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研究范文10篇

一、金融深化理论简介

金融深化（FinancialDeepening）理论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戈德史密斯、葛利、肖和帕特里克等人对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等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根据爱德华．肖的解释，金融深化是指“解除对实际利息率的限制，从而使其反映储蓄的稀缺性，刺激储蓄，提高投资收益率。”①20世纪70和80年代，卡普（Kapur，1976）、加尔比斯（Galbis，1977）、马西森（Mathieson，1980）、弗赖伊（Fry，1980）等人先后建立了一些认证严密、实证性较强的金融抑制模式，从动态、实证的角度对麦金农和肖的理论进行了拓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金融发展问题的研究掀起了一个热潮，突破了70年代金融深化和金融发展理论的框架，多角度、多层面扩展了传统金融深化理论的研究范围和内容。金融约束论认为，在信贷市场上信息不对称性将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金融自由化使利率提高后，低风险借款人和低风险项目会退出信贷市场，高风险借款人和高风险项目充斥，造成银行贷款项目质量下降和总体贷款风险上升，不利于银行部门的发展。

二、金融深化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

金融深化论最早的“实验地”即拉美的南锥体三国，包括了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20世纪70年代，这些国家的经济出现严重问题：经济增长缓慢，通胀率高，财政赤字严重，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逆差大，金融管制现象十分普遍。为了摆脱经济面临的困境，这些国家纷纷进行了金融改革：放松对利率管制，允许利率自由决定；降低存款资金准备金率；放松外汇管制；对银行进行私有化或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对汇率制度进行改革等。与拉美情况不同，金融改革在东亚是渐进的。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80年代初，东亚各国同样面临严重的金融抑制，随后韩国、泰国各国开始了渐进式金融改革。金融改革逐步推进为东亚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经济长期保持快速增长，人均GNP快速提高，通货膨胀率降低，国内储蓄和投资率均得到增长，“东亚奇迹”也因此享有盛名。但是，20世纪90年代后，东亚各国金融自由化进程加快，资本账户自由化程度加深。当经济长期发展积累的问题被意识到，资本外逃再加上投机资本的影响，使得这些国家货币快速大幅贬值，最终还演化成为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虽然东亚国家并未出现南美那样的高通胀和高财政赤字，仍然出现了类似南美国家的银行信用危机、货币大幅贬值、股市狂跌等现象，即使用麦金农的“最优次序”也难以做出满意的解释。

