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范文10篇

成功的上层革命更多的不是产生于压力，而是产生于信念。一切变革总是要与扩大公民自由和限制政府权力相联系。一个坚持自己特殊利益的政府和集团很难有真正的变革，晚清政府就是一例。

在国家政治问题上，我们长期强调国民素质的决定性作用，所谓“有什幺样的国民就有什幺样的领袖和政治，改造国家和政治须先改造国民性”。

但若把全民民主素质的提高作为一国政治改良的先决条件，就意味着民主的到来将是极漫长的等待过程。事实上，民主制度可超越这一条件。民众素质固然重要，但上层领导者的素质更具决定意义，他们塑造或推动塑造了国民的性格。只有少数人是从伟人的思想中学，而绝大部分人，乃是从政治生活中学。

革命的目的不是攫取权力

以群众力量推翻固有秩序，不但很可能伴随暴力，好坏也难以预知。在被统治者要挣脱不可容忍的枷锁时，统治者却坚决维护自己的利益，于是来自下层的反抗不断聚集能量，一旦获得某个时机就排山倒海而来，就像法国大革命、1917年的俄国革命，极其突然，无法预测，警惕性再高的当局也措手不及。下层革命由于其与生俱来的激进性和报复色彩，血腥和恐怖便随之一同到来，新政权只有用镇压才能消除难以控制的无序局面，其结果就是用一种压制取代另一种压制。但革命如果只是以攫取权力为目的，而不是像甘地所说的，是为了“一种关系的改选，最终达到权力的和平移交”，就不可能取得有进步意义的成功。

来自上层的革命，自愿、主动地以和平方式从权威主义制度完成向民主制度的过渡，通过竞争获取权力和实现权力移交，并不一定只是为了缓解社会压力才被迫改变，也不仅仅是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经验表明，出于统治需要，不得不进行的改革很有可能只是权宜之计，它力图通过对旧体制的缝缝补补得过且过，这在清末洋务运动中表露无遗，在其最后被迫作出的宪政改革中表现尤为突出——它不打算限制权力，更不打算移交权力，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赋予皇帝一切大权，规定大清皇帝必须被“永远尊戴”，即使如此，政府还是借口中国实行宪政条件没有成熟，宣布要经过九年筹备宪政期之后才颁布宪法、选举国会。清末假模假样的上层变革已深刻地留在民族记忆中，并注定每隔一段时间就成为社会热门话题。

斯大林之死给了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一个沉重的教训——“在人类历史上曾有许多暴君非常残酷，但是，他们都是死在刀斧之下，正象他们自己用刀斧掌握政权一样。”(赫鲁晓夫语)[1]

革命政权的建立并不意味着民主制度的来临，革命尤其是共产主义革命其本质是弱者与穷人的反抗与复仇。为了打倒全副武装与十项全能的统治者，需要有“狂热的信念、严酷的纪律与极端的行动”，[2]为的是向人性挑战，泯灭人性中天然的怜悯心与种种道德禁忌。为了伸张正义，不惜让全世界毁灭！反动派是怎么对付我们的，我们就要加倍偿还！“不惜把世界浸泡在血泊之中，要把敌人斩尽杀绝，连他们的孩子也不怜惜……劳动者早已为此付出了代价。”[3]

极端的行为一旦被采用，将形成行动惯性、行为模式与历史惯例；巨大的权力一旦被渴望复仇的人们所铸就，将吞噬无数的生命，连革命者也未能逃脱劫难。

革命者一定是独裁者

顾准说过，“唯理主义者，尤其是革命家们，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唯有坚持“理想”是唯物的，有根据的，同时又是绝对正确的[或者谦虚一些，是组成绝对真理的某个重要部分]，他们才心有所安……才能理论与实践一致地勇往直前。”[4]根据这种特性，可以更进一步地指出，革命者尤其是他们的最高领袖一定是独裁者。不仅仅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一切言行都是绝对正确的，不容旁人置喙不要说反对；还因为，不掌握绝对的权力来指挥一个以最为狂热的信念与最为严酷的纪律所造就的暴力组织，就不能推翻反动派的统治，更不要说按照自己的理想蓝图对整个社会进行改造了。

这些道理，列宁在其著作《怎么办？》[5]里已讲得很清楚了并且身体力行。共产主义后人要否定斯大林，就刻意隐瞒列宁的这一面，把列宁打扮成为一个温柔敦厚的民主领袖。其实斯大林的见识与所作所为尤其是外交战略的头脑与手腕，都与列宁一脉相承。

