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范文10篇

富兰克林曾经说过：“世界上只有两件事是不可避免的：一是死亡，二是税收。”还有一句话说：“只有一件事比死亡和税收之类的不幸更甚，那就是死亡与税收结合的产物——遗产税。”

一、遗产税概论

所谓遗产税，简单来说就是对死者留下来的遗产征收的税收。因此，在国外也被称为“死亡税”。其中，遗产的涵盖范围不仅仅包括现金和存款等流动资金，也包括房产设备等固定资产。因此，遗产税是属于财产税的一种征收形式。一般来说，为了防止被继承人生前以赠与的方式恶意转移财产而逃避纳税，绝大多数国家都要求赠与税与遗产税应同时课征，作为铺助。虽然有些国家并没有开征赠与税，但规定死者生前一定年限内赠与的财产一并纳入遗产税的征收范围，一同征收遗产税。

遗产税是一个的古老的税种又是一个现代的税种。它最早起源于4000多年的古埃及，当时埃及法老为了筹集战争经费而开征了遗产税。近代意义上的遗产税始于1598年的荷兰，而这之后，相继有英国（1649年）、法国（1703年）、美国（1797年）、意大利（1862年）、日本（1905年）、德国（1906年）等国家开征遗产税，其目的大多也是为了筹集战争经费。而相较于古代和近代开征的遗产税，现代遗产税的征收主要是作为协调社会成员财富分配的一种手段，征收对象只是针对少数高收入阶层的人，因此，其课税收入也只占财政收入的很小的比重，取得财政收入的作用大大减少了。

我国早在中华民国成立初期就有了开征遗产税的主张，但碍于政局不稳，战争频繁等各种原因，直到1938年10月6日，国民政府公布了《遗产税暂行条例》，并于1940年7月1日正式开征，至此，酝酿了28年的中国遗产税终于付诸实施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政府政务院于1950年了《全国税政实施要则》。文件中规定全国要开征14种税种，其中就包括遗产税。但当时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此税种并没有真正开征。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中国开征遗产税的条件也日趋成熟，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强烈呼吁此事，希望以此来增强税收杠杆功能。

目前，在世界上127个有税收制度的国家和地区中，有大约2/3的国家和地区是正在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其余的国家和地区是没有开征或曾经开征、目前已经停止征收遗产税和赠与税。近几年来，许多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纷纷停征遗产税，例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意大利等。最近又有报道称美国国会众议院以272票对162票通过一项法案，该法案称将于2010年起彻底废除联邦房地产遗产税。为什么历史如此悠久的税种在这些国家会最终走向消亡？追根结底是遗产税收入不能有效的提高财政收入。国外遗产税的征收对象只是少数高收入阶层的人，课税收入只占财政收入的很小一部分。在美国，每年去世的人中只有2％的人被征收了遗产税。如此低的比例，却要付出很高的征收成本，导致多数国家和地区的遗产税收入相对较低，不能起到有效增加财政收入的作用，最终放弃了征收。

在澳大地亚，只有在下午6时后，才准喝酒。如果在冬天，则要向后延迟一小时，至于新年及节日，饮酒的时间要到11时才能开始。

在加拿大，则因地方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规定，如魁北克进餐时饮酒是被允许的，但在多伦多，则除却在鸡尾酒会之外，其他场合一律禁止进餐时饮酒。

在美国的奥克拉荷马州与密西西比州，只准人们喝无甜味的酒。

在瑞典，男子每月只准喝3公斤。

保加利亚、匈牙利与罗马尼亚，于选举时间，会有个短暂的酒禁，其所以有如此措施，乃为防止选民因酒醉而滋事。在法国，饮酒通常不受限制，所以在周末到深夜，你可以见到许多醉鬼，歪七倒八地躺在路边。饮酒的时间，每天长达19小时。

