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范文10篇

在南满根据地建设的过程中，党的建设是根据地一切工作的核心。在中共中央和东北局的领导下，南满根据地形成了坚不可摧的领导核心，带领根据地军民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与强敌浴血奋战，终于渡过难关，战胜了敌人，取得了根据地建设的最终胜利。按照东北根据地的领导体制，党组织的层次分别是:东北局———各分局———省委———地委———县(市)委———区委———乡、村基层党组织。南满根据地党的领导体制是:辽东(南满)分局———三个分省委(省委)———各地委———各县(市)委———区委———乡、村基层组织。篇幅所限，本文将着重叙述分局、各省分委(省委)及若干重点地委、市委的建设情况，县以下党组织暂略。

一、中共南满分局

中共南满分局(以下简称“南满分局”)是南满根据地的最高领导机关。它的成立，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

(一)辽东省委时期

在东北局下设的五个分局中，冀察热辽分局源自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冀东区委、冀热辽区委，资历最老。其余四个分局中，南满分局的前身是辽东省委，因其下辖两个分省委，应该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东北根据地最早成立的二级领导机关。早在1945年9月中旬，冀察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李运昌就在沈阳主持成立了沈阳市委;彭真、陈云到达沈阳，东北局正式成立后，随即成立了中共辽宁省委，书记陶铸，副书记白坚，时在1945年9月下旬。10月初，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肖华到沈阳向东北局报到，被任命为安东省工委书记、东满人民自治军司令员兼政委，随后到沈阳的江华被任命为省工委副书记，主持省工委工作。至此，南满地区两个省委机关均已成立。当时东北局在东北中心城市沈阳办公，指导各地以“省”为单位的党政军建设，中共中央的战略计划是全面控制东北，因此还没有将整个东北划分为几大区域，更没有急于在各地省委(工委)之上成立分局。1945年底，国民党军队占领锦州后，形势陡变，驻东北的苏联红军强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机关撤出沈阳、长春、哈尔滨等中心城市，以便把东北移交给国民党政府。在此情形下，中共中央原来“独占东北”的战略不得不进行调整，东北局、中共辽宁省委在撤离沈阳之后，转移至本溪。不久，国民党军队进至辽中地区，开始分割中共在东北的控制区。为便于日后与国民党的斗争，中共中央、东北局乃决定:在远离指挥中心(即东北局、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的地区设立分局，代表东北局全面领导当地工作。东北局、自治军总部留在南满，就地领导当地的根据地建设。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1945年底和次年初，东北根据地陆续成立了辽东省委和北满、西满和东满三个分局。为更好地协调南满地区的根据地建设，1945年12月底，东北局决定，将原来的辽宁省委和安东省工委合并为中共辽东省委，统一领导南满地区的党政军各项工作。辽东省委书记是肖华，副书记是(或称第二书记)江华，委员有程世才(辽东军区司令员)、白坚(兼辽宁省分委书记)、张学思(辽宁省政府主席)、刘澜波(兼东省分委副书记、省政府副主席)、罗舜初(辽东军区参谋长)等。省委之下，辖辽宁、安东两个省分委。与其他地区的各分局相比较，当时的辽东省委级别略低些，其他各分局的书记都是政治局委员(如北满的高岗)或中央委员兼东北局成员(如西满的李富春、东满的林枫)，而辽东省委的组成人员中，连候补中央委员都没有。但是，省委之下设省分委，其作用却是与其他分局相同的。因此，许多资料上都把这时的辽东省委也叫做“南满分局”。1946年4月以前，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一直留在南满，其间还在抚顺召开了著名的“抚顺会议”(1946年3月6～8日)。直到4月下旬，东北局由梅河口迁至长春，民主联军总部进抵四平前线，全力进行四平保卫战，辽东省委才开始独立领导南满根据地的各项工作。1946年6月，为更好地坚持南满斗争，东北局又决定成立辽南省分委，归辽东省委领导，书记林一山。

(二)南满分局时期

公债有国债和地方公债之分，前者由中央政府发行及支配使用，后者由地方发行和支配使用。地方公债在西方发达国家是一种成熟的融资工具，也称市政债券，已有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作为政府缓解地方财政困难、完善财政分税分级体制、加强国有资本运营的重要手段，地方公债也正被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所关注。

