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自由范文10篇

【正文】

20世纪90年代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登台亮相，尤其是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世纪性大论战，一方面表明中国思想理论界新格局的形成，另一方面表明自由主义正在成为中国思想理论界不少人、尤其是不少高级知识分子中某种显性或隐性的社会意识。这势必影响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论战的实质是未来中国的走向问题：自由主义提供的是渐进的向资本主义演变的方案，新左派则没有自己的现成方案，但大体上表现出的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倾向。在这场论战中，少有马克思主义者参与其中，自由主义正在成为中国思想理论界的话语霸权。同时，以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某种特定理解，在自由主义影响日益扩大的情况下表现出了自身的局限性，也难以应战。本文希望能以回到马克思、深入发掘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个性思想，来应对自由主义的挑战，改变自由主义已成为中国思想理论界的显学的不正常状况，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某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同时也希望在“三个有利于”的前提下，借鉴自由主义中的某些有价值的、具有正面作用的思想资源。

一

自由主义理念的基点是个人的优先性即个人主义，其口号是个人自由，其基础是几百年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相应的成熟的制度安排。作为其背景的是社会主义实践所面临的问题：前苏联东欧的解体和中国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我们认为，资本主义的根本性质并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也没有过时，那么社会主义为什么会发生世纪性的挫折呢？已有不少马克思主义者指出，以往那种社会主义体制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建立起来的，人的依赖关系的残余对社会主义制度安排发生了很大影响，导致了政治经济的高度集权。这意味着以往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存在着某种误释，即没有高度重视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个性的思想和相应的制度安排。自由个性问题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根本价值对立，而且也是制度安排的出发点，因而有必要首先在这里加以阐明。

以往那种社会主义体制最受指摘的是带有人的依赖关系残余的高度集权制，它以片面理解的关于集体主义的价值判断为理论前提，这也是最为自由主义所批判的方面。这种体制不能说没有它的优越性。它成长为与资本主义对立的制度阵营，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基础上，在不长的时间里取得了经济的巨大进展：前苏联成为世界第二超级大国，打败了法西斯德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则在很短的时间内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这些都是应充分肯定的。只是在新科技革命面前，也就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这种体制的问题才逐渐显露，因而才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革的问题。因此，那种认为社会主义只是一种人为制度、没有任何优越性的观点，是不符合事实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历史必然性，它是建立以大多数人的幸福为基础的新制度的伟大实践。

至于伴随这一制度创新所发生的为自由主义所指摘的所谓人权问题，是任何新社会制度的建立所不可避免的。但是，在社会主义的世纪性历史大挫折中，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被自由主义妖魔化了，其基本论据就是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用集体主义否定了个人自由的优先性。可以肯定，没有革命者个人对革命目标的无条件的服从和献身，没有对旧社会势力个人自由的剥夺，新的社会制度是不可能建立和巩固的。同时，以往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存在着某种历史局限性。自由主义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只有资本主义才是唯一光明的历史必由之路。然而，这只是表明自由主义不了解，这种局限性只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某种阐释的产物，而正如自由主义者要不断回到和重复古典自由主义的那些基本结论一样，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必须不断回到和重复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那些基本命题。以往曾经占主导地位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只是马克思主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形态，只是根据一定的历史要求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形态。它突出和强调的是经典马克思主义中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而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中的共产主义学说的核心内容即人的自由个性的思想，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没有充分给予个人在社会中应有的地位，更没有看到马克思的自由个性思想其实是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扬弃：马克思和恩格斯肯定和承认了资产阶级的个人自由的历史进步性和合理性，同时，又提出了自己的个性自由观来批判和代替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从今天的现实条件来看，马克思的个性自由观比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具有更为根本的意义：后者只是为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服务的，解决的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无产阶级解放的方法和途径问题，而前者即马克思的个性自由观，解决的则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目标问题。

