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学报范文10篇

摘要：公安高校是一个特殊的学生群体,公安院校学生将来从警的特殊性要求使警务化管理成为必然。严格的警务化管理能规范学生的言行、思想、身心，促使他们成才。

关键词：警务化管理；学生；个性发展

一、重视警务化管理与学生个性协调发展的必然性

1.1警务化管理的意义公安院校是为我国的人民警察培养后备人才的院校，作为武装性质的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各个公安院校一定要严格管理，严格监督，使整个人民警察队伍的能力得到明显提升。所以，在各个公安院校在进行日常的文化素质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的同时，还必须坚持“从严治警，从严治校”的方针，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建立一套系统的警务化管理制度。警务化管理对我国公安院校的长期发展，为我国培养合格的人民警察，提高我国人民警察的总体水平有重要意义。

1.2警务化管理是学生个性发展的前提警务化管理对于加强对公安院校学生警察意识的培养，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公安院校要培养适应时展的预备人民警察，因此他们从入校的那天起就受到警察理念，警察思想的熏陶，这样的环境下使学员更能够塑造出学员的警察意识，使他们更能够坚定自己人民警察的立场。实行警务化管理能够使学员始终保持优良的职业作风和保持严格的纪律性，经过长期的警务化管理，能够使学员在以后的工作中自主的保持自己的纪律性，形成了忠诚、坚毅、吃苦耐劳的警察品格。这是警察院校与其他普通院校在管理方面的最大的不同点。公安院校有其行业特点，所以在警察院校进行警务化管理的同时还要注重学员的个性发展，在警务化管理的前提下为学员提供足够的个性发展空间，为学员提供展示自己个性的平台。有时候，学员的个性发展违背了警务化管理的要求，这就需要学员的个性发展服从于院校的警务化管理，要让警务化管理去约束学员的个性发展，没有警务化管理的个性发展，就会使学员失去严明的纪律性，失去警务化管理的意义。

二、正确处理好学生个性发展与警务化管理的辩证关系

摘要：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借助信息网络技术的便捷，对不特定社会公众实施非接触式诈骗，简称“电诈”犯罪。“互联网+”背景下的电诈犯罪具有跨区域性、隐蔽性、手段多样性等特征。当下电诈犯罪治理困境主要有：立法设计缺陷导致电诈犯罪立案、管辖难；警力资源有限办案难；涉案财产损失挽回难；电诈犯罪成本低，打击治理难等。基于电诈犯罪治理现实困境，应转变传统治理观念，将治理重心置于前端预防并采取多元治理手段：完善立法解决争议；多部门协同合作有效共建共治；打击电诈亚文化，切断电诈犯罪源头。最终实现电诈犯罪的源头治理，达到“全民反诈”的高潮，让电诈犯罪无处遁形。

关键词：互联网+；电信网络诈骗；困境；治理

1引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利用互联网金融平台实施的电信诈骗越来越职业化、高科技化，甚至形成了相互合作的若干产业链，增加了打击的难度[1]。互联网1.0/2.0时期，依附于互联网的诈骗犯罪还具有较为明显的物理性，但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更新迭代，当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已不限于物理条件，呈现涉案人数众多、被害人众多、技术智能化、地域跨度较大等负面特点，治理效果差强人意。当下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仿佛成为了一百三十多年前犯罪学家加罗法洛所论述的那种“几乎没有危险，工作量最少，经济报酬优厚”的犯罪勾当。根据“互联网+”背景下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特点，也困于现实治理的窘境，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必须转变治理思路，将治理重心置于前端预防并采取多元治理手段：第一、完善立法解决电诈争议；第二、将以往的“打击为主”转变为“预防为主”，多个部门协调联动，实现电诈预防共建共治制度；第三、打击电诈亚文化，重点预防，三管齐下，从而达到全民反诈的高潮态势来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2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发展现状

根据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发布的《中国电信网络诈骗分析报告》中的得出：仅在2015年此一年，电信网络诈骗涉案人员将近60万，经济损失高达222亿元。2017年之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发生率有所缓和，同比下降了6.1%，造成群众财产损失也有所下降，群众财产损失为120.1亿元，同比下降29.1%。虽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发生率较于2015年的峰值点有所下降，但涉案财产金额仍然触目惊心，多发态势依然严峻。2015年6月，我国建立了以公安部为主的，包括23个部门及单位参与的“国务院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2]。诚然，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对于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但因电诈犯罪不再局限于物理条件，具有高度的智能化、技术化、隐蔽化、多样化等特性，当下的治理措施要想根治电诈犯罪却有些捉襟见肘。应对新型网络犯罪常态化，最合理的措施必然是要将网络犯罪治理前置到犯罪前端，减少犯罪的发生[3]。通过转变电诈犯罪治理思路，将治理重心置于前端预防并采取多元治理手段，将以往的“打击为主”转变为“预防为主”，且针对我国实际国情及电诈犯罪特点“扬长避短”，由“一元打击”转变为“多元共治”，从犯罪根源着手，打烂电诈犯罪滋生温床。

