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范文10篇

一、根本违约概述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25条规定：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的结果，如使另一方当事人蒙受损失，以致于实际上剥夺了他方根据合同规定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即为根本违反合同，除非违反合同一方并不预知，而且一个同等资格、通情达理的人处于相同的情况下也没有理由预知会发生这种结果。根据该公约的规定，如果违约方存在违约行为，而且违约引起的严重程度“实际剥夺了相对方根据合同规定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即我国《合同法》所称的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即为根本违约。

根本违约的规定可以追溯英国策的普通法，将合同条款分为条件条款与担保条款是英国宾馆法的重要内容。所谓条件条款就是由一个事实陈述或一承诺所构成的合约的实质性重要条款款，如果这一事实陈述被证明是不真实的或者这一承诺并没有得到履行，受害方将把这种破坏条款的行为视为动摇了合同根基的严重违约而取消合约或提出索赔。

违约形态划分为根本违约与非根本违约有备无患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构成根本违约，受害方就有权利去终止他在合同中所要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同时，向违约方提出索赔，或者并不去终止合同而仅就遭受的损失要求赔偿，即拥有解除合同的选择权。而对于非根本违约，受害方并不能因此终止合同，他只有权就遭受的损失要求赔偿。

比较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与英国普通法，两者在根本违约的构成上有着很大的不同，公约提出划分是否构成根本违约的标准是一方当事人的违约行为对另一方当事人所造成的后果，而不是违约行为本身，即不是以违约人违反合同的何种规定，何种条款为依据判断断续续是否构成根本违约，而英国普通法是以违约人所违反的合同条款的类型来划分根本违约与非根本违约。随着时代的发展，英国普通法的这一传统分类方法也发生了某些变化，在明确判断某一条款属于条件条款还是担保条款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引入了“中间条款”的概念，破坏这样的条款，其法律后果将视条款的性质及其在个别案件破坏的后果的严重程度而定。法律上的这一突破，使法院与仲裁庭在处理案件时更加灵活。有板有眼人认为，从世界范围看，法律的发展趋势是结果主义的判断标准，然而，笔者闪为，根据意思自治的原则，只要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违反某一条款即构成根本违约，似无必要继续考察其违约行为所造成的实际后果上否严重，因为其约定内容已足球赛以使违约责任具有了充分的合理性质和说明力，无须通过违约所造成的实际后果去变更或免除合同规定的违约责任，除非该违约责任明显造成不合理不公平的结果或者与免责条款发生冲突。当然，后者属于合同解释的范畴。

二、根本违约的构成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它要求我们党不断适应时展的要求，持之以恒地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以更好地为人民掌好权、执好政。围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其中特别强调要“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这可谓抓住了根本中的根本。

为谁执政，反映执政党的性质，关系执政党的形象。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党始终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我们国家的主人。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执政就是要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国家的权力，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也就是执政为民。我们党执政55年来，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各种风险和挑战，把四分五裂、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正在蓬勃发展的新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其中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为谁执政，是执政党需要始终面对和不断解决的问题。我们党要长期执政，就必须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偏离了这个根本指向，就偏离了党的性质和宗旨。强调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并不意味着为谁执政的问题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也不等于说所有党员干部都能自然而然地做到这一点。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性不但存在，而且增加了。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的：“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基于这种认识，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强调：“必须坚持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局势发生了新的深刻变化，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我国改革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各种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国内外条件，对我们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应当看到，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党的建设还存在一些“不符合”和“不适应”的问题。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解决“不符合”和“不适应”的问题，说到底就是为了使党进一步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紧紧围绕着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进行不懈探索，追求真理、修正错误，总结经验、不断提高，切实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我们党才能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巩固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

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把握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正确方向。世界上任何一个执政党都需要得到民众的支持。对于我们党来说，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党的力量之源、胜利之本。只有一心为公，立党才能立得牢；只有一心为民，执政才能执得好。原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相继丧失政权，最根本的一条原因就是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严重地脱离人民群众，以至于执政体制僵化，执政能力衰退，执政成绩不能让人民满意。这从反面告诫我们，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抓住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需要落实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全部工作中，落实到党员干部的思想和行动上。广大党员干部的素质、能力、作风如何，直接影响党的执政成效和执政形象。结合党的建设的实际，按照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政策和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引导和教育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党的宗旨，发扬优良传统，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就能不断得到提高。

