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克恭范文10篇

摘要：《元史》中没有为高克恭立传，所以对他的民族问题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该文从西域的概念入手，以现有的文献为参照，通过对地理概念与词汇演变的梳理，对其民族问题进行了较为完整的分析与阐释。

关键词：高克恭；民族；西域；回鹘

高克恭是元代著名的少数民族画家，《故太中大夫刑部尚书高公行状》中“其先西域人”的表述，使得后人对其族属的表述纷纭。近代的论证主要集中在两种说法上。一说维吾尔人，一说回回人。“其先西域人”的“先”是何人？邓文原在《行状》中提到高克恭的曾祖父时用了“曾祖某”与“谱碟散佚，莫迹其所始”。可见，其曾祖父辈以上不是功业显赫的名门，所以无事迹可述；所谓的“先”，也就表明其曾祖父以上是生活在西域的，高家是从祖父辈移居大同的。从相貌特征上来看，润云：“高侯回纥长髯客，唾洒冰纨作秋色。”张雨云：“我识房山紫髯叟，雅好山泽嗜杯酒。”可见高克恭具有西域人的血统应该是无误的。除了邓文原的记载之外，相关的证据还有：“西域高侯自爱山，此君冰雪故相看”；“西域才人画似诗，云山高下墨淋漓”以及“房山居士高使君，系出西域才超群”；这些与高克恭同时或稍晚元人的诗句也表明，高克恭是西域人在当时具有广泛共识的。

1.名称的由来与变迁

从字面上来看回鹘、回纥、畏兀儿、畏兀、辉和尔、瑰古、伟吾尔，均为回鹘语Uighur的不同音译，他们虽然是同一个词，但是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指代的对象还是有区别的。回纥是唐代对袁纥与仆固、同罗、拔野古等的总称。贞元四年（788年）自请改称回鹘，取“回旋轻捷如鹘”之意。畏吾儿，亦作畏吾而、畏兀、畏吾、委吾等，是元明两代对回鹘一词的异译。回回，为宋辽之际“回鹘”、“回纥”之音的误传误读。

元代的色目人主要包括回回人、畏吾儿人、唐兀人与钦察人。唐兀人是西夏的遗民，钦察人是钦察汗国的国民。畏吾儿人是高昌回鹘的后裔，“《元史》有时将畏吾儿人称为回鹘人，或是称他们为高昌人。”[1]回回人的概念比较复杂，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概念又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一，是指来自花剌子摸的旧地，或来自更远的中亚细亚的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其二，是公元7世纪末，来华定居的穆斯林侨民，他们到中国经商，留居广州、泉州等地，与汉族通婚及其后代；此时还未形成民族，也未出现“回回”这个名词。从广义的概念来看，元代“回回”这个词经常被混淆，蒙古统治者将不少有伊斯兰文化背景的人称为“回回”。在汉族人眼里，“回回”的概念似乎还要广泛，这也许是由于元朝的幅员过于辽阔，对于相对封闭的汉族来说，短期内如此多的外族的涌入，他们无法一一理清头绪，于是采用了一种最简单的排除法，非汉族、蒙古族都冠以“回回”的称呼，用法上有点象今天的“外国人”。

摘要：《元史》中没有为高克恭立传，所以对他的民族问题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该文从西域的概念入手，以现有的文献为参照，通过对地理概念与词汇演变的梳理，对其民族问题进行了较为完整的分析与阐释。

关键词：高克恭；民族；西域；回鹘

高克恭是元代著名的少数民族画家，《故太中大夫刑部尚书高公行状》中“其先西域人”的表述，使得后人对其族属的表述纷纭。近代的论证主要集中在两种说法上。一说维吾尔人，一说回回人。“其先西域人”的“先”是何人？邓文原在《行状》中提到高克恭的曾祖父时用了“曾祖某”与“谱碟散佚，莫迹其所始”。可见，其曾祖父辈以上不是功业显赫的名门，所以无事迹可述；所谓的“先”，也就表明其曾祖父以上是生活在西域的，高家是从祖父辈移居大同的。从相貌特征上来看，润云：“高侯回纥长髯客，唾洒冰纨作秋色。”张雨云：“我识房山紫髯叟，雅好山泽嗜杯酒。”可见高克恭具有西域人的血统应该是无误的。除了邓文原的记载之外，相关的证据还有：“西域高侯自爱山，此君冰雪故相看”；“西域才人画似诗，云山高下墨淋漓”以及“房山居士高使君，系出西域才超群”；这些与高克恭同时或稍晚元人的诗句也表明，高克恭是西域人在当时具有广泛共识的。

1.名称的由来与变迁

从字面上来看回鹘、回纥、畏兀儿、畏兀、辉和尔、瑰古、伟吾尔，均为回鹘语Uighur的不同音译，他们虽然是同一个词，但是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指代的对象还是有区别的。回纥是唐代对袁纥与仆固、同罗、拔野古等的总称。贞元四年（788年）自请改称回鹘，取“回旋轻捷如鹘”之意。畏吾儿，亦作畏吾而、畏兀、畏吾、委吾等，是元明两代对回鹘一词的异译。回回，为宋辽之际“回鹘”、“回纥”之音的误传误读。

元代的色目人主要包括回回人、畏吾儿人、唐兀人与钦察人。唐兀人是西夏的遗民，钦察人是钦察汗国的国民。畏吾儿人是高昌回鹘的后裔，“《元史》有时将畏吾儿人称为回鹘人，或是称他们为高昌人。”[1]回回人的概念比较复杂，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概念又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一，是指来自花剌子摸的旧地，或来自更远的中亚细亚的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其二，是公元7世纪末，来华定居的穆斯林侨民，他们到中国经商，留居广州、泉州等地，与汉族通婚及其后代；此时还未形成民族，也未出现“回回”这个名词。从广义的概念来看，元代“回回”这个词经常被混淆，蒙古统治者将不少有伊斯兰文化背景的人称为“回回”。在汉族人眼里，“回回”的概念似乎还要广泛，这也许是由于元朝的幅员过于辽阔，对于相对封闭的汉族来说，短期内如此多的外族的涌入，他们无法一一理清头绪，于是采用了一种最简单的排除法，非汉族、蒙古族都冠以“回回”的称呼，用法上有点象今天的“外国人”。