摘要：教材建设是学科建设的重要体现之一，是稳定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实现高等院校人才培养任务的重要保证。目前治安管理学科教材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在某些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具体表现在治安教材建设总体构架缺陷明显、教材层次区分度不够、对很多现实问题研究不够、教材内容交叉重复现象。可以通过分类编写教材、分层次编写教材、加强案例教材建设和创建一体化教材模式，来加强我国治安管理学科教材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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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材建设；治安学；问题；对策

Abstract：Teachingmaterialdevelopmentisoneoftheimportantaspectsofcoursesconstructing,basingonitsstableteachingorder,increaseteachingquantity,guaranteethetalentedpersoncultureassignment.Thecurrentpublicorderadministercourseteachingmaterialdevelopmentsveryfast,buttherearesomelacksstill:thetotalframedisfigurement,notenoughtotheteachingmateriallevelofstructuredistinctiondegree,notenoughtotherealisticproblemsresearch,intersectandrepetitiontotheteachingmaterialcontents.Wecanintensifythepublicorderadministercourseteachingmaterialthroughmanyways:classifyingtheteachingmaterial,delaminatingtheteachingmaterial,enhancingthecaseteachingmaterialdevelopmentsandcreatingtheintegralteachingmaterialmode.

Keywords：Teachingmaterialdevelopment;Thepublicordersubject;Problem;Strategy

教材建设是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像治安学这种新兴的学科来说，其意义更为重大。本文从治安学出版的教材入手，加以系统归纳和评述，以期比较全面地反映治安学科教材的出版现状，希望就此抛砖引玉，以推进治安学科整体的完善和发展。

摘要：公安院校的法学教育是公安职业与法学教育相结合而形成的特殊的法学教育，对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推进有重要意义。文章分析了公安院校法学教育的现状，从人才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师知识结构等方面提出完善路径。

关键词：全面依法治国；公安院校；法学教育

人民警察作为国家重要的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力量，其执法质量和能力水平直接关系到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实施。作为公安后备人才的培养阵地，公安院校以高水平的法学教育为法治公安建设提供战斗力。

一、公安院校法学教育的重要意义

思想政治教育与法学教育是一种有机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侧重的是对人的意识的引导，而法学教育所侧重的是对人的法律意识和法律思维的塑造。从作用的效果上来看，法学教育更能深化公民法治意识，约束公民的行为，保障社会的良性运转［2］。从作用机制方面来分析，只有思想政治教育得到良好实现后才能保障法学教育顺利进行。但是，法学教育并不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简单延续，实际上当一种行为方式仅仅靠思想政治教育无法有效实现时，人们就会考虑采用法治的方式加以弥补，强化思想政治教育。

二、公安院校法学教育的现状

一、测谎由来

所谓测谎，就是对谎言的鉴别活动。“测谎”一词，是由“测谎仪”(LieDetector)而来；“测谎仪”的原文是Polygraph，直译为“多项记录仪”，是一种记录多项生理反应的仪器，可以在犯罪调查中用来协助侦讯，以了解受询问的嫌疑人的心理状况，从而判断其是否涉及刑案。由于真正的犯罪嫌疑人此时大都会否认涉案而说谎，故俗称为“测谎”。准确地讲，“测谎”不是测“谎言”本身，而是测心理所受刺激引起的生理参量的变化。因此，解释“测谎”或