【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近现代革命史上的伟大创举，其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总结这些经验所体现的理论和方法，对于当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仍有重要现实意义。

【正文】

1939年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回顾了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18年的斗争历史，并将其中的经验概括为三个法宝。他说：“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

一

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内容，其含义是相当广泛的。其中最复杂、最困难，而又对中国革命起决定作用的是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在中国现代史上，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两个最有实力的政党，二者之间的关系牵动着革命的全局。1924年至1927年期间，由于两党在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基础上实行了合作，第一次结成统一战线，因而创立了广东革命根据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正当革命即将完成之时，由于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破坏了两党的统一战线，因而招致革命失败。1927年以后十年内战的结果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在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时刻两党再度合作，第二次结成统一战线，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广泛的，包括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包括工农兵学商一切爱国同胞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回顾这段历史，高度评价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重新结成的统一战线。他说：“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中国是否能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解放出来，将决定于这个统一战线的发展状况。”在抗日战争中，如何巩固和发展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成为统一战线思想中最重要的内容。

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建立——破裂——再建立，这样一种复杂的关系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史中不曾有过的，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的一个特点。为了正确处理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经验只能来自中国革命的实践。

【摘要题】科技与文艺

【正文】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不言而喻。从文艺学的角度来看，顾影自怜地抗议技术对艺术的压制和不战而降地接受技术对艺术的收编，都毫无必要。我们要做的是冷静地考察科学技术怎样影响了艺术的“出场”。

作为人类进化制作活动的手段和作为一种器具或物品的技术会对艺术产生影响，但这只是表层的现象。技术通过手段和物品透露出一种观念，这观念是技术赖以理解世界并展开改造制作活动的出发点，如生物工程技术便显示出这样的观念：生命组织中隐含着代码且代码以一定的组合方式决定着生命体的状貌。技术观念表明了人类通过科技对人与世界关系的一种理解，因而它对人的精神生活产生着支撑其感悟方式的作用。

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认为，科技带来的社会生活变革包括“美学感觉”的变化，即技术形成了一种新的空间感和时间感（注：〔美〕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文版，商务印书馆，北京，1984，第211-213页。）。从艺术中所包含的感悟方式来看，作为人类理解自身存在状态和一种意识交流的形式，艺术从技术那里领受的影响，大多发生在有关生命形态和人际交流的技术观念范围内。只有那些作用于人的生命形态和交流方式的技术，才可能在其产业化的过程中将它所赖以产生的技术观念注入艺术。在现代高新技术中，生物工程（其隐含观念是：生命体的性状是由代码及代码组合方式确定的）和电子信息技术（其隐含观念是：人可以在超空间状态下进行一种代码化的非物质性交流）对艺术的感悟方式影响最为直接，因为它们暗含了一种对艺术最为关切的人生问题的解答视点。

我们可以参照杰姆逊关于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三阶段理论来考察一下二百年来科技与艺术的关系史：19世纪是工业化的初级阶段，经典物理学和进化论构成技术观念，现实主义成为文艺主流；20世纪初至60年代是工业化阶段，基本粒子理论和系统论构成技术观念，现代主义成为文艺主流；70年代以来是高新技术产业化阶段，基因学说和微电子技术构成技术观念，后现代主义成为文艺主流。

“革命文学”倡导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有比较长的过程，学界一般将其源头追溯到1922年后早期共产党人的革命文学主张。虽然田仲济先生早在1979年就提到“文学研究会”已经在“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1］，但当时并未引起学界注意。近年来，有学者揭示了长期被遮蔽的1927年武汉政权时期出现的“革命文化”、“无产阶级文化”［2］(P418)言论，另有学者再次把革命文学的源头明确追溯到“文学研究会”，认为“文学研究会才是初期革命文学的最先倡导者。”［3］这些不同观点的出现，其意义不在确认谁是革命文学的首倡者，它的重要价值在于突破了以往革命文学研究中的某种思维定势，为革命文学研究开拓了新的思路。其实，如果把“革命文学”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适度区别开来，那么，至少可以清晰地看到三种关于革命文学的想象，即文学研究会、早期共产党人、创造社“元老”们分别倡导的革命文学。

一、文学研究会倡导的“革命文学”

