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人格范文10篇

[摘要]清末民初，革命派中的刘师培与陈独秀围绕革命与建设，鞭挞清而不和、和而不清、人格堕落等畸形人格，痛斥民国廉耻道丧，正义消亡。欲塑造革命理想人格，刘主张以中矫偏，使人人具个人之资格，积极人世但不媚世、崇尚自强不息和尚武精神并献身国家。而在新型国民人格中，陈提倡在理论上清算三纲之说与忠孝节以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有独立自治之精神品格，不可逃遁恶社会，作退避安闲之想，尽力将国事担任起来，做到公与私统一；在方法上欲藉政党、修身、教育和示范等以达到预设之目的。

[关键词]革命派；清末民初；刘师培；陈独秀；革命人格；国民人格

近想人格乃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论及革命派人格思想，除孙中山、黄兴、章太炎、邹容、陈天华、蔡元培、宋教仁、雷铁崖等人的人格观外，尤需解读以“光汉”自称的刘师培和以“三爱”闻世的陈独秀的相关思想。清末民初，他们二人不仅在政治上关系密切，而且均为重塑近想人格的提倡者与实践者。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刘师培与陈独秀的个案研究甚多，而视二者人格思想为整体综合研究之文尚付阙如。事实上，他们立足于当时中国实际，从救国角度阐述了颇具一定理论深度和体系的近代人格思想，并将之诉诸实践，努力促进中国传统人格的近代化。

一

近代人格思想可谓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刘师培与陈独秀革命思想的重要内容。刘在其所著《伦理教科书》中多次论及人格，称之为人所具个人之资格。而陈也反复强调：当此除旧布新之际，人人应从头忏悔，改过自新，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并视恢复独立自主人格、完其自由人格和实现个人独立平等人格为己任。由此不难看出，近想人格实为他们的崇高价值追求。有感于封建畸形人格之于中国资产阶级政治革命与建设的消极影响，为塑造新型国民，促进中国近代化，他们对此展开了深入的学理清算。

刘师培一针见血地指出：封建畸形人格主要表现为“清而不和”与“和而不清”，认为此类低下人格与革命精神相距甚远。在他看来，欲激发广大民众投身革命，客观上需要对它们予以深刻批判。在其思想里，“清”与“和”乃对应之辞。前者指品性高洁，昧于合群之理；后者为品德低劣，昧于守身之义。这里的“和”与《中庸》之“和”有别。《中庸》之“和”强调的是处事恰到好处，而刘氏之“和”则为无原则是非。他进而剖析道：“清而不和”者因偏于高峻，视己身价值过高而与现实社会隔膜甚深。他们绝欲遗世，忍情性绝，奢欲以自异为高，绝伦弃类，不复以天下为心，为山林枯槁之流。在中国处于瓜分惨祸，悬于眉睫之际，如此置社稷安危、民族兴衰于不顾之徒几无人格可言。刘痛斥道：“此辈虽克己励行，与世奚补?对社会不尽义务安得合人格乎?”其鄙视之情溢于言表。至于“和而不清”之人，他们视己之价值过卑，处世缺乏人格独立，多流入卑污。社会中如此之人甚多。他说，“孟子谓无是非之心非人，由今观之，无是非之心者何其之多。”这些人和光同尘，不知节义为何物，寡廉鲜耻以自屈其身，同流合污以媚于世，出则为鄙夫，处则为乡愿。所谓“乡愿”，即孔子所诟骂的败坏道德之人，孟子所言阉然媚于世者。很显然，刘所持立场与孔孟如出一辙，但衡量标准已今非昔比，而是革命派的近代政治价值观。二者虽形似但质异，难以等量齐观。

一

近代人格思想可谓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刘师培与陈独秀革命思想的重要内容。刘在其所著《伦理教科书》中多次论及人格，称之为人所具个人之资格。而陈也反复强调：当此除旧布新之际，人人应从头忏悔，改过自新，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并视恢复独立自主人格、完其自由人格和实现个人独立平等人格为己任。由此不难看出，近想人格实为他们的崇高价值追求。有感于封建畸形人格之于中国资产阶级政治革命与建设的消极影响，为塑造新型国民，促进中国近代化，他们对此展开了深入的学理清算。

