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范文10篇

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就是使农村经济得以发展,但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现状来看,由于农业比较收益低下,获得的金融支持较少,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如何有效地增加农村金融供给、解决农村金融不足,成为笔者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1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的现状

1.1国有控股商业性银行:商业性银行的投融资行为,受到信用评估成本、信息获取成本、风险控制成本和网点设置成本等方面的制约。面对大量分散的农户、效率低下的经济不规模环境,获取信息的成本就很高,难以对多且散的客户群体进行信用评估和甄别,贷款风险和不确定性增大,这就决定了商业银行难以成为农户投资需求的主导金融机构。近年来,商业银行大量从农村地区撤出,或减少分支机构,且其日益严重的非农化业务,足以证明了这一现象。

1.2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由于农业是弱质产业,在农业领域设立政策性金融机构是各国政府扫的一贯做法,旨在促进农业生产性投资和流通性融资。生产性投资弥补了农业领域长期投资不足的问题;流通性融资主要用于国家对农产品收购,为保障本国农产品供应和粮食安全而进行的。由于政策性金融对农户融资作用的有限性,决定了政策性金融不可能是有效解决农村资金问题的主要途径。

1.3各种形式的民间金融机构:中国民间金融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其组织形式多种多样,如各种互助会、私人钱庄、储贷协会、基金会等。互助会带有储蓄以及互助保险的性质,在我国农村很多地区普遍存在;私人钱庄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较为普遍,既有储蓄也有贷款,甚至可以办理很多汇兑业务,其规模一般较大,有些钱庄成为当地社区融通资金的主要途径。据调查,农村来自非正规市场的贷款大约为来自正规信贷机构的4倍,为“三农”发展作出了贡献。

1.4合作金融机构以及邮政储蓄:合作金融机构一般属于民间性的互助合作金融机构,我国由于特殊原因,各级政府过多介入,从日常运营、管理制度、业务结构来看,我国的农信社是一个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的混合体,导致农信社产权不清,内部人控现象相当普遍,社员代表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形同虚设。商业化倾向也导致合作金融投向农业资金呈下降趋势;邮政储蓄只存不贷制度设计的缺陷,导致农村资金外流现象严重,而且邮政储蓄的迅猛发展直接分流了农信社存款来源,按照商业化原则,通过邮政储蓄与农村金融机构办理大额存款协议,将邮政储蓄资金返还农村,对“三农”的支持毕竟有限。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是在党的报告中首次提出的，是指导“三农”工作的纲领性战略。本文在对乡村振兴战略和农村公共服务精准供给内涵现状解析的基础上，指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村公共服务精准供给的主要影响和内容要求，总结了四条实现路径，即：优化政府管理体制，精准识别需求；创新服务供给模式，精准提供内容；联结城乡优势资源，促进城乡互动；吸引各种专业人才，提高供给质量。

关键词：乡村振兴战略；农村公共服务；精准供给

一、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贯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仅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总抓手，也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在报告中，指出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1]。概括起来，就是要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农民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农村的建设和发展是“三农”工作的基础和保障，而农村建设的重点内容，应该是首先解决农民最需要、最基本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满足他们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虽然党和政府一直以来都在增加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数量，但城乡之间供给不平衡问题仍然严峻，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质量没有得到显著提升。究其原因，是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侧出现了问题，包括供给不足和质量效率不高等，解决的途径，就是精准化供给。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如何实现农村公共服务精准供给成为急需认真研究解决的问题。

二、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村公共服务精准供给的新要求

（一）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村公共服务精准供给的内涵联系。党的指出，我国已经进入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时代，我国的主要矛盾也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农民需求有待满足是这个矛盾最突出的体现，而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制定和实施是解决这一矛盾的重要途径。乡村振兴战略是从战略全局的角度的出发，统筹农村经济、政治、社会、生态以及文化各个方面的建设，打造“五位一体”战略格局，实现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最终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战略不仅为化解社会主要矛盾指明了方向，也为各项工作的开展理清了思路，将切实解决“三农”问题。尤其是更加关注农村发展，全面振兴乡村，为城镇化过程中如何避免乡村衰落指明了方向。农村公共服务与农村公共产品本质上没有区别，其供给的目的都是保障农民基本生产生活等社会活动，让全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包括教育、医疗、就业、文化、体育和基础设施等方面。而农村公共服务与城市公共服务相比，有其特殊性，它不仅满足农民群众的生活性需求，也满足发展农业的生产性需求[2]。为适应农民需求结构升级转换的迫切需要，化解供给不足和效率低下的困境，农村公共服务精准供给从供给侧的角度出发，强调精准高效的服务意识，精准把握农民需求，实现服务精准供给。在保障农民基本性需求的基础上，尽可能满足村民的改善性需求，力求让有限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发挥出最大的效用。由此，综合乡村振兴战略和农村公共服务精准供给两个概念的范畴，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公共服务精准供给就是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规划内涵和时代契机，通过农村公共服务精准供给的供给手段，实现高质量、全方位的发展，最终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二）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村公共服务精准供给的新要求。从新农村建设开始，农村公共服务就是农村建设的核心内容，农村公共服务需求的增加与供给直接影响着中国城乡协调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乡村振兴战略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升级版，体现党和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也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三农”工作的新要求。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指出，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进行“五推进一加强”，即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公共服务改善、农村人才建设以及加强政策创设[3]。因此，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不仅要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发挥基本公共服务的兜底作用，还要着力农村产业、生态、文化等方面的公共服务供给。通过农村公共服务精准供给，集中发挥政府力量，改善农业结构和农民生活质量，从而更好地发挥乡村资源优势，破解城乡二元化结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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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货币供给问题,有三种观点:一是,货币内生性,即货币供给是经济内生的,其供给数量由经济运行情况决定的;二是,货币外生性,即货币供给不依据经济运行状况,而由一国货币发行当局决定发行数量;三是,货币混合论,即货币供给不完全由经济内生,也不完全由货币发行当局决定,而是两者的综合。对货币供给研究,国际上比较著名的学说是货币学派的“单一货币规则”,主要是由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提出的,该理论核心是货币供给增长率等于经济增长率加上通货膨胀率。国内有一些学者对货币供给也给出了不同答案,但都缺乏实证验证;但也有一些实证研究,利用VEC模型和VAR模型进行分析研究,但都不太系统,如冯玉明、袁红春、俞自由在《中国货币供给内生性或外生性问题的实证》一文中指出我国货币具有较强的内生性,但其在分析方法上比较简单;李晓华、侯传波、陈学彬在《我国货币内生性问题的实证研究》一文中利用VAR模型对货币供给进行分析,但其在选择变量方面只是用财政预算支出,出口额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三变量来分析广义货币M2,并且在分析时也过于简单。因此,本文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来实证分析我国货币供给问题,在选择模型变量方面和深入分析方面也有很大的突破。