摘要：纵观中国绘画发展史，元代花鸟画有着重要的影响。水墨画虽然不是起源于元代，但在元展到了高潮。元代水墨画以水墨为主要格调，用简淡、清远的笔墨语言营造出素雅、秀逸的意境，这与当时文人画家的审美趣味和主观思想、情感相契合。元代花鸟画家利用水墨绘制花鸟画，深刻影响了当代绘画，我国当代绘画大家范治斌、王忠义等人的作品也显示出元代水墨花鸟画对当代绘画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元代；水墨花鸟画；当代

一、元代水墨花鸟画的艺术风格

我国花鸟画辉煌时期是五代、两宋时期，此时的花鸟画得到统治阶级的青睐，大多偏向于宫廷风格。元代，文人画家以绘画表达心中郁郁不得志之情，花鸟画的表现形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元代是我国花鸟画发展历史上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1]。这个时期的花鸟画以水墨为主流，在意境上与宋画是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画家舍弃了色彩，改用水墨作画，并逐步成为时代主流。元代水墨画虽然没有五代、两宋时期的花鸟画那样发展时间长久，却因绘画艺术表现形式的鲜明性，在我国花鸟画发展历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1.以墨代色色彩的运用在我国绘画历史上出现较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原始社会，先民就开始探索、革新色彩的使用方式。随着时代的发展，色彩的运用方式越来越丰富，一些画家甚至开始追求浓厚艳丽的色彩效果，再加上商业性影响，色彩的运用开始向世俗化的方向发展。高尚的文人品格是一种“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的表达，是一种新的艺术特色。元代水墨花鸟画最大的艺术特色便是“以墨代色”。中国画中的“墨”并不仅仅被看成黑色，“墨”是一种技巧和方法，产生出不同墨色的表达效果。无论是花鸟画、山水画还是人物画，墨色的运用都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水墨画在用墨方面具有一定的艺术特色，运用的方法包括浓墨法、焦墨法、泼墨法等，每一种墨的运用都能得到不一样的表现。墨色在中国画的表现中是非常重要的，墨是中国花鸟画的灵魂，画家用清淡的水墨替代花鸟画中原有的绚丽之风，更体现出文人画的清隽雅致、淡雅素净，形成元代水墨画最为显著的特色。张中是元代水墨画践行者之一，尤精水墨花鸟。虽然他在我国绘画历史上的名气并不大，但他为中国花鸟画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上海博物馆藏的《芙蓉鸳鸯图》（图1）是张中“以墨代色”的代表作之一，作品以水墨晕染为主要格调，表现芙蓉花盛开时鸳鸯在水中自由戏水的情景，水波简约而流畅；水草虚实有致，富有节奏感；画中鸳鸯生机勃勃、形态优美，自然且具有盎然之感。这幅图中，两只鸳鸯成为画面中心，两者一静一动，使画面充满了活力，提升了全画的意境。《芙蓉鸳鸯图》虽然是水墨作画，没有色彩，但充满了趣味。墨色的深浅、干湿变化给予整幅画丰富的层次感。张中仅仅是元代水墨画践行者之一，如王渊的《桃竹锦鸡图》、边鲁的《起居平安图》、商琦的《杏雨浴禽图》、盛昌年的《柳燕图》等，这些传世作品均代表着元代花鸟画的风格面貌。元代水墨画风格形态是非常具有时代特性的，它既不同于五代、两宋花鸟画的色彩鲜明，又不同于明清大写意花鸟画的率真与狂放。2.笔法的创新元代夏文彦曾在《图绘宝鉴》序中提出“士大夫工画者必工书，其画法及书法所在”[2]，强调了书法对绘画的重要性。柯九思也提出“写竹竿用篆法，枝用草书法，写叶用八分法”[3]。这些论述都体现了书法和绘画的密切关系。水墨画强调书法用笔，与元代之前的花鸟画“赋色研美”的艺术特色不同，元代画家更注重的是笔墨功夫，以表达色彩难以表达的层次感。如元代书画大家赵孟頫，他提出“书画本来同”[4]的观点，认为应该把书法融入绘画。上海博物馆藏的赵孟頫代表作品《兰花竹石图》卷，他以篆籀的笔法描画干枯的树枝，追求圆润、苍劲的表现效果；用中锋逆笔迅疾书写兰花，使兰草飘逸灵动，笔墨挥洒自如。正如赵孟頫所言：“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需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方知书画本来同。”[5]赵孟頫是推动元代画风转向最为关键的画家，提出了“贵古”和“书画本来同”的画学思想，对元代花鸟画的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影响。水墨、写意形态的墨竹、墨兰、墨梅等构图相对简单，笔法与书法接近，而且更能抒发画家心中所感。因此，墨竹、墨兰等是元代花鸟画的一大特色，其中以墨竹题材较为兴盛，绘画者众多，而且每位画家的领会不同，如李衎、吴镇、柯九思等都是画竹的大家，且在绘画的表现手法上各有特色，在中国绘画史上都是出类拔萃的。绘画的笔墨精神离不开书法的沉淀，元代水墨画更强调书画同源，画家将书法笔法应用于花鸟画创作，以体现绘画中的笔墨趣味。3.意境之美元代文人追求幽逸的隐士生活，寄情于诗画、书法，通过描绘的花草等自然物象抒发个人情感，以“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草草点染”等主张，追求“素静为贵”的艺术境界。宗白华认为：“意境是‘情’与‘景’（意象）的结晶品。”意境指作者通过作品表达的个人情感，即作品的意蕴与境界。元代绘画崇尚意趣，追求个人主观情感的表达，是理想化的。与五代和两宋时期绘画相比，元代花鸟画更加注重借景抒情、寄托志趣的作用。另外，元代水墨画的形式语言有着不同于其他花鸟画的艺术特色，最大的特色便是开拓了新的艺术境界，使墨占据了主导地位，同时融入了文人画的格调。所谓“文人画”，泛指文人、士大夫所作之画，绘画者通过绘画流露出文人的思想情感，主导意识更加强烈。元代水墨绘画深受文人画思想的影响，画家在作画时更加注重在客观描绘自然的基础上表现主体心境，即绘画意境与作者心境相互统一。如，故宫博物院藏高克恭的《墨竹坡石图》就是高克恭师法自然的写照。高克恭借助竹子营造意境，以表达所感所想，使其内心和精神上的情感相互契合。该图的主要描绘对象是竹，图中竹子一实一虚、墨竹秀劲、苍茫有致。中国古人一直认为竹有文人的气质，象征君子之道，中国文人墨客常把竹子空心、挺直等特征赋予人格化的高雅、纯洁、虚心等精神文化象征，常借竹表现清高拔俗的情趣。高克恭以竹入画，一方面是对画家本人生活态度的写照，另一方面也是寄托自身的理想和情怀。又如故宫博物院藏王冕的《墨梅图》，墨梅疏密有致、千姿百态、清气袭人，深得梅花清韵。王冕用精湛的笔墨语言将梅花清气、爽朗的气韵描绘得栩栩如生。这种自然而随意的点画，与过分的雕饰相比更加追求自然天趣和个人意兴的抒发，从而进一步突出了花鸟画的文化内涵。清素淡雅、简简单单的意境与画家内心的淡泊情怀、清高品格相互契合，是元代水墨花鸟画的一大艺术特色。