刘师培一针见血地指出：封建畸形人格主要表现为“清而不和”与“和而不清”，认为此类低下人格与革命精神相距甚远。在他看来，欲激发广大民众投身革命，客观上需要对它们予以深刻批判。在其思想里，“清”与“和”乃对应之辞。前者指品性高洁，昧于合群之理；后者为品德低劣，昧于守身之义。这里的“和”与《中庸》之“和”有别。《中庸》之“和”强调的是处事恰到好处，而刘氏之“和”则为无原则是非。他进而剖析道：“清而不和”者因偏于高峻，视己身价值过高而与现实社会隔膜甚深。他们绝欲遗世，忍情性绝，奢欲以自异为高，绝伦弃类，不复以天下为心，为山林枯槁之流。在中国处于瓜分惨祸，悬于眉睫之际，如此置社稷安危、民族兴衰于不顾之徒几无人格可言。刘痛斥道：“此辈虽克己励行，与世奚补?对社会不尽义务安得合人格乎?”其鄙视之情溢于言表。至于“和而不清”之人，他们视己之价值过卑，处世缺乏人格独立，多流入卑污。社会中如此之人甚多。他说，“孟子谓无是非之心非人，由今观之，无是非之心者何其之多。”这些人和光同尘，不知节义为何物，寡廉鲜耻以自屈其身，同流合污以媚于世，出则为鄙夫，处则为乡愿。所谓“乡愿”，即孔子所诟骂的败坏道德之人，孟子所言阉然媚于世者。很显然，刘所持立场与孔孟如出一辙，但衡量标准已今非昔比，而是革命派的近代政治价值观。二者虽形似但质异，难以等量齐观。

类似批判之论在陈独秀思想中亦不乏体现，并有所拓展。他指出：社会人格之堕落实“为国亡种灭之根源”。现实中国之危迫于独夫与强敌实源自民族公德私德堕落“有以召之耳”。即今不为拔本塞源之计，虽有少数难能可贵之爱国烈士，非徒无救于国之亡，行见吾种之灭。在他看来，凡一国之兴亡无不随国民性质之好歹转移。然而，中华民族自古只有天下观念，没有国家观念。所以爱国思想，在我们普遍的国民性上印象十分浅薄。甚至说中国人无爱国心，只知贪生畏死。日常所争只为生死，但求偷生苟活于世上，不争荣辱，灭国为奴甘心受之，故各国人敢于出死力以侮我中国。对如此知有家不知有国、只保身家不问国事、只知听天命不知尽人力之陋习，陈痛斥道：“民族而具如斯卑劣无耻之根性，尚有何等颜面，高谈礼教文明而不羞愧!”

如此卑劣无耻根性的主要社会表现是“雅人名士”逃避现实与同流合污者自甘堕落。对逃避现实之现象，陈独秀指出：自好之士，希声隐沦，食粟衣帛，无益于世，世以雅人名士目之，实与游惰无择。由于充塞社会之空气陈腐朽败，求一些新鲜活泼者以慰吾人窒息之绝望“亦杳不可得”。在他看来，如此退隐实言行与传统虚无思想有关。他说：“铸成这腐败堕落的国民性之最大原因就是老、庄以来之虚无思想及放任主义。”它是中国多年的病根。陈称退隐为弱者不适竞争之现象实际上是对退隐逃避陋习的否定，与刘师培斥“清而不和”之论颇为相似。至于同流合污自甘堕落者，陈认为如此之徒更多。在他看来，堕落者多为愚昧无知、曲学下流，合污远祸，毁节求荣等性格卑劣之人，他们所持思想是顺世堕落的乐观主义。具体表现在社会上群喜从同，恶德污流惰力甚大，往往滔天罪恶视为其群道德之精华。在道德上人秉自然，贪残成性，即有好善利群之知识，而无抵抗实行之毅力，亦将随波逐流，莫由自拔。即使是有硕德名流之誉的贤人君子亦乏抵抗力，言行消极、脆弱、退葸、颓唐，驯致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天地易位。由于许多人视做官发财为人生之目的，人间种种罪恶凡有利此目的者，一切奉行之而无所忌惮。此等卑劣思维与社会恶习相沿而日深，铸为国民之常识，为害国家莫此为甚。真可谓“浊流滔滔，虽有健者，莫之能御”。而那班圆通派，心里相信纲常礼教，口里却赞成共和；身任民主国之职位，却开口一个纲常，闭口一个礼教。如此不以为耻，曲学阿世之举表明他们的道德人格卑劣。所以，陈独秀情不自禁地质问道：以君子始，以小人终，诈伪圆滑，人格何存?由是可知，中国社会恶潮流势力之伟大与个人抵抗此恶潮流势力之薄弱，相习成风，廉耻道丧，正义消亡，乃以铸成今日卑劣无耻退葸苟安脆易圆滑之国民性!呜呼，悲哉!亡国灭种之病根，端在斯矣!

