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性主义范文10篇

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沉重地打击了中国人，已经觉醒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关注日本。1896年6月15日，13名学生作为首批官方派遣的留学生抵达日本，此后，大批青年东渡日本，中国出现学习日语、翻译日文书籍的热潮。北京师范大学王向远教授指出“从二十世纪初直到1949年，中国共翻译出版外国文学理论的有关论文集、专著等约有一百一十种。其中，欧美部分约三十五种，俄苏部分约三十二种，日本部分约四十一种，日本文论接近百分之四十。”中国新文学史上三大类留学生群体（欧美、俄苏、日本）也以日本留学生的群体规模最大，人数最多。郭沫若曾指出“：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中国的新文艺是深受了日本的洗礼的。”在日本留学期间，中国作家接触到日本文学，并通过日本间接地学习西方的各种文艺思潮，日本作为“中介”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作家对西方文学的接受。鲁迅、周作人、郁达夫等人，就是借助日本了解西方丰富的文学资源，汲取日本文学的特殊养料。然而，日本并不是原封不动地将西方文学思潮和理论传递给中国的作家，日本在引进西方文学思潮与理论的时候就已经做出了选择，融入了本民族的特质，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新质。

西方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是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和发展而兴起和逐步得到发展的。它的发展可以分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个人主义，启蒙运动时期的个人主义和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的个义主义。“尼采的个人主义开创了现代西方个人主义的根本方向，确定了整个二十世纪至今西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基本原则。”尼采认为人和其他事物有着本质的不同，人的本质在于人的不确定性、未完成性、未定型性和无限可塑性，其个人主义最核心的部分是人的个性的突现问题，他把个人的个性、自我价值和内在精神等看得高于一切。西方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激起了日本理论家的强烈兴趣。“大正时代”的日本已经实现了“维新”的目标，这一时期，进行精神文化建设被视为人类生活的最高目标，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在理想主义的背景下重新得到发现。尼采、弗洛伊德、叔本华等西方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在日本文化界广受欢迎，德国的“狂飙文学”、自然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等各种现代文学思潮在日本文学界此起彼伏。日本文学家在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学思潮的洪流时保持了他们惯有的清醒的头脑，依然高度重视文学的审美价值，重视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特性，并根据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心理和民族个性，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各种现代文学思潮，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文学流派，其中包括唯美派、白桦派等。1910年4月，《白桦》杂志创刊，武者小路实笃、有岛武郎、志贺直哉等白桦派成员，通过文学创作来解析人性的善恶并希望以此引导个性健康发展。他们高举起理想主义的旗帜，呼吁个性的自由发展，在日本文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日本文学家用创作实践重新诠释了“个人”的价值和意义，使个性主义在途经日本的时候获得了更加丰富的内涵，从而推动了日本文学的发展。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学习日本文学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受到了其理论的影响，他们结合中国的现状，创造性地吸收了其思想中适合中国并对中国当时的社会有益的成分，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

中国个性主义文学思潮于二十世纪初开始涌动，与留学日本的中国新文化先驱们在日本受到个性主义思潮的熏陶有很大的关系。刘禾在《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一书中指出“个人主义这个概念早先被明治时代的日本知识分子创造出来，以翻译西方自由派和国族主义理论上的individualism的。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介绍到中国来后，这个词很快变成了中国有关自我话语领域的特定标志。”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最先认识到个性主义思潮对重塑日本国民精神的重要作用。他提出“故今日欲言独立，当先言个人之独立，乃能言全体之独立。”梁启超已经认识到若要使国家强盛，必须让所有的个人获得人格上的独立，将“新民”看作中国社会的当务之急。梁启超对于个性问题的高度重视，为中国个性主义思潮的发展开了先河。在《新民说》一文中，他进一步阐释了“自由”、“自尊”、“自爱”等问题，论述了个人自尊与国家自尊的关系。在梁启超的积极努力下个性主义思潮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五四时期个性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大规模展开。新文学先驱们高举反封建的大旗，宣扬个性主义，追求个性解放。陈独秀、、胡适等以《新青年》为阵地，以高昂的热情宣传个性主义。《新青年》最初的六位编辑中，除胡适留美外，陈独秀、、高一涵、钱玄同、沈尹默等五人均留学日本。日本的个性主义文学思潮对中国五四时期的个性主义文学思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新文学的先驱们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日本的理论主张，在学习和接受的过程中又增加了自己的新发现。“新文化启蒙运动的终极目标，实际上还是对人的解放。而对人的解放，则与个性的解放和个人的自由、幸福意识的塑造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对个性解放与个人自由的追求，没有对个人幸福的需要和满足，‘五四’恐怕也会成为‘空中楼阁’”因此，可以说“五四文学”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看成是个性主义的文学。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论及时说：“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我若无何有乎君，道之不适于我者还算什么道，父母是我的父母；若没有我，则社会，国家，宗族等那里会有？”在这里“我”成为中心，成为一切的基础，没有“我”便没有其他一切。郁达夫在《艺文私见》中同样强调文学的个体认知。他所说的“个性”特别强调Individuality，即个人性，与传统观念所强调的站在世界的立场上去审视自我不同，他在这里所要求的是以自我为中心去审视世界，体现了“个性解放”时代精神趋向。作为现代文学史具有极大影响力的创造社提倡“自我表现”，把新文学创作的中心转入对个体的真实表现。郭沫若在《生命底文学》一文中提到：“生命底文学是必真、必善、必美的文学：纯是自主自律底必然的表示故真，永为人类底Energy底源泉故善，自见光明，谐乐，感激，温暖故美。真善美是生命底文学所必具之二次性。”在中国的个性主义文学思潮的形成和发展中，周作人和鲁迅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都曾留学日本，均受到日本个性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并积极主动地对其进行了创造性地吸收。

