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范文10篇

1气象公共服务的发展现状

气象公共服务部门的主要职能是为社会公众和各行各业提供气象服务信息，同时对其进行气象技术指导。科学的气象公共服务能够有效地预防气象灾害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不断促进公共服务职能的提升，同时在影响气象整体性业务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气候变暖，随之而来的气象灾害越来越严重，因此，气象公共服务在经济生活和社会发展方面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现阶段，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这也给气象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尤其是大众对气象公共服务的要求越来越强烈，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气象公共服务领域的发展，同时一些气象产品也开始不断地创新和突破，气象公共服务的意义和价值越来越显现出来。为此，应该加强对气象公共服务的建设，通过科学的气象公共服务措施能够让大众及时的规避气象灾害所带来的风险，尤其是规避对人身和经济所造成的损失。我国的经济在不断的发展，社会各部门都更加重视民生建设和经济发展，因此公共气象服务质量有所提高。相关的研究显示，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包括公共气象服务，而公共气象服务具有公益的性质，在促进经济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防灾减灾等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在2008年，我国成立了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气象公共服务的发展。一些气象媒体可以在公共气象平台上发挥应有的作用，为拓展公共气象信息传播的途径和广度奠定了基础，尤其是气象公共服务在气象预测预警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气象公共服务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灾害防御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尤其是在工程建设方面能够为政府提供相关的资料依据。现阶段，气象公共服务已经涵盖多个领域，不仅有农业和林业，同时还包括水利和交通等。

2目前气象公共服务存在的问题

2.1我国的气象公共服务供需存在问题。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气象公共服务开始起步，我国气象信息员的数量实现了质的飞跃，各个乡镇层级的气象服务站的工作人员数量也实现了提升，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气象信息体系的完善，同时气象服务也出现了发展的趋势。此外，公共气象服务产品具有公共性，许多消费者对公共气象服务产品有一定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共气象服务的市场发展需求，因而在公共气象服务发展中存在着供给之间的矛盾。2.2需要不断提高气象公共服务的能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促进了公共气象服务的发展与进步，公共气象服务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多，在防灾减灾、新能源开发和农业服务等方面都有涉及。在公共服务领域拓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如人才和技术等方面的问题。首先，在气象灾害监测方面，和总体要求还存在差距。其次，气象公共服务的机制还需要不断地完善。最后，气象公共服务的科技水平也需要提高。2.3公共气象服务产品类型少。公共气象服务产品具有技术含量高和投入较大的特点，而公共气象服务产品的主要资金来源是国家的财政，投资力度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气象服务产品的更新，直接影响气象服务的质量和准确性。此外，气象公共服务在发展的过程中还面临人才短缺和经费缺乏的问题。

3提升气象公共服务职能的措施

科学的管理措施能够提升气象公共服务的职能，同时充分利用多方人力和物力。此外，应该进一步加强各政府部门、相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组织建设，为发挥公共气象服务的职能奠定基础。3.1增加服务产品的多样性。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使人们对气象服务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尤其是对气象类专业服务产品的需求传播方式的多样化能够更好地促进服务产品的传播，现阶段，比较便捷的传播方式就是电视，而在新媒体传播技术不断发展的条件下，通过网络传播的方式也能增加服务产品的多样性。新媒体传播方式在传播内容、速度和广度方面都实现了质的飞跃。此外，通过广播、报纸、手机短信、电视等方式都能为公众提供气象服务信息，尤其对灾害性天气预报起了关键的作用。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气象服务的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通过微博的方式能够及时地向民众推送相关的气象服务信息，利用其他的气象信息推广平台也能吸引更多的网友关注。为此，应该进一步探索新媒体传播在气象服务领域中的应用，尤其应该加强用户的需求体验和气象信息播报的速度。在农业发展的过程中，应该提高气象防灾减灾信息传播的时效性，让更多的农民及时地接收到气象服务信息，从而采取科学的规避措施，减少气象灾害对农业发展所造成的不利影响。通过平台进行账号注册，让更多的人在微信群中进行交流，及时更新气象服务信息。3.2气象公共服务的应用创新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我国的气象公共服务范围在不断地扩大，一些先进技术开始出现。因此，在气象服务事业发展的过程中，应该重视科技手段和信息化手段的应用。此外，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大数据技术开始在气象公共服务领域中应用，在农业发展中使用大数据能够及时调整农作物的结构。此外，气象公共服务是面向社会群体，向政府部门、相关的企事业单位和公众提供准确及时的气象服务信息，尽量减少灾害性天气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为了深入思考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模式与路径选择问题，我们对惠南个案进行了实地调研。政府“实事工程”采取“民主点菜”的方式，这是上海惠南镇以基层民主机制创新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所进行的有益尝试，它对我国地方政府推行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具有非常典型的借鉴意义。

