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问题范文10篇

摘要：随着教育改革不断的深入展开，高等教育同样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只有不断推进教学改革，创新教学方式，优化教学内容，才能够使得高等教育同素质教育接轨。素质教育要求学校注重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综合性人才，钢琴教育作为高等学校艺术专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同时，也对高等学校钢琴教育专业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本文主要从新时代下我国高等学校钢琴教育存在的问题和教学现状入手，分析了改革高等学校钢琴教育的有效策略和方法，以期对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提供借鉴。

关键词：钢琴教育;改革;问题;策略

随着我国素质教育的不断展开，我国的教育事业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社会对于人才的衡量标准不断提升，对于综合性人才的需求量越来越大。音乐教育作为重要的艺术教育形式，具有其他教育无法替代的特征。音乐教育不仅能够使人的情操得到陶冶，同时也能够使人们的智慧被充分开发出来，使人们的综合素质以及艺术审美得到提升，钢琴教育作为高等学校音乐教育的必修课程之一，必须受到重视。就目前情况来看，我国高校的钢琴教育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不仅影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也无法使得钢琴教育的教学效果发挥出来，如果不能够顺应时代的要求，对钢琴教育进行改革和创新，必将影响钢琴教育的长远发展。接下来，笔者就钢琴教育存在的问题以及钢琴教育改革的有效策略和方法进行详细论述。

一、新时代下我国高等学校钢琴教育存在的问题和教学现状

（一）学生自身问题

就目前的高校音乐专业教育来看，学生本身主要存在的问题表现为无法达到学校培养标准要求，高校音乐教育一般注重对学习生的专业能力以及综合能力进行培养，但是，学生却很难达到培养标准，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主要包括学生的基础水平差异较大、基本功薄弱、综合素质不高以及对钢琴的学习兴趣差以及即兴创作的能力较差等。

【摘要】本文阐述了广告制在中国实施遇到的问题,详细分析问题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改革建议,对实际的广告制改革和创新工作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广告制改革建议

广告制是广告公司一方面广告主的市场调查,广告策划,创意,媒体投放,广告效果测评等工作,另一方面为媒体寻找广告客户的双重机制。我国广告制是从20世纪90年代才发展起来的,实施初期曾被中国广告界人士视为通往规范化成熟化的标志,然而制在中国的执行情况并不理想,客户和媒体并存,造成了中国广告市场依旧处于无序竞争和混乱运营之中[1]。因而,我国广告制亟需一些有益的改革措施,帮助其摆脱困境。

1我国广告制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1.1广告主的问题

我国很多大型企业都设有广告部门,承担本企业的广告业务,这些广告部门与企业存在隶属关系,因此缺乏竞争意识,缺乏与其它媒体协调配合的能力,失去了广告部门的中介功能和独立优势[2]。

本文作者：杨洪贵工作单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在澳大利亚的历史上,土著是一个备受折磨、惨遭践踏,同时又非常吸引人的少数民族。¹从白人踏上澳洲大陆起,经过百余年的种族屠杀、种族隔离以及疾病的侵袭,到19世纪后期当地土著人口锐减,以至于人们普遍认为土著是一个注定要灭亡的种族。在1900年7月9日通过的5澳大利亚联邦宪法6的制订过程中,澳大利亚联邦的创建者们几乎未经讨论就通过了有关土著的条款,即宪法第51条26款和第127条。第51条26款的内容是:为了维护澳大利亚联邦的安宁、秩序,促进联邦政府对国家的良好治理,联邦议会拥有对各州除土著以外的任何种族的居民制定特别法律的权力。第127条的内容是,在统计澳大利亚联邦、州以及其他地方的人口时,土著居民不得计算在内。º宪法第51条26款使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放弃了对全国土著居民的责任和义务,致使从澳大利亚联邦建立到1967年宪法改革完成之间60多年里土著事务管辖权属于各州政府,而不属于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成为联邦政府解决全国土著问题的障碍;而第127条则表明,在澳大利亚白人的心目中,土著不是人,不值得计入人口之中,»土著在澳大利亚政治生活中毫无价值。澳大利亚联邦的创建者们就这样用宪法条款将土著排斥在澳大利亚社会之外,从而确立了对土著居民的制度化歧视。澳大利亚宪法有关土著的条款成为歧视土著人的标志,不断遭到人们的批评。20世纪50)60年代,澳大利亚白人与土著的关系日趋紧张,为土著争取平等与权利的运动蓬勃展开,这迫使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相继进行改革,改善土著的地位,提高土著的待遇。1967年澳大利亚通过全民公决进行宪法改革,修改了宪法第51条26款,赋予联邦政府对全国土著的管辖权;废除了宪法第127条,规定将土著人口纳入澳大利亚联邦人口统计之内。1967年的宪法改革被人们称为澳大利亚白人与土著关系史(一个充满不幸的领域)上非常难得的里程碑,被称为白人与土著社会、政治关系史上的分水岭。¹本文拟对1967年宪法改革的由来、结果及其对土著问题的影响进行初步探讨。