总之，刘师培与陈独秀对封建腐朽人格及其影响的批判呈不断加深之势。其言论虽不乏过激偏颇之处，但蕴涵其中的深沉民族忧患意识跃然纸上。他们致力于实现资产阶级政治理想，顺应了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趋势，凸显了人们追求美好理想的真诚愿望。

内容摘要:改造罪犯思想，是一套博大精深、内容丰富的完整体系。内容包括：犯人是人，是可以改造的；生产劳动是改造罪犯的基本途径；“改造第一，生产第二”是改造罪犯的基本方针。改造罪犯思想创造了中国改造罪犯工作奇迹，学习与总结改造罪犯思想，对中国乃至全球范围的监所矫正罪犯工作以及行刑制度的改进与完善，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罪犯改造思想研究

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一直十分关心和重视我国的监所工作，在其有关著作、批示、谈话中涉及改造罪犯的达37次之多，作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造罪犯的理论体系，成功地指导了中国惩罚、改造与矫正罪犯的实践。改造罪犯思想，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严格的科学性、突出的实践性、严密的系统性、深刻的哲理性。研究改造罪犯思想，对中国乃至全球范围的监所矫正罪犯工作以及行刑制度的改进与完善，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把犯人当人看待”，“人是可以改造的”——改造罪犯的理论基点

高度重视人的问题，指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相信能改变一切”，强调“人的因素第一”，重视人的政治思想工作，是传统的工作方法……等等。在重视人的基础上，提出了人的改造问题，指出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要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以达到主客观世界的统一。

这种重视人和改造人的思想落实到监所改造罪犯工作上，就形成了从“把犯人当人看待”这样深层的出发点诠释“犯人”，提出“犯人是可以改造的”这一重要观点。这也是我国与古今中外一切剥削国家对待犯人和监所工作最根本的区别。

同志在与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代表座谈时强调：“要大力加珲政法队伍的职业道德建设，增强职业道德观念，提高执法水平，为人民严袼执法，热情服务。”为此，加强监狱人民警察的职业道德建设已是当务之急，重中之重。

一、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必须加强监狱人民瞀察的职业道德建设

（一）从当前队伍的现状，看加强职业道德建设的紧迫性。近几年来，广大干警经受住了改革开放的考验，勤奋工作，无私奉献，开创了监狱工作的新局面，总体上看是一支党和人民可以信赖的有战斗力的队伍。但毋庸讳言，监狱人民警察违反职业道德现象时有发生，在个别地方和个别人身上甚至十分严重。一是少数干警受市场经济负面影响，滋长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政治观念淡薄，甚至丧失立场；二是少数干警法制意识、专政意识淡薄，特权思想严重，有法不依、徇私枉法、以权谋私、以罚代教；三是少数干警道德品质差，作风庸俗，腐化堕落；四是少数干警警风警纪差，作风散漫，责任心不强，失职渎职。

