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思想范文10篇

一、国外相关研究现状

学术界普遍认为，西方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奠基人是美国学者伍德罗·威尔逊。他于1887年发表《行政学之研究》一文，被认为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开山之作，标志西方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诞生。实际上，在西方现代公共管理学正式诞生之前，就早已存在着公共管理思想，既有近代资产阶级公共管理思想，也有现代无产阶级公共管理思想即马克思主义公共管理思想。在当代西方学术界，多数学者正在研究“新公共管理学”，也有个别学者正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西方学术界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必要性虽然多数西方学者不承认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中包含公共管理思想，但也有个别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包含丰富的公共管理思想，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管理思想很有必要。美国学者罗伯特·丹哈特指出，尽管马克思并不是直接的、专门的、系统的研究公共管理的学者，但马克思的理论为我们研究公共管理提供了许多真知灼见，从而应当作为当代公共管理研究的的“一种思想传统”罗伯特·丹哈特认为，马克思的公共管理思想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适性，可以克服以美国行政学为代表的“特殊主义”的缺陷。现代公共管理“所有的理论都会强调某些事物而忽略其他事物，”只是反映了“一个特定文化的倾向”。美国的公共行政学只是一种“特殊主义”的知识体系，的确具有一些“根本性的缺陷”。因此，深入研究马克思的公共管理思想，可以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公共理论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野。2．关于马克思公共管理思想的理论来源西方学术界有人对马克思公共管理思想的理论来源做了初步探讨。一般认为，马克思公共管理思想可以从古希腊政治哲学中找到源头，黑格尔的政治哲学是马克思管理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十九世纪英法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为马克思公共管理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思想资料和重要借鉴。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指出:“雅典的民主发展已经成为现代政治思想，包括马克思的公共管理思想的主要渊源。古希腊的政治理想即自由、平等、法治、正义等对现代一切政治思维都有深远的影响。”英国学者伯尔基认为，“马克思主义确实发源于自由主义，它采纳并改变了自由主义的价值和总体看法，而且，如果没有自由主义这一广阔背景，马克思主义将是不可思议也不会存在。”在伯尔基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将公共管理划分为原始的公共管理、国家的公共管理、公民的公共管理三个历史阶段。这种划分的观点，源于自由主义的人本主义的历史观的扬弃。美国学者约翰·麦克里兰认为，马克思的公共管理思想直接来源于黑格尔的政治哲学。他认为，“黑格尔的政治哲学一方面给予马克思以直接启示;另一方面，又成为马克思批判的对象。”约翰·麦克里兰还明确指出:“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为马克思公共管理思想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3．关于马克思公共管理思想的基本内容西方学术界有人认为，公共管理是共产主义的同义语，马克思主义内含公共管理思想。德国学者李博(WolfgaugLippert)经过考证，发现汉语中“共产主义”一词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汉学家造出来的，内含“公共财富”，因此，可以把“共产主义”直译为“公共主义”。西方现代公共管理学的创始人伍德罗·威尔逊认为:“行政学的博士都产于欧洲。”在这些博士中，施泰因第一次提出了“行政学”的概念，可称为现代行政学的奠基人。而与施泰因同时代的博士马克思，阐述了共产主义的公共管理思想。施泰因的公共管理思想侧重于“管理”。而马克思的公共管理思想则侧重于“公共”。美国学者德怀特认为，“美国现代行政管理理论与英国费边主义有许多相似之处，而费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一定的渊源。”澳大利亚学者欧文·E·休斯指出:“马克思的公共管理思想是对近代资产阶级公共管理思想的批判和扬弃，其基本内涵是:公共管理的公共性、服务性、人本性、历史性。马克思公共管理思想为建立＇现代福利＇制度提供了有益启示。”

二、国内相关研究现状

我国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进西方现代公共管理学。同时，恢复建立了中国行政管理学，出版了一些中国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的著作和教材，代表作有:戴大祝主编的《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李福玉等主编的《中国行政管理学讲座》(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田禾撰写的《中国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导论》(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李世英主编的《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通论》(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徐学武主编的《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教程》(湖北科技出版社，1987年)等。这些教材与著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地借鉴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中有价值的成分，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理所当然，其中，包含着一些马克思主义公共管理思想。我国高校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设立行政管理学科，并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了公共管理学的学科体系。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公共管理学正式定为一级学科，而以往的行政管理学则成为公共管理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此后，学术界开始重点研究西方公共管理学，而一度中断了对马克思主义行政管理思想的研究。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理论来源。国内学者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公共管理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批判地继承西方传统的公共管理思想的精华而产生的。武汉大学李和中教授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以公共权力的特质为主线，总体性地描述了公共管理的历史嬗变，阐释了一种全新的公共管理观。从理论来源的角度分析，它渊源于古希腊的政治思想、自由主义价值观念、黑格尔的政治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是多种政治思想的扬弃和整合。全面分析其理论来源，有利于理清马克思主义公共管理观的理论脉络，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公共管理思想。”2、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文本依据。在学术界，不少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体系中，不存在明确的公共管理思想，即使有，也是零散的，不成体系的。因此，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从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文本中寻找理论依据，很少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中寻找理论依据，“甚至有人干脆就否认马克思恩格斯有政府公共性思想，这是非常偏颇或错误的。”针对这种错误倾向，有学者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为依据，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具有丰富的公共管理思想。曾峻在《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研究———可能性、必要性与基本取向》一文中，比较详细的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文本为依据。他指出:“马克思恩格斯使用过‘公共管理’概念。该词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中至少出现过三次。”“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的场合使用和分析过行政管理、行政管理制度、政府职能、行政改革、廉洁政府、廉价政府等概念和相关现象，对市民社会、官僚和官僚制度、中央集权和联邦制也有大量论述。”3、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基本内容。唐铁汉比较系统的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公共管理思想的基本内容，他把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概括为四个方面:政府管理的内涵及其本质;政府职能的观点;市民社会的理论;政府管理方式和方法的观点。王振海把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基本内容归纳为五个方面:一是国家的二重属性;二是政府的公共管理本质;三是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四是政府的公共管理方式;五是政府的公共管理责任。王同新在《马克思恩格斯政府公共性思想研究述评》一文中，把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作了总结性论述。他说;“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政府职能的两重性及其相互关系理论和政府职能的动态性特征，笔者认为无论政府的职能内容、职能重心、职能方式和职能关系如何变化，但以公共性为本质追求的社会公共职能始终是政府职能的基础，尤其是在当前应上升为政府的主要职能。”4、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当代价值。国内学术界大多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管理的思想基础和行动指南，是当前建设民生型政府、高效型政府、廉洁型政府、服务型政府的理论依据，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管理职能的根本指针。王同新指出，“我国构建服务型政府必须坚持以马克思恩格斯政府公共性思想及其中国化成果为指导。”曾峻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是唯一科学的公共管理思想，是批判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尖锐思想武器，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管理思想体系的灵魂。因此，必须“用马克思主义重塑公共管理学之魂”。综上所述，国内外学术界已有一些学者开始重视对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著，涉及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理论来源、文本依据、基本内容、当代价值等诸多方面。但总体来说，研究还不够深入、不够系统，还没有形成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解读体系。基于此，很有必要对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以期构成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解读体系，把握其精神实质，为当代中国公共管理的理论和实践提供科学的学理支撑。

作者：胡哲周晓阳单位：南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摘要：从表面上看，公共管理思想的演变似乎没有规律可言，但从哲学的视角审视却不难发现，表面上复杂和混乱的演变过程实际上隐藏了微妙而清晰可见的轨迹：或者是古老理论的复兴，或者在涉及某对矛盾中左右摇摆，或者是关于某些对立面的融合。今天的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正是其过去思想互动、协调、演变的结果，因此探讨公共管理的演变轨迹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门学科，并使我们可能进一步地预测其发展方向。

关键词：公共管理；管理哲学；思想演变

Abstract:Aphilosophicinvestigationrevealssomedelicatebutcleartraceshiddeninthecomplicatedandconfusingcourseofevolutionofthetheoryofpublicadministration:somebeingtherevivalofanoldtheory,somethewaveringbetweenacertainpairofcontradictions,andothersincorporationofcertainoppositesides.Contemporarytheoryofpublicadministrationhasresultedfrominteraction,coordinationandevolutionofideasinthepast,soanexploratoryexaminationoftheevolutionarytracesofpublicadministrationhelpsbetterunderstandthisscienceandpredictitstendencyoffurtherdevelopment.

KeyWords:publicadministration;philosophyofadministration;ideologicalevolution

政府管理在发展早期被称为“行政管理”，强调政府应作为惟一或者核心的行为主体，主要研究政府体制和政府行为等行政现象，关注如何制定正确的政府目标和有效达成这些目标。“公共行政”则是对政府管理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时的特点总结。尼格鲁夫妇(F.A.Nigro和L.G.Nigro)没有对“公共行政”作具体定义但却描述了公共行政的特征：(1)在公共环境中共同合作的群体努力；(2)包括执行、立法、司法三部门的相互作用。［1］15(3)在制定政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是政治过程的一部分；(4)明显不同于私营机构的行政；(5)在提供社会服务方面与许多私人团体、个人关系密切。简言之，“公共行政”关注公私合营、合作，并开始注意社会其他行动团体的重要性有所增加。所以，“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公共管理”实际上是对政府管理学科演变的不同阶段的概括。为反映该学科最新的演变趋势的需要，并鉴于对学术界在各阶段的具体划分界限上还存在较大分歧的考虑，笔者这里只使用“公共管理”一词。

综观公共管理发展，其演变始终是在对立的矛盾体中螺旋式前进的。每当公共管理的主题向一方倾斜时，它必然有向另一方平衡的趋势。从长远上看，公共管理的演变总能够在两个对立面之间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点，并且随着其理论和实践的变化而变化。也许某些时刻，公共管理演变的结果似曾相识，但是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重复。作为公共管理发展最新趋势之一的无缝隙组织就是这一结论的例证。正如拉塞尔·林登在《无缝隙政府》中指出的：“无缝隙组织与那些在200年前由商人、工匠、技师以及农场主主导的最初的社会非常类似。实际上无缝隙组织是19世纪中期以前在美国经济占绝对主导地位的个性化的商品生产和服务方式的再生。不过由于环境和条件的差异不可能完全如出一辙。”［2］具体说来，公共管理的演变有以下几条轨迹：