三、我国金融改革现状

1.金融改革成绩

1改革在国家层面的背景

我国金融改革是在一定的经济发展形势下决定的，与当时经济的阶段性特征联系紧密。20世纪70年代左右，随着我国“”偃旗息鼓，我国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决定了当时的金融结构仅仅包含银行系统。中国人民银行既要承担货币的发行职能又要保证货币的顺利经营。国家集中所有的财力物力，进行统一分配，银行的作用也仅限于记账的会计出纳的查漏补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确定了国家发展的基本路线是“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必须有辨别的发展金融市场，从此，拉开了我国金融与经济改革的序幕，自此我国的计划经济开始逐渐向商品经济发展。首先，政府将改革的重点定为国有企业，解决国有企业由于承担政策性负担及―自生能力‖导致的普遍严重亏损、缺乏盈利能力的问题。政府认为国家要发展，必须进行卓有成效的金融体质改革。（1）1978～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向商业银行过度，之前取消的部分银行得到恢复，并新建一批银行。期间，我国与1979年恢复了农行，成立了建行并从人民银行中分离出中国银行。（2）1984～1991年，我国多层次的金融体系组建，财务公司、投资基金以及信托投资公司开始出现，金融市场从无到有。1981年，国家出现赤字，我国决定利用发行国库券的方式来筹集发展资金，江浙等省市开始出现“地下钱庄”。为推动支付清算体系的发展，人民银行发行“三票一卡”，由此中国开始了包括汇票、本票、支票和信用证在内的票据市场。1983年部分国有银行开始推行国家债券。1985年,人民银行总行和国家体改委指出该年金融改革的主要内容在于建立银行同业拆借市场。从此，多层次票据市场的启动，市场化资金配置机制进入中国的金融体系。1986年交通银行重新开放。期间，随着乡镇企业的兴起，各地农信社也如雨后春笋般成立。1987年，第一家深圳发展银行开始营业，由企业独立发起的第一家中信实业银行出现。1979年，第一家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宣告成立，从此信托公司便开始如雨后春笋成立。1981年，第一家租赁公司，东方租赁有限公司成立。1987年财务公司也相继出现，中国投资基金市场开始拉开序幕。（3）1991～1993年，以市场经济运行为核心的资本市场，被正式引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系。随着国-145-际改革的不断深入，由于政策性负担，国有银行不良资产越积越多。政府意识到需要通过债券转股权的方式，对经营不善的企业形成约束力。1990年我国出现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于1990年正式挂牌，次年深圳证券交易所也宣告成立。1992年STAQ系统正式启动，自此国债交易得以有组织、跨地区的运行，国债回购业务试点。1992年，中国证监会、国务院证券委在政府的批准下相继成立。（4）1994～2001年，治理整顿和全面配套改革。在改革开放10多年中，中国金融改革的开展如火如荼，有效的推动了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但很多制度上的漏洞也随之而来，为保证经济持续健康增长，对金融业及时进行反思、修正和创新成为必要。随着金融体系初见雏形，政府意识到必须有相应的法律与之匹配。1994年，中国开始对金融市场进行立法，《保险法》、《票据法》、《中国人民银行法》以及《商业银行法》的出台标示着中国的金融发展进入了法治轨道。同年，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实行，将之前的官方汇率、黑市汇率和调剂汇率并轨。国务院将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相分离，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证券业、信托业和银行业。集中力量进行国家建设国开行、国家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农业发展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成立。（5）2001年以来，历史性转变。进入21世纪，中国的国力大幅增强，金融改革不仅仅是中国对自身经济发展的诉求，也是世界对中国作为大国的要求。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这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必须朝着国际化，朝着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方向进行。次年我国开放QFII,允许外国投资者直接投资中国证券市场。2003年，为分离中国人民银行的银行机构监管职能，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中国分业经营和监管的制度最终确立。2004年起，我国对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实行注资的―再资本化‖。2005年，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依次上市。新成立的中央汇金公司行使对得到注资的国有控股银行的所有权职能。我国金融机构补充资本金的渠道越来越多，例如公开发行、发行次级债务、混合资本债及股票增发等。2007年，我国正式启动QDII，从此，我国投资者可对境外证券市场直接投资。

2改革在地方层面的背景

在全球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沿边开放成为我国对外开放必不可少的部分。地理位置上，广西沿海、沿江、沿边，位于华南、西南及东盟经济圈的集结处，是我国唯一与东盟海陆接壤的省份，是我国东、西、中地区的交汇点，也是西南片区最便利的出海口，更是西部与港澳粤接壤的要道。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启动，广西壮族自治区坐拥泛珠三角经济圈与东盟经济圈10.7亿人口，成为我国华南、中南、西南与东盟各国相连接的最重要的枢纽。2013年9月，在哈萨克斯坦，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次年5月，在亚信峰会上，正式提出―一带一路‖战略，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相结合是非常必要的。广西作为唯一一个既参与―一路‖又参与―一带‖的省份，国家赋予广西拥有经济发展得天独厚优势：（1）20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战略实施以来，国民经济得到的快速发展，GDP年均涨幅达到10%，为广西这样的沿边省份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2）2014年9月广西高铁正式开通，年底由广西机场集团组建的北部湾航空正式运营，为客流物流提供了交通基础设施支持。（3）2014年中国、泰国主导的克拉运河的开通，将为广西带来更多的物流和货运量。但是，广西的一些劣势也对沿边金融的改革提出了新要求：不断的东盟国家间的冲突，例如越南2010年否定与中国共建高铁，改为和日本进行合作。在此之后，我国高铁计划的方向转为更多的与中南半岛国家合作，广西的陆路优势受阻。2015年，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中，向广西代表团指出，广西应当发挥自己面向东盟且海陆相邻的区位优势，构建国际性大通道，打造西南、中南地区的重要战略支点，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海丝之路的有机衔接。从改革开放起，对金融改革的探讨就从未停歇，但是对沿边金融的研究还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探讨如何改善沿边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多层次的金融体系，构建灵活有效的金融监管体制，开展金融开放合作模式，打造金融生态安全区，开展沿边金融机构及工具的创新，以及健全金融人才培养模式，为广西的金融发展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撑和对策建议，丰富沿边金融的理论研究。中国的金融改革蓄势待发，但前途未卜。学术界总结了他国金融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广西作为中国欠发达的地区之一，经济和金融的基础设施并不完善。虽然,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总体水平有所提升，但是受限于地方金融的创新有限，金融发展始终未能有质的飞跃，这种现状严重制约了―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广西—东盟经济金融合作。如何在―一带一路‖背景下，通过在沿边加强产业合作、贸易投资、科技文化交流，利用金融改革的方式，找到广西经济增长的突破点。这对未来中国经济走向，扩大我国政治、经济的对外影响，都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建设广西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将为我国的沿边金融改革提供实证依据，对促进边境地区的政治经济良好发展提供保障，对我国和东盟各国的经贸合作提供载体，有利于形成中国—东盟双边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新的合作模式，有利于促进西东中部协调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形成全方位的开放格局。