1921年前后，文学研究会的核心成员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李之常等人在《文学旬刊》、《文学》周报上展开过一次关于“文学与革命”问题的讨论，讨论者曾积极倡导“革命文学”。一般文学史著作往往从正统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观念出发，对这次讨论要么避而不谈，要么只看作是“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一种过渡，零星地谈到其中的某些观点，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先进性”或“局限性”的注脚。其实，这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关于“革命文学”的讨论，更是一种具有独立价值和意义的文学现象，它展示了文学研究会作家对“革命文学”的独特想象。其特点主要有:

(一)既强调文学的功利性，也强调其独立价值

文学研究会以倡导“为人生”的文学观闻名，但它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谈文学的使命的。它倡导“革命文学”，也是立足于“文学”。无论是要求揭示现实社会的黑暗，还是要求展示未来社会的光明;无论是强调反映底层民众生存的悲惨，还是强调要担当唤醒民众的重大责任，都是以“文学”为轴心，在强调“文学”具有相对独立的价值，文学家具有重要的主体性作用的基础上进行的。其强烈的文学功利性目的与相对的文学独立性追求，既矛盾又统一。郑振铎的《新文学观的建设》一文，就是从“文学是人生的自然的呼声”，“文学以真挚的情绪为他的生命”出发，强调“文学之高尚使命与文学之天真”共存，认为:“文学就是文学;不是为娱乐的目的而作之而读之，也不是为宣传，为教训的目的而作之，而读之”［4］(P347、346)。李之常在《支配社会底文学论》一文中，以与郑振铎同样的思路来说明:在鼓动民众起来革命的过程中，文学和文学家的作用高于革命理论和革命家的作用。他认为:“今日底文学是人类活动底结晶”，是“新时代底指导者，鞭策者”，断言“革命底完成者在中国舍文学又有什么呢?”［5］(P82、81)郑振铎、李之常的观点合乎文学研究会的主流意见。文学研究会在提倡“为人生”的功利性文学观时，就强调“文学”本身也“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应该成为“治文学的人”的“终身的事业”［6］(P72)。文学研究会之所以会由最初的着重批判传统的“文以载道”，到把全部工作的重心放在扫除“游戏消遣”的文学，当然有与鸳鸯蝴蝶派争夺文学阵地和读者等方面的因素，但更重要的还是因为，他们认为“游戏消遣”的文学既像“载道”文学一样具有宣扬“卑劣的思想”以毒害青年的作用，又以“游戏”的态度纯粹把文学当作“工具”而不是“终身的事业”，因而对“文艺”的“侮蔑”就更甚。

(二)既要求表现底层民众的悲惨生活，也宣扬“爱”与“美”

民粹主义在俄国历史上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思想流派，这股社会思潮一经滋生，与俄国特定的社会条件结合，便产生了不容忽视的社会影响。在俄国的旧民主革命时期是这样，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产生之后，甚至在布尔什维克主导的岁月里，尽管作为思潮传统载体的民粹派逐步消亡，但就其思想趋向而言仍或多或少地隐藏在人们的意识深处，继续对俄国历史的发展施加特有的影响。俄国蜿蜒曲折的革命历程提出哪些问题，革命者又是如何解答的，本文试图通过考察民粹主义向布尔什维主义（即列宁主义）的历史性跨越，提供一种思考的维度。

一、早期民粹主义的革命实践

十九世纪中叶的俄国仍旧是由沙皇专制统治为核心的封建社会，但在西欧资本主义的

冲击之下，封闭的小生产型农业经济似乎已走到尽头。1861年，沙皇政府宣布废除农奴制度，此举标志着俄国正式步入资本主义的发展路途。俄国资本主义是沙皇政府出于维持专制制度大局而通过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革主动培植的。它是一个奇怪的混合物，在其复杂的运作机制里极权专制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并行不悖，互为条件的。由于俄国社会生产力的严重滞后，而农奴制残余势力强大，工商业资本家集团力量微薄，辅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国家专政机器，类似西欧的资产阶级自由派运动始终难成气候。

民粹主义不是舶来品，恰恰是当时知识分子对扭曲的社会制度的扭曲反应而已。在民粹主义那里，俄国的沙皇专制与资本主义的价值观通常是受到共同抵制的。早在农奴制改革前夕，民粹派的鼻祖之一车尔尼雪夫斯基就在《路易十八与查理第十时代法国党派斗争》一书中强调了“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两种概念。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看来，“民主主义”者注重的是消灭贫富分化和实现平均，而“自由主义”则只注重抽象的自由权利，而这种“抽象的权利”1）因为会被资产阶级所垄断而变得一文不值。他所谓“民主主义”的基本理念后来为民粹主义所接纳，成为一代民粹派革命斗士所梦寐以求的社会理想。