摘要：从表面上看，公共管理思想的演变似乎没有规律可言，但从哲学的视角审视却不难发现，表面上复杂和混乱的演变过程实际上隐藏了微妙而清晰可见的轨迹：或者是古老理论的复兴，或者在涉及某对矛盾中左右摇摆，或者是关于某些对立面的融合。今天的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正是其过去思想互动、协调、演变的结果，因此探讨公共管理的演变轨迹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门学科，并使我们可能进一步地预测其发展方向。关键词：公共管理；管理哲学；思想演变Abstract:Aphilosophicinvestigationrevealssomedelicatebutcleartraceshiddeninthecomplicatedandconfusingcourseofevolutionofthetheoryofpublicadministration:somebeingtherevivalofanoldtheory,somethewaveringbetweenacertainpairofcontradictions,andothersincorporationofcertainoppositesides.Contemporarytheoryofpublicadministrationhasresultedfrominteraction,coordinationandevolutionofideasinthepast,soanexploratoryexaminationoftheevolutionarytracesofpublicadministrationhelpsbetterunderstandthisscienceandpredictitstendencyoffurtherdevelopment.KeyWords:publicadministration;philosophyofadministration;ideologicalevolution政府管理在发展早期被称为“行政管理”，强调政府应作为惟一或者核心的行为主体，主要研究政府体制和政府行为等行政现象，关注如何制定正确的政府目标和有效达成这些目标。“公共行政”则是对政府管理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时的特点总结。尼格鲁夫妇(F.A.Nigro和L.G.Nigro)没有对“公共行政”作具体定义但却描述了公共行政的特征：(1)在公共环境中共同合作的群体努力；(2)包括执行、立法、司法三部门的相互作用。［1］15(3)在制定政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是政治过程的一部分；(4)明显不同于私营机构的行政；(5)在提供社会服务方面与许多私人团体、个人关系密切。简言之，“公共行政”关注公私合营、合作，并开始注意社会其他行动团体的重要性有所增加。所以，“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公共管理”实际上是对政府管理学科演变的不同阶段的概括。为反映该学科最新的演变趋势的需要，并鉴于对学术界在各阶段的具体划分界限上还存在较大分歧的考虑，笔者这里只使用“公共管理”一词。综观公共管理发展，其演变始终是在对立的矛盾体中螺旋式前进的。每当公共管理的主题向一方倾斜时，它必然有向另一方平衡的趋势。从长远上看，公共管理的演变总能够在两个对立面之间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点，并且随着其理论和实践的变化而变化。也许某些时刻，公共管理演变的结果似曾相识，但是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重复。作为公共管理发展最新趋势之一的无缝隙组织就是这一结论的例证。正如拉塞尔·林登在《无缝隙政府》中指出的：“无缝隙组织与那些在200年前由商人、工匠、技师以及农场主主导的最初的社会非常类似。实际上无缝隙组织是19世纪中期以前在美国经济占绝对主导地位的个性化的商品生产和服务方式的再生。不过由于环境和条件的差异不可能完全如出一辙。”［2］具体说来，公共管理的演变有以下几条轨迹：一、管理主体与客体的分离与融合在西方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工商、金融界出现了大量对国民经济、生活具有举足轻重的垄断组织，对国家地位形成挑战。同时，这一时期社会发展产生的问题也层出不穷。这些都要求通过国家进行干预来解决。因此，狭义的国家即政府必须发挥更大作用，政府地位的加强、权力的加大、职能的扩展都成为历史的诉求，于是政府作为管理主体逐渐从政治中分离出来并成为独立的行为主体。公众则自愿成为管理客体，要求政府承担更多的责任。政府职能的扩张反过来又加强了公众对政府的依赖。从此,政府作为管理主体与公众作为管理客体便泾渭分明。政府理所当然地管理公众，公众也不会主动、直接地参与国家、社会的管理。到20世纪70年代，国家对于社会事务的干预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过度干预造成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在这一背景之下，布坎南（Buchanan）和图洛克（Tullock）等人提出了公共选择理论。该理论以当代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即所有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前提，依据自由市场交换能使双方都获利的经济学原理，推导出由政治家、官僚组成的政府也不过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组织而已的结论，打破了政府作为公共利益代表最大化的神话。在公共选择理论倡导者看来，政府并不是万能的，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政府也可能同样无法解决。由于这一理论的影响，政府作为惟一的管理主体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同一时期，以“黑堡宣言”（BlacksburgManifesto）作为兴起标志，“政府的本质是什么”、“政府应履行什么样的职能”等许多行政核心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最终促成了治道(Govemance)变革。在治道变革的推动下，公共管理进入了社会本位，形成了政府、非政府组织与公民三类管理主体平等互动的格局。“‘只有政府、只能政府才能管理,只有政府、只能政府才能管理好’的政府本位理念,并不能为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和社会性提供一个切实的保障,也无法真正促成高效的管理。”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公民与政府在良好的关系中合作与协商。凡是管理客体可以自己解决的问题政府就不必干预；管理客体可以直接参与到政策的制定中；在一些社区，作为社区居民的管理客体甚至成为自身的管理主体。而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的关系也由早期的命令、控制、指导关系变为一种对话协商关系，即以“人本、责任、服务”精神为核心的“参与、合作、互动”方式。［3］虽然通过给予管理客体更大的独立性，管理主体能够在避免扩大规模的同时管理更多的公共事务，但是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共享权力、分享责任机制带来的各自界限模糊、责任认定的困难，为管理主体互相推诿、转嫁责任提供了可能，并引发出行政伦理等问题。有鉴于此，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的界限有可能会重新清晰起来。二、政治与行政的分离与融合从1887年威尔逊（ThomasWoodrowWilson）发表《行政学之研究》开始，行政与政治逐渐分离，公共管理的研究重点转向“行政”。威尔逊在该文中指出，与制定一部宪法相比，执行一部宪法正变得日趋困难，强调应对行政管理进行专门研究。他还认为国家权力掌握在决定政治的议会和执行部门的手中，这就从结构上否定了三权分立，确立了行政与政治两分法。古德诺（Frank.J.Goodnow）则系统全面地阐述了行政与政治两分法，认为行政将成为现代政府的中心问题。[注:在时期划分上,本文参考了张国庆《行政管理学概论》第2版绪论部分，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现在已经有学者试图通过这方面研究来打破这样一种局限，较有代表性的是新公共服务理论。“当人们抱怨官僚组织的问题时，人们总是倾向于将其归咎于官僚组织的管理问题。而事实上，问题出在官僚组织的治理上。”［4］持类似立场的学者们进一步地将官僚制政府弊端的原因归结为传统议会——政府治理结构的失效，从而将目光从政府内部转移到了与政府相关的政治制度上。新公共服务理论的代表人物罗伯特·B·丹哈特和珍妮特·V·丹哈特认为，新公共服务是指“关于治理体系中公共行政官员角色的一系列思想，而且这种治理体系将公民置于中心位置”［5］。换言之，新公共服务的锋芒直指新公共管理的“掌舵而非划桨”原则。在对这一流行语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新公共服务的理论家试图重新确定公务员和公民之间的关系。新公共管理改革虽然改变了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直接提供者的角色，但是政府仍旧拥有极大的权力来制定执行公共政策。新公共服务理论正是要改变“政府独自掌舵”的局面，强调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在为“国家”这条船掌舵之时必须听从人民的意见。因此，政府的首要作用乃是帮助公民实现他们的公共利益而不是去驾驭社会。在新公共服务理论兴起的时代，行政与政治再次融合到一起。当然，这种融合与早期公共管理研究并不相同。因为学者们对于独立出来的“行政”因素已经能够顺利处理，所以再次将“政治”因素嵌入进“行政”对于公共管理而言是可行和必须的。三、“效率”与“价值伦理”的对立与转化以美国人泰勒（FrederickWinslowTaylor）1911年发表的《科学管理原理》一文为标志，公共管理进入到科学管理主义时代。以“精密性”、“规范性”途径为核心的“效率导向”成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研究对象。泰勒认为加强专业性计划工作可以促成组织的标准化、程序化的工作流程，从而增进组织的稳定性。正是在这一点上,他摆脱了传统依靠个性进行组织管理的模式。“组织理论之父”马克斯·韦伯（MaxWeber）则建立了官僚模型(BureaucracyModel)，认为官僚集权组织是适用于一切复杂组织的最有效的组织形式。怀特等人作为公共管理的代表,认为必须运用科学的方法得出某些规律性的东西，进而建立相关的原理、法则和知识体系。科学管理主义时期公共管理的特点是：管理是科学而不是单凭经验行事的方法；认定对于每个组织而言,必定有一种成本最小、产出最大的最优方法。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的科学管理主义认为人就是以追求私利为惟一行动动机的。这一认识的优点非常明显：科学管理的工时研究、动作研究、计件工作制、成本核算方法、职能工长制的理论，满足了经济人的物质需求，并且通过严格的管理制度和有效的激励机制，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但科学管理主义由于将除追求私利以外人的其他特性全部剥离，所以也存在理论缺陷。于是公共管理以“行为科学——一种倡导关心人的价值伦理流派”作为方向演变。研究者发现，人除了理性之外还有感情相互依存的需要，可能放弃经济利益而屈从于人际关系、道德和感情，并且有通过公共生活实现社会目标的愿望。特别是梅奥（Mayo）、罗特斯利博格（EritzJ.Roethlisberger）和怀特赫德（T.N.Whitehead）1927—1932在西方电气公司完成的霍桑实验（HawthorneExperiments）发现：社会、心理因素是鼓励工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本途径；非正式组织有自然形成而其成员必须服从的规范；在职工需要中，金钱仅仅是一部分，更多的需要则来自于感情、安全感、归属感等等。这样，他们就彻底颠覆了科学管理的“经济人假设”而建立了全新的“社会人假设”。以“社会人假设”为基础的行为科学逐渐被接纳为研究公共管理的新方法。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西蒙的决策理论。西蒙批评传统的组织理论把组织中的人看成是一个毫无人性的既定因素而不是可变因素，因而忽略了人的行为的重要性。他认为，成员的心理、行为与决策关系密切，只有对成员的决策和行为因素进行分析才能理解一个组织的结构与功能。[1][2][][]到20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普遍被种族歧视、政府腐败等社会问题所困扰；70年代开始的滞胀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危机，反映在公共管理上就是人们对于政府深深的不信任。所有这些，促进了公共管理的变革——“新公共行政”运动兴起。其代表人物弗雷德里克森（GeorgeH.Frederickson）主张以政府及其公共管理过程中的价值观和伦理观作为新公共行政学的核心概念。新公共行政运动的主要观点是：主张社会正义与公平；认为传统的公共管理过于专注于高层管理与职能部门的管理，以至于效率、经济目的总以公平与正义为代价，而后者正是公共管理的根本目的；要通过范式革命对传统公共管理的框架进行彻底的革新；强调公共管理的“公共性质”，指出公共目的、公共利益、公共权力、公共行为等正是其与以产权私有制为基础的企业管理的根本区别；主张“民主行政”，要求尊重人民主权与意愿。这样，公共管理的“公共”特点第一次比较清晰地表现出来，这使得公共管理不再仅仅是私营管理的借鉴者了。但是，新公共行政理论的实用性不强，正如理查德·J·斯蒂儿曼所质疑的，问题是“在既定的宪政体制内如何才能把公共行政推送到这样一个崇高的地位？”［6］因此，到20世纪80年代，以追求“三E”（Economy,Efficiency,Effectiveness）为中心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因其较好的实用性取代了新公共行政学的主流地位。新公共管理的主张主要有：政府的宏观调控替代直接提供公共服务；决策程序简化；节约公共开支；实行私有化政策；开展以竞争和顾客为导向的公共政策选择。从实践上看，以新公共管理理论为导向的各国政府改革，确实有效地遏止了政府的过度扩张，减少了行政成本与开支。四、官僚制的发达与衰微1890—1920年韦伯建立了官僚制模型理论。按照他的描述,官僚制的特点有:(1)公职的等级排列。每一个公职都有其自己的权威或法定的权力。(2)系统分工。每一个公职或职位都有其自己的表示为职位和权力的能力范围。(3)非人格化。各种官员服从于非人格化的命令和正式建立的行为规范,在与组织内外的人员接触时,他们仅仅按照这些规定行动。(4)取得一致运用的行为和程序方面的正式的书面规定。韦伯认为,官僚制在精确性、稳定性、纪律的严格性和可靠性方面优于其他任何形式。它最终在集约效率和业务范围方面占有优势，并且可以正式运用于所有各种行政任务。［1］102-104官僚制适合于常规任务和稳定的社会环境，但却不适应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欧文·E.修斯（OwenE.Hughes）认为官僚制的理论遇到两个特殊问题：其一是官僚制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存在问题；其二则在于人们不再视正规的官僚制为一种特别有效的组织形态。由于官僚制过分强调“规则本身取代了组织效率变成了力图达到的目标而不再是达到目标的手段”［7］50。凯登（Caiden）则指出，为了达到官僚制的“效率”所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狭隘的求同现象；对个人进取心和创造性的限制；难以忍受的一致服从；称职但并不出色的工作表现以及同样的自鸣得意……当官僚制走到极端时它的缺陷将会取代其优点”［7］51。在众多学者的批判下,公共管理的演变便开始了摒弃官僚制的进程。不过在如何“摒弃”的问题上，学者之间产生出一些分歧：有的主张从组织文化上建立学习型组织，认为政府运作的首要目标不是单一的效率，而是识别和解决新的问题；有的主张从组织结构上整合各机构行动。比如林登的无缝隙政府理论指出，自亚当·斯密详细论证了专业分工的优点以来，专业化分工所受到的推崇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其导致的条块分割与部门主义已经大大降低了政府的工作效率，因此应通过一些组织技术，以社会问题和公众需求为中心，将四分五裂的政府职能整合起来以提高政府工作效能。与传统的官僚制相比，无缝隙政府没有推诿扯皮，没有严格的内部分工，更加贴近顾客的需求，具有较高的时间敏感度。对官僚制进行颠覆的其他公共管理代表理论有：从伦理道德角度批判它的新公共行政理论；从技术层面上批判它的新公共管理理论；从政治层面上批判它的新公共服务理论。虽然对于“后官僚制时代”的主张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这些理论的兴起使官僚制所代表的传统公共管理走到了尽头。五、公共管理各流派的分散与整合以孔茨（HaroldKoontz）发表于1961年的《管理理论丛林论》为开端,整合公共管理时期开始兴起。在该文中，孔茨用“丛林混乱”一词来描述管理理论名词、术语、定义等林立的现象，这就产生了整合各个理论的需求。另外由于行为科学过分强调人性激励、心理满足、自我实现对组织管理中的有效性，在实践中显露出相当的局限性，进一步增加了理论整合的需求。一种综合的、全面的、相互关联的、能够观察和分析组织现象的管理思想——系统论登上了历史舞台。它强调组织内部分与部分的影响和组织对外部环境及外部环境对组织的影响，即把组织看成一个相互联系的、动态的、开放的系统。系统论与公共管理结合便成为生态行政学，以政府赖以生存和运作的生态系统为研究基点，强调政府与其环境的互动和动态平衡。系统论在体现出普适性较好的同时，实用性却较差，因而人们开始研究更为具体、更为特殊的组织特征和相互关系的模式，寻求一般系统论在具体组织管理过程中的应用方式。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权变观应运而生。其在承认组织与环境间、各个分系统间存在相互联系作用的基础上，寻求特定条件下的最有效管理方式。在权变观的影响下，生态行政学的集大成者——弗雷德·雷格斯（FredW.Riggs）在1957年所著的《农业型与工业型行政模式》一文提供了在比较中确定各行政类型的特质研究框架。他将人类的行政模式分为融合式模型（FusedModel）、菱柱式模型（PrismaticModel）、发散式模型（DiffractedMode）三种类型。这三种模式反映出不同社会形态的发展水平，因而既可解释现代工业社会的行政现象，也能解释传统社会的行政现象。20世纪80年代新公共管理思潮大量吸收了工商管理的理念，主张灵活地处理各个公共部门内部机构与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关系，同时新公共管理在西方国家的实践结果也因各国国情不同而有所差异。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权变观对于公共管理演变的影响和促进。这种演变的特殊性在于，系统论和权变观并不是某个特定公共管理时期的代名词，它们只是从70年代后成为公共管理发展的指导思想。而且，虽然系统论和权变观兴起于对公共管理的研究，但其影响早已超越了公共管理领域本身，成为几乎所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尽管笔者尝试归纳了公共管理演变的几条轨迹，但这并不是说这些轨迹一定是人们有意形成的结果。无论如何应当注意到的是，每当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发展遇到困难时，人们习惯于沿着某种逻辑回溯历史，并往往会从那些过去管理的基本概念、框架或者体系中发现前进的萌芽。此时，人们常常会惊讶于古老公共管理理论的复苏。公共管理的每次再生，尽管似曾相识，但都获得了不同寻常的新的生命力。探求公共管理的演变路径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门学科，并且可能为其未来的突破奠定基础。丹尼尔·雷恩（DanielA.Wren）曾写道：“在管理思想演变的概念分析中涌现出了相当明确的各种趋势、力量与哲学。管理既是环境的产物又是其过程。从内部来说管理思想经过了一些不同的阶段。这些阶段在指引目标前进的系统解决所碰到的问题时，有的侧重于人的方面，有的侧重于组织和方法方面。从外部来说，管理思想一直受到技术进步、人性假设的变化以及经济、社会和政治价值动力的影响。今日不同于明日而明日又不同于今日，但今天是我们所有的昨天协力作用的结果，明天也将如此。对于管理学者而言，历史中存在许多教训，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把过去作为序幕加以研究。”［8］虽然雷恩的评述只是涉及一种普遍的管理思想，没有具体到公共管理领域，但是笔者仍然认为它是对公共管理演变轨迹的最好归纳。当我们观察到“公共管理”在诸多杆天平上摆动时，我们实际上学习和掌握了其演变的规律，而这些规律足以能揭示其未来发展方向的秘密。［参考文献］［1］菲利克斯·A.尼格罗，劳埃德·G.尼格罗.公共行政学简明教程［M］.郭晓来，等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2］拉塞尔·M.林登.无缝隙政府［M］.王大海，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3.［3］陈庆云.公共管理理念的跨越：从政府本位到社会本位［J］.中国行政管理,2005(4)：18-22.［4］罗伯特·丹哈特.公共组织理论［M］.项龙，刘俊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94.［5］罗伯特·B.丹哈特，珍妮特·V.丹哈特，刘俊生.新公共服务：服务而非掌舵［J］.中国行政管理，2002(10):39-45.［6］理查德·J.斯蒂儿曼.美国公共行政重建运动：从“狂热”的反国家主义到90年代“适度”的反国家主义［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1999(4)：79.［7］欧文·E.休斯.公共管理导论［M］.彭和平，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8］丹尼尔·A.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M］.赵睿，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566-567.

