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模式范文10篇

一、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以政府单一供给模式为主

与西方社会“自然生长”的文化生产与分配体系不同，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无法绕过建国以来形成的庞大的文化事业体系而“另起炉灶”。因此，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模式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建国以来的文化事业管理体制，即文化供给国有化。在这种文化管理体制的影响下，政府几乎包揽了资金支持、人员配备、基础设施建设及文化产品供给在内的所有事务。建国初期，我国文化管理以“五五戏改”为标志，通过“改人、改制、改戏”的方针对民间艺术团体进行改制和收编，完成了新中国文化行业的国有化改革。国家文化体制的定型，不仅摒弃了旧戏班中“养女制”、“徒弟制”等一些不合理制度，而且在再造人民群众的伦理道德观方面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不可否认的是，国有化的文化事业管理体制与当时计划经济体制是相适应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发展。在这种体制引导下，我国的文艺创作无论是作品的数量还是作品的深度都有所突破，将中国的文化发展推向了一个高潮。但受文化生产力的影响，文化艺术作品的社会总量供给不足，无法全面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因此，这一时期的国家文化供给呈现出相对低水平和低层次的状况。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预示着党的工作中心实现了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转变。党的十四大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得到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逐步凸显，为文化产业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十五届五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文化产业”的概念，文化的经济属性得到进一步激发。自此，我国文化产品的供给由公益性文化事业供给一家独大进入到公益性与经营性文化供给并存状态，在文化领域开始了公共性的文化事业与市场性的文化产业双轮驱动的文化建设和发展时期。鉴于我国区域间和城乡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逐渐扩大，受资本逐利性的影响，人民群众享受文化产品不平衡的状态进一步显现，文化民生问题也日益突出。具体到农村而言，文化事业的供给“难以到位”，而文化产业的供给又“到不了位”，造成了农村文化供给的真空状态。“公共文化服务”理论的提出进一步深化了对文化发展的新认识。公共文化服务不仅是政府部门的“应有之义”，更是人民群众“文化权利”的重要保障。随着行政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开始由政府单一供给模式向政府主导下的“服务购买模式”转变。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的创新，拓宽了市场主体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路径，提升了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对促进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农村作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洼地，虽然有政策引导但难以形成吸引市场主体的环境。因此，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现阶段仍以政府单一供给模式为主，政府主导下“服务购买模式”的触角难以延伸下去。

二、政府单一供给模式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原因分析

随着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人民基本文化需求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但公共文化服务供需矛盾依然突出。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难以形成吸引市场资源的有利条件，致使供给主体相对单一。（一）存在的突出问题。随着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人民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日益增长，政府单一供给模式的弊端越发凸显，其突出表现便是供给不足与无效供给并存。供给不足主要体现为农村人均公共文化资源占有量小、针对性强的公共文化资源缺乏。据统计，2017年我国文化事业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0．42％，人均文化事业费用仅为61．57元，农村人均文化事业费用更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除此之外，就2017年而言，我国人均公共图书藏书量为0．7册，每万人公共图书馆建筑面积为109平方米，其水平远低于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提出的建议性标准。针对农村的公共文化资源更是缺乏，以“文化下乡”为例，虽覆盖范围逐渐扩大，但2012年人均“文化下乡”活动次数仅为1．27次。［1］供给无效主要体现在公共文化设施的使用效率低，这种现象在基层公共文化供需矛盾尤为突出。不可否认，政府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具有一定的政策倾向性，如村级文化站的建设、农家书屋的投入等。但政府单一模式下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农村居民的文化需求契合度不高，导致资源浪费率高，供给的无效性进一步凸显。以农家书屋为例，为解决农民“买书难、借书难、读书难”的问题，国家2007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农家书屋”工程。此工程有一定成效，不过也存在利用率不高等现实问题。据人民网报道，现今的农家书屋生存状况堪忧，大多数大门紧闭无人问津。（二）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1．政府内部协调机制难以形成。十六届五中全会以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中，虽形成了以文化部为主、部门间协调共抓的管理体系，但覆盖部门过多，包括、新闻出版总局、文化部等20多个部门，多部门介入导致工作协调机制难以顺利运转，容易出现混乱情况。一方面，多部门管理造成资源浪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虽庞大，但覆盖内容有限，很多部门在农村的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和活动开展并未纳入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当中，缺乏统一安排，容易造成公共文化设施闲置和浪费的情况出现。就农村互联网建设而言，早在2016年农业部就制定了《“十三五”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规划》，而商务部也积极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工程。多部门指挥、多部门投入、多部门管理的体制导致现阶段农村互联网工程建设仍然没有大的突破，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建设的进程。另一方面，多部门管理容易导致服务真空。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广泛，但多部门交叉管理的一个弊端就是容易出现某些方面无人管理的情况。虽然近年来各地陆续开展了以理清部门职能为重点的“三个清单”工作，但由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内容缺乏明确的界定，致使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管理主体职责相对混乱，不时出现无序管理和重复管理的情况，并在某些服务领域出现管理真空。以农村特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为例，在管辖上呈现出传承中心、文物中心与文体广新局“三龙治水”的局面，某种程度上造成管理真空，导致农村特色文化遗失和断流。2．缺乏激发其它主体参与的有效措施。全面深化改革以来，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标准化、社会化发展是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重点内容。2015年国务院就印发了《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2015－2020）》，逐步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标准化建设，在《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中再次强调要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发展，不断激发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积极性，同时特别指出要将提高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实现农村公共文化的繁荣作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建设的突破点。《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5〕37号）中明确要求，省级部门和相关部委要制定中央与地方协同配套、操作性强的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政策体系和管理规范。几年来，全国范围内虽基本形成了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相关机制，但向基层延伸性不够，广大农村地区享受国家政策红利有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明确规定：“国家鼓励社会资本依法投入公共文化服务，拓宽公共文化服务资金来源渠道”、“国家鼓励通过捐赠等方式设立公共文化服务基金，专门用于公共文化服务”，大力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但地方政府出台的激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具体措施不够细化，成效也不够明显。总体而言，政府主导下的“自下而上、以需定供”的互动式、菜单式服务方式向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延伸依然不够，其它社会力量参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热情依然不高。3．供给内容与农村需求契合度低。供给错位是政府单一供给模式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资源浪费的重要因素。农村与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内容受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人口结构、受教育程度、软硬件设施等因素的影响差别较大，如果实行简单的模式移植会造成供给错位。现阶段，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内容与农村文化需求契合度不高。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告诉我们，文化属于个人发展的需要，在满足物质需求后，对文化的需求根据收入差别存在一定的差距。几十年的发展实践证明，城乡经济差距已成事实，一味脱离农村发展状况，简单复制城市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内容，势必造成资源浪费。就硬件设施条件而言，与中心城市建设不同，农民居住相对分散且交通不如城市便利，城市的公共文化服务辐射范围和对象相对集中，公共文化资源的利用率远高于农村。若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只追求“豪华气派”，则会出现缺乏人气、利用率低甚至设施闲置的状况。就人口结构而言，农民普遍受教育水平不高，且多是以留守老人、儿童为主体的哑铃型结构，某些公共文化服务产品的供给在农村难以找到市场。近年来，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参照城市进行简单的移植，导致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建设缺乏针对性，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农民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总体而言，政府单一供给模式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中不能完全满足人民文化生活的需要。促进农村公共文化的发展，拓宽农村公共文化生存空间，为乡村振兴提供思想基础，需要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主体供给模式。