二、元代花鸟画对当代花鸟绘画的启示

中国文化离不开创新和传承，中国画亦是如此。画家只有不断学习、总结技巧、提高审美品位，积极创新，才能使中国画不断发展。花鸟画作为中国画三大画种之一，诞生之初作为仿生图形存在，体现出先民对获得食物的向往。经过时代的发展，唐人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开始有了关于画科的记载，“或人物、或房宇、或山水、或鞍马、或鬼神、或花鸟，各有所长”[6]，花鸟画正式成为独立画科。花鸟画主要包含重彩和水墨两种形式。在五代和两宋时期，由于历代帝王的喜爱、装饰等需要，重彩花鸟画的发展超过了水墨花鸟画，成为当时花鸟画的主流形式。而水墨花鸟画只是少数人追求的艺术形式，甚至在元代以后，水墨花鸟画难得发展。直到当代，水墨花鸟画基于历史的沉淀和包容，再次繁盛。当代艺术百花齐放，绘画环境较为开放和自由，水墨花鸟画不断创新，其艺术表现形式和审美特色也愈加丰富多彩。当代绘画更加注重系统性、专业性，学院派画家深受传统的影响，占据中国画坛的主流。学院派画家接受了较为系统的绘画专业教育，能够领会我国传统绘画的精神，创作风格更具多样性，其作品更具有探究和赏析的价值与意义。如，学院派代表画家范治斌的作品造型准确，笔墨表达精到，艺术面貌有淡雅、苍茫之趣味。范治斌喜爱写生，常常走进自然游览山川河流，感受自然的美，把自然之美以自己的笔墨语言表现出来，抒发胸中逸气。他潜心临习宋元经典绘画作品，借助自己的笔墨语言积极创新。如他的作品《暗香微渡》，可以看出元代水墨绘画的影响。他取梅花的一部分表现，构图清新悦目，墨梅笔意简逸，枝干挺秀，穿插得势；用墨浓淡相宜，花朵盛开、渐开、含苞都显得清润洒脱、生机盎然；设色淡雅，将梅花坚忍不拔、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品质表现得淋漓尽致。

摘要：关于五行的相生相克关系存在两种解释。通过分析这两种说法的差异，指出从时令季节角度解释五行的相生相克关系要更贴近中医的精髓、更符合中国农业文明的历史。

关键词：五行；五材；相生；相克

相生相克是五行学说的基本内容之一，中医用它来说明五行之间以及运用五行分类的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相生是指一事物对另一事物具有促进、助长和资生的作用，其次序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相克是指一事物对另一事物的生长和功能具有抑制和制约的作用，其次序是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人们对五行的相生相克关系存在两种解释：一种是根据木火土金水这五种物质本身属性来解释五行的生克关系，如金属可以砍伐树木是金克木。另一种是从季节的相生相间关系来说明五行的相生相克，如四季轮转、从春(木)到夏(火)，故木生火。这两种解释哪一种更适合中医的五行学说呢?笔者认为，从时令季节角度解释五行的相生相克更贴近中医的精髓。

一、五材的起源及五材的生克关系

五材是指自然界中木火土金水等五种物质或材料。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生活和生产实践中逐步认识到木火土金水这五种物质的重要性，如《尚书·大传》载：“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是为人用。”并认识到这五种物质是不可缺少的，正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所说：“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而且古人进一步认识到木火土金水是构成世界万事万物的物质来源，《国语·郑语》中说：“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这说明古人已开始试图把木火土金水作为构成世界的五种基本材料或元素来把握世界的整体联系。

这种建立在朴素、感性的实践认识基础上的五材说使人很容易根据木火土金水这五种物质本身属性来解释五行的生克关系。如在《白虎通》记载：“木生火者，木性温暖，火伏其中，钻灼而出，故木生火。火生土者，火热，故能焚木，木焚而成灰，灰即土也，故火生土。土生金者，金居石，依山津润而生，聚土成山，山必生石，故土生金。金生水者，少阴之气润泽，流津销金，亦为水，所以山云而从润，故金生水。水生木者，因水润而能生，故水升木也。”可见，五材相生的关系是古人在长期生活实践中观察总结出来的，是人们在开荒垦林过程中，烧荒后土壤变肥是火生土，水滋润土壤使农作物生长是水生木等。五材相克关系，如同相生关系一样，也是古人在长期生活实践中观察总结出来的。因为水可灭火是水克火，火可让金属软化是火克金等。五材说来源于人们的生活生产实践，融入了人们生活实践中的一些直观体验，生动、直观、易于理解，故人们在解释五行的相生相克关系时更喜欢从五材本身来说明。