2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经济学中,影响一国货币供给有很多因素,如一国经济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一国货币汇率体制,货币供给预期,国际金融市场对本国货币供给的影响,严重自然灾害或者是重大突发性事件如地震等等因素。如果把影响一国货币供给的因素作为解释变量,把一国货币供给作为被解释变量,就可以建立一个关于我国货币供给的函数。以广义货币增长率M2表示我国货币供给,GDP,CPI,PPI,HUILV表示影响我国货币供给的经济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和我国汇率变动率等各种因素,则我国货币供给函数可以表示为:M2=f(GDP,CPI,PPI,HUILV⋯),具体分析如下。

2.1数据平稳性检验

广义货币M2供给增长率,GDP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汇率变动率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在1990-1998年数据线性趋势起伏不定,数据明显不平稳,须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广义货币M2供给增长率,GDP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汇率变动率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在5%的显著水平下都是不平稳的;对其进行一阶差分,得到ΔM2,ΔGDP,ΔCPI,ΔHUILV,ΔPPI再对其进行单位根ADF检验,其ADF检验统计量均小于显著性水平5%的临界值,拒绝原假设,表明至少可以在95%的置信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差分序列ΔM2,ΔGDP,ΔCPI,ΔHUILV,ΔPPI均不存在单位根,为平稳时间序列。因此,广义货币M2供给增长率,GDP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汇率变动率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这5个序列具有相同的单整阶数,均为一阶单整I(1)过程。

一、农村公共文化产品

农村公共文化产品首先是一种公共产品。关于公共产品，保罗•萨缪尔逊给出了比较精当的解释，他认为“纯粹的公共产品或劳务是这样的产品或劳务，即每个人消费这种物品或劳务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种产品或劳务的减少”。根据上述对公共产品的描述，所谓的农村公共文化产品就是满足农村地区文化建设需要，在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物质产品和服务。当前的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主要有广播电视、电影、出版、报刊、互联网、文化演出、图书等。先进的思想要想在人的头脑中扎根就需要文化产品作为中介。同样，要提高农民的思想文化水平，必须向农民提供丰富优质的文化产品，而新农村建设作为国家的长期发展战略决定了其公共性。

二、当前农村文化产品供给中存在的问题

1．供给总量不足

农村文化产品的供给依托于农村地区公共文化供应体系，而农村公共文化供应体系的运行需要各级政府给予政策的倾斜和物质上的支持。由于我国各个地区间发展水平存在着差异，因而在农村文化产品的供给上也出现不均衡的情况。首先是城乡不均衡，文化资源集中于城市，农村文化建设滞后，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应不足。其次是地区不均衡，各个地区的农村也存在着差异，东部地区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

2．供给质量有待提高

一、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以政府单一供给模式为主

与西方社会“自然生长”的文化生产与分配体系不同，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无法绕过建国以来形成的庞大的文化事业体系而“另起炉灶”。因此，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模式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建国以来的文化事业管理体制，即文化供给国有化。在这种文化管理体制的影响下，政府几乎包揽了资金支持、人员配备、基础设施建设及文化产品供给在内的所有事务。建国初期，我国文化管理以“五五戏改”为标志，通过“改人、改制、改戏”的方针对民间艺术团体进行改制和收编，完成了新中国文化行业的国有化改革。国家文化体制的定型，不仅摒弃了旧戏班中“养女制”、“徒弟制”等一些不合理制度，而且在再造人民群众的伦理道德观方面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不可否认的是，国有化的文化事业管理体制与当时计划经济体制是相适应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发展。在这种体制引导下，我国的文艺创作无论是作品的数量还是作品的深度都有所突破，将中国的文化发展推向了一个高潮。但受文化生产力的影响，文化艺术作品的社会总量供给不足，无法全面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因此，这一时期的国家文化供给呈现出相对低水平和低层次的状况。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预示着党的工作中心实现了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转变。党的十四大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得到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逐步凸显，为文化产业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十五届五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文化产业”的概念，文化的经济属性得到进一步激发。自此，我国文化产品的供给由公益性文化事业供给一家独大进入到公益性与经营性文化供给并存状态，在文化领域开始了公共性的文化事业与市场性的文化产业双轮驱动的文化建设和发展时期。鉴于我国区域间和城乡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逐渐扩大，受资本逐利性的影响，人民群众享受文化产品不平衡的状态进一步显现，文化民生问题也日益突出。具体到农村而言，文化事业的供给“难以到位”，而文化产业的供给又“到不了位”，造成了农村文化供给的真空状态。“公共文化服务”理论的提出进一步深化了对文化发展的新认识。公共文化服务不仅是政府部门的“应有之义”，更是人民群众“文化权利”的重要保障。随着行政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开始由政府单一供给模式向政府主导下的“服务购买模式”转变。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的创新，拓宽了市场主体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路径，提升了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对促进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农村作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洼地，虽然有政策引导但难以形成吸引市场主体的环境。因此，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现阶段仍以政府单一供给模式为主，政府主导下“服务购买模式”的触角难以延伸下去。

