杀等过激的抗争表达方式。由此可见，制度设计理念的不和谐埋下了社会不同群体产生矛盾冲突的隐患。

如何以和谐的理念设计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呢？一是公共管理制度设计者要具有社会角色的超脱性。公共管理制度的设计人一定要能够代表公共利益，即制度的制定者要超脱于部门、行业、领域、阶层和社会利益群体之外，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设计制度。二是公共管理制度的设计原点要具有充分的理性。公共管理制度的设计出发点应当是社会的全体人民而不是某一阶层、群体、利益集团或一部分人（哪怕这一部分人代表了社会的相当多数）。当然，全体人民也不是指国家中的每一个人，而是指国家中的公民整体，这个整体代表了社会公正、正义的公民意志或公民理性，这种公民理性就是公共管理制度设计原点的充分理性。三是公共管理制度设计程序的公正性。即制度的制定应当有一套公正科学的过程和次序。这就是西方国家所说的程序法。我国也应当有程序法。制度设计的理念和原点正义需要制度论证程序的公正加以保证，否则，制度设计的结果可能与设计的初衷大相径庭。公共选择理论中的投票悖论已经证明了程序在制度制定过程中的重要性。我国许多公共管理制度的设计出发点用心良苦，但由于未能遵循公正的程序，结果损害了社会相当部分人群的利益，造成了制度路径依赖的强大后遗症。譬如，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和区域封闭的多元户籍制度剥夺了公民的自由迁徙权，结果造成了社会人力资源的巨大的浪费和区域之间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且如今仍然难以废除这个制度。这不能不说是制度设计程序不公的一个沉痛教训。因为如此一个事关人民基本权利的重大制度，竟然是在没有经过任何法定程序的情况下以政府命令形式颁布的。可以说，这个制度的出发点也是良好的，它是为了控制过度膨胀的人口，维护国家政治、经济秩序的稳定。就目前的公共管理制度而言，类似于户籍管理制度的各种国家、地方性的不和谐制度仍然大量存在。

第二，以和谐的行为实施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社会公共管理制度的实施主体是公共管理机构，即国家和政府。这表明，国家和政府不是暴力统治的工具，而应当是社会公民意志的体现，是国民授权的结果。因此，基于公民意志的公共管理制度的执行也该当是一个和谐的过程。但是，我国公共管理制度的实施行为在许多方面却很难体现这种和谐，官本民末的思想仍然主导着公共管理者的施政行为，从而致使许多制度的执行过程充满着官民对立。这种对立不仅仅表现在各种个案上，如湖南嘉禾折迁事件、广东的孙志刚事件等等。而且表现在普通百姓对政府行为的各种逆反心理。如近几年国企改革中所发生的多起群体性事件就是例证。各种迹象表明，我国这公共管理制度的执行行为还不是和谐的，这些不和谐不仅影响了制度的效率，而且从根本上制约了制度的公正性和可行性。

［提要］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环境下，政府处于主导地位，形成新的治理新形态，也就是区域公共管理。在这项工作中，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制度缺失。为适应社会发展，本文针对区域公共管理，对制度缺失进行创新。