一、什么是“民主点菜”的惠南模式

在我国，“实事工程”通常是指各级政府为广大百姓提供的具体公共服务项目，涉及广大百姓日常生活所需的各类公共物品，既包括医疗、保障、教育、就业等民生大事，也有道路、公厕建设等具体项目。各级政府每年都要为辖区居民办几件“实事工程”项目，这是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但以往政府部门在操作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以及思想认识上存在的误区，大多采取由政府直接设定项目的方式，而较少采取自下而上由居民提议的民主方式。在确定项目过程中，虽然有的也向群众征求意见，主观上也有为百姓办实事的愿望，但由于操作失当以及政府与百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导致“实事工程”项目常常事倍功半。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惠南镇政府调整思路，通过把民主机制引入“实事工程”，使百姓真正认同政府所做的实事。基层人大代表与群众的联系较多，怎样才能发挥镇人大主席团在当中的作用，怎样使政府、人大、民众在推行“实事工程”过程中形成良性互动？这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惠南镇在实践过程中探索了一条新路，即采取“民主点菜”的方式，激活民主机制在“实事工程”中所应发挥的作用。来自百姓的实事工程“菜单”，经过人大代表投票表决，在财力许可的范围内，得票多的前几项工程，便成为政府要上的“实事工程”项目，并由人大代表和群众监督“实事工程”的实施。

“民主点菜”的运行方法主要是：（1）每年10月中旬开始，由镇人大与镇政府、居（村）民委员会通过座谈会、调查等方式向群众征集下一年度政府该办的“实事工程”建议；（2）镇政府进行信息归类、汇总，并根据财政状况，初步拟定下一年度“实事工程”预算草案，即“菜单”；（3）将初步拟订的草案提交年底召开的镇人代会进行票决，由人大代表选择确定需要实施的实事工程项目，同时向社会公开。并由镇政府负责组织实施；（4）在实施过程中，镇人大主席、副主席组织人大代表视察工程进展，监督工程的实施；（5）年度实事工程完成后，接受人大代表的视察和测评；（6）镇政府在次年人代会上作专项工作报告。

二、惠南“民主点菜”模式的起源及发展

上海市南汇区的惠南镇，地处上海市东南部，位于长江和钱塘江的交汇处，北枕浦东国际机场，南连洋山国际深水港，距市中心42公里，面积65平方公里，人口25万，29个行政村，15个居委会。良好的区位优势为其蓬勃的发展创造的条件。这里，属于改革的前沿区域，经济条件优越，社会发展态势比较好。当然，惠南镇政府也同样面临着许多乡镇政府所遇到共同难题，比如，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负担，繁重的工作压力，短缺的公共物品，不确定的干群关系，等等。不过，惠南镇的财政状况相对较好，政府改革创新的意识较强，社会相对比较稳定，惠南镇还被上海市南汇区确定为综合改革试点的重点乡镇之一，这些都给惠南探索基层民主改革提供了动力；同时，与其它地方相比，这里老百姓的法律与权利意识相对较强，改革的自觉意识和参与意识、配合意识相对比较好，为惠南进行基层民主改革提供了较好的群众基础。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是在党的报告中首次提出的，是指导“三农”工作的纲领性战略。本文在对乡村振兴战略和农村公共服务精准供给内涵现状解析的基础上，指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村公共服务精准供给的主要影响和内容要求，总结了四条实现路径，即：优化政府管理体制，精准识别需求；创新服务供给模式，精准提供内容；联结城乡优势资源，促进城乡互动；吸引各种专业人才，提高供给质量。

关键词：乡村振兴战略；农村公共服务；精准供给

一、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贯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仅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总抓手，也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在报告中，指出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1]。概括起来，就是要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农民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农村的建设和发展是“三农”工作的基础和保障，而农村建设的重点内容，应该是首先解决农民最需要、最基本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满足他们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虽然党和政府一直以来都在增加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数量，但城乡之间供给不平衡问题仍然严峻，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质量没有得到显著提升。究其原因，是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侧出现了问题，包括供给不足和质量效率不高等，解决的途径，就是精准化供给。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如何实现农村公共服务精准供给成为急需认真研究解决的问题。

二、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村公共服务精准供给的新要求

（一）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村公共服务精准供给的内涵联系。党的指出，我国已经进入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时代，我国的主要矛盾也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农民需求有待满足是这个矛盾最突出的体现，而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制定和实施是解决这一矛盾的重要途径。乡村振兴战略是从战略全局的角度的出发，统筹农村经济、政治、社会、生态以及文化各个方面的建设，打造“五位一体”战略格局，实现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最终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战略不仅为化解社会主要矛盾指明了方向，也为各项工作的开展理清了思路，将切实解决“三农”问题。尤其是更加关注农村发展，全面振兴乡村，为城镇化过程中如何避免乡村衰落指明了方向。农村公共服务与农村公共产品本质上没有区别，其供给的目的都是保障农民基本生产生活等社会活动，让全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包括教育、医疗、就业、文化、体育和基础设施等方面。而农村公共服务与城市公共服务相比，有其特殊性，它不仅满足农民群众的生活性需求，也满足发展农业的生产性需求[2]。为适应农民需求结构升级转换的迫切需要，化解供给不足和效率低下的困境，农村公共服务精准供给从供给侧的角度出发，强调精准高效的服务意识，精准把握农民需求，实现服务精准供给。在保障农民基本性需求的基础上，尽可能满足村民的改善性需求，力求让有限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发挥出最大的效用。由此，综合乡村振兴战略和农村公共服务精准供给两个概念的范畴，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公共服务精准供给就是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规划内涵和时代契机，通过农村公共服务精准供给的供给手段，实现高质量、全方位的发展，最终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二）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村公共服务精准供给的新要求。从新农村建设开始，农村公共服务就是农村建设的核心内容，农村公共服务需求的增加与供给直接影响着中国城乡协调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乡村振兴战略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升级版，体现党和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也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三农”工作的新要求。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指出，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进行“五推进一加强”，即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公共服务改善、农村人才建设以及加强政策创设[3]。因此，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不仅要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发挥基本公共服务的兜底作用，还要着力农村产业、生态、文化等方面的公共服务供给。通过农村公共服务精准供给，集中发挥政府力量，改善农业结构和农民生活质量，从而更好地发挥乡村资源优势，破解城乡二元化结构难题。