阿拉伯国家在3000年前，就已获得酿酒之道，但是他们现在如要喝酒，除了到地下酒吧之外，别无他法可以过过酒瘾。

泰国

泰国传统的新年，即"宋干节"（"宋干"是梵语的译音），也叫"泼水节"，是公历的每年4月13日到16日。节日里，人们抬着或用车载着巨大的佛像出游，佛像后面跟着一辆辆花车，车上站着化了妆的"宋干女神"，成群结队的男女青年，身着色彩鲜艳的民族服装，敲着长鼓，载歌载舞。在游行队伍经过的道路两旁，善男信女夹道而行，用银钵里盛着用贝叶浸泡过的，渗有香料的水，泼洒到佛像和"宋干女神"身上，祈求新年如意，风调雨顺，然后人们相互洒水，喜笑颜开的祝长辈健康长寿，祝亲朋新年幸运、未婚的青年男女，则用泼水来表示彼此之间的爱慕之情。泰国人在新年第一天都在窗台、门口端放一盆清水，家家户户都要到郊外江河中去进行新年沐浴。为庆贺新年，泰国人举行在规模的赛象大"，内容有：人象拔河、跳象拾物、象跨人身、大象足球赛、古代象阵表演等。很是精彩动人。

日本

日本人特别重视新年，每年的12月29日--1月3日为全国休假日。日本人把12月31日称之为"大晦日"，也就是除夕日。除夕晚上，日本人称之为"除夜"，除夜时他们祈求神灵托福，送走烦恼的旧年，迎来美好的新年，称之为"初诣"。除夕午夜，各处城乡庙宇分别敲钟108下，以此驱除邪恶，日本人则静坐聆听"除夜之钟"，钟声停歇就意味新年的来到。人们便离座上床睡觉，希望得一好梦。元旦早上，家人围坐在一起，互相讲述除夕做的梦，以测吉凶。日本人称元旦初一"正日"。1--3日为"三贺日：。在正日，小辈须先去父母那里拜年，向父母问安，然后到亲友家拜年，新年还是个"吃"的节日，各国人民都以食用自己民族的食物来祈求好运。日本人在"正日"这一天，早餐是很丰盛的，吃砂糖竽艿、荞麦面等，喝屠苏酒。此后一连三天，则吃素的，以示虔诚，祈求来年大吉大利。现日本多数城里人已放弃新年吃素匀惯，改在"除夜"吃一餐空心面条，以祝在新的一年里，健康长寿。

埃及

埃及是文明古国，公元前40年，埃及人就能观察星象了，他们发现天狼星和太阳一同升起，尼罗河水立时上涨。埃及把尼罗河涨水的这一天作为新年的开始，称为"涨水新年"。埃及的克鲁特人迎接新年，在门口放一张桌子，七八只碟子供着大豆、扁豆、紫苜蓿和小麦的颗粒，还有好些绿色植物的小芽，这象征丰裕。献给神的东西越多，新年的收成就越多。埃及的新年在秋天，因埃及的农业生产是从秋季开始的。

伊斯兰教徒

不能送人形礼物，也不能送酒、雕塑和女人的画片，因为他们认为酒是一切万恶之源。

英国人

一般送价钱不贵但有纪念意义的礼物，切记不要送百合花，因为这意味着死亡，收到礼物的人要当众打开礼物。

美国人

送礼物要送单数，且讲究包装，认为蜗牛和马蹄铁是吉祥物。

摘要：资本弱化已成为跨国公司乃至国内公司避税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国际税收领域面临的新课题。考察美、英、德、日等国的税收制度及相关状况可以发现，发达国家多已制定了相应的反避税措施。我国也应该借鉴相关的国际经验，以促进公平贸易和我国税制的规范化。

关键词：资本弱化固定比例法正常交易法公平

一、资本弱化的概念

从形式上看，资本弱化就是指公司的资本结构中负债资本远远大于权益资本的资本结构安排。但如果投资者不是有意识的通过操纵债务和股权比例失调来追求一定税务利益的话，企业融资时尽量利用借贷融资，而较少利用股份融资这一现象不应成为各国税务当局关注的问题，也不会成为税法学研究的对象。只有当投资者是为了逃避其本应承担的税收负担，而有意识地过多选择负债筹资而非股本筹资时，这一现象才会为税务当局和税法学界所关注，因此税法学(特别是是国际税法学)是把资本弱化作为一种避税方式加以研究的。与税收学更多关注税收资金的运动过程，研究如何提高税收经济活动效率相比，税法学更多的着眼于税收关系中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税法学对资本弱化这一种避税方式进行研究主要是防止纳税人逃避其应承担的税负，维护国家作为税收征收法律关系中债权人的合法利益。从法理上讲，资本弱化这种损害国家法定税收利益的行为显然是无效的，国家有权对其进行纠正，从而对受损害的国家税收利益进行救济。从这一角度出发，资本弱化是指公司投资者投资于公司的资本中，不恰当的提高负债比例从而相应的降低股本的比重，增加利息获得更多的税前扣除，以减少应纳所得税[2]。与之相对应，资本弱化税制可以定义为关于资本弱化的基本原则、方法、措施以及有关协调的实体性和程序性规则的总称。