由国家、社会、思想变迁的基本史实与思想史可知，国家义务与国家起源相伴而生，国家义务为国家目的实现的有效路径，国家义务与互为条件。由国家义务的变迁史亦可发现，国家义务萌芽于古罗马、古希腊城邦国家，发端于罗马法复兴时期，形成于英国《大宪章》时期，确立于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作者以为无论国家起源学说各异，但国家存在是一客观事实，其存立的终极目的应当是保障，国家负有保障义务属应有之义。那么国家义务的具体涵义与基本特征究竟为何？本文将对与其相互“关联”与“对立”的概念进行逻辑分析，由此阐释国家义务的基本含义、根本特征与基本类型。

一、国家义务的基本含义

（一）义务的内涵与本质

义务是与权利相对应的基本的法律范畴，义务是对权利的承诺。抽象层面上，权利和义务总是相伴而生。权利是主体借助契约设定的结果，义务必包含于权利之中。因此，义务是判断权利存在与否的一个基本标准。具体层面上，并不是所有的具体权利或义务都有相应的具体义务或权利相对应。一项具体权利可能形成多项具体义务，一项具体义务亦可能由多项权利作为基础。但在抽象意义上，我们依然能够找到与这些具体义务相对应的权利，即人人都享有生命权、财产安全权等等，政府负有保障民众享有这些权利的义务。可见，抽象意义上的权利是和义务相对应的。保障与实现主体的正当利益追求是创设一切制度的核心思想与基点，在这个意义上，权利是符合该常态思维的主线，义务则是实现权利的对应物、从生物。而法律义务是指设定或隐含在法律规范中、实现于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以相对抑制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保障权利主体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

义务主体的产生，在法规范之功能上而言，具有调整主体间利益流动的作用。此外，于主体间的关系中，义务主体必定对应于某一权利主体。法规范运用权利与义务两个概念，借着两者归属主体的价值决定，据以形成人际间交往模式的规范秩序。我们认为，权利的内容最终就是自己或某个别人义务的履行，其目的在于使你的自由与我的自由并存成为可能。就此观点而言，权利与义务将作为交往活动过程中一种相互强制的关系，两者系处于一种动态法律关系之脉络。不过，倘若就法规范的价值选择而言，权利概念固然属于一种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但是义务概念除了作为确保权利实现的职责之外，义务概念本身也是一种价值选择。因为，义务概念维系了群体生活的共容性，并且可作为个人身处群体关系中的形象参考。所以，在法规范中义务概念所代表的规范意义，其实并非绝对依附于权利来思考，亦即并不是每项义务都需要利用到权利这个制度。

从义务产生的根源可以发现其本质。所有义务都是主体共同参与、自由设定、自由意志的结果，即主体自由，自觉、自愿地尊重他利并履行自己的义务。简单地说，义务的本质特点乃为主观自愿，具体理由有四点。(1)权利的正当性决定义务遵守的自觉性，从而决定义务意识的出现必与权利意识相伴随。正义标准的形成是人们共同参与形成的结果，在肯定了权利正当性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其受到尊重的应然性，因此义务的自愿履行是人们真正理解权利内涵的必然结果。义务自愿性早在最初的习俗性产权制度中就已存在，“习俗性产权制度，基于如果我尊重别人的权利，别人也将同样尊重我的权利的稳定预期，它的出现并不是出于任何个人或组织的理性和有目的的设计。它之所以有可能自发衍生，是因为人们从经验中认识到，遵循这样一种约束实际上有助于每个人对目标的追求。如果他们不能认识到这一点，元制度就不会产生，从而导致共用资源的退化和衰竭。”一个人的权利只有在认可与尊重他人有相同权利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存在，“如果人们能够承认权利存在并能够对它们有所要求，那么，他们就能够形成社会，建立制度，这种制度的权威将存在于社会自身之内。”权利的尊重是相互的，义务意识总是和权利意识相伴而生、自愿自觉的行为。(2)权利的设定者亦为义务的设定者，权利的实现是参与利益评价主体的主观追求，那么义务的履行就绝不是外在的强迫。(3)习惯和人的反思能力是义务自愿性的社会和心理基础。丹宁曾指出，英格兰人民守法自愿性的义务感来自何处呢？“首先，它来自人们在其历史中成长的习惯。如果你回溯到足够远便会发现，早在诺曼征服以前，每一地区的法律是属于居住在那里的整个群落的东西：它被认为是最珍贵的财富以及希望每一个人予以维持的事物。人们对法律极其尊重，只要它是人们自己创设的并且不是来自上级强加给的”。青木昌彦对“稳定的产权”为什么能够“得到人们的广泛尊重”进行过分析，结论是“稳定的产权安排中一定包含某种自我实施的因素。”37这种“自我实施的因素”恰恰是人们对产权规则包括纠纷解决等理解的经验总结，义务自愿性是实现自主生活的必然选择。(4)义务自愿性的定性符合法律的历史发展和本性要求。法律的本性是为人们提供实现自由的途径和保护手段。亚当·斯密曾说：“法律不应妨害天然的自由，而应予以扶持。”法律必然会鼓励和支持自觉履行义务以实现权利的行为，义务的自愿性亦为诚信的基础和表现。