内容提要：对于公共服务，政府同样面临自身生产抑或市场采购的选择。随着公共财政改革的推进，公共服务采购的份额将不断提升。当前我国公共服务的采购份额过低，覆盖范围狭窄，种类单一，相关研究滞后。通过鼓励民间组织参与服务采购和“跨部门”服务采购预算体系的构建，将会改变公共服务的垄断供给结构，实现民间组织发展与预算效率提升的“双赢”目标。

关键词：公共服务采购，阳光财政，民间组织，采购预算

一、服务经济视野中的公共服务采购

“十一五”期间，我国服务业将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其增速将高于国民经济的整体速度，服务业有望成为提供就业的重要支柱行业和产业结构优化的主导行业。将政府部门提供的公共服务纳入服务业这一产业结构分析的框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新公共管理”浪潮的重要成果之一，公共服务业体现了21世纪朝阳产业的发展方向。

按照“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解释，以市场运行为基础的政府部门行为，是可以也应当参照产业部门的眼光来审视的。其原因在于，政府部门终究是满足社会需要的一个系统。它和另一个系统一市场一共同构成了满足人类需要的重要渠道。只不过政府部门的运行主要是以政治权力而非利益交换为依托的。一旦认识提升至这样一个层面，以往被视为超凡脱俗的政府部门事实上被请下了“神坛”，政府部门的角色重新定位与重塑也就成为一种必然。显而易见，伴之而来的将是公共服务业运行机制的调整或重构。

通常情况下，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是政府，但随着20世纪末期“公民社会”理念在世界范围内的复兴，众多民间组织或“第三部门”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开始呈现加速增长的态势，甚至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有可能形成政府和“第三部门”同时作为公共服务供给主体而平分秋色的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公共服务采购规模的扩大与运行模式的转换，很可能成为21世纪中国公共治理领域中非常靓丽的一道风景线。

社区公共服务体系是指以中央和地方政府为投资主体，以社区公共服务人员为操作依托，以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为运作载体，以社区居民和驻区单位为服务对象，以满足社区居民多样性公共服务需求为主要内容，政府采用多种方式引导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公共服务网络及运行机制。

一、我国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发展的现状和问题

自2000年大规模开展社区建设以来，各级政府推进了体制改革、创新了运行机制、加大了财政投入、强化了发展规划，我国社区公共服务取得了较大成效。主要体现在[①]：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步伐加快，设施数量不断增加，覆盖面不断扩大；社区公共服务队伍不断壮大，并且日益专业化和规范化；社区公共服务对象和内容得到拓展；新型社区公共服务机制在探索中初步建立；社区建设投入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重不断上升；[②]社区居民的满意度不断提高。以下是我国“十一五”建设初期时，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具体配置状况，直接反映了我国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较之以前有长足发展。

（一）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现状

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配置状况最能直接反映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现状。在分析我国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现状前，先要阐明我国城市社区的基本发展状况。截至2005年末，我国共有667个城市，包括852个城区和5904个街道（未包含小城镇）；建成79947个社区（包括城市社区和小城镇社区），拥有城镇人口56212万。[③]总体测算，我国平均每个社区拥有7031人。另外，我国社区居委会成员数为453543人，平均每个社区居委会有5.67人（见表1）。[④]

表1：全国社区数量、人口数量及居委会工作人员数量

近年来，北京市在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下，围绕“新北京、新奥运”的战略目标，开拓创新，不仅使本市的综合经济实力持续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大幅提高。然而，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北京市同样面临着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如贫富分化严重、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以及社会矛盾不断增多等，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北京市未来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同时，随着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居民所关注的问题更多地集中在一些与生活质量有关的方面，如社会福利、政府治理以及社会环境等。因此，在新的形式下，政府的工作重心要相应地转向满足人们对生活质量的需要。从提高生活水平到提高生活质量的转变是社会发展的一个质的飞跃，也是北京市政府未来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简单来说，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要依靠发展经济来解决，但生活质量的提高则是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提供有关，即政府必须实施有效的社会管理，为大众提供充足的和高质量的公共服务来实现。

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成为近年来我国政府部门和理论界一个共同的热门话题。有关这两个概念的讨论涉及的内容和范围都非常广泛，几乎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过程，包括法制建设、收入分配、社会福利以及培育公民社会组织等。但以下两点是被普遍接受的共识：首先，政府是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责任主体。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的有关研究认为，社会管理即是政府通过制定专门的、系统的、规范的社会政策和法规，管理和规范社会组织、社会事务，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结构，调整社会利益关系、回应社会诉求、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正、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孕育理性、宽容、和谐、文明的社会氛围，建设经济、社会和自然协调发展的社会环境[2]。其次，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主要是一个制定和实施社会政策的过程。无论是调节收入分配、提供社会福利，还是培育公民社会组织，都需要通过制定和实施社会政策来实现。

为此，2005年4月市民政局会同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组成课题组，就北京市如何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进行改革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本课题组认为，北京市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提供。