二、政府单一供给模式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原因分析

随着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人民基本文化需求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但公共文化服务供需矛盾依然突出。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难以形成吸引市场资源的有利条件，致使供给主体相对单一。（一）存在的突出问题。随着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人民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日益增长，政府单一供给模式的弊端越发凸显，其突出表现便是供给不足与无效供给并存。供给不足主要体现为农村人均公共文化资源占有量小、针对性强的公共文化资源缺乏。据统计，2017年我国文化事业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0．42％，人均文化事业费用仅为61．57元，农村人均文化事业费用更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除此之外，就2017年而言，我国人均公共图书藏书量为0．7册，每万人公共图书馆建筑面积为109平方米，其水平远低于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提出的建议性标准。针对农村的公共文化资源更是缺乏，以“文化下乡”为例，虽覆盖范围逐渐扩大，但2012年人均“文化下乡”活动次数仅为1．27次。［1］供给无效主要体现在公共文化设施的使用效率低，这种现象在基层公共文化供需矛盾尤为突出。不可否认，政府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具有一定的政策倾向性，如村级文化站的建设、农家书屋的投入等。但政府单一模式下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农村居民的文化需求契合度不高，导致资源浪费率高，供给的无效性进一步凸显。以农家书屋为例，为解决农民“买书难、借书难、读书难”的问题，国家2007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农家书屋”工程。此工程有一定成效，不过也存在利用率不高等现实问题。据人民网报道，现今的农家书屋生存状况堪忧，大多数大门紧闭无人问津。（二）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1．政府内部协调机制难以形成。十六届五中全会以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中，虽形成了以文化部为主、部门间协调共抓的管理体系，但覆盖部门过多，包括、新闻出版总局、文化部等20多个部门，多部门介入导致工作协调机制难以顺利运转，容易出现混乱情况。一方面，多部门管理造成资源浪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虽庞大，但覆盖内容有限，很多部门在农村的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和活动开展并未纳入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当中，缺乏统一安排，容易造成公共文化设施闲置和浪费的情况出现。就农村互联网建设而言，早在2016年农业部就制定了《“十三五”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规划》，而商务部也积极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工程。多部门指挥、多部门投入、多部门管理的体制导致现阶段农村互联网工程建设仍然没有大的突破，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建设的进程。另一方面，多部门管理容易导致服务真空。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广泛，但多部门交叉管理的一个弊端就是容易出现某些方面无人管理的情况。虽然近年来各地陆续开展了以理清部门职能为重点的“三个清单”工作，但由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内容缺乏明确的界定，致使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管理主体职责相对混乱，不时出现无序管理和重复管理的情况，并在某些服务领域出现管理真空。以农村特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为例，在管辖上呈现出传承中心、文物中心与文体广新局“三龙治水”的局面，某种程度上造成管理真空，导致农村特色文化遗失和断流。2．缺乏激发其它主体参与的有效措施。全面深化改革以来，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标准化、社会化发展是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重点内容。2015年国务院就印发了《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2015－2020）》，逐步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标准化建设，在《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中再次强调要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发展，不断激发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积极性，同时特别指出要将提高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实现农村公共文化的繁荣作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建设的突破点。《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5〕37号）中明确要求，省级部门和相关部委要制定中央与地方协同配套、操作性强的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政策体系和管理规范。几年来，全国范围内虽基本形成了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相关机制，但向基层延伸性不够，广大农村地区享受国家政策红利有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明确规定：“国家鼓励社会资本依法投入公共文化服务，拓宽公共文化服务资金来源渠道”、“国家鼓励通过捐赠等方式设立公共文化服务基金，专门用于公共文化服务”，大力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但地方政府出台的激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具体措施不够细化，成效也不够明显。总体而言，政府主导下的“自下而上、以需定供”的互动式、菜单式服务方式向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延伸依然不够，其它社会力量参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热情依然不高。3．供给内容与农村需求契合度低。供给错位是政府单一供给模式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资源浪费的重要因素。农村与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内容受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人口结构、受教育程度、软硬件设施等因素的影响差别较大，如果实行简单的模式移植会造成供给错位。现阶段，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内容与农村文化需求契合度不高。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告诉我们，文化属于个人发展的需要，在满足物质需求后，对文化的需求根据收入差别存在一定的差距。几十年的发展实践证明，城乡经济差距已成事实，一味脱离农村发展状况，简单复制城市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内容，势必造成资源浪费。就硬件设施条件而言，与中心城市建设不同，农民居住相对分散且交通不如城市便利，城市的公共文化服务辐射范围和对象相对集中，公共文化资源的利用率远高于农村。若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只追求“豪华气派”，则会出现缺乏人气、利用率低甚至设施闲置的状况。就人口结构而言，农民普遍受教育水平不高，且多是以留守老人、儿童为主体的哑铃型结构，某些公共文化服务产品的供给在农村难以找到市场。近年来，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参照城市进行简单的移植，导致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建设缺乏针对性，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农民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总体而言，政府单一供给模式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中不能完全满足人民文化生活的需要。促进农村公共文化的发展，拓宽农村公共文化生存空间，为乡村振兴提供思想基础，需要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主体供给模式。

三、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主体供给模式

乡村振兴不仅包括乡村经济的振兴，还包括乡村文化的振兴。近年来，我国政府在推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过程中出台了如电影下乡、文化站建设等一系列“文化惠民”工程，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的文化需求，但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公共文化服务天然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政府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是现阶段农村公共文化发展的重要手段，在此基础上，供给模式创新是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升的关键。总体而言，构建以政府为主导、农民为主体、社会组织为依托、市场资源为补充的协同治理模式是创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促进“乡风文明”的重点。（一）坚持以政府为主导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根本原则。公共文化服务的提出是对我国文化发展过程的新认识，主要目的在于解决经济不发达地区政府文化事业管理的“不到位”和市场经济主体“到不了位”的矛盾。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必须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及早“占位”，防止“三俗”文化“越位”和“抢位”。1．公共文化的内涵决定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必须坚持以政府为主导的模式。公共文化是文化精神品质上具有整体性、公开性、公益性、一致性等内在公共性特征的文化。［2］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潮正侵蚀着社会肌体，农村公共文化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同样面临严重滋扰。要充分发挥公共文化的作用，必须建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正向文化理念。2．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现状要求坚持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农民自身文化素养不高，文化资源内向挖掘不够、外向吸引力不强，缺乏吸引市场主体参与构建公共文化服务的环境，利益导向型的社会组织不愿参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公益导向型的社会组织又缺乏扎根基层的长效激励机制。另外，农村村民文化自治仍处于初期阶段，在公共文化服务的自建、自营和自管方面同样缺乏系统长效监督激励机制。因此，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建设与发展需坚持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文化服务模式。3．促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是政府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应有之意。党的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们不仅要破除城乡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更要破除城乡之间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为农民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不仅是满足人民群众文化权利的重要体现，更是贯彻党中央“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内在要求。做好农村文化的繁荣与发展需要以公共文化为引领，以标准化促均等化，重塑农村公共文化空间。（二）坚持农民主体地位是实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健康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近年来，市场趋利性因素对农村公共文化影响逐渐扩大，农村已有的道德约束体系正面临解体风险。政府单一供给模式下的农村公共文化发展依旧是一个薄弱环节，政府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单一供给无法满足农民对文化的多元化和个性化需求，还有可能因“供给错位”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因此，坚持农民主体地位，激发农民内源性动力是实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健康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1．加强农民的文化发展自觉。我国农村村民自治时间虽久，但并未形成系统性、延续性的自治管理机制，特别是在农村文化自治方面，仍是一大欠缺。鉴于此，加强农村文化发展自觉要做到三点：一是要加强农村文化发掘的自觉性。文化的传承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推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要做好农村文化的挖掘工作，通过对农村文化追本溯源，夯实农村文化发展的基础。二是要加强农村文化创造的自觉性。农村文化需要“阳春白雪”也需要“下里巴人”，要让文化贴近时代特征、贴近百姓生活，仍需发挥农民自身的文化创造力。只有让更多的农民参与到公共文化产品的创作中来，才能更好地促进农村公共文化群众化和生活化。三是要加强农村文化管理的自觉性。现阶段，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建设已全面铺开，但在场地和设施管理、人员管理、资金管理等方面仍有诸多不完善之处。要确保政府投入的有效性，农民文化生活的长期性和延续性，需鼓励广大农民参与到文化活动的管理中来。通过进一步挖掘农民对文化发展的自觉性，促进农村公共文化的发展，拓宽公共文化的生存空间，促进农村公共文化的大繁荣。2．充分挖掘农村文化发展繁荣的驱动因素。随着我国文化管理权的进一步下移，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建设的途径进一步拓宽。促进农村公共文化的发展与繁荣，要推动政府力量与农民自身力量的“双轮驱动”。一是发挥政府撬动作用。纵观各国文化管理模式，有“政府主导模式”、“民间主导模式”和“分权化模式”。但不可否认的是，各个国家均通过有限的政府力量撬动更多社会资源参与文化管理与发展过程。对于我国来说，促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尤其需要发挥基层政府的撬动作用。通过培育农村文化组织、举办符合农民需求的文艺活动，利用政府购买、财税监督等途径引流社会资源；二是发挥乡贤带头作用。农村道德体系存在时间已久，稳定性强，抓好文化乡贤这一关键对于推进农村公共文化发展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一方面，通过对文化乡贤的价值引领，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流地位；另一方面，加强对乡贤公共知识和相关专业知识的培训。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不仅仅是符合农民口味的“娱乐性”文化服务，还有促进个人发展的“知识性”文化服务。加强对乡贤文化素养、文化技能的培训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由“娱乐性”文化服务向“知识性”文化服务转换的重要一环。（三）积极培育社会组织是提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的重要举措。随着协同治理理念的出现，社会组织对公共管理中政府职能的补充作用日益凸显。近年来，我国社会组织取得长足发展，但仍存在区域和行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从区域上来看，社会组织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社会组织力量薄弱；从城乡来看，城市社会组织成熟稳定且运作规范，农村社会组织数量少、发展不成熟、管理不规范；从行业来看，社会组织行业领域分类中，文化类社会组织较少。因此，积极培育社会组织是撬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后备力量的重要之举。1．加强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引导。在政策规范方面，保障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类社会组织的相关权益，加大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类社会组织的倾斜，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在资金保障方面，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类社会组织的财政支持，解决其后顾之忧；在舆论引导方面，营造宽松的、有利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类社会组织发展的社会舆论环境；在工作培训方面，加强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类社会组织的思想教育和相关业务培训，提高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2．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监督和管理。社会组织作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在政府的监管下进行发展。因此，社会组织必须在政府的监督和管理下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进行供给。要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规范社会组织参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途径；要加强事前、事中和事后管理，对社会组织的活动进行监管，确保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公共性和有效性；要不断完善效果评估机制，加强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类社会组织的供给成效评估。（四）进一步激发市场资源活力是促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多元化发展的必经之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需要借助市场力量，进一步挖掘具有农村特色的文化元素，开发农村文化的商业价值，吸引市场资源的进一步注入，推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与文化市场的有序衔接，实现农村文化繁荣与收入增加的双重效果。以公共文化服务引领乡村文化发展，是推进“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路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的创新必须打破单一主体供给模式，结合我国农村特色构建以政府为主导、农民为主体、社会组织为突破、市场资源为补充的协同治理模式。只有充分认识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过程中政府、农民、社会组织与市场资源的作用，才能真正实现乡村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思想基础和支撑。