关键词：区域公共管理；制度缺失；创新

一、区域公共管理中存在的制度缺失

（一）行政区域行政中公共管理思想比较落后。在21世纪的今天，全球都进入了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由于一系列的复杂的现象，比如，全球化、信息化以及区域化等，使区域公共管理迎来了新的挑战。但是，在我国以往的区域公共管理中，主要的模式为行政区行政，而且这种治理思想对人们的思想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如今，我国的国情、制度都比较特殊，在行政区域中，其经济性比较强，不管哪个级别的政府，均不愿舍弃对自身管辖区域的管理权，都希望能够独立经济。在利益的驱使下，对管理制度进行制定时，都会倾向于地方保护，在各个区域中，都存在着很大的竞争关系，严重制约了区域之间的良好沟通，也不利于共同发展。对于行政区行政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1、由政府负责对社会的治理，小农经济是前提，在这样的环境下，行政区行政的出现是封闭社会以及自发秩序的自然产物，体现出了行政区行政的机械性以及封闭性。2、对于政法治理，根据其价值导向来说，对行政区行政进行实施的过程中，既可以是“内向型行政”，也可以选择“闭合型行政”，这主要取决于人为切割的方式，在这种治理区域的模式下，不管是行政区域化边界，还是跨行政区域的公共问题，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3、在社会公共的事务中，对于治理的主体而言，行政区行政体现了垄断统治的特征，对区域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唯一的主体就是政府组织，可以独立地制定出相应的公共政策，具有监督管理的权利，也总揽了全部的社会公共问题。4、根据公共权力运行的角度来说，行政区行政体现了闭合性以及单向性。5、对于公共问题治理，在其设计方面来说，遵循的基本法则就是自上而下，对不同的等级制依次设计。在治理构架方面，体现了机构同类，以及职能重叠的特征，由于这些特点的存在，进而忽视了相应的外溢性的区域公共问题。（二）现代区域管理区域政策结构不完整。由于区域公共管理中存在诸多的治理问题，尤其是在国内，建立有组织、设计精细的一整套区域政策框架是十分必要，能够发挥保障作用。在不同的时期下，我国的政府得到了很多次的区域划分，同时实行了相应的区域发展战略，不过，始终未能实现政策设计中的最初目标，且公共绩效也不断呈现下滑的状态。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其主要的原因归结为缺少健全的区域管理政策，在结构方面不够合理。具体的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在我国，还未能针对区域政策设置专门的职能部门，对于区域政策的基础，还不够健全；（2）在区域划分中，缺少科学的计划，涉及的范围比较广，在区域政策方面，不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其可操作性也比较低，并且不具有可利用的区域划分框架；（3）区域政策的工具需要进一步完善，针对问题区域，其政策还有待健全；（4）在区域政策中，未能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也没有制定有效的管理机制。（三）区域公共管理相关制度安排不全面。对于我国的区域公共管理，在制度安排方面，其不完善的表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1）对于我国的公共问题，在管理方面，其结构与框架依然处于探索的阶段。由于“欧盟”宏观的区域治理取得了成功，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公共管理制度；（2）在各个区域政府之间，对于制度的安排比较弱化，地方保护主义比较强，各地的政府出现了恶性竞争的问题，这种普遍存在各个省市中，严重制约了国家的总体经济绩效；（3）我国对于一些大江、大河流域进行治理时，在制度方面存在很多的弊端，尤其是管理机制的问题比较严重；（4）缺少完善的区域公共协调机制；（5）由于宪法制度、法制原则的不完善，使区域制度受到了很大的约束，对行政区进行调整、规划的过程中，在政策方面往往比价随意，不利于发挥公共管理的作用。

二、区域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逐渐加快了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在各个区域政府之间，出现了激烈的竞争现象，逐渐拉开了城乡的差距，这也就使我国的行政区域划分出现了频繁的变动，也导致了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在其实质上来说，就是因为行政区域间的差异性。目前，我国的经济水平、现代化水平十分不平衡，各个地区之间的发展极不平衡，差距甚大，由于这些差异的存在，很容易导致区域公共管理等诸多问题。不过，在全球化、经济化的不断推动下，我国逐渐朝着区域化的模式发展，在国际新区域中，也不断地加强了联系。虽然强化了这样的区域化模式，但是在各种区域之间，也引发了诸多的公共管理问题。目前，传统的、内向型的区域管理方式已经不能满足现阶段的区域公共管理的需求，也不能有效解决我国在区域公共管理方面的问题，比如：地方保护主义、恶意竞争以及江河流域治理等，所以创新区域公共管理制度是必然趋势。

内容提要：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建设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既要以和谐的理念设计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也要以和谐的行为实施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还要以和谐的绩效检验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