一、确立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主体角色

在任何一项公共服务的提供过程中，至少包括两个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或环节，即资金筹集和服务递送，对于针对特殊群体的服务来说，还有一个瞄准对象的环节。首先要形成这样一种认识，即政府是为社会大众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主体。具体来说，政府的责任主体就是指，政府要为公众所获得的公共服务的充足性和质量承担最终的责任。公共服务的充足性与政府的财政投入直接相关，而服务质量则既与资金投入有关，更与监管有关。因此，政府的责任主体角色具体包括投资主体和对服务质量的监控和效果的评估。

（一）投资主体

1新公共管理理论

新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其理论基础与以往的行政理论有很大的区别。如果说传统的公共行政以威尔逊、古德诺的政治一行政二分论和韦伯的科层制论为其理论支撑点的话，新公共管理则以现代经济学和私营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新公共管理认为，那些已经和正在为私营部门所成功地运用着的管理方法，如绩效管理、目标管理、组织发展、人力资源开发等并非为私营部门所独有，它们完全可以运用到公有部门的管理中。

2新公共行政管理的基本特征

首先，新公共管理改变了传统公共模式下的政府与之间的关系，重新对政府职能及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定位：即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自我服务”的官僚机构，政府公务人员应该是负责任的“企业经理和管理人员”，社会公众则是提供政府税收的“纳税人”和享受政府服务作为回报的“顾客”或“客户”，政府服务应以顾客为导向，应增强对社会公众需要的响应力。

其次，与传统公共行政只计投入，不计产出不同，新公共管理更加重视政府活动的产出和结果，即重视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由此而重视赋予“一线经理和管理人员”(即中低级文官)以职、权、责，如在计划和预算上，重视组织的战略目标和长期计划，强调对预算的“总量”控制，给一线经理在资源配置、人员安排等方面的充分的自主权，以适应变化不定的外部环境和公众不断变化的需求。

第三，与上一点紧密相联，新公共管理反对传统公共行政重遵守既定法律法规，轻绩效测定和评估的做法，主张放松严格的行政规制(即主要通过法规、制度控制)，而实现严明的绩效目标控制。即确定组织、个人的具体目标，并根据绩效示标(performanceindicator)对目标完成情况进行测量和评估，由此而产生了所谓的三E，即经济(economy)、效率(efficency)和效果(effect)等三大变量。

民营化将非政府的第三方引入到公共服务治理结构中，以结合和放大政府通过民主政治过程确定公共偏好和获取资源的优势及市场或社会组织因其专属资源而具有的生产服务的优势，实现公共目的与私人手段的优势互补。公共服务民营化是对政府具有最终供给责任的公共服务，通过合同外包等手段，将服务生产过程从政府部门转移到非政府部门组织，包括企业和非营利组织等。服务民营化中，政府主要承担买者的角色，并对服务过程进行不同程度的界定、监督、控制和评估。

意识形态和实用主义推动民营化决策

作为一个全球的和全球化的现象，公共服务民营化引发了长期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反映了对国家的合适职能范围的不同政治哲学立场。左翼的政治立场偏好一个更大的国家角色，国家除了提供基本的社会秩序和保障外，还应该在福利、环境、教育、公共健康等领域承担更多责任。右翼的政治力量偏好一个更有限的国家，尽可能放任市场力量自由地运作。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以后，新自由主义右翼力量严厉批判官僚系统的低效率和预算最大化冲动，指出福利国家不仅将经济拖入泥潭，还破坏了社会的道德传统。在公共支出的刚性增长难以控制的情况下，不同政治力量在公共服务民营化上达成妥协，把非公共部门更多引入到公共服务提供过程中，限制政府的直接组织而非职能规模。结果是，民营化反而扩大了政府职能的范围，政府甚至可能在该过程中延伸公法的原则和管制的范围，形成“公有化”的趋势。

民营化首先在20世纪70年代末成为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政府改革主线，其后保守主义政治家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对民营化政策的强势推动，使其发展为国际公共管理的流行理念与实践，成为“新公共管理运动”的重要支柱。除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考虑外，一些实用的因素，例如削减财政赤字、商业利益的游说、各国公共管理中的政策学习与模仿以及全球化与地区一体化过程中的政策协同等，也一定程度上将服务民营化作为其政策取向。经验研究表明，政治的、实用的和其他因素在推动民营化决策上所起作用的方式和程度依具体情况而转移，包括决策的政府层级、一般政治文化、财政硬约束程度、服务的性质、市场成熟的程度、政府的管理能力等，例如决策的政府层级越低，越会倾向于从实用的角度考虑民营化。

从各国的情况看，民营化表现出了从运营性商业性服务到社会性行政性服务、从增量服务到存量服务、从边缘服务到核心职能、从一次性购买到长期伙伴关系的渐进趋势。在一些国家，政府服务支出的相当部分已经通过购买方式完成;营利性组织甚至将其业务扩展至国防、警察和监狱等传统上由国家垄断的核心职能领域。尽管理论上民营化是政府与外部的独立市场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平等合作关系，但由于难以找到合格的承包商、担心失去控制、对公共目的的优先考虑以及腐败等原因，外部合作伙伴往往与政府或官员具有紧密联系，使合作关系笼罩在行政关系或其延伸状态之下。

