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致知范文10篇

在儒家文化作为主流的中国古代没有“科学”这一概念；“科学”一词在中国出现，概是近代的事。然而，“科学”这一概念在中国近代形成又与儒家文化密切相关，实际上源自于儒家的“格物致知”；从“格物致知”到“科学”，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

一．

“格物致知”源自《礼记•大学》的“三纲八目”，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其中的“八目”略写为：“格、致、诚、正、修、齐、治、平”。

宋学家重视《大学》，于是，“格物致知”成为理学家的重要概念。程颐、程颢讲“一草一木皆有理，须是察”；“‘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已经包含了格自然之物的思想。朱熹更是明确地说要格自然之物，“天地中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谓格物，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把自然之物看作是格物的对象。而且，朱熹较为重视科学，并积极地研究科学，成为格自然之物的实践者。这实际上为从“格物致知”发展到“科学”开辟了道路。

到了明代，王阳明将“格物”诠释成“格心”，认为“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而且，他还用亭前格竹不得其理反而劳思致疾来讥讽朱熹的格自然之物，并说：“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反对朱熹的格自然之物。但是，同时代的王廷相以及以后的高攀龙、王夫之、陆世仪、张履祥等理学家则继承了朱熹的格自然之物的思想。

王廷相明确主张研究自然，要求把握“物理”。他在所作“策问”中说：“诸士积学待叩久矣，试以物理疑而未释者议之，可乎？天之运，何以机之？地之浮，何以载之？月之光，何以盈缺？山之石，何以欹侧？经星在天，何以不移？海纳百川，何以不溢？吹律何以回暖？悬炭何以测候？夫遂何以得火？方诸何以得水？龟何以知来？猩何以知往？蜥蜴何以为雹？虹霓何以饮涧？何鼠化为鴽，而鴽复为鼠？何蜣螂化蝉，而蝉不复为蜣螂？何木焚之而不灰？何草无风而自摇？何金之有辟寒？何水之有温泉？何蜉蝣朝生而暮死？何休留夜明而昼昏？蠲忿忘忧，其感应也何故？引针拾芥，其情性也何居？是皆耳目所及，非骋思于六合之外者，不可习矣而不察也。请据其理之实论之。”显然，王廷相是主张研究各种自然现象、研究科学的。而且他还认为，研究天地之道是学者“穷理尽性”所必不可少的。他说：“古之圣人，仰以观乎天文，俯以察乎地理，而人之道益明。盖以人性贯彻上下，通极内外，弥满于无垠，周匝于六合，苟一物之未知，是于性犹有所未尽也。故天地之道，虽悠远高深，学者不可不求其实矣。”

教学目标

（1）学习正面论证与反面论证相结合的方法，分析本文从反而论证儒家格物的观点不能滥用于当今世界；从正面论证格物致知是科学的实验的写作方法。

（2）掌握本文以首段提出论题“怎样了解自然科学”来展开论述并归结出论点：在研究学术中、在应付今天的世界环境中，应有真正的格物致知的精神。

教学建议

“格物致知”注释补充

格：推究。致：获得。《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意谓推究事物，方能获得事物的知识。宋·洪迈《容斋随笔旧序》：“因命纹梓，播之方舆，以弘博雅之君子，而凡志于格物致知者，资之亦可以穷天下之理云。”严复《原强》：“顾彼西洋以格物致知为学问本始，中国非不尔云也，独何以民智之相越乃如此耶?”(《中国成语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

【自读导言】

自读要求

1.用“圈点批注"的方法自读文章。

2.在自读中质疑提问。

3.查询作者及本文写作背景相关资料，做适当摘录或制成电子作品。

（解说：作为自读课，本文着重培养学生的阅读自学能力和探究学习能力——强调让学生养成动笔墨读书的习惯；着重培养学生怀疑精神与探究意识；强调学生在课外拓展学习中扩大知识视野。）