六、七十年代的民粹派的主张趋向激进，他们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反抗沙皇专制统治。不过，民粹派眼里的社会主义，并不同于西欧的概念。在马克思那里，社会主义是资本阶级民主革命的继续，而民粹派却出于对资本主义的本能反感而热衷于“走另一条路”。民粹派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出现是一种“偶然”现象，有了知识分子的“理想”与农民的“共产主义本能”就能阻止其在俄国的发展。特别让他们倾心的莫过于俄国的农村公社，村社据说是保证了俄国不致出现类似西欧的“赤贫状态和无产阶级化”，这一说法源自德国人哈克斯特豪森2），却被民粹派人士广为颂扬，视为俄国无须经由资本主义阶段而径直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凭证。于是，“到民间去”的著名口号提出来了，“人民的精粹”胸怀高昂的革命斗志，开始反对专制统治的漫漫征程。

20**年7月5日，首都经济学家论坛、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和教育部社科中心经济学课题组在京联合召开“‘颜色革命’的警示和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学术研讨会。研讨会气氛热烈，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围绕中亚发生的“颜色革命”，特别是“颜色革命”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启示进行了深入探讨。

一、“颜色革命”的成因

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回顾了近些年来在东欧、中亚等一些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等国发生的革命都是以某种颜色为标识的，例如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吉尔吉斯的黄色革命。在这些国家爆发的所谓“颜色革命”都是美国势力在做好相应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之后，制造和利用某种突发事件，建立亲美政权的政治行为。

与会学者认为，在“颜色革命”中，国际上各种力量运用各种手段对之进行渗透和影响，各种非政府组织也从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而这些国家各自存在的内部原因是其内在根源。这些国家爆发“颜色革命”，主要是由于执政党无法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其执行的政策措施不能为广大民众带来利益，政权失去了坚实的阶级基础。它们所施行的政策虽各有不同，但是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进行私有化改革，大规模私有化浪潮造成的后果不是生产力的高速发展，而是严重的两极分化、生产不足、市场萎缩。这些都导致了诸多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当这些矛盾尖锐到一定程度，加之外力作用，于是就出现了“颜色革命”。总的来说，“颜色革命”是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特别是国内利益结构、阶级结构变动引起的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

我国的改革现在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我们应该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正视新的问题，解决新的问题，真正坚持改革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方向。

二、“颜色革命”对于我国的启示

广东农垦从成立伊始，便具有军垦的性质。面对海南岛成片的山林，出于生产橡胶的战略性任务，屯垦海南岛，于是有了华南垦殖总局，吸纳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退伍军人、侨属和移民，实行军队化的管理模式: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形成了大规模军垦生产的格局。1969年，又直接冠名为广州部队生产建设兵团，接纳了11余万名知识青年来到广东军垦生产劳动，形成了更大规模的军垦生产格局。这种局面持续到1974年，广东军垦划归地方，广东军垦的时代方才结束。广东军垦是一片热土，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伟大号令召唤着优秀的中国青年到此生产劳动，而海南岛地处南疆的地理位置和神秘的热带风光又吸引着优秀的中国青年到此生产劳动。曾几何时，上演着多少壮丽的青春乐章，也诞生了独具特色的广东军垦文学。广东军垦文学主要集中在海南岛垦区，其它地区，例如广西、粤西、粤东、粤北垦区由于规模较小，生产总量数值偏低，农业生产的特色不鲜明，因而文学的表现也较为单薄，成就可以忽略不计。成规模的广东军垦文学创作，发轫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鼎盛于20世纪70年代，同时也消歇于那个时期。主要原因是广东军垦建制的撤消。广东军垦文学系列主要由以下作品组成:《珠碧江边》和《胶林儿女》、广州部队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编辑的报告文学集《踏遍青山》、短篇小说集《映山红》，以及由广州部队生产建设兵团改制的广东省农垦总局政治部编辑的散文集《春满南疆》等。