民营化是试错的过程

本文作者：赵文工作单位：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农村教育事业发展滞后，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依旧偏低。据《2011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2010年各地区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统计》显示，平均每百个劳动力中有5.7人不识字或识字很少，24.4人为小学程度文化水平，52.4人为初中文化水平，12.1人为高中文化水平，2.9人为中专文化水平，仅有2.4人为大专及大专以上的文化水平[4]。如此落后的农村文化水平直接反映出当前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不力。据统计，到2006年，只有10.8%的乡镇有职业技术学校，有体育健身场所、图书室、文化站、农民业余文化组织等的村占全国总村数量的比例都低于16%[2]。5.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极为落后。到目前为止，农村社会保障覆盖率只有3.3%，并且仍然没有建立起如城市社会保障制度那样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广大农村，农民依然被排在失业救济制度救济的范围外，农民享受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非常低，并且每万人中只有367人享有最低生活保障[5]。因此，当前农村公共服务建设总体不足，加强农村公共服务事业建设是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农村公共服务水平远远落后于城市不管是从公共服务的数量，还是从公共服务的质量方面看，农村公共服务的水平都远远低于城市公共服务的水平。农村公共服务事业与城市公共服务事业之间的这种差距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的尤为突出。1.城乡固定投资差距大。从城市与农村的固定资产投资来看，201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278121.9亿元，是1997年的11.15倍，其中2010年城镇固定资产总投资241430.9亿元，是1997年的12.58倍，而2010年农村固定资产总投资36691.0亿元，只有1997年的6.38倍[6]。从农村固定资产总量的绝对数上看，其增量缓慢，远远落后于城市。另外，从城乡固定资产投入占全社会投入的比重看（见图1），从1997年到2010年间，城镇投入在全社会投入的比重有着不断攀升的趋势，最低为1997年76.96%，最高为86.81%，平均值为82.71%，而农村固定资产投入则呈现出不断下降之势，从1997年最高点23.04%，到2010年13.19%，平均值为17.29%，与城市平均值相差65.42个百分点。农村固定投资与城市相比相差悬殊，因此农村的社会建设水平必然是远远落后于城市的建设水平。注：根据《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制成。2.城乡教育资源差距较大。国家对基础教育的投入比重小，对高等学校投入的比重大，而高等教育基本都集中在城市。然而即使在这个对基础教育投入偏低的比重中，城乡之间的资源分配也是极不均衡。从表1可以看出，城市与农村的普通小学万名学生所拥有的专任教师数量大致相当。但是从专任教师的学历结构上看，农村与城市之间教育资源差异性就体现出来：城市普通小学万名学生所拥有的专任教师中有1.2人具有研究生学历，而农村相对应的只有0.2人；具有本科学历的教师数分别为183.1人和80.6人，农村的水平只达到城市水平的一半；具有专科学历的教师数分别为333.5人和279.1人，在这方面，农村稍高于城市，而高中毕业的教师数分别为167.7人和64.4人。因此，高学历的人才作为教育资源的一部分，是农村教育所极度匮乏的，农村小学教育的师资结构亟待调整、优化。另外，从万名学生拥有的计算机数量来看，农村水平也只有城市水平的一半稍多一点，除此之外，农村小学教育在校舍、实验室、图书资料、体育运动场所等方面在质量上也是十分落后。农村小学基础教育不仅匮乏优秀的教育人才，而且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教学资源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城市。农村的初中教育、高中教育大抵也呈这种趋势与状况，虽然这些年国家大力支持新农村建设，但是这种城乡不均衡的教育资源配置状况还是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扭转，需要进一步的努力。3.城乡公共卫生资源差距大。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卫生总费用由1978年的110.21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19921.35亿元，增加了179.76倍，其中政府卫生支出费用由1978年的35.44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5688.64亿元，虽然政府卫生支出的总量在增加，但是其占卫生费用总支出的比例却在下降，由1982年的最高点38.9%，1996年降到最低点17%，从1996-2005年间一直维持在17%-18%之间，近些年有些回涨，到2010年升为28.6%，但从总体上看，政府对卫生事业的投入总量偏低，社会和个人的卫生费用负担较重[3]。