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指出“：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让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人的文学”成为五四文学的核心概念，成为个性主义文学思潮的理论纲领，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鲁迅最初留学日本是寄希望于用科学拯救中国，在日本新思潮的影响下他意识到科技的进步是无法医治愚弱的国民的，“改造国民性”才是救国的根本。他在日本发表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一系列文章，都宣扬个性主义。”鲁迅留日期间，正值日本“尼采热”的高峰。鲁迅非常推崇尼采，把他视为鼓吹个性解放的典范。鲁迅和当时的日本文学界一样，把尼采视为与西欧近代文明相对立的“文明批评家”，并且根据尼采的思想归纳出诸如“严于自省，倨傲坚强”等理想人类的性格。鲁迅认为文学可以发现人性的光芒，能够让真的猛士自由地发出内心的“呐喊”，并且他相信文学艺术和科学、国家并不对立。“鲁迅则通过尼采，找到了东方所没有的、代表着近代西方精神特征的‘个人主义’，在其中看见了‘真的人’。”从深层上说，鲁迅正是由于认识到了国家的贫弱源于国民人性的愚钝，提出通过改造国民的劣根性来引起疗救的希望。既然鲁迅已经认识到需要用文学来改造愚昧麻木的国民，他所需的是有强有力的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导，而白桦派所宣扬的改良人性的主张恰恰契合了当时鲁迅的思想和中国现代社会的实际状况，它如黑暗中的一线光明，让鲁迅在强烈的共鸣中看到了希望。此后，鲁迅翻译了大量白桦派作家的作品，其中最早翻译的一篇是武者小路实笃的剧本———《一个青年的梦》，他认为这部作品的“思想很透彻，信心很强固，声音也很真”，高度评价了其在思想上的一些优点。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学”观，应该说也是受到过白桦派理论主张的启发的。“在《人的文学》一文中，周作人提出了‘利己又利他’的主张，既不同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以获得自己良心和道德上的满足为原则的合理的利己主义，也不同于否定自我欲望和自我发展的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而是直接受到了日本的白桦派观点的影响。”结语日本与中国同属东亚文化圈，中日之间的文化交往源远流长。

近代以来，日本理论家在引入和接受西方文学思潮的同时加入了日本的本土特色，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的新的特质，日本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独到的资源优势在中西方文化交流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为。在分析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发展和流变时就不能忽视日本的“中间人”角色。与此同时，日本文学本身也对中国的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日本在西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下产生的个性主义文学思潮对当时留学日本的新文化先驱们具有深远的意义，其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中国五四“个性主义文学思潮”，并对它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与日本文学的关系的角度对中国五四时期的个性主义文学思潮的发展情况做必要的梳理，分析其源起，有利于深入地理解其内涵，拓宽中日文学理论研究的视野，对今日中国文学理论的建构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正文】

20世纪90年代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登台亮相，尤其是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世纪性大论战，一方面表明中国思想理论界新格局的形成，另一方面表明自由主义正在成为中国思想理论界不少人、尤其是不少高级知识分子中某种显性或隐性的社会意识。这势必影响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论战的实质是未来中国的走向问题：自由主义提供的是渐进的向资本主义演变的方案，新左派则没有自己的现成方案，但大体上表现出的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倾向。在这场论战中，少有马克思主义者参与其中，自由主义正在成为中国思想理论界的话语霸权。同时，以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某种特定理解，在自由主义影响日益扩大的情况下表现出了自身的局限性，也难以应战。本文希望能以回到马克思、深入发掘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个性思想，来应对自由主义的挑战，改变自由主义已成为中国思想理论界的显学的不正常状况，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某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同时也希望在“三个有利于”的前提下，借鉴自由主义中的某些有价值的、具有正面作用的思想资源。

一

自由主义理念的基点是个人的优先性即个人主义，其口号是个人自由，其基础是几百年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相应的成熟的制度安排。作为其背景的是社会主义实践所面临的问题：前苏联东欧的解体和中国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我们认为，资本主义的根本性质并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也没有过时，那么社会主义为什么会发生世纪性的挫折呢？已有不少马克思主义者指出，以往那种社会主义体制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建立起来的，人的依赖关系的残余对社会主义制度安排发生了很大影响，导致了政治经济的高度集权。这意味着以往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存在着某种误释，即没有高度重视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个性的思想和相应的制度安排。自由个性问题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根本价值对立，而且也是制度安排的出发点，因而有必要首先在这里加以阐明。

