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税范文10篇

论文关键词：起征点经济法个税公平效率

论文摘要：从今年1月1日起，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由800元提升到1600元。这一问题引起了社会各届的广泛关注和热切的讨论，然而新的个税起征点仍然是秉持全国一致的做法，在公平的方面是有许多欠缺的。此次立法因而让人感觉仍是未能解决现实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矛盾。发展问题压倒一切的今天，如何用经济法的理论研究社会生活中的经济问题显然格外有意义。

一、引言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修改为：“工资、薪金所得，以每月收入额减除费用一千六百元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①个税征收关系百姓切身利益，划一条新的免税线是否能达到预期立法目的？个人所得税是以个人所得为征税对象，并由获取所得的个人缴纳的一种税。个人所得税是各国开征比较普遍的税种，基于它可以有效增加财政收入，调节劳动者间的收入水平，促进社会公平目标的最终实现，受到了世界各国政府的广泛重视。但中国的所得税法，全文仅仅14条，粗糙且可操作性性差，原来的800元的扣除标准已远远不能满足现实状况，难以体现公平。修订个人所得税法之前的立法听证被社会各界炒的沸沸扬扬，最终人大采纳1600元作为新的扣除标准。争议的背后留给我们众多有关经济立法的理念思考。如何用经济法理论研究这一问题就是本文探讨的核心。

二、经济法的原则

经济法，是调整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形成的经济关系的经济法律规范的总和。经济立法必须符合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并对经济规律作用的程度、范围和后果依据一定的条件加以利用和限制，通过立法创造条件实现客观规律的要求。②税收是现代社会经济生活及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税法也就相应的成为经济法类中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一门。经济法的原则之一在于平衡协调—平衡各种关系，协调各种利益，之二在于扶弱抑强，当然这在于阶层的判断而非个案的分析。从个税起征点的调高这一事例我们就能看到经济法的作用印记。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个人收入在国民经济分配中的比例迅速提高，目前占到GDP的70%左右。这为征收个人所得税提供了牢固的税源基础。而居民储蓄存款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来自国家税务总局的资料显示，个人所得税已经成为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增长最快的税种，8年来平均增幅高达48%.2001年全国个人所得税收入接近1000亿元人民币，成为第四大税种。其中，来源于工资、薪金的税收占41%，利息、股利、红利、财产租赁等资本所得为35%.而在上海、北京、深圳、厦门等城市，工资薪金税收占总额的比例超过60%.

然而，在我国现行诸税中，个人所得税却被公众认为是税收流失最严重的税种，被税务部门称为征管“第一难”，被老百姓戏称为“征的不如漏的多”。笔者主要针对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流失的状况、原因和主要渠道及其巨大的经济影响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和完善提几点建议。

一、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流失十分严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78年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最终分配中，居民个人所得只占50.5%，集体所有为17.9%，国家所得为31.6%；到了1995年居民个人所得上升到了69.1%，集体和国家所得分别为168%和14.1%.这说明了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明显向个人倾斜，倾斜的速度很快，程度也很大，而这些年来我国国民经济保持比较快的增长，因此，可以推断这种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会使我国不少居民跨入个人所得税纳税人的行列。

2002年我国居民储蓄为8万亿，据一项调查：3%的高收入阶层占居民储蓄的47%，存款的80%为20%的人所有，最富有的人早已是千万富翁。以上这些调查结果和数据，说明我国实际上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庞大的应纳税个人所得税的居民群体。

而从我国个人所得税实际征收的情况看，虽然近几年由于加强了个人所得税的征管，个税的收入增长很快，但从总体看，个人所得税收入仍偏低，与目前我国已经出现较为庞大的应纳税群体不相称。

［摘要］依据财政部、人社部等五部委联合的《关于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的通知》，2018年5月1日，上海市、福建省（含厦门市）和苏州工业园区三地正式开始为期一年的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本文从人口老龄化和完善“三支柱”养老体系政策背景出发，分析推进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发展的必要性。通过解读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政策，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国际经验提出政策改进建议。