摘要：创新和发展是时代的特征，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的公共管理领域一直没能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导致公共管理缺乏中国特色。文章以法家思想为例，将法家思想中的积极成分与当代公共管理相结合，使中国的公共管理能够具有民族精髓，根植本土，进行创新。

关键词：法家思想；公共管理；创新

我国公共管理的研究集中于对西方公共管理思想和制度体系的研究，而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借鉴几乎处于空白状态。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与政府机构改革的进行，公共管理面临的难题不断增加，创新是必然趋势。指出：“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既需要对我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众所周知，管理思想和管理经验必然深深地镌刻着民族文化的烙印，我国千百年来的管理智慧和底蕴积淀对公共管理创新具有相当大的人文道德价值和经济社会效益借鉴意义。本文将法家思想中极具特色的思想作为研究公共管理创新的文化平台，为其创新寻求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文化基础和民族底蕴。

一、研究法家思想的意义

法家管理思想既是我国古代众多改革家、思想家、政治家智慧的结晶，也是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它萌芽于春秋，发展于战国，并在战国末期达到成熟，它不断地超越自我，最终完成理论体系的构建，在政治上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朝，自汉代以后，统治者多采取外儒内法的方式来管理、统治国家和臣民。虽然中国文化以儒家为主流，但是作为具有实践向度的法家管理思想，如“事断于法，是国之大道”“不法古，不循今”等，仍历经千年而不衰，对当今社会发展和当代社会治理具有启发意义，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理论也极具借鉴价值。

