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案监督范文10篇

为了履行《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赋予地方人大常委会的监督权，各地人大常委会在加强对司法机关的监督中形成了个案监督这一新的监督方式。这既是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举措，又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表现。它对促进公正司法，维护法律权威和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但具体操作中存在着做法不统一、不规范等问题。本文就如何规范个案监督谈点自己的看法。

一、个案监督的依据

地方人大常委会开展个案监督，一是符合法律规定。宪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宪法第41条规定：“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地方组织法第44条规定，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联系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理人民群众对上述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申诉和意见。”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三条规定：“如果检察长在重大问题上不同意多数人的决定，可以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二是符合全国人大会议批准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要求。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指出：“人大如果对法院、检察院处理的特别重大的案件有意见，可以听取法院、检察院的汇报，也可以组织调查，如确属错案，可以责成法院、检察院依法纠正或处理。”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人大常委会报告明确指出：“个案监督要规范化和制度化，对在执法检查和人民群众的申诉、控告、检举中发现的重大案件，各级人大常委会将考虑采用询问、质询、组织调查等方式，依法进行监督，以促进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第三，全国已有10多个省、市、自治区制定了关于个案监督的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后，都在得到有效实施，这些地方性法规，完全符合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的要求。因此，地方人大常委会开展的个案监督是有法律依据的，实践证明这种监督方式也是符合中国实情的。由此可见，地方人大常委会开展个案监：督的合法性不容质疑。

二、个案监督的原则

从各地开展个案监督的成功经验来看，要开展好个案监督工作，应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一是依法监督原则。各级人大常委会开展个案监督，只能依照宪法、法律等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进行，做到既不失职，又不越权。目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个案监督尚未出台法律，各地省、市人大常委会的规定又不尽相同，致使在开展个案监督工作时难免有些变形走样。要防止某些与案件有关系的人大代表借其特殊身份左右和影响审判工作，对审判工作施加压力；要防止在人大监督中从地方保护主义的狭隘动机出发，对审判工作发号施令；防止变监督为干涉，从而造成新的司法不公，确保个案监督能更有效地发挥其保障司法公正的作用。

个案监督，是对个别案件的监督。它特指“重大典型违法案件”。个案监督的宗旨在于促使司法机关的公正司法，保障宪法和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个案监督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将我国目前存在的司法不公现象降到最低的程度，从根本上遏制司法腐败现象的发生。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的一项重要议程是审议《对审判、检察工作中重大违法案件实施监督的规定（草案）》，对两院工作实施监督，是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的重要职权，就此专门立法很有必要。但目前对个案监督尚存不同看法，笔者试就个案监督的有关问题作些探讨。

一、关于人大常委会对重大典型违法案件实施监督

有的同志对人大常委会进行个案监督持有异议，担心这样做会侵犯两院的独立审判权和独立检察权，认为缺乏宪法和法律依据。人大常委会进行个案监督，不仅是加强和规范人大常委会对法院工作监督的需要，而且也有宪法和法律依据。宪法第四十一条、地方组织法第四十四条、检察院组织法第三条、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对法律实施情况检察监督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等规定，都是人大常委会对重大典型违法案件能够实施监督的直接法律依据。据了解，目前地方人大对司法机关的监督主要有以下方式：1、代表评议。即人大就当事人告状的案件进行评议。2、述职评议。人大常委会召开会议评议由人大选举和任免的干部的工作。3、个案监督。人大信访部门接到老百姓申诉、控告的案件，而真正能提起个案监督的是通过一定途径引起领导重视的案件。4、法律监督书。针对通过执法检查和个案监督发现的错案，由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发出“法律监督书”，指出案件错误，要求限期改正，报告结果。5、错案追究制。人大对法院认定的错案责任人行使罢免权。6、“人大代表审监团”。一些地方人大组成“审监团”或“听审团”出庭旁听，参加案件的审理。