3广西金融改革的政策策略

广西金融改革与发展的目标、思路和推进路径进行规划，需要科学地把握新常态下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对金融改革与发展的新要求：既要顺应我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脉络，也应当针对广西的发展现状做出符合现阶段特征的要求，抓住广西作为区域性、桥头堡的发力点，继续深入的探索经济增长潜力。笔者认为，广西金融改革与发展应该按照如下思路逐一进行。首先，必须坚持金融服务是服务于实体产业的重要观点。在―双核驱动‖和―三区统筹‖的背景下，充分利用―一带一路‖的重要契机，建设创新性的对外开放体系。抓住力推广西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以跨境金融业务创新为主线，把-146-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推进金融开放合作。建议通过向中央政府申请地方特色的金融优惠的方式，继续加大力度引金入桂，吸引外资并盘活广西的现有金融资源实现金融增量的提升。建议可以在金融改革试验区内大力引进优秀的金融机构，提升广西现有的金融机构活力。建议积极推动广西地方性担保机构、金融租赁公司、金融控股公司的成立，构建多层次金融机构体系，更好的服务于实体经济。建议通过多平台的一体化建设提高广西的金融统筹效率。建议以大数据为支撑，建立银行联合授信平台、东盟保险服务平台、中国—东盟金融综合服务平台等。建议以广西是农业大省为基本立足点，继续深化农村金融改革。以―普惠‖为目的，积极迎合小微企业和社会公众对享受金融服务的热切期盼和现实需求，抓住农村金融创新发展面临的新契机，创新农村信贷产品，扩展普惠金融新渠道，例如建议充分利用互联网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实现普惠金融广覆盖、可持续。建议对农户进行联贷政策，同时积极探索联合性的农户可抵押资产，建立农户信用档案，积极扶持农业生产建设。对农村产权流转服务体系和抵押融资体系进行建设，组建村镇银行，改革农业保险制度，优化农村信用环境。另外，金融的改革与发展离不开监管的作用，只有在政策允许的合理的范围内进行金融发展才能实现高效率。因此建议健全地方的金融监管体系，完善地方金融监管法规，加强金融监督的执行力，在实现发展的同时提升我区的金融形象。

一、金融危机是心腹大患

居安思危。

中国加入WTO之后有没有潜在的危机呢？当前，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如果中国经济遭遇挫折的话，最大可能莫过于金融危机。

在20世纪后期，在日本经济高速起飞之后，四小龙(香港、新加坡、韩国、台湾)很快甩掉了穷困的帽子。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的崛起更使人们对亚洲经济充满乐观。最令世人震惊的是中国的奇迹。二十年来，中国经济在体制转型过程中保持了高速发展。有的经济学家把亚洲经验总结成“雁阵模式”，好像亚洲经济就可以按照这个序列继续发展下去了。可是，1990年以后，泡沫经济的崩溃使得日本一头栽进了泥淖，直到今天还没有挣扎出来。雁阵序列，昙花一现。1997年，一场罕见的金融风暴横扫东亚。我们的邻居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着一个倒了下去。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再提什么“亚洲奇迹”了。有些国家“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好不容易把国内人均生产总值搞到三、四千美元，似乎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可是转眼之间，一个跟斗跌掉了一半多。亚洲各国已经尝到了金融风暴的厉害。