英国法关于条件和担保条款的区分，对于美国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尽管《统一商法典》回避了根本违约的概念，没有明确区分条件和担保条款，但美国合同法中接受了这两个概念，并认为违反了条件条款，将构成重大违约，并导致合同解除。［（1）b］

由于条件和担保条款的区分直接影响到违约的补救方式，因此，法官在违约发生后应判断当事人违反的义务在性质上是属于条件还是属于担保条款，并进一步确定违约当事人所应承担的违约责任。然而，在实践中，对这两种条款作出区分常常是困难的。因为“在条款中，表面上通常并不附有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即使有，双方当事人所使用的术语也未必确切，因为他们很可能用错这些词。”［（2）b］在学术上对此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一种观点认为，应从条款本身的重要性上区分哪些条款是担保条款、哪些条款是条件条款。条件条款是合同的重要的、基本的、实质性的条款，违反该条款将导致合同解除。［（3）b］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法律规定当事人必须履行义务（如出卖人应负对产品质量的默示担保义务），违反该义务将构成违反“条件条款”。［（4）b］第二种观点认为应根据违反义务后是否给受害人造成履行艰难（hardship）来决定哪些条款是担保条款，哪些条款是条件条款。［（5）b］由于此种观点将违反条件条款并导致合同的解除的情况局限在以履行艰难的后果作为判断标准上，这就严格且不合理地限制了受害人的解除权，因此并没有被广泛采纳。由于从条款的重要性来区分条件和担保条款，在实际操作中遇到很多困难，因此英国法开始以违约后果为根据来区分不同的条款。正如阿蒂亚所指出的：“违反某些条款的后果取决于违约所产生的后果。其理由是，一方鉴于违约而取消合同的权利，实际上是据违约的严重性和后果决定的，而不是由被违背的条款的类别决定的。有些似乎对合同是非常重要的条款，可能在较小的程度上遭到破坏，且未引起严重后果，这样，也就好象没有什么理由因一方违约而赋予另一方以取消合同的权利。”［（5）b］这就是说，违约违反的条款是属于条件还是保证条款，主要应取决于该违约事件是否剥夺了无辜当事人“在合同正常履行情况下本来应该得到的实质性利益”。［（6）b］英国法院已确认了违反中间条款（Intormediateterm）的违约形式，即一方当事人违反了兼具要件和担保性质的中间性条款时，对方能否解除合同，须视违约的性质及其严重性而定。在1962年英国上诉法院审理的香港弗尔海运公司诉日本川崎汽船株式会社案中，法官认为“违反适航性条款可能违反合同的根本内容，也可能仅违反合同的从属性义务”，［（7）b］因而应依据违约的后果而定。

从总体上说，英美合同法在确定根本违约方面，经历了一个从以违反的条款的性质为依据到以违反合同的具体后果为依据来确认是否构成根本违约的过程。由于当前英国法中根本违约的判断主要以违约的后果来决定，因而在这方面很类似于大陆法。

在德国法中，并没有根本违约的概念，但是，在决定债权人是否有权解除合同时，法律规定应以违约的后果来决定。根据《德国民法典》第325条，“在一部分不能给付而契约的一部分履行对他方无利益时，他方得以全部债务的不履行，按第280条第2项规定的比例，请求赔偿损害或解除全部契约。”第326条规定“因迟延致契约的履行于对方无利益时，对方不需指定期限即享有第1项规定的权利。”可见，违约后“合同的履行对于对方无利益”是决定是否可以解除的标准，这里所谓“无利益”是指因违约使债权人已不能获得订立合同所期望得到的利益，这就表明违约造成的后果是重大的。可见，德国法的规定与英美法中的“根本违约”概念是极为相似的。