一、地方公债制度的理论依据分析

（一）政府职能划分理论

由政府来组织管理社会再生产、调节控制国民经济运行，自觉依据基本经济规律和市场经济客观规律，主动引导制约经济发展，弥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缺陷，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履行经济职能的主要特点。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具有四种身份，一是社会成员共同政治利益的代表（凭借行政管理权力），二是社会管理者（凭借社会管理权力），以国家主权所拥有的土地所有权为物质实体，履行政治和社会的职能；三是国有资本所有者（生产数据所有者），凭借国有资本所有权（生产数据所有权），以政府投资所形成的生产数据或国有资产为物质实体，通过国有资本运营活动，履行组织领导经济建设的职能；四是宏观经济管理者，凭借宏观经济管理权，以全部自然资源和国有资产为物质实体，履行总体经济调控的职能。

市场经济条件下，组织领导经济建设的职能和调节控制市场经济运行的职能是政府职能的必要组成部分。例如，通过组织水利、交通、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发展提供物质条件，通过国有资本的运营来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实施各种经济政策直接或间接地调节控制经济运行。

地方政府是国家政权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在地方政府管辖范围内，地方政府同样要履行经济建设职能和地区经济宏观调控职能。例如，调整本地区经济结构，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我国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着重强调了增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而对地方政府的职能并没有清楚界定，特别是没有明确地方政府是否具有地方经济建设职能和地方经济宏观调控职能。因而，并没有完全对应地划分地方政府的财权。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调节控制地方经济运行的责任越来越大，调整地方经济结构，发展地方主导产业，提高地方就业率已成为地方政府行政的主要内容。地方经济建设职能和宏观经济调控职能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必要职能。因此，地方政府有必要通过发行地方公债筹集地方政府资本金，通过地方政府国有资本的运营来调节控制经济运行，以满足地方政府履行经济建设职能的需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职能的进一步划分，为建立地方公债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

事物的根据是事物之所以产生的前提和基础，是该事物必须具备的要素。机关行文也是如此，必须有其前提和基础，不然就会出现无的放矢、漫无边际等不规范现象。机关行文的前提，是其隶属关系；机关行文的基础，是其职权范围。

（一）隶属关系

隶属关系是指本级机关在其组织系统中所处的位置及其与上级机关、下级机关之间的工作关系，即通常所说上级机关与下级机关之间的“块块”关系或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即职能部门）与下级业务主管部门之间的“条条”关系。这种隶属关系在行文工作中决定着行文关系和行文方向。

1．行文关系

隶属关系体现在行文工作中即为行文关系。隶属关系决定行文关系，但行文关系比隶属关系更为复杂，因其既包括具有隶属关系的上、下级机关之间的行文关系，又包括不具有隶属关系机关之间的行文关系。行文关系主要有以下四种，即：

（1）同一组织系统中，上、下级机关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我最近把莫扎特的书信重新读了一遍，那是由亨利·特·居仲先生译成法文，而所有的图书馆都应该置备的：那些信不但对艺术家极有价值，并且对大众都有裨益。你一朝念过以后，莫扎特就能成为你终生的朋友；你痛苦的时候，莫扎特那张亲切的脸自然而然会在你面前浮现；你可以听到他心花怒放的笑声，又有孩子气，又有悲壮意味的笑声，不管你怎样悲伤，一想到他欣然忍受了那么多的苦难，你就会觉得自己一味浸在悲哀里头是大可惭愧的了。现在让我们把这个消逝已久的美丽的小影，给它复活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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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他那种不可思议的精神健康，想到他受着病魔侵蚀的身体，他精神的健康就更可惊讶了。——他的健康在于所有的机能都得到平衡，而且差不多是绝他精神的健康就更可惊讶了。——他的健康在于所有的机能都得到平衡，而且差不多是绝无仅有的平衡：一颗样样都能感受，样样都能控制的灵魂；一种镇静的、甚至心里有着最深刻的感情（例如母亲的死，对妻子的爱）的时候令人觉得冷酷的理智，那是一种目光犀利的聪明，能抓握群众的趣味，懂得怎样获得成功，懂得一方面保持自己骄傲的天性，一方面把这个天性去适应社会，征服社会的聪明。所谓各种机能的平衡，就是这些因素的平衡。