人大常委会对个案进行监督时，如何做到不侵犯两院的独立审判权和检察权呢？最重要的是必须遵循宪法规定的国家机关职权分工的原则。人大同“一府两院”的关系，不是分权鼎立的关系，而是决定和执行、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也是分工合作的关系。因此，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其监督权，不能代替其他国家机关的职权，包括不能代替两院的独立审判权和独立检察权。必须遵循按照法定程序严格依法办事的原则。其主要点为，一是人大监督法院的审判、检察工作，不直接处理具体案件，即不越俎代疱代替两院去做审判、检察工作；二是对两院工作有意见，可以听两院的汇报，可以提出询问和质询，对特别重大的案件也可以依法组织调查；三是错案的纠正应由两院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去办。这三条既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也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

二、确定重大典型违法案件的范围

要坚持事后监督的原则，因为监督的是重大典型违法案件，被认为违法而又得不到纠正的，自然是指审结的案件。至于在审判和检察过程中发生的程序违法问题，属于法院的可由检察院监督，属于检察院的可由上一级检察院监督，都未得到纠正的等审结后再由人大常委会监督。如果程序严重违法，不及时监督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的，人大也可以采用适当方式进行监督。要采用被动审查的方式，即“不告不理”。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公民（包括法人和其他组织）向人大常委会提出申诉、控告、检举；二是常委会组成人员在会议上依法提出有关议案；三是代表在闭会期间向常委会提出意见和建议。笔者认为以上所述需要进行监督的个案可以限定在以下几种情况：1、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人大产生的国家机关和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决定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违法失职行为提出申诉、控告、检举的案件。2、社会影响较大，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案件。3、公检法机关有争议，欠拖不决的重大典型案件。4、上级人大常委会转办或下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反映的重大典型案件。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告诉我们：司法，是极其重要的国家职能，司法权是政权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数百年来，无论是哪一种国体和政体的国家，都无一例外地建立并实施了对司法权的监督机制。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了权力机关与司法机关的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在实行司法独立的同时，司法机关必须接受权力的监督。基于这样一种基本的理论和基本的法律关系，我们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和司法机关都必须努力提高认识，一个是要增强监督的使命感，一个是要增强接受监督的自觉性，两者密切配合、共同努力，更好地实现地方国家机关的职能。开展个案监督，促进司法公正，是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使命和职责；开展个案监督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推进依法治省的重要举措；开展个案监督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具体实践。

人大开展个案监督，既要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防止和纠正错案、实现司法公正为目的，又要以不妨碍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不损害司法的权威性为前提条件；既要与司法机关共同追求司法公正的价值理想，又要支持和监督司法权的合法行使。因此，人大个案监督应当遵循依法监督的原则、不代行司法权的原则、集体行使职权的原则、事后监督的原则和党的领导的原则。

一是要坚持依法监督的原则。人大要求司法机关公正司法，首先本身要依法行使职权。全省各级人大常委会实施每一件个案监督时，都要严格执行国家的有关法律，执行省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关于个案监督的地方法规，监督的案件应当属于法律法规规定的监督范围，监督的程序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提出的监督意见一定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切忌主观臆断，切忌没有根据的泛泛议论，切忌把某些工作上的意见与对个案中的司法不公混为一谈，这是保证人大个案监督准确有效的重要基础，也是防止在监督中造成新的司法不公的重要前提。

二是要坚持不代行司法权直接处理案件的原则。权力机关监督个案与司法机关办案虽然都是面对具体的案件，但有明确的权力界限，不能以监督权妨碍司法权，更不能以监督权代替司法权。人大在监督过程中，对案件的检察、审查起诉、审理判决或裁定等诉讼活动不应实施具体的干预，应当从监督的角度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对于应该监督的错案，应当提出监督意见，交司法机关办理，督促其按照法定程序自行纠正错案，而不是代替司法机关去直接纠正错案。如果越俎代庖，就直接影响了司法机关的独立性，所形成的结论必然缺乏合法性和权威性，也不可能真正得以执行。因此，在人大实施个案监督工作中，对司法权的监督和对司法权的尊重应当达到高度的统一。