二、各国资本弱化税制的比较

(一)美国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近期发生在中美、中欧之间关于纺织品和服装贸易争端很好地诊释了其中深刻的涵义。作为为纺织业提供原料的企业，上海石化及其员工理应对中美、中欧之间关于纺织品和服装贸易争端给予关注。2005年5月23日，美国纺织品协议执行委员会称:根据《中国加人世贸组织工作组报告书》(以下简称“人世报告书”)第242段，要求与中国政府就棉制针织衬衫、棉制裤子和棉制及人造纤维内衣的进口限制问题进行磋商。2005年5月27日，欧盟贸易代表致信中国商务部部长，通报了欧委会已决定根据人世报告书第242段的规定，就T恤衫和亚麻纱两类产品向中方提出正式磋商请求，要求对我国上述两种纺织品实施纺织品特别限制措施。

美国纺织品协议执行委员会和欧盟委员会引用的人世报告书第242段规定指的是:中国在加入WTO时承诺的一条关于其他世贸组织成员对中国出口的纺织品和服装可采取不同于WTO有关保障措施协议的特殊保障措施的规定。规定的内容主要包括，中国代表同意下列规定将适用于纺织品和服务产品贸易，直至20()8年12月31日，并成为中国加人条款和条件的一部分。如一Wll，O成员认为《纺织品与服装协定》所汤盖的原产于中国的纺织品和服装产品自《习VTO协定》生效之日起，由于市场扰乱，威胁阻碍这些产品贸易的有序发展，则该成员可请求与中国进行磋商，以期减轻或避免此市场扰乱。请求进行磋商的成员在提出磋商请求时，应向中国提供关于磋商请求的原因和理由的详细事实声明，并附提出磋商请求成员认为能够证明下列内容的现行数据:

(1)市场扰乱的存在或威胁;

(2)在该市场扰乱中原产于中国产品的作用。

而对市场扰乱的定义，入世报告书第13条“过渡性保障措施”条款中第246段是这样规定的:在确定是否存在市场扰乱时，包括是否存在快速增长的进口产品，无论是绝对增长还是相对增长，与对国内产业的任何实质损害或实质损害威胁之间的因果关系，有关主管机关将考虑客观因素，包括:

(l)属调查对象的产品的进口量;

社会主义国家的转轨是20世纪末人类最重大的事件，它涉及了三十多个国家，影响着大约16.5亿人的生活。从1989年柏林墙倒塌算起，转轨已经持续了十余年，而中国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已经走过了20多年的历程，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学界对转轨的评论和预测性文章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其中的很多文献都存在着方法论上的缺陷，最明显的就是用一种想当然的理想模式与转轨现状进行以偏概全的比较，而不考虑转轨过程中各国所面对的不同的经济和政治约束，并且对转轨的目的也存在着很模糊的认识。本文尝试从方法论抽象思维和实证分析两个角度讨论转轨效益的评价问题，并对转轨的目的进行论证。

一、对转轨效益评价的方法论思考

转轨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缺陷一是由于经济学界对转轨的准备不足，而转轨的迅速推进又使经济学家们不得不立即做出反应，薄弱的沉淀产生的自然是经不起检验的理论；而且经济学家们在分析转轨问题时大多采用当代西方主流的经济学理论，然而无论是新凯恩斯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其产生的土壤和服务的对象都是当代西方后资本主义社会，而转轨需要解决的却是如何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前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模式变迁。正是这种方法论上的先天不足导致了转轨国家经济实绩和理论预期的巨大背离，其所引起的广泛困惑使人们对曾经极受尊崇的转轨经济学分析范式产生了怀疑。

经典转轨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共同缺陷是都或多或少受到其理论基础局限性的影响，忽视转轨国家具体情况和转轨实践的历史特殊性，强调现象层面和具体特征，而忽视了对转轨目的本身的理性思考。理论和现实间的巨大鸿沟使传统的转轨经济学分析方法越来越难以为政策制定提供有效指导，转轨效益评价的合理性成为缘木求鱼。