［关键词］个税递延；商业养老保险

1政策背景

依据联合国标准，若一国65岁及以上老人高于总人口的7%，则可判定该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基于此标准，中国早在2000年就已经正式迈入老龄化社会，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为8821万人。截至2016年底，中国65岁老人占总人口比重已上升为10.8%，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突破1.5亿人，由此可见中国老龄化速度之快，老龄人口数量之大。“银发浪潮”时代的到来，将让中国面临着沉重的社会养老问题。《“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中提到，完善多支柱、全覆盖、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构建基本养老保险、补充养老保险（职业年金和企业年金）以及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商业保险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以及时、科学和综合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挑战。目前，我国的“三支柱”国民养老体系存在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具体表现为“三支柱”养老保险的失衡。“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一支独大，在基础养老保险中，企业缴费为20%，个人缴费为8%，其缴费率过高，降低了企业活力。由于人口老龄化速度过得快，加上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不实等因素，基本养老保险目前面临着收不抵支的巨大压力。“第二支柱”一直发展缓慢，2015年职业年金在中国强制建立起来，其制度尚处于定型阶段，而企业年金发展接近停滞，《2016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6年底，全国仅有7.63万户企业建立了企业年金，参保职工仅为2325万人。在第一支柱支付压力较大和第二支柱发展缓慢的情况下，大力推进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发展，无疑对我国养老保险事业有着积极的作用。

2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建立的必要性

2.1个人层面上，提高养老金替代率，保障个人老年生活质量。在中国，养老金的替代率处于较低水平。在2015年前，中国老年人的养老待遇主要是依靠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金来提供，尽管我国第一支柱相比于国外要高，但是在国际上，补充保险（职业年金、企业年金）能提供替代率为20%的养老金，加上替代率为10%的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商业保险，其总的替代率可达到70%，而中国的养老金替代率几乎等同于第一支柱的替代率，约为58%，无法为中国参保人员提供充足的养老保障。推进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政策，有利于做实做大第三支柱养老保障，通过引入市场商业保险的力量，通过精算平衡，风险共担，为参保人员提供更高的养老保险待遇，从而真正做到“老有所养”。2.2商业保险层面，推动商业保险行业繁荣，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长期以往，由于中国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没有真正地建立起来，政府开办的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处于绝对主导的地位，极大地挤压了商业保险在养老领域的发展空间。政府出台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政策，将引导商业保险力量往养老领域发展，一方面可以减轻基本养老保险的财政压力，另一方面必将使商业保险赢来发展扩张的机遇。政府实施的税收优惠政策将作为杠杆“撬动”商业保险，同时会推动中国保险行业市场规模呈现出爆发式增长。我国如此庞大的养老需求市场将为商业养老保险注入千亿级别的资金，这巨大的增量将进一步盘活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市场往稳中向好的方向发展。2.3国家层面，做实做大第三支柱，加快多层次养老体系的形成。郑秉文在讲述中国多层次养老保障制度时，提到，中国目前总的状况是“第一支柱”突飞猛进，“第二支柱”积极跟进，“第三支柱”仍是相对短板。推进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补齐养老保险制度中的“第三支柱”短板，使我国真正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体系。而“三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协同发展，正是“政府”与“市场”协同发展，使两者都能在养老体系中承担各自的责任，从而办好人民群众的养老事业，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1我国个税起征点的演进

个税自1799年诞生于英国以来，逐渐发展为世界各个国家的主体税种，也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1980年9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税法》正式颁布，同时，个税起征点定为800元。随着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和工资的提高，2005年国家将起征点提升至1600元，2007年起征点更是提升至2000元，2011年9月，我国个税起征点再次提升至前所未有的3500元，个税起征点在短短几年间即实现了三级跳。从国家对个税起征点的调整来看，主要遵循以下三个原则：一是以城镇居民收支水平为基础，兼顾地区性差异；二是起征点的确定与城镇居民住房、教育等相结合，最大限度保证对居民的生活无重大影响，至少不是负影响；三是起征点的几次提高也是为了促进居民的消费水平，中国居民不像美国居民等发达国家超前消费，与之相反，中国公民收入多用于储蓄，随着起征点的提高，将会拉动内需，刺激消费。