二、法家代表人物及其思想概述

摘要:公共管理中国话语体系的研究近年来成为热点。改革开放至今，中国话语构建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就。本文主要综述并分析公共管理中国话语构建的三个维度，即构建融入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的话语体系，构建本土化的中国公共管理话语体系和构建中国公共管理学科话语体系，并尝试提出今后的研究展望。

关键词:公共管理中国话语体系;传统文化;本土化;学科体系

一、公共管理中国话语体系问题的提出

中国历史上对于行政管理的研究，古代称之为“行使政治权力”，其核心内容是管理国家和使用国家权力。古往今来，帝王术、资治通鉴等记录下来的大量行政经验，再加上儒家文化的道统思想和教导，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国家管理的思维和话语体系。中国的公共管理学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行政改革和管理制度建设同步发展，引进了大量现代西方公共管理的理论、思想、方法及话语体系，经历了重建、引进、迅速发展的阶段，已在两百多个高校建立了公共管理系、所或者学院，全国五百多家高等学校中都建立了公共管理类本科，为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了良好平台。话语体系，是对某一思维进行表达和诠释的一种语言系统，由于后现代思潮在西方社会的兴盛，近年来对话语体系的研究也越来越广泛，其目的是在现代社会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突破固有思维体系和制度构建，重构思想语言的基本单元，解放个人与个人、群体与群体以及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从而突破至更高层次的自由。如“现代”(modernity)“后现代”(post－modern)“重构”(re－construct)，“解构”(decon-struct)”“话语体系”(narrative)”“权利要求”(claim－smak-ing)“权威表述”(authenticdiscourse)“多中心”(multiplecenters)等都是后现代思潮的关键词语，它将追求层级更深、范围更广的民意民主决策和民生的权利作为核心目标，而这也是思想家探索如何突破现代模式的不可或缺的理论路径之一。关于公共管理中国话语体系的建立，知名学者们对其有着不同的见解:前MPA教指委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朱立言教授认为实践是理论的唯一源泉，公共管理知识的生产应当更紧密地与实践相结合，紧跟实践的步伐，创造出能够切实解决中国所存在的问题、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话语体系。著名公共管理学者蓝志勇教授立足于哲学的层面和跨文化的视角，认为公共管理学的建设不仅要符合中国文化的特点和传承，而且要能够与世界文明有效沟通，提炼出包容的话语体系。在清华大学薛澜教授眼中，中国公共管理话语体系的本土化实际上包含着两个相互促进的方面:一是非西方语境下公共管理话语体系的重新定位;二是我国公共行政话语体系的本土化与发展。中山大学王乐夫教授认为公共不按理取代公共行政成为新的有效的公共部门管理理念，并把公共管理划分为国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和社会公共管理，在此基础上来建构公共管理学科。厦门大学的陈振明教授则认为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立足点是顺应新时期国家的发展需求，顺应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的发展趋势，增强公共管理学的学科影响力，以完善的理论体系来引导国家和地方的创新发展。山东大学葛荃教授认为当代公共管理学不仅要反思和质疑当前现有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同时要与世界主流学术话语体系交流和融通，将中国行政管理思想史纳入公共管理知识体系，以期增加中国元素，构建中国话语。广州大学王枫云教授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中就可以提炼出丰硕的管理经验，道家、儒家、法家的政策观都可以作为政策科学本土化和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构建的源泉。关于中国的公共管理话语体系研究，将部分学术界以纯西方公共管理理论为核心的介绍型研究剔除后，可将其余的公共管理中国话语研究归纳为三个维度:一是将中国传统行政管理思想和文化纳入公共管理知识体系，构建具有丰富中国元素的中国话语;二是重视中国公共管理实践问题研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公共管理话语体系;三是兼顾借鉴与创新，构建学科化的中国公共管理话语体系。

二、公共管理中国话语体系构建的三维度

(一)构建融入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的话语体系。中国拥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是唯一一个古代文明从未终止过的现代民族国家，多数时间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历史上曾经开创过多个“盛世”，其治国思想、行政思想、行政实践历史渊源流长。现代中国公共管理知识体系被西方话语体系覆盖严重，因此，传统行政管理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粹，将其纳入公共管理知识体系中对于增加中国元素，构建中国话语意义重大。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场合都会提到“中国特色”，这是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表现，基于政治文化层面上，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士大夫阶层，对上是权力基础，对下是民间领袖，体现为维系社会与政治“结构性稳定”的中坚力量，儒家的治国理念核心是以德治仁政教化，而秦在统一时采用的是法家思想，秦统一时的暴力手段与统一后的强制管理使秦二世而亡，因而汉代统治者以此为戒转换战略思维，以儒为主，以法治为辅，“本以霸王道杂之”，谓之“汉家制度”。在这一治国策略中以调节为主，倡导惠民仁政，可解决社会冲突，再结合法制，可守住治国根基，软硬结合，得以治天下。古代统治者和思想家对于治国理政方面，解决的问题有两个，第一需要具备稳定的社会中坚力量为社会基础，第二是需要有高度理性的制度为支撑。这些问题的解决能够体现出精英群体接续和积淀的政治理性与智慧汇聚为行政管理思想，形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而这便是中国传统行政管理思想的历史定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行政管理知识体系和理论架构均源于西方，然而纯西学化的知识体系与中国的管理问题存在很大的水土不服。中国政治思想史是这一学科的基础知识，但从研究根本上看，当代中国许多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的培养计划都不够全面，过于偏重实用性，甚至取消了“政治学原理”基础课程。非唯学子，师者尤甚乎。目前学界对于中国公共管理语言体系的构建研究较多，但被人接受的只有计量研究和田野调查。这种研究趋势的形成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点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学术界深刻反思了在此之前教条化、僵化的理论和思维方式以及研究方法;第二点是国内学界在国际交流和对话中，体现出的传统研究方法落后国际学术界的现实，难以实现对话。通过以上分析，将中国传统行政管理思想增加到现代基本西学化的公共管理学中，对于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具有以下优势:其一，汲取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精华，将中国元素添加到现代公共管理知识体系中，提升对当代中国公共管理话语的解释能力;其二，重新认识公共管理研究的现实意义和正当性考量，促使量化研究与定性研究的相互融合，增强现代中国公共管理话语体系研究的“反思、批判”和“精准描述”能力，推动社会政治的改革，加快政治管理的科学进步和公共管理的社会实践;其三，加快现代西学意义上的公共管理理论与中国历史上的社会政治文化积淀的融合，与中国当代社会政治实践的融合，推动公共管理学术视域的中国话语的形成。(二)构建本土化的中国公共管理话语体系。“本土化”是指中国的公共管理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公共管理面对的对象，且公共管理学的相关理论支持也存在很大不同，因此公共管理学只能是一种国别性的存在，本土性表现得非常突出，而这便是本土化中国公共管理话语体系存在的最合理解释。著名公共管理学者蓝志勇在相关领域研究中提到，“中国正处于从传统走向现代，从本土走向国际，让国际了解本土的时代。”中国公共管理本土化是走向国际化的必然选择，它使中国更有效的与国际沟通，并从国外先进的公共管理文化中汲取精华。然而，公共管理学在学科属性上并不属于自然科学，而是人文社会科学，而公共管理活动作为公共管理学的研究主体，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的活动，并非客观的自然现象。无论是哪个国家，其公共管理的政治性、民族性都非常鲜明，并与本国的经济社会情况、历史文化、政治体系相连，而这也是公共管理活动存在国别差异的根本原因。不仅如此，公共管理针对的除公共管理活动之外，还在于可以为公共管理实践提供路径与方向上的借鉴，中国的公共管理对象与其他国家不同，因此在理论支持上也同样存在差异，而这便是本土化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存在的合理性。本土化并非掩盖公共管理学的普遍性，中国的公共管理学也必须体现出活动自身的规定性。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在诞生时、成长中都存在一定缺失，这是由于西方理论的影响，但应该明确的是，西方理论不但无法回应中国问题，还会给出错误的方向，仅依靠西方理论下的公共管理学的中国转化，并不能塑造带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话语体系，它忽视了中国公共管理历史流传下来的文化精髓，忽视了中国公共管理学发展的独特道路。对西方公共管理理论及思想的汲取和采纳，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而不是一味地“盲目追随”或简单地“按部就班”。判断西方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能否与中国的现实国情和公共管理实践发展相适应，要考虑它能否与中国主流的价值观念相一致并准确反映时代的精神;能否与我们的传统管理思想体系进行有效的对话，并能够以此为契机衍生出新的思想、观念和话语。“本土化”强调的是中国自己的公共管理学，构建中国公共管理学的话语体系，若偏离这一核心，无异于缘木求鱼。据此，基于本土化的公共管理学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关键在于以下几点:第一，明确中国的表达方式，即需要以中国的汉语作为表达工具，这是让中国公共管理学走出国门、获取国际话语权的必要道路，且汉语代表的是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精神气质和价值观念;第二，强调中国自己的理论体系，正面直视鲜活的中国公共管理现实，构建反映中国实践的话语体系，西学理论下的话语体系不仅会对中国公共管理学产生损害，同时也会为中国公共管理实践指偏方向，只有本土化的公共管理实践构建的话语体系，才是具有穿透力的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第三，明确中国的经验总结，即以往西方理论侵入严重，导致我们忽视了本国的经验，若依然用西方理论的“中国化”来构建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是无法改变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的“跟班”地位，只有真正立足中国公共管理实践，总结中国公共管理经验，才是构建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的正确道路;第四，明确中国的文化根基，即中国公共管理学是指具有中国文化的公共管理学，因而源于中国文化情境的中国公共管理理论才具有指导性，这也是构建基于中国文化根基的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的重要原因。(三)构建中国公共管理学科话语体系。在西方国家，公共管理也称“新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即从传统行政学重视“公平、正义”等行政价值转向20世纪80年的重视“工具和效率”。公共管理阶段主张B途径，即向企业学习、市场化改革、放松规制、提高管理效率等。当新公共管理传入中国后，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中国传统行政学科的面貌，形成强势的公共管理学科，包括行政管理、社会保障、公共财政管理、土地资源管理等专业。21世纪初以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为学习榜样，全国拥有公共管理学科的大学的相应学院多数更名为公共管理学院，这是最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学科话语。中国公共管理话语学科化，指的是在公共管理学话语表达中，强调逻辑性和体系性的严密，在固有的观念或者理论基础上，对公共管理问题进行深度分析，尝试在公共管理学的多个概念之间形成逻辑关联。任何一门学科都具有独特的话语体系，且一般情况下一门学科的话语体系的功能表现在两点，即理论交流和理论指导实践，然而，当前中国公共管理话语体系并未体现出这两点功能。非学科化的中国公共管理话语体系是以话语主体个人的观察、思考和实践的基础上建立的，是主体对公共管理活动的思考，主体的特色不同也造就了语言表达的行政理想和价值取向的不同特征，如孟子的治国理念通常以鲜明的对比、生动的用词、灵活的问句、整齐的对偶等形式来表现;又如孔子的为政主张是以大量匀称和对立的范畴来表示，如“性”与“命”、“智”与“愚”、“善”与“恶”、“学”与“思”等等，都体现出孔子行政思想的深奥，展现出其高超的语言表达艺术。中国公共管理学的学科化最初是源于西方，自20世纪初，国内学者对国外有关行政学著作进行了翻译，如美国的《行政纲目》、日本的《行政学总论》等，从此中国公共管理学形成。基于学科化中国公共管理话语体系的特征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偏离了公共管理实践。公共管理学的实践性很强，但当前却存在忽视现实问题的学术旨趣、偏于研究西方理论的缺陷和问题，而学科化的中国公共管理语言体系的构建必须将其特点考虑进去，思考公共管理实践与经验，才能提炼出话语体系。第二，回应系统化的公共管理实践。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与实践是相互的，但当前却依旧存在试图以某种固有的观念或理论框架为入手点，对公共管理活动进行分析并引导实践的实际情况，消磨了公共管理实践的丰富性。第三，反映话语体系的去价值化，基于学科化的公共管理中国话语体系，无论是从思维层面，还是方法、文字的表达上，都更加注重理性主义，看似体现的客观、理性，但实际上却失去了话语体系的价值判断和实践关照。不仅如此，由于工具主义观念，公共管理活动愈发完整就越被认为是由孤立存在的单独要素构成，逐步瓦解了公共管理的有机统一。面对这种现状，基于学科化的中国公共管理话语体系的构建必须注重这三点:首先，融入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即注重“感性的整体体悟”，这与西方强调的“严格的理性检验”是不同的，在构建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中的作用巨大，更是营养基础;其次，重视中国公共管理实践，实践与话语之间的关系密切，话语来源于实践，实践依靠话语表达，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在不断创新，在实践中必须不断总结更新的范畴、概念及表述，让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与时俱进;最后，对西方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保持批判和借鉴，汲取有用的理论，不可盲目追随。