在亚洲金融风暴中，许多人认为中国在劫难逃。在1998年11月“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上，一艘挂着五星红旗的帆船眼看就要被卷入漩涡，旁边一行大字：“中国，金融风暴下一个牺牲品”。转眼之间，几年过去了，在沧海横流当中，唯独中国经济巍然不动。中国的稳定极大地遏制了金融风暴的蔓延，为亚洲经济以至于世界经济的复苏创造了转机。中国的贡献得到了各国政府以及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的高度评价。也许中国的出色表现冲昏了某些人的头脑。他们认为，亚洲金融风暴如此厉害，也拿我们无可奈何，今后还有什么可怕呢？

中国有一则著名的寓言叫做“刻舟求剑”。有一个人在渡船上一不小心把剑掉进河里，他不慌不忙，在船弦上刻个记号，打算到了岸边再捞。某些人就像“刻舟求剑”一样，他们就没有想到，之所以中国能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是因为那个时候尚且没有对外开放金融。我们有一道很好的防火墙。但是，一旦加入WTO，中国的外部金融环境就完全变了，这道防火墙将不复存在。时过境迁，如果拿昨天的皇历来讨论今天的问题，非出大纰漏不可。

1998年底至1999年初的全国乡镇长换届选举中，深圳市大鹏镇与四川省遂宁市步云乡的乡镇长选举改革备受外界关注。主持前者的深圳市政府事后多次强调，要完善和推广这种选举方式，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经验。而步云乡乡长直选改革虽然更具创新性，却因涉嫌违宪而被孤悬于体制之外，几近夭折。然而具有戏剧性变化的是，在2001年底至2002年初的乡镇长换届选举中，大鹏镇的选举改革在一片褒扬声中悄无声息地退回到改革前的初始状态，而步云乡却在总结第一次选举改革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行了第二次类似直选的选举改革，为农村乡镇长直接选举提供了具有启发意义的蓝本。究其原因，是由于步云乡的初始制度选择较好地回应了基层的民主诉求，在制度变迁中维护了民众利益，强化了制度变革的民意基础，使改革的动力得以制约改革的阻力，保证了制度变迁的延续性；而大鹏镇的初始变革试验实际上只是“改革秀”，并未真正体现民众的利益要求，结果这种试验因缺乏推进的动力而寿终正寝。

一、两地乡镇长选举改革的历程及不同命运

大鹏镇“两推一选”镇长选举改革

1999年1月至4月，深圳市政府经过长期酝酿，在派出工作队赴现场指导的情况下，安排大鹏镇进行了“两推一选”式镇长选举。第一轮是该镇全体选民无记名推荐候选人，共有76人获得提名，其中5人被确认为镇长候选人的初步人选；第二轮是该镇的全体党员、干部、职工和农户代表在第一轮投票的基础上测评候选人，在任镇长李伟文以813票高票胜出；第三轮为法定的镇人大代表正式选举镇长，李伟文作为唯一的正式候选人由镇党委推荐给镇人大，以45票全票当选为新一届政府镇长。

广东省政府和深圳市政府充份肯定了大鹏镇的这一选举改革，在广为散发的宣传材料上宣布：“大鹏改革是继1981年实行基层人大直选以来中国基层政治体制改革的又一新突破，在一定意义上预示着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新方向”。按照这一说法，大鹏镇的镇长选举改革似乎应该能够继续推进。然而，在2002年初的乡镇长换届选举中，“两推一选”方式被搁置一边，由上级组织部决定唯一候选人，然后在镇人大履行选举程序的正统选举方式却重新登场，3年前推行过的镇长选举改革悄无声息地终结了，与当初的轰动效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步云乡的“乡长直选”试验

[摘要]农村改革30周年之际，本文基于新福利经济学检验改革效率的标准，对其间发生的三大改革进行了反思，就未来农村改革的主线——形成城乡经济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提出了相关的几点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村改革帕累托标准城乡统筹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新福利经济学理论，反思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微观经济主体培育、推进农业市场化改革、农村税费改革三件大事，从而提出形成城乡经济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政策建议。