三、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主体供给模式

乡村振兴不仅包括乡村经济的振兴，还包括乡村文化的振兴。近年来，我国政府在推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过程中出台了如电影下乡、文化站建设等一系列“文化惠民”工程，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的文化需求，但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公共文化服务天然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政府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是现阶段农村公共文化发展的重要手段，在此基础上，供给模式创新是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升的关键。总体而言，构建以政府为主导、农民为主体、社会组织为依托、市场资源为补充的协同治理模式是创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促进“乡风文明”的重点。（一）坚持以政府为主导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根本原则。公共文化服务的提出是对我国文化发展过程的新认识，主要目的在于解决经济不发达地区政府文化事业管理的“不到位”和市场经济主体“到不了位”的矛盾。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必须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及早“占位”，防止“三俗”文化“越位”和“抢位”。1．公共文化的内涵决定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必须坚持以政府为主导的模式。公共文化是文化精神品质上具有整体性、公开性、公益性、一致性等内在公共性特征的文化。［2］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潮正侵蚀着社会肌体，农村公共文化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同样面临严重滋扰。要充分发挥公共文化的作用，必须建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正向文化理念。2．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现状要求坚持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农民自身文化素养不高，文化资源内向挖掘不够、外向吸引力不强，缺乏吸引市场主体参与构建公共文化服务的环境，利益导向型的社会组织不愿参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公益导向型的社会组织又缺乏扎根基层的长效激励机制。另外，农村村民文化自治仍处于初期阶段，在公共文化服务的自建、自营和自管方面同样缺乏系统长效监督激励机制。因此，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建设与发展需坚持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文化服务模式。3．促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是政府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应有之意。党的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们不仅要破除城乡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更要破除城乡之间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为农民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不仅是满足人民群众文化权利的重要体现，更是贯彻党中央“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内在要求。做好农村文化的繁荣与发展需要以公共文化为引领，以标准化促均等化，重塑农村公共文化空间。（二）坚持农民主体地位是实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健康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近年来，市场趋利性因素对农村公共文化影响逐渐扩大，农村已有的道德约束体系正面临解体风险。政府单一供给模式下的农村公共文化发展依旧是一个薄弱环节，政府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单一供给无法满足农民对文化的多元化和个性化需求，还有可能因“供给错位”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因此，坚持农民主体地位，激发农民内源性动力是实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健康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1．加强农民的文化发展自觉。我国农村村民自治时间虽久，但并未形成系统性、延续性的自治管理机制，特别是在农村文化自治方面，仍是一大欠缺。鉴于此，加强农村文化发展自觉要做到三点：一是要加强农村文化发掘的自觉性。文化的传承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推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要做好农村文化的挖掘工作，通过对农村文化追本溯源，夯实农村文化发展的基础。二是要加强农村文化创造的自觉性。农村文化需要“阳春白雪”也需要“下里巴人”，要让文化贴近时代特征、贴近百姓生活，仍需发挥农民自身的文化创造力。只有让更多的农民参与到公共文化产品的创作中来，才能更好地促进农村公共文化群众化和生活化。三是要加强农村文化管理的自觉性。现阶段，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建设已全面铺开，但在场地和设施管理、人员管理、资金管理等方面仍有诸多不完善之处。要确保政府投入的有效性，农民文化生活的长期性和延续性，需鼓励广大农民参与到文化活动的管理中来。通过进一步挖掘农民对文化发展的自觉性，促进农村公共文化的发展，拓宽公共文化的生存空间，促进农村公共文化的大繁荣。2．充分挖掘农村文化发展繁荣的驱动因素。随着我国文化管理权的进一步下移，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建设的途径进一步拓宽。促进农村公共文化的发展与繁荣，要推动政府力量与农民自身力量的“双轮驱动”。一是发挥政府撬动作用。纵观各国文化管理模式，有“政府主导模式”、“民间主导模式”和“分权化模式”。但不可否认的是，各个国家均通过有限的政府力量撬动更多社会资源参与文化管理与发展过程。对于我国来说，促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尤其需要发挥基层政府的撬动作用。通过培育农村文化组织、举办符合农民需求的文艺活动，利用政府购买、财税监督等途径引流社会资源；二是发挥乡贤带头作用。农村道德体系存在时间已久，稳定性强，抓好文化乡贤这一关键对于推进农村公共文化发展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一方面，通过对文化乡贤的价值引领，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流地位；另一方面，加强对乡贤公共知识和相关专业知识的培训。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不仅仅是符合农民口味的“娱乐性”文化服务，还有促进个人发展的“知识性”文化服务。加强对乡贤文化素养、文化技能的培训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由“娱乐性”文化服务向“知识性”文化服务转换的重要一环。（三）积极培育社会组织是提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的重要举措。随着协同治理理念的出现，社会组织对公共管理中政府职能的补充作用日益凸显。近年来，我国社会组织取得长足发展，但仍存在区域和行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从区域上来看，社会组织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社会组织力量薄弱；从城乡来看，城市社会组织成熟稳定且运作规范，农村社会组织数量少、发展不成熟、管理不规范；从行业来看，社会组织行业领域分类中，文化类社会组织较少。因此，积极培育社会组织是撬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后备力量的重要之举。1．加强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引导。在政策规范方面，保障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类社会组织的相关权益，加大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类社会组织的倾斜，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在资金保障方面，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类社会组织的财政支持，解决其后顾之忧；在舆论引导方面，营造宽松的、有利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类社会组织发展的社会舆论环境；在工作培训方面，加强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类社会组织的思想教育和相关业务培训，提高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2．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监督和管理。社会组织作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在政府的监管下进行发展。因此，社会组织必须在政府的监督和管理下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进行供给。要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规范社会组织参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途径；要加强事前、事中和事后管理，对社会组织的活动进行监管，确保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公共性和有效性；要不断完善效果评估机制，加强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类社会组织的供给成效评估。（四）进一步激发市场资源活力是促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多元化发展的必经之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需要借助市场力量，进一步挖掘具有农村特色的文化元素，开发农村文化的商业价值，吸引市场资源的进一步注入，推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与文化市场的有序衔接，实现农村文化繁荣与收入增加的双重效果。以公共文化服务引领乡村文化发展，是推进“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路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的创新必须打破单一主体供给模式，结合我国农村特色构建以政府为主导、农民为主体、社会组织为突破、市场资源为补充的协同治理模式。只有充分认识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过程中政府、农民、社会组织与市场资源的作用，才能真正实现乡村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思想基础和支撑。