摘要：在管理思想中泰罗科学管理的思想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对当时的生产实践起到了重大作用，对我国当代公共管理也有借鉴意义。通过对泰罗科学管理的深刻解读，深刻剖析目前我国公共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探讨科学管理对于我国当代公共管理的重要启示作用，提高行政效率，增强行政能力。

关键词：科学管理；公共管理；发展向度

一、泰罗科学管理概述

泰罗管理原理用应用科学的方法来提高集体的合作与协调能力，提高生产效率，最终实现产出量的最大化和培养工人的目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在选拔、培训、管理和研究工人过程和环境中运用科学知识，充分利用一流员工标准化的操生产、差别计件工资制等新方式来提高工人的效率，打破低廉的劳动成本和高工资两者对立的局面。泰罗把科学的思想引入管理实践中，用科学研究与方法替代纯粹的个人经验，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落后的经验管理束缚，是管理理论和实践上巨大的进步。其科学管理思想是建立在对组织管理的基础上的，虽然早期仅运用于企业之中，但目前的公共管理和企业管理也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科学管理的许多原则、方法、观念及思想对当前我国公共管理具有借鉴指导意义，当代公共管理可以学习泰罗制科学化、标准化的理念，将其运用到政府管理的领域中，解决公共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

二、我国公共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效率低下、浪费严重

摘要：当下中国公共管理知识体系为西方话语所覆盖，构建中国话语是学界重要使命之一。传统行政管理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精粹，理应得到接续与传承。特别是在当下计量方法与标杆管理过于弥散的状况下，通过思想文化的参照和介入，在研究路径上以追循意义或价值为主导的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并重。将中国行政管理思想史纳入公共管理知识体系，以期增加中国元素，构建中国话语。

关键词：中国话语；中国传统行政管理思想；公共管理知识体系；定性研究；定量研究

严格而论，当代公共管理知识体系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四十年来，公共管理知识体系基本是以西方话语为主导。2000年世纪之交，有厦门大学朱仁显教授大作《中国传统行政思想》问世，开创了传统行政管理思想研究之先河，却也声息微弱，“其言似不足者”，最终在计量研究的沙尘暴中湮没①。因而，挖掘和传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与智慧，以构建公共管理知识体系中的中国话语，应当是21世纪中国学术现代化的重要使命。我以为懂得中国才能真正懂得管理，为此略抒拙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懂得中国才懂得管理

传统管理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粹，对于这一文化传承的定位不能局限于现代公共管理理论体系的视角，而是要置放在中华历史与文化的宏大视域中审读。（一）传统行政管理思想的历史定位。近年来，在很多场合我都发表这样一个观点：“中国特色”的表现之一是中国文化具有特殊性。从政治文化的层面看，主要表现为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培育出来一个士大夫阶层。这个阶层对上是权力基础，对下是民间领袖，成为维系社会与政治“结构性稳定”的中坚力量。中国古代社会有分合治乱，统一王朝除了元朝九十余年，其余差不多都是三百年左右。其中，两汉最长，达四百年。君主政治时代行政手段十分落后，对于全社会的掌控能力也很低下，却何以能使一代王朝周期维持在三百年左右，而中央集权君主政治体制直贯两千年？原因甚多。从思想文化的视角看，关键有二：一是儒学成为官学，二是文官制度。关于一，西汉初年，儒学从民间学术上升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影响政治文化发展的一个重大事件。由此达成两个效果。其一，一种思想培育出来一个士人阶层。这个阶层凭借儒学政治特权的优势，得以通过察举或科举介入体制，居官为宦。士人群体作为官僚集团的后备资源，构成君主政治的权力基础。同时，相对天下士子而言，能够介入体制的毕竟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士人考取功名，虽然未能入仕，但也有了不同于黎民百姓的特殊身份。依据功名的等级类分，他们享有一定的特权，如免除本人徭役、见官无需跪拜等。加上“致仕”回乡的官员，他们称为士绅或乡绅，从而得以号召乡里，领袖地方。士人阶层对上是权力基础，对下是民间领袖，实质上构成君主政治时代的社会中坚力量。不论王朝危机、天下大乱或王朝重建，必然有士人环绕其间，发挥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所以在历史上，出身豪族或平民者都能做皇帝，在前朝的废墟上重建帝国，就在于有士人的帮衬。其二，形成阳儒阴法治国方略。儒家的治国理念以德治仁政教化为主，在战乱频仍的春秋战国时代无助于一统天下，故而秦的统一实是法家思想在百家争鸣中的胜出，但是秦统治者的强制管理和暴力统治致使强秦二世而亡，于是汉代统治者以秦为镜鉴，转换战略思维，以儒为主，法治为辅，“本以霸王道杂之”，谓之“汉家制度”。这一治国方略注重调节，倡导惠民仁政，有利于缓和社会冲突。同时以法制为底线，守住治国根基。软硬两手相辅相成，形成政策原则，天下得治。关于二，与西方中世纪贵族制君主政治相较，中国古代社会是“官僚制中央集权君主政治”。中国古代社会的官僚制体现了高度政治理性与相对完备的管理、组织技能，为世界之最，而且影响了18世纪欧洲官僚制的形成［1］。士人是官僚队伍的主要构成，当然其中不乏贪腐之辈，但历代总有些清官、贤臣、循吏在国家治理、王朝兴盛中起到重要作用，得以名垂青史，教化后人。与世界其他民族相较，古代中国的君主政治延续时间最长，天下或有分合，统一是主线。促成这一发展趋势有多种因素，其中重要一项便是缘于士大夫阶层的相对稳定，以及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坚定不移的认同。史实表明，即便面临其他古代民族及其文化的强行介入，也能运用中国文化特有的政治智慧化解之，融合之，并用确凿史实验证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社会运作客观规律之一：征服者被征服①。“由比较野蛮的民族进行的每一次征服，不言而喻，都阻碍经济的发展，摧毁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由于征服而面临的比较高的‘经济状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多半甚至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2］。这恰恰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内含高层次的文明以及政治理性与智慧，这才是中国文化真正特殊之所在。要言之，中国古代统治者及其思想家在治国理政方面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是有比较稳定的社会中坚力量为作为社会基础；二是有高度理性的制度支撑；三是有符合历史进程和实际社会政治状况的政策原则保障。历史经验表明，这三点是国家稳定、发展与繁荣的基本条件。构建这些条件的是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以及成为其载体的士人阶层作为社会中坚。士人阶层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介入政治，覆盖社会，他们传承、积累政治经验，也能或多或少地有所创新。这一阶层的精英群体接续和积淀的政治理性与智慧汇聚为行政管理思想，凝聚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粹，这正是中国传统行政管理思想的历史定位。（二）走出标杆管理的刻板思维。依照我的治学理念，多年来学习和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就是要从传统的政治理性与智慧中有所收获，以参照并作用于当代之中国。20世纪80年代，这个学科很兴旺，进入90年代，逐渐式微。这当然也影响中国行政管理思想研究的发展。事实上，在中国学界，行政管理学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渐次从政治学学科独立出来，其知识体系和理论架构基本是西方即美国的。标杆管理既称标杆分析法（benchmarking），即“重定向自标杆管理”，也称作基准化分析法。这是20世纪70年代末产生的企业管理方法，嗣后为行政管理学科所借鉴。将管理目标基准量化，强行提升政府管理效率，并作为基本方法论纳入新公共管理知识体系。21世纪以来，标杆管理风靡中国行政管理学界，风尚弥久，已然近乎刻板思维而影响全局。标杆分析法作为现代学科研究方法，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完全西学化的知识体系与方法论能否真正解读和解决中国的问题却颇可怀疑。政治学的基础学科谓之“两史一论”，即政治学原理、中外政治学说史和中外政治制度史。中国政治思想史是这一学科的基础知识，行政学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公共管理学科中，则没有这样的设置。据我了解，当代中国不少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的培养计划视野褊狭，过于实用，连“政治学原理”这样的基础课程也被取消，以为学之无用，遑论中国行政管理思想史！有个别院校在行政管理专业开设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基本都是近代部分。而且往往难以持续，随着教学改革的阶段性深入，渐至取消。兹非固陋而何哉！《论语•子罕》载：“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非唯学子，师者尤甚乎。事实上，如前所述，中国古代社会积累了丰厚的政治经验，其中包括丰富且实用的行政管理经验和理论。平心而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文化涉及诸如国体、政体这样的理论问题，如墨子的自下而上，层级上（尚）同思想；孟子引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见《孟子•万章上》）；韩非的“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见《韩非子•扬权》）；贾谊的“天子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此其辟也”（见贾谊的《新书•阶级》）等，但他们并没有展开讨论。在古代中国的统治者及其思想家、政论家们看来，国体、政体类的问题已经解决，就是中央集权君主政治，无须讨论。他们更为关注的是施行何种政策，建立何种规制，如何才能达成某家天下的长治久安。于是，治理、管理就成为论争的核心问题，德治、法治、人治、礼治、教化，以及刑名之术、南面之术、德主刑辅等论题成为热议，恒久不衰。“唯与二千石治天下”“明主治吏不治民”“汉以孝治天下”则被奉为得以治理成功的至理名言。事实上，古代中国的政治实践也充分说明了传统管理思想及其制度化业已取得成功。如果说，无论古今，人类的智慧总有其相通、相近之处，那么中国古代行政管理思想内含的问题，对于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当然会有其比照和借鉴的意义。其中有些段落，譬如“官箴”“政书”蕴含的管理经验与智慧，“中国特色”至为鲜明，很有价值，作为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的优秀构成，值得今人了解、借鉴与传承。从另一个角度看，与古代中国相较，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行政制度和管理方式经历重大变革，但是作为制度文化的传承，其中仍然含有传统文化的因子。要言之，中国传统文化，无论器物、制度还是思想文化，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没有中断过。这种文化的长期延续，遭遇近代的狂风暴雨，酿成剧变。其中变化的深刻程度，显然是器物、制度和思想的依次排列。也就是说，作为历史文化的积淀，当以思想文化的传续、存留和影响最为深刻。从表象看，近代以来思想文化的变革也是天翻地覆的，但是，如果我们把视角深入到思想文化的内里，从政治价值及其观念的视角来看，其传续的坚韧度，着实令人吃惊。关于这一点，我们瞥一眼当下国人的权力崇拜、官本位和身份等级观念等现象，即可明了，这里无赘言。因之，从中国传统行政管理思想的层面考察、研究中国公共管理的特点与路径，可以说是不可或缺的认知参照。唯有走出标杆管理的刻板思维，才能融汇古今中外相关认知而构建公共管理知识体系中的中国元素。一言以蔽之，懂得中国才懂得管理。