美国人有很大程度的个人自由，但这是建立在每个人严格遵守法律的基础上的。在美国生活中经历的一些小事，让我对此有深刻体验。

第一件事是到酒吧，进门时每人都须出示身份证件，只有达到法定年龄的人才允许进去。初次去酒吧时，我忘了带身份证，朋友多次去过那里，想让保安通融一下。朋友的证明，加上我的长相，都证明我是快40岁的人了，但保安就是不放行。没办法，我只得驱车返回住地，拿了身份证件回来，才得以进入酒吧。保安当然能看出我不是未成年人，但这个程序却不能省，也许这就是他们生活中的程序正义吧。

第二件事是到图书馆复印资料，工作人员绝不会为你复印整本书刊，因为这侵犯版权。当我在图书馆抱了一大摞书去复印台要求全部复印时，工作人员大吃一惊，马上拿出有关版权的法规给我作详细解释，告诉我只复印一本书的1/10才是合法的，否则就是犯罪。这真让我这位法学博士感到难堪，没想到自己差一点儿就犯罪了。

也许在美国人看来，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可回想一下自己曾经的经历，未成年人进网吧是有可能被接受的，个人复印整本出版物也理所当然(甚至于我任教过的一所大学由印刷厂统一复印发放教科书)。

由此我想到，法律神圣存在于人们的心中，守法是一种习惯，违法也是一种习惯。而这种习惯并不是天生的，是在制度的制约之下形成的。

内容提要：在资源配置效益之外从个人自由的角度论证行政许可的本质，运用分析法学的方法解析许可和行政许可的法律意义，则行政许可就是通过行政程序创设个人自由或财产性权利的构成性事实。行政许可权的合理性及正当限度即在于个人自由与公共利益的平衡。公共利益概念存在不确定性和“羊皮化”倾向，而对治理的实质理性的追求是不可靠的，应该注重从程序制度的建设和程序权利的维护。

关键词：行政许可，个人自由，公共利益

一、引言

公民与政府，个人的主体性与主权，从来是既相克又相生。如何防止权力的滥用？如何规制自由的滥用？这是统治关系二元结构的两大难题。为了防止任何一种极端的灾难-专制和重返“霍布斯丛林”，人类智慧发明了法治和宪政。

中国人对于法治和宪政的认识主要是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二十世纪初开始的，自那时起中国一直在探寻走向现代国家的道路，其间历经过多次解构的狂欢和重构的痛苦与失败。实质的连续的进步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发生的，到今天我们终于建立了一套市民社会日常生活和国家机关日常运作以为准绳的法制。

1989年通过的《行政诉讼法》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律，它第一次重构了行政权与司法权，第一次以权利的实在形态把公民和政府对峙起来。随后的《国家赔偿法》进一步冲破形而上的主权观，把责任政府的原则落到实处。此后，我们按照行政权力的科学分类，分别对行政处罚、行政立法、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收费等职能进行清理和规范。1996年通过的《行政处罚法》显示了将行政权和行政行为的学理分类作为立法的观念框架的可行性，证明我们的立法者有能力发现各种类型的行政权存在的实质理性和运用过程的程序理性，并将这些发现上升为法律规则。

在国家体制和机构设立中，司法是被多数国家视为“个人自由的保护者”而建立的。法国宪法第66条规定：“如何人不得被无故拘留，作为个人自由保护者的司法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保证尊重这个原则。”美国也认为，独立的司法“可视为人民维护公正与安全的支柱”，“法官之独立对保卫宪法与人权亦具同样重要意义”。因此，作为自由价值的体现者，在利益冲突和纽结面前，司法权的使命在于保持相对超脱的地位，不偏袒任何一方，确保公正价值的实现。

诉诸司法保障公正还源于一国存在着多重利益之间的纠纷和冲突，需要法官在利益面前作出判定，实现公正。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改变了过去单一利益主体的格局，各种利益主体一定程度上获得法律上的正当地位。社会关系的复杂，民事交往活动的频繁增加了出现纠纷的可能性，对公正的要求也就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强烈。在此情况下，法官须在冲突的不同利益主体面前确立自己恰当的身份定位和取态，以消弥冲突，实现司法公正。