以往那种社会主义体制最受指摘的是带有人的依赖关系残余的高度集权制，它以片面理解的关于集体主义的价值判断为理论前提，这也是最为自由主义所批判的方面。这种体制不能说没有它的优越性。它成长为与资本主义对立的制度阵营，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基础上，在不长的时间里取得了经济的巨大进展：前苏联成为世界第二超级大国，打败了法西斯德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则在很短的时间内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这些都是应充分肯定的。只是在新科技革命面前，也就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这种体制的问题才逐渐显露，因而才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革的问题。因此，那种认为社会主义只是一种人为制度、没有任何优越性的观点，是不符合事实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历史必然性，它是建立以大多数人的幸福为基础的新制度的伟大实践。

至于伴随这一制度创新所发生的为自由主义所指摘的所谓人权问题，是任何新社会制度的建立所不可避免的。但是，在社会主义的世纪性历史大挫折中，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被自由主义妖魔化了，其基本论据就是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用集体主义否定了个人自由的优先性。可以肯定，没有革命者个人对革命目标的无条件的服从和献身，没有对旧社会势力个人自由的剥夺，新的社会制度是不可能建立和巩固的。同时，以往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存在着某种历史局限性。自由主义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只有资本主义才是唯一光明的历史必由之路。然而，这只是表明自由主义不了解，这种局限性只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某种阐释的产物，而正如自由主义者要不断回到和重复古典自由主义的那些基本结论一样，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必须不断回到和重复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那些基本命题。以往曾经占主导地位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只是马克思主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形态，只是根据一定的历史要求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形态。它突出和强调的是经典马克思主义中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而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中的共产主义学说的核心内容即人的自由个性的思想，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没有充分给予个人在社会中应有的地位，更没有看到马克思的自由个性思想其实是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扬弃：马克思和恩格斯肯定和承认了资产阶级的个人自由的历史进步性和合理性，同时，又提出了自己的个性自由观来批判和代替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从今天的现实条件来看，马克思的个性自由观比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具有更为根本的意义：后者只是为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服务的，解决的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无产阶级解放的方法和途径问题，而前者即马克思的个性自由观，解决的则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目标问题。

[论文关键词]胡适个性主义学生个性发展语文课程理念

[论文摘要]胡适自由主义的实质是个性主义，促进学生个性发展是当代语文课程的基本理念和根本目标，二者虽然有很大的差异，但其基本理念是不谋而合的，前者对后者有着深远影响。从这一点上说，胡适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了不起的语文教育家。

一、胡适自由主义的实质是个性主义

胡适一度被称为自由主义者，并受到许多人的批判。但实际上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实质既不同于传统的自由主义，如“自私自利主义”、“做官发财主义”等，也有别于极端自由的无政府主义，而是一种“独善的个人主义”、“真的个人主义”——就是个性主义，即希望和鼓励青年从旧社会及其伦理道德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发展个性，增长才干，为国家社会的进步贡献力量。他认为这种个性主义有两种特性；“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的利害。”胡适之所以有这种思想，主要是受两位大师的影响，他曾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考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胡适的个性主义思想在《易生主义》一文中集中反映出来：“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而那种专制的社会，“往往用强力摧折个人的个性，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等到个人的个性都消灭了，等到自由独立的精神都完了。社会自身也没有生气了，也不会进步了。”因而他提出个人须要充分发达自己的天才性，必须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而要达到这一点，又必需“使个人有自由意志”，“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若不如此，决不能造出自己独立的人格。社会国家没有独立的人格，如同酒里少了酒曲，面包里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脑筋；那种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胡适对发展人个性的重视。

胡适认为要想真正发展国民的个性，使社会国家得以改良进步，必须通过教育。同时认为“智能的个性”是现代教育思想集中的体现，并对其作出自己的诠释：“‘智能的个性’就是独立思想，独立观察，独立判断的能力”“要使少年人能自己用他的思想力，把经验得来的意思和观念一个个的实地验证，对于一切制度习惯都能起一个怀疑的态度，不要把耳朵当眼睛，不要把人家的思想胡里胡涂认作自己的思想。”他身体力行，在教授时最早体现了“三为主”原则，把学生放在主体地位上，注重对学生智能个性的培养，突出四种手段进行教学：第一，注重自修。教员在讲堂上只做必要的解释补充与提供相关的参考资料等，明确提出“教员不当把一点钟的时间自己占去，教员的职务在于指点出讨论的错误或不相干的讨论。”(《中学国文的教授》)第二，讨论和竞赛。学生自己预备，自己操作，教员稍后指导。第三，讲演和辩论。认为“演讲辩论最能帮助学生养成有条理系统的思想能力”。第四，比较和批评。在教学过程中通过知识内容的比较与表现形式的比较，让学生做出自己的判断选择与学问批评。胡适这种教育思想和教学手段。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胡适还要求重视学生兴趣的培养和才性的发展。