一、1967年宪法改革的由来

1911年,南澳大利亚州政府把北部地区移交给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联邦政府开始在所辖北部地区介入土著事务。此后,社会各界就联邦政府是否应该对整个国家的土著事务担负责任展开争论,并逐渐在人们的心目中形成这样的观念:除非联邦政府直接干预土著事务,否则土著状况不会改变。当年成立的澳大利亚土著保护协会就认为,联邦政府干预是解决土著问题的有效途径,是实现土著与其他澳大利亚人的平等、结束种族歧视的有力保障,因为作为代表全体澳大利亚人的联邦政府拥有更多的资源。º1929年一份提交给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报告也呼吁,联邦政府应该承担起保护土著幸福的责任。»鉴于此,1937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召集各州政府负责土著事务的官员开了第一次关于土著问题的全国性会议。在没有全国土著管辖权的情况下,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开始在土著事务上寻求各州政策的协调。二战爆发后,为了补充军队和后方的劳动力,澳大利亚政府招募土著。到1945年9月,大约有3000名土著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在军队中服务,还有一些人受雇于准军事组织。¼由于劳动力缺乏,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开始重视土著事务。为战时需要,柯廷政府(1941)1945年)要求联邦政府接管14项权力,其中就包括管理全国土著的权力,并要求修改宪法第51条26款的内容。1944年澳大利亚就是否同意联邦政府接管这14项权力举行了全民公决,但公决要求选民要么全部赞成,要么全部反对。由于这14项权力有的是相互对立的,结果公决失败,修改宪法第51条26款的愿望也落空了。½尽管如此,这次公决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土著问题,成为二战后澳大利亚宪法改革运动兴起的前奏。二战后澳大利亚的土著问题越来越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之一,宪法有关土著的条款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要求修改宪法的呼声越来越高。其主要原因是:首先,基于对土著的了解和认识的加深,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人同情土著的悲惨遭遇,并要求改变土著的状况。二战后随着广播、电视的普及,人们可以更为便捷地了解有关土著的状况;加之20世纪50年代汽车在澳大利亚人中开始普及,人们有能力和有机会进入土著居住区。这些因素客观上为澳大利亚白人更好地了解土著的状况提供了条件。而一些土著活动家和热心土著事务的进步人士对土著状况的积极披露,更加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人类学家如拉德克利布朗和阿道夫斯耶尔金等皆撰文真实地介绍土著居民的状况,呼吁政府提高土著的地位,要求政府改变歧视土著的政策,并号召全国关心土著,要求给予他们更好的受教育机会,以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人类学家唐纳德汤姆逊曾经长期研究土著居民的生活,他于1949年在墨尔本的5先驱报6上发表文章指出,那些没有见过北部领土、西澳大利亚和昆士兰畜牧场土著的人,是很难想像土著生活境遇的全部悲惨情形的。¹1949年10月5星期日先驱报6曾刊登伦德尔牧师有关土著状况的报道:大城市里没有土著人,某些州甚至把他们限制在6英里以外,不许进入城市。购买必需品时,要到供应土著和贫民的专门商店购买。酒吧、舞厅和游泳池完全禁止土著进入。在20世纪50)60年代,土著活动家费斯班德勒(FaithBandler)就以亲身经历向人们控诉种族歧视给土著带来的巨大痛苦。»1957年澳大利亚土著协会(AAF)的一位秘书艾琳迈克雷斯(IreneMcllwraith)被派往沃尔格特(Walgett),调查那里发生的种族冲突,她对当地土著极为贫困和备受歧视的状况感到非常惊讶。后来她根据自己在土著居住区的所见所闻写了一份反映土著悲惨状况的报告,并分别呈交新南威尔士州和联邦政府的官员、政党领袖、议员等并提供给报社,引起了很大的反响。¼其次,随着二战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白人与土著的交往日益增多,由此导致白人与土著关系紧张。土著与白人的纷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越来越多的土著从保留地和其传统的居住区迁到非土著社区的边缘居住下来,这引起了白人的不满和担心,他们害怕土著的到来会影响自己的生活,因而要求联邦政府在国家层面上加强对土著事务的管理,尤其是对土著跨越州界迁移的管理。