【摘要】在现今市场经济发展中，如何做好农业的推广服务，将直接关系到地区农业的发展。在本文中，将就基于农业产业链的农业推广服务供给模式进行一定的研究。

【关键词】农业产业链；农业推广；服务供给模式

1引言

在我国市场形式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对我国的农业建设也带来了新的要求。在现阶段农业发展中，需要能够联系实际推广服务模式的建立，以此为基础上实现整个农业产业链的发展。

2农业推广服务供给模式

对于农业产业链来说，即是同农业初级产品生产具有密切联系产业群所形成的网络结构，如农业生产的科研部门、种植、运输、储存、加工以及销售等部门等。在具体农业产业链的管理工作中，即会将整个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技术支持、农业生产储运等环节对一个有机的整体进行形成，在其中对其中的重要要素如人财物等进行科学的控制与协调，其目标即以此实现农业产品的价值提升。在以农业产业链为基础的农业推广服务模式当中，能够作为推广主体的部门有很多，如专业协会、龙头企业、科研单位以及农民合作组织等。其中，行业协会以及专业市场作为该链条当中的龙头，因其自身性质的存在，通常无法实现推广服务职责的承担。对此，在现今农业推广服务模式中，主要的服务供给模式有“公司+农户”、“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户”、“农技推广部门+农户”、“科研单位+农户”等。而在客体方面，则是在整个农业产业链当中同上述主体具有连接的农户[1]。

摘要：在中国经济社会改革的大形势下，农村社会改革发展离不开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随着农村老龄化形势的日益严峻，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已经不再适应农村发展，养老服务供给侧改革是农村服务业改革的重要内容，关系到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和新农村建设。本文从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与社会需求的不均衡发展现实出发，分析了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并给出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有效供给模式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养老服务业；有效供给；供给侧改革

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有效供给模式，拓展养老服务有效供给路径，是构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积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内容。随着城乡一体化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农村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城市老龄化比重11.7%，而农村老龄化比城市老龄化高出3.3个百分点，达到15%。而如果按照地区居住人口计算，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农村实际居住人口的老龄化程度则更深，农村留守老年人的物质与精神供养问题都是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不得不引起社会重视。有效解决农村养老服务的有效供给问题，满足农村老年人物质生活与精神服务需求，发展专业有效的养老服务业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