他提倡学生要通过独立的自学，努力发现与自己的兴趣相近的学科，尽力发挥自己天才潜力的方面。他认为如果不考虑个人的兴趣与特长，全凭社会上时髦流行去选择自己的专业或职业，结果很可能是“在一个行业里多了一个饭桶，而在另一行业里失掉了一个天才”。还认为，学生在人大学选择科系或毕业选择职业的时候，都应当充分考虑自己的兴趣与特长，而不应只考虑别人的需要或职业出路等问题。他说：读书做学问“不要着眼到将来的职业，不要赶时髦，要看清楚自己宜于做什么，才去学什么。”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考试，更不是为了获文凭，而是为了发现适合个人的专业，获得最多的能力，以便于将来能够从事创造性的劳动。他鼓励学生注重“集体生活”，在集体生活中发展个性。胡适认为，以来增加了许多学生团体，学生们应积极地参加到团体生活中去，如学术研究会、讲演会、运动会、假期旅行、师生恳谈会、同乡会等等。同时，他积极鼓励学生热心参与学生会、自治会、各校联合会、学生联合会等组织，参加社会公益服务活动，从事力所能及的普及知识文化活动。他认为，这些集体活动可以发展学生自己的学问与才干，训练学生待人接物的经验，以便最大限度地谋求个性发展。

的个性观是其人生哲学的有机组成部份，在他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学说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不仅从理论上阐述过他的个性思想，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也不愧为一位具有鲜明个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急需培养大批有个性的理论家、实干家，因此，研究和宣传独具特色的无产阶级个性观，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于“个性”，从未直接明确地以定义的形式作过界定。然而，仔细研究对人性、人格、自我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等与个性相关的问题论述时，便不难发现的个性观极具深邃、丰富的内涵。且由此可以发现他的个性观是如何伴随着他世界观的形成、变化和发展，而逐渐成熟，并升华到更加完整、更加科学的高度的基本轨迹。

的个性观萌发于他早期对人性、人的价值和“自我实现”的研究，转变并形成于他对中国封建专制文化教育的认识和批判之中，成熟于他倾毕生精力领导中华民族走向独立、富强之路的整个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活动中。

一、青年对个性解放的呐喊

“五四”前后，时代的大潮把西方文化卷到了人们面前。有识之士面临着文化吸收、选择和创造的机会。青年在杨昌济、陈独秀、等人的影响下，对人的个性解放，对关系到中国命运的大事产生了极大兴趣。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朋友和我只乐于谈论大事——人的性质，人类社会的性质，中国的性质、世界、宇宙！”（注：《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早期关于人的性质的看法，一方面受到康德人性观点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中国传统的人是气的“聚散”观点的影响，因此，基本上持自然本性和精神本性的二元论观点。他在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写到，我认为：人是肉体与灵魂或精神与物质的结合，“一人生死之言，本精神不灭，物质不灭为基础”（注：：《“伦理学原理”批语》）。人是自然的产物，具有一种自然的本性或自然的冲动，“食欲所以善生存，性欲所以善发达，皆赖于自然之冲动”，“成全其人格之源，即此书所谓自然之冲动”（注：：《“伦理学原理”批语》）。但人与动物有本质的区别，即在于“人者，有理性的动物也”，“夫知识则诚可贵矣，人之所以异于动物者此耳”（注：：《体育之研究》）。所以人应当“文明其精神”，注重精神修养，必须“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行皆期合此理想”，达到一种使“精神之我”扩充为“宇宙一大我”。（注：：《讲堂录》）进而，又通过研究个人与封建社会的关系引申出了他关于人的价值和个性解放的观点。

的个性观是其人生哲学的有机组成部份，在他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学说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不仅从理论上阐述过他的个性思想，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也不愧为一位具有鲜明个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急需培养大批有个性的理论家、实干家，因此，研究和宣传独具特色的无产阶级个性观，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于“个性”，从未直接明确地以定义的形式作过界定。然而，仔细研究对人性、人格、自我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等与个性相关的问题论述时，便不难发现的个性观极具深邃、丰富的内涵。且由此可以发现他的个性观是如何伴随着他世界观的形成、变化和发展，而逐渐成熟，并升华到更加完整、更加科学的高度的基本轨迹。

的个性观萌发于他早期对人性、人的价值和“自我实现”的研究，转变并形成于他对中国封建专制文化教育的认识和批判之中，成熟于他倾毕生精力领导中华民族走向独立、富强之路的整个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活动中。

一、青年对个性解放的呐喊

“五四”前后，时代的大潮把西方文化卷到了人们面前。有识之士面临着文化吸收、选择和创造的机会。青年在杨昌济、陈独秀、等人的影响下，对人的个性解放，对关系到中国命运的大事产生了极大兴趣。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朋友和我只乐于谈论大事——人的性质，人类社会的性质，中国的性质、世界、宇宙！”（注：《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早期关于人的性质的看法，一方面受到康德人性观点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中国传统的人是气的“聚散”观点的影响，因此，基本上持自然本性和精神本性的二元论观点。他在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写到，我认为：人是肉体与灵魂或精神与物质的结合，“一人生死之言，本精神不灭，物质不灭为基础”（注：：《“伦理学原理”批语》）。人是自然的产物，具有一种自然的本性或自然的冲动，“食欲所以善生存，性欲所以善发达，皆赖于自然之冲动”，“成全其人格之源，即此书所谓自然之冲动”（注：：《“伦理学原理”批语》）。但人与动物有本质的区别，即在于“人者，有理性的动物也”，“夫知识则诚可贵矣，人之所以异于动物者此耳”（注：：《体育之研究》）。所以人应当“文明其精神”，注重精神修养，必须“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行皆期合此理想”，达到一种使“精神之我”扩充为“宇宙一大我”。（注：：《讲堂录》）进而，又通过研究个人与封建社会的关系引申出了他关于人的价值和个性解放的观点。