近年来，虽然中央高度关注农村资金严重外流问题，非常重视增加农业信贷投入，甚至还规定了县域的国有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将新增贷款用于农村的比例，但农村资金外流现象依然有增无减，农村经济主体获得贷款依然很困难。在中国，间接融资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信贷资金对农村经济发展更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表面上看福建省农业贷款规模不断扩大，将会改善农业资金短缺的困境，从而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提高，但是这个推论成立的前提是农业贷款是有效的。所谓农业贷款的有效性是把贷款贷给那些具有最好投资机会的农业部门，从而最终推动农村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1]。相反，当农业贷款无效时，即使农业贷款大量增加，农业信贷资金供给大幅度提升，这些金融资源也可能被滥用而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却起不到积极的作用。但问题是，这种规模迅速扩大的信贷供给是否具有效率？早期理论认为配置资源、动员储蓄、支付结算等功能是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2]，在此基础上，国内许多学者将其层次分类，并认为资金配置功能是金融体系的核心功能[3-6]。林毅夫[7]利用功能观考察中国农村金融体系功能问题，并认为资金配置功能是农村金融体系最重要的功能，是其他金融功能有效发挥的基础。针对中国农村信贷供给效率问题，总体上认为中国农村资金大量外流、信贷供给效率较低、存在金融抑制现象[8-10]。只是研究视角不同，姚耀军[10]从农村贷款入手粗略测算农村资金配置效率，张兵等[11]从行业入手研究某一省份农村信贷资金效率问题，王晨姝[12]则从支农资金效率角度分析，顾铭德[13]从总体上考察中国贷款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国内还有些学者，如林毅夫[14]、李锐[15]、张军等[16]从农户信贷视角来研究农村信贷供给效率。而且以上研究较多的是对全国性农业贷款效率进行分析，缺少比较有针对性的区域性农业贷款的效率分析。同时，对农业信贷的理论探讨比较多，缺少区域性农业贷款的实证研究。基于上述考虑，本研究从省域层面定量研究农业信贷供给效率。

1福建省农业信贷供给现状

近年来，福建省加大服务“三农”力度，扎实推进支农工作，结合福建“三农”发展需求实际，制定了《关于金融支持福建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指导意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涉农贷款投放，涉农贷款投放力度和服务半径不断扩大。

1.1各种农村正规金融机构涉农贷款持续增长

截至2010年末，福建银行业涉农贷款新增1098.13亿元，增长幅度超过三成。福建农信社资产总额2078.73亿元，各项存款余额1726.06亿元，各项贷款余额1173.01亿元；1884个营业网点覆盖全省各乡镇，实现金融服务全覆盖；涉农贷款余额931亿元，获得农信社信贷支持的农户数达到298万户，以占全省金融机构9.43%的存款，支撑了全省24.1%的涉农贷款投入；中小企业贷款余额354亿元，支持9500多家中小企业的发展。另统计数据显示，福建农行涉农贷款余额732亿元，比年初增加99.8亿元。县域存、贷款分别比年初增加203亿元、161亿元，分别占全行增量的58.8％和65.6％。新增惠农卡172.4万张、农户贷款20.4亿元、农户授信4.02万户。

1.2加快布点延伸服务

准备金是存款货币的基础

在这两个前提条件之下，假定整个商业银行体系吸收的原始存款是R，在各个商业银行经历了上交法定存款准备金、发放贷款与吸收存款等系列行为后，A银行吸收的原始存款R全部以法定存款准备金形式上缴到了中央银行，而整个商业银行体系现金持有量为0。换言之，中央银行向社会投放了R基础货币，然后又经过商业银行缴存款准备金的形式进行了回收。此时，存款准备金R即是原始存款R，因为原始存款是存款货币的基础，所以存款准备金R是存款货币的基础。更进一步，如果商业银行上缴的存款准备金为R，则商业银行必定吸收了R原始存款，就会创造出R/r存款总额来。如果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不仅保持有法定准备金，而且保有超额准备金(假设超额准备金为e)，则商业银行派生存款的过程为表2。从表2中可以发现商业银行A吸收的原始存款R，在各个银行经历了上交法定与超额存款准备金、发放贷款与吸收存款等一系列行为后，原始存款R全部以准备金形式上缴到了中央银行，整个商业银行体系现金持有量为0。只不过，存款总额变为了R/(r+e)。存款准备金R仍然是原始存款R，所以存款准备金R是存款货币的基础。