2个税起征点提高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关系

个税起征点的提高自然意味着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收入或者说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消费的最重要因素，当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提高时，其消费也会随之增加。那么我们这里先定义一个机会收入，机会收入完全是因为个税起征点调整后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并不包括因其他原因而引起的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变化。机会收入是指个税起征点调整后居民的应纳税额和起征点未调整时的应纳税额之间的差额。我国历次的个税起征点调整都是针对工资薪金收入扣除相关合理费用后的调整。同时在2011年个税起征点的调整过程中将9级超额累进税率变为7级超额累进税率，这使得不同收入者纳税所对应的纳税级距也发生了变化。我们以级距点为例进行分析，原先的3500元在调整后不再征收个税，即相应的机会收入为125元，这完全是由于个税起征点调整后产生的居民机会收入。同理可得在8000元、9000元、10000元这三个级距点机会收入会达到峰值的480元，之后逐渐降低，到达38600元时，机会收入变为0，之后机会收入开始为负。居民的收入与机会收入之间大致呈“倒U形”关系，即低收入阶层的机会收入也比较少，达到8000～10000元的中等收入阶层，机会收入达到了峰值，之后在高收入阶层中，逐渐变为0，并开始逐渐变为负数，这个时候，国家对于贫富差距的调整政策显现出来，收入越多，所征收的税也越多。同时，也有学者指出，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与收入水平也大致呈“倒U形”的关系，即中等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高，而处于两边的低收入和高收入阶层边际倾向比较低。这主要是由于高收入阶层消费倾向趋于饱和，机会收入的增加和减少对于他们的影响不大，所以他们的边际倾向变化幅度不大。与此相同，对于低收入家庭，虽然个税起征点的调整使得他们的机会收入增加，但是这些还不足以使他们有较大的消费倾向，也只能产生有限的幅度变化。

3个税起征点的调整影响上海市居民消费

3.1个税免征额调整影响上海市居民消费水平(绝对数量上)

每个月工资单上的扣税数额，渐渐成为工薪阶层拿到工资后最关注的栏目。

在XX某国营企业上班的朱小姐每月拿到手的工资3000元左右，平均每月扣税数额在200至300元不等，所扣税额占她实际收入的10％左右。

毫无疑问，朱小姐所在的企业照章纳税，

并没有多克扣她一分钱，但税款的多少，已经让朱小姐十分敏感了。

类似朱小姐这样的中等收入人群，已经成为中国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主要来源，然而，他们只是工薪阶层。

国家税务总局4日11日公布，今年第一季度，全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共完成1907亿元，同比增长34％，增收484亿元。4月2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在未扣除价格变动因素情况下，一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工薪收入为2160元，同比增长8．4％。来自国家税务总局的资料显示，个人所得税已经成为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增长最快的税种，平均增幅高达48％。目前全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已成为第四大税种。其中，来源于工资、薪金的税收占41％，利息、股利、红利、财产租赁等资本所得为35％。而在XX、XX、深圳、厦门等城市，工资薪金税收占总额的比例超过60％。个人所得税税制的改革，不由得普通人不关注。

个人所得税扣除制度（简称个税扣除）与纳税人的利益息息相关。个税扣除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基于税收的公平原则，哪些费用应该扣除；二是哪些费用在现有条件下可进行多少程度的扣除，这需要考虑当时的宏观经济政策、财政承受能力、税收征管能力等因素；三是分项扣除标准的确立，这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同时也涉及到与社会政策的匹配问题，如弥补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等。国外对个税扣除有各具特色的规定，其中有些做法还是值得我国借鉴的。

国外的个税扣除制度

1．美国。美国的个税扣除分两部分：一是宽免额。对每个纳税人及其抚养的家属都给予了个人宽免额，每人每年的宽免额都相同，但每年均有所调整。另外，美国的个税扣除对纳税人的生计问题考虑得比较周到，在宽免额中考虑了家庭总收入、抚养未成年子女、赡养老人等，切实把量能纳税的原则贯彻到每个规范和制度中去。二是扣除。扣除分为标准扣除和分项扣除,纳税人可视情况选择其中一种。标准扣除是对纳税人规定一个标准扣除额；分项扣除即把某些支出项目累加起来一并扣除，包括医疗费用、家庭住房抵押贷款利息、偶然损失、慈善捐赠、某些税款及其他杂项费用。此外，美国的个税扣除还实行税收指数化，即根据物价指数或通货膨胀的幅度等对宽免额或扣除标准额进行略微调整。