［摘要］《大学》是我国古代论述儒家教育理论的一部重要著作，在历史上对我国古代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八目”是《大学》的主要精髓，可分为三个层次，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齐治平，对于当前的大学生德育工作仍然有重要的启示价值。从情操培育的角度来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齐治平”对于教育引导大学生探求事物的内在的原理和规律而求取真知、成长为有高度的文化素养和道德品质的德才兼备人才、涵育高尚的审美品质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大学》；“八目”；大学生；德育

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地指出：“推动高校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修课，在哲学社会科学及相关学科专业和课程中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大学》是我国古代一部论述儒家教育理论的重要著述，相传为孔子的弟子曾子所作，原为《礼记》第四十二篇。到了南宋时期，朱熹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称为“四书”，《大学》则居“四书”之首。宋元以后，《大学》成为官定的科举考试教科书，对中国古代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大学》主旨为“三纲领八条目”（简称“三纲八目”），“三纲”指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目”即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目”是“实施”三纲的具体步骤和方法。《大学》“八目”概括了我国古代教育在学生学业素质和道德品质方面的基本追求，即在提高学生学业和修养水平的同时，促使其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个人理想与国家理想的统一。孙中山评价《大学》“八目”为中国“独有的宝贝”，曾言：“《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段话。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为止。”[1]247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2]5342014年5月4日，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将《大学》“八目”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比较，说道：“从某种角度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3]2016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谈及《大学》“八目”中的“修齐治平”思想时，总书记指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这代人自小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4]《大学》是古代初学者的入德之门，尤其是《大学》细化的“八目”对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影响极大，可谓是传统道德教育的瑰宝。笔者发现从真、善、美①的角度来审思《大学》“八目”具有一番新的意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于培养大学生获求真知和追求真理的精神、教育引导大学生从内心培养善的道德感以及培养大学生由内而外的高尚的审美品质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求真：格物致知

《大学》文本并没有对“格物致知”作出详细的解释，“格物致知”成为后世儒者争论不休的热点议题。南宋理学家朱熹认为，“格物致知”在于即物穷理、穷理即性。朱熹训解说：“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5]4；“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5]6朱熹所谓的“物”和“知”涵括的内容是极其广泛的，包括了物体之定理、事物之道理、社会之伦理、人生之命理、宇宙之天理等一切知识。现代汉语中的“知”指知识，《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对“格物致知”的解释为：“推究事物的原理，从而获得知识。”“科学”一词的翻译最早可追溯到“格物致知”一语。明末徐光启向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学习西方学术时，就使用“格物致知”来翻译“自然哲学”，也就是后来的“科学”。“格物致知之学”简称“格物”“格致”“格致（物）学”，徐光启的翻译在明清时代得到广泛的传播。直到1912年，蔡元培出任民国政府教育总长，改革教育课程设置，启用“科学”一词，“格致（物）学”才逐渐淡出教育界、学术界。中国古代历来就有一种求真务实的格致精神、科学态度。例如，《论语·为政》载有“多闻阙疑”的怀疑精神，以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务实精神，《汉书》载有“实事求是”的精神。近代以来，在西方倡导科学实证和经验主义的冲击下，知识分子们以质疑精神、问题意识来审视人文和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表达了我们对探求真理的强烈渴望。今天的大学生，要做到“格物致知”、获得真知，关键在于“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出自《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其曰：“修学好古，实事求是。”颜师古注：“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1941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第一次从哲学的高度赋予了“实事求是”新的含义。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6]801可见，“实事求是”与“格物致知”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要涵养“格物致知”的境界，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下进行考察，就是要一切从实际出发，透过现象认识事物的本质，尊重和把握客观规律，探求事物的内部联系及其发展的规律性。《大学》曰：“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5]3-4在本文中，笔者认为可将“格物”或“物格”诠解为学习、调查等实践活动，而“致知”之“知”即为理论知识、真理知识。因此，大学生须坚持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高校德育工作者尤其重视实践的力量，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哲学家们习惯于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如何改变世界。正确的认识、科学的理论、美好的理想，只有去实干、去实践，才能逐步变为现实。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说道：“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7]152实践还是鉴别真理与谬误的衡量标准。关于真理问题的大讨论，邓小平支持和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场拉开改革开放序幕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就是这样从争论一个哲学常识开始的。时至今日，中国当代的大学生更应该传承对“真理”不断孜孜追求的精神。由上所述，“求真”是新时代大学生必须具备的精神品质。高校德育工作者要积极引导大学生自觉运用哲学的智慧武装头脑，涵养“格物致知”品格，不断精益求精、务实奋进，引导其在品行修养和学业提升的追梦道路上，更好地探求事物的内在原理和规律而求取真知。