公正价值可欲性的社会基础和法理根据

在我国，公正价值的可欲性及时代呼唤司法公正的强烈程度与我国社会结构改变和确立法治国家的目标紧密相连。自进入转型期以来，我国社会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转变。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各种所有制和多重利益主体并存的局面，改变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利益绝对优位的格局，各种利益获得了正当的法律地位。同时，社会关系的复杂及各种经济因素的活跃，使得不同利益主体发生纠纷和冲突的可能性大为增加，当其利益发生缺损时，需要司法救济予以补救，恢复法律上的权利设定和平衡。因此，与计划经济体制相比，个人自由在法律和实践中极大了拓展了自己的生存空间。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国政府管理社会的方式也发生了很大转变，国家从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撤出，依靠市场运行机制，一定程度上让位于社会力量的自力发展，改变了过去深入社会、无所不入的干预状态，能动的国家权力有较大程度的减弱和收敛。与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相依随，有限政府的观念得以确立，政府开始自觉地诉诸法治手段管理社会。这一切意味着单一的国家一元结构的解体，逐渐让位于国家社会、政治经济的分离和一定程度上的国家-社会二元结构，私权与公权的冲突开始加强。在此情形下，旧体制下国家利益独步天下的态势有所缓解，个人自由和国家利益获得了同等重要的法律地位。因此，个人自由和国家利益遂成为公正价值的深层评价体系，制约着国家司法权的运行，时代和社会发展也增强了公众对司法公正的心理期待。

之所以诉诸司法保护个人自由之重任，源于司法权的属性特征。美国多数人持这一观点，认为在所有国家权力中，司法权是危险最小的一支。建国之初联邦党人对司法权所做的阐述一直被认为是有关司法权的经典解释。“司法部门既无军队、又无财权，不能支配社会的力量与财富，不能采取任何主动的行动，”为三权中最弱的一个。在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中，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始终共处于同一认知框架中，离开公民自由和权利就无法理解国家权力的存在。任何国家权力的行使是为了保护公民权利的实现，且他们对国家权力始终保持足够的警惕。其危险性最小建立在与立法权和行政权比较的基础之上。立法权归根结底是主动和积极的，它可以制定一部法律，改变权利分配的框架和格局，设定新的权利义务，从而在较大范围和较长时间内改变公民的权利义务结构。行政权的主动性则更强，所有的法律都由它实施和执行，并通过它转变为具体的权利义务现实。惟有司法权的启动是被动的，所以，“不告不理”和中国古之所谓的“民不告，官不究”是司法权被动属性的概括。司法权的这一属性正符合了西方法学家们对权利的分类，即所谓“积极权力positiveright”和“消极权力negativeright”，或者freedomfromstate和freedomtostate.公民权利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免于国家干涉就能实现的，国家参与有可能适得其反，造成事实上侵犯公民权利的结果。司法权自身的属性使它在这方面的危险性较小。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谈到将司法权逐出行政领域时说道：“政府不断介入司法的天然领域，而我们听之任之；其实权力的混乱在这两个方面同样危险，甚至后者更危险；因为法庭干预政府只对案件有害，政府干预法庭则使人们堕落，使他们变得兼有革命性和奴性”。所以，法院的危险性在于如果错判，只对该案件本身有害，而不会由此波及其他（当然，其他的害处还是有的）。美国总统林肯也说过同样的话，“一个判决只能解决一个案件，不能解决一个法律，更不能解决国家未来”。这既可看作是对司法权危险性较小的解释，也可看作是对司法权软弱的一种无奈。因此，将保障自由和公正的重任赋予司法权既是维护国家政体平衡的需要，也因为与其他权力相比，司法权对二者的实现有更高程度的保证。