这种精神健康，在一般性情很热烈的人是不大会有的，因为热烈必然是某种感情到了过分的程度。所以莫扎特具备所有的感情而绝对没有激烈的感情，——除了骄傲；这是一个可怕的例外，但骄傲的确是他天性中极强烈的情绪。

有个朋友对他说（1781年6月2日）：“萨尔斯堡总主教认为你浑身上下都是骄傲。”他自己也绝对不想隐瞒，谁要是伤了他的傲气，他就显出他和卢梭是同时代的人，会拿出共和国民的高傲的态度来答复人家：“使人高贵的是心；我不是伯爵，但也许我的灵魂比伯爵高尚得多；当差也罢，伯爵也罢，只要侮辱了我，他就是一个坏蛋。”

有一天，奥格斯堡两个爱取笑的人挖苦莫扎特获得金马利十字勋章，莫扎特回答说：“很奇怪的是，要我得到你们能得到的所有的勋章，比着要你们成为我容易得多，即使你们死过去两次，复活两次，也是没用……”他在信中述及此事，又加上两句：“我为之气愤交加，怒火中烧。”

本文作者：常军

以事实为根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司法审判工作的基本准则。它是我们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司法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是规制司法行为的终极标准。它要求司法机关以真实的工作机制出发，根据案件的真实情况对社会存在的违法性侵害行为，做出对称性的裁判，以对称回应的标准给予违法者以应得的法律惩戒，进而实现案件当事方基本利益的平衡。不可否认，这是当今最理想的司法审判准则，是司法审判工作追求的终极理想目标。但是，司法审判过程中客观存在的主观因素的干扰，再加之司法审判事实不可逆性规律的客观作用，使事实根据很难成为司法审判工作的实际操作规则，这一点是应该引起司法部门高度重视的。

一、政治原则介入司法审判本身就是阶级意志的一种折射

如前所述，以事实为根据，是我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司法界转制置换而来的。它做为一种政治原则是特定阶级为了阶级斗争的需要所提出的观点、方针和意愿。它是经过特定阶级用科学的思维逻缉总结概括出来的理论成果，是特定阶级思想意愿的主观折射。因此，将政治原则直接置换为司法审判的操作规则，实在是难以抹去主观阶级倾向的色彩，实在是具有以政治原则为根据、以阶级利益为准则去操作司法审判之嫌。它对具体司法审判工作所发生的导向，不是向客观事实的原形靠近，而是促使法官们经常性地思考如何使自己的审判工作更加到位地符合某项即定的政治原则，更加到位地符合特定阶级的意志。当然，法律在接受了政治原则的强烈暗示之后，也会做一些特有的法律加工，使其能够幅射现实世界的客观情况。社会主义法律甚至会对社会进行符合实际的调查，真实反映社会的整体利益要求。但它终究是在阶级意志引导下形成的一种未然社会规则。它与其说是在具体规制着人们的法律行为和法官们的司法审判工作，不如说是从宏观的角度向人们!包括法官"提示一种导向，告诫人们在宏观法律规制下如何作为和不作为，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个政治原则置换来的司法审判准则，排斥任何主观因素的介入是很难做到的。