二、育善：诚意正心

摘要：随着中央提出大力扶植创意产业，引导中国企业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这一转型，设计专业学科的建立和教学的实际效果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高度。对于艺术设计学科这一本身强调实践的应用型学科来说，如何在新的学术环境和时代背景下提高自身学科建设，紧跟时代与国际前沿的学术发展，结合自身地域特色发展好自身专业优势，是现在应用型学科所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本文立足于上述背景，结合湖南省目前首个工艺美术本科教学实际情况，试图探讨在传统工艺美术这一艺术领域下如何结合实践，融入市场。笔者结合在中央美术学院学习研究经历与工艺美术学科教学经历，试图梳理传统工艺美术与现代设计之间的共性关系，建立起从工艺美术学科理论到现代设计演绎的实践桥梁，在教学中倡导与普及“格物致知”的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这一完整的探知与研究的体系；使之在完整继承现有的工艺美术成果的前提下，进一步融合市场规律，获得现时代的再发展。

关键词：艺术设计；学科教学；工艺美术；本科教学

1近现代工艺美术专业的源起与概念

自20世纪50年代起，中央工艺美院的设计教育建立了自己的体系，拥有了自己的特色与优势，而这个特色就是工艺美术。田自秉先生对工艺美术曾下过这样的定义：“工艺美术主要是通过美的创造，通过美感的作用，以体现其社会作用。”（《田自秉文集》158页）由此可见，美术是这一类创造活动的主要方法。但中央工艺美院的美术体系有意地区别于纯造型专业中的“美术”概念，是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概念。工艺美术这一学科流传至今，仍有学者把工艺美术曲解为民间工艺，这完全就是发生在原点上的错误。在中国的文化范畴中，工艺美术的内涵外延是较为明确的，它是指那些作为事物外表美化极尽工巧的行为和行当。这些行业并不在社会生产的核心或者主干位置，它们发挥的最大作用仍是利用人们的审美习惯来融合物品与人类的关系。可见，工艺美术的落脚点还是落在了审美的“美术”二字，是一个完全的美学概念，常被人曲解的民间工艺是落脚到“工艺”，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工艺美术从传统工艺美术品的功能及历史发展脉络上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两个类型：一类是实用型，一类是欣赏型。手工业时代，人们的日生活常用品主要是靠手工制作来实现的。在满足使用功能的前提下，精神层面的审美需求在富裕阶层日益显现。他们对物品一方面要求既能满足使用的功能性，另一方面又要体现出其不同的阶级身份与差别或者是文化品位。因此，手工艺品不仅要体现使用功能，还要体现出一定的美感。然而，在现代工业化社会，生活快节奏的变化以及人们对速度和效率的追求，使得人们不再按照以往的方式生活。传统工艺品毕竟是手工时代的产物，工艺美术的概念也不再局限于手工艺，在现今的时代背景下，工艺美术更需要去紧跟工业信息时代的技术，借用现代的设计手法与审美观念，结合工艺美术的内涵与美学根基，获得新时代的新发展。