但是，在我国，由于多重复杂因素的共同作用，对个人自由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及司法公正的价值的理解和认识并没有与社会同步发展，法官代表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一直在理论和观念上占据正统地位，在实践中制约着司法权力的良性和有效运行，影响司法公正价值的实现。这一意识的形成在我国有着深刻和较长时期的社会政治文化根源。一方面，我国封建政治制度缺乏分权传统，国家权力太过强盛，个人自由在国家观念和制度中未安放一个合适和恰当的位置。封建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着重维护国家利益，法官应代表和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需要对此进行讨论；另一方面，这一理论之所以深深植根于几乎是社会全体的公众意识中，还因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改革开放，我国一直是以社会利益主体一元化为基础的社会。奉行国家至上，整个社会只有单一的利益主体，个人独立的利益要求在实践中受到很大限制，由此导致认识上的这一结论：个人利益和与社会利益整体利益永远是一致的，是不会发生冲突的，并且，其利益只有当国家与社会整体利益得到维护时才能实现。既然不存在利益之间的冲突，也就不可能引起纠纷。这一状况和认识的形成既是由所有制决定的，也是传统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解放后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体制，理论和实践上难以界定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分野，或者融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中，或者公共利益代表个人利益，在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缺乏明确清晰之界分。同时，源自东方文化所秉承的群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位阶传统，及东方文化那种根深蒂固的个人只有在群体中才能获得存在，才能实现其自身价值的观念信奉，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依然在意识上主宰着人们的行为，成为人们行为的观念参照。这一始终不以个体独立存在为价值参照坐标的意识对司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以致于衍生出这一命题：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具有不证自明的正当性，前者在道德上获得了不可质疑的品格。在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出错的只能是个人，国家和公众是不会有错的，司法权只有维护国家利益才是其合法存在。

摘要：个人主义是古典自由主义的精神基础。个人及其权利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石。自由主义者都从个人及其权利出发思考国家权力的来源、性质和范围，确定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的界限。以个人为政治思维的原点，在自由主义者那里表现为理论上的不自觉和文化上的无意识。

关键词：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个人权利

康德曾以一句名言概括了自由主义的一个基本信念，“这样行动，无论是对你自己或对别的人，在任何情况下把人当作目的，决不只当作工具。”[1]将这句名言简化一下就是“人是目的”。这里所说的“人”是指独立、自由和平等的个人，是与社会整体或国家相区分相对立的个人。“人是目的”这一命题，确认了人是终极价值，最集中地表达了个人主义的信仰。这是古典自由主义始终不渝的信念，也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石。

1、个人：自由主义的基石

个人主义是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论前提和精神基础。自由主义思想家都是从个人出发，论述国家权力的起源、性质、范围及其权利依据的。无论他们在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上达至什么结论，其政治思维的逻辑是一致的：个人是国家的基础，国家是个人的集合。个人既是国家的成员，又是自足圆满的整体。如政治思想史专家O。吉尔克曾指出：近代自然法学派政治思想“将宇宙视为人为的整体，其中每个存在的部分——无论是集合的存在(团体)还是单个的存在——既是部分，又是整体。作为部分，它被宇宙的终极原因所决定；作为整体，它有自己的终极原因。”[2]

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自由主义的基本观念表现在如下一些命题上：

摘要:支持不作为侵权行为的法哲学理论包括自由主义理论、共同体理论和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理论。侵权行为法中规定合理范围内的作为义务,是对自由的必要限制,会导致社会整体幸福的增加。只有这样,人才会拥有真正的自由。

关键词:不作为/侵权行为/法哲学基础

一、自由主义理论

认为不作为承担侵权责任是对个人自由侵害的观点,是对自由观念的片面理解。在不同的阶段,对自由的观念不同。即使是将自由作为“最为显著的价值”的自由主义的法哲学来看,也支持作为义务,亦即支持追究不作为的责任,其理论的支持主要可从以下几方面分析:

(一)强调对个人自由的保护,并不意味着否定积极作为义务

人们通常认为以洛克为鼻祖的古典自由主义法学理论不赞成与他人有关的积极权利和义务。事实上,对英美法系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的古典自由理论,支持人们应该负有积极的作为义务的观点,以致在讨论救助问题时,不可避免地要研究该理论。自由的自然权利理论不仅为阻却暴力义务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也为救助义务转化为更普遍、不限于刑事侵害的、在侵权法和刑法上都更有强制执行力的义务打下了理论基础。自然的功能在于引导人们趋向善,其最重要的功能当属保护人们的生命不受剥夺。自然的基本法则是使人类得以存续的积极命令。按照洛克提到的“自然法的强制力”理论,在自然状态下每个人都有权力通过制止和惩罚违法行为来执行自然法。除了人人都享有的惩罚权利之外,特定的受害者还有权对其所遭受的损害要求赔偿。这就是刑法和侵权法的自然起源。人虽然具有处理他的人身或财产的无限自由,但是他并没有毁灭自身的自由。保存生命是人的天然权利。当他保存自身不成问题时,他就应该尽其所能保存其余的人类。[1]从洛克的观点来看,不仅可以从保存自身的权利,推演出不得侵害他人生命的义务,而且可以推断他同意在对自己不构成危险时,采取积极的行为保护他人生命。

[摘要]诺齐克的自由至上主义，承袭了传统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推崇个人自由与权利，同时他提出最小国家的概念，对国家的功能进行限定，强调权利的不可侵犯性与对经济事务的放任，并阐述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反对政府过多的干预与束缚。其思想对当今西方社会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对正在改革进程中的中国经济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诺齐克;自由至上主义;自由权利;市场制度

自由主义是主导近代西方政治经济发展的意识形态，它内涵丰富，同时充满争议与分歧。就二十世纪英美等国的情形而言，自由主义的分歧是出现在“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与“新自由主义”(NewLiberalism)之间，而前者又称为“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alLiberalism)或“经济自由主义”(EconomicLiberalism)，后者则通常被直接称为“自由主义”。这两种自由主义虽然在一定意义上分享了自由主义传统某些核心信念，例如言论自由与私有财产等，但无论是对自由的定义、国家的功能以及对社会经济的看法上，都有相当的差距。对政府是否应该干涉自由市场的经济活动，以及一个自由国家是否应该追求社会正义的思想，自由至上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有着截然不同的主张。虽然新自由主义在二战后日渐成为自由主义的主流，但是古典自由主义并没有完全失去其吸引力，以海耶克(FriedrichA.Hayek)、诺齐克(RobertNozick)等人为例，他们仍然继续著书立说，极力发扬自由至上主义的理念。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伴随着保守派势力在英美德等国的崛起，自由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学说成为全球性的显学。因此，整个二十世纪的自由主义发展的轨迹，是“自由至上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这两种不同内涵的思想此起彼落却又平行发展的过程。[1]

一、诺齐克自由至上主义主体思想

(一)个人自由与权利

传统的西方自由思想，无论内部倾向的差异，都主张对个人所有权及个人所有物的尊重。自由主义者认为自由的首要立足点与判定起点和归宿都是个人，判断一种社会政策和价值观的最终标准只能是个人，个人自由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出发点，也是所有社会政策和立法的基础。所谓自由，首先必须是政治和法律意义的自由，包括个人在社会生活、言论及从事经济活动等的选择权。首先个人自由必须在经济上得到保障，没有经济的自由，其它的自由都是是空洞的。因此，保护个财产是保障个人自由的重要条件。自由主义者崇尚对经济的放任，反对过多的干预与束缚。[2]诺齐克的自由至上主义沿袭了西方社会“个人自由优先”的基本价值观，他强调个人自由，认为应当把人当作目的，而不是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强调一个社会肯定个人权利的重要性，个人权利对诺齐克来言是根本性的，带有自明公理的性质。[3]

目前我国理论界对马克思“个人所有制”思想的理解上分歧很大，众说纷纭。概括起来，主要有八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个人所有制”是指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动及其产品的局部的个人所有权；第二种观点认为，是指“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共同所有权”；第三种观点是指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第四种观点认为，是指作为社会主义补充形式的生产资料个体所有制；第五种观点认为，是指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第六种观点认为是指劳动力的个人所有制；第七种观点认为是指劳动力的私人所有制；第八种观点认为是指消费资料的个人所有制。