三是要坚持集体行使职权的原则。集体行使职权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性质决定的。人大的职权是国家权力，任何个人都不应享有、也不能行使这种权力。人大实施个案监督也必须遵循集体行使职权的原则，这是开展个案监督的法律保证和组织保证。权力机关的领导人不能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擅自决定问题。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人大代表有权对司法机关办理案件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但不能以个人身份搞个案监督，个案监督中组织调查和审议决定的权力必须由享有监督权的机构集体行使。

四是要坚持事后监督的原则。一般情况下，人大对个案的监督是一种事后的监督。司法机关办理案件是否有错，是否违法，是否包庇了当事人或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等，都要在正常的司法程序终结，已经作出裁定、判决之后，才能从结果上看清楚。只有这样，人大才可以受理申诉，如认为有错误，方可实施个案监督。同时，也应当指出，如果有些严重违法问题在案件的办理过程中已经明显地反映出来，如超期限办案、超期限羁押、行贿受贿、徇私枉法、刑讯逼供等，也必须及时提出，纠正和制止违法行为，以避免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最大限度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今年年初，总书记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党的***强调，促进社会和谐是我国发展的重要目标和必要条件。司法公正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因此如何加强人大对司法机关的监督，促进公正司法，对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关系重大。

依据宪法、人大组织法等有关规定，人大对司法机关的监督主要采取审议工作报告、执法检查、评议、视察等形式，在实际工作中，运用最普遍的是个案监督。个案监督主要是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实体处理违法、程序违法和执法人员违法等案件进行监督，可以采取交由有关机关办理或者并报结果、听取办案情况汇报、组织调查、提出建议和意见、作出有关决定并交有关机关执行等方式。人大对个案监督有两方面的作用：它是法律执行的最后保障机制；通过对涉嫌违法的具体案件的监督来监督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工作，促进宪法和法律的实施。采用这样的最后纠错监督或者保障机制，其效率和成本以及对于正义的维护是否最优当然值得探讨，但是应该承认，在现行体制下由国家权力机关保留这种执法和司法案件监督权，对促进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个案监督的基础工作已经成为人大常委会的有关工作部门的日常工作。作为在人大制度下对适用法律不当的具体案件的最后纠错监督机制，这种工作形式容易见效果，出成绩，但是如果不加以规范化，失去“度”，就可能反而不能达到促进实现公正和社会和谐发展的目标。因此有必要正确认识个案监督的意义。

一、个案监督不应是人大司法监督的主要形式

人大对司法机关具体案件实施监督，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一些地方人大常委会在处理群众来信来访工作中逐步发展而来的。最早对个案监督进行地方立法的是辽宁省，1987年11月，《辽宁省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司法工作的暂行规定》率先出台。之后，各地方人大相继制定了类似的地方性法规或规范性文件，例如广东、江苏专门制定了个案监督的地方性法规；四川、重庆等省市则制定了“司法案件监督条例”；吉林、湖北、广西等省制定了“监督司法机关办理案件”或者“对司法机关办理案件实施监督”等地方性法规；北京、上海、浙江、新疆等省市区制定的“监督司法工作条例”，其中涉及到“个案监督”的内容。目前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基本上都有了关于个案监督方面的地方性法规，甚至在市县一级人大常委会也制定有个案监督方面的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自身还没有开展过个案监督，而且在地方人大常委会开展个案监督的问题上曾一度持保留态度，在1989年7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曾有这样的表述：“人大在监督法院、检察院的工作时，不直接处理具体案件。对法院、检察院的工作有意见，可以提出质询和询问。纠正错案应当由法院、检察院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去办。”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个案监督在地方人大中的广泛开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个案监督的态度出现转变，对个案监督的做法较多地给予了肯定。但即便如此，1999年为了加强及规范个案监督，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曾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关于对审判、检察机关重大违法案件实施监督的决定》的议案，该议案曾经过两次常委会审议，但由于来自学界和司法部门的强烈反对而中止审议，这也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立法法的规定，第一次将一个法律议案变成废案。