南澳大利亚州首席检察官邓斯坦(Dunstan)就曾抱怨:大量土著从北部地区流入南澳,联邦政府应对此负责。0½另一方面,随着二战后澳大利亚矿业和牧业的发展,经济开发活动深入到以传统方式生存的土著地区,对土著的生存构成了严重威胁。为保护自身利益,土著开始起来斗争。例如,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澳大利亚北部的土著团体开始行动起来,保卫他们的土地免受采矿公司的侵害;南方各州的土著亦为拥有传统的保留地而斗争。¾在昆士兰和北部地区,采矿公司不断深入土著的保留地和基督教传教团所在地,也引发了一系列围绕土地权问题而展开的斗争。1963年北方伊尔卡拉地区(Yirrkala)的约格人(Yolng)就向联邦政府提交了一份树皮请援书,抗议采矿公司占据他们的土地。¿在这些纷争中,土著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再次,国际社会反种族歧视的运动对澳大利亚的土著问题产生了重大影响。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5世界人权宣言6,其中第二条规定:人人有资格享受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0¹联合国有关人权的基本原则成为指导澳大利亚土著为维护自身权益而斗争的思想武器,同时联合国还成为土著给联邦政府施加压力的合法渠道。著名土著事务活动家杰西斯特里特(JessieStreet)曾经希望通过英国反奴隶制协会向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人权委员会申诉澳大利亚土著的人权问题,但遭到多方阻挠,未能如愿。为了直接与联合国接触,后来史瑞特主张建立全国性的澳大利亚土著机构并得到人们的支持,º并于1958年2月成立联邦土著进步理事会(FCAA)。全国性土著机构的建立为澳大利亚土著与国际社会的接触提供了方便。经过长期努力,1969年澳大利亚土著代表团最终到达纽约,向联合国秘书长直接提交了关于澳大利亚土著状况的报告。国际社会也开始关注澳大利亚土著的命运。1945年旧金山会议上,澳大利亚被列入种族主义阵营0。1949年苏联代表团团长A维辛斯基在联大特别政治会议上揭露澳大利亚对土著的暴政和土著的悲惨状况,呼吁国际社会对其予以关注。»1952年联合国大会总务委员会则把澳大利亚的同化政策与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相提并论,一起列入议事日程,二者在大会上受到同声谴责,如一些非洲国家把澳大利亚说成是亚洲的南非0。1963年6月联合国托管理事会会议上,苏联代表直接批评澳大利亚代表,指出澳大利亚宪法第127条就是歧视土著的最好证据。¼有鉴于此,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尤其是60年代,澳大利亚联邦和各州政府开始把土著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并开始废除有关歧视性的法律和给予土著相应的权利、待遇。1962年澳大利亚联邦取消了对土著选举权的限制,1966年取消了对土著社会保障的限制并在同年签署了5关于消除各种形式的种族歧视的国际公约6。½各州政府也积极响应,1962年南澳州通过的5土著事务法6成为州政府放弃对土著生活实行家长制控制的开始,西澳州和昆士兰州也分别于1962年和1965年给予了土著选举权。1965年南澳州政府明确表示放弃同化政策,实施一体化政策,成为全国土著政策转变的信号。1966年南澳州通过5禁止歧视法6,禁止基于种族或者肤色的歧视和偏见。¾这些改革成为澳大利亚宪法改革的先导。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国内各派政治势力对宪法改革的紧迫性的认识日益加深。1962年工党议员金比兹利(KimBeazlay)极力主张废除宪法第127条和修改宪法第51条26款,立即在议会和联邦政府内部产生反响。总理孟席斯同意废除宪法第127条,但不同意修改宪法第51条26款。他认为单独为土著立法是对其他澳大利亚人的歧视。1965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向议会提交一项宪法改革议案,该议案提出废除宪法第127条,而宪法第51条26款维持不变。议会通过了这个议案,但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即实施宪法改革的必要步骤)))全民公决。最终该议案的设想未能实现。1966年霍尔特(Holt)政府上台后顺应潮流,于1967年3月提出了修改宪法议案,该议案要求废除宪法第51条26款中除土著种族以外0的语句和宪法第127条,并确定于1967年5月27日进行全民公决。这个议案得到了澳大利亚社会各界的支持和欢迎,政治家、进步社团、民主人士、报刊和其他媒体纷纷表示赞同,力陈宪法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呼吁澳大利亚人投票支持。