在这个偏低的政府投资总量中，政府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投入不均衡，公共卫生资源分配不合理（见图2）。从1990年到2002年，城市卫生支出费用略高于农村，前者对后者的比值在1.5以下。从2003年开始这一比值开始扩大，逐渐攀升，到2008年达到最高点3.43，最近几年都保持在3.3以上。这说明，城市卫生费用总支出是农村的三倍多。从人均卫生支出费用上看，这20年来，城市人均费用一直是农村人均费用的3倍以上。1990年城市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52.98%，尔后一直上升，到2007年后保持在77%以上[3]。然而，2009年我国城市人口为6．4512亿人，占总人口的48.34%，农村人口为6．8938亿人，占总人口的51.66%，城乡人口比例约为48：52[6]。这就意味着不到总人口一半的城市居民享受的公共卫生资源是超过总人口一半数的农民所享受卫生资源的3.87倍（以2009年为例）。由此可见，城乡公共卫生资源差距可见一斑。基层政府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负担过重从财政收入状况的角度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也都随着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中央财政收入的绝对数上获得巨幅增长。中央财政收入从1978年的175.77亿元到2010年的42488.47亿元，32年里增长了240.73倍，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与之同时，地方财政收入绝对数也在不断增大，但是其增幅远远小于中央财政收入同比增幅。从1978年的956.49亿元到2010年的40613.04亿元，32年中增长了41.46倍，这与中央财政收入的240.73倍相比相去甚远，几乎只是其零头而已。并且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除了1996-1998这三年外，这一比例就一直稳定在50%以上，其平均值为52.46%[6]。这就意味着中央财政收入超过了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总和。从财政支出的角度看，虽然中央财政支出和地方财政支出在绝对数上都在不断增长，但是中央支出与地方支出之间的比例却完全失调（见图3）。一方面，中央支出从1978年的532.12亿元到2010年的15989.73亿元，增长了29.05倍，其占全国总支出比重由最高点1978年的47.4%，降至最低点2010年的17.8%，平均值为30.28%；另一方面，地方支出从1978年的589.97亿元到2010年的73884.43亿元，增长了124.23倍，其占全国总支出比重由1978年的52.6%，一路攀升至最高点2010年的82.2%，平均值为69.73%[6]。分析以上数据可知，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财政收入高于地方政府，但是中央政府财政支出却低于地方政府。以2010年为例，占国家财政总收入51.1%，总量为42488.47亿元的中央财政，只拿出15989.73亿元，仅占全国财政支出的17.8%；而占国家财政总收入48.9%，总量为40613.04的地方政府财政，却拿出73884.43亿元，仅占全国财政支出的82.2%[6]。由此可以看出，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何其困难。在这种财政状况下，作为政府体系前沿的基层政府面临的财政资源紧张与社会公共服务需求日益扩大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一方面，基层政府职能覆盖了本区域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财政、民政、公安、计划生育等领域的公共服务。所以有学者指出，“我国公共品供给的职责70%-80%落在基层政府身上”[7]。可见，基层政府在推进农村公共服务事业中应当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在现行财权事权制度框架内，作为地方政府末端的基层政府财力薄弱，对于如此繁重的公共服务事业来说是难堪重负。“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0年全国财政收入1.34万亿元，其中，中央占51%，省级占10%，市(地)占17%，而2千多个县、4万多个乡镇的两级财政收入共计仅占22%”[8]。在乡镇财力减少的同时，事权却并未相应减少，乡镇政府却承担着繁重的公共服务，如在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中,“乡镇财政78%，县级财政占9%，省市占11%，中央财政所占比例很小”[9]。由此可见，当前的政府体系中财权事权制度安排有不合理之处，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财权偏小，但是事权过大，导致基层政府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负担过重，难以保障农村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