一、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

1.农村传统养老模式不再适应农村社会发展。在以土地为基础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下，青壮年男性是土地经济的主要劳动力来源，农村世代在土地中求生存，养老防老是农村主流的养老观念，养老服务由家庭成员内部提供，家庭养老是维系农村社会发展的基本信条，而农村公共养老服务体系发展并不健全。但是随着城市化建设和市场经济发展，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经济逐步瓦解，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家庭养老的内部供给者脱离农村，供给不足，无法满足老年人的日常照料需求。而随着农村留守老年人身体机能下降，对养老服务的医疗需求和子女陪伴的精神需求也在增加。但是家庭结构的变化导致养老服务的家庭内部供给能力弱化，给留守老人生活费用已经成为主要的、单一的供给方式，养儿防老已经不适应农村城镇化发展的步伐。2.提升农村养老服务保障水平是振兴乡村的主要内容。长期以来，农村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并行，但是农村社会公共养老服务保障的主要服务对象是五保老人，政府根据农村五保户数量定期提供养老津贴，或者建立适度规模的社会福利机构集中供养五保人员。这与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体系有关系，是特定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的必然。但是，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公共养老服务的兜底保障功能无法满足农村社会发展，农村养老服务的稳定供给局面被打破。农村养老问题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关系到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提升，只有通过农村养老服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重构农村养老服务保障格局，建立与农村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养老服务供给体系。3.养老服务供给侧改革是政府建设新农村的内在要求。农村社会改革离不开政府的主导，农村养老服务改革是新农村建设的内在要求，是在政府主导下对社会养老服务资源的整合与优化，从而满足农村老龄化发展需求。在农村老龄化日益严峻情形下，农村养老服务有效供给问题是政府公共管理服务范畴，养老服务是具有社会保障功能的公共品，而非绝对意义上的商品，单凭市场供给无法满足农村养老服务需求，存在市场失灵现象。因此，需要政府从改革主导者、参与者与引导者层面上，积极履行公共管理与服务职能，推动农村养老服务市场供给侧改革，推动农村养老服务市场合理化发展，保障农村老年群体利益。

二、农村养老服务供给存在的问题

摘要:利用大数据技术，可以为公共文化服务精准供给提供有效的解决策略。在研究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由公共文化宏观大数据、服务供给方大数据、服务需求方大数据和第三方大数据构成的公共文化服务大数据内容体系。以大数据技术体系为参照，分析了公共文化服务精准供给的过程及其迭代。

关键词:大数据;公共文化服务;精准供给;模式构建

由于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各路资源的聚集推动，技术支持能力的与日俱增，理论与实践领域都对发掘大数据这座“数据金矿”的前景充满了希望。公共文化服务充分利用大数据的优势提升服务效能，补齐服务短板，既是时代赋予的使命，也符合公共文化服务自身发展的要求。

1公共文化服务大数据的内容框架

公共文化服务大数据在内容产生上它同政府、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公共文化用户和关联于公共文化的社会信息网络关系密切。笔者认为公共文化服务大数据主要由宏观大数据、服务供给方大数据、服务需求方大数据和第三方大数据构成。1．1公共文化服务宏观大数据。在我国，围绕公共文化服务的总体建设，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形成了大量公共文化服务的宏观信息与数据，如文化法规政策信息、文化发展规划信息、文化宏观统计数据、文化发展的宏观资金数据等，这些信息与数据构成公共文化服务大数据之一。1．2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方和需求方大数据。在《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中，公共文化服务被定义为“由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以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为主要目的而提供的公共文化设施、文化产品、文化活动以及其他相关服务。”该定义反映了公共文化服务中两类相互依存的对象及其关系，对象即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方和公共文化服务需求方，供给方通过向需求方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产品、活动建立关系。因此笔者认为公共文化服务大数据还包括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方大数据、公共文化服务需求方大数据。1．3公共文化服务第三方大数据。上述大数据反映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内的基本数据分布，但由于大数据具有跨界和相通的特性，所以除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外的一些第三方大数据也需要纳入公共文化服务大数据的范围，这些第三方大数据主要包括来自身份证系统、社保系统的用户社会信息，用户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和论坛、网络社区中涉及与公共文化活动相关的信息，［1］等等。

2基于大数据的公共文化服务精准供给模式构建

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是适应下游市场端的需求从而优化上游供给端资源配置问题。在“互联网+”的影响下，云计算、大数据、网页跟踪技术、商业智能系统都能更好地捕捉消费者的真实需求，电子商务具有及时、准确把握市场需求的能力。加之电子商务在供应链中的全面应用，可以促使制造企业更及时、低成本且更优质地组织资源，变需求为供给，再利用电子商务将产品传递到市场，实现需求与供给同步化的供给侧改革目标。因此，本文从电子商务在企业供应链中的应用出发，分别探讨微观企业、中观产业链、宏观社会各层面如何进行供给侧改革。

电子商务在供应链中的应用分类

所谓电子商务就是利用网络从事企业商务活动。按照参与电子商务的各方主体性质，即企业（Business，B）、消费者（Customer，C），分为企业对消费者的电子商务（BusinesstoCustomer，B2C）、企业对企业的电子商务（BusinesstoBusiness，B2B）、消费者对消费者的电子商务模式（CustomertoCustomer，C2C）（刘贵容，2016）。在企业供应链中，这三种经典模式又可以再细分，图1中椭圆形代表电子商务模式。对于B2C模式，按照电商平台的运作主体是否从事生产制造活动，可以分为厂商官网B2C和独立第三方B2C。由于厂商官网流量欠佳，产品单一，导致销售不乐观。因此，很多厂商将天猫、京东、苏宁等第三方B2C电商平台作为首选的网络分销平台。对于B2B模式，具体应用有两种。一种是基于供应链管理的B2B模式，比如海尔集团通过供应链管理系统将上下游合作伙伴衔接起来完成企业对企业的商务活动。另一种是第三方B2B电商平台，它面向企业级用户，通过供求信息共享，撮合买卖双方达成交易。这类网站的典型例子有阿里巴巴、慧聪网。对于C2C模式，个人在第三方平台开店销售产品给消费者，典型例子就是淘宝网。淘宝网是深受欢迎的网购零售平台，拥有近5亿的注册用户，每天有超过6000万的固定访客，同时每天的在线商品数已经超过了8亿件，平均每分钟售出4.8万件商品。淘宝网上的销售方主要是个体经营者，由于淘宝网强大的分销能力，很多企业也选择在淘宝开店销售产品。所以淘宝网不是单纯的C2C模式，也有B2C、团购、拍卖等成分，但核心部分仍然是C2C模式。