基础货币与货币供给关系

教材中论述“基础货币是由中央银行控制，包括社会公众手中持有的通货和商业银行的准备金”，但基础货币和货币供给量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商业银行的现金资产是否属于基础货币，它和货币供给量之间有什么联系呢?将分两个层次来分析解释基础货币的范围及与货币供给量之间的关系，一是理论层次，商业银行吸收原始存款上缴存款准备金后，剩余资金都可以用来放贷或投资，不保有一点现金资产;二是现实层次，商业银行吸收原始存款后，除了上交法定存款准备金和超额存款准备金外，还会保留一部分现金资产应付客户日常提现需要。假设央行发行C+R基础货币，社会公众把基础货币C部分留在手中(即社会公众手中的通货，即货币供给量的一部分)，把基础货币R部分存于商业银行，则会形成R原始存款(即是准备金R)，再经过商业银行体系与客户的贷存款过程，则会形成D存款总额(D=R/r，r为存款准备金率)，构成货币供给量的另外一部分。此时，社会公众手中的通货C是现实的购买力，而D存款总额也可以用于转账支付结算。此时，基础货币=现金+准备金，货币供给量为C+D，其与基础货币的关系如图1。假设商行保持的现金资产占存款的比重为c，此时派生存款的过程如表3:从上表中可得:准备金+现金资金=R*(r+e)/(r+e+c)+R*c/(r+e+c)=R，即存入A银行的原始存款R分为了两部分，一是准备金R*(r+e)/(r+e+c)，它是产生存款货币的基础，数量上相当于扣减了现金资产后的原始存款;二是现金资产R*c/(r+e+c)，从资金来源看，是客户用现金形式存到商业银行的，是客户暂时闲置的资金，一旦需要会立即从银行取出而形成社会公众持有的通货，形成现实的购买力。因此，笔者认为，商业银行保持的现金资产应该是基础货币的组成部分，其作用和地位与公众持有的通货应该是一样的，只不过现金资产是暂时闲置的通货，公众持有的通货是可以立即使用的。此时基础货币的范围扩大了，不仅包括现金加准备金，还包括商业银行持有的现金资产。此时，基础货币和货币供给量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变为图2。

本文作者：苏跃辉郑小霞工作单位：河北金融学院金融系

一、信息消费向知识消费升级的特征及趋势

信息消费是指消费主体在信息需求引导下，购买和使用信息产品及服务的总和，是信息消费主体将信息需求诉诸信息市场供给，从而实现获取信息、认知信息内容及再生信息需求等环节所构成的社会活动［1］。由于信息消费对于推动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得到了学术研究界和政策层面的高度关注。在学术研究中，众多学者从信息消费的内涵特征［2］、过程结构［3］、环境因素［4］、发展评价［5］［6］等方面进行研究，为提升我国信息消费的质量及水平提供理论建议。在政策层面，党中央及国务院多次颁布促进信息消费的政策文件。2013年8月，《国务院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在全球范围内信息技术创新不断加快的背景下，信息领域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大量涌现，不断激发新的消费需求，成为日益活跃的消费热点”，并从国家层面明确了信息消费对于推动经济增长、促进消费升级、产业结构优化以及民生改善方面的重要作用。2015年11月19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生活性服务业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指导意见》;2015年11月23日，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2017年5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再次提出“聚焦生活类、公共服务类、行业类等消费新领域及新型信息产品，推进信息消费升级”的发展方向①。在理论研究与政策支持的背景下，我国信息消费领域蓬勃发展，已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2016年，我国信息消费规模超过3．9万亿元②，同比增长超过21%。自2010年至2016年，我国信息消费规模的年均增速超过20%。在信息消费规模总量不断扩大的同时，信息消费的质量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并呈现由信息消费向知识消费升级的发展趋势，主要特征如下。1．消费受众对象的升级从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来看，自2006年开始，我国产业结构呈现长期优化的发展趋势，第三产业占比持续上升，2013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6年，第二、三产业占比分别达到39．8%和51．6%。相对于第一产业，第二、三产业为相对技术密集型产业，产业占比提升的动因是劳动力素质结构的不断优化。根据《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6—2020年)》的相关规划，到202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要达到10．8年。人口素质的提升不仅扩大了信息消费的受众群体，而且通过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对信息消费的内容和渠道有更高要求。2．消费基础条件的升级从信息消费的发展历程看，伴随着信息基础条件的改变，可划分为文献型信息消费、电子型信息消费、网络型信息消费以及移动互联型信息消费等阶段。两千余年前中国造纸术及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为文献型信息消费奠定了基础，19世纪40年代开始的电气化工业革命开启了电子型信息消费的时代，20世纪80年代起信息产业的蓬勃发展以及互联网的产生为网络型信息消费提供了条件。现阶段，伴随着大数据、4G网络、智能终端等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消费已进入移动互联时代。随着科技进步和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我国地区间信息基础条件差距不断缩小，“数字鸿沟”逐步消失。移动智能终端的普及使消费者接入消费信息服务的路径不断多元化、便捷化，信息消费的边际成本不断降低。因此，技术进步与区域信息基础设施的完善为消费升级提供了基础保障。3．消费内容资源的升级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了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类需求层次由低到高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以及自我实现需求五类。而公众对于信息服务的内容资源需求也能够运用需求层次理论进行分析，由低到高分为信息资源层、知识获取层、知识交流层、知识认同层以及知识创造层［7］。其中，信息资源层需求为最低层，对应需求层次中的生理需求，以满足消费者基本层次的信息需求，具体包括图书馆等机构信息服务中信息供给、文献传递等内容;知识获取层是指公众在享有大量信息资源后，通过对知识的有序提取和序化管理而获得知识掌握及心理安全，从而对应需求层次中的安全需求，具体包括图书馆等信息服务机构引导消费者进行的知识获取及管理活动;知识交流层是指推动消费者所拥有的信息得到有效管理，在知识有效运用的基础上形成社交需求，从而对应需求层次的社交需求，具体包括知识消费者之间以及知识消费者与供给主体之间的交流活动;知识评价层是指消费者在知识管理及交流的基础上，获取个人的自我价值，具体对应需求层次的尊重需求;知识创新层是指消费者从知识管理向知识创造转变，通过创造创新实现知识增值，具体对应需求层次的自我实现需求。结合信息消费内容的分层，在信息化网络化发展的背景下，公共图书馆的基层普及以及公众信息平台已完成了信息资源层的建设，现阶段进入由信息资源向知识管理的转变，特点是由普惠性的信息资源普及向专业化知识服务供给转变，由被动式信息获得向主动式知识管理转变，由整块式信息供给向碎片化知识需求转变。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调查，86．7%的消费者表示不会花费专门时间进行信息消费，消费场景也呈现碎片化特征，排名前三的消费场景分别为在家休闲、饭后闲暇以及吃饭期间③。而随着消费场景和行为的碎片化，消费者对消费内容资源的选择也将更加主动化，未来知识消费的特征将进一步加强。4．信息服务应用产业的升级消费对象、条件以及内容资源升级的同时，需求升级也培育了大量的新业态、新模式。消费者对于个性化知识信息服务的需求，结合现代信息技术，形成了个性化定制的知识供给服务和生产方式。知识付费产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传统知识供给模式中，一般由消费者根据自身知识需求，前往图书馆等信息服务部门进行检索查阅。而知识消费的趋势下，结合互联网信息技术，相关市场主体通过整合知识创作者，以产业价值链的形式向受众有偿提供信息服务，从而形成知识付费的新兴产业模式。根据腾讯网调查，截至2016年12月，55．3%的互联网用户进行过知识付费的行为，购买的知识类型包括工作经验型知识、思想情感型知识、文艺修养型知识等，产品形式包括音频点播、在线视频以及语音问答等，其中喜马拉雅、知乎等应用的用户数已超过2000万，调查显示87．7%的知识付费消费者对消费表示满意或非常满意④，这反映了知识付费服务供给中对用户导向性及消费体验度的重视。由信息消费向知识消费转变过程中，产生了以知识付费为代表的新业态和新模式，这些产业发展速度快，对社会发展具有正外部性且具有绿色经济的特征，对于优化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推动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结合上述分析，现阶段信息消费在规模不断提高的同时，结构和质量也呈现升级的趋势，其中，以受众对象的升级为动力，以科技条件的升级为保障，以资源内容的升级为核心，以应用产业的升级为支撑，推动信息消费向知识消费的升级转变。