二、1967年全民公决的结果及存在的问题

1967年5月27日澳大利亚就有关土著问题的宪法修正案如期举行全民公决。该宪法修正案试图授权联邦政府做到两点,即:为全国的土著立法和将土著人口纳入人口统计之中。全民公决向选民提出的问题是:你是否赞成修改宪法,废除有关土著的条款,以便在统计人口时把土著计入其中?公决结果令人振奋,所有州对该宪法修正案的支持率都很高,全国以接近90%的支持率通过了该宪法修正案(见表1)。公决成功对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致力于宪法改革以谋求改变土著地位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胜利。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这次宪法改革胜利的背后也存在着很多隐忧,它们预示着宪法改革虽已完成,但要想实现土著与白人的真正平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首先,这次全民公决虽以高票获得通过,但澳大利亚白人社会对土著的接纳程度依然有限。在对宪法改革议案的公决中,澳大利亚人的热情普遍高涨,并最终以非常高的支持率通过了宪法改革议案。但是在1967年5月27日举行的全民公决中,土著人口多的地方,人们多投票反对宪法改革;而城市和土著人口少的地方,人们多投票支持宪法改革。¹具体来看,土著人口比例较小的塔斯马尼亚、维多利亚和新南威尔士的支持率超过或接近90%;而土著人口比例比较大的西澳、昆士兰和南澳的支持率相对要低一些,其中西澳最低,仅为78.84%,反对者竟占18.56%。支持宪法改革的人们绝大多数是那些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与土著接触或一起生活过的人;而那些经常与土著接触,必须和土著交往的生活在农村及边远地区的人们却不乐意这样做。还需要指出的是,在1967年全民公决中,北部地区和首都直辖区的居民未能参加投票,参与投票的只是6个州的选民而已。而当时北部地区的人口大约有7万多,仅土著人口就有2.1万,¹约占当地总人口的13。所以,北部地区和首都直辖区的居民对无法在关系切身利益的问题上表达意见极为愤怒。就在投票当天,他们在艾丽斯斯史普林斯(AliceSprings)举行了一次抗议示威游行活动。º可见,澳大利亚白人社会对土著的偏见依然很深、对土著的接纳程度依然非常有限。而且,偏偏是那些经常与土著打交道的人们不接纳土著,甚至许多有善良愿望的白人,一旦真要他们与土著做邻居,则又难免忧心忡忡。»这反映出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即:澳大利亚白人虽然在道义和法律上认可了土著的存在,但在心理上、在现实生活中却不愿意接受土著。其次,各派政治势力普遍支持宪法改革,但执政党(自由党)与反对党(工党)及民间团体支持宪法改革的出发点有所不同。自由党联邦政府进行宪法改革的主要出发点是应对国际压力,而不是真正从内部改善土著的处境。这与反对党和民间团体将宪法改革等同于联邦政府负责全国土著事务、切实促进土著处境快速改善的愿望形成对比。这也是公决成功后五年里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在土著事务方面无所作为的重要原因。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广泛,土著政策成为澳大利亚参与国际交往的重大障碍。在冷战格局下,当澳大利亚充当美国的伙伴、为美国对抗苏联而呐喊助威时,才发现自己由于歧视土著而处于尴尬之中0;¼种族主义的坏名声使澳大利亚的国际影响力也大打折扣,在今天种族主义被明确地归类为一种疾病的世界上,澳大利亚因为它的白澳政策而背有种族主义的坏名声。我们参加国际上的讨论,提高我们的嗓音时)))在保卫人权、维护人类福利方面,我们应该大声疾呼)))我们的发言由于整个大陆遍布着成千上万蜷缩在垃圾堆上的被歧视,被压迫的人民而变得一文不值。0½在推进宪法改革的过程中,孟席斯和霍尔特当政时所考虑的主要是如何缓解国际社会的压力,如何消除国际社会谴责澳大利亚种族主义政策的口实。1965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提出废除宪法第127条的议案,当时孟席斯在议会中说道:宪法第127条与我们国家的形象完全不协调。0¹1967年5月26日,即就宪法修正案进行全民公决的前一天,霍尔特在呼吁选民支持改革的讲话中就说道:除非我们对宪法改革表示支持,否则就会破坏澳大利亚的形象和声誉,使世界各地渴望公正的人们对澳大利亚另眼相看。这说明,当时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进行宪法改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而不是真正出于澳大利亚社会追求民主、平等以创建现代文明国家的内在冲动。于是,1967年宪法改革成了当时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向国际社会表明自己的立场、消除国际压力,以利国际交往的一种手段。因此,孟席斯和霍尔特政府对改善土著的地位并不热心。孟席斯政府在1965年提出了废除宪法第127条的议案,并获得了议会通过,但却不按照修改宪法程序的要求进行全民公决。霍尔特在全民公决时就清楚地指出:联邦政府没有计划发挥新的作用,或者在土著政策方面进行新的变革。»宪法改革成功后,霍尔特政府成立了一个小小的办公室)))土著事务办公室(OfficeofAboriginalAffairs)。该办公室是一个咨询机构,最初仅有3名工作人员,主要是调查和确定土著最紧迫的需要。1967年11月,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又成立了由HG库姆斯为主席的土著事务理事会(CouncilforAboriginalAffairs),协助土著事务办公室的工作。¼1968年,时任总理约翰戈顿认为,土著问题与白人失业和贫困问题没有什么差别,并在当年7月12日于墨尔本召开的联邦与各州土著事务负责人会议上指出,联邦土著事务办公室与联邦土著事务理事会的主要任务是向各州提供资金、信息支持,与各州政府密切合作,通过各州政府的组织机构来处理土著事务。½可见,联邦政府并不急于承担起管理全国土著事务的职责,而是依然寄希望于各州政府。在1967年公决成功后的5年时间里,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并没有真正担负起对土著的责任和义务,土著的生活依然处在各州政府的控制之下,土著的处境也没有明显的改善。土著虽然名义上已成为澳大利亚的公民,但是他们依然没有完全的公民权,以至于被称为没有权利的公民0(citizenwithoutrights),他们被剥夺了自由交往的权利,法律依然限制他们在一些城镇及附近进行活动。¾与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相反,反对党和民间团体及进步人士却普遍将宪法改革与联邦政府切实负责土著事务、切实改善土著处境联系起来。反对党领袖惠特拉姆就认为,宪法改革会使联邦政府为土著)))这个国家中一群被贫困和疾病包围的人们)))真正做点事情,至少可以用整个国家的资源来改善土著的生存状况。¿他还认为,如果公决以绝对多数通过,联邦政府就应该立即采取行动解决土著问题。À在呼吁民众支持宪法改革的过程中,各种报刊也表达了同样的期望。1967年5月下旬5时代报6载文称,宪法改革会为改善土著的健康、教育和住房状况铺平道路,会给土著过正常人生活的机会。5悉尼先驱晨报6载文指出,宪法改革的目标就是给予联邦政府确切的权力,以为处在困境中的土著提供切实的帮助。联邦土著与托雷斯海峡岛民进步理事会(FCAATSI)把联邦政府对土著事务担负更大的责任说成是公决的必然结果。作为该理事会新南威尔士负责人之一的菲斯班德勒认为,修改宪法和给予联邦政府以责任,土著就会获得平等的权利和公平的机会。1967年5月19日摩根盖洛普一次民意测验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受调查的人认为,宪法改革必然给予土著平等的机会,并改善他们的处境。¹反对党和民众认识到了土著问题的紧迫性,他们中的多数是从真正改善土著地位的愿望出发去支持宪法改革的。尽管在1967年宪法改革中执政的自由党和反对党的出发点不同,但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即都赞成宪法改革,这也是1967年全民公决以绝对多数通过的原因。