关键词：公共管理制度和谐理念和谐行为和谐绩效

和谐社会是一个理想社会，而我国正处于人均GDP1000-3000美元这样一个社会潜在危机风险较大的时期，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种种矛盾相互交织激荡，特别是利益格局的重构使社会处于一个较长时期的动态均衡之中，社会和谐显然面临着挑战。如何使社会的各种不和谐因素不致演变为社会冲突？最关键的是建设一套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来避免社会潜在风险的外在化。如何建设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

第一，以和谐的理念设计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公共管理制度的主要内容是法律法规。所以，一个社会和谐与否，其最主要的体现是社会的法律法规是否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即法律法规本身的和谐性。怎样做到法律法规的和谐？最根本的是要突破法律法规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这样一种传统思维定势，真正站在公共的立场上，以和谐的理念公正地设计作为公共管理制度的法律法规。然而，我国现行的公共管理制度制定过程存在着明显的部门、行业、领域、阶层或利益集团垄断的现象，这导致了一些公共制度不能真正代表公共利益，造成了制度本身的不和谐。譬如，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的制定程序是由政府相关部门起草，然后由立法机构或政府批准，故许多法律法规在设定之初就深深地打上了某些部门或利益主体的印记。国土地法中关于土地征用的条款就是典型的社会群体利益失衡的体现。在这一制度中，农民利益受到了严重伤害，近年来已造成了4000多万的失地而穷困的农民，而以极低的价格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商人或地方政府却将数倍于原有土地价格的土地增值利润攫为已有。面对失衡的制度，近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失地农民为维护土地权益而采取拼斗自杀等过激的抗争表达方式。由此可见，制度设计理念的不和谐埋下了社会不同群体产生矛盾冲突的隐患。

如何以和谐的理念设计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呢？一是公共管理制度设计者要具有社会角色的超脱性。公共管理制度的设计人一定要能够代表公共利益，即制度的制定者要超脱于部门、行业、领域、阶层和社会利益群体之外，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设计制度。二是公共管理制度的设计原点要具有充分的理性。公共管理制度的设计出发点应当是社会的全体人民而不是某一阶层、群体、利益集团或一部分人（哪怕这一部分人代表了社会的相当多数）。当然，全体人民也不是指国家中的每一个人，而是指国家中的公民整体，这个整体代表了社会公正、正义的公民意志或公民理性，这种公民理性就是公共管理制度设计原点的充分理性。三是公共管理制度设计程序的公正性。即制度的制定应当有一套公正科学的过程和次序。这就是西方国家所说的程序法。我国也应当有程序法。制度设计的理念和原点正义需要制度论证程序的公正加以保证，否则，制度设计的结果可能与设计的初衷大相径庭。公共选择理论中的投票悖论已经证明了程序在制度制定过程中的重要性。我国许多公共管理制度的设计出发点用心良苦，但由于未能遵循公正的程序，结果损害了社会相当部分人群的利益，造成了制度路径依赖的强大后遗症。譬如，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和区域封闭的多元户籍制度剥夺了公民的自由迁徙权，结果造成了社会人力资源的巨大的浪费和区域之间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且如今仍然难以废除这个制度。这不能不说是制度设计程序不公的一个沉痛教训。因为如此一个事关人民基本权利的重大制度，竟然是在没有经过任何法定程序的情况下以政府命令形式颁布的。可以说，这个制度的出发点也是良好的，它是为了控制过度膨胀的人口，维护国家政治、经济秩序的稳定。就目前的公共管理制度而言，类似于户籍管理制度的各种国家、地方性的不和谐制度仍然大量存在。