二、司法审判的滞后性，使其只能面对基于证据支持的法律拟制事实

唯物辩证法提示我们，任何事物都存在于无限的因果链条之中，各有自己的存在位置。都是原因在前，结果在后，原因产生结果，结果反映原因，二者是以紧密联系的状态而存在的。因此，由原因预测结果，由结果判定原因，自然也成为世界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在司法实践中只有发生了司法管辖的案件事实，才会提起相应的司法程序，并做出相应的司法裁判。但是，规律性的情况是，案件事实是在法律暂时失控时发生的。案件发生时，司法机关并未察觉，司法机关往往在一定的时间、空间阻断后才启动司法审判程序、实践司法介入的。正是司法审判相对于诉讼案件的这种时空滞后性，再加上时空不可逆的特点，使得法官不能完整客观地再现和复制案件的原始状况，而只能基于一定的证据去模拟可能的案件事实原貌，去主观推断一个又一个近似的案件情节。由此可见，司法审判已不是以原型的案件事实为根据，而是以基于证据支持的拟制事实为根据的。再深入地说，司法审判是以主观回忆的事实形态的主观再造、以法官对证据的主观采信和推定为根据的。那么，什么是证据呢按照我国法学教科书的公认定义，证据是指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它必须是客观存在的，是能够证明案件某些内在因素的，客观性和相关性是证据存在的两个必备条件。同样是这个证据的定义和构成要件告诉我们，证据事实并不都是实际案件事实，有一些仅仅是相关的事实。即使是案件事实的某一客观要素做证据，如犯罪嫌疑人丢弃在作案现场的作案工具、衣服和手套，遗留在作案现场的指纹、脚印、血迹、精斑等痕迹，也只能说明这些物品和痕迹属于案件当事人的，而其作为内容如何，其证据和案件事实的特定情节有什么样的内在联系，还需要法官的主观采信和推定。至于案件的目击人，虽然可以再现案件的发生过程，复制案件发生的背景，但其目击人的身份及法律效应，目击内容的真实程度，目击人内心价值的主观取舍，对案件事实客观性的干扰程度如何，都需要法官重叠使用证据去二次进行主观采信和推定。由此可见，司法审判最终采信的仅仅是基于证据支持的法律拟制事实，而不是超然于证据之外的回归于事实本身的纯粹客观事实。其实，在司法审判实践中，当事人之间主要打的也是证据战。不论是谁主张谁举证，还是举证倒置，诉讼参加人的重要工作是举案件事实，去影响法官做出于己有利的司法裁决，是所有诉讼参加人的全部努力内容。同样，法官在司法审判中也只对证据负责，只负责从采信的证据中推断出案件的拟制事实，并根据证据拟制事实做出司法裁判。这样，在司法诉讼中就会出现作案手段老练、善于人为变造证据体系的犯罪嫌疑人阻滞司法程序，逍遥法外，而那些疏于收集和掌握证据的被害人无法得到法律保护的现象。因此，法律在某些案件事实面前是无能为力的。无论原型客观事实如何，只要没有证据支持的法律拟制事实存在，法律便无法做出应有的司法裁判。刑事诉讼中的“疑罪从无”的规定，就意味着当客观事实不能通过证据进行主观推定时，就只能主观认定当事人无罪。而刑法中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更是主观定罪的典型。只要你具有超常规数额财产，又无法证明财产的合法来源，因而你就有罪。这里虽然规定了倒置的举证责任，将举证责任转嫁给被告当事人。但是，最后的有罪判决，并不是以绝对客观事实为依据，甚至不是证据拟制事实为依据做出的。如果牵强地说有证据的话，也只是被告当事人拿不出证据，这种司法裁判无疑距离以事实为根据这个司法诉讼终极理想目标就更遥远了。总之，在司法诉讼中，法官并不对原本的客观事实负责，并不承担发现客观事实原型的使命。其实，滞后的司法审判也无法去复原案件客观事实的原型。法官在司法审判中的基本使命就是收集证据，强化证据与案件拟制事实之间的联系，并通过非客观的案件拟制事实实现对原本案件事实的相应程度的重构。

国家机关怠于履行职责的行为，即不作为行为，是否需要承担国家赔偿责任？怠于履行职责行为承担国家赔偿责任的机理是什么？如果需要承担国家赔偿责任，是否所有怠于履行职责的行为都应当承担国家赔偿责任？在承担国家赔偿责任方面，如何划分怠于履行职责与作为侵权行为二者之间的责任承担界限？这些问题是讨论怠于履行职责行为与国家赔偿责任关系的重要内容。

一、现行法的规定

宪法和法律对这个问题的规定是怎样的呢？

《宪法》的规定是：“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

《国家赔偿法》在一般规定中明确：“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造成损害的，有权请求赔偿。”

××××高级人民法院

刑事裁定书

（××××）×刑核字第××号

被告人……（写明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籍贯、职业或工作单位和

职务、住址等，现在何处）。

××××中级人民法院于××××年××月××日以（××××）×刑初院第

一、抗日根据地法制教育的目的

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之间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赢得中华民族的独立，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制定、颁布了法律法规，其目的是为动员全体人民，进行抗日，并争取抗日之胜利。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十大纲领和相关根据地法规对此有明确之规定，如《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明确规定立法之宗旨就是：“本着拥护团结、坚持抗战、争取最后战胜日寇的方针”［1］（P31）。第八条更具体规定各种自由权之目的是“扶助人民抗日团体与民众武装之发展，提高人民抗战的积极性”［1］（P32）。即使是改良人民生活的法律法规，也是旨在“使抗日力量无限地提高”［2］（P319）。但“徒法不以自行”，根据地法治之目的实现需要通过法制教育，为大众学习、接受，而后认同、遵行。因此，根据地法制教育的根本目的也是要动员一切力量进行抗战。尽管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明确使用“法制教育”的概念，而使用传达、宣传等概念，但确实有法制教育活动，只不过它渗透到总体的宣传活动之中。