摘要：目前，我国社会养老形势日趋严峻，养老保险制度面临问题较多，养老基金缺口较大，企业负担沉重，相关法律缺失，已经影响到社会的安全与稳定。本文剖析了我国养老保险改革问题的现状、面临的困境，并进而提出若干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养老保险现状问题改革

一、现状

（一）制度“盲区”：保险对象游离于制度之外

在学术界，中国城市养老保险体系的涵盖对象被分为两部分：非正规和正规就业人群。那么，什么样的人才属于城市非正规就业人群？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刘贵平的定义是：非正规就业人群不仅包括近年来的下岗职工，还包括在城市的农民工、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以及自由职业者。在非正规就业人群中，有一半以上游离于养老保险制度之外。也就是说，中国整个养老保险体系在其覆盖面上十分有限。

是什么原因造成城市养老保险体系在这一环节出现“盲区”？“这些人要么是老板没有为他们缴纳部分养老保险金，要么是没有老板为他们办理养老保险事宜，这就使得他们不仅失去了雇主缴纳所带来的那一部分经济利益，而且还必须自行承担制度风险，因此导致这部分人群在可能的情况下宁可选择个人储蓄和人寿保险，也不愿选择社会养老保险。”

摘要：中国历史上乡镇建制经历了“乡官制”、“职役制”、“自治制”和“政党制”下的多次变革，期间或延续或中断、或重视或忽略、或继承或革新，且表现为地域性、宗法性、自治性、零散性、非固定性等等特征。可以说，迄今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的乡镇政权像中国这样频繁变动、混乱无序。当前我国乡镇改革的实质和核心问题是，重点解决政党政治与政府政治互相交叉，国家政权与农民自治互相渗透，“条条”与“块块”互相分割，“事权”与“财权”互相脱节的问题，建立精干高效的农村行政管理体制和公共财政制度，提高社会管理和服务水平。

关键词：乡镇改革；历史阶段划分；改革思路转变

“乡镇”作为国家设置的一种地方行政建制，应保持其行政地域的完整性，人口规模的适度性，管理层级的有序性，机构设置的合理性，职能定位的科学性，组织制度的规范性，政权名称的固定性。但中国乡镇建制在历史上却经历了“乡官制”、“职役制”、“自治制”和“政党制”下的多次变革，期间或延续或中断、或重视或忽略、或继承或革新，且表现为地域性、宗法性、自治性、零散性、非固定性等特征。可以说，迄今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的乡镇政权像中国这样频繁变动、混乱无序。因此，进一步厘清我国历史上的乡镇演变轨迹及其发展规律，对于全面认识和推动当前的乡镇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乡官制”下的乡镇改革

“乡制”始建于西周。秦汉时期达到高潮，魏晋南北朝以后逐渐废弃。正如有的学者指出，“事实上，乡制到了唐代，已经名存实亡”[1]（p200）。总体而言，周代的“乡遂”建制及管理方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据史载，“西周初年，大小国家和部落多至数百个”[2]（p25）。周王朝为了加强对乡里社会管理与控制，即建立“六乡六遂”制度。据《汉书》记载，“在邑为里。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乡，万二千五百户”[3]。可见，此时的“乡制”规模较大，层级划分细致，注重“相保、相爱、相葬、相救、相賙、相宾”等社会功能。这时的“乡官”之职皆有品级，“邻长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级，至乡而为卿也”[3]。自西周至战国800余年，虽然诸侯争霸但仍沿袭周代的旧制，如鲁国实行“三郊三遂制”[4]，齐国实行“国鄙制”[5]，等等。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这种普遍的混乱状态下，王权乃是一种进步的因素”[6]。