2．英国。英国的个税扣除包括费用扣除和生计费扣除。费用扣除是指扣除与取得的收入有关的一些费用支出，这些费用必须是为了完成经营活动而支出的，如差旅费、广告费、教师购买书籍支出等。生计费扣除主要包括单身个人扣除、已婚夫妇扣除、妻子勤劳扣除、单身及夫妇老年人扣除、额外人口扣除、寡妇丧居扣除、赡养亲属扣除、管家扣除、儿女服侍扣除及盲人扣除。具体扣除额依每年的通货膨胀率而不断调整。

3．日本。日本的个税扣除完善地考虑到了从人文关怀到社会公益发展的各种扣除：首先，它把过去三年中发生的纯损失或杂损失的金额转入扣除的范围，以免增加纳税人的额外负担。其次，它按性质的不同分为人的扣除、额外负担的扣除、医疗扣除、保险费扣除、社会公益事业的扣除。第三，始终贯彻量能负担原则。比如对人的扣除，考虑到了个人所得中供维持本人或其家庭最低生活限度的那一部分。

4．德国。德国个人所得税制度规定，个人的总收入分为两大类：一类为盈利型收入，包括农林业、工商业和自由职业盈利型收入，是指从事这类职业所获的经营收入扣除经营成本的净利润部分。另一类为结余型收入，由工资薪金、资本盈利、租金收入和其他收入组成。总收入扣除各种支出后才成为征税基数，这些支出包括:子女的抚养费及培训费、老年生活费、亲属赡养费(父母无收入或低收入者)、家政服务费(如请保姆)、上年亏损额和意外负担额等。另外，对利息税也有免税额，起征点为：单身1551欧元，夫妻3101欧元。

个税改革一石激起千层浪，各界人士热议、激评此次税制改革。但一些议论中却存在着诸多严重误解、误判与误读倾向。及时廓清这些看法十分必要。

第一种思想倾向认为，此次个税改革就是“新时代的均贫富”。

人们乐于谈论“均贫富”话题，在于人们身陷于社会贫富差距的无奈与无助。当国家利用巨大的经济杠杆来调节财富分配的时候，得到改变的并非只有经济政策，还有经济热潮下人们躁动的情结与心态。个税被赋予更多更大超出它本身机制的期待，根本无需用时间来证实就可以说，这显然是个税无法承载之重。

税收属于二次分配范畴，它对于贫富差距的校正，其幅度与范围都是有限的。贫与富差距大格局，是在第一级生产关系中铸就的：资本获利润，土地获地租，劳动获工资。拥有什么样的生产要素，就凭什么在经济活动中获取经济报酬。在有资本参预运行的市场经济中，劳资之间的收益不能同日而语。就是在劳动者范围内，不同地区，不同工种，不同行业，不同“领色”，收入也霄壤之别。税收作为调节器，只是在大格局分配之后的小调整。这一点，无论如何也不要期望过了头。

进一步讲，在国家税源中，个人所得税只是一个小税种。2004年全国征收个税1700多亿，占税收总量不到7％。所以，税制改革决不可能全面纠正分配不公，也决不可能大幅缩小贫富差距。

不过，也不能小看个税改革，因为它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穷人的税负，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富人本应承担的税负。

敬爱的党支部:

今年两会上。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修改后的个税起征点可望从目前的元提高至3000元，国务院原则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并决定该草案经进一步修改后。且现行的九级税率也可能作出相应调整，减少税率档次扩大级差，从而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税负。

个税改革可以使中低收入群体将受益。十一五”期间，进一步减少社会贫富差别。众所周知。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与企业倾斜的现象日趋严重，居民收入占比偏低。国多年来税收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长，也高于中低收入人群收入的增长速度，特别是当前，对个人收入起调节作用的个税改革也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迫切。个税起征点提高后，更多中低收入群体将被纳入免税范围，有利于为中低收入者降低税负。总理日前与网友在线交流时指出：这条措施进去以后，会使整个中低收入的工薪阶层受益，无论是工人还是干部，以为是最直接也是最简便的方法。这是政府今年给老百姓办的第一件实事。