二、抗日根据地的法制教育活动

法制教育活动包含了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基本范畴，体现了谁做，为谁做，做什么，如何做的前后相继的逻辑关系。

（一）法制教育的教育者与受教育者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各根据地被分割开，没有形成适用于所有根据地的统一的法制法规。法制教育的规定也有所不同，但各根据地对法制教育及教育者有相应之明确规定。如有的根据地法制明确规定：“区公署（所）作为县政府的助理辅佐机构”，其主要职权之一就是“传达”上级命令、法令等事项［3］（P345）。行政村村公所，根据工作需要一般都设有文教宣传部门，承担着宣传根据地法制的任务。各根据地对政府干部的奖励条件之一是“广泛宣传并具体实现边区施政纲领及政府其它政策法令”［3］（P366）。监狱管理制度中坚持教育原则，“主要是组织犯人学习边区政府的重要法律文件”，如抗日民主政府施政纲领、主要的刑事法规［4］（P563）。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在1941年5月10日的《对各县司法工作的指示》还规定司法人员承担向普通民众进行法制教育的义务，规定奖励的条件之一就是“广泛宣传，并积极执行施政纲领和政策法令成绩优异者”。根据这些规定，根据地法制教育的教育者主要是政府组织中的区公署（所）、行政村村公所、法院、行政机关、教育机关、监狱管理机关等，它们在自己的业务范围内承担着相应的法制教育责任。党组织依据党的纲领、政策也是法制教育者。此外，中国共产党员、干部和其他积极分子也是法制教育的实际担当者。由于法制教育是为了动员和组织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抗战，法制教育的受教育者就应当是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就受教育者的具体范围来说，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认为是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乡村富农、小地主、学生等在内的“革命营垒”。1937年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中则使用了“人民”、“人民大众”的概念，应当同上述“革命营垒”的范围相同。而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使用了“民众”概念，指出要“动员社会的下层民众加进这个统一战线去”［2］（P348）。显然，此处所言之“民众”应当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这些社会下层百姓。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使用了“大众”概念，是指“工农兵”。而在根据地法制中，使用得较多的是《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1939）、《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等文件中提到的“人民”概念；而《山东省人权保障条例》则使用“国民”概念。虽然使用了不同概念，但根据法制教育的目的和法律依据来说，作为法制教育的受教育者———“大众”应当是拥护抗日和赞成民主的人，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大地主中的部份拥护抗日和赞成民主的人，但主要群体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从反向来界定，“大众”应当是除那些与日本侵略者同流合污的人以外的中国人。

一、教学背景分析：

语文是中小学阶段的主要学科,基础学科,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对语文学科的特性和语文教学的认识更为深入,“大语文”观念得到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认同。语文素质是人的整体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语文素质不仅反映人的语文知识和语文能力,而且从本质上看,还反映了人的思想水平、文化修养、观察能力、思维能力等。由此可见，语文教育大有可为，语文教学重之又重，语文教师责任重大。因此，每个学期开学之前，我一定会对教材进行仔细的研读与分析，对所教班级的学生进行深入的了解，并据此制定出详细的教学计划。

二、所教班级学生现状分析：

根据我校学生的实际特点,以及语文学科的特点和目前本学科发展方向的把握,结合我校的办学方针,我们的语文教学最初以“激发兴趣,指导方法,培养习惯,搭建舞台”为口号和行动原则,加强了日常教学和学科活动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从整体来看,学生身上好的习惯(如课堂听讲,记笔记,发言提问)正在逐步养成,学习兴趣和学习态度也有了明显的转变,语文的综合能力也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提高。