2工艺美术专业教学中的问题

2.1艺术设计学科教学内容滞后与市场脱节。现如今，很多高校的设计学科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学严重脱离实际，实践教学案例与理论观念陈旧落后。课堂的设计案例与现今审美观念脱离，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学生的眼界与知识面还停留在之前已经被时代和市场所抛弃的那个审美层次上，学生的所学所专与现在的市场与需求完全对接不上，这无疑是对设计资源与教学资源的严重浪费，应该是设计教育最应该避免的问题。在这个以变化更新为特点的创新创意行业里，学术上设计理论与观念的变化，科技的创新带来的技术上的和制作工艺上的变化都日新月异，以应用型为主要培养目的的设计学科如果不紧跟时代设计潮流，不紧跟科学发展，那就谈不上是合格的应用型学科教育，更谈不上学术上的创新与进步。2.2艺术设计学科下的工艺美术专业的特殊问题。与现状除了前面提到的艺术设计学科的现有阶段的一些问题外，比如教学案例陈旧落后，教学观念与现今社会市场实践脱节，学生在建立起完备的设计方法和理论之后，所需要做的就是对现今设计趋势与潮流的把握和感受，扩展自身的知识面与眼界，教师也要从单纯地灌输纯理论知识转向引导与介绍，引导学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学科的自主研究，进行设计领域的自由探索。所谓介绍就是介绍给他们最新的设计思潮和风格，帮助学生能够自主地去研究新的知识与专业革新。工艺美术这一门带有浓厚历史传统背景的学科，它存在的问题和情况又会比艺术设计学科的其他专业更加特殊。人们对工艺美术的曲解还停留在民间工艺的那些基本手工艺层面上。湖南现有的工艺美术教育大多还是停留在继承传统工艺手法上的对动手能力的培养，对漆艺、金工、陶瓷、编制、木工雕刻等技法的传承。并不是说这样的传承教学是错误的，只是对学科的发展有所更新和创新的话，只停留在传统上是不可能会有符合现代生活要求的设计出现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柳冠中曾指出，“传统是创造出来的，而不是继承的。即使非要说继承，以慰祖先之恩，那也不是元素、符号的继承，而应该是基因的传承，绝不是表面之象的模拟。否则，我们是否该永远待在树上？基因的传承也必须要在‘物竞天择’的原则下，或被淘汰，或主动变异，人类和人类的文明才得以发展”。笔者特别为认同此话中的观点，而且这样的观点也为湖南工艺美术本科的教学与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结合湖南本土的地域特色与学科优势，也针对湖南首个工艺美术专业的发展优势，我们从发展办学之初就把培养人才方向定位落在了应用型的工艺美术实践人才这一条道路上。

第一篇

1“格物致知”的来源及发展过程

“格物致知”的学说源流最早是见于《礼记•大学》。在早期，“格物致知”，作为一种方法论和认识论，一开始是作为纯伦理学所命名出来的。《大学》本身并没有深入地去解释“格物致知”，也没有为它下任何的定义。东汉时期的郑玄在为《礼记》作注释时云：“知，谓知善恶吉凶之所终始也。此谓致知。”“格，来也。物，犹事也。此谓格物”。人们在进行道德实践时必须考虑到自己的行为对社会发生的影响是“致知”，而人们根据这种影响来调整自己的行为是“格物”。这是“格物致知”最早的诠释。从汉朝至唐朝，由于当时的文人着重于经典的训诂与考据，所以“格物致知”只是停留在字面上的解释，并没有学者超出郑玄对“格物致知”的注解。首先强调“格物致知”的重要性是南宋理学派二程中的程颐，而后来朱熹就根据程颐的说法，进而延伸出“格物致知”这一个重要的学说他的核心思想就是强调“即物穷理”。近代以来，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学者们对“格物致知”的了解和认识也更加深入和独具慧眼,1976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丁肇中博士就是华人学者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位，他指出自己所受教育具有两个重性：一个是中国古典传统教育;另一方面是西式教育，在传统教育中四书之一的《大学》中就提到“格物、致知”，从不断探索事物而逐渐达到“致知”的效果。

2“格物致知”在生物化学教学中融合的意义

2.1有效解决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问题

生物化学与临床医学的关系也很密切。而且许多疾病的机理也需要从分子水平上加以探讨。因此，生物化学课程本身就是一个理论与实践性都较强的专业，它要求学生不仅有坚实的理论基础还要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实际教学中发现，因教材理论知识相对陈旧，一般都赶不上科研发展的速度，理论与实际情况往往产生脱节。而“格物致知”的精髓就是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将此理念运用于生物化学的教学，能有效解决理论与实践相脱节问题。