基于电子商务的供给侧改革基本思路

电子商务在供给侧改革中“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去降成本、补短板”方面的积极作用比较显著，因为电子商务具有能更好地获取市场需求、组织资源、变需求为产品再快速投向市场，满足市场需求的能力。（一）微观层面—拉动式生产。从微观层面上看，企业进行供给侧改革的基本思路是，首先利用电子商务获取市场需求，其次利用电子商务组织资源变需求为产品，再次利用电子商务将产品传递到市场上满足用户所需，再根据用户使用反馈再次获取用户需求，进行产品革新甚至研发新产品，如此通过“需求-供给”有效配置的良性循环运作，实现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信息化全面支持、电子商务为纽带的拉动式生产方式，进而推动微观层面的各家企业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图1中虚线框和虚线箭头表示此种改革思路。（二）中观层面—产业链整合。当微观层面各个企业都实现了供给侧改革，则整个产业链就实现了供给侧改革，也就实现了中观层面的供给侧改革。因为中观层面的供给侧改革思路是产业链整合，如图1所示的整条产业链，整个产业链的结构调整、产业互补、产业链资源整合，实现“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供给侧改革目标，进而推动社会“总需求-总供给”的智能配置，达到宏观层面的供给侧改革目的。（三）宏观层面—“总需求-总供给”智能配置。当中观层面的供给侧改革实现后，整个社会的“总需求-总供给”得到有效配置，资源配置状态最优。宏观层面的供给侧改革思路是：除了宏观政策协调外，重点是首先利用市场经济体制，依靠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去获取总需求，其次利用现代信息技术配置资源实现总供给，最后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将“总需求-总供给”有效配置。在图1中，利用各种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实现的是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的有效配置，可以抽象为图2。一方面，随着“互联网+”在各行各业的普及应用，以及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的发展，整个社会已经实现全网信息化。另一方面，利用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能获取总需求，并能调配资源变需求为供给，再配给给市场，可以推动宏观层面的供给侧改革。

基于电子商务的供给侧改革模式

一、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理论的形成

传统理论认为，由于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从而诱发使用者的不付费动机，成为免费搭车者。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由政府通过不同于市场机制的需求偏好显示和强制性融资进行供给。一个多世纪以来，很多经济学家都以灯塔为例论证公共产品政府垄断供给的必然性。但是，随着公共产品理论的发展，一些经济学家提出，政府供给并不意味着政府亲力亲为。政府可以通过建立企业，直接组织生产，也可以由其委托私人部门来生产，然后由政府统一购买后再向公众提供。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福利国家危机的出现，公共产品供给的政府一元主体理论在现实经济生活越来越受到质疑。一些主张经济自由的经济学家纷纷开始怀疑政府作为公共产品唯一供给者的合理性。戈尔丁、布鲁贝克尔、德姆塞茨以及科斯等或从理论或从经验方面论证了政府之外公共产品私人市场和非营利部门供给的可能性。公共产品的私人供给对政府的治理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它意味着政府并不是公共产品的惟一供给者，在政府之外还存在其他成功的公共产品的供给形式。这意味着随着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自组织力量的发展，政府作为公共领域垄断者的单中心治理模式已经发生改变，公共领域的治理已出现了某种多中心倾向。这种多中心治理体制否认了政府作为单中心治理者的合理性，也在事实上反驳了公共产品只能由政府垄断的经济学观点，印证了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理论的正当性。

二、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研究现状

在对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探索中，不少学者提出了借鉴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强调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在农村公共产品中实施多元化供给模式，即在供给主体、资金来源和供给方式上实现多主体、多渠道和多方式共存的供给模式，以有效地发挥作用。居水木(2005)通过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主体的比较以及结合不同类型农村公共物品的产权形式，提出了三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国有公营模式、国有私营模式和私有私营模式。丁谦(2006)认为，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三种供给模式中，市场供给主体(私人营利部门)是资源配置的第一层次，政府供给主体是第二层次，自愿供给主体(非营利部门及个人)是第三层次。强调三者之间的协调配合，建立起政府、市场和自愿供给优势互补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框架。王波(2005)认为，消除城乡公共产品建设和供给上存在的差距。必须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体制格局，将农村公共事业建设列入公共财政范围，真正建立起城乡一体化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毕红霞(2006)提出首先要建立农村公共品的需求表达机制，使最大范围的农民需求能够得以体现。建立城乡统一的成本分摊机制，针对不同类型的农村公共品的不同性质、筹资的不同来源及其供给后的产权归属不同，设计出财政供给型、市场供给型、混合供给型以及俱乐部供给等不同的供给模式。笼统地提出多元供给主体下的多元供给模式，过于抽象，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建立起城乡一体化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和城乡统一的成本分摊机制，过于理想，在现阶段不具现实性。由于我国农村地区的差异性和农村公共产品种类的多样性，有必要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式进行创新。