这些作品以当时的政治精神讴歌伟大的时代，表现广东军垦生产建设运动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伟大，突出了思想的光辉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茁壮成长，刻画了革命青年的光辉形象，当然也演绎了所谓“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是无产阶级红色理想和革命精神的教科书。广东军垦的主要力量是青年。无论是退伍军人还是知识青年，都是青年队伍的核心组成。这种力量对比的存在，决定了广东军垦文学属于知青文学的范畴。这种情况与其它军垦地区的文学一样，例如新疆军垦的《军队的女儿》、云南军垦的《边疆晓歌》。如此的性质决定了军垦知青文学将青年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作为作品的严肃主题和表现题材。本文以张枫的两部中篇小说《珠碧江边》和《胶林儿女》作为案例加以说明。二《珠碧江边》塑造了一批有着昂扬的革命激情和冲天的革命干劲的优秀青年形象。伐竹班班长石头是一名复转军人，在部队上就是一把好手。广西剿匪时立过大功，对党有着无比热爱的感情。当他带领全班战士进驻伐竹工地后，对这项工作的伟大意义有着清醒的认识:“在党的领导下，多少青年高举红旗向荒山进军。从昆仑山到东海岸，从兴安岭到五指山下，到处燃起战斗的火炬。我们的火才刚刚燃烧，我要把它烧得更旺更大。”石头对党的感情是无以言表的:“党呵，你的儿女们在这里开辟了新的战场，我们将把必胜的精力献给这伟大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石头的带领下，全班战士共同努力，提前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伐竹任务，战士们的思想也得到锻炼提高。在以后的工作中，石头担任了新建连队的连长，走向了新的劳动战场，实现了他对党的诺言。伐竹班战士刘震辉积极工作，勇挑重担。他严格要求自己，思想上向组织靠拢，向党交心，赢得了组织对他的信任与承认。当入党志愿书放在刘震辉手上时，他感觉到无比的幸福，“陡然间血液沸腾起来，疲劳的身子一下子增加了千斤力。刺眼的阳光变得柔和，四山明亮，河水欢畅。”

“共产党万岁”的口号不时地从他嘴里喊出，表达着他的心声。此外，程根娣、武猛、林育学等优秀青年也在不断成长。林育学从顽皮的小青年变得爱思考，程根娣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党务工作者，武猛走向了成熟。诸如此类的优秀青年，在《珠碧江边》里比比皆是，彰显着党的儿女的幸福。显然，石头是《珠碧江边》里极力塑造的人物形象。他坚决听党的话，服从组织的安排，遇到想不明白的事情时，从思想那里寻找答案:“我们的战士呵，在困难的时候，想到，就会得到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力量。”他在做同志们思想整治工作时，可以长篇大论地宣讲党的指示精神。他对战友们说:“为了建设海南，保卫海南，守住祖国的南大门，革命吧咱们结合在一起，这是党给咱们的光荣。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咱们就要全心全意地把这副担子挑起来。要知道，哪怕咱们多挖一锄头土，多砍一根竹子，都是为革命多一份贡献”，展示了石头崇高的思想境界。尤为突出的是，石头用革命的大道理压倒了个人主义的小思想，在政治的强大的攻势下，一切服从于革命、服务于革命。他教育落后青年许浩时，就有着凌人的力度:读书也要有立场。为谁读书?是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求知识，还是为了个人去求知识?旧社会读书人是专门为升官发财，统治人民的。咱们穷人有钱读书吗?解放了，大家都有书读，我这个放羊娃还进过速成中学，把眼睁开了。眼下咱们兄弟姐妹都能读上了书了，将来不但上中学，可能还上大学……你有一个根本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还没有树立起来。多少革命先烈，为革命事业流血牺牲。、、，有多少好榜样值得咱们学习呀!党把咱们一手培养大，没有党就没有我，也可能没有你。没有解放，咱们会活活被地主踩死在脚底下……党对我们就像母亲对儿子一样。我们错了，教育我们，批评我们，叫我们走到正道上。我们对了，党就鼓励我们。党比母亲还亲呀!……从政治立场的设定，到解放前贫苦生活的回忆;从党的教导，到要对得起党的培养，最终落实到“吃水不忘挖井人，幸福全靠共产党”的时代政治主题上，有着势不可当的教育力量，是那个时代政治工作的体现。