《史记》吸取了先秦史传文学及诸子散文的艺术精华，《汉书》虽然承袭《史记》不少篇章，但并非毫无选择地全录，而是作了创造性的改造，或者调整标题，或者改动字句，或者增加内容，主动舍弃《史记》雄奇疏朗的风格，追求严谨、密实、典雅、更富学术性的风格特征。在语言方面，《史记》和《汉书》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史记》语言通俗晓畅、不避繁复、多散句;《汉书》语言整齐典雅、文笔凝练、多骈偶。郭预衡在其著作《中国散文史》中指出:“这两部书毕竟产生于不同的历史阶段，思想倾向和文章风格自然不可能完全相同。这两部书文风之不同，正体现了汉代史传文章的发展变化之趋势。”［1］324通过分析《史记》和《汉书》的语言特色，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汉代文学由散而骈的发展轨迹。

一、《史记》语言晓畅，《汉书》语言典雅

《史记》行文流畅，明白易懂。《汉书》则古雅严整，规范整饬，刘知几评论《汉书》的赞:“辞惟温雅，理多惬当，其尤美者，有典诰之风，翩翩奕奕，良可咏也。”［2］82《汉书》之典雅在论赞中尤其突出。大体看来，《史记》之晓畅与《汉书》之古雅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史记》多用俗字，《汉书》刻意仿古。郑鹤声言:“《史记》多俗字，《汉书》多古字，俗字多则阅者易识，古字多则雅而有致。”［3］163先秦典籍传到汉代，其中有许多古奥难懂之词句，司马迁写《史记》“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4］53，为了表情达意，不避俗语口语，对于先秦已有的文献资料，往往采用流行的语言来代替艰深的古文字。下面试举两例:《史记•五帝本纪》:尧曰:“谁可顺此事?”放齐曰:“嗣子丹朱开明。”尧曰:“吁，顽凶!”不用。尧又曰:“谁可者?”讙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尧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尧又曰:“嗟，四岳，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有能使治者?”皆曰:“鲧可。”尧曰:“鲧负命毁族，不可。”岳曰:“异哉，试不可用而已。”尧於是听岳用鲧。九岁，功用不成。《尚书•尧典》:帝曰:“畴咨若时登庸?”放齐曰:“胤子朱启明。”帝曰:“吁，嚚讼可乎?”帝曰:“畴咨若予采?”讙兜曰:“都，共工方鸠布功。”帝曰:“吁，靖言庸违，象恭滔天。”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佥曰:“于，鲧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异哉，试可乃已。”帝曰:“往，钦哉!”九载绩用弗成。”《史记•五帝本纪》:象与其父母分，于是曰:“舜妻尧二女，与琴，象取之。牛羊仓廪予父母。”《孟子•万章上》:象曰:“谟盖都君咸我绩，牛羊父母，仓廪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栖。”由上面几段文字的对比可以看出，《史记》摘引前代史料的文字时，意思上虽然保持原文特色，语言上则多加润饰，将原本古奥难懂之文变成浅显通俗的今文。现代学者张舜徽在《广校雠略》中也指出:“编述体例之善，未有逾于《太史公》者也。其善奚在?一言以蔽之，曰:能以当代语言文字翻译古书而已……今观《太史公》所载《尚书》文字，如《五帝本纪》之引《尧典》，《夏本纪》之引《禹贡》……莫不代奇词以浅语，易古文为今字。其于《左传》、《国语》、《礼记》、《论语》之属，靡不皆然。”［5］10可见，研究者也看到了司马迁常用当代语言翻译古文这一文学事实。与司马迁翻译古文字不同的是，班固偏好古文奇字，如将《史记•季布栾布列传》赞中“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的“慨”改为“槩”。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言:“《史记•自序》:‘小子何敢让焉’，而《汉书》‘让’做‘攘’。《汉书•艺文志》亦云:‘尧之克攘’，今《尚书•尧典》云:‘允恭克让’，此晋人所改。”［6］239对于《汉书》好用古字的情况，安作璋在《班固〈汉书〉评述》中作过简单的总结:“《汉书》好用古字古义，当时人就有此种非议。如供给的‘供’，《史记》作‘供’，《汉书》作‘共’;嗜好的‘嗜’，《史记》作‘嗜’，《汉书》作‘耆’;踪迹的‘踪’，《史记》作‘踪’，《汉书》作‘纵’;谦让的‘让’，《史记》作‘让’，《汉书》作‘攘’，等等，不胜枚举。故‘《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非有文字学素养的人，确实不易看懂。”［7］《汉书》之好用古字，导致它一问世，即被公认为是一部难读的书，需口耳相传才能明其义，《后汉书•曹世叔妻传》言:“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就读。”［8］818《三国志•孙登传》载:“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有师法，重烦劳之，乃令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