的个性观是其人生哲学的有机组成部份，在他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学说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不仅从理论上阐述过他的个性思想，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也不愧为一位具有鲜明个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急需培养大批有个性的理论家、实干家，因此，研究和宣传独具特色的无产阶级个性观，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个性”，从未直接明确地以定义的形式作过界定。然而，仔细研究对人性、人格、自我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等与个性相关的问题论述时，便不难发现的个性观极具深邃、丰富的内涵。且由此可以发现他的个性观是如何伴随着他世界观的形成、变化和发展，而逐渐成熟，并升华到更加完整、更加科学的高度的基本轨迹。的个性观萌发于他早期对人性、人的价值和“自我实现”的研究，转变并形成于他对中国封建专制文化教育的认识和批判之中，成熟于他倾毕生精力领导中华民族走向独立、富强之路的整个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活动中。一、青年对个性解放的呐喊“五四”前后，时代的大潮把西方文化卷到了人们面前。有识之士面临着文化吸收、选择和创造的机会。青年在杨昌济、陈独秀、等人的影响下，对人的个性解放，对关系到中国命运的大事产生了极大兴趣。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朋友和我只乐于谈论大事——人的性质，人类社会的性质，中国的性质、世界、宇宙！”（注：《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早期关于人的性质的看法，一方面受到康德人性观点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中国传统的人是气的“聚散”观点的影响，因此，基本上持自然本性和精神本性的二元论观点。他在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写到，我认为：人是肉体与灵魂或精神与物质的结合，“一人生死之言，本精神不灭，物质不灭为基础”（注：：《“伦理学原理”批语》）。人是自然的产物，具有一种自然的本性或自然的冲动，“食欲所以善生存，性欲所以善发达，皆赖于自然之冲动”，“成全其人格之源，即此书所谓自然之冲动”（注：：《“伦理学原理”批语》）。但人与动物有本质的区别，即在于“人者，有理性的动物也”，“夫知识则诚可贵矣，人之所以异于动物者此耳”（注：：《体育之研究》）。所以人应当“文明其精神”，注重精神修养，必须“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行皆期合此理想”，达到一种使“精神之我”扩充为“宇宙一大我”。（注：：《讲堂录》）进而，又通过研究个人与封建社会的关系引申出了他关于人的价值和个性解放的观点。关于个人与国家社会的关系，认为，有生命的个人即自然人先于国民即社会人，个人一旦组成国家社会之后，就必须位于国家社会中方能生存，“国家社会之组织既成，各人位于其中不可离解”（注：：《“伦理学原理”批语》）。但是，由于青年正处于“五四”前后反传统、反封建、反强权的时代氛围之中，加之他对中国封建专制文化压制人性、蔑视人的价值的现实极端厌恶，认为中国几千年来不是个性多了，而是个性太少。因此，就旧中国个性与群体、个体与国家社会的关系而言，他更重视强调个人的价值和人的个性解放。他在《批语》中说：“个人有无上之价值，有百般之价值……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注：：《“伦理学原理”批语》）。是否尊重个人的价值，有利于个性的解放，理所当然也就成了青年衡量国家社会是否合理、有无存在意义的价值尺度。何谓个人价值呢？直接了当地指出，个人价值即在于“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吾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最高之谓”（注：：《“伦理学原理”批语》）。“古今之孝子、烈妇、忠臣、侠友、殉情者、爱国者、爱世界者、爱主义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注：：《“伦理学原理”批语》），就是为了充分表现自己的崇高人格价值。于是直言不讳地说，这就是我提倡的有别于那种只讲满足个人私欲、不顾他人死活的庸俗的狭隘的个人主义的“精神之个人主义”。因此，“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矣。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注：：《“伦理学原理”批语》）。在这里首次使用“个性”这个概念表达了他反对封建统治、君主专制和资本主义，呼唤个性解放的强烈革命愿望。1919年7月21日发表《健学会成立及进行》一文，再次使用了“个性”一词，表达了他反对封建专制的决心。他认为西方“现代学术的发展，大半为个人独到所创获。最重要的是‘我’，是‘个性’，和中国的习惯，非死人不加议论，著述不引今人言论，恰成一反比例”（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中国封建社会的所谓“‘师严而后道尊’、‘师说’、‘道统’、‘宗派’，都是害了‘独断态度’的大病”（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皇帝当家的时候，是不准我们练习能力的。”（注：：《民众的大联合》）当今社会统治者的“政治、学术、社会，等等，都是不准我们有思想，有组织，有练习的”（注：：《民众的大联合》）。这无疑是在扼杀人性，箝制人民的自由和人的个性发展。于是他大声疾呼“著书之时，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未来者，振笔疾书”（注：：《“伦理学原理”批语》），“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注：：《“伦理学原理”批语》），打碎封建社会强加于人民头上的精神枷锁。“古今真确之学理，伟大之事业，就是由这种被加着狂妄名号的狂人所发明创造的。”（注：：《“伦理学原理”批语》）这就是“吾人须以实践至善的义务”。（注：：《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通过对早期个性思想的分析，不难看出，在那里，“个性”概念确有其丰富明了的内涵。从心理学方面认识“个性”是他所称道的“几种可爱的特性：艰苦、奋发、勇敢、团结心”（注：：《“全自治”与“半自治”》）、理想、意志、情感、性格、能力，也包括强固的体魄和勇气等心理和生理的因素，“是个体身体与精神能力达到最高境界”的特殊表征。（注：参见《“伦理学原理”批语》、《体育之研究》等文）但是更注重从哲学伦理学的角度使用“个性”一词，把它看作是人的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是个人对待自身和社会现实的态度的独特性表现的总和。“个性解放”即人们冲决封建社会专制网罗，争取自由发展、自我实现，完善人格的社会行为过程。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前的青年，在当时轰轰烈烈的政治和社会大革命中，从对中国与西方文化的反思里引申出一个属于主体自我意识的“个性”问题，呐喊尊重人的价值，解放人的个性，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封建君主专制，这的确是一种难能可贵的革命壮举，也反映了他本身思想的鲜明个性。