二、知识消费升级下传统公共信息服务的问题

1．在信息需求方面，表现为爆炸式信息量与精准化信息需求之间的矛盾。随着互联网及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和普及应用，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时代，各种信息资源呈爆炸式增长，2012年，全世界一天所产生的信息量为1EB(Exabyte)，相当于全美国学术研究图书馆藏书信息总和的500倍，而近年来信息仍保持着40%的年均增长率，预计2020年，全球信息量将达到40ZT(Zettabyte)⑤。在大数据的背景下，信息产量处于过剩状态。消费者在收入提升及消费升级的阶段中，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已跨越了生理和安全需求，而进入以社会交往、尊重以及个人实现为特征的消费阶段，在这一阶段，普遍性的知识需求可分为包括资源经验等的工作技能型知识、包括思维方法及哲学心理学等的思想情感型知识、包括文学及艺术等的文艺修养型知识，相对于庞大的信息总量，符合消费者偏好的知识呈稀缺状态。因此，知识消费升级背景下，爆炸式的信息总量与消费者精准化的知识需求之间的矛盾，成为推动传统公共信息服务模式供给侧改革的根本原因。2．在信息供给方面，表现为便捷化知识获取方。式与主流信息供给渠道的矛盾信息获取方式的变革有三个原因:其一，结合前文对技术条件升级的讨论，现阶段我国已进入移动智能终端普及化阶段，据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6月，我国即时通信用户数已达到6．92亿，占全体网民的92．1%，移动互联网进入高度普及化阶段⑥。上网浏览与搜索已成为公众获取信息知识的主导方式，占比达到82．5%，远高于书籍杂志阅读的方式④，可见，信息消费者日益接受并习惯通过便捷化网络终端进行知识获取。其二，信息技术带动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将使获取信息的单位时间成本上升，要求知识获取渠道的高效性。其三，知识消费呈现由大粒度向小粒度的转变，由整体式消费向分散式消费的转变，即由利用整块时间对知识体系进行系统学习，转向利用零散时间进行分散式知识点的学习，这就要求在知识获取方式上具有实时性。而知识消费中对于便捷性、实时性、高效性知识获取方式的需求，为主流信息供给渠道提供了新的要求，而以移动互联网终端为依托的信息化技术与信息供给服务的进一步融合，将成为推动传统公共信息服务模式供给侧改革的基本动力。3．在市场监管方面，表现为传统监管方式与现。实发展需求的矛盾信息化背景下，知识供给门槛降低，知识供给主体呈现多元化的趋势，究其原因，普通社会成员受教育程度提高，在具有专业知识技能以及闲暇时间的基础上，利用认知盈利向社会公众提供知识供给。同时，分享渠道增加及门槛降低，部分企业开始建立包括免费分享—吸引受众—收费平台变现的盈利模式，从而进一步刺激知识供给主体的数量增长。这种新兴发展模式为传统监管方式提出了挑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主体监管。知识供给门槛降低和主体数量快速增长的趋势下，对知识供给主体质量的有效监管是产业良性发展的基础，特别是对于法务、医疗等专业领域，应确认知识供给主体具备相应资质，从而保证消费中的权责关系。二是内容监管，在监管缺位的前提下，以营利为目的的知识供给将导致不良信息的出现，对社会具有危害性。三是过程监管，鉴于知识消费的特征，普遍为事先付费的门槛式消费流程，在缺乏有效过程监督的前提下可能导致消费内容与宣传的差异性，从而损害知识付费者利益。因此，从知识供给主体、供给内容以及消费过程方面强化监管，将成为推动传统公共信息服务模式供给侧改革的前提保障。4．在社会效应方面，表现为知识消费下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兼容的矛盾在知识消费的背景下，结合信息技术的发展，知识创造后复制及分享的边际成本非常低，激发了具备专业技能的知识供给者通过付费的形式向外分享知识，以获取额外收益的动力，从而带来了较大的经济效益。但知识消费的弊端在于:一是有偿知识供给的公益性缺失。知识消费的发展趋势会损害无偿分享者的意愿，同时更具有经济效益的知识将成为供给的主要内容，从而造成公共信息服务中公益性的缺失。二是消费的技术化门槛对社会阶层的分离效应。知识消费推动大量知识信息数字化传播，消费知识需具备相应的技术门槛，特别是对于能够提升社会阶层的相关知识具有更高的技术门槛，这可能导致社会分层效应的巩固和加强。因此，如何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兼顾，从而推动社会整体福利的最大化，将成为新型公共信息模式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原则。综上，知识消费升级为传统公共信息服务带来了一些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其中，以满足精准化信息需求为前提，建立便捷高效的信息供给渠道为动力，完善全面的监管机制为保障，保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为原则，共同构成了传统公共信息服务模式供给侧改革的目标要求，这就需要结合新的理论视角对传统公共信息服务模式进行分析，厘清改革发展方向，研判现实发展路径，有效推进公共信息服务模式供给侧改革。