当前农村公共服务深陷困境的原因解析

国家财政支农投入有限导致农村公共服务总体不足当前，农村公共服务状况总体上是较为落后的，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国家对农村建设的财政投入不足。从国家财政支出来看，虽然农业支出的绝对投入量在不断增加，但是从相对量看，农业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却没有得到合理的提高。这就意味着当前农村的建设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农村自身，因而为了维持农村的生产生活则不得不采取制度外的供给方式，即通过正规财政体制外的乡村筹资方式提供公共服务。这种制度外供给占主导地位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方式从建国以来一直延续至今。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国家财政对农业支出数据的分析得到证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对于农业的支出的绝对量上不断地增加，从1978年的150.7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8579.7亿元，短短32年的时间里增长了55.93倍。但是我国财政对于农业的支出与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达到它的历史最高值13.4%之后，总体上就呈现出下降的趋势。1990年到1999年这10年间，这个比重也曾四次达到10.0%及以上，而自2000年到2010年这11年间，这一比重却一直未能突破10.0%，最低值为7.1%，最高值为9.5%，平均值为8.2%[4]。因此，我国财政对于农业的支出与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近11年来的最高值、平均值、最低值分别低于历史最高值4.8、5.2、6.3个百分点。我们财政支农支出的水平从国际上看，也是比较落后的。这一比重在印度、泰国等发展中国家均在15%以上，而欧盟2007年的农业预算就达到了其总预算的45%[10]。另外，从支农支出在农业GDP的比重来看，这一比重从2007年以来有了较大的增长，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的30%-50%的支持水平比重相距甚远[11]。与国家财政支农支出依旧偏低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财政经常性收入从1978年的1132.26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83101.51亿元[6]，同样的32时间里增长了73.39倍。这32年里，国家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在1-10个百分点之间的只有2年，增长幅度在10-15个百分点之间的有5年，增长幅度在15个百分点以上的有17年，其中还有两年的增长幅度超过29个百分点（见图4）。我国《农业法》明确规定，国家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然而如图4所示，从1991年到2010年这20年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增长幅度有11次都低于国家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只有9次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增长幅度不低于国家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其中一个比较好的现象是，自从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提出来以后，国家财政加大了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从2006年开始，到2009年，连续4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增长幅度明显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但是在2010年国家财政农业支出再次低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因此，国家公共财政需要继续加大对农村生产与生活的支持力度，保证财政支农支出不低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的幅度，这一点，是农村公共服务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非均等的城乡二元化体制进一步弱化农村公共服务建国以来，在工业化强国战略的主导下，逐步形成了一整套从农村汲取资源，加快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体制机制，这一体制在整个国家社会生活中有着极为广泛的影响，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非均等的城乡二元化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农村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不断地转移到城市来支持国家工业的发展，具体表现为农村以“资源供给者”的身份，以牺牲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和农村经济的进一步现代化为代价，以征税和剪刀差式的工农业产品交换的方式来支持城市和工业的发展。同时，在这种汲取型体制下，国家财政也通过压缩国家支农资金比例的方式转移资源支持和加快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进程。从现实来看，这种对“三农”生产剩余的过度索取和对支农资金的不合理转移，严重侵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阻碍了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中国农村、农业、农民为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据统计，“从1953年到1985年，农民为工业化贡献了6000亿到8000亿元”[12]。与之同时，农村的发展与建设从国家财政体制内获取的支持却非常少，自主性公共服务依然是农村公共服务的重头戏。从国家财政支出来看，虽然农业支出的绝对投入量在不断增加，但是从相对量看，农业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却没有得到合理的提高。与国家对城市的支持相比来看，国家对农村的支持则是相形见绌。为此，有学者指出，长期以来在城乡二元化体制下，“各级政府在年度财政预算中往往对城市的基础设施、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供给方面‘财大气粗’，而对农村投入则‘小气吝啬’”[13]。农村社会一边在为城市的发展提供大量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同时，一边还得从制度外筹资来生产或购买必须的公共产品来弥补制度内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这种状况明显有失公平。简言之，这种非均等的城乡二元化体制在工业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却是建立在剥夺农业、农村、农民的自身积累，牺牲农村现代化发展速度的基础之上。所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都取得了重大的进步，尤其在经济领域更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是城乡二元化的政治经济体制在造就城市化、工业化的巨大进步同时，也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滞后与畸形埋下了祸根。这种非均等的城乡二元化体制使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缺乏应有的资金投入，从而与城乡差距越拉越大，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将是我国当前面临的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非均衡的财权事权制度安排制约农村公共服务的发展传统的城乡二元化体制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农村的利益，而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的不统一更是加剧了这一问题的扩大化。相对工业化和城市建设的普遍性与同质性而言，农村公共服务建设具有鲜明的特殊性和区域性。因此，各级政府都将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责任转嫁到下级政府，转移财政压力，最后导致公共服务的事权都汇聚于基层政府，致使基层政府不堪重负。虽然基层政府承担着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职责是由宪法规定的，但是事权的向下集中与财权的向上集中决定了基层政府提供农村公共服务的必然困境。一方面，这种不对称财权体制，决定了地方财政能力的下降趋势。尤其是分税制改革的推行使中央政府获得了巨大的财政收入，但是同时也减少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降低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能力，这对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产生极大的影响。许多农村公共服务尤其是区域性的公共服务，需要由地方政府给予财政支持。但是由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的减少，地方政府也不得不降低了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支持力度。基层政府处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财力保障的前沿，一旦其财政运转困难，就更难保证农村最基本的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另一方面，农村公共服务责任的地方化和农村公共服务的现代化又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和回馈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导致了地方政府，尤其是财政困难的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欠缺。因此，乡镇政府要想提供足够的公共服务，就不得不向农民筹集资金，无可避免地将成本分摊到农民身上。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税费改革之前，全国乡镇负债2000亿元到2200亿元，平均每个乡镇负债400万元[11]。税费改革的实施虽然减少了乱收费、乱摊派，尤其是农业税的取消，着实减轻农民负担，但是对于基层地方政府的饥饿财政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原来还能勉强由乡镇政府去提供的公共服务机制失去了最后的动力，由政府主导农村公共服务彻底陷入难以逆转的困局。因此，要走出农村公共服务的困境，就必须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和厘清各级政府承担公共服务的责任范围，搭建起市场经济条件下基于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权事权相统一的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制度框架。