第二，以和谐的行为实施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社会公共管理制度的实施主体是公共管理机构，即国家和政府。这表明，国家和政府不是暴力统治的工具，而应当是社会公民意志的体现，是国民授权的结果。因此，基于公民意志的公共管理制度的执行也该当是一个和谐的过程。但是，我国公共管理制度的实施行为在许多方面却很难体现这种和谐，官本民末的思想仍然主导着公共管理者的施政行为，从而致使许多制度的执行过程充满着官民对立。这种对立不仅仅表现在各种个案上，如湖南嘉禾折迁事件、广东的孙志刚事件等等。而且表现在普通百姓对政府行为的各种逆反心理。如近几年国企改革中所发生的多起群体性事件就是例证。各种迹象表明，我国这公共管理制度的执行行为还不是和谐的，这些不和谐不仅影响了制度的效率，而且从根本上制约了制度的公正性和可行性。

摘要: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浪潮滚滚而至,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加速推进的背景下,我国区域性公共问题急剧滋生起来,由此引发新型的治理形态———区域公共管理。区域公共管理要求政府打破行政区划的刚性桎梏,摒弃狭隘的行政区行政的种种制度缺失,建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视野下区域公共管理的制度基础和政策框架。因此,文章分析了区域公共问题的滋生及其成因,剖析了我国区域公共管理中存在的制度缺失,并探讨了创新区域公共管理制度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区域公共问题;区域公共管理;制度缺失;制度创新

从历史的层面说,自伍德罗?威尔逊(Wilson,1887)以来,公共管理作为一门拥有自身合法地位的社会科学,在其百多年的演进和流变历程中,始终不乏各种争奇斗妍的学术论争和理论流派,甚至出现“理论丛林”的局面;而公共管理实践作为一种“国家的艺术”,伴随其纷繁杂芜的气候生态和波澜壮阔的丰富实践,也总会有治理安排上的结构转型和制度创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为了适应国内外公共管理环境的权变需求,也为了更好地体认公共管理这门学科的社会性和应用性特色,本文作者在国内公共行政学界率先对“区域行政”和“区域公共管理”进行了探索性研究①。现在看来,伴随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浪潮滚滚而至,我国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传统社会公共问题“区域化”和无界化的态势更加明显,一种有别于全球治理(国际公共管理)、国家公共管理、地方公共管理的区域公共管理,正在迅速凸显和逐步成形。区域公共管理面对和要解决的是区域性公共问题,因而它区别于传统的“行政区行政”②,对政府公共管理的治理结构和制度建构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诉求。

一、区域公共问题及其成因

(一)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发展滋生了大量宏观和中观的区域公共问题。自二战结束以来,公共管理所面对的世界景象和社会生态发生了亘古未有的嬗变。当前,人类更是全面过渡到一个全球化和区域化齐头并进又交相辉映的时代。在全球化和区域化浪潮突飞猛进的时代,诸多的因素和复杂的背景交织在一起,诱发甚至引爆了大量“宏观区域性公共问题”和“中观区域性公共问题”。一方面,伴随经济全球化进程和世界新区域主义运动的兴起,民族国家间的区域化已经由传统的“浅表一体化”向“深度一体化”①、封闭式区域化向更具开放性的区域化模式转变,加之作为政治目的的区域化进程的加快,使得洲际内跨国间的宏观区域性公共问题明显增加。诸如相互贸易与投资、国家安全、环境治理、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国际恐怖主义治理等跨国性公共问题,依靠民族国家的内部力量已经无法解决,必须寻求洲际区域内大部分国家甚至所有国家的集体决策和协调行动。另一方面,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发展,使得由若干毗邻国家或地区结成的“次区域”变得更加相互依赖,由此滋生了更多难以回避的中观区域公共问题,如“新柔廖”次区域(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三国毗邻区域)的合作供水问题,“图门江流域”次区域(中国、朝鲜、俄罗斯三国毗邻区域)的经贸关系、公共安全、政治合作问题,“澜沧江湄公河地区”(大湄公河流经的中、越、缅、老、柬、泰等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领域合作,“一国两制”下粤、港、澳次区域的竞争力、经济合作、环境治理、公共卫生和危机管理、政府协调等问题。