三、民营BOT模式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应用

一、现行的电视剧供给模式

供给，在西方经济学中是指厂商在每一对应的产品价格水平下愿意并且能够提供的产品数量组合。但是仅从这个内涵出发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和分析我国电视剧市场的产品供给及其与需求的匹配问题，因为这一概念并未考虑需求方的因素，也未涉及产品从生产到消费的整个过程中是否会顺畅的问题，而是仅从供给意愿和供给能力出发来阐释供给。在很大程度上，生产即为供给，生产量即为最终供给量。很显然，这样的假设和分析是不现实的。我们所要分析的电视剧供给，不仅要考虑供给方，还必须考虑需求方；不单单要考虑生产，还必须考察电视剧从生产到发行再到消费的整个过程。电视剧是一种典型的精神文化产品，其生产具有长期性和高投入的特点。流通依赖于媒介，交易过程中不仅伴随着信息流、商流和物流，还有权利流，其供给模式要比一般物质产品复杂。这里所说的电视剧供给模式是指电视剧从拍摄生产到最终消费之间的供给过程和链接方式。在整个电视剧的供给链条中（如下页图1所示），供给环节为制片、发行和播出，其供给主体有电视剧制片商、发行商、电视台及包括网络、手机在内的新媒体视频提供商等，供给链的终端是消费者。就目前来看，电视剧的供给通过播出市场和音像市场两个市场来实现，而播出市场是主要的传播途径（由于音像市场与物质产品市场的流通有很大的相似性，因此，我们不进行详细分析，而是以播出市场层面的分析为主）。在播出市场上，电视剧制片商将拍摄完成的电视剧通过发行商或通过自主发行的方式将电视剧播映权售卖给电视台或新媒体视频提供商，再由他们通过媒体服务提供给消费者。当然，在具体的供给实践中，这些不同类别的供给主体之间的组合以及进入供给流程的先后次序有所不同，在电视业不同的发展阶段，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制片商、电视台甚至发行商为一体的情况。长期以来，我国的电视剧供给方式都是以电视台播放、音像制品发行为主，对我国电视剧的供给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以网络、手机等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单一渠道承担发行、传播的格局，成为电视台之外的第二大消费平台。尽管如此，新媒体发行渠道的发展并不成熟和稳定，还远未形成与电视台对抗性的竞争优势。

二、电视剧供给模式的缺陷和问题

我国现行的电视剧供给模式存在着体制上、结构上和渠道上的多种问题，而这些问题也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我国电视剧市场上的供需失衡。

1.消费者的双替代性选择使电视剧难以与其充分地沟通和接触

电视剧有效供给的首先应当是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因此，让消费者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电视剧才是最有效的决定电视剧供给内容、品质和数量的方式。但实际情况是，生产出来的电视剧首先要经过政府的审查才能获得发行的资格，接着发行商和播出商也要根据自身的经营状况购买部分电视剧的播映权，尤其是，在电视台同质化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各大电视台对电视剧的甄选也趋于集中，这就再次压缩了能够播出的电视剧数量。可见，从电视剧生产到发行再到最终提供给消费者，中间历经了政府和电视台（或新媒体视频服务提供商）的两轮选择，形成了终端消费的双替代性选择，这在体制和渠道上人为地造成了生产量与播出量的不对等。因此，如果不能给予消费者接触近乎所有生产出来的电视剧的途径和机会，就不能想当然地得出市场需求已经饱和的结论。

[摘要]农民工流动引发当前流动人口条件下的农村教育供给问题。农村义务教育的免费提供，不能解决农村中择校问题，以及农村教育承担比城市教育高的机会成本与高风险问题。本文认为教育供给的形式应该是流动性好的货币近似物，即教育供给以教育券的形式发放给学生，这能使教育资源产权得到充分鉴定。教育券的终身制与实名制设计保障学生自主选择学校与接受教育时间，使教育资源通过竞争得到优化配置。

[关键词]农村人口流动教育供给博弈

一、人口流动下的农村教育需求

我国改革开放的30年，是7.5亿劳动力参与全球分工体系并提高其边际报酬的过程，尤其是农村劳动力不断从农业转移到其他产业，从而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数据显示①,至2006年末，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②为53100万人，其中外出从业劳动力③13181万人，其中男性占64%。日本从事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比重分别为5.6%、26.8%、65.5%，而我国的从业结构为49.1%、21.6%、29.3%，因而未来我国从业人员在第一产业中的比重还会大量减少，第三产业就业的比重将会大量增加。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在城市的滞留时间越来越长，举家流动现象也越来越多。有关研究表明，居住3年以上的占农村流动人口的1/3，居住5年以上的占1/10。有关调查发现①，全国进城的农村学龄儿童占农村流动人口的比例在3%左右，如果按200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9400万进城的农村流动人口来测算，就有280多万学龄儿童进城求学，2007年1.3亿流动人口，应该有390多万学龄儿童进城求学。这么多孩子进城，城市社会究竟给他们什么样的教育条件和机会呢？更值得一提的是农村留守儿童多达2000万，目前随父母流动只是极少数，大多数（粗略的估计80%）儿童应该是潜在的进城求学者。留守孩子家庭环节的缺失，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不利于孩子的学习。据调查福建省福清的“留守孩子”中学业成绩差的多达32.6%，沙县为22.7%②。笔者2007年对山西永济市的文化教育需求进行分析发现，家庭让子女在小学阶段到其他地方读书（借读或转学）的现象高达30%以上，而让子女在初中阶段到其他地方读书的现象更是超过了一半以上。农村人口的迁移,带来了农村教育的新问题，即便是没有人口的迁移，教育资源的差异分布也会造成流动性的教育需求。

二、现行义务教育免费提供的原理与问题分析

（一）义务教育免费提供的原理

1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模式分析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80年代，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形式单一，主要采用政府主导的模式提供社会公众所需的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换言之，政府垄断着整个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其角色定位往往既是安排者又是生产者。随后，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引发了社会公众公共体育需求的规模化与多样化，政府仍只依靠自身力量来承担更为丰富多样的公共体育服务，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同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成熟，市场机制也被引入到公共服务领域，作为公共服务随动系统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模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先前处于独家垄断地位的单一供给主体———政府，不得不面对私人部门(市场)和社会非营利组织的挑战。于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一些国家开始改革原来的政府主导型供给模式，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多元主体供给模式。相应地，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主体由政府一元供给走向了政府、社会组织和市场机构相结合的多元化供给［2］。又由于不同国家的政治结构、制度环境、文化和历史发展等差异，公共体育服务领域的多元主体之间地位作用、协同关系与合作方式不同，可以归纳成“政府主导型”“市场主导型”“有限市场型”和“有限政府型”等4种模式。形象地说，这些模式位于“市场力量－政府力量”强弱维度图的不同区位，产生背景不同，运行内容也有所差异，各自都具有一定的优点和不足。