上述八种观点，笔者认为都没有能完整、科学地反映和表述出马克思“个人所有制”思想的原意，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片面的方面，值得商榷。笔者认为，马克思这里提出的“劳动者个人所有制”概念，指的是原始所有制下的个人所有制。马克思通过长期的研究，认为原始所有制下的个人所有制比之以后的各种社会形态，各种所有制关系都“崇高得多”。因此，未来的社会应该是重建、恢复原始所有制下的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但是，这不是简单地恢复，而是在原来意义上的更进一步的发展，是重新建立一种崭新的个人所有制，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本文把三大形态下的主要所有制列成下面的简表，从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它们的共同点和区别点，看出这种否定之否定地过程和实质。(见表1)。

从表一可见，这种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除保留有原始自然经济形态下的个人所有制、人始终是生产的目的、人的发展呈现着圆满境界等特点外，还克服了原始自然经济形态下的个人所有制的不足，加进了新的内容，也就是说。这种重新建立的劳动者个人所有制，比之原始所有制下的个人所有制在内容上更加丰富，内涵更加深刻：它包括五个方面：一是生产资料自由人联合体所有；二是劳动力自由个人所有；三是产品自由人联合体所有；四是劳动自由个人所有；五是人的自由全面充分的发展。在这五项内容里，第一项内容是基础和前提；第二、三、四项内容是第一项内容的引申、展开和结果。由于生产资料是自由人联合体所有的，所以劳动者自由个人能够既对自己的劳动力又能对自己的劳动有所有权和占有权。从表一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劳动力个人所有是三大形态里的主要所有制的共同点。在原始自然经济形态下的个人所有制里，劳动力是自由个人所有；在交换关系形态下的资本主义所有制里，劳动力仍然是个人所有。资本主义所有制将原始所有制的其他方面、其他特点都彻底地完全地否定了，而唯独保留了劳动力个人所有这一条没有被否定。自由经济形态下的个人所有制，否定了资本家所有制，它否定了资本家所有制的其他特点、其他方面，而劳动力自由个人所有这一点也仍然被保留下来。不仅如此，在自由经济形态下的“重新建立的劳动者个人所有制”里还将发展劳动力的自由个人所有制，使劳动力的个人所有更加完善。这说明，劳动力个人所有是三大经济形态的共同点，是人类社会得以发展的保证和动力。因此，它也是马克思“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里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另外，资本家所有制在否定原始所有制下的个人所有制时，将劳动个人所有这一条也否定了，用劳动归资本家所有来代替它，从而使劳动力自由个人所有只有形式而无内容。因为，当工人将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后，劳动者在出卖的时间(为资本家工作的时间内)实际上也就不能支配、占有自己的劳动力了。自由经济关系形态下的个人所有制，否定了资本家所有制下的劳动归资本家所有这一条，重新恢复劳动自由个人所有，从而使劳动力个人所有重新既有形式又有内容。公务员之家

“重新建立的劳动者个人所有制”五项内容中的最后一项内容即人的自由全面充分的发展，它是“重新建立的劳动者个人所有制”的目的，不仅如此，它还是“重建个人所有制”内涵中的最高层次，也是马克思设想的未来社会的最本质、最主要的特征。在原始经济形态下的个人所有制里，原始人的劳动力和劳动都是归自由劳动者个人所有，而由于劳动力和劳动是结合在一起的，两者都是归劳动者个人所有，所以在原始人那里，人的发展能呈现“圆满”的境界；虽然是有限的“丰富”和有限的“圆满”，但毕竟是“圆满”和“丰富”的；在交换关系形态下的资本家所有制里，由于生产资料是资本家所有的，产品也必然是资本家所有，从而劳动者的劳动也归资本家所有。因此，人只能是片面的畸形的发展；在自由经济关系形态下的“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里，由于生产资料归自由人联合体共同所有，产品自由人联合体所有，劳动者的自由劳动力和劳动重新得到了结合，都归劳动者个人所有，因而人的自由全面充分的发展成为可能。在原始自然经济形态下的个人所有制里，无论是生产资料和产品共同所有，还是劳动力和劳动归个人所有，这些都不是原始所有制下的个人所有制存在的目的；原始的自然共同体存在的目的，只是原始人的再生产和发展。在自由经济关系形态下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里，和原始所有制下一样，无论是生产资料和产品所有，还是劳动力和劳动个人所有，这些也都不是“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的目的，它们只是达到目的的“中介”，唯有人的自由全面充分的发展才是自由经济关系形态下的个人所有制的目的。