《大学》原为《礼记》中的一篇，相传为孔子弟子所作，乃是儒家德育的重要著作。《大学》于宋时被朱熹编入《四书章句集注》，而后正式与《论语》、《孟子》、《中庸》并称为“四书”。自宋之后，因其包含深刻儒家思想及所具备系统的德育体系，《大学》便被统治者列为官方教科书。回顾古代的教育，其中就包含有“小学”和“大学”。“大学”原意为“大人之学”，其中“大人”特指君子、大丈夫，所以“大学”也含有使年轻男子成为君子和大丈夫的意味。一直以来，《大学》中所包含的德育思想都对后世产生着深远的影响，那么我们从价值理论的维度对它的德育体系的价值问题进行探析，这对于当今德育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大学》中德育体系的价值目标

“德育”即道德教育，首当其冲的便是这个“德”，此“德”并非抽象的形而上的概念，而是一种化孕于万物之间、体察万物之根性的实践意义上的价值现象。而“育”则是一种具象化的以人为价值主体的完善化过程。德育正是“德”和“育”这两者的相互交融，既是价值主体与客体之间能动性的价值交互，也是以“现实的人和现实人的活动”为基本点的旧价值的不断革新和新价值的不断求索，我们先来探求《大学》德育体系的价值目标，主要包含三方面内容：“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1、明明德“明德”即是光明之德性，明明德乃是显扬主体的美好德性。人出生之后先天携带着种子，其中就包括“明德”与“非明之德”的种子，种子随着人后天在不同环境的修行而不断成长。在这个过程中，光明的德性并非只成长而不衰减，它很容易被人的各种欲望杂念所遮蔽，老子说：“涤除玄览，能无疵乎？”，于是就须去蔽。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也提出：“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民万事者也。但为气案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礼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1]因此“明明德”正揭示了洗垢除尘以将人那光大的德性敞开彰显的价值目标。2、亲民“亲民”，根据郭店楚简，“亲民”作“新民”解，所谓“新民”，意为价值主体将明德推己及人，“明明德于天下”而德化万民。正如恩格斯说，“我们所面对着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这些物体是互相联系的，这就是说它们是相互作用着的，并且正是这种相互作用构成了运动”。[2]唯物辩证法指出，事物、现象之间是普遍联系、互相作用的。因此，社会中普遍联系的人以己之“明德”驱动他人涤污除垢，而使人们精神面貌革故鼎新，“澡雪而精神”。“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3]方是强调了人动态性的弃旧图新，肯定了革新的运动发展状态。因此“亲民”便揭示了要求价值主体与时俱进、弃旧图新的价值目标。3、止于至善“止于至善”指的是达到一种最美好完善的境界。《大学》中有这样一段话：“《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4]黄鸟知道它应栖息于山岗之上，人也有选择临近都城处为居住之所的目标追求，栖息地仅是人和鸟的物质生存目标，而人比动物高明之处在于人有精神目标追求，正如“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者，道圣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文质彬彬的君子止于有明德且精神崇高，这也就已到达美好完善的境界，这类人终会被人民群众所铭记于心，于此鲜明展现了“止于至善”的第三个终极价值目标。通过对《大学》德育体系的三个价值目标探析，我们能够看出，从“明明德”、“亲民”再到“止于至善”这恰是价值主体由内而外、循序渐进向前发展的过程，“三纲领”乃是价值创造到实现的一个相对完整的过程。至此主体的三个价值目标已然确立，那么具体的价值实现路径也理应顺势开辟。