“测谎技术”，我们认为其科学称谓应是心理测试技术。

二、测谎仪如何进行测谎

（一）测谎的三大前提

1.被测人必须自愿接受测试，除非涉及刑事案件，任何人不能强迫他人接受测谎，否则，即构成对人身权的侵犯；

学术期刊(以下简称“期刊冶)在促进科学知识的创新、科技成果的转化以及社会科技的进步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一定时间内某期刊所出版的学术论文对后续某段时间内相关领域知识创新的促进能力被称之为期刊影响力[1]。期刊排序分区是衡量期刊影响力的重要指标,通常由某种或某些文献计量学指标(又称“期刊表征因素冶)来度量,对总体评估期刊的学术质量、宏观考量期刊的办刊定位与出版策略、学术绩效短期评价、图书机构期刊采购等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意义。特别地,从科研管理实践来看,期刊排序分区是对于以数量胜质量、赚取奖金和应付考核投机行为的低成本有效对策[2]。最常见的期刊影响力度量指标是影响因子。普遍认为,影响因子越大,期刊影响力就越大。因此,期刊排序分区方法通常与影响因子有关。例如,适用于SCI英文期刊的排序分区方法主要包括:科睿唯安公司的期刊引用报告分区方法(简称“JCR分区冶)[3]和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分区方法(简称“中科院分区冶)[4]。在JCR分区方法中,将某一个学科的所有期刊都按照上一年的影响因子降序排列后,依据学科内期刊总数目,平均将这些期刊分为4个区,每个所占期刊数目比例为25%。在中科院分区方法中,采用期刊的前3年影响因子均值进行降序排位,然后将这些期刊以固定但非平均的方式划分为四个区,期刊的区分位分别是5%,6%~20%,21%~50%,51%~100%。然而,随着各个学科知识创新日渐加速、跨学科研究日趋普遍、文献出版方式日呈多样化,仅仅使用影响因子来进行期刊分区存在一定的缺陷。研究工作者试图开发一个更为合理的期刊影响力度量指标,探索可以较为全面反映学术期刊质量和影响力的新型期刊分区方法。在影响因子基础上,人们已经研究了多种新的指数,如h指数[5,6]、及其改进g指数[7]、特征因子[8-9]、f(x)指数[10]、PR8指数[11]以及学术期刊影响力指数(AcademicJournalCloutIndex,CI)[12]等。特别地,中国科学文献评价研究中心的期刊影响力指数CI,目前已经成为了国内中文期刊文献分区的重要依据。该指标是一种依赖于将“总被引频次冶和“影响因子冶的非线性综合指标[12]。CI分区方法首先将期刊的CI值作为排序度量值对特定学科的所有期刊进行降序排位,然后采用与JCR分区相似的方式,依据某个学科内所有期刊的数量来平均分割成四个分区。尽管影响因子是衡量期刊影响力的重要指标,但是期刊影响力是多个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结果,其影响因素指标体系是由一系列具有内在关联的评价指标所构成[13]。显然,综合各种指标的期刊影响力评价方法能够从多个层面反映出期刊影响力的真实水平。然而,当前分区方法没有反映出其它多种期刊因素(如即年指标、半衰期、互引指数等)。近年来,不少研究趋向于利用采用相关系数[14]、线性回归[15]、因子分析[16-17]等线性分析方法综合多种期刊表征因素,进行期刊影响力综合评价并排序。尽管文献[14]中同时也使用TOPSIS来捕获期刊表征因素之间非线性关系,但仅限于因素之间的二次关系。总的来说,当前方法难以捕获多个期刊表征因素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而且难以描述特定学科内期刊的全局和局部关系。另外,诸多期刊因素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关系会干扰期刊影响力评价。因此,针对目前的分区方法不足,本文利用相关系数矩阵和方差膨胀因子挑选高独立性的若干重要期刊表征因素,并利用深度自编码器的高维非线性刻画能力,综合集成这些因素,从而生成一种新的期刊排序度量指标并基于此进行期刊分区。