(二)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催生了诸多区域公共问题。1949～1978年的近30年间,中国长期实行高度集权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政府管理社会公共问题的惟一机制是自上而下的科层制,缺少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因此,社会公共问题往往被禁锢于行政区划内部,通过内向型行政方式予以解决。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2年我国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国内的分权化改革和市场化进程在不断推进,迫切要求有一个“全国一盘棋”的统一市场环境;而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更宣告中国的市场经济必须与国际市场机制接轨,需要主动或被动地接受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的激烈竞争。从集权与分权的政治逻辑来看,市场经济下中央政府实行经济性分权政策是好事,它能够诱发哈耶克所谓的自发秩序的慢慢形成,有利于调动地方行动主体(包括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和参与市场竞争的主动性、积极性。然而,由于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建设进程的滞后,加之尚未顺利实施行政性分权的配套改革,我国市场化改革的直接后果是催生了诸多新型的社会公共问题,比如地方政府的GDP崇拜和政绩主义、地方政府间的恶性竞争、地方保护主义、地区发展的马太效应等。我国市场化进程中催生的这些问题,不仅突破了传统行政区划的刚性束缚,扩散和蔓延到由多个地区组成的某一经济区域,而且还超越了计划体制下那种由上至下的政府治理能力域限,衍生为区域性公共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行政区行政的僵化法则已经力不从心,迫切呼唤区域公共管理这种治理新机制的诞生。

一、公共服务“为了什么”：树立“民本位”公共服务理念

政府具有公共性。公民是公共权力唯一合法的拥有者，而政府不过是公共权力的人。“公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一种委托—关系，公民同意选举某人以其名义进行治理，但是被选举人必须满足公民的利益并为公民服务。”[3]268如果政府背离了责任原则，也就背离了政府的公共性，就会失去公民的信任而面临合法性危机。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公民的公共需求应该具有至高无上性，政府应以满足公民的公共需求为己任。政府不应是一个统治和控制机构，如公共政策专家安德森指出的那样，“政府的任务是服务和增进公共利益”[4]222。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开创了执政为民的先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论述了无产阶级政权的性质和特点，指出无产阶级政权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是为人民服务的政权。政府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勤务员或“公仆”，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人民通过普选选举政府工作人员，也有权撤换不称职人员[5]12-13。巴黎公社深深影响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都遵循了巴黎公社确立的“民本位”理念和为民服务原则。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我国人民和政府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是：（1）人民作为整体，在法律上是一切权力的源泉；（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享有法律上的最高权力地位，它以再授权的方式将具体的执行权力授予行政机关；（3）掌握行政权的行政机关在法律上必须对其授权者及人民代表大会直接负责，并最终向选举产生人民代表大会的全体人民负责；（4）人民有权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公民才是公共权力的最终拥有者，是国家主人，而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只是公共权力的者，是为实现公民利益提供各种服务的“公仆”。这样的关系定位，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和政府一直坚持的执政和治国理念。“以人为本、执政为民”[6]14，这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处于执政地位的党与人民关系的再次明确定位。强调“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就是坚持将人民群众置于“根”和“本”的地位，要求党必须忠实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能有任何特殊利益追求，要求政府必须为实现公民利益而努力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做到施政为了人民、施政依靠人民、施政成果由人民共享。当前，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民本位”的公共服务理念在现实中还没有得到充分体现，人民群众的一些实际困难和部分重大关切还没有得到切实解决和有效回应。创新发展公共管理，首先要牢固确立“民本位”的公共服务理念，唯其如此，政府才有可能在公共管理中将首要职能转向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公共服务。