我国自秦朝至清末的两千多年“王权止于县政”，乡里组织一般是以“什伍编制”为起点，以“什伍相保”、“什伍连坐”为基本组织原则，构成了国家政权体系的末梢而成为“治民之基”[7]。对此，有学者指出：“为了控制目的而把民众分成小单位的基本思想，连同其变异形式和更细致的形式（最著名的是保甲制）在以后的帝国时代，甚至晚至民国时期仍行之不缀”[8]（p52）。因此，秦朝的“乡制”改革对后世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据史载，“大率十里一亭，亭有亭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9]。可见其主要特点，首先是在乡、里之间增设了“亭”，且乡、亭之间没有统属关系，“亭”属于警察系统，负责地方治安和官府文书传递，亭长的选用和升迁由县令控制，“实亦半官式之地方行政机关”[10]（p95）。由此造成了“乡”与“亭”平行运作，职能交叉，层级混乱，机构膨胀，人浮于事，如在汉代设有亭长、亭佐、亭父、求盗、亭侯、亭掾、亭卒等职，“自亦兼及民事，理辞讼”，俨然像一个小王国[11]（p241）。其次是秦朝政府授予地方官员一定的权力，即根据人口多寡可随时调整和变动“乡”的建制规模及员额编制，从而使后来的“乡”建制规模越来越小，地位和作用也逐渐降低。魏晋初期，“凡县五百以上置一乡，三千以上置二乡，五千以上置三乡，万以上置四乡”[12]；而到隋唐时期，“乡”的规模仅为500户左右，简直与周代的“万户之乡”无法相比。最后是“乡官”隶属关系复杂，各自为政，肢解了基层政权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如在秦汉两代，“有秩”隶属于郡，“啬夫”隶属于县，“游徼”隶属于都尉，“乡佐”隶属于乡，“乡三老”虽非官职却深得皇帝的重视与奖赏，有时可与州县官吏分庭抗礼[13]，甚至还出现了“民但闻啬夫、不知郡县”这一独特的政治现象[14]。于是，“中唐以后，随着均田制的废弛、两税法的实行，地主阶级内部结构发生了变动，原来实行乡官制的乡里制度，已经开始向职役制转化”[15]（p134）。

【摘要】在全球人口老龄化的大潮下,老年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成为养老保险的重要动因,我国也不例外。在我国,养老保险可以划分为城镇企业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和农村养老保险。本文从这三种制度的发展历程、存在的问题以及在借鉴他国经验的基础上应采取怎样的改进措施做了相关的阐述。文章最后对世界和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趋势进行相关的总结和论述。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改革趋势

奥地利国际应用系统分析学会研究员卢茨曾说过“如果20世纪是人口增长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将会是人口老龄化的世纪”。人口老龄化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成为我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的7个重点之一。从世界范围来看,人口老龄化是一个渐进而普遍的过程。19世界60年代以前,世界上还没有老龄化国家。1865年,法国率先成为老年型国家,接着瑞典在19世纪末,德国、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末,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也相继进入老年型国家,而中国则是在2000年末跨入老年型国家的行列。然而,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随着21世纪上半叶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深,人口老龄化呈现出巨大的地区差异。我国的人口发展演变趋势则带有一定的政策性。首先是建国后到20世纪70年代,我国的人口成盲目的增长状态,相应的人口趋向于年轻化。但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台,我国人口开始趋向于老年型。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速度明显加快,全国“60老龄化系数”(60岁及其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1982年的7.63%到2000年的10.64%,增长趋势明显[1]。众所周知,我国在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呈现出非良性,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人口老龄化呈现出显著的地域性差异;人口老龄化呈现出明显的城乡差异;老龄化的速度与经济增长的速度不一致,即未富先老等。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增长趋势,在引发了对个人福利、企业的效率、政府的财政支出以及国家经济增长等一系列经济性影响后,更多的影响到的还是一国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因此,人口老龄化也成为我国乃至世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重要动因。顾名思义,养老保险是国家立法强制征集社会保险税(费),并形成养老社会保险基金,当劳动者退休后支付其退休金,以保证其基本生活需要的社会保障制度[2]。纵观人类养老保险的整个历史演进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其间经历了多次制度变迁。具体到我国,养老保险经过了一系列的改革,有局部的和短暂的也有长久的和意义重大的,其中以从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的转轨和从单一支柱养老金制度向多支柱养老金制度的转轨最为重要。具体的养老保险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种子制度。

一、中国城镇企业养老保险

我国的城镇企业养老保险由基本养老保险和个人账户制度组成,实行部分积累模式(主要考虑人口老龄化的影响,现收现付制难以良好的完成退休高峰期的养老金支付),个人账户完全由个人缴费完成,缴费数额为本人缴费工资基数的一定比例。另外,企业补充养老保险(企业年金)是一个令人关注的方面,近年来对企业年金的研究层出不穷。自《劳动保险条例》的实施以来,我国的“国家保险”模式初成,但是覆盖面十分的单一,仅限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正式职工。时期,养老保险制度遭到一系列的破坏,管理机构被取消,退休费用社会统筹被取消,此期间基本养老金没有调整机制。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养老保险改革试点全面展开,开始了“企业保险向社会保险转变”,并且使养老金开始由企业完全负担向多方负担转变,但是在这一期间政策制定、监督机构与政策执行机构之间的制衡机制还没有形成。自1995年开始,我国引入了“个人账户制”,开始了“个人账户和社会统筹相结合”的探索,但是其间又过分强调了效率而忽视了公平。从上也可以看出,我国目前的城镇企业养老保险存在着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在其他国家或多或少的得以体现和解决,其教训和经验值得我们吸取和借鉴。例如,进入21世纪的德国,公共养老金保险体系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收支平衡压力,在2001年颁布的《养老保险改革法令》中提出:大力发展商业养老保险,以改变养老保障过分依赖公共养老保险体系的局面。如可以直接进行养老储蓄补贴,免税特别支出等。另外,德国在2004年3月推出了扩展原有的公共养老金指数计算公式,将整个养老保险体系的赡养比率计算在内;将德国的法定退休年龄由65提高到67。在一定程度上,我国普及商业养老保险作为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中的组成部分,也作为养老保险制度的重要补充,可以有效的减轻社会和企业压力,扩展个人账户。如福利型国家英国,以全社会范围的“经济状况调查”为依据的国民社会资助是基本国家养老保险的补充部分,另外,英国对于“提前脱离者”提供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如更换工作者可在其与原先雇主与新雇主达成协议的前提下,将其养老保险权益移至新雇主处,这是比较理想的一种方案;更换工作者可以直接取回自己缴纳的保险费,但没有利息,对于英国人来说选择第二种方案的人较多[3]。我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问题,也可以借鉴英国的有关经验,对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接续进行合理的管理。