1方法

1.1实证数据选取与预处理。本文数据来源于2017年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人文社会科学)[12],总共选择“图书馆学;情报学冶(以下简称“图情冶)、“法律冶和“体育冶三个学科中的学术期刊为实证研究样本,其中“图情冶学科包含43种期刊,“法律冶学科包含94种期刊,“体育冶包含41种期刊。每一种期刊包含学术期刊影响力指数(AcademicJournalCloutIndex,简称CI)和期刊分区(Q),以及35项学术期刊计量指标或表征因素(简称“因素冶)。例如,复合类指标、综合类指标、人文社科影响因子指标、出版指标、引证指标、网络传播指标等。因为少量期刊缺失个别因素的数据,需要对数据进行筛选。本文采用如下筛选方案:(1)剔除存在较多缺失因素数据的期刊:“图情冶期刊中的英文期刊《JournalofDataandInformationScience》,“法律冶期刊中的《中国法律评论》、《交大法学》、《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国际法研究》、《医学与法学》、《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河南警察学院学报》、《中国律师》、《新疆警察学院学报》、《广州市公安管理干部学院学报》、《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中国刑警学院学报》,“体育冶期刊中的英文期刊《JournalofSportandHealthScience》和《当代体育科技》;(2)存在缺失单个因素数据的期刊,采用该学科内其它期刊该因素值的平均值作为其估计值,如《情报学报》的“web即年下载率冶;(3)用边界值代替非确切数值,如“>20冶的数值均以“20冶替代;(4)删除不必要的冗余因素和分区无关因素,如“影响因子排序冶是与“影响因子冶的冗余,“研究层次冶是与分区无关的因素。最终选用42种“图情冶期刊,82种“法律冶期刊和39种“体育冶期刊为研究对象,每一种期刊均包含33个因素,如表1所示。根据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的方法,这些因素分为三组,分别是:“上年期刊主要影响因子冶,“其它各类计量指标冶和“人文社科类影响因子、被引频次及可被引文献量冶,详细信息如表1所示。因为所有期刊影响力因素的取值范围差异很大,比如“复合总被引冶的数值量级可达上万,而“复合影响因子冶的数值量级只有10左右,所以本文采用数据标准化来减少计算误差。标准化的定义为:z(i)=x(i)-滋(i)滓(i)(1)其中为x(i)为期刊x的第i个因素的原始数值,滋(i)和滓(i)分别为数据中所有期刊的该因素的均值和标准差,z(i)为标准化之后该因素的数值。1.2深度自编码器。深度自编码器(以下简称自编码器)作为深度学习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无监督的深度神经网络[18]。它不仅能够表达高维非线性变量关系,而且能够将其压缩为低维关系,从而为衡量期刊的排序分区提供一个可视化的表达和分析。在实际应用当中,自编码器具有重建过程简单、可堆叠多层等优点,通常由输入层、编码解码隐含层和输出层组成。其中,输入层和输出层维度(神经元数目)相等,输入层和隐含层之间构成编码器,输入信号x沂Rd通过编码过程在编码隐含层产生含数据特征的激励a沂Rm,解码隐含层和输出层之间构成解码器,a通过解码过程得到重构信号y沂Rd,解码是编码的逆向运算。在本文中,x代表期刊,用d个期刊因素表示,y表示重构之后的期刊。自编码器的训练目标是使原始输入y抑x,从而捕获数据中最重要的信息。如图1所示,本文采用L层自编码器,其过程可用如下公式表示:输入层-编码隐含层:a(1)=f(Wx+b)(2)编码隐含层:a(i+1)=f(W(i)a(i)+b(i)),i=1,…,L(3)其中,W和b分别为各层的权值矩阵和偏置项,L为编码隐含层的数目,f(誗)为激活函数,本文中采用sigmoid函数,其定义为f(z)=11+e-z,值域为[0,1]。在本文的自编码器实现中,输入层包含神经元数目对应于期刊因素的数目。同时,也设计了包含不同隐层数目的自编码器构架,用来调查特定学科内期刊的全局和局部关系以及期刊排序分区。在可视化当中,最后一个编码隐含层的神经元输出值分别作为期刊的坐标值。该值又称为隐空间主元值,简称隐元值。