一、新福利经济学检验改革效率的标准

现实生活中的经济改革往往都会在使大多数人受益的同时，使另一部分人受损，因而不是帕累托改革。为使这种改革得以进行，美国经济学家卡尔多和希克斯提出了所谓的“假想补偿原理”：如果受益者的所得在补偿受损者的所失后，还有剩余，那么就可以认定社会福利得到增长，经济改革便是正当的。希克斯进一步指出：这种补偿并不需要受益者支付。因为每一次经济变革只会引起实际收入分配微小的变化。微小的损失无需及时补偿，经过“足够长的时间”以后，补偿可以自然而然地进行。因此，在长时间的一系列改革中，人们的受益与受害往往会相互抵消，所以补偿不必每次都进行。

对于受损者利益怎样补偿呢？西托夫斯基提出“双重标准”，即一方面要对利益受损者给予足够的补偿，诱使其接受改革；另一方面，还要通过逆检验，即利益受损者“贿赂”受益者的支出远大于改革带给他的损失。（李特尔还增加了“实际收入的分配，要比现在好，至少不比现在坏”，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村改革的很多局限，正是在对“改革对象”的补偿，以及由谁来补偿上，出了问题。

当今世界上还没有几个国家把公共医疗卫生系统当做商品投入市场竞争，把饱受疾病折磨的病人当作榨取暴利的对象！中国又开了先河！每年因此致残甚至死亡的人数难以估计！现在医疗已经成了一些富人的特权。因为经济原因，社会上多数的医疗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穷人甚至无法享受到最基本的医疗服务。医改应以广大人民群众为服务对象！让大多数人能够提高身体素质，保持健康；让群众真正的能看得起并能治好病！所以医改应从“公共卫生体系”，“医疗服务体系”两大方面着手。并根据国家规定，和专家的研究应继续遵循三个基本原则。

两会以来医疗问题一直是媒介探讨的热点，因为医疗涉及民生，是老百姓所最为关心的切实问题。对于中国这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不健全和有些畸形的医保制度更是成为人们茶余饭后所讨论的热点话题！

人们都在抱怨中国的医疗体系，“看病难”，“看病贵”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那么本人先来介绍一下中国医疗体系的现状！

“医院只认钱，不认人。”——仅仅因为深更半夜未带足现金，渝州大学陶国林老师在押光身上所有钱物后，仍眼睁睁看着自己患急性阑尾炎的学生得不到救治，其中一头发花白的医生竟作答：“我们只认钱，不认人。”（中新网重庆）又如医院在收治急诊病人之前先收一笔押金的情形并不少见。官方媒体对一起惨剧表示了震惊。四家医院拒绝收治三岁幼童烫伤惨死——因乌鲁木齐市4家医院拒绝收治，不慎被开水烫伤的3岁幼儿刘光祥，在父母抱着他奔波4个多小时后休克死亡。（《人民日报》）

当今世界上还没有几个国家把公共医疗卫生系统当做商品投入市场竞争，把饱受疾病折磨的病人当作榨取暴利的对象！中国又开了先河！每年因此致残甚至死亡的人数难以估计！可怕呀！英国《泰晤士报》8月4日发表一篇文章指出中国的医疗体制“露骨的贪婪取代了赤脚医生！”现在医疗已经成了一些富人的特权。因为经济原因，社会上多数的医疗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穷人甚至无法享受到最基本的医疗服务。

据统计，我国20%的人拥有80%以上的银行存款，由此可以看出，贫穷或者说不太富有的人占了绝大多数，政府应该保证这些人获得最基本的医疗保障。目前，我国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是1.6％—1.7％。在这部分财政支出中，医疗费用的70％用在城市，30％用在农村；而我国70％的人口在农村，也就是说30％的人口占用了70％的卫生资源，包括政府的支出。2003年我国农民的人均收入是2622元，根据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的结果，2003年农民住院例均费用是2236元。这样，如果一个农民家庭有一个人住院，可能这一年的收入就全部用到医疗费用上。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在卫生部中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进展情况新闻布会上曾经承认，在农村有40％—60％的人，因为看不起病而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在中西部地区，因为看不起病、住不起医院，因病在家里死亡的人数估计在60％—80％。什么是国耻，这就是国耻，30％的人占据了70％卫生资源，在这30%中极少部分人却又占据了绝大多数的资源和金费，当外面的工人、农民因交不了住院费死

一、国外一些国家政府改革的主要内容

1.英国政府的改革

面对世界经济的衰退和国内经济的滞胀，执政的保守党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主要包括四个部分：节约政府开支、政府机构改革、服务承诺和竞争求质量，力图改变整个英国乃至整个世界的面貌。经过20多年的实践，英国政府的管理新变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其影响遍及全世界。英国政府改革包括四个步骤：