三、新公共管理视角下公共信息服务模式供给侧改革的理论分析

结合知识消费升级的发展趋势，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新公共管理理论以公共行政理论为基础，结合现代经济学市场理论，以公平与效率相兼顾的公共服务为重要研究内容之一。从起源演进来看，新公共管理理论对于公共信息服务模式的供给侧改革具有背景相似性和适用性。在知识消费升级的背景下，新公共管理理论也能够为公共信息服务模式的供给侧改革提供理论分析视角和发展方向。1．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起源及内涵。自20世纪70年代起，西方各国的传统政府管理模式遭遇到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挑战，伴随着全球化、信息化以及市场化的发展趋势，以英国为代表的部分国家率先进行政府管理改革，并迅速开始在各国普及，成为公共管理领域出现的一种国际性趋势［8］，并形成了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实践基础。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起源背景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政府职能的转变。20世纪70年代起，伴随着政府干预理论在宏观经济领域失灵，公共管理学界开始逐步反思政府在经济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小政府、大社会理念的兴起，为政府部门明确公共事业管理机制，优化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提供了重要的思路。二是公民社会的兴起。各类社会组织及市场主体的蓬勃发展，为新公共管理理论发展和实践提供了基础。在公共事业产品由政府包揽向政府主导转变中，社会组织对于承担政府职能的转移起到重要作用。社会组织及市场主体逐步参与到传统公共服务的供给中，通过公共产品供给水平提升，被社会公众接受认可，从而为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提供观念支持。三是公共产品的社会需求不断升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社会居民也对公共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望。建设完善健全的公共服务系统，是政府的基本职责，也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内涵是以转变政府职能为起点，引入市场机制，改变政府垄断公共服务供给的局面，扩大社会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渠道，以实现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和社会整体福利的目标。具体而言，在供给主体方面:构建以政府为主导，多元社会及市场主体共同参与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在运行机制方面，重视公共产品供给中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结合政府权力重构，认为应将市场机制引入公共产品供给中，将市场合约与外部管理相结合，以提升公共服务的效率与水平;在供给内容方面，公共服务供给内容和水平应以公民需求为导向，并根据公共服务内容进行供给模式的具体分类，以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达到社会整体福利最大化。新公共管理理论不仅在理论起源方面与公共信息服务的供给侧改革背景具有相似性，而且通过将公共理念与市场理念相融合，在重新界定公共部门职能边界的基础上，对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和效率进行研究，能够为公共信息服务模式的供给侧改革提供理论支持。2．新公共管理视角下公共信息服务模式供给侧改革方向。新公共管理视角能够从理论层面为公共信息服务供给侧改革提供发展方向。就发展取向而言，应以提升社会整体福利为改革目标，以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为原则，转变政府职能定位，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在改革中坚持以公民为本的价值取向，关注社会发展和公民的现实需求，推动公共信息服务供给水平提高、质量提升、结构优化。具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供给主体改革方面，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公共产品可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纯公共产品应由公共部门供给，准公共产品应由公共部门与市场主体共同供给。而公共信息服务具有明显的准公共产品特性，多元化主体构成与各主体的职能定位改革是公共信息服务模式的改革方向。二是供给体系改革方面，以多元化供给主体的职能定位改革以及相互协作关系为基础，结合公共信息服务的内容特征，以差异化、精准化为方向，形成内容差异化导向下政府主导、多元化供给主体间协作的一主多元供给体系是未来改革的目标。三是内容渠道改革方面，应重视信息消费者的偏好及效用，关注需求侧结构的变动，通过需求侧与供给侧的协调衔接，优化公共信息服务的内容结构，并强化新技术在公共信息服务中的有效运用，以提升公共信息服务渠道的便捷性和高效性。

一、问题的提出

扶贫贵在“精准”，难在“精准”，“精准”是扶贫工作的价值核心和内在要求。“要坚持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区别不同情况，做到对症下药、精准滴灌、靶向治疗，不搞大水漫灌、走马观花、大而化之。”［1］自从2013年11月3日在湖南湘西考察时提出“精准扶贫”要求以来，学术界围绕着“精准扶贫”展开了理论探讨。大体上目前讨论的重点在精准扶贫的“过程”层面，侧重于“政治—过程”研究范式，即主要围绕着“谁来扶”(扶贫主体)、“帮扶谁”(扶贫对象)、“扶什么”(扶贫内容)、“怎么扶”(扶贫方式)维度展开。具体而言，在“谁来扶”(扶贫主体)问题上，学者认为应该将非政府主体也纳入扶贫视阈，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社区—农户五位一体的贫困治理模式［2］，运用社会资本理论构建政府、市场及社会多元协同扶贫机制［3］;在“帮扶谁”(扶贫对象)问题上，学者聚焦构建科学的精准扶贫瞄准方法，实现贫困县、贫困村、贫困户的精准识别———以发展水平的数量指标为标尺，实现贫困县的精准识别［4］，以“指标打分贫困村分类法”和“二元检索贫困村分类法”为手段实现贫困村的精准分类［5］，以Logistic模型为技术支撑准确预测贫困家庭［6］;在“扶什么”(扶贫内容)问题上，学者认为扶贫应该内含扶“智”与扶“志”，主张金融扶贫、产业扶贫与文化扶贫、教育扶贫协同推进，将“经济扶贫”与文化扶贫、教育扶贫相结合，构建以培育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文化“自组织”能力建设为中心的“文化扶贫”新机制［7］;在“怎么扶”(扶贫方式)问题上，学者认为应该完善体制机制，通过协商机制的建构优化扶贫运作环境［8］，构建农民主体、政府主导的政府、市场、社会、农民参与式扶贫机制［9］，发挥政府政策设计和执行监督功能，建立扶贫动态管理机制和绩效监督考核机制［10］，加大技术“供给”，运用大数据技术实现扶贫开发资源的高效整合，提高扶贫成效［11］，强化技术“支撑”，依托“社会工作”的技术靶向功能提升精准扶贫实效性［12］。尽管目前学者基于“政治—过程”研究范式对“精准扶贫”进行了深入探讨，但往往忽视“精准扶贫”的社会背景———乡村社会文化结构。由于扶贫是在特定的“乡村社会背景”中进行，扶贫过程无疑会受到“乡村社会背景”的结构性影响，同时扶贫过程的行为“输入”也会反作用于“乡村社会背景”。因此，乡村扶贫物质资源的供给，尤其是资源的“超额”供给(包含相对超额供给和绝对超额供给)必然会对乡村传统的文化、社会、政治结构产生脉冲影响。本文试图“解剖”政府向乡村“输入”扶贫物质资源“过载”问题，探究其负效应和生成逻辑，寻找产生原因，提出有效对策，为政府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指明方向和路径，同时也为“政治—过程”研究范式和“政治—结构”研究范式搭建连接桥梁。