2实证分析

2.1期刊因素分析与选择。尽管期刊拥有多达33个因素,然而有的因素与其它因素密切相关,相互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导致因素之间存在共线性问题。比如在2017年的“图情冶期刊中,第2个因素“复合影响因子冶与第3个因素“复合他引影响因子冶之间的相关性高达0.9969,它与第4个“复合5年影响因子冶之间的相关性为0.9768。再如,第11个因素“可被引文献量冶与第33个因素“可被引文献量2016冶的相关系数等于1,其中的原因在于数据来源于2017年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所以这两个因素包含相同的数据。指导期刊发展的首要任务是明确重要的因素、并剔除冗余的因素。以“图情冶期刊为例,我们首先计算了方差膨胀因子(简称VIF)。结果表明,“可被引文献比冶(15.279)、“基金论文比冶(22.645)、“平均引文数冶(24.273)、“引用半衰期冶(20.735)和“被引半衰期冶(15.520)这五个因素的VIF在15和25之间,存在较严重的共线性现象,括号中数值为对应的VIF值;更为严重的是,其它因素的VIF远大于25,甚至高达10的7次方,存在极度共线性现象。由此可见,“图情冶期刊的因素之间存在非常严重的多重共线性现象。其次,按照表1里面的因素编号顺序,我们计算了建立因素之间的两两相关系数矩阵,从而挑选共线性程度较低的期刊因素。因为我们不关注相关性的正负,而是关注相关性的大小,所以相关系数矩阵包含的是相关系数的绝对值。为了进一步分析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我们应用非负矩阵分解算法对该矩阵实施聚类。经观察发现,这些因素可以形成4个聚类。其中,第1个聚类包含11个因素,包括10种综合类、复合类以及社科统计源期刊引用的影响因子和即年指标、以及“web即年下载率冶,其内部的平均相关系数高达0.935。第2个聚类包含10个因素,包括8种复合类、综合类总被引和各种统计源引用、“被引期刊数冶和“总下载量(万次)冶,其内部的平均相关系数为0.841。第3个聚类包含7个因素,包括4种可被引文献量、2种半衰期和“引用期刊数冶,其内部的平均相关系数为0.545。第4个聚类包含5个因素,分别是“可被引文献比冶、“基金论文比冶、“平均引文数冶、“他引总引比冶、“互引指数冶,其内部的平均相关系数较低,仅为0.229。图2(a)显示了因素相关系数图,其中节点表示期刊因素,连边表示因素之间的相关系数,粗连边表示高相关性,细连边表示低相关性;为了突显聚类,因素聚类用虚线框和对应的序号进行标定。最后,针对相关系数很高的聚类,只选择其中第一个因素作为该聚类的代表因素。对于相关系数较低的聚类,选择全部的因素。总共获得了8个因素,包括“复合总被引冶、“复合影响因子冶、“可被引文献量冶、“可被引文献比冶、“基金论文比冶、“平均引文数冶、“他引总引比冶和“互引指数冶。在重新计算它们的VIF之后,我们发现由于“可被引文献量冶的VIF值(4.314)相对其它的因素而言数值较大,而且与其他因素的相关性超过了0.600,因此为了降低共线性程度进一步剔除了该因素。最终采用其它7个因素进行期刊影响力分析。如图2(b)所示,这些因素的VIF值均小于2.500,平均VIF值为1.693,“基金论文比冶具有最大的VIF值2.207。同时,我们也统计了它们之间的相关系数。如图2(c)表示,其相关性绝对值总体较低,平均相关系数仅为0.250;最大的相关性发生在“基金论文比冶因素,它分别与“平均引文数冶和“复合影响因子冶之间的相关系数值为0.557和0.520;最小的相关性发生在“复合影响因子冶和“他引总引比冶之间,两者几乎完全独立。这些结果表明,所选因素之间具有很低的共线性程度,可以用来进行下一步的期刊排序,从而可以用来指导期刊发展和提高期刊影响力。2.2基于深度自编码器的期刊排序。在实证分析中,根据隐层数目与神经元数目,设计了不同构架的自编码器,以将上一节选出的期刊因素拼接在一起作为自编码器的输入。采用了四种不同层数的自编码器构架,其隐层数目分别为1,2,3,4,并分别调查了每一种构架对应的隐层神经元数目。通常隐层数目在3及以上的自编码器被称为深度自编码器。为了描述方便,这里采用{A,B,C,D}的格式来表示自编码器构架,其中字母数目表示层数,字母本身表示该层的神经元数目。以“图情冶期刊为例,我们设计了渐进式的构架设计策略,即先调查隐层数目为1时对应的神经元数目,然后在此基础上调查隐层数目为2时对应的神经元数目,以此类推,直至确定最后一个自编码器构架中的神经元数目。具体过程如下:(1)当采用一个隐层{L}的时候,我们分别调查了L分别等于2~10、15、20、30、40、50和60条件下自编码器的隐空间输出结果。由于CI是目前最好的期刊影响力度量指标之一,我们计算了第一个隐元与CI的相关系数,并期望第一隐元能够正向衡量期刊影响力,所以选择这个相关系数为正且数值最大时对应的神经元数目作为该隐层的最佳神经元数目。我们发现,L=3对应最好结果。同时,该值也可为多个期刊的影响力分布提供了一种可视化手段。因此我们选择3作为自编码器{L}的隐层神经元数目,同时也是自编码器{L,3}中第二个隐层的神经元数目。(2)当自编码器采用{L,3}构架时,我们分别调查了L在同样条件下自编码器的隐空间输出结果。通过与上一步类似的方法,确立隐层神经元数目L=5。(3)当自编码器采用{L,5,3}构架时,确立隐层神经元数目L=50。(4)当自编码器采用{L,50,5,3}构架时,确定隐层神经元数目L=30。虽然可以继续增加层数时,但是采用更多隐层构架的自编码所产生的隐元数值却越来越小,趋向于过拟合。最终,我们最多只考虑采用四层的深度自编码器构架。此外,尽管最终获得了三个维度的隐变量,但结果表明只取前两个隐元来显示期刊分布就足够了。图3(a)、(b)、(c)、(d)分别显示了“图情冶期刊由四种自编码器生成的隐空间分布。为了方便可视化,使用CI分区作为期刊的标记,其中圆点、方块、三角和浅蓝菱形分布表示1、2、3、4区期刊。由四个不同构架自编码器生成的期刊分布结果如下:(1)当采用第1个自编码构架时:对比CI分区结果,第一个隐元与CI值的Spearman相关系数等于0.7582。