(1)雷纳评审雷。雷纳评审是对政府部门工作特定方面的调查、研究、审视和评价活动。解决的问题主要是两个，一是政府开支过大问题，二是政府工作效率低下问题。合理的政府开支中，业务开支与行政之间应有一定比例，一般说来，前者应大于后者。

(2)“下一步”行动方案。“下一步”行动方案提倡采用更多的商业管理手段来改善执行机构，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方案建议把整体的部委分解成若干机构，这些机构在主管的部委指导下，履行公共服务和有效管理的职责；以管理主义的技术和程序培训职员，并且所有活动都是在一位高级主管的领导下进行。

(3)公民宪章运动。公民宪章，就是用宪章的形式把政府公共部门服务的内容、标准、责任等公之于众，接受公众的监督，以达到提高服务水平和质量的目的。各公共部门可以根据本部门的实际情况灵活的制定宪章内容，但是要以满足公民对公共服务的合法要求为宗旨，主要包括对公民的承诺和实践承诺两个方面，有四个具体内容:①服务内容和工作目标承诺;②服务标准承诺。服务标准做到明确化、具体化和公开化;③服务程序和时限承诺。实行合理的办事程序，达到公众满意。对公众公开服务时限，接受公众监督;④违诺责任。表明了承诺者没有达到既定服务标准时对顾客作出的补偿，是承诺部门对公众做出的单方面的承诺，这种补偿可以是精神上的，比如道歉，也可以是物质上的。

【摘要】本论文就职业中专的德育课教学的现状做了分析，了解到学生和教学本身的一些问题和弊端，并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

【关键词】叛逆心理;灌输德育;主体德育

【Abstract】Thepresentpapertakingofficeindustryspecializedmiddleschool’smoraleducationclassteachingpresentsituationtomaketheanalysis,understoodthestudentandteachingitselfsomequestionsandthemalpractice,andproposedownopinionandthepositionregardingthis.

【Keywords】Rebelpsychology;Instillsintothemoraleducation;Mainbodymoraleducation

记得看过一篇文章，第一段写了这样发人深省的话：

1988年世界各国诺贝尔奖得主的巴黎聚会上，有人问诺贝尔科学奖得主：“您在哪所大学哪个实验室学到了您认为最主要的东西呢？”这位学者说：“在幼儿园。”“在幼儿园？在幼儿园能学到什么？”“把自己的东西分一半给小朋友、东西放整齐、有错误要道歉。”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如果道德素养的最重要的道理，在少年时期没有成为习惯，那么造成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可见，无论是小学还是中学，乃至于大学，德育教育都是一门至关重要的课程。

中国自1954年制定第一部宪法以来，曾三次大规模修宪，先后产生了1975年的“宪法”、1978年的“四个现代化宪法”及1982年的“改革开放宪法”。1982年的修宪方式类似于制宪，不仅设立了宪法修改委员会，而且还采行了公开讨论程序、将改宪草案提交各界人士讨论，历时达四个月，比1954年制宪时的讨论时间多一倍。但1982年制宪式的改宪只是使中国从非正常的政治状态回归到1954年的宪法体制而已，并未改革宪法体制。[1]此后，中国又分别在1988年、1993年和1999年对宪法作了三次小规模修正，重点在于从宪法上承认和保障经济改革的成果、改变既有的所有权关系。然而，无论是上述的三次大改还是三次小改，都没有触及国家权力结构，修宪活动的方向显然不是限制国家的权力，而是界定个人权利、调整限制个人自由的程度和方式。

1999年3月的宪法修正案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它虽然只是局部性改动、也并不彻底，但在承认私人财产权的合法性方面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由此将产生重要影响，使社会秩序经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对宪法作了这样的修正之后，个体和私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必然要求在司法实践中不断地重新定义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市民财产权的关系，从而日益凸显出宪法中的内在矛盾，而且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导致体制性危机，进而不可避免地提出更彻底的宪法改革要求。