尽管他当时的思想还不及陈独秀、等早期的共产主义思想宣传者那样深刻，从思想体系上看还属于激进民主主义的范畴，但是，他一心一意寻求救国救民真理、关心中国人民的命运和前途的爱国主义精神、革命的战斗意志和实际行为，无疑为他实现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和科学个性观的形成与成熟奠定了思想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二、发展广大人民群众共同生活中的个性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的个体发展的历史”（注：《马恩选集》[M]第4卷，第321页），是由人民群众和他们的“活动家的个性作用所组成”（注：《列宁全集》[M]第1卷，第159页），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事业需要发展人的个性，因为它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注：《马恩全集》[M]第23卷，第649页）。但是“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注：《马恩全集》[M]第3卷，第84页）。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无产阶级成员的个性正是在这样的斗争中得到发展的。建党后，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扬弃了他早期的“精神个人主义”个性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个性观。首先，以铁的事实驳斥了地主资产阶级攻击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讲人的自由民主的责难。他旗帜鲜明地说：“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展人民共同生活中的个性。然而中国的封建专制“箝制人民自由数千年之久，使个性发展丝毫没有”（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扼杀人性、限制自由和束缚个性发展的不是共产党人，而是封建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区域剥夺人民的一切自由。中国解放区给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注：：《论联合政府》），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为了“几万万人民的个性解放和个性发展”（注：：《论联合政府》），为了“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我们共产党人，协同广大的中国人民，曾为此而英勇奋斗了二十四年”（注：：《论联合政府》）。这难道不足以证明共产党人赞成发展人的个性的诚意吗？其次，深刻地论述了个性解放与社会解放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一方面，非常肯定人民群众的个性在社会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1944年8月在修改秦邦宪为《解放日报》起草的社论时，特意增加了解放个性的问题，指出“被束缚的个性如不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注：：《致秦邦宪》（1944年8月31日））。个性是人的社会主体性，即个人认识和改造社会的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发展状况。只有肯定和重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解放被旧制度束缚的个性，才可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去打破旧世界、创造新世界。正因为这样，不仅把反对封建专制对个性的压抑和束缚，作为民主革命的任务之一，也把发展人的个性看作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功的重要条件。新中国建立以后，也多次阐述了发展人民群众的个性、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思想，教育全党要把发展人民群众的个性提高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完善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把我国建设成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的社会主义强国的高度上来认识，指出无论干什么工作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能发展得更加活泼”（注：：《论十大关系》）。承认独立性，无疑包含了承认人的个性，发挥人的个性作用的思想。邓小平同志也十分重视发挥人的个性作用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指出：“十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注：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由此，充分发展了没有个性解放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科学思想。另一方面，又十分强调个性解放离不开社会的解放和发展。他指出，在旧中国“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则正是解除这些束缚和停止这种破坏，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注：：《论联合政府》）。在这里，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需要论及到解放人民个性的需要，提出自由发展共同生活中的个性，说明个性解放和发展决不是任意的。第一，个性解放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有其鲜明的社会性、民族性和阶级性。广大人民群众个性解放的利益与民族解放、阶级解放的利益是根本一致的。没有民族的社会的解放，也就没有广大人民的个性解放。第二，个人是社会的个人，个性是共性的表现形式。个性发展离不开其共同生活的社会集体，只有通过社会集体，并由社会集体提供丰富的物质和精神条件，才可能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所以，中国人民只有立足于中华大地，在追求与实现社会主义国家和集体利益的基础上，才可能获得每一个人真正的个性发展。的上述思想科学地揭示了个性解放与社会解放的辩证统一关系，揭示了个性发展的规律性。三、的个性发展思想关于人的个性发展的思想，在其有关教育的论述中，展示出十分丰富的内容。早在建党初期，就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猛烈抨击了旧学校的三大害处：一是把施教当作一种商品买卖，“先生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二是旧学校“袭专制皇帝的余威”，“用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贼人性”；“三是钟点过多，课程过繁。终日埋头于上课，几不知上课以外还有天地，学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用他们的心思为自动自发的研究。”三条坏处扼杀了学生在学习上的主动性创造性，窒息了学生的智慧和才能，十分不利于学生的个性发展。