对于当前各级人大开展的个案监督，全国范围内尚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定概念。一般来说，人大个案监督是指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依照宪法和法律，对于由它产生的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所办理的具体案件，认为有必要时施加的权力监督行为。开展个案监督是九届全国人大以来逐步探索和建立起来的新的监督形式，在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部门都引起了强烈的关注和讨论，笔者就人大个案监督中的几个基本问题进行分析，旨在肯定和规范这一新生的人大监督方式，并试图将人大的个案监督与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权力监督和法律监督的相得益彰的良好效果。

一、人大个案监督的必要性

人大个案监督从产生之日起，就一直存在着肯定论和否定论两者截然不同的看法。否定论认为，人大监督确有必要，但应当是整体、抽象和一般的监督，即通过一个时期、一批案件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发现带有普遍性的规律，进行专题调查和监督，以求纠正和解决，而不是对具体案件进行的直接监督。笔者不赞同这个观点，认为人大个案监督无论在法理上、宪政上，还是在执法、司法实践中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一）人大个案监督符合权力制约权力的基本法理。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古今中外被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了的权力运行的基本规律。只有运用权力制约权力，才能在权力相互制衡的动态过程中保障各项权力正确行使和不被滥用。应该看到，行政执法权和司法权是国家权力中的一种强有力的权力，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权力对经济资源的确认和分配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经济生活。在行政执法人员和司法工作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的时候，执法不公、司法不公的现象不可避免地大量存在。这就需要对行政执法权、司法权进行必要的监督和制约，这种监督理所当然地包括对某一具体案件的关注和调查。人大的一般监督与具体事项监督是辨证统一的，作为权力机关，如果在特定情况下不能对具体案件进行监督，那么这种权力监督就是没有任何针对性的泛泛而谈。舆论监督尚可以就某一具体案件进行调查和评论，更何况拥有法定监督权的国家权力机关？

（二）人大个案监督有宪法和法律的依据

2000年，合肥市人大常委会首次设立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对“汪伦才案件”实施监督，查清了“汪伦才案件”的真相，使普通民众的合法权益得到维护，涉案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得到查处，维护了司法公正和法律的尊严，提高了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威，社会反响强烈，全国多家新闻媒体对此事进行了报道或转载，其中《合肥晚报》的“汪伦才案件系列报道”还被全国人大评为2001年度宣传人大制度好新闻一等奖。

采用特定问题调查这一法定形式，对社会反响强烈的具体案件实施监督，是我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成立以来的首次，这是个案监督形式的的一次勇敢尝试和重大突破。这一成功的实践为个案监督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先例。

一、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是法律规定的强硬的人大监督形式

所谓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是指人大及其常委会为查证某个重大问题而依法定程序组织的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会；第五十二条规定：主任会议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书面提名，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议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由全体会议决定。调查委员会由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组成，由主任会议在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其他代表中提名,提请全体会议通过。调查委员会应当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提出调查报告。常务委员会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从法律规定可以看出，这是法律赋予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强硬的监督措施，它的特点在于：一是特定问题调查不同于人大的一般调查，它是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监督职能的活动。二是特定问题也不同于一般问题，它是指某项特殊或重大的问题。合肥市人大常委会就“汪伦才案件”成立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正是因为这一案件符合法律规定的上述特性。“汪伦才案件”缘于1996年11月肥东县财办下属企业负责人汪伦才与承包人王某某因承包结算引起的争吵撕拉案件。这起原本普通的民事纠纷，由于一些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职业道德规范，个别司法人员在办案中置公民权益于不顾，不能公正司法，致使案件性质变为刑事案件，历时三年多才作出终审裁定，给当事人及其家庭带来极大伤害。虽最终裁定受害人无罪，但有关部门不追究作假诬陷者的法律责任，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得不到应有赔偿；案件涉及市、县两级公、检、法机关以及市、县两级卫生部门和法医鉴定单位，涉案面广，社会影响大。我市人大常委会正是抓住了“汪伦才案件”的这些典型性，运用特定问题调查这一监督形式实施监督。其目的不是单纯为一个案件或给汪伦才一个说法，旨在通过这一案件的调查和深入剖析，找出我市司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监督和促进司法部门切实做到打击犯罪，保护人民和公正司法，自觉维护法律尊严，推进依法治市进程。