(二)《史记》多引人物口语，保持原汁原味，《汉书》多用书面化语言。《史记》之通俗晓畅还在于它的口语化倾向，书中常直接摘录人物的口头语;班固《汉书》则很少使用俗语方言，多用书面化的语言进行描写，多叙述语言。典型的例子有:《史记•陈涉世家》:夥颐!涉之为王沈沈者!［10］1960《汉书•陈胜传》:夥，涉之为王沈沈者!［11］1795《汉书》省却一个“颐”字，口语色彩大减。“夥颐”两字系楚语，夥，指多;颐，助词，加在一起即“好多啊!”《汉书》省却后，失去方言中原有情貌。《史记》对史料中的口语化痕迹往往加以保留，如《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以及先秦各世家的行文中，往往有“我”字，这是依据各国史记写作时的遗留，《史记》保留“我”字，一方面是为了证明自己是摘录原书，另一方面更显亲切，表明是原来本国史料身份的残存。《汉书》语言雅正，很少口语化痕迹，即使写人物语言也多有加工，如《外戚传》中李夫人对姐妹们陈述“不见武帝”的情由:“所以不欲见帝者，乃欲以深托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得从微贱爱幸于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上所以挛挛顾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见我毁坏，颜色非故，必畏恶吐弃我，意尚肯复追思闵录其兄弟哉!”［11］3952“色衰而爱弛，爱驰而恩绝”，语言工整，虽然出自李夫人之口，却无一丝口语痕迹，倒似班固自己的总结。刘知几曾批评班固“怯书今语，勇效昔言”，认为《汉书》刻意仿古，失去天然风味，这一批评是中肯的。《史记》之所以呈现口语化倾向，与司马迁的经历密切相关。司马迁一生行万里路，破万卷书，游历甚广，注重吸收民间文化营养，早年的漫游经历不仅为他写《史记》搜集了许多历史资料，也为书中语言增添了许多民间色彩。班固缺少司马迁的实践经历，他的出身、经历以及时代都将他局限在书本，他只能做一个宫廷史家，这也是班固《汉书》更重文献，多收典雅之文的重要原因。

(三)《史记》善用虚词，《汉书》崇尚实词。在1987年黑龙江省教委主持的鉴定会上，根据微机统计，《史记》全书单字4974个，“之”字13659个，句子116567个，最长的句子有43个字，可知《史记》多用虚词。清人刘大櫆在《论文偶记》中说:“上古实字多，虚字少，典、谟、训、诰，何等简略，然文法自是未备。孔子时虚字详备，左氏情韵并美，至先秦更加疏纵。汉人敛之，稍归劲质，唯子长集其大成。”［12］8《汉书》崇尚实词的运用，较少使用虚词。杨树达在《汉书窥管》卷六中言:“孟坚于《史记》虚助之字往往节去。”［13］431指出《汉书》往往删去《史记》中的虚词。当然，有些删改是必要的，如《史记•项羽本纪》“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汉书•项籍传》改为“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去掉一个“也”字，干净利落，语势增强。前人多以富赡形容《汉书》，《汉书》中词汇不断变换，同一个意思往往用不同的词表达，如《傅常郑甘陈段传赞》:“廉褒以恩信称，郭舜以廉平著，孙建用威重显。”［11］3032“称”、“著”、“显”三个字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实词的变化反映出班固语言的丰赡。

中国人自古注重荣辱问题：“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在古代文献中，有关荣辱观的论述还是很丰富的。

荣辱观，就是怎样看待荣与辱，以做怎样的事为荣，以做怎样的事为耻，有其鲜明的道德指向，实质上是价值观问题。历史上，最早意识到道德对于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性的是周公。商纣王以为自己的权力是天佑神授，所以为所欲为，暴虐无道。结果牧野之战，顷刻覆亡。克商之后，鉴于殷商覆亡的教训，作为政治家的周公，对商朝的政治做了历史性的总结，认为商人覆亡的根本原因是失德，因而提出了把道德建设作为政权建设核心的主张。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说，周公纲纪天下的宗旨，是“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王先生还说：“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周公之后，德治问题成为孔子、孟子、荀子等知识精英讨论得最多的问题之一。作为毕生崇尚道德、追求完美的君子，一生应该怎样度过，怎样趋荣避辱，怎样对社会有所贡献？他们的论述，我们今天读来，依然富有启示。公务员之家:

《管子?牧民》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维”的意思，大致与“纲”相同，所以古人经常“纲维”连用。社会的安定与进步，要靠道德的引领。礼、义、廉、耻，是道德的四大纲纪。人一生不做坏事，不是慑于法律，而是出于人的良知，当这样的教育成为大众的普遍意识之时，国家才会有长治久安。礼，就是人与人交往时的最合于道理的行为方式，所以《左传》上说：“礼者，理也。”社会要走向和谐，就要克服混乱无序的状态，人人懂得互相尊重、彼此谦让，这就需要礼来引导。“义”，在先秦语汇中，是适宜、合理的意思。近年出土的郭店楚简解释说：“义者，宜也。”人见到合理的事情，即使与自己没有直接的关系，甚至很危险，也应该挺身而出，以维护公道，声张正气，即后人常说的“见义勇为”。“廉”，是廉洁。古代的士，都把清廉作为重要的操守来对待。清廉与否，是官声好坏的主要指标。官员负有领导社会的责任，如果不能清廉自守，一心奉公，就会成为社会的蛀虫，危害一方。“耻”，是耻辱、羞耻，孟子说人有四种善端，“羞恶之心”是其中之一，即对于害人、害己的坏事，有厌恶之心，羞于去做，哪怕打死也不能去做。这是有是非观念的表现。在孔子的学说中，仁是最高境界。孔子提倡“仁”，仁者对大众有强烈的爱心，对社会有至诚的关怀。人一生的荣辱，都与是否行仁密切相关。《孟子》中说：“仁则荣，不仁则辱”。可见，在孟子看来，荣辱是与道德相互依存的。道德高尚者，如孔子所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有坚定的理念，为万人所敬仰，自然会有荣光。即使在世时不得志，为权势所压抑，但也会有身后之荣。相反，悖逆仁道，多行不义，即使得逞于一时，但终究要受辱于世。荣辱与个人修养也有密切的关系，《论语?学而》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诚信，有礼，自然就远离耻辱了。反过来说，没有信誉，无礼，当然要徒自取辱。