（二）从监狱的性质、任务，看加强职业道德建设的重要性。我国的监狱作为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其根本任务就是本着“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的监狱工作方针，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改造罪犯是一项系统工程，监狱人民警察是国家法律、方针、政策的执行者，也是管理、教育、改造工作的实施者，面对的是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扭曲，反社会心理严重的罪犯群体，必须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高度的责任感和现代化科学管理能力，做艰苦细致的工作，需要宣传、更需要身教，用巨大的人格力量来感染罪犯。这不仅关系到改造质量，而且关系到监狱职能的实现。

（三）从职业道德建设与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二者关系，看加强职业道德建设的必然性。首先，加强职业道德建设，是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的前提。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是以人为主体的人本工程，干警是承担这一工程的主力军，是现代化文明监狱的设计者、实施者和体现者，各项目标的实现，最终落实到干警队伍这一载体上，干警素质高低，将决定着创建效果。没有现代化的人，光有现代化的设施，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也不可能建成真正的现代化文明监狱。必须“先做文明人，再创文明监狱”。只有从加强职业道德人手，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干警的素质和现代化文明程度，成为一支拥有现代化观念，掌握现代化知识，具有敬业奉献精神的队伍，创建才有组织保证，才有可能去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其次，职业道德建设是现代化文明监狱软件的核心，硬件的决定因素。软件是现代化文明监狱的基础，是决定监狱性质的部分，是体现中国监狱特色的关键。主要体现在干警的素质、执法水平、管理措施、教育方法、劳动手段和改造效果等方面。软件要靠干警去谋划，现代化文明程度要靠干警去营造和体现。监狱人民警察必须是一支“文明之师”，具备较高的思想和职业道德水准，严格按国家法律、法规执行刑罚。因此，在创建工作中，应努力提高干警的执法水平和管理能力，树立文明执法形象，坚决摒弃一切粗暴之行、野蛮之举、愚昧之措，行科学之法、文明之术、慈爱之心，对罪犯实行依法、科学规范管理，实施文明改造的各种手段，形成有利于罪犯改造的良好氛围。只有这样，现代化文明监狱的软件才能真正强起来。现代化文明监狱的硬件，主要包括监狱设施、技术装备、教育和生活设施的现代化。一般来说，硬件建设只要具备物质条件都能办到，但从根本上看，人的因素起决定作用。硬件要靠干警去构建，现代化的设施要由人来操作，如果队伍素质不高，责任心不强，即使有了现代化的设施、装备，不会操作运用，也不能发挥作用。相反，如果干警事业心、责任感和使命感强、素质高，则可以弥补硬件的不足。同时，干警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可以促进硬件建设，为硬件建设提供物质基础，即使条件不足也可以创造条件。因此，只有加强职业道德建设，提高队伍素质，才能达到现代化文明监狱硬件建设的目标。再次，加强职业道德建设是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的内动力。在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进程中，人是最活跃、最关键的因素，整个创建工作的层次、质量取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特别是在目前条件下，国家拿不出更多的资金投人监狱建设，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培养造就有现代化观念、素质的干警队伍，发扬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爱岗敬业精神，把观念统一到创建上来，这样才能形成强大的内动力。干警职业道德水平提高了，主观能动性就会充分发挥出来，形成一股推动创建工作不断前进的强大洪流，就会促进改造、生产、经营状况的改善和提高，监狱的经费就会源源而来，监狱事业才能向更快、更高的目标发展。

二、如何加强监狱人民誓察职业道德建设

教案示例一

教学目标

1．学习本文选材典型，小中见大的写作方法。

2．学习作者通过人物肖像描写表现人物性格品质的手法。

3．感受作者对鲁迅先生的敬爱之情以及鲁迅先生为革命鞠躬尽瘁的高尚品质。

教学过程

当下，面对诸多社会道德问题上，“学雷锋”活动被寄予厚望。但是，雷锋是否仍然具有强大的感召力？雷锋精神能否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进而“常态化”？最终，学雷锋活动能否在重塑社会道德生活中发挥关键作用？这些不仅是现实实践问题，同时也是理论问题，反思并探索其理论出路，对于学雷锋“常态化”的具体开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学雷锋”方式与形态的转变