二、《大学》中德育体系的价值实现路径

《大学》德育体系以“八条目”作为价值实现路径，《大学》中“八条目”从微观到宏观可作以下概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亦可再加以凝结为内修之路和外治之径两大方面，其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为内修之路，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外治之径。1、内修之路第一步，“格物致知”。孔子曰：“君子求诸已，小人求诸人。”[5]价值主体的内修之路主要依靠个人自觉地一步一阶的践行。在《大学》一书中“格物”、“致知”并未作出相应释义，根据历朝不同时期相关学者的阐释，不难发现，“格物”含有对世间万物进行研究之意，“致知”则正是主体研究自然事物而得到的客观认识。朱熹曾在《四书章句集注》内作出如下解释：“物格者，物理之极处无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无不尽也。”“至，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显然，朱子所说的“格物致知”就是，人要对外界事物的钻研探究达到一个很高深的层次，甚至是穷尽其事物之道理。第二步，“诚意正心”。在迈出内修之路的第一步后，《大学》便接着提出“诚意”、“正心”的行为路径。在“正心”方面，《大学》中有比较详细地阐释：“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6]《大学》此处强调，愤怒、恐惧和忧虑等不“中正”的情绪易蒙蔽人的认识功能和思维功能，使其无法分辨真假，判断正误。所以“正心”即是抵制不良情绪的干扰，扫除外界环境对理性思考的蒙蔽，让“心”能够发挥对事物的辨别、认知功能，也就是要能够做到聚精会神、专心致志。就“诚意”而言，《大学》提出：“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主体首先存有对社会道德伦理的透彻领悟，方可于个人心中竖立端正的“修己”之诚意。“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7]“诚意”就是意念发乎自然精诚，不欺我，也不欺他，达到文质彬彬境界，内外如一。在已迈出格物致知的步伐后，主体对事物发展之道理已有深刻认识，还知晓个人处社会之中所要践行的内容，如若主体有追寻理想境界的决心，那么就必须先要设定追求的目标与理想，而后就要在日常之中自觉严格地恪守对己的承诺。“诚意”还应讲究“慎独”法，此法所要阐明的是主体在处于无人监督的环境下，要反思自我而不任性妄为，更要保持对内心道德的外化践行。通过“格物致知”到“诚意正心”阶段性跨越，主体由认知判断正向的价值理念，到设定正向价值目标，而后主体自觉自省地进行实践历练，中正地居于天地之间。内修求于己的发展之路以抵达修身目的，但是这并未抵达终点线，紧接着将继续启程由近向远地跋涉。2、外治之径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修身的应用实践，是从内到外的转向。《大学》中指出：“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大学》着重提出“齐家”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础，表明了治理家庭的关键性。在家庭内部所遵循的“孝”、“弟”和“慈”乃是家庭内部的重要关系准则。在一个家庭的内部，子女理应做到孝顺父母，兄弟姐妹间理应要做到互相关爱、和睦相处；做长辈的要慈爱自己的晚辈。一个家庭只有调和好内部的关系，才可以成其为敦睦团结的家庭。“孝”、“弟”和“慈”原则也同样对国家内部的君与臣、臣与民间的关系适用。一方面，“孝”与“事君”，“弟”与“事长”，“慈”与“使众”彼此紧密地联系，另一方面，则又巧妙地把家庭内部的伦理道德同整个社会秩序的和谐发展联结起来，共同构建成命运共同体，“力图做到‘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8]《大学》德育体系把“齐家、治国、平天下”当作价值实现路径的外治步骤。《大学》说道：“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其为父子兄弟足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

三、《大学》中德育体系的价值评价

［摘要］宋明理学是中国哲学史上思辨性最强、体系最完整、最具现代哲学意味的一次哲学思潮。宋明理学的兴起迎合了儒释道三家合流的历史趋势和唐宋以来社会对儒学复兴和儒家伦理道德权威的重建的历史要求，对宋明及其以后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对重建伦理道德权威的两种思路：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本文试从历史角度考察宋明理学的兴起原因，并以朱陆之辩为切入点分析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异同。

［关键词］宋明理学；权威重建；朱陆之辩；程朱理学；陆王心学

宋明理学（又称宋明道学）的兴起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原因的。它一方面迎合了唐宋以来混乱的社会局面和思想状态对儒学复兴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回应了佛道两教对传统儒学社会地位的冲击。理学的兴起与迅速发展给宋明及其以后的中国社会带来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宋明理学的主题是重建儒家伦理道德在社会思想界的宗元地位。在这个主题下理学内部存在着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两种发展思路。两种思路宗旨虽同，而在方法上却产生了分歧。朱陆之辩正是此两种思路的一次全面较量。