二、依法办事是成立特委会监督案件必须坚持的原则

依法办事是依法治国的核心内容，是实现法治的关键。包括权力机关在内的所有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自觉做到依法办事，维护法律的权威。作为行使立法和监督权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依法治国中起主导作用，更应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做到依法办事，依法监督。

2000年，合肥市人大常委会首次设立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对“汪伦才案件”实施监督，查清了“汪伦才案件”的真相，使普通民众的合法权益得到维护，涉案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得到查处，维护了司法公正和法律的尊严，提高了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威，社会反响强烈，全国多家新闻媒体对此事进行了报道或转载，其中《合肥晚报》的“汪伦才案件系列报道”还被全国人大评为2001年度宣传人大制度好新闻一等奖。

采用特定问题调查这一法定形式，对社会反响强烈的具体案件实施监督，是我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成立以来的首次，这是个案监督形式的的一次勇敢尝试和重大突破。这一成功的实践为个案监督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先例。

一、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是法律规定的强硬的人大监督形式

所谓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是指人大及其常委会为查证某个重大问题而依法定程序组织的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会；第五十二条规定：主任会议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书面提名，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议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由全体会议决定。调查委员会由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组成，由主任会议在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其他代表中提名,提请全体会议通过。调查委员会应当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提出调查报告。常务委员会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从法律规定可以看出，这是法律赋予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强硬的监督措施，它的特点在于：一是特定问题调查不同于人大的一般调查，它是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监督职能的活动。二是特定问题也不同于一般问题，它是指某项特殊或重大的问题。合肥市人大常委会就“汪伦才案件”成立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正是因为这一案件符合法律规定的上述特性。“汪伦才案件”缘于1996年11月肥东县财办下属企业负责人汪伦才与承包人王某某因承包结算引起的争吵撕拉案件。这起原本普通的民事纠纷，由于一些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职业道德规范，个别司法人员在办案中置公民权益于不顾，不能公正司法，致使案件性质变为刑事案件，历时三年多才作出终审裁定，给当事人及其家庭带来极大伤害。虽最终裁定受害人无罪，但有关部门不追究作假诬陷者的法律责任，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得不到应有赔偿；案件涉及市、县两级公、检、法机关以及市、县两级卫生部门和法医鉴定单位，涉案面广，社会影响大。我市人大常委会正是抓住了“汪伦才案件”的这些典型性，运用特定问题调查这一监督形式实施监督。其目的不是单纯为一个案件或给汪伦才一个说法，旨在通过这一案件的调查和深入剖析，找出我市司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监督和促进司法部门切实做到打击犯罪，保护人民和公正司法，自觉维护法律尊严，推进依法治市进程。

二、依法办事是成立特委会监督案件必须坚持的原则

依法办事是依法治国的核心内容，是实现法治的关键。包括权力机关在内的所有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自觉做到依法办事，维护法律的权威。作为行使立法和监督权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依法治国中起主导作用，更应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做到依法办事，依法监督。

监督案例引出的法理问题

近来，各种报刊上相继报导了一些人民代表大会对法院个案进行监督的事例，即人大通过监督，纠正了违法审判造成的错案甚至冤案，这些事例本身颇为感人，同时又提出了发人深思的理论问题。