《联合国国际债物销售合同公约》（简称《公约》）第25条规定“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的结果，如使另一方当事人蒙受损害，以致于实际上剥夺了他根据合同规定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即为根本违反合同，除非违反合同一方并不预知而且一个同等资格、通情达理的人处于相同情况中也没有理由预知会发生这种结果。”这个规定区分了根本违约与非根本违约，根据《公约》的规定来看，《公约》实际上只是根据违约的后果决定根本违约的问题，而不是根据违约人违反合同的条款性质来决定这一问题的。可见《公约》的规定实际上吸收了两大法系的经验。

按照《公约》的规定，构成根本违约必须符合以下条件：第一，违约的后果使受害人蒙受损害，“以致于实际上剥夺了他根据合同规定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此处所称“实际上”的含义，按照许多学者的解释，包含“实质地”、“严重地”、“主要地”的含义。［（1）c］因此表明了一种违约后果的严重性。所谓“有权期望得到的东西”实际上是指期待利益，即如果合同得到正确履行时，当事人所应具有的地位或应得到的利益，这是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和宗旨。在国际货物买卖中，它既可以是转售该批货物所能带来的利润，也可以是使用该批货物所能得到的利润，但必须是合同履行后，受害人应该或可以得到的利益。所谓“以致于实际上剥夺了他根据合同规定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乃是违约行为和使另一方蒙受重大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换言之，受害人丧失期待利益乃是违约人的违约行为的结果。第二，违约方预知，而且一个同等资格、通情达理的人处于相同情况下也预知会发生根本违约的结果。这就是说，如果一个违约人或一个合理人在此情况下不能预见到违约行为的严重后果，便不构成根本违约，并对不能预见的严重后果不负责任，在这里，《公约》为贯彻过错责任原则，采用了主客观标准来确定违约人的故意问题。主观标准是指“违约方并不预知”，他主观上不知道他的违约行为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表明他并未有故意或恶意。例如违约方并不知在规定时间不交货可能会使买受人生产停顿，而以为这批货物迟延数天对买受人是无关紧要的，这样，违约人的违约行为虽已造成严重后果，但他主观上不具有恶意。其次是客观标准，即一个合理人（同等资格、通情达理的人）处于相同情况下也没有理由预知。如果一个合理人在此情况下能够预见，则违约人是有恶意的。应当指出，在这两种标准中，客观标准的意义更为重大，因为此种标准在判断违约当事人能否预见方面更为简便易行。一般来说，违约人或一个合理人能否预见，应由违约人举证证明，［（1）d］就是说，违约人要证明其违约不构成根本违约，不但要证明他自己对造成这种后果不能预见，同时还要证明一个同等资格、通情达理的人处于相同情况下也不能预见，从而才不构成根本违约。至于违约人应在何时预见其违约后果，公约并没有作出规定。根据《公约》第74条损害赔偿额的规定，即“这种损害赔偿额不得超违反合同一方在订立合同时，依照他当时已知道或理应知道的事实和情况，对违反合同预料到或理应预料到的可能损失”，可以推断出违约人预见其违约后果的时间应是订立合同之时，但亦有学者认为《公约》并没有明确规定预知的时间，因此应预见的时间“可能包含从订约时至违约时的一段时间”。［（2）d］

内容提要：根本违约是从英国普通法上发展出来的一种制度，其影响力之大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国际商事合同通则、欧洲合同法原则中均有体现。其构成要件总体上存有条款主义与结果主义，我国立法上应采取结果主义的判断标准，同时在具体的判断上可参照所违反义务的类型标准。在迟延履行、履行不能、不完全履行、先期违约类型场合，根本违约都有特定构成标准。根本违约一旦构成，产生的法律效果有二：一是债权人可以解除债权；二是对合同解除权的限制。我国新颁布的合同法采纳了根本违约制度，一方面作为一种法定解除权发生的事由，另一方面实际上又对解除权的行使予以必要的限制。