因此，如果我们要对马克思提出的“重新建立的劳动者个人所有制”下个定义的话，笔者以为，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本质特征的正确的定义，应该是表述为，所谓“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即是重建(重新恢复)一个生产资料和产品由自由人联合体所有基础上的，劳动者的劳动力和劳动都归自由个人所有。从而每个人都能得到自由全面充分发展的所有制。

[内容摘要]伯林对两种自由概念的分析被认为对许多问题是一种澄清，而邓晓芒对伯林的批判重新混淆了本已澄清的问题。邓晓芒不同意两种自由的割裂，批判为所欲为的消极自由。可是，伯林区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并非要为不受限制的自由辩护，而是要说明两种自由的混淆会导致严重的问题。积极自由给个人自主以价值，但是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就会转化为对个人的扼杀。伯林对自由变戏为压迫的分析完全是建立在两种自由区分基础上的，而这与理性的滥用息息相关。邓晓芒的问题在于，他通过不承认两种自由的区分回避了伯林对积极自由所蕴含的理性之危险性的批评。伯林的自由观并无根本问题，问题在于他的多元主义，而邓晓芒在多元主义上的分析更是混乱，本文力图给予澄清。

[关键词]消极自由；积极自由；理性；个人自主；多元主义

邓晓芒先生著文批判伯林自由观，这吸引我把文章弄来一读，急切地想知道邓晓芒是怎样批判的。敢于批判伯林的人需要勇气，也需要一定的理论素养，邓晓芒的哲学功夫我敬佩有加，我想这篇文章一定会精彩的。

然而，读下来后颇为失望。读之前，我一直在琢磨：他要批判伯林什么？是伯林思想背后的自由主义理念？还是仅仅对两种自由概念的某些细节不满？读后发现，他不仅没有把矛头指向自由主义，而且还取一种坚定的自由主义立场（起码在字面上）。可是令我意外的是，他批判的竟然是伯林两种自由概念的划分和定义本身，思想界公认为是伯林伟大贡献的两种自由概念的理论被邓晓芒认为“在逻辑上它是自相矛盾的、飘乎不定的、思路混乱的；在立场上它是偏颇的、狭隘的、不公正的；在对事实的分析上它是肤浅的、片面的、主观的。”（邓晓芒：“伯林自由观批判”，载《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10月[上]，第32页。以下凡引此文只注页码。）邓晓芒的批判似乎仅仅是概念、逻辑和语义等方面的质疑，他并没有把矛头指向自由主义本身。但是，它所触动的却是根本立场上的某些神经。如果伯林自由观果真被批倒，自由主义还能成立吗？难道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不是在贡斯当、穆勒、伯林等所谓“经验主义者”这一方，而是在邓晓芒推崇的黑格尔、马克思这样的思辩“理性主义者”这一方？到底哪一方的自由观更能成立、更加清晰而不混乱？这些问题已经不仅仅涉及当今西方学者对伯林关于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之关系的争论了，而是一种更加古老的争论。邓晓芒重新翻开这一争论很有意义，但我对该文之所以失望不仅是观点问题，而恰是概念、逻辑和语义等方面的问题。澄清邓晓芒先生在这方面的混乱是此文的首要目的，而这意味着我基本同意并捍卫伯林在这方面的分析和澄清。