人生哲学是个人对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有关人生目的、人生态度以及人生价值等方面的看法。它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人生安身立命的问题，涉及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面对自己的处境应当采取的态度，简言之凡是探讨一个人生存在天地之间根本做人之道的学问，都属于人生哲学的范畴。孔子创立的人生哲学要求的是入世，倡导建功立业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善，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价值，其思想不仅在社会生活中是强大的精神支柱，而且在政治、教育和社会风气上也处于主导地位，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国民精神。

一、孔子之名：修养及发展的起点

孔子生在春秋末期大国争霸的乱世，当时社会诸侯不安于位争权夺利。他虽曾带领弟子周游列国，但因其思想与现实不合而不被重用。一生生活贫贱颠沛流离，生在乱世又雪上加霜，中国常言的人生三大悲哀：幼年丧母中年丧妻晚年丧子，孔子都遇上了。他经历了幼年丧父，青年丧母，中年丧妻，晚年丧子，一生的坎坷不幸他没怨天尤人而把命运变成使命，没有强调自己所遭受的苦难却时时关心社会。孔子在其人生道路上战胜了自己使自己不为苦痛所系，致力于谋求社会大众的福利。他的经历教诲了后世，其思想和智慧更是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开启了儒家文化的先河。

孔子在论及名分时指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乱世的礼乐不兴渊源于名不正，导致言不顺事不成。孔子生逢的乱世始于人际关系的迷失，人际关系的失常则由于名不正，因此孔子提出了正名，以此作为化解人际关系危机的前提。所谓正名就是用周礼匡正已经发生变化的社会现实，使君臣父子各安其位遵守各自的名分不越位不辱礼。孔子重视礼视其为维护制度的手段并认为维护礼需要从正名入手。在那种名分已失天下大乱之时，“孔子惧，作春秋”，他所害怕的正是人际关系的沉沦社会的混乱及人心的败坏。他虽然重视礼乐教化却认为礼乐的根本在于仁德的修养，要正名得从个人的修养开始，于是提出了其道德哲学的核心概念——仁。

二、孔子之仁：人生哲学思想的核心

孔子将仁作为人格的核心视其为完全人格，只有达到这种境界的人才被称为仁人。仁是个体的道德内在性是个体成圣的内在依据，所谓成圣是个体修养所达到的最高境界。仁的意义首先是独善其身的君子；其次是兼济天下的圣人，两者的综合就是仁人即内圣外王，此为儒家的理想人格。仁的内涵有以下解释：其一仁者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泛爱众”爱一切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其二“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此为仁者爱人的道德规范。其三克己复礼为仁，要求人们通过加强自我修养做到以礼为行事准则。其四“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儒家的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孔子仁学思想的精妙在于将外在的传统转化为内在的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要求，从最基本的家庭入手讲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使仁学植根于家庭伦理深入最基本的血亲观念之中。他们之间关系准则更突出的体现在孝悌、友仁和守信三个方面即人际关系中涉及的孝、仁、信。

教育周刊：中国人自古注重荣辱问题：“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在古代文献中，有关荣辱观的论述还是很丰富的。

彭林：荣辱观，就是怎样看待荣与辱，以做怎样的事为荣，以做怎样的事为耻，有其鲜明的道德指向，实质上是价值观问题。历史上，最早意识到道德对于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性的是周公。商纣王以为自己的权力是天佑神授，所以为所欲为，暴虐无道。结果牧野之战，顷刻覆亡。克商之后，鉴于殷商覆亡的教训，作为政治家的周公，对商朝的政治做了历史性的总结，认为商人覆亡的根本原因是失德，因而提出了把道德建设作为政权建设核心的主张。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说，周公纲纪天下的宗旨，是“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王先生还说：“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周公之后，德治问题成为孔子、孟子、荀子等知识精英讨论得最多的问题之一。作为毕生崇尚道德、追求完美的君子，一生应该怎样度过，怎样趋荣避辱，怎样对社会有所贡献？他们的论述，我们今天读来，依然富有启示。

《管子?牧民》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维”的意思，大致与“纲”相同，所以古人经常“纲维”连用。社会的安定与进步，要靠道德的引领。礼原创网站：、义、廉、耻，是道德的四大纲纪。人一生不做坏事，不是慑于法律，而是出于人的良知，当这样的教育成为大众的普遍意识之时，国家才会有长治久安。礼，就是人与人交往时的最合于道理的行为方式，所以《左传》上说：“礼者，理也。”社会要走向和谐，就要克服混乱无序的状态，人人懂得互相尊重、彼此谦让，这就需要礼来引导。“义”，在先秦语汇中，是适宜、合理的意思。近年出土的郭店楚简解释说：“义者，宜也。”人见到合理的事情，即使与自己没有直接的关系，甚至很危险，也应该挺身而出，以维护公道，声张正气，即后人常说的“见义勇为”。“廉”，是廉洁。古代的士，都把清廉作为重要的操守来对待。清廉与否，是官声好坏的主要指标。官员负有领导社会的责任，如果不能清廉自守，一心奉公，就会成为社会的蛀虫，危害一方。“耻”，是耻辱、羞耻，孟子说人有四种善端，“羞恶之心”是其中之一，即对于害人、害己的坏事，有厌恶之心，羞于去做，哪怕打死也不能去做。这是有是非观念的表现。在孔子的学说中，仁是最高境界。孔子提倡“仁”，仁者对大众有强烈的爱心，对社会有至诚的关怀。人一生的荣辱，都与是否行仁密切相关。《孟子》中说：“仁则荣，不仁则辱”。可见，在孟子看来，荣辱是与道德相互依存的。道德高尚者，如孔子所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有坚定的理念，为万人所敬仰，自然会有荣光。即使在世时不得志，为权势所压抑，但也会有身后之荣。相反，悖逆仁道，多行不义，即使得逞于一时，但终究要受辱于世。荣辱与个人修养也有密切的关系，《论语?学而》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诚信，有礼，自然就远离耻辱了。反过来说，没有信誉，无礼，当然要徒自取辱。原创网站：