关键词：根本违约,构成要件,法律效果,解除合同,免责功能

一、根本违约的法制史及比较法考察

根本违约是区分违约严重程度之做法的近现代样板，通过区分违约不同的严重程度，相应地赋予不同的法律效果，这是违约责任法领域中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做法，有必要作深入的考察和分析。

根本违约是发端于英国普通法的一个分析范畴，根本违约之判断最初是根本违约人所违反的合同条款的类型。在19世纪的英国，法院开始将合同条款依其重要程度之轻重区分为“条件”（condition）和“担保”（warranty），相应地有不同的法律效果。“条件可定义为一种对事实的陈述，或者一个允诺，它构成了合同的基本条款（anessentialtermofthecontract）；如果此一对事实的陈述被证明为不真实，或者该允诺未经履行，则无辜方可将此种违反作为毁约，并使他从合同的继续履行中解脱出来。”〔1〕（P115-116）换言之，违反条件被作为根本违约，非违约方可以因此而解除合同。而担保作为合同中次要的和附属性的条款，当它被违反时，并不能够使无辜方以毁约待之，不能够解除合同而只能够请求损害赔偿。

不过，对于上述产生于19世纪的英国普通法上的合同条款分类方法，在近些年有了新的发展，英国的法官们通过发展出一类称为中间条款（intermediateterms，orinnominateterms）的合同条款新类型，对非违约方的合同解除权加以了限制。从此，打破了19世纪的过分强调条款之性质的“条件”和“担保”之分类，开辟出了一个更富于弹性的基于违约及其后果的严重程度的检验方式。如果合同不履行并非违反条件，而是违反中间条款，非违反方当事人将自己从继续履行中解脱出来的权利将取决于违约及其后果的严重程度〔2〕（P123）。英国法院近年来不断扩大中间条款的范围，除了法律或合同明文规定了为条件或担保的条款，几乎所有条款都可以被视为中间条款。

合同的全部意义和终极目的在于履行。合同成立生效后，当事人应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法律的规定，全面适当地履行合同义务。然而由于社会生活的不断变化，主客观世界纷繁复杂，合同得不到履行或者不按当事人设计履行的状况履行时有发生，因此，全面适当履行合同义务以致臻于完美，毕竟是一种理想。针对不同的状况规定不同的违约形态并设计相应的救济措施是合同法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国《合同法》第三者107条、第108条将违约形态分为预期违约与实际违约两种，并在94条规定了合同的解除条件。按违约后果的严重程度将违约分为根本违约与非根本违约，是国际上常见的一种方法，《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国际商事合同通则》、《欧洲合同法原则》对此均有涉猎，本拟就这一问题作出尝试性思考。

一、根本违约概述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25条规定：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的结果，如使另一方当事人蒙受损失，以致于实际上剥夺了他方根据合同规定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即为根本违反合同，除非违反合同一方并不预知，而且一个同等资格、通情达理的人处于相同的情况下也没有理由预知会发生这种结果。根据该公约的规定，如果违约方存在违约行为，而且违约引起的严重程度“实际剥夺了相对方根据合同规定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即我国《合同法》所称的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即为根本违约。

根本违约的规定可以追溯英国策的普通法，将合同条款分为条件条款与担保条款是英国宾馆法的重要内容。所谓条件条款就是由一个事实陈述或一承诺所构成的合约的实质性重要条款款，如果这一事实陈述被证明是不真实的或者这一承诺并没有得到履行，受害方将把这种破坏条款的行为视为动摇了合同根基的严重违约而取消合约或提出索赔。

违约形态划分为根本违约与非根本违约有备无患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构成根本违约，受害方就有权利去终止他在合同中所要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同时，向违约方提出索赔，或者并不去终止合同而仅就遭受的损失要求赔偿，即拥有解除合同的选择权。而对于非根本违约，受害方并不能因此终止合同，他只有权就遭受的损失要求赔偿。