二、两种研究方法并重

关键词：公共管理本土化逻辑基点

内容摘要：文章指出，要吸收西方理论元素，但又与国情之间出现断层，因此需寻找公共管理理论本土化在价值观、主体、客体、理论、路径方面的逻辑基点，以四点一径的逻辑基点为起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公共管理理论。我国的公共管理理论来源于儒家、法家和道家等传统的管理思想及马列主义的政府管理思想和西方公共行政学三部分，但我国的国情却呈现出一元化的治理格局、“崇尚科学”的思想、市场发育不足、第三部门力量缺乏等特征。

作为理论体系的公共管理，它的核心价值肯定是普适的，但是作为一个引进的应用学科，理论的实用性要考虑到国家的国情、发展阶段、特有的制度架构。这就是说，一个理论体系不仅要符合逻辑过程，而且要在逻辑基点上具有同质性。西方国家公共管理理论是以政治与行政的分离为逻辑基点的，在理论的建构上以效率作为追求，以提倡“价值中立”和张扬“工具理性”作为学科发展方向。而英美等具有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之所以在公共管理领域提倡使用“价值中立”、“工具理性”，是为了适应政治与党派斗争过程中，多元政治交接时公共事务不受或少受影响。因此，其理论的逻辑基点是建立在多元政治的情境下的。而我国与西方国家不同，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是唯一执政党，“一元化的治理格局”是最为特殊的国情。这就决定了西方的公共管理理论不可能提供解决我国公共管理的现成答案。因此，将公共管理理论引入我国以后，如果不能进行公共管理理论的本土化，没有建立理论逻辑基点的本土化，就犹如用一个社会的架构去匹配完美的理论模型，其结果当然是适得其反。

我国公共管理的发展过程

从历史的角度看，公共管理是在公共行政的基础上提出并发展起来的，而公共行政是指政府依法对社会公共事务和自身事务进行管理的活动。因此，公共行政是与国家和政府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公共行政伴随着国家和政府的产生而产生。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公共行政是“国家的组织活动”，国家和政府除了阶级统治职能外，其另一个基本职能就是社会管理或公共事务管理。

在我国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堪称完备的行政管理制度，如等级森严的官僚制度和中央集权体制，严格的选拔、考试、考核的科举制度，完善的监察制度以及严密的行政管理法规等。同时也出现了各种治国之道，其中儒家的“仁政”、“德治”思想，法家的“法治”、“术治”理论，道家的“无为而治”说，墨家的“兼爱”、“尚同”说和管子的“轻重论”等构成了我国传统政府管理理论的主要来源，对中国传统的政府管理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的学科化

（一）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学科化的形成。应该说，有了公共事务管理活动，就有了对其进行观察、分析和描述的话语，但在公共管理学科建立之前，这些话语属于一种非学科化的话语。非学科化的公共管理话语是建立在话语主体个人的观察、思考与实践的基础上，反映的是主体对公共管理活动的理解和感悟。每一主体都是从自身的立场、视角去看待和阐释公共管理现象和问题，其对公共管理话题的论述没有程式化的固定模式，在话语中所表达的行政理想、价值取向等具有鲜明的人格化、个性化特征，由此产生了多种有关公共管理的独特话语风格，老庄、孔孟等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在论述政府公共管理问题时，其话语方式和话语内容即具有这些特征。例如，孔子在论述其为政主张时，采用了大量对立、匀称的概念和范畴：“天”与“人”、“性”与“命”、“智”与“愚”、“损”与“益”、“善”与“恶”、“博”与“约”、“教”与“学”、“上”与“下”、“言”与“行”、“远”与“近”、“学”与“思”、“多”与“寡”、“生”与“死”、“义”与“利”、“讷”与“敏”等等[2]，凸显了孔子博大精深的行政思想和高超的话语表达艺术。又如，孟子在阐述其治国理念时，往往以“准确生动的用词、鲜明突出的对比、气势恢宏的排比、排列整齐的对偶、形象生动的比喻、蝉联而下的顶真、丰富灵活的问句、层层深入的递进等，增强其语言准确、缜密和生动的特色”。[3]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成语如“明察秋毫”、“绰绰有余”、“不言而喻”、“言近旨远”、“一曝十寒”、“金声玉振”、“出类拔萃”、“左右逢源”等均是孟子治国理政思想的话语体现。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中国公共管理学是从西方引进的，经历了从行政管理学（行政学）到公共管理学的学科演进历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内一些学者翻译和引进了国外的一些行政学著作,如美国学者的《行海要术》、《行政纲目》，日本学者蠟山政道所著的《行政学总论》、美浓部达吉所著的《行政法撮要》等[4]，这些译著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公共管理学的诞生。建国初期,我国的许多院校,如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等都曾有行政学方面的研究。然而在1952年学科调整以后的20多年间,严重的意识形态偏见致使行政学未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被保留下来。直到1979年后,邓小平明确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从而使得包括行政学在内的许多社会科学学科逐渐获得恢复和发展。[5]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开始恢复发展至今，在对西方公共管理学理论与方法的全方位引进中，中国公共管理学也借鉴了西方公共管理学自然科学化的话语表达模式，进而使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呈现出明显的学科化特征。（二）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学科化的特征。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的学科化是指，在公共管理学话语表达中讲求严密的逻辑性、体系性，其所采纳的基本模式是从固有的观念或理论框架出发讨论公共管理问题，努力在公共管理学的各个范畴和概念之间建构起内在的逻辑关联，也就是从预设的理论框架出发，用它来对公共管理实践进行阐释和分析。例如，从下面的论文题目上就能发现上述特征：“新公共管理视角下我国政府管理模式的创新”、“新公共管理运动背景下的中国乡镇政府体制改革”、“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推进我国教育行政体制改革”等等。这种话语体系的学科化，是西方工具主义、理性主义哲学的产物，它使中国公共管理学形成了一种单一化的话语模式，陷入了自我建构的学科话语藩篱之中。具体而言，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的学科化主要有以下一些特征：1.与公共管理实践的隔离化在技术理性的影响下，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在学科化的进程中，各种非学科化的、不能被纳入学科逻辑结构中的公共管理思想、观点逐渐被隔离在学科话语体系之外，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分离，进而使公共管理学的实践指导价值乃至其存在的合法性受到了多方的质疑。相关学者，如陈振明等认为，作为一门实践性强的学科，公共管理学当前存在的以下一些问题：第一，缺乏关注现实问题的学术旨趣；第二，倾向于对西方理论进行研究而忽略社会发展实践的实际需求导致的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发展，或是理论指导实践产生偏差等等。[6]而公共管理学作为一门具有明显实践特性的学科，其学科话语体系的建构必须考虑其学科特点，应在基于公共管理实践和经验的基础上，总结提炼出相应的话语体系。2.反映公共管理实践的程式化公共管理学话语与公共管理实践紧密相关，公共管理实践的丰富性决定了公共管理学话语的种类多且数量大。然而，当前我国的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中存在着试图从某种固有的观念或理论框架出发来分析公共管理活动并以此来引导公共管理实践的倾向，公共管理实践的丰富性被抹杀。公共管理中出现的盲目决策、官员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风严重等实践偏差，大多是由于“拿来”主义导致的外来理论“水土不服”以及学科本土化不足所致。一方面，总是秉着“拿来”主义，没有将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进行对比就盲目指导实践活动；另一方面，没有进行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没有形成属于自己特有的学科指导思想和思维方式。同时，这类话语所呈现的是对公共管理实践程式化的理解，而非对公共管理实践本来样貌的把握，这也是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逐渐丧失生机与活力的重要原因。3.话语体系的祛价值化在学科化的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中，从思维到方法乃至文字的表述，追求的是理性主义，在貌似理性、客观的话语表达中，丢失了话语体系的价值判断和实践关照。此外，在工具主义观念的影响下，完整的公共管理活动被主观认定为是由孤立存在的单独要素组成的，尤其是在缺乏价值导向的话语中，像效率、模式、流程、绩效评价等具有工具化色彩的词汇不加辨别地充盈其中，对精确性和可计量性的追求使公共管理的意义和精神世界被压缩，有机统一性被瓦解。（三）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学科化的弊端。1.割断了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的文化根基任何学科的话语体系都有其赖以生长的文化根基，公共管理学的话语体系必须植根于中国传统公共管理文化之中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当前我国的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由于深受西方以逻辑实证为导向的话语体系的影响，出现了与中国传统公共管理文化断裂现象。在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的发展过程中，对中国传统的公共管理文化缺乏系统的梳理，引进的西方理论也未能与本土传统文化实现有机融合，以致有关公共管理的思维和表达方式逐渐被西方模式的话语体系所取代，把作为整体的公共管理实践划分成若干个部分，进而形成了公共管理制度、公共管理体制、公共管理机制、公共管理方法、公共管理评价等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单元，框定了人们研究和探讨公共管理问题时的话语构造和表达方式，使传统公共管理文化中的家国情怀、修齐治平等优良传统未能得以很好地接续，公共管理学话语的可持续发展丧失了文化根基。2.消解了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的人文关怀公共管理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的活动，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具有丰富情感的有机生命体。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作为对公共管理主体进行观察、分析和思考的言语体系，应该在字里行间渗透出强烈的人文关怀。然而，学科化的公共管理学话语秉持的分析式话语方式，在技术理性的框架下，无形中祛除了公共管理话语中的人文要素，变为纯技术、操作性的话语。这种罔顾公共管理活动中主体情感去把握公共管理问题的思想方法，消解了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的文化品格和人文精神。3.阻滞了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的创新活力中国公共管理学的产生，是引进西方理论的产物。20世纪80年代，中国公共管理学开始恢复与发展后，又大量引进了西方的理论成果。在借鉴西方公共管理学理论方法的过程中，我们几乎全面接纳了西方公共管理学的话语模式。由于未能对舶来的公共管理学话语进行批判性的思考，“盲目追随”的后果是造成了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轻视实践以及对中国公共管理经验的总结提炼不足，进而丢失了与时代共振的创新活力。