在儒家的学说中，荣辱贯穿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比如，儒家提倡孝道，其中就渗透着荣辱的问题。如果做子女的在生活上能够尽心照料父母，可是却去做辱没父母名声的坏事，使父母蒙羞，这同样被视为不孝。这是非常朴素的道理，因为自己的名声是与父母、家庭不可分割的。《礼记?内则》说，“父母虽没，将为善，思贻父母令名，必果；将为不善，思贻父母羞辱，必不果。”意思是说，即使父母故去了，如果想做善事，想到这会给父母带来好的名声，就一定会去做。反之，如果想去做坏事，但想到会给父母带来羞辱，就一定不会去做。在《礼记?祭义》里，把“居处不庄，事君不忠，莅官不敬，朋友不信，战阵无勇”，都看作是“灾及于亲”、有辱于父母、有辱于门庭不孝行为。因此，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考虑是荣、是辱的后果，这是劝人向善的非常有效的方法。不同的身份，荣耻的内涵也是不同的，地位越高，相应的要求也越高。例如，对于政府官员来说，尸位素餐，就是耻辱。《论语?宪问》说，“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国家政治清明，你拿着俸禄；国家政治不清明，你不去努力改变它，照样白吃俸禄，就是耻辱，因为你没有社会责任心。《论语?泰伯》也有类似的话：“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国家政治清明，政策很好，可是你不知努力，依然过着贫贱的生活，这是你的耻辱。相反，政治黑暗，你却荣华富贵，这也是你的耻辱。此外，官员要忠于职守，要能出色完成任务。《论语?子路》说，子贡请教孔子：怎样才能称为“士”？孔子把“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作为士的条件之一。个人的荣辱，总是与祖国的荣辱息息相关的，因此，不使国家的声誉受到影响，历来是荣辱观的重要内涵之一。

教育周刊：中国人自古注重荣辱问题：“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在古代文献中，有关荣辱观的论述还是很丰富的。

彭林：荣辱观，就是怎样看待荣与辱，以做怎样的事为荣，以做怎样的事为耻，有其鲜明的道德指向，实质上是价值观问题。历史上，最早意识到道德对于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性的是周公。商纣王以为自己的权力是天佑神授，所以为所欲为，暴虐无道。结果牧野之战，顷刻覆亡。克商之后，鉴于殷商覆亡的教训，作为政治家的周公，对商朝的政治做了历史性的总结，认为商人覆亡的根本原因是失德，因而提出了把道德建设作为政权建设核心的主张。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说，周公纲纪天下的宗旨，是“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王先生还说：“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周公之后，德治问题成为孔子、孟子、荀子等知识精英讨论得最多的问题之一。作为毕生崇尚道德、追求完美的君子，一生应该怎样度过，怎样趋荣避辱，怎样对社会有所贡献？他们的论述，我们今天读来，依然富有启示。

《管子?牧民》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维”的意思，大致与“纲”相同，所以古人经常“纲维”连用。社会的安定与进步，要靠道德的引领。礼、义、廉、耻，是道德的四大纲纪。人一生不做坏事，不是慑于法律，而是出于人的良知，当这样的教育成为大众的普遍意识之时，国家才会有长治久安。礼，就是人与人交往时的最合于道理的行为方式，所以《左传》上说：“礼者，理也。”社会要走向和谐，就要克服混乱无序的状态，人人懂得互相尊重、彼此谦让，这就需要礼来引导。“义”，在先秦语汇中，是适宜、合理的意思。近年出土的郭店楚简解释说：“义者，宜也。”人见到合理的事情，即使与自己没有直接的关系，甚至很危险，也应该挺身而出，以维护公道，声张正气，即后人常说的“见义勇为”。“廉”，是廉洁。古代的士，都把清廉作为重要的操守来对待。清廉与否，是官声好坏的主要指标。官员负有领导社会的责任，如果不能清廉自守，一心奉公，就会成为社会的蛀虫，危害一方。“耻”，是耻辱、羞耻，孟子说人有四种善端，“羞恶之心”是其中之一，即对于害人、害己的坏事，有厌恶之心，羞于去做，哪怕打死也不能去做。这是有是非观念的表现。在孔子的学说中，仁是最高境界。孔子提倡“仁”，仁者对大众有强烈的爱心，对社会有至诚的关怀。人一生的荣辱，都与是否行仁密切相关。《孟子》中说：“仁则荣，不仁则辱”。可见，在孟子看来，荣辱是与道德相互依存的。道德高尚者，如孔子所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有坚定的理念，为万人所敬仰，自然会有荣光。即使在世时不得志，为权势所压抑，但也会有身后之荣。相反，悖逆仁道，多行不义，即使得逞于一时，但终究要受辱于世。荣辱与个人修养也有密切的关系，《论语?学而》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诚信，有礼，自然就远离耻辱了。反过来说，没有信誉，无礼，当然要徒自取辱。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在儒家的学说中，荣辱贯穿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比如，儒家提倡孝道，其中就渗透着荣辱的问题。如果做子女的在生活上能够尽心照料父母，可是却去做辱没父母名声的坏事，使父母蒙羞，这同样被视为不孝。这是非常朴素的道理，因为自己的名声是与父母、家庭不可分割的。《礼记?内则》说，“父母虽没，将为善，思贻父母令名，必果；将为不善，思贻父母羞辱，必不果。”意思是说，即使父母故去了，如果想做善事，想到这会给父母带来好的名声，就一定会去做。反之，如果想去做坏事，但想到会给父母带来羞辱，就一定不会去做。在《礼记?祭义》里，把“居处不庄，事君不忠，莅官不敬，朋友不信，战阵无勇”，都看作是“灾及于亲”、有辱于父母、有辱于门庭不孝行为。因此，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考虑是荣、是辱的后果，这是劝人向善的非常有效的方法。不同的身份，荣耻的内涵也是不同的，地位越高，相应的要求也越高。例如，对于政府官员来说，尸位素餐，就是耻辱。《论语?宪问》说，“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国家政治清明，你拿着俸禄；国家政治不清明，你不去努力改变它，照样白吃俸禄，就是耻辱，因为你没有社会责任心。《论语?泰伯》也有类似的话：“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国家政治清明，政策很好，可是你不知努力，依然过着贫贱的生活，这是你的耻辱。相反，政治黑暗，你却荣华富贵，这也是你的耻辱。此外，官员要忠于职守，要能出色完成任务。《论语?子路》说，子贡请教孔子：怎样才能称为“士”？孔子把“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作为士的条件之一。个人的荣辱，总是与祖国的荣辱息息相关的，因此，不使国家的声誉受到影响，历来是荣辱观的重要内涵之一。