比较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与英国普通法，两者在根本违约的构成上有着很大的不同，公约提出划分是否构成根本违约的标准是一方当事人的违约行为对另一方当事人所造成的后果，而不是违约行为本身，即不是以违约人违反合同的何种规定，何种条款为依据判断断续续是否构成根本违约，而英国普通法是以违约人所违反的合同条款的类型来划分根本违约与非根本违约。随着时代的发展，英国普通法的这一传统分类方法也发生了某些变化，在明确判断某一条款属于条件条款还是担保条款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引入了“中间条款”的概念，破坏这样的条款，其法律后果将视条款的性质及其在个别案件破坏的后果的严重程度而定。法律上的这一突破，使法院与仲裁庭在处理案件时更加灵活。有板有眼人认为，从世界范围看，法律的发展趋势是结果主义的判断标准，然而，笔者闪为，根据意思自治的原则，只要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违反某一条款即构成根本违约，似无必要继续考察其违约行为所造成的实际后果上否严重，因为其约定内容已足球赛以使违约责任具有了充分的合理性质和说明力，无须通过违约所造成的实际后果去变更或免除合同规定的违约责任，除非该违约责任明显造成不合理不公平的结果或者与免责条款发生冲突。当然，后者属于合同解释的范畴。

同志在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的重要讲话，第一次鲜明地把党的先进性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重大课题提到全党面前。《讲话》深刻论述了党的先进性建设是关系马克思主义政党生存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的根本任务。《讲话》还科学总结了我们党加强先进性建设的历史经验，明确提出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基本任务。这个《讲话》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党的先进性既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保持党的先进性，既要重在建设，又要重在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这就是说，先进性建设也好，先进性教育也好，其共同目的都是要使我们党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始终不脱离人民群众，始终保持蓬勃的生机和活力。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自发的工人运动不能产生科学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通过灌输赋予自发的工人运动以自觉的性质。同样，党员的先进性也不是自发产生的，也必须通过加强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思想教育，不断提高党员的思想觉悟，才能不断把党员教育和锻炼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实践表明，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成果（这里主要指的是党的与时俱进的指导思想），只有通过先进性教育，才能变为广大党员的自觉行动；而经过先进性教育，提高了广大党员的先进性，又会有力地促进党的先进性建设。这就是先进性教育同先进性建设的内在统一性。

高度重视并不断加强先进性教育和先进性建设，这是我们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从挫折中奋起、在战胜困难中不断发展壮大的一大法宝。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坚决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把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主要成分的队伍，建设成为一支团结统一、纪律严明、英勇善战的工人阶级先锋队，靠的是这个法宝；执政以后，我们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艰辛探索，克服重重困难，历经磨难而不衰，千锤百炼更坚强，靠的还是这个法宝；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在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的进程中，要把我们党建设成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团结奋进的坚强领导核心，仍然要靠这个法宝。

高度重视并不断加强先进性教育和先进性建设，这也是我们党永葆先进性的内在要求，它们都是贯穿于和体现在我们党的建设各个方面的。体现在党的思想建设上，就是要不断弘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持续推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和其他各方面的创新；就是要用党的与时俱进的指导思想武装全党，使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坚定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信仰，坚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坚定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体现在组织建设上，就是要使各级党组织不断提高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充分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使广大党员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体现在作风建设上，就是要使全体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把发扬党的三大作风同体现时代特征的优良作风结合起来，坚持务实、廉洁，勇于开拓创新，不断把党的执政为民的理念转化为造福于民的实践。体现在制度建设上，就是要加强以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为中心内容的党内制度建设，完善党的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不断增强党的活力和团结统一。

加强先进性教育和先进性建设，必须把经常性教育与适当的集中教育结合起来，这是我们党在实践中得到的一条重要经验。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在加强经常性教育的基础上，开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运动，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新中国提供了有力的思想保证。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面对党肩负的任务和党员队伍发生的重大变化，我们党在加强经常性教育的基础上，先后在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中开展了“三讲”集中教育活动，在农村基层干部中开展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这两次集中教育活动，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对于解决党员干部党性党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始终保持党员干部的先进性，始终保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党内多年的思想教育特别是这次集中的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实践都表明，面向广大党员的思想教育活动，唯有坚持正面教育、自我教育才是最有效的。这是因为，任何教育只有转化为自我教育，才能真正达到教育的目的。同样，任何批评也只有转化为自我批评，才能真正达到批评的效果。这就是同志所说的，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因此，对党员的思想教育，要把着眼点放在启发党员的自觉性，把立足点放在调动党员的主观能动性，把着力点放在激励党员自己发现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从而使他们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增强保持先进性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更好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摘要】