二、公共服务“提供什么”：社会转型期应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

公共服务“提供什么”，是检验政府性质的试金石。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的天职。然而在提供公共服务的性质、内容和方式上，资产阶级政府和无产阶级政权有着根本区别。资产阶级政府作为“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7]274，只是在无产阶级长期斗争的强大压力下，出于维护自己统治和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才被迫有一些让步，逐步推行了缩短工时、增加工资、建立社会保障、改善社会福利等一些改良措施。而无产阶级政权则从一开始就代表着最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自觉地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党执掌政权和政府公共管理的宗旨和目的。巴黎公社一成立，就颁行法令禁止面包工人做夜工，禁止雇主利用各种借口课收工人罚金等，就充分体现了这一宗旨和目的。同样，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和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探索与发展，都彰显了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政策价值取向。社会公共需求决定着政府公共供给的政策目标和实现路径，而民生构成社会基本公共需求。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民生内涵不尽相同，内容不断演变。在生存性民生阶段，社会的基本公共需求更多地反映在简单的吃饱穿暖。而在发展性民生阶段，满足更高层次的多元化需要，提高物质生活质量和精神生活品味成为社会的基本公共需求。所以，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人们就会开始要求政府在市政建设、生态环境、公共娱乐以及教育资源等方面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当经济社会发展到更高水平时，人们就会进一步要求政府放松各种经济性和社会性的管制并提供更多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这种由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所处阶段不同而导致的公共需求的变化，决定了不同时期政府公共供给重点的不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公共服务的主要目标和侧重点也随着社会发展而相应调整：十一届三中全会至80年代末，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消除贫困，基本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90年代至20世纪末，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基本达到小康；十六大至十七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努力构建和谐社会，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十八大以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强调以政府为主导，转变政府职能，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政府作为上层建筑具有的相对独立性，可能会对社会公共需求产生反作用，使得社会公共需求与政府公共供给之间出现不协调、不同步甚至矛盾和冲突现象。30多年来，我国从解决温饱问题到总体实现小康，再到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民生状况已经并将继续发生巨大变化。但是，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却相对滞后，未能很好地适应时代和社会的发展。首先，由于转型期社会分化的存在，公共需求呈现多个层次：一方面是经济发展后产生的高层次需求有所增加，如高等教育、文化娱乐、卫生保健、路政设施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公共需求；另一方面是大部分公民还停留在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卫生和基本社会保障等较低层次的公共需求，甚至部分公民还在为温饱问题抗争。而目前政府的社会资源整合能力和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尚难以适应这种多层次化的公共需求。其次，在经济市场化进程中，我国社会利益分化加快，“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8]，社会矛盾明显上升，公平正义受到挑战，政府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9]正是基于人民群众对改善民生的热切期盼和我党对现实国情社情的深刻认识，中央先后提出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要求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性安排，提高政府公信力，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注重从源头上化解矛盾。十八大以来，中央进一步强调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10]34，要“坚持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8]。当前，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创新公共管理，其着力点在于坚持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在统一，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落脚点和持久动力[11]。应在“民本位”的公共管理理念指导下，转变政府职能，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满足多层次多方面需求的公共产品，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其主要任务，一是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切实把教育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加强教育重点领域建设，促进教育公平化发展；二是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推进就业体制改革创新，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同时加强劳动保障监察和争议调解仲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三是加快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生活；四是扎实推进医疗卫生体制重点改革，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五是加快推进住房保障体系建设，建立适应全体居民需要的多层次住房保障；六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促进社会公平；七是加快文化体制改革，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八是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持续激发社会活力，切实维护社会稳定。上述这些任务，政府仅凭一己之力是难以完成的。政府以“直接提供”或“全部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来保障和改善民生已不符合今天的社会现实和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要求，一种科学、高效、廉洁、可持续的公共管理模式亟待建立。