二、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学科化的修正路径

（一）汲取中国传统公共管理文化的精髓。中国的公共管理活动历史悠久，其间产生了丰富的公共管理思想，要修正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学科化的倾向，需要从传统的公共管理文化中汲取营养。中国传统公共管理文化中，讲求“天人合一、明德慎罚、德刑相济、仁政礼治、礼法兼用”等公共管理思想，采用的是“感性的整体体悟”的话语表达方式，与西方的“经过严格的理性检验和细致阐述”话语表达方式截然不同，但恰恰是这种“感性的整体体悟”的话语在延续中国传统公共管理文化、构建中国公共管理学本土化的话语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形成了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的营养基础，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学科化的修正，不能离开它的滋养。（二）积极关注日新月异的中国公共管理实践。话语是实践的表达，实践是话语的源泉。修正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学科化的倾向，还需要积极挖掘和总结本土的公共管理实践经验。我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又处于经济社会加速发展的时期，公共管理实践呈现出日新月异的态势，这为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的创新提供了优越的时代背景。我们要从公共管理实践和经验中，总结提炼出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并将其纳入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之中。同时，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要与时俱进，及时调整更新自身的话语方式，丢弃过时陈旧的话语，创新创造出新的本土化、时代性的话语。（三）以批判的目光借鉴西方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修正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学科化的倾向，还要以批判的目光和辨证方法去借鉴西方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对西方的公共管理思想和理论的借鉴和吸收，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而不是简单地移植或一味地“盲目追随”。判断西方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是否适于中国的现实国情和公共管理实践发展的当下状况要考虑它是否与中国主流的价值观念相一致并能准确地反映时代的精神；是否能够与我们的公共管理传统文化进行有效的对话并能够在此基础上生长出新的思想、观念和话语。只有充分考虑了这些条件，才能在积极引进的同时有效地消化吸收，才能为我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的健康发展，提供更多高质量的外来营养。

[参考文献]

[1]郭湛，桑明旭.话语体系的本质属性、发展趋势与内在张力——兼论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立场和原则[J].学术界，2017，（2）.