所以总结说，旧教育“坏的总根，在使学生立于被动，消磨个性，灭掉性灵”（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因此，主张“创造新学校，施行新教育”（注：：《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自修大学就是一种新型学校，“是为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种特别组织”（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学校的宗旨是“发明真理，造就人才”（注：：《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他要求“学生不但修学，还要有向上的意思，养成健全的人格，煎涤不良习惯，为革新社会的准备”（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这就应该把学习研究的重点放在“国家如何改造，政治如何澄清，帝国主义如何打倒，武人政治如何推翻，教育制度如何改革，文学艺术及其它学问如何革命”（注：：《“新时代”发刊词》）等问题上。在教与学的方法上他提倡学生“自己看书，自己思索”（注：：《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在独立思考的前提下，结合老师的辅导，“共同讨论，共同研究”（注：：《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还在湖南自修大学首创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经常引导学生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湖南政治情况，鼓励学生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工农革命运动。所以当年长沙发生的工农革命运动，都有自修大学的学生参加而且常常是组织者、指挥者。从以上思想中，可以看到他讲的“适合人性的教育组织”，“养成健全的人格”，“造就人才”，“为革新社会作准备”，以及关于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方法的改革的着眼点，主要是强调学校教育如何去培养学生个性的发展。在他看来，只有对旧教育进行彻底改革，学校教育才可能帮助学生“自完成自发展自创造他们各个及全体特殊的个性和特殊的人格”（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在亲自主持下，湖南自修大学在短期内就培养了夏明翰、、毛泽民、毛泽覃等一大批有鲜明个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建国后，在全面总结革命战争年代我党创办为工农服务的新式学校教育，促进受教育者个性全面发展的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十分周祥、深刻地论述了社会主义教育要促进人的个性发展的问题。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的一贯主张。在社会主义时期具体表现为，为巩固发展和完善社会制度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而且主要是通过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来实现的。为此，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这里虽未提及个性，但认定了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职能是培养人、发展人，即最大限度地发展人的潜能或优势，把每个人的发展可能性变成现实性，把他们培养成为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这毫无疑问地包含了教育促进人的个性发展的内涵。1964年，针对当时学校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在对“北京一个中学校长提出减轻中学生负担问题的意见”的批示中尖锐地指出：“学校教育要实行启发式教育，反对注入式。”而现在一些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的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进行突破袭击。这三项都不利培养青年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主动地得到发展。”（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M](1949-1982)第355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在这里，特意给1957年提出的教育方针加上了“生动活泼地”、“主动地”两个限制语，实际上是对他以往主张的“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发展学生在学习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教育要照顾青年的特点”、“要因材施教”、“实行启发式教育”等教育思想的高度概括。十分明确地表明了他“解放个性”、“发展个性”的一贯主张。从的上述思想中可以看到两层最新的思想：一，让学生生动活泼、主动地发展是学生确立和发展良好个性，以及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因此，教育必须尊重学生、爱护学生，允许和鼓励学生发展其特长或优势。二，良好个性的发展与全面发展并不矛盾，而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他的各个方面以某种结构有机地统一在其身上的和谐发展。充分发展个性中的各种积极因素，可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何况个性心理品质中的许多要素本身就与全面发展中的德、智、体三大基本要素同属一种范畴。所以，个性发展与全面发展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的科学个性观，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人的个性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有机地统一在一起，是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重大发展。它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各方面工作，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搞改革开放，抓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不发展人的个性，没有众多独具个性的改革家、实干家的共同努力，就不能成功、鼓励和促进人的个性发展对于增进中国共产党的内在活力也是十分必要的。党性与个性并非对立的，党员要有坚强的党性，这毫无疑义，但坚强的党性又必须充分体现在每个党员为党的事业忘我的创造性工作和具有真知灼见的独立思考之中，这同样是毫无疑义的。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一国两制”等科学创见和领导中国人民“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的实践，不正说明了他们都既有坚强的党性，又有典型的个性吗！正因为如此，我们党才成为了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战斗集体。就个体而言，的科学个性观也是指导我们在社会实践中全面提高自身素质、充分发展个性的行动指南。