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

一、现行失业统计存在的问题

（一）失业定义中的“工作时间”定额太低

在我国的调查失业定义中，把在调查标准时间前一周内从事有收入的劳动时间不足1小时者均视为失业人口。而国外的情况是：美国规定为在调查周内工作不满15小时，法国规定不满20小时者即为失业，他们的工作时间均超过正常工作时间的1/3甚至达到一半。这样一来，我国的工作时间标准就显得偏低，而且现实生活也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一周工作一小时，按照我国目前的工资水平，一个普通人显然不能维持其正常的生活。

（二）统计范围狭窄

我国目前对外公布的只有城镇登记失业统计，它以户藉为依据、是二元户籍管理制度的产物，是户口与就业等各种社会待遇挂钩的结果，其统计的范围与国际通行的失业统计相比要小很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不包括城镇非常住人口。我国的失业统计按常住人口登记的原则进行劳动力抽样调查，而事实上，我国人口流动数量巨大，每年光是从农村流向城市的农民工就有数千万，如果不对这部分人口进行失业统计，那么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政府不能知道流动人口的失业率，对其无法控制；而流动人口本身不能知道自己在本地区是否存在很高的失业率，不能对自己的工作流向有很好的了解，造成了盲流现象和社会的不安定。

课程改革是围绕课程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但仅仅关注变化的内容本身可能还是不够的，还需要关注支撑、支持这些变化背后的原因或动力，如这些变化的本质是什么、如何判断这些变化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促使这一变化的改革主体的观念假设和思维方式是什么，等等。换言之，我们不能仅仅关注“课程”，更要关注“课程”的“改革”，研究与课程改革相关的深层次的前提性、根本性问题。这些问题关系到整个课程改革的合理性、合法性和可能性，因而也关系到我国课程改革能否持续、健康、有效地发展。本文将从哲学的视角对这些问题作一思考，以求教于方家。

一、课程改革的观念假设

假设(assumption)，也叫假定，是我们所持有的对于世界和自己的处境自以为正确的观念(beliefs)。作为课程改革的主体，我们的头脑中也存在这样的假设。这些假设就是主体认为确定无疑、行之有效、理所当然的观念。假设直接影响着我们如何看待课程和课程改革以及采取相应的行动。假设具有潜隐性，它赋予课程改革的主体及其行动以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思考与行动的基本框架。假设具有长期性，它会长时间甚至永远占据着我们的心灵，并支配着我们的行动。因而，有必要把支撑课程改革活动的观念假设揭示出来，并加以反思。

课程改革并不只是课程的简单更替，它实际上还是与课程关系密切的人们的知识观、教育观和人性观(儿童观)的变革。这三者共同支撑着课程改革，因而对课程改革的反思首先意味着对这三者的反思。

课程改革离不开知识观的改变。知识观是人们对什么是知识、知识有什么性质、什么知识最有价值、有什么样的价值、知识从哪里来、如何获得知识等问题的看法。当我们认为儿童个体的经验知识最有价值，知识是不确定的，只有通过儿童的活动才能去发现时，我们就会倾向于设计出儿童中心、活动中心的课程；当我们认为社会的、种族的经验知识最有价值，知识是确定的，只有去接受时，我们就会倾向于设计出学科中心的课程。

课程改革也离不开教育观的改变。这里的教育观是狭义的教育观，指人们对学校教育(包括教学)的本质、目的、价值等的看法。“在当代，课程是通过学校这样的特殊机构来传授的。鉴于这些机构是教育制度的组成部分，因而课程也体现着教育所持的观点，或者说体现着各种不同的教育观念——关于教育事业的目的以及关于应当如何进行教育所持的观念。尽管这些观念并非总是被明确地表述出来，而且常常被人们看做是理所当然的东西，但它们却对课程的形式产生着影响。教育观念不同，课程所强调的东西和教学活动方式也极为不同。”当我们认为教育的本质就是将既定的知识传递给学生，教师就必须发挥“权戚”的作用，教育的目的就是要让学生适应未来的生活时，我们就可能会选择那些人类精华知识进入课程。当我们强调教育的本质就是解放学生，教师只能发挥“非指导”的作用，而教育的目的就是学生个性的自我实现时，那么，我们就会设计出人奉主义课程。