从现有的报导看，人大对法院实施个案监督，虽有成功之例（注：如《人民日报》1998年6月10日刊登的《正确认识人大对司法工作的监督-对江苏新沂市人大纠正一志法院错判案的调查》；以及该报1998年9月8日刊登的《人大还了我青白与公道》和《要特权法官屡铸错，强监督公道终讨回》。10月6日刊登的《村妇诉冤历经三载，人大监督为民除凶》等。），但亦有失败之例。例如《南方周末》所载“三级法院四个判决八年官司一张白纸”一文报导的事例（注：寿蓓蓓：《三级法院四个判决八年官司一张白纸》，《南方周末》，1998年6月5日。），就不能不令人对有关的市人大在该案中起的作用提出质疑。一件普通的经济合同纠纷在经历了河南省两级法院审理后，最高法院推翻了原审的不当判决，又先后两次做出改判。但是，最高法院的判决居然无法在河南省当地得以执行。不少学者已经对此案发表了精辟的评论。但似乎人们并未认真注意该市人大在其中的作用。据报导：最高法院做出第一次判决后，在该市人大会上，市人大代表联名为败诉且拒不执行最高院判决的一方翻案，后又联名提交为其翻案的议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方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似乎是该市的人大代表，并积极参与了在市人大的活动。其后，市人大法工委主任、副主任专程到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反映情况四五次，该报告又经省人大转呈全国人大，并由全国人大转批最高法院。据此，最高法院又开始了长达三年的再审，而“据透露，再审合议庭认为此案应维持原判，但终从大局出发，将违约金砍掉一半。”我们姑且不论判决的公正，仅从有关人大纵容当事人拒不执行已产生效力的最高法院判决而言，其效果已经构成了对国家法制统一和尊严的破坏。在文章结尾，此案另一方当事人的一声“早知如此，我屈死也不告状”的悲怆长叹，不禁令人为之扼腕，难以按捺心中陡然而生的激愤。

那么，到底人大对法院独立审判权的监督是利大还是弊大呢？它在法律和法理上的根据是什么？人大对法院的监督应当如何行使？而面对这一系列法律理论问题，现行的法律似乎没有为我们提供明确的指引和答案，现有的理论也往往忽略了对人大和法院行使的两种权力的关系的细致深入的分析，故本文不揣冒味，拟对此提出一些浅见。

对法院独立审判权的法律制约

法院独立行使国家审判权是我国司法工作的一项重要原则。这一原则虽然在1954年宪法首次得以表述，但从1957年反右运动以来，一直被当作资产阶级的法治原则而加以批判。（注：熊先觉：《中国司法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89页。）在中，“群众专政”更直接取代了法院的审判职能。其后，1975年和1978年宪法均未明文规定这一原则。在经历了令人刻骨铭心的历史教训后，我国1982年宪法在第126条中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注：肖蔚云：《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载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讲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理论部，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99页。）这一原则的重新设立为我国司法制度和法治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法律基础。其重要性也愈发凸现出来。（注：王家福：《关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载于《中共中央法制讲座汇编》，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03-104页。）

浅谈做好新时期人大信访工作

与促进个案监督的联系

随着新宪法的修订和普法工作的不断深入，人民群众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认识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逐渐增强。就白河县人大近年来信访案件统计中来看，信访件数趋于平稳，但归纳起来，维权涉法问题呈上升趋势，占了40%的来信和75%的来访。而且，涉法问题中70%左右是不服司法机关处理结果的申诉，重复访、缠访中涉法问题更是达到了90%。县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这些信访个案如何办理才能收到预期效果？笔者认为做好人大信访工作只有与个案监督有效地结合起来才能发挥良好的效果。个案监督是指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对本级司法机关所办理的重要或影响较大的案件因违法行为所造成的错案，通过一定的程序予以纠正的一种监督措施。是以惩治司法腐败，实现司法公正，保障公民权利为最终目的而开展的法治化、公开化、经常化的一种工作监督。这说明，新时期人大信访工作与个案监督工作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要把做好人大信访工作真正同个案监督统一起来，首先，应该从思想上要有政治觉悟，把讲政治放在突出位置，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保持高度一致，坚持法治、求实、团结、稳定为主的方针，努力实践“三个代表”，力行“群众利益无小事”，才能与个案监督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双羸”。其次，改变人大信访工作固有的模式，再也不能停留在原来“收收转转、访访谈谈、不痛不痒”只靠文书往来的局面上，转变原有的处于低层次转办交办督办状况。建立信访工作新机制，引进来信来访首问制、案件责任制、结果报告和回访制，要把人大信访监督当作人大及其常委会实施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第三，构建人大信访工作和个案监督的互动机制。当前，我国正处在逐步推进法治化建设的初始阶段，由于体制的原因和人员素质的关系，司法不公的现象屡见不鲜，司法机关内部制约机制往往难以奏效，群众上访到权力机关是他们受到侵害后寻求法律救助的最后希望。这使得人大信访工作的压力越来越大，任务也越来越艰巨，而监督职能又是人大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应该采取：一是每年从信访案件中抽取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反映较为普遍和影响面较大的几个案件作为监督工作重点，重大案件经主任会议研究决定。二是建立人大与“一府两院”有关负责人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共同研究重大疑难案件，加强联络沟通，齐抓共管，形成信访合力。在解决上访者问题的同时，“一府两院”的工作也受到了监督。三是建立信访案件分类登记制度，按照涉及相关部门信访的内容分类进行登记，作为人大搞好视察、执法检查、述职评议和选举、任免干部等监督活动的重要参考资料，也是检验相关部门是否作到了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的一面镜子，以此增强监督力度，提高信访案件办理质量和个案督办的效率。