一、理学兴起的历史考察

8世纪末至9世纪初期，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动荡，本来十分强盛的唐王朝开始衰落，各地拥兵自重的藩镇形成了枝大于干的局面。这种政治权威失重的状态又连锁地引起了社会思想界的混乱：传统儒家伦理规范好像失去了对社会思想控制的主动权，失去了往日不言而喻的权威。这种思想混乱的状态一直持续到北宋初期。10世纪60年代后，经过南杀北伐，北宋政府大体上恢复了中国统一的局面。然而经历了长时间的混乱无序状态，社会思想却很难一下子就回到儒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这就给儒学的复兴提供了历史契机。

佛教和道教的广泛传播和冲击是宋明理学兴起的另一重要原因。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佛教和道教在与儒家的冲突、协调与适应过程中一直在侵蚀着主流儒学的领地。佛教在南北朝之后中国化的步伐越来越快，至六祖慧能顿悟派禅宗取得胜利时它已在中国思想界稳稳地扎下了根。虽然中国化的佛教吸收了大量的儒家思想与术语去迎合中国民众的心理，但其出世的宗旨仍与儒家的入世精神相去千里。与此同时，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也开始依附经典和借用佛教的一些术语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至唐王朝时期一度还被尊为国教。佛道这样的广泛流行和中央的一再亲近佛道的行为无疑给保守的儒家知识分子敲响了警钟：儒学已经到了非改造不可的地步了，否则就难以继续生存。

中国首先出现的是比较哲学，在比较哲学的预设中才产生了中国哲学。历史上出现的第一批以哲学的眼光审视中西方哲学的中国人，都是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的知识分子。这一时期，输入西方文化的意义在于引进一股新鲜的思想空气，为中国的思想注入新的活力。正因如此，这些西学的译介者的主要任务，就在于用一种中国人可以轻而易举地接受的语言把西方文化的观点表示出来。所以在介绍西方思想的时候，中国学人就往往用中国人惯用的词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专业术语去翻译、解释西方思想。

严复就是用中国人的观点看西方、学习西方的典型。严复的一系列在中国知识界引起地震般的震动的译著，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翻译，而是亦译亦著，在翻译中注入自己的思想、见解。从解释方法上看，严复常常是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中去理解西方文化思想。例如《天演论》的序言就说：“及观西人名学，则见于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籀之术焉，有外籀之术焉。……乃推卷而起曰，有是哉，是固吾《易》、《春秋》之学也。迁所谓本隐之显者外籀也，所谓推见至隐者内籀也。”⑵这里严复就是用中国学人所熟悉的“格物致知”这样的名词，《易》、《春秋》这样的典籍去比附《天演论》。

梁启超在二十世纪初的几年发表了几篇介绍西方哲学思想的文章，把卢梭、培根、笛卡尔、康德、边沁等人的思想介绍给中国学界。梁启超对这些外国思想的介绍，基本上接承了严复的解释方法，就是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看待西方哲学思想，尽可能用中国思想的术语去解释西方哲学内容，用中国思想家去附会西方的哲人，以此使熟悉中国文化的人们可以通过这种比较大致认识西方哲人和西方思想。

说到培根的时候，梁启超这样解释：

“综论倍根（今译“培根”——引者）穷理之方法，不外两途：一曰物观。以格物为一切智慧之根源，凡对于天然自然界至寻常粗浅之事物，无一可以忽略。二曰心观。……朱子之释《大学》也，谓必使读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致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其论精透圆满，不让倍根。但朱子虽然略言其理，然倍根乃能详言其法。倍根自言之而自实行之，朱子则虽言之，而其所下功夫，仍是心性空谈，倚虚而不征诸实。此所以格致新学不兴于中国而兴于欧西也。”⑶