当前大幅度地提高个税免征额也有利于抚慰消费拉动内需。尽管目前工薪族所纳个税占个税总收入的比例较大。有可能会使工薪族因少纳税而致财政减收，大幅度提高工薪所得个税免征额。但也应该看到工薪阶层的税负减轻了消费能力就会随之增强，工业品、农产品市场需求就会相对旺盛，这反过来又会抚慰工农业生产，一些生产和销售企业就会因此而创造更多的税收，最终将会弥补、甚至逾越因个税免征额上调而带来的减收。

不久的将来。届时我也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纳税人”因此，就要着手开始找工作的事宜。个税改革与我之间也是密切相关。随着改革开放水平的逐步加深，中国的整体实力有了质的提升和飞跃。此次大幅提高个税起征点，标明了政府让利于民，藏富于民的决心。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无论是大会发言还是小组讨论，民生问题”代表委员们谈论最多的主题，也一直强调，要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的生活”代表委员谈物价，话民生，聊幸福，无不希望政府能够给老百姓以实惠。而要想老百姓幸福，首先就得让利于民，真金白银，不打折扣。虽然发展过程中，正在或者即将面临无数大大小小的困难，但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始终把人民冷暖幸福装在心间的政府，相信，一切困难都是纸老虎。

通过学习此次两会。更坚定了努力向党组织靠拢、争取早日入党的决心。身为一名当代大学生，看到党坚持执政为民的决心和能力。不只要学好本专业，还应该花更多的精力了解国家大事，更要始终坚定不移的学习党的规章政策，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

【摘要】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是融合了税收政策和商业养老保险的一种创新产品，对于减轻国家的养老压力具有积极作用。课题组抽样选取部分长沙居民进行问卷调查，探究开展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关键词】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社会调研；湖南

一、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涵义及发展

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是将税收政策和商业养老保险融合在一起的一种新型保险产品。投保者在退休之前用来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保费不需要纳税，将来申领退休金的时候，由于自身收入逐渐降低，其纳税额度也会相应下降。这类型保险是通过减少投保者的纳税额度来吸引更多的群众购入商业养老保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出客户对于保险的巨大需求。之所以推崇递延纳税，原因在于个税递延既具有刺激个人投保积极性和发掘商业保险潜力的双重效应。同时，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兼具保险和投资的双重功能，既符合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稳健性，又兼顾到中华民族历史中的进取性。［1］个税递延养老保险在发展中需要不断尝试和总结经验。天津滨海新区于2008年进行了首次尝试，虽然因30%的税收优惠比例、税务法律法规的缺失等原因最终夭折，但为其他地方的尝试提供了借鉴。

二、湖南人口老龄化特征及影响

（一）湖南人口老龄化特征。1.湖南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2017年湖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6年湖南60岁及以上人口为1201.07万人，2017年则达到1245.9万人（表1）。2010年到2017年老龄化程度逐年递增，2010年老龄化程度为14.54%，2017年老龄化程度达到18.16%，超过17.3%的全国水平，位居全国前十位。2014年至2017年老龄化程度分别较上年上升0.59%、0.45%、0.44%、0.56%，说明湖南近5年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2.湖南人口高龄化日趋明显。伴随老龄化进程的还有人口高龄化。从表2可见，2013～2016年湖南80岁以上老人逐年递增。2013年，80岁高龄老人有132.38万人，到2016年已经增长至150.69万人。2016年80岁高龄老人较上年增长4.81%，其增长率高于60岁老年人增长率，80岁以上人口占60岁及以上人口的12.57%。未来随着医疗条件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保健意识越来越强，高龄老人所占比重必将逐年攀升。3.空巢化严重。计划生育政策改变了原有的大家庭结构，家庭规模缩小，城镇中大量“421”家庭出现，加上独生子女外出求学、就业、婚嫁等原因，导致大量空巢家庭的出现。由表3可见，2013～2015年湖南空巢率逐年递增，2013年空巢率为28.45%，2015年空巢率高达53.26%，超出全国1.36个百分点。长沙市2015年身边无子女共同生活的空巢老人高达62.5万人，占全市老年人口的50%[2]。湖南地理位置临近广东，城乡劳动力流向广东、江浙等沿海地区打工或者创业，可能是造成空巢率激增的主要原因。4.失能老人比重高。《2016年湖南省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6年，全省完全失能老年人62.16万人，部分失能老年人130.04万人（表4），全部失能+部分失能老年人口占65岁老年人口的23.98%[3]。失能老人不但需要生活起居方面的照料，同时还需要医疗护理和养老保健。（二）湖南人口老龄化造成的社会问题。1.基本养老保险金难以满足养老需求。《2016年湖南省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6年底，城乡居民60岁及以上享受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达953.95万人，比上年增加22.46万人[3]。在完善的养老保险系统中，基本养老保险是其中一个重要支柱，但随着不断增加的退休人数、逐渐减少的劳动力数量，基本养老金的供给状况与实际的需求量之间出现了严重失衡，甚至已经产生较大冲突。2.激增的医疗与护理需求。数据显示，湖南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在社会统筹账户的报销比例为82.4%，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在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为63.2%[3]。在银发时代背景下，实际的报销比重根本无法充分满足老年人逐渐增加的医疗服务需求，这对我国的养老保险事业提出了新的要求。3.养老服务供给不足。截至2015年年末，湖南省配备的各种类型的养老床位总数是27.5万张，每千名老人拥有床位数23张，城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分别是36.5%和22%[4]。由此不难看出，湖南的养老服务供给难以满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需求。从养老服务内容上来说，现有的养老机构职能满足基本的家政服务，忽略了老年人情感需求，对金融理财、法律咨询等养老金融法律服务关注更少。