1．1政府主导型模式

理论上，向社会公众提供公共体育服务一直被认为是政府的职责，不少国家均是采用这种模式供给公共体育服务。但是随着公共体育服务领域的演进发展，目前仍采用这种供给模式的国家已经不多，新加坡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新加坡是移民国家，具有多元文化与社会主体，同时缺乏自然资源，经济对外依赖程度高。这些特殊国情决定了必须由政府集权对公共体育服务进行权威性供给和生产，以保证公共体育服务在全国的普惠性和均等化。一方面，新加坡政府通过大力建造公共体育场地设施来实现公共体育服务的普惠性。1975年新加坡开始实施《体育设施蓝图计划》，如今公共体育设施已覆盖全国，形成了包括体育城、区域体育中心、市镇体育及康乐中心、社区操场在内的四级体育设施网络［3］，且体育运动开展种类多、普及程度高。另一方面，新加坡政府非常重视公共体育服务的均等化，政府规定在规划面向中低收入阶层的政府组屋时，就要求每一片社区周围都必须建有相应的体育设施，规模大的组屋区还要有相应的体育场馆，且这些体育设施和场馆基本都是免费的，只是需要居民提前电话预约。同时，各个组屋社区还成立有各种运动社团，鼓励居民参与［4］。新加坡采用的政府主导型模式供给公共体育服务，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可见，政府主导型模式的最大特点在于，政府是公共体育服务生产和提供的主体，以权力为运作方式，强调政府的强力调控和垄断，表现为政府在公共体育服务的生产、提供和监管中均是强势支配力量，集资金提供者、生产安排者和具体的服务生产者于一身。这种模式要求政府拥有高度的权威与足够的资源实力来主导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且公共体育服务领域市场与社会力量不强，市场化和社会化受到制约。由于政府主导型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模式上述特点和适用条件，带来了相应的优点和局限。首先，政府制定的具有统一性与计划性的各类导向政策，更有利于保障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普惠性与均等化，在供给公共体育服务时政府能承担一些耗资大、经营利润低的项目。但同时，市场和社会应有的价值没有得到利用，政府独家提供形式多样的公共体育服务，往往是政府的财政支出负担较重，会出现诸如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效率低下、有效供给不足等一系列制度性缺陷，也容易造成政府机构的膨胀、消费者被动接受等不足。也正是由于这些积弊的存在，早年实行政府主导型模式供给公共体育服务的一些西方国家，陆续开始了不同程度的市场化改革［5］，产生了其他供给模式。

1．2市场主导型模式

市场主导型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模式主要发生在市场经济相对较为成熟的国家。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采用市场主导的方式来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体育服务，主要表现出两个特征。一是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市场化程度高，运用灵活多样的供给方式。经过多年的发展，美国公共体育服务已形成以市场为主导，以竞争为核心的服务模式，诸如合同外包、特许经营、使用者付费、凭单制、公私合作等。美国许多州和地方政府通过平衡的地方财政运作和市场化的方法，投入体育场馆等大型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发行政府建设债券等，就是其中最主要的资本市场筹资方式［6］。二是公共体育服务及其相关领域的非政府组织发育成熟，社会组织在公共体育服务提供中扮演着重要而积极的角色。美国是世界上社会组织最发达的国家，目前与体育相关的全国性社会组织多达300余个，各州和地方政府的相应分支组织则难以完全统计［7］。这些社会组织有很强的独立性和自治性，它们不仅为社会公众提供多样化的公共体育服务，也为政府的公共体育决策提供咨询和建议。市场主导型模式的最大特征是市场成为公共体育服务生产和提供主体，在公共体育服务的生产、提供和监管中处于强势支配地位，政府仅起到宏观的辅助作用。市场主导型模式的适用条件要求市场经济高度发展，强调市场竞争机制、激励机制与价值规律的作用，重视自由竞争给公共体育服务带来的积极效应。其运作机制主要是发挥市场与社会组织在公共体育服务领域的作用。在美国，市场主导型模式的产生背景是在传统的政府主导型供给中，政府部门提供公共体育服务出现了效率低下、成本过高等一系列问题，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促使市场力量逐渐进入公共体育服务领域，弥补政府垄断供给带来的不足。在优缺点上，市场主导型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模式能充分利用市场与社会组织力量来提供社会公众所需的形式多样的公共体育服务，帮助解决政府部门提供相应服务时效率低、成本高的不足。但同时，这种模式也会存在过度市场化的问题，比如:企业不愿提供投入回报低的服务内容，还容易造成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总量不足、私营部门垄断、影响社会公平、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引发腐败等问题。也正是由于上述弊端，多数西方国家在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模式改革上选择了适度的市场化，努力实现政府与市场力量的制衡，于是出现了有限市场型模式和有限政府型模式。

1问题的提出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同时社会转型加快，中国农村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缺乏、供给效率低下等问题也随之凸显。政府组织、市场以及社会组织等该怎样建立主体协同治理的供给模式，进而实现并形成农村的基本公共服务的有效供应，这是眼下亟需解决的难题。