其中,CI值排名前三的1区期刊《中国图书馆学报》、《图书情报工作》、《情报杂志》与其它1区期刊相对分散;有两个1区期刊《大学图书馆学报》《图书馆论坛》与2区期刊靠近;大多数2区期刊与1区期刊邻近,但《医学信息学杂志》远离其它2区期刊;隶属于3区的期刊与4区期刊和2区期刊均呈现较大重叠混杂。(2)当采用第2个自编码构架时:第一个隐元与CI值的Spearman相关系数等于0.8028。期刊分布更加突显了1区期刊与其它期刊的不同,大部分1区期刊保持与其它期刊分离的状态;两个2区期刊《情报学报》和《现代图书情报技术》靠近1区期刊;此外,在2区期刊当中,除了《医学信息学杂志》之外,《现代情报》也略远离其它同分区期刊;4区期刊《图书情报导刊》远离其它的同分区期刊。(3)当采用第3个自编码构架时:期刊的分布范围进一步缩小,期刊分区边界初步显现,呈现出与第一个隐元相关的趋势,其与CI值的spearman相关系数为0.826;CI值排名第一和第二的1区期刊《中国图书馆学报》《图书情报工作》突显出了与其它期刊不同,而其他两个2区期刊《情报学报》和《现代图书情报技术》呈现靠近1区期刊的趋势,分别与《情报杂志》、《情报理论与实践》和《情报科学》相近。(4)当使用第4个自编码构架时,所有期刊被映射成一条近似单调直线,能够使用第一个隐元对期刊进行排序和分区,其中第一个隐元与CI值的Spearman相关系数为0.8503;1区期刊可分为三组,第一组包括《中国图书馆学报》和《图书情报工作》;第二组包括《情报杂志》《情报理论与实践》《情报资料工作》《情报科学》《图书情报知识》《图书与情报》,但是2区期刊《情报学报》和《现代图书情报技术》位于其中;第三组包括《大学图书馆学报》《图书馆论坛》,但是它们与其他分区的期刊混杂在一起。此外,其它分区期刊存在不同程度的混杂重叠。总的来说,自编码器能够一个以非线性方式综合了多个高独立性期刊因素的期刊排序度量,其第一个隐元可以用来作为期刊排序度量值(排序得分)。另外,也应用深度自编码器在“法律冶期刊和“体育冶期刊。由于篇幅限制,只选用了采用一个隐层和四个隐层这两种自编码器构架的期刊排序结果,如图4所示。期刊排序结果表明,这两大类期刊表现为与“图情冶期刊相似的规律。当采用一个隐层时,期刊较为分散,第一个隐元与CI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748和0.501,但是该构架利于发现离群期刊,如“法律冶期刊里面的《法制与社会》和《武汉公安干部学院学报》,“体育冶期刊中的《冰雪运动》。当采用四个隐层时,期刊分布呈现规律性,第一个隐元与CI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796和0.838。再次说明,第一个隐元可以用来作为分区得分。2.3分区方法对比。现有分区方法均根据期刊顺序和数量来实施,可分为基于平均划分的方法和基于固定非平均划分的方法。前者的代表方法包括JCR分区方法和CI分区方法,后者的代表方法有中科院分区。基于现有的划分策略,本节对应地设计了深度学习平均分区方法(简称DL平均分区)和深度学习非平均方法(简称DL非平均分区),并以“图情冶期刊为例进行对比分析。JCR分区和中科院分区分别使用影响因子作为期刊排序度量,而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简称“年报冶)提供的两大类影响因子:复合类和综合类。为了实施后续的期刊分区方法对比,首先调查了复合类影响因子与综合类影响因子在JCR分区和中科院分区中的差异。对比结果表明,两者无论是对于JCR分区还是对于中科院分区而言,结果非常接近,在42个“图情冶期刊中只有2个期刊的分区不同。因此,在后续的分区方法对比当中,只采用“复合影响因子冶(简称“影响因子冶)来分析JCR分区和中科院分区结果。对应于期刊分区策略,分区方法对比分为两个部分。首先,以CI分区为基准,对比了采用平均划分的JCR分区方法和DL平均分区方法。主要对比结果如下:(1)在CI的1区期刊列表中,JCR分区将《情报科学》和《图书馆论坛》分为2区,DL平均分区将《大学图书馆学报》和《图书馆论坛》分为2区;(2)在CI的2区期刊列表中,JCR分区将《图书馆杂志》《国家图书馆学刊》分为1区,将《图书馆理论与实践》和《医学信息学杂志》为3区;DL平均分区将《情报学报》和《现代图书情报技术》分为1区,将《图书馆杂志》、《图书馆工作与研究》和《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为3区;(3)在CI的3区期刊列表中,JCR分区和DL平均分区同时将《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分为2区、将《农业图书情报学刊》和《农业网络信息》分为4区;此外,JCR分区将《文献》为4区,而DL平均分区却将其分为2区,将《图书馆学刊》和《四川图书馆学报》分为4区;(4)在CI的4区期刊列表中,JCR分区将《大学图书情报学刊》《图书馆界》为3区,DL平均分区将《古籍整理研究学刊》《图书馆界》《数字图书馆论坛》《中国典籍与文化》分为3区。其次,以采用非平均划分的中科院分区为基准,对照CI值和CI分区,设计了一个CI非平均分区,并对比了DL非平均分区。主要对比结果如下:(1)中科院分区的两个1区期刊中,CI和DL非平均分区将《大学图书馆学报》分别分为2区和3区;(2)在中科院分区的六个2区期刊中,CI和DL非平均分区都将《图书情报工作》分为1区,将《情报杂志》分为2区;前者将《情报资料工作》《现代图书情报技术》分为3区;后者将《图书情报知识》《图书与情报》分为3区;(3)在中科院分区的十三个3区期刊中,CI和DL非平均分区都将《情报理论与实践》《情报科学》分为2区;前者将《信息资源管理学报》分为4区;后者将《情报学报》分为2区,将《图书馆杂志》《图书馆工作与研究》分为4区;(4)在中科院分区的二十一个4区期刊中,CI非平均分区将《图书馆理论与实践》分为3区,DL非平均分区将《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和《文献》分为3区。综上所述,在给定平均划分条件下,三种分区方法在1区和4区的分区结果差异不大;在给定非平均划分条件下,由于非平均划分条件下1区和2区期刊数目较小,三种分区方法的结果差异稍大;少量期刊主要表现为分区差值临近,没有出现跨越一个及以上分区的差异情况;此外,《中国图书馆学报》在所有分区结果中均排名第一。详细对比结果如表2和表3所示。