摘要：个税在我国已存在了百余年，以历史为线分析其产生的缘由与改革的历程。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税费改革；税收

所得税对中国人来说其实不是个新鲜东西了。早在宣统年间，效法西方意图自强的清政府就已经派出考察团详细的考察了列国税制，回来之后曾经起草一份《所得税章程》，其中重点论述了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问题。这恐怕就是中国探索所得税之始。可惜的是，这样地探索被革命打断了，当时所谓的“资政院”还未及审议，皇帝就被赶下台了。

1911年，随着国父孙中山的上任，革命党人带着对西方文明的粗浅了解，也试图把个人所得税制移植到中国来解救穷困的政府。但还未及细想就已经被北洋军阀赶下台去。中国也进入了一个混乱的时代，西方思想和各种学说通过各种渠道渗透进中国社会，比如北大等一批现代大学的堡垒作用等。在这种情况下，北洋政府也是内外交困，自己的财政也很紧张，从人民头上更好的征税成为一个共识。所以在1914年就在前清的《章程》基础上弄出了一份《所得税条例》，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的所得税法律。很不巧。正好讨袁战争爆发了，条例自动搁浅。这之后又过了六年，北洋政府财政部成立了“所得税筹备处”，继续推行个人所得税，准备1921年开征。但又碰上军阀混战的年份，民不聊生，苛捐杂税盛行，各省议会商会一致反对开征，所以到最后这次以官俸为主要课税对象的征税就不了了之。

在这以后的国民政府时期，社会才稍稍安定下来，给所得税征收创造了条件。而国民政府本身也受西方影响甚深。1927年国民党政府即着手推行所得税制度，不料国民党财政部聘请的美国顾问不认可，提出中国不可能实施所得税法，因而被否决。为寻找收入渠道，国民政府于1935年重又提出《所得税法案》，次年立法院通过《所得税暂行条例》，行政院颁布《所得税暂行条例细则》，即行实施。拟定先行对薪给报酬所得和公债利息所得课税，其余各类所得自1937年起全部课征。这样，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开征个人所得税由此开始。1943年，国民党政府公布了《所得税法》。但明显的事实是，社会动荡不安，战争连绵，连政府都难以自保的情况下，任何制度的变革都会变成纸上谈兵，因此，国民政府的所得税计划也只是成了一个计划而已。

这一切跟很多东西一样，也是到了重新牢固控制全国的新政府建立起来以后才有了本质的变化。新中国伊始，政府就认真地作出了探索，因为过去在边区的那些政策对全国，尤其对城市是不可能实行的。针对政府运转的财政问题。1949年底，首届全国税务会议明确提出对个人所得税征收的方案，拟定个人所得包括经营所得、利息所得、薪资所得等内容。1950年初，政务院颁布新中国第一部税收法——《全国税政实施要则》，建立了全国统一的新税制。这个1950税制是中国第一个具有实际意义的税收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