一、也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之辨

邓晓芒首先批判的是伯林“对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截然割裂”，认为这种割裂是“站不住脚的”，（第18页）其理由是，作为单独存在的消极自由根本不能成立。消极自由在伯林那里的含义是个体不被干涉，可是“如果没有人积极地去建立一个人人可‘免于’某些强制性干预的法制社会，这种思想中或口头上的‘免于……’的自由是不会生效的。因此所谓‘免于……’的自由同时就是能够通过某种手段（如法律）而在某种范围内有效制止其他人干预的自由。换言之，消极的自由的另一面同时就是积极的自由。这两种自由绝不只是‘重叠’的，而就是同一种自由的两个方面、两种说法，离开任何一方，另一方就不可能存在。”（第20页）

论文摘要：哈耶克认为，经济自由是目的性意义与工具性意义的统一。政府对市场结果正义的过多关注会摧毁自由市场经济本身。唯有建立有限政府、彰显个人权利、拓展个人自由才能促成善的经济的形成。诚然，哈耶克的经济伦理思想具有先天的缺陷但不乏智慧的光芒，对思考中国政府在实施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应当扮演何种角色具有一定的理论借鉴意义。

论文关键词：经济自由；善的经济；政府角色；有限政府

哈耶克是20世纪西方最具独创性的经济学家。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重要代表，哈耶克基于自己对经济哲学独特的理论构建关注于经济自由与经济正义，并在此基础上对国家干预经济可能对经济自由和经济正义造成的创伤保持深深的警惕。1974年，瑞典皇家科学院鉴于他在经济学界成为自亚当·斯密以来最受人尊重的道德哲学家具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授予他诺贝尔经济学奖。本文试图初步阐述哈耶克的经济伦理思想，并对我国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政府应扮演何种角色以期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和贯彻科学发展观作经济伦理方面上的探讨。

一、经济自由：目的与手段

首先，经济自由具有重要工具性意义，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有力手段。哈耶克在《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一书中阐明，市场经济自生自发秩序的有效达成倚赖于基于自由之上的个人主义的全方位支撑。自由的最重要工具性意义，在于它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具有伟大的推动作用。哈耶克认为，“自由不是一种自然状态，而是一种文明的造物，但它亦非缘出于设计。各种自由制度，如同自由所造就的其他事物一般，并不是因为人们在先已预见到这些制度所可能产生的益处以后方进行建构。但是，一旦自由的益处为人们所认识，他们就会开始完善和拓展自由的领域。”根据哈耶克的观点，这种“自由的领域”的拓展，尤其涉指市场经济秩序。市场经济要持续发展，市场秩序就必须具备拓展的条件。市场扩展秩序应当具备两个基本要素：“其一，扩展秩序必须是自发形成的而不是人为设计的；其二，市场扩展秩序必须又能力不断扩展自身。”如果具备这两个基本要素，那么这个市场必定是自由的市场，赖于其上的经济则必然是自由的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

其次，哈耶克认为，自由就是目的，就是善和美德。哈耶克赋予经济自由以至尊的地位。他认为，自由本身是一种价值，我们追求自由不是为了别的善，而是为了自由本身。因此我们不能以善代替自由，自由也并不意味着善。我们也许是自由的，但同时也许是痛苦的；自由并不意味着一切行为都是善的，或者一切恶行都不存在。“所谓自由，亦可以意指有饥饿的自由。一个身无分文的流浪汉，虽凑合的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但的确要比享有各种保障且过着较舒适生活的应征士兵更自由。”基于此理解并本着对经济自由的独特理解的基础上，哈耶克对释放市场经济巨大经济能量的个人主义进行了缜密而精巧的论证。哈耶克仔细和严肃地区分了两种个人主义，阐明了真个人主义的基本内涵，认为要“把人作为人的视角来尊重个人”。在其《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一书中，哈耶克的兴奋点一直聚集于经济自由主义。在哈耶克看来，市场经济活动中，经济自由与真个人主义有着紧密的联系。真个人主义是一种方法论个人主义，“是一种既反对整体主义方法论又在本质上区别于原子论个人主义的阐释性的非化约论的方法论个人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