根本违约是指当事人一方完全不履行合同义务或不完全履行合同主要义务或预期违约致使履行不能，其结果严重影响到另一方根据合同有权期待的经济利益的情形。根本违约责任或补救方法主要可采取赔偿损失、解除合同、宣告合同无效等三种。根本违约的免责理由主要是不可抗力，它是指合同订立后发生的当事人订立合同时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人力不可控制的意外事故。在根本违约问题上，我国《合同法》规定的不够具体、明确，笔者建议对之区别规定并进行立法上的完善。

一、根本违约的界定

（一）根本违约的相关规定之分析

在英国普通法上，合同条款分为违反条件和违反担保。如果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中的重要条款，带有根本性的条款，危及合同成立的目标时，即构成违反条件；如果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中的次要条款，只是一些从属性的条款，并不危及合同成立的目标时，即称为违反担保。在美国判例法上有关于重大违约和轻微违约之分。前者指由于一方违约，致使另一方未能从该合同取得主要利益。虽然英美国家没有采用根本违约的提法，但我们可以认为，其中的违反条件和重大违约就是一种根本违约行为，因为它已使合同的存在失去了实际意义。

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25条规定：“如果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的结果，使另一方当事人蒙受损害，以致于实际上剥夺了他根据合同规定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即为根本违反合同,除非违反合同的一方不预知而且同样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处于相同情况中也没有理由预知会发生这种结果。”因此，《公约》衡量是否根本违反合同，有三个条件：第一，违反合同结果的严重程度，即是否在实际上剥夺了另一反给根据合同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第二，这个严重结果能否预知；第三，不能预知者的标准是处于相同情况中的同样通情达理的第三人。[1]

【摘要】

根本违约是指当事人一方完全不履行合同义务或不完全履行合同主要义务或预期违约致使履行不能，其结果严重影响到另一方根据合同有权期待的经济利益的情形。根本违约责任或补救方法主要可采取赔偿损失、解除合同、宣告合同无效等三种。根本违约的免责理由主要是不可抗力，它是指合同订立后发生的当事人订立合同时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人力不可控制的意外事故。在根本违约问题上，我国《合同法》规定的不够具体、明确，笔者建议对之区别规定并进行立法上的完善。

一、根本违约的界定

（一）根本违约的相关规定之分析

在英国普通法上，合同条款分为违反条件和违反担保。如果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中的重要条款，带有根本性的条款，危及合同成立的目标时，即构成违反条件；如果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中的次要条款，只是一些从属性的条款，并不危及合同成立的目标时，即称为违反担保。在美国判例法上有关于重大违约和轻微违约之分。前者指由于一方违约，致使另一方未能从该合同取得主要利益。虽然英美国家没有采用根本违约的提法，但我们可以认为，其中的违反条件和重大违约就是一种根本违约行为，因为它已使合同的存在失去了实际意义。

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25条规定：“如果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的结果，使另一方当事人蒙受损害，以致于实际上剥夺了他根据合同规定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即为根本违反合同,除非违反合同的一方不预知而且同样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处于相同情况中也没有理由预知会发生这种结果。”因此，《公约》衡量是否根本违反合同，有三个条件：第一，违反合同结果的严重程度，即是否在实际上剥夺了另一反给根据合同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第二，这个严重结果能否预知；第三，不能预知者的标准是处于相同情况中的同样通情达理的第三人。[1]

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研究领域或学科,公共管理形成了等级主义、个人主义、平等主义等诸多公共管理范式,这些管理范式不只体现在过去不同的公共管理实践中,而且,在今天的公共管理中也在不断重现,通过比较三种典型管理模式,有助于我们厘清和认识现代公共管理的脉络,也为我国的公共管理改革提供借鉴。

一、三种典型公共管理方式综述

(一)等级主义

在公共管理发展的大部分历史中,等级主义的管理方式一直占统治地位。传统上认为等级主义起源于19世纪末,但中国关于等级主义的观念似乎要更早。等级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管理理念主要表现在:

1.它是集权、政治权威的行政方式;古代中国儒家学派就是典型的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西方官房学派也强调国家主导型的经济发展,强调政府的积极管理。它们相信一个强有力的集权领导不仅有利于政令统一,便于统筹全局;而且指挥方便,命令容易贯彻执行。

2.组织内部层级结构明晰;组织内部机构与成员均按权力大小依次排列,其职位设计也遵循等级制原则,低级职位要接受上一级职位的控制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