1．时代难题：个体化与物质化学雷锋，首要的问题就是：如何象雷锋那样，具有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在职业上干一行爱一行，在敬业、奉献、助人中度过自己的一生。在今天，可能大部分人都会认为雷锋已经成为一个道德符号与标杆，无法企及；甚至在谈到向雷锋学习时都会有一种莫名的“道德压力感”，更不要说行动。因而，雷锋精神，成为了“道德橱柜”中的展览品，让人既爱又怕的“道德标尺”，完全脱离了丰富的道德生活。现代生活，一方面，被个人主体性的自由、权利、责任的意识形态控制，社会共同体生活被分割为碎片，社会整体价值与精神无比衰落；另一方面，物质财富、货币在推动社会公平的同时，走向自身的“拜物教”，对理想中“好生活”规划在利益计较中吞噬。于是，对于何谓“好生活”、“好生活”如何为，现代人既丧失了自我规划与建设的能力，也丧失了对好生活的感受能力，幸福感的缺乏成为社会共识，也是社会“共症”。作为一种道德榜样的雷锋与优秀伦理传统的雷锋精神，应对如何学习？这不仅仅是从事伦理道德的理论工作者的职业责任，而且也是生活在当下的社会公民应当思考的问题。因为，对于一种幸福的好生活，从未有今日如此强烈的被渴望；但是，幸福生活的实现，并不仅由经济、物质生活水平所决定，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对理想中幸福生活的规划与建设，而不是被前者粗暴的吞噬。

2．学雷锋要“进入生活”重回道德生活，雷锋精神重回道德生活，用一个哲学命题来说，就是“雷锋精神如何进入生活”，进入我们今天的生活？一种观念、意识进入到现实生活是何等之难，因为，这不是简单的“喊口号”“道德说教”，这需要生活中的践行，成为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与形态。于是，为便于找到突破口，我们可以在逻辑上先退一步，追问“雷锋精神是如何进入雷锋生活的？”这似乎是个“傻”问题，但仔细辨别会发现，雷锋之所以愿意用一生时间来践行自己的理想、信念（甚至有些人认为是在“干傻事”），恰恰在于这种生活是有意义的“值得过”的生活，并且在这种生活中他感受到了真切的幸福。今天，我们无法“还原”雷锋当年是否对自己的生活进行过反思，但是，这一点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雷锋精神找到了进入我们生活的入口，雷锋的生活与我们的生活之间具有“共同的”形态与内容。这就是“过一种什么样生活”，“什么样的生活是有价值的”。这不仅是一个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的哲学命题，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又是一种生活命题，需要也值得我们用一生来实践。雷锋精神，在雷锋的生活整体中体现，对于我们的意义是一种“伦理生活观”。于是，雷锋与雷锋精神的生活启示在于：一方面“好生活”（well-being）是规划性与建设性的，这是一种主观性的事实；由此，产生了第二个方面，即“幸福感”（happiness）就在追求这一生活目的过程中的精神状态。