三、公共服务“怎么提供”：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

怎么提供公共服务直接反映政府的职能定位和行政科学化水平。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要求在党的领导下，政府承担起公共服务的职责，尽可能满足公民的服务需求。然而，政府的服务意识和服务能力再强，也不可能包揽所有公共服务的供给，更不可能满足社会公众的所有利益诉求。这不仅是因为政府的公共供给能力有限，而且也是为了防止政府打着“为公民着想”的旗号混淆“公域”和“私域”的界限，走向新的“全能政府”和“保姆国家”。当前，我国社会中“第三部门”的崛起，正在逐步改变原有的单一的政府供给公共服务模式。对此，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强化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在社会管理和服务中的职责，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充分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10]38。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十分特殊的转型时期，且不论国际局势的动荡，单单着眼于国内的社会现状就已经是境况堪忧。社会暴恐事件频频发生，官民矛盾日益激烈，贫富差距从未如此显著，这些问题可以说是经济快速发展导致社会制度脱节的结果，从深层次来看，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正义的长期缺失。反观罗尔斯的《正义论》，其出现的时机正是美国的社会问题初显端倪之时。实际上我国社会对正义问题的处理已经严重滞后，如何以一种公平的正义观来进行社会制度的改革应成为当务之急。由此，对中国当下来说，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就显得尤为重要。而罗尔斯《正义论》里面有关的正义的论述，其正义原则对于充分解决公正、公平、平等这一问题，具有广泛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罗尔斯正义理论提出的目的

在罗尔斯看来，功利主义没有认真对待人们之间的差别。因为从原则上来说，功利主义允许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只要这样做能够促进整个社会的福利。对于功利主义者来说，自由、义务、权利等等都只是为了达到功利最大化的手段。因而，极端来说，在功利主义原则指导下，奴隶社会或等级制度都是被允许的。罗尔斯是坚定的权利主义者，他的正义观主张，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拥有确定不移且绝不容许侵犯的一些基本自由和权利，这与功利主义的观点完全不同。客观来说，罗尔斯的批评十分有力，其论证可以说暴露了功利主义的最大弊端。可以说罗尔斯还是通过这种批评揭示了功利主义理论内部的严重问题，为其试图取代功利主义的目的实现了第一步。

二、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内容

在深刻地指出了功利主义的不足之处，并且革命性地重塑契约论之后，罗尔斯此时就可以顺利地提出自己的正义观，也即“作为公平的正义”。罗尔斯将他的正义观分为“一般的”和“特殊的”。一般正义观与特殊正义观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后者为前者的一种特例。按罗尔斯自己的说法，一般正义观可以表述为“所有的社会价值———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的社会基础———都要平等地分配，除非对其中一种价值或所有价值的一种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至于特殊正义观，就是指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这也是其正义观的理论核心。

（一）第一个正义原则

内容摘要：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和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改革进程中的两项重要内容，二者有着密切联系，市场经济是创新公共管理制度的现实依据与经济基础，而公共管理制度又能反作用于市场经济，加快市场经济发展。因此，在改革实践中，应当对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和市场经济引起高度重视，深入分析二者的相关性，为促进市场经济与公共管理制度的协调发展提供有效依据。

关键词：公共管理；市场经济制度；相关性

我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成功转型，在这一阶段，市场经济发展和公共管理的革新都在持续地进行。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为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正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管理制度才得以创新、发展。在接下来的一段时期内，加快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和发展市场经济将是两项重要使命，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要将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与市场经济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深入分析二者的相关性，从而为促进市场经济与公共管理制度的协调发展提供有效依据。

一、公共管理制度与经济制度的差异

在公共管理活动中，公共管理制度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要对公共管理制度进行创新，就必须了解公共管理制度所具有的功能。公共管理制度作为与公共管理、公共服务相关的制度，其功能必然与经济制度功能有着明显的区别。二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目标不同，前者以获利最大化、效用最大化为目标，后者则以满足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需求为目标；二是价值追求不同，经济制度追求的是经济效率、经济效益的最大值，公共管理制度追求的是自由、稳定、民主、公正的社会秩序；三是标志不同，经济制度的标志主要为经济利益和经济效率，以竞争性资源优化配置为追求目标，而公共管理制度则是法律、民主的制度，以结果的统一、和谐为追求目标。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进行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