二、乡村扶贫物质资源供给负溢出效应的内涵

“溢出效应(SpilloverEffect)”一词源于经济学，是指一个组织在进行某项活动时，不仅会产生活动所预期的效果，而且会对组织之外的人或社会产生的影响［13］。溢出效应有正向和负向之分，如果行为主体的活动结果既达到了自身预期的目的，又带来了周边其他主体收益的增加，则为正溢出效应，反之，则为负溢出效应。在现今不少地方的扶贫工作中，政府缺少对贫困乡村实际发展需求的理性分析和精确把握，盲目通过即时性的物质“输入”或“转移”来快速“解决”贫困问题，表面上可以大幅度地提高贫困户的生活水平，改变贫困落后面貌，但这种“输入”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输入”效果也值得怀疑。过多的物质资源“输入”会强化贫困户的“依赖心理”，促使“等、靠、要”思想进一步发酵，弱化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甚至导致越“扶”越贫，无法达到扶贫的预期目的。另外，高标准的扶贫供给也会形成不良的“逐利”导向，致使村民普遍陷入“理性算计”和“价值迷失”之中，加大乡村价值整合和乡村治理的难度，不利于乡村社会福利的增长。因此，某些地方政府在乡村扶贫过程中，过多的物质资源输入会产生外部负收益，降低扶贫效能，引起资源供给“负溢出效应”。

三、乡村扶贫物质资源供给负溢出效应的生成

乡村扶贫物质资源供给的“溢出”机理通过“村民价值理念—乡村人际关系—乡村治理”链条传导，并通过村民之间的负向互动得以强化。村民与乡村文化、乡村社会和乡村政治此时形成(双向)解构—建构关系，即村民间的“利己”心态和“短视”行为一方面解构着传统的乡村文化、社会和政治结构，另一方面又建构着“全新”的(虚无化的)乡村文化、(疏离化的)乡村社会和(碎片化的)乡村政治结构，并在此(话语)结构中重新确证自己的身份(原子个体)、利益(相对收益)和行为意义(机会谋利)，其逻辑结果是既降低了扶贫物质资源的使用效益和扶贫效能，又戕害了乡村传统的文化生态，肢解了乡村传统的人际纽带，摧毁了乡村治理秩序生成的可能，如图1和图2所示。第一，降低扶贫物质资源的使用效益。全方位无差别的扶贫物质资源“涌入”缺乏“精准性”，统筹不科学，供给种类单一化、资源同质化、配置粗放化，致使扶贫资源分配不均衡(形成“精英俘获”现实)、供给和需求不对接(形成扶贫供给侧结构性矛盾)，扶贫成本大幅度上升，扶贫边际收益逐渐下滑，扶贫预期目的难以达成。扶贫目标偏移、扶贫资源“廉价化”、扶贫效益低下化成为必然结果。第二，导致村民价值理念的内向化、虚无化。在扶贫资源“过度供给”的背景下，村民逐渐变得只关心自己的“私利”，关注于从扶贫中自己比其他村民多得还是少得(相对收益)，对“公利”和“公益”漠不关心。自我关注的重点由外转向内，关注的重心由公共事务转向私人事务。自我的“私利”边界无限扩张，被刺激的“物欲”开始挤占传统的价值空间，膨胀起来的消费主义消解着主体性价值，“他们不知道人为什么活着，不知道应该如何看待和追求人生的价值”。［14］公共行动参与意愿低、政治冷漠、困惑迷茫、对未来缺乏稳定的预期逐成为村民心理状态的真实写照。第三，加剧乡村人际关系的理性化、疏离化。超额的扶贫物质资源供给会强化村民“有利可图”的投机心理，刺激村民对扶贫资源“占有”与“争夺”，村民“等、靠、要”思想进一步发酵，短视的“机会谋利”行为成为“过度供给”背景下村民的理性选择。“在资源不断输送的利益链条中，权力寻租者、地方富人与灰黑社会势力、谋利型的机会主义农民等几个行动主体相赖相生，形成分利秩序。”［15］其行为结果无疑将肢解乡村传统的人情关系纽带和人际关系网络，血缘、地缘、荣誉和面子不再是人与人之间交往中的绝对价值标的，物质利益开始成为绝对的、甚至是唯一的价值尺度，人际交往的即时性、唯利性特征凸显，人际疏离感和不确定性大幅度增加。伴随着扶贫物质资源的不断“涌入”，村民间的利益逐渐分化和重组，进一步加剧了乡村内部阶层的分化与对立，导致了乡村社会利益“共谋”和利益“冲突”的现实。第四，导致乡村治理的高成本、碎片化。即时性的利益网络开始取代传统的乡村价值网络，基层权力的合法性需要与每个村民个体建构利益联结，基层权力运行的效力取决于是否合乎“原子化”的村民个体的“私利”。“伴随着传统乡村熟人社会行为逻辑的消解，乡村治理的支配规则正在由传统礼俗与规范向经济理性转变，乡村治理中各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也正在由想象共同体转变为利益共同体，最终导致乡村治理的内卷化。”［16］集体行动和公共事务的传统基础逐渐消解，村庄公共议程设置困难，关联度降低(议程设置碎片化)，民主协商、民主决策越来越因为彼此间的“派性”斗争而止步不前(治理主体碎片化)，民主化进程受阻，集体行动变得成本高企，乡村治理权威时刻面临着个体主义的严峻挑战(治理对象碎片化)。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变化，新经济常态形势下，供给侧改革应运而生。供给侧即满足国家生产发展、人民日常生活所需的各方面供给方面，国民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建立在市场需求和供给相对平衡的基础上。供给侧改革的战略思想由在2015年明确提出，近年来，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深入，对会计工作也产生了一些影响。为更好地促进供给侧实现改革，会计工作必须与时俱进，结合当下经济形势，利用现代科技，优化资本配置，加强财务管控，充分发挥会计职能。文章结合供给侧改革的基本内涵，针对会计的主要工作，探索供给侧改革对会计工作的影响。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会计工作；影响

近年来，我国的社会经济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相对前些年有了质的飞跃，但目前随着人口的继续增加，环境污染、资源紧张等问题也变得更加严重。为了促进国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国家提出了供给侧改革的战略方针。供给侧改革的目的是将各项经济结构实现最优化配置，科学合理地促进经济发展。供给侧改革的推行对企业会计工作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企业会计管理工作也相应处在改革的洪流中，很多企业在改革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企业要稳步发展，必须在这种新的经济形势下能够迅速调整好自身，通过自身会计管理的改革去适应新的环境。

一、供给侧改革的意义

供给侧改革主要通过调整国家经济结构，优化各经济要素配置，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最终达到提升国家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我国经济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很多弊端。整体经济下滑，形势紧张是我国目前经济的重要问题，其表象原因是供求不平衡，供大于求，实质上是供给无法及时满足市场需求，要转变这种看似不平衡的供求关系，还应当从供给方面着手，需要改变不合理的产业结构，优化各类资源配置，通过调整供给方面来提高生产效率，优化需求端，最终达到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目的。我国的政治背景和发展历史决定我国当下经济改革的形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改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里程碑，想要促进经济长远发展，就应当充分发挥市场作用，而不是仅仅依靠政府措施。很多行业都已经走向巅峰，在当前形势下如何能够使企业继续发展，如何实现更多盈利？供给侧改革正是通过一系列方法将企业发展现状进行扭转，促进企业转型升级，降低生产成本，减少库存，减少劳动力，优化经济结构。因此，供给侧改革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和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二、供给侧改革中会计工作发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