3．对道德生活的启蒙价值学雷锋“常态化”，就需要进入生活、生活化，化为老百姓日常生活、伦常日用中存在；而不是社会“运动式”“动员式”的道德建设。何怀宏先生就认为，“从‘动员式道德’走向‘非动员式道德’，也意味着从一种非常时期的道德走向一种正常时期的道德，从一种要求高蹈（高标准、突出）的道德走向一种坚守底线的道德，从一种价值和规范统一的道德走向一种区分价值和规范的道德。人的精神资源是多样的，个人信仰的对象和喜欢的生活方式也趋于多样，但仍应当在基本道德行为上寻求共识。”但是，走向日常的、市民化的、多元的道德生活形态，并不意味着“道德崇高”的衰亡，不再是传统实体化、无个体的崇高形态，转变为具有个体生命形态的、活生生的存在，这一道德主题具有实践理性能力，并且能够在社会传统之中规划自我生活。这一过程中恰恰对现代道德生活的启蒙，在西方是借助于宗教形态来完成的，而在我们当下社会生活中仍未完成。我们无法确证自己作为“人的实践主体性与能力”，也无从确信。同时，后形而上学时代，个体的“典范生活”何以可能成为悖论中的难题。后现代生活的碎片化，在于表征整全统一的伦理生活样态的转变，更为根本的是这一感受性的生活样态的形上学理念基础的“后学化”（后形而上学），仿佛生活的价值之根和意义基石也随之“抽离”。于是，哈贝马斯惊呼，“在后形而上学时代，哲学再也无法自信地就个人甚或集体的生活设计问题给出指导性的答案。”但是，雷锋生活与雷锋精神的典范意义就在于，他用一生的努力与实践确证了一种“有幸福感的好生活”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哪怕你不认同雷锋生活具有“典范性”价值，但是他对一种可能的“好生活”追求，证实了我们对生活规划与实现的能力。因而，在作为好生活的典范意义上，或者再退一步在“追求好生活”这个最基本意义上，我们要向雷锋学习；这也是在今天学雷锋对道德生活启蒙价值的所在。

二．以真诚的态度对待生活

在案档案中已有记录，可供查考；公文中已有记载。案：档案；记事的公文。例：为统一全国城市陆上交通管理，维护交通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财产之安全，特制订《城市陆上交通管理暂行规则》，业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3月27日政政齐字第二十七号批准在案。

在编在编制之内的。例：管理干部学院、普通高等学校举办的干部专修科招收具有五年以上工龄的在职在编干部。

再度又一次；第二次。度：次。例：近查，违章翻录、销售录音录像制品的活动，在一些地方再度发生，并有泛滥之势。

暂行暂时实行的。例：《国营企业奖金税暂行规定》业经修订，现在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责成指定（或要求）某一个（或数个）机构（或个人）做好某件事情。例：责成商业部和财政部尽快就上述两项工作提出实施方案，报国务院批准下达。

责令含义与用法和“责成”基本相同，但更带有强制性。例：对违章翻录者，除没收其库存产品外，可处以罚款，并责令按翻制数量赔偿原出版单位的经济损失。

一.创新———源于现实的关注与发展

管建刚被称为“弄潮儿”，因其勇，更因其身处这浩浩荡荡的新课改“浪潮”。扎根村小学多年，他找到了自己的“路”———写作。从班级作文周报起步研究，用6年完成了写作教学系统，而这6年也同样是新课改摸爬滚打6年。历经淘洗，管建刚写作教学思想必首先立足于对现实的关注与发展。

1.对“作前指导”的理性审视

“作前指导”长久以来的常态、重要环节，不少一线教师以它为导向，告知学生立意、选材、构架，同时启迪思维、拓宽视角，激发写作动力，但都或多或少忽视了潜藏的隐患。管建刚老师在其《作后讲评：作文教学的“新支点”》一文中提出了“作前指导”在指导思想、指导要求、指导内容和指导技巧方面的四大问题，并旗帜鲜明地表明立场，一针见血地指出“灌输”或“给予”忽视学生生命个体主观创造的问题。“作前指导”往往是在主题确定的情况下进行，有时甚至是命题作文的指导，聚焦之处也往往是文字和技巧的训练。这种机械的、僵硬的方式无疑会弱化学生内在的“情感”激发，使之隐于形、消于文。以对传统“作前指导”的“破”支撑起“作后讲评”的“立”，管建刚凭借自己的教育敏感，捕捉到了“作后讲评”成为写作教学支点的理由。