下面根据七年级上学期的期末考试成绩进行具体分析如下：

125班共有学生75人，期末考试语文成绩80分以上的43人，60分以下的1人。优秀率57.3%，合格率98.7%，人平78.14分。

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先后在山西及其邻近的河北、河南、山东、内蒙、察哈尔建立了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三个革命根据地。太行革命根据地和太岳革命根据地是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的山西部分。自抗日战争初期到解放战争结束，为了巩固根据地政权、保障军需供给、改善人民生活，粉碎敌人的军事和经济封锁，太行、太岳革命根据地响应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总方针，通过开展大生产运动创立各种公营工厂，稳定了边区政府的财政收入，保障了军需物资的供给，有力地支持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有序开展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本文以晋冀鲁豫边区太岳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发展状况为背景，以太岳革命根据地所属的兴华纺纱厂为例，对革命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的成本核算进行了系统地研究，力求探索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公营经济在革命战争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揭示革命根据地时期成本核算对当代会计学产生的影响。

一、太岳革命根据地经济发展概述

1939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后，八路军根据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部署，先后依托聂荣臻领导的115师一部、领导的120师和领导的129师，分别创建了晋察冀、晋绥和晋冀鲁豫抗日革命根据地。太岳革命根据地是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的组成部分，是由八路军和山西新军于1937年11月共同开始创建的。太岳革命根据地东抵白（圭）晋（城）路，西至同蒲（州）线，南隔黄河与中原相望。太岳革命根据地既是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的西部屏障，又是连接华北与西北的桥梁，还是我军飞度黄河、问鼎中原的前沿阵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太岳区中心地带是山岳地区，森林覆盖率较高，为开展游击战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太岳区矿产资源丰富、手工业较为发达，为根据地军民实现生产自给，争取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尽快恢复根据地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太岳区军民充分利用战后的有利条件，积极开展生产活动，在农业、工业、商业、手工业等领域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有力地保证了解放战争的需要。1944年太岳区取得了农业大丰收，为发展纺织业和运输业提供了有利条件，1944年太岳区纺织业共实现利润650余万元，运输业共实现利润110余万元，有效地缓解了我军物资紧缺的困境，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根据地军民的物质生活。为了有效地领导太岳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我党在太岳区先后成立了太岳区经济局、太岳区贸易公司、太岳实业公司、太岳区硝磺局、太岳区工商管理局等经济管理机构。其中太岳实业公司创立于1945年9月，旨在领导、管理与督察太岳区的工业生产。太岳实业公司下属的工商业机构包括：翼城花坡号、晋城常羽号、医疗所、晋城推销处、翼城推销处、长治推销处、鸿兴蛋厂、兴华纺纱厂、制造厂、裕晋火柴厂、长子应城煤号、高平唐安号、晋城南庄号、晋城郭庄号、晋城寺庄号、晋城张岭号、晋城北岩号、济源磕井号。课题组掌握了兴华纺纱厂自1948年11月到1949年12月一套较为完整的成本核算、会计报表以及相关会计文献资料，并利用这套资料对兴华纺纱厂这一历史时期的成本核算进行了系统研究。

二、太岳革命根据地兴华纺纱厂基本情况简介

兴华纺纱厂自1947年10月开始筹建，1948年投产。工厂位于今高平市唐安镇，有72间机房、10间库房、15间工务房、32间宿舍、3间锅炉房。兴华纺纱厂主要产品是16支棉纱，生产工艺分为前纱和后纱两个环节，前纱包括清花、拉并和粗纱三个步骤，后•纱包括细纱、摇纱和成包三个步骤。工厂购置了拉条机、清花机、梳棉机、并条机和打包机等设备。工厂管理机构主要包括经营股和工务股。经营股负责经营管理，设股长和副股长各一人，下辖会计、簿记员、出纳练习和保管员各一人；经营股还内设事务科，事务科有事务长、簿记员、事务员和公务员各一人，运输员三人，炊事员十三人。工务股负责生产制造，设股长、副股长和工程师各一人。工务股下设纱厂、修理部、原动部和工账房四个机构，纱厂按生产流程分为前纱和后纱两个车间，每个车间都设有值班司账、练习生两人。修理部和原动部属于辅助生产车间。修理部包括皮辊、土木、烘炉、白铁和钳工五个部分，原动部分为电台和动力两个部分，每个部分都有人数不等的机匠、见学和学徒。工账房负责计算成本，有成本会计和练习生各一人。

三、太岳革命根据地兴华纺纱厂成本核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