在梁启超笔下，培根的“新工具”居然成为朱熹“格物致知”之法的深化和实化。梁启超用“穷理”解释培根方法，因为“穷理”这个词及其内涵自朱熹注《四书》被元朝定为科举考试的唯一参考书，便已经在中国知识人之中被广泛认识。以“穷理”释培根，中国读者无疑能够迅速在头脑中浮现二程朱熹的格物穷理学说，并以此去理解培根。梁启超用“穷理”解释培根方法论的更深刻的原因缘于比较哲学中的语言问题。语言是理解思想的最重要的工具，中外的语言差异导致翻译中一旦语言发生偏差，就会面目全非。梁启超立足于中国文化，在他的知识视野（包括他所掌握的词语，以及词语背后的思想）里，实在找不出什么词语比中国文化的核心词汇之一的“穷理”更能够阐释培根的思想，也就是说，培根的这种被梁启超称为“穷理”的思想，在中国固有思想中找不出完全相对应的思想，因此也找不出完全相对应的词语，在无法准确恰当地表述的时候，梁启超只能用附会的办法，也就是用中国文化大系中的“穷理”这个词去附会培根的那种意思。在比较哲学中，几乎一切思想移植的偏差和失误都来自词汇移植的错误。梁启超用“穷理”介绍培根思想，中国读者在阅读梁启超的文章的时候，他们看到“穷理”、“格物”这样的词汇，脑海里浮现的就是宋明理学的那一套知识论，紧跟着的是整个理学的基本框架，而这恰恰无法准确地理解培根的学说。人们在梁启超的语义环境中认识的培根，已经和真正的培根相差甚远。

夫性理之学，为得为失，非本文所论，然戴氏既斥程朱矣，孟子以及《易系》《乐记》《中庸》之作者，又岂能免乎？如必求其“罪人斯得”，则“作俑”者孟子耳。有孟子，而后有《乐记》《中庸》之内本论，有《乐记》《中庸》之内本论，而后有李翱、有陆王、有二程，虽或青出于蓝，冰寒于水，其为一线上之发展则无疑也。孟子以为“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又以为“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又以为“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操则存，舍则亡，凡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又以为“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以为“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凡此类者不悉引）凡此皆明言仁义自内而发，天理自心而出，以染外而沦落，不以务外而进德，其纯然为心学，陆王比之差近，虽高谈性理之程朱犹不及此，程叔子以为孟子不可学者此也。戴氏名其书曰《孟子字义疏证》，乃无一语涉及《孟子》字义，复全将《孟子》之思想史上地位认错，所攻击者，正是《孟子》之传，犹去《孟子》之泰甚者也，不亦慎乎？

设为程朱性气之论寻其本根，不可不先探汉儒学之源。自孟子创心学之宗，汉儒不能不受其影响，今以书缺有间，踪迹难详，然其纲略犹可证也。《乐记》云，（按《乐记》为汉儒之作，可以其抄袭《荀子》诸书为证。）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

夫理者，以其本义言之，固所谓“分理，肌理，腠理，文理，条理”也。（参看《孟子字义疏证》第一条）然表德之词皆起于表质，抽象之词皆原于具体，以语学之则律论之，不能因理字有此实义遂不能更为玄义。（玄字之本义亦为细微，然《老子》书中之玄字，则不能但以细微为训。）既曰天理，且对人欲为言，则其必为抽象之训，而超于分理条理之训矣。必为“以为如有物焉”，而非但谓散在万物之别异矣。故程朱之用理字，与《乐记》相较，虽词有繁简，义无殊也。（郑氏注“天理”云，“理犹性也”，康成汉儒戴氏所淑，亦未以理为“分理”也）夫曰不能反躬则天理灭，明天理之在内也。

以为人生而静天之性，人化物者灭天理、明义理之皆具于心，而非可散在外物中求之者也。《乐记》所言，明明以天理属之内，亦以修道之功夫（所谓反躬）属之内也。

《中庸》云，（按《中庸》一篇非一时所作，其首尾常为汉儒手笔，说见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