2.对“习作讲评”的全新认知

第四届凤凰语文论坛暨新课程习作教学研讨会上，管建刚老师第一次向大众展示了他的作文讲评课，自此他放弃作前指导，将作后讲评课作为重心。讲评本身呈现不同的形态，或为“补充”，或为“收放”，或为“阶梯”。在基础上，管建刚老师看到，传统讲评在内容上往往依循固定的写作知识体系，涉及面广却很难做到精准，也很难难保证针对性和有效性。更需一提的是，习作批改中的评语。翻阅习作本，不难发现评语都是书面语言，不易读懂也没有足够的是时间读懂。评语中套用、错用等现象屡见不鲜，评语之用收效甚微。管建刚看到问题，提出主张：上好作后讲评课，要实事求是，以学定教，顺学而教，要将具体和抽象相结合，同时在潜移默化中加强写作知识的渗透，形成螺旋上升的讲评体系。他大胆地将讲评课作为写作教学的内容，排成序列以《周报》为依托，形成了系统化的讲评教学体系，使讲评活动不再蜻蜓点水。

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下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的互动是一项与时俱进的理论工程。考察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历史互动过程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民族文化现代化的基础

和前提。

一、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基本内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特点相结合，包括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特点相结合以及与中国民族文化相结合。”它是一个动态过程，其中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特点的结合属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与中国历史传统和中国民族文化的结合则属于文化与文化的结合。因此，本文在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的历史互动时，把马克思主义直观地称为马克思主义文化，它不等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中国民族文化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还包括中国现代文化的民族性部分，虽然经过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改革开放等严厉批判，甚至有的被全盘否定，但延续几千年的儒家文化深有底蕴，有其生命力顽强的一面，因此，中国现代文化的民族成分没有丢，不等于西方文化，也不等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化。

二、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互动形式

摘要:的公正思想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主义建设时期都产生过重要。它包括对农民命运的关注，人与人间的平等，个性解放、基本人权、民主，革命的功利主义，国家、社会和个人三兼顾原则和反对平均主义和两极分化以及独立自主、平等相待的国际正义原则、着眼于社会可持续的代际公正思想和平等权利，等等。认真梳理关于社会公正的思想，其得失，对于确立当代的公正观，建构市场条件下公正合理的社会秩序有着重大的意义。

如果把社会公正的探索看作是社会主义建设过程的一个理想追求和实践原则，那么的社会公正思想的探讨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公正思想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中国社会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进程产生过深远影响。认真厘清关于社会公正的思想，总结其得失，对于确立当代中国的科学公正观，建构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正合理的社会秩序有着重大的意义。

一、关于社会公正的主要思想

第一，农民的命运与出路问题是社会公正的首要问题。

80多年的，中国共产党与农民的命运息息相关，也与中国的兴盛息息相关。而农民的命运和出路问题，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都是一个最大的社会公正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和实践问题。在革命时期正视和解决了这个问题，对于制定中国革命的发展战略产生了重大影响。

早在1926年，驳斥反动派污蔑农民运动时，就在《向导》杂志上发表了《浙江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以大量的事实说明农民受地主压迫所遭受的贫困状态。并指出农民暴烈行动的根源在于地主对农民的暴烈行为，这才能公正地评价农民的行动。他指出农民对地主的好坏都心中明白，谁应该从严惩办，都很公正，因而要充分相信农民。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于1937年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明确地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这既是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需要，更是对中国这个历来的主要社会基本群体权利和命运的关注。1945年，刘少奇同志在中共七大上指出：“中国的现在的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基本上就是解放中国的农民。”[②]他还指出说：“伟大的中国农民战争，如果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之下，就与历史上一切农民战争不同，是完全能够胜利的。”[③]这里可以看出，中国的革命任务始终是与农民的命运和出路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解决农民出路问题是与当时革命需要及其历史命运结合起来的。首先解决农民的生存条件问题，因此把土地问题当作农民出路的根本所在。中国共产党非常清楚，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因而1935年《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关于土地问题的决定》指出：“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是肃清封建半封建势力，巩固与扩大新的苏维埃区域，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主要前提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之一。”土地问题的解决“才能大大地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积极性，更进一步改善工农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吸引他们整个的力量与热忱，卷入苏维埃领土的民族革命战争之中。”[④]由此可见，这时党已经不仅从中国革命一般意义上，而且能够把农民阶级本身的命运和出路这一关乎社会制度公正的首要任务结合起来，认识解决农民土地公正问题的基础性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