虽然如此，《珠碧江边》小说里真正体现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形象的并不是像石头这样的先进人物，而是像许浩这样的落后人物。石头这样的优秀党务工作者的出现，是时代的必然;而将许浩这样的落后人物改造为思想进步、追求上进的青年，更能体现时代的伟大，说明教导的英明，说明党的革命思想的胜利。最初走入我们眼帘的许浩是一个消极颓废的青年形象。他虽然是珠碧江伐竹班的成员，但与其他充满革命朝气的同志们有着明显的不同:“小分头乱蓬蓬的”，老是“闭着眼在想心事”。他看不懂其他同志，为什么“劲头怎么老是那么足，老是那么乐”，他不懂得“革命者永远是春天”的道理。在许浩的思想深处，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有文化，会写作，本是当干部的料，现在却被发配到深山伐竹，这让他难以接受。当初许浩报名到海南岛工作，曾经想象到海南岛美丽如画的风光和浪漫的生活，而当眼前的这一切与自己的想象不同时，有着落差时，许浩就看不到前途，与周围的环境和共同战斗的战友们格格不入，成为另类人。很显然，许浩是不符合时代革命青年标准的，革命队伍里不允许有落伍者，否则革命队伍就不纯洁，就会影响到革命队伍的整体性和战斗性，尤其是对于军垦连队这样迫切需要奋斗牺牲精神的团队。因此，珠碧江伐竹班对于许浩开展了严肃坚决的思想斗争，方法上则是严词说教与以身示范相结合。程根娣批评许浩要“响应党的号召，建设边疆，保卫边疆，为党和祖国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石头教育许浩说:“号召我们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共产主义精神”，“老许呀!你现在唯一缺少的就是政治。政治不挂帅，就一定被困难吓倒，直不起腰来。”应当说，许浩毕竟是时代成长起来的青年，虽然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本质上是追求进步、积极向上的。他听到别人对自己的批评，内心也是有触动的。他高兴的时候，也会和同志们一起唱起“我是一个兵”的革命歌曲，也会精神振作的;只是一遇到困难，便又打退堂鼓，产生畏难的情绪。他看到珠碧江伐竹班生产上的重重困难时，想到的是自己，想到自己读了那么多年的书，“就这样白白浪费掉，要拿锄头”，便又茫然无绪，鼓不起干劲来，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狂躁症和自我中心论。所以，对于石头送给他的著作《为人民服务》，也是“怅然不知所措”。这就有了许浩出走珠碧江伐竹班伐竹工地，回到场部另做打算的行动，成为革命事业、革命队伍的逃兵。时代，不允许落后思想的存在，更不允许出现逃兵，尤其是在军垦队伍中。对于许浩来说，生活在新中国的十几年里，党的教导已经在许浩的身体上和思想里生根。所以在回场部的路上，看到黎族儿女对于解放军的深情厚谊和建设山村的追求，看见场部热火朝天的生产建设劳动让他激动不已;特别是在农场党委书记的带领下，许浩看到了一幅幅激昂的画面，更让他惭愧不已。党委书记语重心长的一席话:“我们一个人，应该像这竹竿一样，牢牢地站在自己的岗位上，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深深地打动了许浩内心深处朴素的革命感情，重新回到珠碧江伐竹工地上，回到革命的阵营中。

《珠碧江边》有着强烈的时代政治的说教，那是时代赋予文学以思想的必然。然而，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确实用当时文艺界“中间人物论”理论为写作指导思想的，用中间人物的活动带动其他人物的活动，从侧面去塑造正面人物。显然，这是“”前流行的文学创作论的反映。在落后人物转变的过程中，彰显思想的光辉与胜利，彰显这个时代的伟大。这与后来“”时期文学艺术创作中人物形象塑造的手法有着截然的不同。由此，更突出了文学的政治性。正像该书开篇所介绍的主题思想:“看看那些朝气蓬勃的青年，在党的领导下，怎样为社会主义建设忘我地劳动，他们的革命精神时多么值得我们学习。”“咱们的时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也正像该书结尾时所表现的那样，珠碧江伐竹班扩编为生产连队，一个任务接着一个任务，一个浪潮接着一个浪潮。不断革命，继续革命，永远革命。正如所教导的那样:“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①推动革命的洪流滚滚向前。

秉承时代的颂歌，《胶林儿女》沿续了以往的主流精神，同时又增添了新的时代政治因素，通过军垦农场在1962年所进行的生产劳动热潮和所发生的激烈复杂阶级斗争，再次热情地歌颂了为建设海南、保卫海南而战斗的知识青年英雄儿女们。小说热情地讴歌了军垦农场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劳动。从伐竹劳动工地撤回来后，战士们没有休息，“高举思想伟大红旗，挥银锄，洒热汗，意气风发，高歌猛进，为开发宝岛，谱写新的篇章。”在新的垦荒点上，伐木，割茅、盖房、种菜、养猪，建设垦殖新村，等待着新战友的到来。社会主义劳动热潮，把荒山变成了胶林，“一年前，这儿还是一片密林荒野;如今山上山下，层层梯田。山上胶林，山下蕉园，长得好不整齐茂盛。”“碧江队当年建点，当年收益，以短养长，取得实效，一下子在全场出了名。六年就获得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优胜红旗。在以后的劳动生产建设里，又是继续前进，抗击台风，战胜洪水，取得了一连串的成绩。这些成绩的取得，都是靠一个个具体的劳动换来的。例如开垦荒山，挖掉大树根，女职工们也敢于打炮洞，填炸药放炮。例如装车，女职工们像男职工那样扛起蕉捆就走，丝毫不落在后面。劳动的场面感染人、影响人。