2004年5月，基于国际主流媒体和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宣传和认可（Ramo，2004），“北京共识”问世，提出：对于转轨国家，不仅要解决体制问题，更要解决发展问题，转轨中的路径选择对两个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各国应该结合各自国情，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似乎预示转轨经济学在分析范式上要产生新的突破。[1]（P16-24“）北京共识”的内核实际上认同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在分析转轨问题时，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原理出发，结合具体国情进行研究。“北京共识”实际上强调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即从本国的现有基础条件出发，“摸着石头过河”，通过政策试行中的实际效果确定政策的可推广性，在改革中不断运用“成本——收益”的分析法，以保证转轨效益为前提，以生产发展，人民满意为目标，“小步快走”式的进行转轨。

中国学者根据本国国情研究了转轨过程中的“成本——收益”问题，这可以被认为是中国学界对转轨经济学研究所做出的独创性贡献。转轨过程中实施成本与摩擦成本的区别、转轨中的成本最小化原则、转轨过程中收益的存在都体现了这种研究的深化。“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被用于转轨过程的考查时，研究者发现节约成本和扩大收益的原因不仅来自转轨，同时还受到既有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约束。转轨过程中的利益冲突，都隐含着发展水平对转轨速度、路径的制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体制逐步转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于这一创举，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确实没有直接讲过，但是马克思关于三大社会形式学说对于我们理解这一转轨提供了启示。我国创立并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当代实践表明，发达的市场经济是世界各国经济运行的共同形式。

一、人类社会只有经过商品经济才能进入共产主义是马克思的一个基本观点

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观察当代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形态以及我国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应该全面把握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马克思对于社会形态的划分，是有多种依据和划分序列的。这里只谈谈他大致同时提出的两种社会形态划分学说。一种是他在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以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为依据，把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划分为五种经济社会形态的学说。后人将之概括为：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五种经济社会形态或生产方式的序列。这种划分是大家熟知的，也是广为流传和普遍采用的。但是，还应该注意马克思的另一种关于社会形态的划分，这就是他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以人的发展程度为依据，把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划分为三大社会形式或三个阶段的学说。

马克思关于三大社会形式学说的基本观点是：“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107-108.）马克思提出的五种经济社会形态学说和三大社会形式学说的时间相距不足一年半。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形态的这两种划分序列并不矛盾和排斥，也不存在哪一种划分更重要，或者五种经济社会形态学说已经取代了三大社会形式学说的问题。

马克思说的三大社会形式或社会发展三个阶段，是以社会主体的个人的发展程度，即个人是否获得全面发展和具有自由个性作为标准或依据进行划分的。从经济上说，这种划分反映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人们交换活动方式从而经济关系的发展和演变。这种划分说明：起初，由于生产力低下，个人没有战胜自然界的力量，不得不依赖并从属于共同体，个人没有独立性。这表明个人发展程度很低，马克思把这个阶段称之为最初的社会形式即社会发展的第一阶段。在这个发展阶段，生活在共同体中的不独立的个人，凭借血缘关系和对他人的依赖建立联系，这时个人之间只有劳动交换，没有产品交换，从而人们直接地交换彼此的活动，个人劳动直接地表现和实现为社会劳动，这意味着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后来，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原来自然发生的个人对共同体的依赖、从属关系解体，个人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是建立在对物的依赖性的基础上的。这表明个人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仍然是不全面、不自由的，马克思把这个阶段称之为第二大社会形式或社会发展的第二阶段。在这个发展阶段，生活在社会中的已获得一定独立性的个人，通过交换自己生产的产品实现劳动交换和建立社会联系，从而人们间接地交换彼此的活动，个人劳动间接地表现和实现为社会劳动，这意味着商品经济占统治地位。最后，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原先单独的个人变为联合起来的个人，他们共同占有和控制生产资料和生产能力，并成为他们的共同的社会财富，从而个人得到全面发展，并获得完全的自由个性。在这个发展的阶段，人们又直接地交换自己的活动，个人劳动直接地表现和实现为社会劳动。这表明个人的发展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实现了人类的最高理想，马克思把这个阶段称之为社会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或第三大社会形式。