3结论

[论文关键词]和谐社会;农村;平安建设

[论文内容提要]农村土地､债务､基层民主制度建设､治安环境是当前农村社会矛盾的主要表现｡在分析原因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只有加强农村平安建设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农村治安综合治理基层组织建设､加强农村和谐文化建设､切实抓好农村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加强和改进信访工作,才能化解农村各类矛盾纠纷,减少不和谐､不稳定因素,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开展农村平安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内容｡保持农村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相互协调,使农村安定有序､充满活力,使农民群众安居乐业､和睦相处,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笔者从当前社会矛盾的主要表现出发,在分析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以期抛砖引玉｡

一､当前农村社会矛盾的主要表现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治安保持持续稳定,农民群众的安全感不断增强｡但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农村社会治安也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少数农村地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治安问题还比较突出,群众反映还比较强烈,农村社会稳定的形势依然严峻｡当前农村社会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五大方面:

(一)土地问题成为农村矛盾的重点

摘要：民法是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基本法律，在深层次上影响着公安执法工作。在民法制典的背景之下，公安院校应当改变长期以来对民法教学的忽视，确立民法在公安教育的重要地位，采用与时俱进的教学模式和方法手段，实现符合公安实践需要的有效民法教学。

关键词：公安院校；民法；教学

民法是至为基本的法律，其核心是保护人民群众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过往已经明证，唯有建立健全的民事法律制度，才能更好地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的民法建设历经波折，终于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民法总则，为形成民法典树立起统领性的原则和理念。民法建设极大地影响着我国法治社会的进程，亦势在必然地推动民法教育的进步发展。面对民法制典的重大时刻，公安院校应当藉此反思自身民法教学的得失，重构符合公安实践需要的民法教学，培养警校学生成为具有民法精神、能够严格依法行政和热情服务民众的人民警察。