破解当前农村公共服务困境的治理之道

责任定位：完善制度内的公共服务供给体制早在1876年恩格斯就指出，“一切政治权力起先总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的”[14]，“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进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维持下去”[14]。因此公共服务是国家其他职能的基础，为国家提供了合法性来源，是国家职能的最终走向。从具体方面来说，国家的职能是由政府来承担和执行的，国家的职能决定着政府的职能。因此，在政治稳定、社会安定的情况下，政府职能的核心也是公共服务职能。这就是我国当前提出要把政府职能真正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上来的理论依据。因此，为社会和公民提供公共服务，实现公共利益是现代政府的价值追求。能否为社会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是评判现代政府治理水平高低的一杆重要标尺[15]。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农业、农民问题是我国一个根本性问题。我国的现代化实现标准不仅是城市的现代化和工业的现代化，更包括农村的现代化和农业的现代化。农业是一个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的双重过程，受到了自然条件和市场因素的双重约制，决定了农业生产的脆弱性、不稳定性和依存性。只有完善的农村公共服务才能保证农村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为此，必须向农村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以强化农业抵御风险的能力、提高农业的生产力，进而繁荣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所以“三农问题”决定了农村公共服务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的重要性地位。因此，在我国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政府是承担农村公共服务的第一逻辑主体和第一责任主体，积极建构制度内供给为主，制度外供给为辅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体制。需要注意的是，政府作为农村公共服务第一责任主体，但并不排斥市场、社会及个人来提供农村公共服务，相反，是要以政府供给为主导的，并引导市场、社会、个人等开展高质、高效的供给服务，构建起以制度内供给占主导地位的多元化供给模式。强调制度内供给为主，制度外供给为辅的真正内涵就是强调政府对公共服务的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不是把其他的供给主体都排除在外。这种制度内供给模式的核心就是要明确政府在农村公共服务事业中的重要责任，不断健全财政体制，不断加强国家财政对农村公共服务的投入力度，积极推进财政支农资金整合，不断完善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不断加强政府对农业发展、基础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再就业、医疗卫生等方面的事业发展，让广大农民真正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才符合农村公共服务事业建设的真正目的。公正平等：建立化均衡化公共服务供给体制传统公共服务体制在对城市和农村的公共服务供给上显失公正平等，造成了农村居民享受的公共服务在品质与数量上远逊于城市居民，进一步拉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因此，重构现代公共服务制度的核心要义就在于建立起统筹城乡的现代公共服务体制。现代公共服务体制的精要之义就在于“公共”二字。公共服务体制的目标是实现社会的整体利益、公共利益，而不是一部分人的利益；不仅仅是城市居民的利益，更是全体公民的利益；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对公共服务的享有权利是相同的，不能以任何理由和借口肆意罔顾农村居民的利益诉求[15]。因此，公共服务的基本目标应当是在全国范围内提供公共服务，要使公民都能公平地享受公共服务。所以构建以缩小和消除城乡差距为目标的均衡化公共服务供给体制，成为维护农村居民的正当权益，促进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举措。要实现这种旨在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服务，首先在于形成构建公共服务均衡化的“元制度”安排。这就是要求要从国家立法、地方法规、规划纲要的层面去形成支持实现农村公共服务与城市公共服务相均衡的宏观战略和制度安排；其次在于构建现代公共财政体制，加大对财政支援农村支出的比例，缓解农村公共事务与公共财力的紧张关系，为农村公共服务现代化提供直接的动力；最后还要加强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交流，真正贯彻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策略，推动公共财政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向农村倾斜，以尽快扭转我国城乡差别、工农差距过大的现状，使全体公民都能共享改革成果。公共服务均衡化，并非要求绝对的“平均主义”，而是要打破“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传统政治经济思维方式，加大国家对农业、城市对农村、市民对农民的支持力度，“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融合”[16]。所以建立现代公共服务体制是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当务之急。协同治理：构建财权与事权相顺应、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农村公共服务是一项服务面极广，服务对象极多，服务内容繁杂，服务难度极强的工程。单靠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来提供农村公共服务均非良策，这需要正确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与财权，构建财权与事权相顺应、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明确各级政府的供给责任，实现各级政府在农村公共服务中的协同治理作用，发挥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整体性作用。针对我国各级政府财权与事权不相匹配的现状，应该适当调整各级政府的权力与责任。首先，要适当上移事权。事权的上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事权向中央政府上移。效益遍及全国范围的农村公共服务如国防、武警等，需要由中央政府来承担；而效益影响主要在区域内部的公共服务，如农村职业教育、水利水电设施建设、农村医疗等则由地方政府承担；外溢性较强的公共服务有农村义务教育、大型湖泊治理、农村公共卫生与社会保障等应该由中央与地方共同承担，并且中央政府要占主导地位。二是基层政府事权向省、市级政府上移。县乡基层政府事权过于集中，许多不该完全由基层政府承担的公共服务职能应该适当调整，如民兵训练、义务教育等外溢性较强的公共服务，至少应该由省市级政府承担。其次，要适当下放财权。在理清各级政府在农村公共服务中的责任范围之外，还需要优化各级政府间的财权配置体系。要合理调整各级政府间的财政收入种类与范围的划分，酌情减少共享税，充实地方税收体系，如在营业税的基础上积极试点开征房产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有学者建议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立法权、增加对基层政府的税收返还、财政转移支付、专项补贴以及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与彩票等方式来扩大地方政府的财政权力。[11]笔者认为不仅要通过适当的方式下放财权，还要更加注重对各级政府用于农村公共服务的预算监管，确保专款专用，保证每一分钱都用在农民生产生活的需要上。因此，一方面必须按照公共服务的属性和利益关系明确界定各级政府在农村公共服务建设中的责任范围，为各级政府有效地履行公共服务职能提供制度支撑；另一方面要进一步确立与各级政府事权相适应的财权配置体系，增强地方政府提供农村公共服务的能力，这是促进农村公共服务机制的健康、快速、有序的运转的必然要求。

1旅游公共服务的内涵

本文认为旅游公共服务至少应包含以下几层含义：一是旅游公共服务需求具有公共性，即旅游公共服务需求是不特定人的共同需求，而不是特定、个别的个人或团体的需求。二是旅游公共服务性质具有辅助性，即旅游公共服务主要解决的是市场机制无法提供或不能充分提供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产品和服务，是市场的有益补充，因此旅游公共服务供给能由市场提供的应尽量让市场来完成，避免在旅游公共服务供给上政府行为过多干预，但又不能完全脱离政府作用的发挥。三是旅游公共服务的责任主体是政府，即不管旅游公共服务的具体生产是谁，采取什么方式提供，但政府始终是旅游公共服务的责任主体，政府通过授权将旅游公共服务的生产或提供委托给企业或非政府组织来完成旅游公共服务的供给。四是旅游公共服务的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即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到不同阶段，旅游公共服务的内容也随之发生变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旅游公共服务指为满足旅游者公共需要，政府和由政府授权的工商企业、非政府组织等针对整个旅游过程而通过政府行为或政府主导下的市场行为在纯粹公共物品、混合公共物品和特殊私人物品等方面提供的产品形式和行为过程的总称。

2旅游公共服务的特征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旅游公共服务除具有公共服务的一般特征之外，还具有自身的且不同于以往的一些特征。

2．1旅游公共服务兼具非共享性和共享性的双重属性

所谓旅游公共服务具有非共享性，是指旅游公共服务的部分供给内容（旅游公共交通设施、旅游资源的开发、旅游教育培训、旅游消费促进、旅游目的地宣传与促销、旅游扶贫等）带有一定的区域性。所谓旅游公共服务的共享性，是指旅游公共服务的部分供给内容（旅游一般性便利设施、旅游法规与政策、旅游环境保护与规划开发等）又具有很强的共享性、较大的外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