个人发展程度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标尺。马克思说的个人发展的三个阶段，也是生产力发展的三个阶段，相应地也是人们经济关系的形式发展的三个阶段。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式或三个发展阶段序列，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这样一条规律：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遵循以上三大社会形式或三个阶段体次相继前进，决不能从生产力低下的、人们在狭小范围内发展着的第一大社会形式或第一个阶段，跳越过人们建立了普遍社会物质交换和全面关系的、能够满足人多方面需要的、存在发达分工体系的第二大社会形式或第二个阶段，而直接过渡到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个人全面发展的第三大社会形式或第三个阶段。从人们劳动交换的社会形式而言，人类社会决不能从自然经济或半自然、半商品经济，直接进入共产主义经济，而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一个必经的历史阶段。所以，马克思用人的发展程度作为标准和依据，来衡量社会发展程度和划分社会发展阶段，是科学的。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钱，是干不成事业的，政党也不例外。建立和维系组织，进行宣传、教育、动员，从事各项活动，参加竞选……没有足够的钱，政党理想和目标的实现就会成为空中楼阁。因此，各色政党都需要筹措经费，甚至是千方百计地弄钱，只是钱的来路和用处不同而已。那么，各国政党的经费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各国党员怎样向党组织交纳党费？

从世界政党的范围看，有三种交纳党费的制度：

第一种叫全员交费制。即全体党员都按个人收入的一定比例定期向党组织交纳党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政党都实行这种制度，只有少数政党例外。如美国的两党――共和党和，党员就没有交纳党费的义务，也没有党费一说；日本自民党只有很少的党员交纳党费；英国工党则由工会交纳集体党费。

实行全员交费制的政党大多明文规定了每个党员应该交纳党费的数量。例如德国基督教社会联盟规定，党员入党时要交纳3马克的入党费，平时则按照其月收入的比例缴纳：1000马克交纳4马克，2000马克交纳5马克，3000马克交纳7.5马克，4000马克交纳15马克，5000马克交纳30马克。凡收入5000马克以上者，每1000马克增交10马克。低收入和无收入的党员每月交纳2马克。中国共产党实行的也是全员交费制度。按1998年的规定：党员工资收入每月在400元以下交纳工资的0.5%，400？600元交1%，600？800元交1.5%，800？1500元交2%，1500元以上交纳工资总额的3％；下岗待业依靠抚恤和救济为生的党员、领取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的党员及农民党员每月交纳党费2角；没有经济收入或交纳党费有困难的党员，由本人提出申请，经支委同意可以免交党费。

第二种交纳党费的制度叫特定义务制。即只有党的部分核心党员才有交纳党费的义务，如日本自民党，定期交纳党费的党员只占党员总数的2.5％。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钱，是干不成事业的，政党也不例外。建立和维系组织，进行宣传、教育、动员，从事各项活动，参加竞选……没有足够的钱，政党理想和目标的实现就会成为空中楼阁。因此，各色政党都需要筹措经费，甚至是千方百计地弄钱，只是钱的来路和用处不同而已。那么，各国政党的经费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各国党员怎样向党组织交纳党费？

从世界政党的范围看，有三种交纳党费的制度：

第一种叫全员交费制。即全体党员都按个人收入的一定比例定期向党组织交纳党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政党都实行这种制度，只有少数政党例外。如美国的两党――共和党和，党员就没有交纳党费的义务，也没有党费一说；日本自民党只有很少的党员交纳党费；英国工党则由工会交纳集体党费。

实行全员交费制的政党大多明文规定了每个党员应该交纳党费的数量。例如德国基督教社会联盟规定，党员入党时要交纳3马克的入党费，平时则按照其月收入的比例缴纳：1000马克交纳4马克，2000马克交纳5马克，3000马克交纳7.5马克，4000马克交纳15马克，5000马克交纳30马克。凡收入5000马克以上者，每1000马克增交10马克。低收入和无收入的党员每月交纳2马克。中国共产党实行的也是全员交费制度。按1998年的规定：党员工资收入每月在400元以下交纳工资的0.5%，400？600元交1%，600？800元交1.5%，800？1500元交2%，1500元以上交纳工资总额的3％；下岗待业依靠抚恤和救济为生的党员、领取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的党员及农民党员每月交纳党费2角；没有经济收入或交纳党费有困难的党员，由本人提出申请，经支委同意可以免交党费。

第二种交纳党费的制度叫特定义务制。即只有党的部分核心党员才有交纳党费的义务，如日本自民党，定期交纳党费的党员只占党员总数的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