把人大信访工作与个案监督紧密地结合起来，这对全面落实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法制建设的各项任务，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高人大工作效能，树立人大威信，规范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和职业道德，促进和完善司法制度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是法律规定的强硬的人大监督形式；依法办事是成立特委会监督案件必须坚持的原则；严谨细致是特委会开展工作必须坚持的作风；对特定问题调查的处理要跟踪监督到底四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这是法律赋予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强硬的监督措施、坚持依法开展监督的原则、坚持事后监督的原则、坚持集体行使职权的原则、不直接处理问题的原则、目的就是保证错案和执法过错得到依法查处和纠正、增强了监督的刚性和力度，便于执行机关把握处理的尺度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2000年，合肥市人大常委会首次设立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对“汪伦才案件”实施监督，查清了“汪伦才案件”的真相，使普通民众的合法权益得到维护，涉案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得到查处，维护了司法公正和法律的尊严，提高了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威，社会反响强烈，全国多家新闻媒体对此事进行了报道或转载，其中《合肥晚报》的“汪伦才案件系列报道”还被全国人大评为2001年度宣传人大制度好新闻一等奖。

采用特定问题调查这一法定形式，对社会反响强烈的具体案件实施监督，是我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成立以来的首次，这是个案监督形式的的一次勇敢尝试和重大突破。这一成功的实践为个案监督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先例。

一、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是法律规定的强硬的人大监督形式

所谓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是指人大及其常委会为查证某个重大问题而依法定程序组织的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会；第五十二条规定：主任会议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书面提名，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议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由全体会议决定。调查委员会由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组成，由主任会议在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其他代表中提名,提请全体会议通过。调查委员会应当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提出调查报告。常务委员会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从法律规定可以看出，这是法律赋予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强硬的监督措施，它的特点在于：一是特定问题调查不同于人大的一般调查，它是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监督职能的活动。二是特定问题也不同于一般问题，它是指某项特殊或重大的问题。合肥市人大常委会就“汪伦才案件”成立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正是因为这一案件符合法律规定的上述特性。“汪伦才案件”缘于1996年11月肥东县财办下属企业负责人汪伦才与承包人王某某因承包结算引起的争吵撕拉案件。这起原本普通的民事纠纷，由于一些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职业道德规范，个别司法人员在办案中置公民权益于不顾，不能公正司法，致使案件性质变为刑事案件，历时三年多才作出终审裁定，给当事人及其家庭带来极大伤害。虽最终裁定受害人无罪，但有关部门不追究作假诬陷者的法律责任，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得不到应有赔偿；案件涉及市、县两级公、检、法机关以及市、县两级卫生部门和法医鉴定单位，涉案面广，社会影响大。我市人大常委会正是抓住了“汪伦才案件”的这些典型性，运用特定问题调查这一监督形式实施监督。其目的不是单纯为一个案件或给汪伦才一个说法，旨在通过这一案件的调查和深入剖析，找出我市司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监督和促进司法部门切实做到打击犯罪，保护人民和公正司法，自觉维护法律尊严，推进依法治市进程。

二、依法办事是成立特委会监督案件必须坚持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