赵树理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创作于1943年。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特殊的历史背景使争取民族独立成为压倒一切的时代命题。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抗日根据地(在解放战争中扩大为解放区)的文艺运动主要以革命救亡为主题。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赵树理以一对青年农民反对包办婚姻、争取婚姻自由为题材的《小二黑结婚》显然远离了时代主题。因此，当1943年《小二黑结婚》出版后，尽管在读者中的反响空前热烈，但文艺界的同行却敏感地发现了小说与时代主题的疏离。“在《新化日报》(华北版)上出现了一篇文章批评道：当前的中心任务是抗日，写男女恋爱，有什么意义。””当时，赵树理仅是出于“问题小说”的立场，为配合边区《妨害婚姻治罪法》写作，并非像文学史所定论的是他“实践了文艺方向的结果，是同志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他没有自觉接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导，也无意将其写成文艺“方向”的范本。

通过细读《小二黑结婚》，其叙事立场与政治权力话语的差距也十分明显。在赵树理所处的时代，中国欲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必须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农民则被看作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和建立国家的主体。在民族危机中，政治权力话语对他们进行现代政治启蒙显得异常迫切，农村叙事便具有了特殊意义。如何展开农村叙事?由于民族独立与国家现代化的渴望，导致国家话语对农村进行现代政治启蒙的“焦点始终是革命人的理想化与革命的理想化”[3]。“中国农村革命究竟是一场传统性质的革命，还是现代性的革命，农民问题是一块重要的试金石。”。所谓“现代”是人造出来的，现代本质的实现也只能通过人的成长来完成。现代农村叙事话语必须打破中国农民的千年传统梦想，组织起崭新的农民本质，组织出真正的新人。而《小二黑结婚》中的主人公小二黑和小芹无疑离这一要求较远。这篇小说深受传统文化影响，“在男女主人公身上存在着古代才子佳人痕迹，故事深层更暗合才子佳人程式，是现代版的才子佳人故事’。

这个模式有一定程式：首先是郎才女貌；其次，他们的爱情是私自定下的，不属于包办婚姻，还受到父母反对；再次，他们的爱情往往有“小人”破坏，但最后因得到贵人相助而获得大团圆结局。小二黑“有一次反‘扫荡’打死过两个敌人，曾得到特等射手的奖励”[6，而且长得帅气，符合“郎才”模式，小芹则明显属于“女貌”模式。二诸葛和三仙姑显然是代表封建势力的父母，金旺兄弟则属于“小人”，而区长的干预则是扮演了“贵人”的角色。小二黑和小芹的恋爱遭受到的阻碍之所以得到解决，多是外力作用的结果，在他们身上并没有新型革命农民的理想化特征。

同时，现代农村叙事话语必须完成革命的理想化，即赋予革命以合法性，论证从传统的农村到现代革命是历史前进的标志。《小二黑结婚》也没能充分论证这一点。他的小说有两大主题，即农村封建落后意识与基层政权问题，前者造就了农民的愚昧，后者直接损害了农民的现实物质利益。对于前者，由于赵树理长期在农村生活，对此司空见惯，他熟知二诸葛的“神课”代表了一种农民的旧意识形态；对三仙姑的前后转变虽有嘲讽，但更多的是批评她违反了为人妻、为人母的日常家庭伦理。对农村的封建落后意识问题，赵树理没有把它提升到阶级对立面的高度批判，而是以善意的嘲讽、促人自醒的温和态度讲述。至于金旺兄弟与小二黑和小芹之间的迫害、反迫害斗争，也是民间社会善与恶的道德较量。《小二黑结婚》诙谐、幽默的叙述近乎把革命讲述成才子佳人的传奇、善与恶的道德较量。作品运用的是民间道德伦理谱系，表现的是民间通俗活泼、热闹的审美旨趣，而非革命的现代性叙述。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获得了国家话语如此高的评价呢?这与当时的抗战背景有关。赵树理的小说缺乏革命的现代性叙述，可他利用民间通俗的文艺形式，在反对封建意识形态方面与20世纪40年代的主流话语非常合拍。他的创作与主流话语尽管在革命性方面有着细微的差异，但不影响反封建的时代意识。战争文化环境所造成的相对宽容的话语氛围，主流话语对革命阵线的广泛性要求，延安讲话对文艺大众化形式的强调等，使赵树理的小说在当时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也遮蔽了其话语立场与主流意识的错位。综观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对现代民族国家的热烈向往是现代文学观念产生与发展的基本依据，“五四”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学运动最先以启蒙和救亡打开了缺口，可以说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一部分。到了1938年，有了建构一种新型文学的构想，并将其初步概括为“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学。