【关键词】/个性观/个性发展

【正文】

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36(2001)01-0061-07

的个性观是其人生哲学的有机组成部份，在他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学说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不仅从理论上阐述过他的个性思想，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也不愧为一位具有鲜明个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急需培养大批有个性的理论家、实干家，因此，研究和宣传独具特色的无产阶级个性观，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于“个性”，从未直接明确地以定义的形式作过界定。然而，仔细研究对人性、人格、自我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等与个性相关的问题论述时，便不难发现的个性观极具深邃、丰富的内涵。且由此可以发现他的个性观是如何伴随着他世界观的形成、变化和发展，而逐渐成熟，并升华到更加完整、更加科学的高度的基本轨迹。

的个性观是其人生哲学的有机组成部份，在他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学说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不仅从理论上阐述过他的个性思想，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也不愧为一位具有鲜明个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急需培养大批有个性的理论家、实干家，因此，研究和宣传独具特色的无产阶级个性观，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于“个性”，从未直接明确地以定义的形式作过界定。然而，仔细研究对人性、人格、自我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等与个性相关的问题论述时，便不难发现的个性观极具深邃、丰富的内涵。且由此可以发现他的个性观是如何伴随着他世界观的形成、变化和发展，而逐渐成熟，并升华到更加完整、更加科学的高度的基本轨迹。

的个性观萌发于他早期对人性、人的价值和“自我实现”的研究，转变并形成于他对中国封建专制文化教育的认识和批判之中，成熟于他倾毕生精力领导中华民族走向独立、富强之路的整个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活动中。

一、青年对个性解放的呐喊

“五四”前后，时代的大潮把西方文化卷到了人们面前。有识之士面临着文化吸收、选择和创造的机会。青年在杨昌济、陈独秀、等人的影响下，对人的个性解放，对关系到中国命运的大事产生了极大兴趣。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朋友和我只乐于谈论大事——人的性质，人类社会的性质，中国的性质、世界、宇宙！”（注：《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早期关于人的性质的看法，一方面受到康德人性观点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中国传统的人是气的“聚散”观点的影响，因此，基本上持自然本性和精神本性的二元论观点。他在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写到，我认为：人是肉体与灵魂或精神与物质的结合，“一人生死之言，本精神不灭，物质不灭为基础”（注：：《“伦理学原理”批语》）。人是自然的产物，具有一种自然的本性或自然的冲动，“食欲所以善生存，性欲所以善发达，皆赖于自然之冲动”，“成全其人格之源，即此书所谓自然之冲动”（注：：《“伦理学原理”批语》）。但人与动物有本质的区别，即在于“人者，有理性的动物也”，“夫知识则诚可贵矣，人之所以异于动物者此耳”（注：：《体育之研究》）。所以人应当“文明其精神”，注重精神修养，必须“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行皆期合此理想”，达到一种使“精神之我”扩充为“宇宙一大我”。（注：：《讲堂录》）进而，又通过研究个人与封建社会的关系引申出了他关于人的价值和个性解放的观点。

一、自由主义思想的历史发展

1、思想流派

(1)英国当代政治理论家戴维·米勒认为西方曾出现过三种主要的自由传统

第一种，共和主义的自由传统，认为自由人是一群自由政治共同体的公民，而自有政治共同体是自主的共同体，主张通过某种政治方式实现自由;

第二种，自由派的自由传统，认为自由是不受其他人制约或干预的状态，它不主张以政治方式实现自由，反而认为政治终结的地方才可能有自由;

第三种，唯心主义的自由传统，自由从个人生存的社会制度转移到了决定个人行为的内在力量上，即认为一个人只有在有自己的理性信仰时才是自由的。

内容提要：大同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理想社会观。在中国近代，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大同思想开始与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相结合，形成了各种新的理想社会的模式。从共产主义理想与儒家理想社会观的内在联系出发，在唯物史观的科学基础之上，从社会发展规律、人类大联合和互助的角度来阐发“大同”，赋予大同思想以崭新的时代内容，构想出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大同团结与个性解放相统一的理想社会，近而实现了近代大同理想社会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并且对实现“大同景运”的具体途径进行了有益的初步探索。

关键词：大同思想社会理想

AnalyzingtheDatongThoughtofLida—zhao

Abstract:Thedatongthoughtisasocialidealoftraditionalandpoliticalcultureinchina.Inmodernhistoryofchina,thedatongthoughthaslinkedtosocialthoughtinthewestandbecomemanynewstyleofsocialideal.Lida-zhaostartfromtherelationofbetweencommunismandsocialidealofRuscholarsandexplainthedatongthoughtinmanyaspectsatthebaseofmaterialism.Hetakeshapeanewsocialidealbetweensocialismandhumanitarianism,betweengreatharmonyandindividualliberation.Hefinishthetransitionofthedatongthoughtfromphantasytorealityandseekafteraapproachofrealizingthissocialideal.

Keywords:lida-zhaodatongthoughtsocialideal

大同思想是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一种政治思想，也是一种最高层次理想社会的政治设计。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它具有历久不衰的无限魅力，成为许多仁人志士用以激励自己和群众谋求改造社会的远大目标。鸦片战争以后，传统大同理想随着封建社会的逐渐解体，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开始同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近代大同理想的新模式。各阶级的革命思想家在保留大同理想的形式下，不断地改变其时代和阶级的内容，近而提出了各种新的未来社会的构想和方案,这些构想和方案与他们领导的政治运动紧密结合，对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起到了重要的影响。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把中国传统大同思想建立在唯物史观的科学基础之上，成为近代实现大同理想从空想到科学的第一人。他把对“中国向何处去”的现实思考与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联系起来，构想出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大同团结与个性解放相统一的理想社会，并且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具体探讨了实现这一社会理想的具体途径，从而将近代关于社会理想的探讨推进到一个科学的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