新公共管理对中国行政管理改革的借鉴意义一、新公共管理的基本内容和传统的以威尔逊、古德诺的政治和行政的二分法和以韦伯的科层制理论为基础的官僚制的行政管理理论不同，新公共管理思想以现代经济学和私营企业的管理理论和方法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不强调利用集权、监督以及加强责任制的方法来改善行政绩效，而是主张在政府管理中采纳企业化的管理方法来提高管理效率，在公共管理中引入竞争机制来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强调公共管理以市场或顾客为导向来改善行政绩效。由于严格说来，新公共管理尚未形成一种单一的理论，而只是一种理论思潮，所以我们在此将其称为一种“思想”而不是一种“理论”。根据西方行政学者P?格里尔、D?奥斯本和T?盖布勒等人的论述，新公共管理主要有如下思想：1.政府的管理职能应是掌舵而不是划桨。和在传统公共行政管理中政府只是收税和提供服务不同，新公共管理主张政府在公共行政管理中应该只是制定政策而不是执行政策，即政府应该把管理和具体操作分开，政府只起掌舵的功能而不是划桨的功能。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缩小政府的规模，减少开支，提高效率。“掌舵的人应该看到一切新问题和可能性的全貌，并且能对资源的竞争性需求加以平衡。划桨的人聚精会神于一项使命并且把这件事做好。掌舵型组织机构需要发现达到目标的最佳途径。划桨型组织机构倾向于不顾任何代价来保住‘他们的’行事之道。”[1](P12)因此，有效的政府并不是一个“实干”的政府，不是一个“执行”的政府，而是一个能够“治理”并且善于实行“治理”的政府。2.政府服务应以顾客或市场为导向。新公共管理从公共选择理论中获得依据，认为政府应以顾客或市场为导向，从而改变了传统公共行政模式下的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对政府职能及其和社会的关系重新进行了定位。新公共管理认为，政府的社会职责是根据顾客的需求向顾客提供服务。“市场不仅在私营部门存在，也在公共部门内部存在。当市场在公共部门出现时，我们通常称之为系统，如教育系统、职业练习系统、心理卫生系统。但它们都是市场，就同金融系统、银行和保健系统一样都是市场。假如我们把市场导向的思想应用到我们的公用系统上去，我们就能取得伟大的成就。”[1](P288)于是在新公共管理中，政府不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封闭的官僚机构，而是负有责任的“企业家”，公民则是其“顾客”或“客户”。“企业家”在新公共管理思想中有其非凡的含义：并不是会做生意的人就是企业家。企业家把经济资源从生产率和产出较低的地方转移到较高的地方，企业家运用新的形式创造最大限度的生产率和效率。因此，企业家式的政府应该是能够提供较高服务效率的政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服务应该以顾客需求或市场为导向。只有顾客驱动的政府，才能提供多样化的社会需求并促进政府的服务质量的提高。因为这将使竞争进一步发展，不是政府管理人员选择服务提供者，而是政府管理人员让公民选择服务提供者。企业虽然以盈利为目的，但受顾客驱使的机制使企业不断寻求新途径使顾客满足。相反，政府是为公民服务的，但在大多数公共组织中甚至弄不清谁是它们的顾客或服务对象，而且服务水平低劣。所以，给公民以更多的选择权，让公民有机会来评价政府工作效果的“顾客驱动”机制将是一个推动政府改善工作的良好机制。3.政府应广泛采用授权或分权的方式进行管理。政府组织是典型的等级分明的集权结构，这种结构将政府组织划分为许多层级条块。人们认同自己所属的基层组织，跨组织层次之间的交流及其困难，使得政府机构不能对新情况及时作出反应。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趋向，加快决策的压力猛烈地冲击着政府的决策系统，政府组织需要对不断变化的社会作出迅速的反应。企业界经理采取分权的办法，通过减少层级、授权和分散决策权的办法迅速作出反应，从而有效地解决新问题。因此，政府也应该通过授权或分权的办法来对外界变化迅速作出反应。政府应将社会服务和管理的权限通过参和或民主的方式下放给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家庭、志愿者组织等，让他们自我服务、自我管理。奥斯本和盖布勒说：“当家庭、居民点、学校、志愿组织和企业公司健全时，整个社区也会健康发展，而政府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引导这些社会机构和组织健康发展。……那些集中精力积极掌舵的政府决定其社区、州和国家的发展前途。它们进行更多的决策。它们使更多的社会和经济机构行动起来。”[1](P7～8)这是因为，健康而有活力的社会基本单元构成健康而有活力的国家。新公共管理认为，和集权的机构相比，授权或分权的机构有许多优点：比集权的机构有多得多的灵活性，对于新情况和顾客需求的变化能迅速作出反应；比集权的机构更有效率；比集权的机构更具创新精神；能够比集权的机构产生更高的士气，更强的责任感，更高的生产率等等。4.政府应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手段和经验。和传统公共行政排斥私营部门管理方式不同，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手段和经验，如重视人力资源管理、强调成本―效率分析、全面质量管理，强调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等。新公共管理认为，政府应根据服务内容和性质的不同，采取相应的供给方式。政府可以把巨大的官僚组织分解为许多半自主性的执行机构，非凡是把商业功能和非商业功能分开，决策和执行分开；移植私营部门的某些管理办法，如采用短期劳动合同、开发合作方案、签订绩效合同以及推行服务承诺制；主张全面的货币化激励，不过分主张传统的道德、精神、地位和货币等因素的混合以及单一的固定工资制的激励机制。非凡是主张对高级雇员的雇用实施有限任期的契约，而不是传统的职位保障制。5.政府应在公共管理中引入竞争机制。传统的观念认为，微观经济领域应该由私营企业承担，而公共服务领域则应该由政府垄断。和传统公共行政排斥私营部门参和管理不同，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管理应广泛引进竞争机制，取消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性，让更多的私营部门参和公共服务的供给，通过这种方式将竞争机制引入到政府公共管理中来，从而提高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之所以需要引入竞争，是因为竞争有种种好处：竞争可以提高效率，即投入少产出多；竞争迫使垄断组织对顾客的需要作出反应；竞争奖励革新，而垄断则扼杀革新；竞争提高公营组织雇员的自尊心和士气。因此，政府为了高效地实现公共服务的职能，应该让许多不同的行业和部门有机会加入到提供服务的行列中来。6.政府应重视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效果和质量。传统的官僚主义政府注重的是投入，而不是结果。由于不衡量效果，所以也就很少取得效果，并且在很多情况下，效果越差，得到的投入反而越多。例如当治安工作不利，犯罪率上升时，它们通常会得到更多的拨款。和传统公共行政只计投入，不计产出不同，新公共管理根据交易成本理论，认为政府应重视管理活动的产出和结果，应关心公共部门直接提供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应能够主动、灵活、低成本地对外界情况的变化以及不同的利益需求作出富有成效的反应。因此，新公共管理主张政府管理的资源配置应该和管理人员的业绩和效果联系起来。在管理和付酬上强调按业绩而不是按目标进行管理，按业绩而不是按任务付酬。在对财力和物力的控制上强调采用根据效果而不是根据投入来拨款的预算制度。即按使命作预算；按产出作预算；按效果作预算；按顾客需求作预算。7.政府应放松严格的行政规则，实施明确的绩效目标控制。新公共管理反对传统公共行政重遵守既定法律法规、轻绩效测定和评估的做法，主张放松严格的行政规制，实行严明的绩效目标控制，即确定组织、个人的具体目标，并根据绩效目标对完成情况进行测量和评估。他们认为，虽然任何组织都必须具有规章才能运行，但是过于刻板的规章则会适得其反。“我们接受规章和繁文缛节以防止发生坏事，但是同样这些规章会妨碍出现好事。它们会使政府的办事效率慢得像蜗牛爬行。它们对正在迅速变化中的环境不可能作出反应。它们使得时间和精力的浪费成为组织结构的固有组成部分。”[1](P91)他们认为，企业家式的政府是具有使命感的政府。它们规定自己的基本使命，然后制定能让自己的雇员放手去实现使命的预算制度和规章，放手让雇员以他们所能找到的最有效的方法去实现组织的使命。有使命感的组织比照章办事的组织的士气更高、也更具有灵活性、更具有创新精神、从而更有效率。8.公务员不必保持中立。在看待公务员和政务官员关系的新问题上，新公共管理和传统公共行政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传统公共行政强调政治和行政的分离，强调公务员保持政治中立，不参和党派斗争，不得以党派偏见影响决策等。新公共管理则认为，鉴于行政所具有的浓厚的政治色彩，公务员和政务官员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和其回避，倒不如正视这种关系的存在。基于这种看法，新公共管理主张对部分高级公务员实行政治任命，让他们参和政策的制定过程并承担相应的责任，以保持他们的政治敏感性。在新公共管理者看来，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不应截然分开。正视行政机构和公务员的政治功能，不仅能使公务员尽职尽责地执行政策，还能使他们以主动的精神设计公共政策，使政策能更加有效地发挥其社会功能。这体现了新公共管理者重视激励、鼓励公民参和的价值取向。新公共管理思想在西方的出现不是偶然的。首先，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由于石油危机以及福利国家负担过重等因素，西方各国普遍出现了经济衰退，公共财政也因收入减少和福利开支过大等因素出现了持续的赤字，各国政府都面临着财政紧张的困境。其次，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由于政府职能的不断扩张，政府的规模也在逐渐扩大。这使得西方各国政府普遍臃肿，效率低下。第三，由于科技革命，非凡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影响，使得各国政府迫切需要建立一种适合本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政府管理模式。这些因素导致了西方各国政府行政和组织的内在变革。通过在政府管理中实施企业化管理，以顾客为导向引进竞争机制，推广民营化等改革办法，西方国家普遍掀起了公共行政管理的改革浪潮，这些现象的出现标志着西方国家普遍进入了新公共管理时代。二、新公共管理对中国行政管理改革的借鉴意义新公共管理思想是西方社会特定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发展条件下的产物，体现了西方公共行政发展的趋向和方向。新公共管理改革浪潮在西方国家的普遍展开，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改善了西方国家的公共管理水平，促进了西方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满足了更多的公共服务需求，同时也增强了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竞争能力。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中国市场经济建设虽起步时间不长，却已获得了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等举世公认的成就。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趋向，如何进一步发挥政府在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功能，政府如何运用市场的方法来管理公共事务，提高公共行政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实现公共行政管理的现代化，这是摆在国人面前的现实而又紧迫的新问题，有必要进行深入的探究和探索。而以市场化为导向的西方国家公共行政管理改革的理论和实践，显然可以为我国的公共行政管理改革提供一定的经验，起到一定的借鉴功能。从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来看，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普遍开始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研体制等各个领域的全方位的改革。其中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最快，开创了具有渐进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方面提出了公共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为这一改革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中国政府也进行过多次机构改革，但这些改革主要和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机构规模膨胀过快，超过财政承受力有关。而从1978年开始，政府机构改革的动因则主要和市场化改革的进程相关。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政府机构改革，更是主要和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要求政府转变职能有关。1998年以前的政府机构改革都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其原因或者是因为没有将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联系起来，或者是因为虽然将二者联系起来，但由于没有制度上的保证，所以效果仍不明显。我们认为，在当前世界经济、科技发展速度日趋加快，竞争日趋向激烈的背景下，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目标不仅是转变职能，而且还要提高效率。只有这样，才能适应社会未来发展趋向。1998年，新一轮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开始。这次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高素质的专业化行政管理队伍，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中国特色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从这次机构改革的基本目标和原则可以看出，这次机构改革的指导思想仍然主要是公共行政的传统准则，即集权性的韦伯式的官僚体制的基本准则，尚缺少当前西方各国流行的新公共管理的准则。但是根据我国国情和公共行政管理实际发展水平，我们认为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的基本准则在我国并未完全过时。究竟，西方发达国家公共行政管理改革和我国公共行政体制改革所处的社会发展背景不同。但是我们认为，这并不排斥我们在改革中吸收和借鉴西方新公共管理的某些思想。这是因为，世界各国在公共行政管理改革中面临的许多新问题都是共同的，这一点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如此。因此，了解和吸取西方国家公共行政管理改革实践中取得的经验和教训，对我国公共行政管理改革的实践是有积极意义的。纵观西方新公共管理思想的理论和实践，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对我国公共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具有借鉴意义：1.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的企业化管理，强调管理的高效率。我国政府机构长期以来一直存在效率低下的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造成权力过分集中，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好，也管不了的事；由于组织机构不合理，机构重叠，从而使得职责不清，互相掣肘、扯皮；由于行政法规不健全，任意增加编制，从而造成机构庞大、臃肿，人浮于事。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公共管理应该像企业管理那样，将效率放在首要地位，这一思想是值得借鉴的。为了提高效率，政府管理人员首先应树立效率意识，增强活力，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更多的公共产品，提供更好的服务。2.新公共管理把一些科学的企业管理方法，如目标管理、绩效评估、成本核算等引入公共行政领域，对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是有促进功能的。尽管政府公共管理和企业管理或私营部门的管理在各自的目的、对象和方法上有种种差异，完全采用企业管理非凡是私营企业的管理方法来管理公共事务并不完全合适，但企业管理的科学性、重视市场需求和顾客的反馈这些方面则可以为公共管理所借鉴。通过将企业管理的讲求投入和产出、讲求成本核算的精神引入政府公共管理之中，可以提高政府管理人员的责任感，同时还可以更为科学地衡量管理人员的工作业绩。3.新公共管理将竞争机制引入政府公共服务领域，打破了政府独家提供公共服务的垄断地位。这一方面提高了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另一方面也缓解了政府的财政压力。为了提高我国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非凡是基础设施行业的管理效率和水平，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功能，我们可以借鉴西方的做法，在加强对提供公共服务的宏观管制的同时，将竞争机制引入公共服务领域，开放一些公共服务的市场，在一定范围内答应和鼓励私营部门进入提供公共服务的领域。例如在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电信、电力、铁路运输、自来水和燃气供给等基础设施产业中便可以进行这些方面的改革，从而改变我国长期以来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存在的“瓶颈”现象。这有利于形成公共服务供给的竞争机制，提高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从而产生更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4.新公共管理从注重遵守既定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向注重实际工作绩效，注重提供优质服务的方向发展。我国目前尚处于法制不健全，制度供给不足的阶段，不消说，建立健全法制，完善规章制度仍将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行政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是必须看到，制度究竟是手段，它是为政府完成公共管理的目标和任务服务的。因此在制定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时，应该同时考虑如何将法律法规及管理制度落到实处。而这一点恰是目前我国行政管理工作尤其应该加强的一个方面。假如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即使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再完善，依法行政也是一句空话。5.新公共管理重视政治对行政、对公务员的影响。这一点给我们的启发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需要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其他方面结合起来进行。公共行政管理体制的绩效和政治体制的基本格局有着密切的关系，假如政治体制不能有效地保证健全的政治责任制度，不能使政府保持一定的政治权威，那么公共行政就有政治失控的危险。在一个缺乏政治权威和政治责任的体制里，政府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质量是不能得到制度保证的。因此，尽管政府机构改革的直接目标可以是改善行政绩效，但也要和政治体制改革结合起来。要让行政人员熟悉到行政工作所负有的政治责任，增强对政治的敏感性，保持对政策的自觉响应性，从而达到忠实地履行行政职责的目的。值得指出的是，我国政府在借鉴西方新公共管理思想的某些有价值的见解和做法的同时，也要注重结合本国的国情。因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行政管理体制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法制和规章，因而以新公共管理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是符合其发展趋向的，而我国目前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市场经济发育还不成熟，法制还不完善，因此对于西方新公共管理的基本思想，只能从实际出发，有选择地借鉴和吸收，而不能全盘照搬。【参考文献】[1]〔美〕D?奥斯本和T?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M]．上海市政协编译组和东方编译所编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