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这种新型文学命名为“工农兵文学”，它实际上是为新中国构建的与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同步的新兴文学。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之所以获得了国家话语较高的评价，是因为它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最早而且是成功地为新型文学找到了话语起点的作家。“赵树理方向”的意义是用农民听得懂的话给他们讲故事。这是建立中国农民的现代本质继而完成中国叙事的基础。随着意识形态的变革，“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话语类型也在不断演变，从叙事到抒情再到象征。而赵树理在《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中提供了民族形式这一中国叙事的话语起点后，没有新的发展。此后的创作没能塑造出成功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并通过这一主体的认同承认“社会主义”是现代中国的真正本质，进而达到现代性叙事的“典型化”标准。因此，一直“落后于”时代的现代性的飞速发展。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基本话语类型从叙事不断进展转换为抒情话语、象征话语时，他仍然坚持早期的“未成熟”的叙事立场，这是赵树理一生创作上的缺陷。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结合实际，建立绩效考评体系；科室联动，完善百分制考核机制；创优争先，各项工作千帆竞发进行讲述。其中，主要包括：建设系统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公用事业集中的行业，建委工作的好坏，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机关办事效率的高低、质量的优劣，直接影响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平时考核与阶段性考核相结合、综合科室牵头与科室内部考核相结合、内部监督与社会监督相结合、城建项目快速推进、公用事业体制改革效果显现、招商引资步伐加快、平安焦作信访稳定成效明显、四创城市建设工作全面展开、“一法两条例”贯彻拖欠工程款清欠得到上级领导充分肯定、为民服务工作再创新高、干部作风显著转变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开展“效能革命”的统一部署，市建委以实现“两个转变、三个服务”为目标，在机关全面开展了百分制考核小指标竞赛活动。短短几个月来，市建委机关作风明显改善，服务意识明显增强，各项工作高效运转，城市建设快速推进。一个务实高效、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正在形成。现将我们实行绩效考评体系，开展“百分制考核、小指标竞赛”的作法，向各位领导及同志们作一汇报。

一、结合实际，建立绩效考评体系

建设系统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公用事业集中的行业，建委工作的好坏，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机关办事效率的高低、质量的优劣，直接影响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在效能革命活动中，市建委积极探索实行绩效考评体系的新举措，在机关开展了百分制考核、小指标竞赛活动，实现了机关管理机制上的新突破。

为了进一步激发广大干部职工务实高效，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我们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研究下发了《市建委机关百分制考核、小指标竞赛实施细则》、《市建委机关百分制考核、小指标竞赛分项指标考核结果管理办法》和《关于成立考核领导小组和考核办公室的通知》等四个文件，实现了机关考核的有“法”可依。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将建委的全部工作分为7项内容，即年度责任目标、年度考核、出勤情况、集体活动、机关卫生、临时性和领导交办工作以及其他项目等，并按责任轻重，分别占据不同的分值比例。如部门年度责任目标完成情况占60%，干部抓工作的措施、力度、作风和效果占20%等，然后再将构成各项目标的小指标，以加分和减分累加，小指标高，则分项值大。在考核结果使用上，将考核结果同单位、部门领导和职工的奖惩、任免挂钩，同推荐副县级后备干部，省、市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和“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挂钩。规定：“凡综合得分在前3名的，建委授予先进（科室）单位等荣誉称号和物质奖励，得分位于末位的，当年给予黄牌警告，第二年仍居末位的，单位主要领导引咎辞职，个人实行末位淘汰”。百分制考核的推行，在建委机关、二级机构和系统单位之间形成了抓大分，捡小分，明争暗赛，团结协作，干事创业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