元代以来，程朱之学风靡一时，占据统治思想的地位。其哲学、政论和道德观深入人心，几成学界定论。到明代中叶，这种局面开始发生变化，学术界出现批评程朱之学的思潮。心学崛起，一时间获得广泛认同，在意识形态领域有广泛影响。王阳明上承孔、孟，“范围朱、陆而进退之”（1），成为心学的集大成者。他着重发挥宋明理学中正人心的思想及传统儒学中与之相关的理论，力图矫治程朱之学的弊端。程、朱、陆、王在基本政治价值观点并无二致，但王阳明将心与理合一的哲学思辨，强化了心的本体性及其伦理道德属性。格民心之非、破心中之贼，是王阳明格外关注的问题。他依此思路探寻教化普通臣民、稳定社会秩序的救世之方，遂使儒学趋于世俗化。兹从政治文化视角透视阳明心学。管蠡之见，就教方家。

一、“心即理”与“天下一家”的政治理想

王阳明的“心即理”说是依据陆九渊“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2）的观点提出来的。他指出：“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3）。“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无忠君之心即无忠之理矣。理岂外于吾心耶？”（4）他所谓“心”，“不是一块血肉”，即非人体内的心脏，是“人之主宰”、“人之知觉”，是支配、控制、统率人的感官及运动器官的中枢，是人的各种知觉的综合。这样的“心”也就是“天”，是宇宙间万事万物的本体。他说：“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5）“天下之事虽千变万化，而皆不出于此心之一理，然后知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6）因此，在王阳明看来，“心”即是世界产生与存在的根源，又是其发展变化的归宿。天地间举凡纲常伦理、言行举止、成败荣辱乃至花草树木，万事万物无不根于吾心而森然毕具、神圣本然的“天理”流行。

“心”，在王阳明思想体系中无疑据于核心地位。但他强调物、事、理、义皆归宗于吾心，并非要否定或割裂“心”与外在世界的联系。对于王阳明来说，其目的乃是要确立“心”即人之主观精神的本体地位，并无限扩大“心”、“物”的同一性，从而在某种意义上否定外部世界与人之主世界的差别。他据此提出“万物一体”说，认为：“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只一体，故五谷禽兽之类皆可以养人，药石之类皆可以疗疾，只为同此一气，故能相通耳。”“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7）。这样，凭藉着“人心一点灵明”或“人的良知”的沟通，天地万物便与人融为一体，同出一源，殊无区别。将这样的认识实践于社会，就形成了他“天下一家”的理想政治模式。

王阳明的“万物一体”、“天下一家”的理想政治模式，乃以“明明德”为体而以“亲民”为用。他说：“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8）这是一个由己及人的过程，亦即孟子所谓“推仁”以及于四海的过程。王阳明对此有很详尽的解释：“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之父，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父、人之父，与天下人之父而为一体矣。实与之为一体，而后孝之明德始明矣，亲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兄、人之兄，与天人之兄而为一体矣。实与之为一体，而后弟之明德始明矣”（9）。将这一方法广施于所有的社会政治关系和自然关系之中，是“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以至于山川、鬼神、鸟兽、草木也，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吾一体之仁，然后吾之明德始无不明，而真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矣”（10）。就是说，如果每一个人都能依照这方法明其“明德”，推广吾心良知，就能形成人人相亲，各安其分、各勤其业的理想社会。这正如王阳明所描绘的：“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亲如一家之亲。其才质之下者，则安其农工商贾之分，各勤其业，以相生相养，而无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异，若皋蘷稷契者，则出而各效其能”（11）。显然，他所提出的“万物一体”、“天下一家”的理想政治模式乃是在明代中叶特定社会条件下对儒家传统的“仁政”理想的重构。

王阳明的这种理想政治模式有着明确的现实针对性。他对当时官僚争权倾轧、鱼肉百姓的现象极为不满，希望当权者遵行圣人训典，“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12）推行仁政，怜惜小民，真正感悟到“生民之困苦荼毒熟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13）从而实现“家齐国治而天下平”的安定政治局面。这使他所提出的理想政治模式有了一定的社会批判意义。但这种理想的政治模式并非政治平等的蓝图，而是以贯通于自然与社会的亲疏等级为前提。王阳明说：“禽兽与草木同是爱的，把草木去养禽兽，又忍得？人与禽兽同是爱的，宰禽兽以养亲与供祭祀、燕宾客，心又忍得？至亲与路人同是爱的，如箪食豆羹，得则生、不得则死，不能两全，救亲不救路人心又忍得？这是道理合该如此。”（14）可见，严格亲疏等级规定是他理想政治的基础，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达成其理想政治的根本原则只是“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15）。因此，在这种社会里，“农工商贾”只能各安其分、“各勤其业”，而不能有丝毫“希高慕外之心”，更不能“作乱犯上”。换言之，作为“朝廷赤子”的普通百姓只能“小心以奉官法，勤谨以办国课”（16），倘有违逆之举，必将受到严惩。这样，我们透过王阳明一再标榜的“无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间”的外象，仍可看到其所理想的“万物一体、天下一家”的政治专制主义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