2文献综述

2.1农村公共服务研究综述。近些年中国在农村公共服务的建设、公共文化建设、基础教育建设以及基础的公共设施供应水平等方面取得了进步。聂应德等人认为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文化、公共医疗和社会保障、科技信息在农业上的服务以及农民维权服务等项目是农村公共服务的组成要素，同时它还具有一般公共服务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以及收益的外溢性等特点。农村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型，不仅具有“一主多元”的社会协同供给模型和农村参与供给模型等，还有学者综合具体的实践案例并提出了“复合供给”模式、“以钱养事＋无缝隙服务”等模式。还有将农村的公共服务社会化分为参与型和合作型以及社会化的主体主导型等三种模式，同时着重分析了以上三种模式所具有的各自特点以及形式。在此基础上，根据一些权利，如选择和评估政府和公共服务机构的社会责任定位必须尊重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和农村居民的权利。农村的公共服务应由传统的政府单个中心模式向着政府和社会以及市场多中心互动的模式转变。史传林指明民间组织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公共服务和满足市民的需求，在农村地区的供应，以及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改善农村地区和其他农村参与的社会管理体制中。2.2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研究综述。对于有关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该如何界定，李倩表明，农村公共服务有政府部门、社区的集体组织、公司企业或个人以及非营利性的民间组织团体等四种供给主体。在以上的四种供给主体之中，处于主导地位并且起到不可或缺、无可代替的重要角色的是政府部门。政府组织、市场组织和村民群众自治组织这三个主体，有学者是依据公共产品的属性来分类。针对于公共服务供给在农村的主体创新，赖扬恩认为其供给途径一般有四类组织形式，它们是：政府、农村社区、农村个人、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民间组织。由于供给主体多元是农村公共服务具有的特点，崔艳蕊与贾洪荣以此作为机制研究的出发点并得出政府组织、市场环节、农村社区组织、社会组织等是其供给主体。吕微、唐伟等人表示政府、社会化和市场化的供给组织形式是供给主体的主要承载方式。农村经济合作和非营利性组织以及个人是社会化供给组织的组成部分，国有、股份制和民营等性质的企业是市场化供给组织的部分。所以，由宏观角度可得出结论，政府、社会组织、市场是中国农村公共服务的三大类供给主体。关于其作用，分析已有的文献资料可知，从不同角度都有学者对农村的公共服务供给进行了各类主体的分析，有学者认为民间组织的高速发展与公民个人和企业以及其他NGO组织的同心协力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并且慢慢的成为一种其他组织无可代替的重要供给力量。张菊梅认为乡镇的政府所具有的直接服务性和服务综合性、上下承接性和城乡统筹性以及工农联系性等性质在农村的公共服务供给中将占据独特的优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赵曼丽认为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私营和民营企业逐步参与市场化的手段来提供农村公共服务，以及那些通过私有化支付和外包及合同，不仅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还为社会节省了资源。在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过程中政府和民间组织分别是其核心以及重要主体，政府在其中起到了核心领导性的作用，民间组织对农村的经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企业使农村的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和社会资源得到了提升和节约。但也出现供给主体的缺位和错位以及供给主体之间权利的不均衡等现象。由于在农村的公共服务供给中单一的供给主体具有资源不足和能力缺乏的特点，故此单一的供给主体尚且不能解决在农村的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的诸多难题，同时农村公共服务的碎片化的现象这一问题仅仅依托于县乡两级政府的供给还不能使其得到化解。目前来看，农村的公共服务怎样在多元化的主体之间展开良好的互动是农村公共服务所需要面对的问题。

3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困境

3.1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现阶段，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明显不足，特别是在服务供给主体、公共设施财政投入、社会资本等方面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同时产生“分散化”与“碎片化”问题。尽管农村公共服务中的公共基础设施、农村基础教育与地方文化的供给水平有一定幅度的提高，但在公共医疗卫生保障的供给和广大农民的现实需要之间依然存在很大的差距。由于城市化发展步伐的不断加快，城乡差异问题更加突出，这不仅表现在收入差异上，而多数更是表现在缺少农村公共服务上。再者，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远不及城市。这个问题更是突出的表现在公共教育、医疗卫生、社会服务保障、体育文化事业等常见领域，其主要原因是城乡间公共资源与供给的资金投入方向之间的取舍，关键原因在于农村公共部门的行为有所失衡。实际上，农村与城市对于社会保障需要、文化教育需要、公共医疗卫生需要是相同的，甚至农村人口有着更大的需求量，但其得到的公共服务供给远不如城市。由于缺乏资金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因此正确处理财政紧缩和金融投资体系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在中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要是通过多级供给体制来实施的，是指从中央出发到省、市、县、乡镇来实现的。市场供给体制如果没有完善与发展，政府就无法对农村公共产品进行提供，亦无法使百姓满意，也不能提供多样化的公共服务。3.2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低下。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各层政府部门的职责范围的差别并不大，只是在权限上出现较大的差别。上级政府来管理的乡镇政府，这使得基层政府行政权力的行使表现出明显的“碎片化”特征。目前中国各级政府实行条块交叉的管理模式，在审批、执法时，基层政府部门受上级主管部门的垂直管理，其上级主管部门则牢牢把握着财政资源，这就是所谓的权力在“条”。而责任在“块”，则是指其平行管理区域。关于乡镇政府的职能方面，“条块分割”造成的影响是不可小觑的，造成了破坏，特别是其完整性与统一性。这经常会使各个机构之间产生职责模糊，降低工作效率。另外，市场机制得不到完善，政府和市场都会出现信息失灵，政府即便拥有超前的管理能力，也难以迅速准确地了解消费者需求和不同产品的存在价值，当出现信息搜索和筛选困难时，对选择各种制度的决策产生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