一、公安院校民法教学的现状反思

公安院校以培养符合公安工作需要的应用型人才为根本目标。公安机关基本的工作内容是刑事执法和行政执法。因此，公安院校的学科建设总是围绕着培养侦查破案的刑警、管理治安秩序的治安警、管理交通秩序的交通警等的职业能力，法律教学亦是着力于相应的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作为直接执法依据的刑事或行政法律。由于公安执法并不直接适用民法，民法往往被许多公安院校视为法律教学可有可无的部分。这样的观念导致公安院校多以简单的实用主义角度选择法律教学内容，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为必修课，在法学体系中极其重要的民法被边缘化，在教学安排上表现为民法设定为选修课，课时量少、内容浅易和资源匮乏。以几所公安本科院校为例，江西警院侦查学专业不开设民法课，治安学专业开设48个学时的民法；吉林警院仅开设20个学时的民法；辽宁警院和铁道警院开设32个学时的民法；河南警院认为民法是政法干警招录体制改革的考试科目，课程的开设应从有利于学生就业的角度考虑，而加大民法的课时比例，开设102个学时的民法。[1]与此相应，公安院校学生难免不受此影响，由于课程的单薄而不重视民法，缺乏民法学习的热情和积极性。民法长期以来被相当一部分公安院校忽视的教学现状必须予以改变。公安院校以培养警务人才为己任，当然不能以工具运用的角度定位教学，而必须围绕公正执法的警魂塑造。如果公安教育过于强调公安机关的管理职能，其结果可能导致观念上忽视公民权利对警察权力的约束。如果公安院校的法律教学完全拘泥于现实考虑，势必无益于培养具有法治信仰的执法者。法律教育决不能走急功近利的老路，应脚踏实地地将法治理念、法律思想贯穿到法律教育的始终。[2]作为执法者，人民警察当然需要掌握作为执法依据的刑事法律和行政法律，更应当理解此类执法依据背后的法治精神。民法之所以被称为“万法之母”，是因为现代法律根植于民法深厚的土壤，民法理念深刻地影响着诸多法律并确立私权边界而阻却公权侵扰。民法在深层价值上决定着行政执法的合法性，与公安机关法定职责在根本上紧密关联。公安执法活动的最终目标是代表国家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权利，其职责是保护公民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3]公安机关履行其职责直接或间接涉及广泛的民法领域，掌握民法的规范内容和精神实质，有助于人民警察以法治思维实施执法活动，更准确地运用刑法、行政法的具体规定，实现维护社会正义的法定使命。公安院校的民法教学亟待加强，但自身的不足亦要正视并改观。当前民法教学最大的问题就是受传统教育“学科本位，知识本位，课堂本位”观念的影响，存在着重学科完整轻现实需求、重知识灌输轻能力培养、重课堂教学轻现场实践的弊端。公安教育由于其行业特性，必须始终保持与公安实务的密切联系，注重公安工作实际需要，有针对性地对学生的警察职业能力进行培养。然而，当前公安院校的民法教学从教学内容到教学方式注重的依然是学科体系的完整性，侧重于民法基础理论知识的传授，以课堂讲授为根本授课方式。在教学过程中，很多公安院校会尽量开展案例讨论、直至辅以模拟法庭，相关案例情节往往选用社会事件，虽然对加深学生的知识理解起到一定作用，但由其缺乏公安行业的针对性而使学生无法通过这样的学习过程形成民法理论知识与公安实战工作的关联，导致学生的实践能力与所要从事的公安工作脱节。因此，公安院校的民法教学从理念到手段都应当深刻反思，以脱胎换骨的方式迎接民法典新时期的到来。

二、公安院校民法教学的观念重塑

摘要公安部日前作出部署,决定开展集中整治行动,坚决遏制执法过程中发生的涉案人员非正常死亡事件。接连发生的涉案人员因刑讯逼供非正常死亡事件,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禁绝刑讯逼供,是时代的呼唤,也是法制文明的要求,本文从刑讯逼供的危害、存在的原因出发进行分析,对遏制刑讯逼供中的问题及其对策进行粗略探讨。

关键词刑讯逼供危害遏制对策

5月13日上午,经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被宣告无罪释放的河南省柘城县老王集乡赵楼村村民赵作海收到赔偿义务机关代表——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宋海萍院长亲手交付的人民币65万元。至此,因“故意杀人罪”而冤狱11年的赵作海申请国家赔偿案终结。

从去年年初的“躲猫猫”开始,“喝开水死”、“摔跤死”、“做梦死”……接连发生的涉案人员因刑讯逼供非正常死亡事件,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使执法机关的公信力受损,成为社会的不和谐之音。

一、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原因

刑讯逼供不论对于个人还是社会,危害巨大,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屡禁不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

[论文关键词]和谐社会;农村;平安建设

[论文内容提要]农村土地､债务､基层民主制度建设､治安环境是当前农村社会矛盾的主要表现｡在分析原因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只有加强农村平安建设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农村治安综合治理基层组织建设､加强农村和谐文化建设､切实抓好农村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加强和改进信访工作,才能化解农村各类矛盾纠纷,减少不和谐､不稳定因素,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开展农村平安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内容｡保持农村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相互协调,使农村安定有序､充满活力,使农民群众安居乐业､和睦相处,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笔者从当前社会矛盾的主要表现出发,在分析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以期抛砖引玉｡

一､当前农村社会矛盾的主要表现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治安保持持续稳定,农民群众的安全感不断增强｡但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农村社会治安也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少数农村地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治安问题还比较突出,群众反映还比较强烈,农村社会稳定的形势依然严峻｡当前农村社会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五大方面:

(一)土地问题成为农村矛盾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