笔者认为，为了准确把握目前中国宪法体制的特征，也为了了解今后如何在中国重建宪政，有必要认真分析现行宪法的演变、特别是1988年以来关于财产权的三个宪法修正案。依此宗旨，本文首先概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发展的过程、根本规范的主要内容和问题，并具体考察所有制方面的基本争论以及试图在意识形态与社会现实之间寻找某种均衡点的改革措施。其次，透过权力话语的种种修辞来解读在社会结构急剧变迁背景中出台的1999年宪法修正案文本，说明它对现行宪法体制的影响，并揭示国家制度内部存在着的教义性与正当性之间的紧张和冲突。最后，通过分析异质因素的互动关系，展望政治改革以及重建宪政主义体制的可能性。

一、中国宪法修改的历史回顾

1954年9月20日颁布的宪法的总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第1条）；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2]，而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第2条）。在社会经济体制方面，这一宪法明确提出了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一步一步地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第4条），特别强调了全民所有制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和优先性，但同时又承认经济成分的多元化，容许全民所有制的国营经济、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社经济以及个体经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并存（第5条、第10条）。在财产权方面，1954年宪法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以及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第11条），依法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的继承权（第12条），但与此同时也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对城乡土地以及其他生产资料征收、征用或者收归国有（第13条），并禁止任何人利用私有财产破坏公共利益（第14条）。宪法在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这一章里还明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爱护和保全公共财产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第101条）。

但是，这一宪法颁布还不到一年，就掀起了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把原计划到1967年才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下子提前了12年完成[3]。此后不久，又发生了反右派斗争，这场政治运动极大地冲击了1954年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权利（特别是言论自由和人身自由）。一些法学家的护宪主张也受到了严厉批判[4]。1958年，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发表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非常激进地批判了私有财产、商品等价交换、雇佣关系以及其他个人权利[5]。在以后的十几年中，中国又经历了所谓“”式的非理性的社会主义产业化、被称为“四清”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及“无产阶级”等一系列社会动荡，终于使得1954年宪法名存实亡。

【内容提要】农民的分化和农村先富群体的崛起使农村基层治理出现了一种新的模式——“先富能人治村”。在一些地方，先富群体不仅担任了村委会主任，而且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先富能人治村”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带来了哪些问题，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是一个关系到农村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大问题。要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保证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实现，必须从法律、法规及各项制度的完善上规范“先富能人治村”。

【摘要题】党建纵横•基层建设

【关键词】先富能人/治村/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对策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变迁、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的分化，无论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还是在中、西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农村先富群体都呈增长的势头。所谓“农村先富群体”，主要指先富起来的企业家、工商户或种养殖业大户等在改革开放之后率先走上致富道路的相对富裕阶层。他们土生土长在农村，但又基本脱离了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属于新型的农民群体。他们又被俗称为经济能人或“先富能人”。这一群体的崛起使农村基层治理出现了一种新的模式——“先富能人治村”。

目前，“先富能人治村”这一新的社会现象已引起了学术界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关注，如：樊平《“老板村官”日益增多》、谭飞等《老区“富人治村”现象解读》、浙江省民政厅《“先富群体”竞选“村官”现象的调查与思考》、张旭光《先富群体竞选“村官”现象的调查与思考》、顾正喜《我国农村先富群体参政的激励结构及规范之道》等都对此进行了探讨，代表性的观点有三种：一是“先富能人治村”是农村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标志着村干部类型正在由道德权威型向经济能人型转变，是农村社会发展的一个方向。二是“富人村官”能不能以村政为己任，能不能代表农民的利益，能不能严格按照规范行事，是否具备了当好这个“村官”的条件，还有待于时间的检验。三是如何注意和防范某些“富人村官”政治权力的异化，防止他们利用政治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但是，迄今为止的研究，尚未触及“先富能人治村”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带来的影响这一重大课题，特别是“先富能人”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后，如何规范其行为，如何开展党组织工作，如何加强党组织建设，如何通过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的有关法规制度发挥村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等，这些方面的研究还是空白。事实上，在一些地方，特别是江浙等经济发达地区，“先富能人”当选村党支部书记不仅已经出现，而且越来越多，有的地方比例已高达50％以上。而且，随着农村现代化的推进，小康社会将逐步实现，先富群体必然逐步变成大多数。“先富能人治村”使新形势下村党组织建设面临诸多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急需进行深入的调查与研究。这对进一步发挥好党组织及广大党员的作用，促进农村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加速农村致富奔小康进程，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