[提要]中国宪法应当从“改革宪法”向“宪政宪法”转变，作者以此为基点，结合20年来经验，讨论宪法改革面临的理论问题。首先，宪法之根本法则由以人本和自由为核心的价值法则、张扬人民主权的政治法则和体现程序理性的程序法则构成，蕴涵道统、政统和法统，是宪法合法性、权威性和稳定性的终极来源和根基。其次，宪法作为法律应具有的效力有赖于违宪审查和宪法诉讼，但不是宪法的一切内容都要司法化；应区分宪律与宪德，并按法治的要求加以识别和转化。其三，界定违宪主体和违宪行为应以立法模式为主兼及治理模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宪法监督要体现人民主权和程序理性的完好结合。最后，宪法是价值法则通过政治法则和程序法则在公共领域里的运用，以约束权力和保障权利为核心；宪法改革应围绕宪法核心问题，调整好国家权力与阶级结构的关系、国家权力内部的横向、纵向关系以及执政党与国家政权机关的关系；同时，转化使用走进权利时代过程中的积极要素，将人权概念引入宪法，并改进权利体系和权利救济。

关键词根本法则宪政宪法效力宪法渊源权力体制权利保护

引言：宪法与改革

纪念现行宪法颁布二十周年，重温修宪、行宪的历程，百感交集。二十年前修宪之时，思想解放方兴未艾，经济改革起步未久，市场经济体制和依法治国方略皆未确立，要制定一部能行之久远的宪法，何其难也。尽管我们不能说，修宪者们对许多基本理论问题都有明确而且正确的答案[1]，但是，他们就一些重大而又困难的问题所作的决断，可谓果敢无畏，意义深远。例如，和平时期修宪之通例乃是以被修改的宪法为基础，1982年修宪却决定不以1978年宪法而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2]；两院制问题提出后[3]，经过自由讨论，决定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4]；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把公民权利和义务一章放在国家机构一章之后，修宪者决意将这一章提前[5]。这类政治决断，吸收了中国宪政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6]，算得上重大的宪法改革。

20年来的行宪史，也是宪法的变迁史。宪法且行且改，可以说，是一部“改革宪法”。它为认可和推动改革而制定，又因改革而屡屡修改。现在应考虑的问题是，宪法不单要跟着改革的步伐走，不断确认和巩固改革的成果，还要更多地引导改革、指导改革，为改革留出必要的空间，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华文明的传弘提供宏大而坚固的理论和制度框架，并在必要时能够限制改革、约束改革。从世界宪法史看，大致说来，有三种类型的宪法，一是“革命宪法”，一是“改革宪法”，一是“宪政宪法”[7]。“革命宪法”创制于夺取政权的革命时期，旨在从法律上确认和巩固革命成果。它的合法性基础不是过去的法统，而是革命本身。“改革宪法”出现于因国家的形势和任务发生很大变化而必须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广泛领域推行大幅度改革的时期，旨在确认和巩固改革成果，维护改革所需的秩序。它在把改革成果合法化的同时，也不得不改革自身。由于改革既不同于革命又具有某种革命的意义，既依托原有体制又在很大程度上改造原有体制，所以，“改革宪法”的合法性基础既是现有法统，又是改革本身。这决定了无论实体方面，还是程序方面，都在一定程度上允许违宪改革、违法改革。倘若“革命宪法”已然成功了却合法化问题，“改革宪法”这一过渡时期或许成为不必。“宪政宪法”出现于革命或改革已基本完成并确立宪政体制和法治原则之后。这个时候，不仅有宪法，而且有宪政；不仅有法律，而且有法治。宪法真正享有最高的法律权威，国家和社会管理的一切活动，包括各方面的改革，都纳入宪法和法律的轨道。一切权力危机，皆为宪法危机。一切重大改革，皆为合宪改革。“宪政宪法”既是改革的，又是守成的；既是发展的，又是稳定的；而且，守成和稳定的成分占居主导。惟其如此，宪法方可为安邦定国、长治久安之基石。

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并强调发扬民主，加强法制，意味着中国宪法在经历了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的曲折后开始从“革命宪法”向“改革宪法”转变。现在，我们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口，应高瞻远瞩，继续推进宪法改革，逐步完成从“改革宪法”向“宪政宪法”的历史性转变。

在中国，与水电相关的技术已经达到一个较高水平，尤其是大坝建设已具备一流水平，但水电建设的关键技术还是需要从国外引进。例如在国内如葛洲坝、长江三峡水电站等的建设过程中，设计和制造都是由国内的技术人员完成，然而相关设备都是国外引进。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电力制造能力还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1.4企业自主开发少随着我国电力技术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电力行业逐渐分离向三个方向发展：分离发电，输电和配电，并准备将这三个方向逐步发展成为三个独立市场。要想实现这一技术目标，不仅需要对体制进行改革，还要进行技术改革。信息技术是技术改革中的核心部分，离开信息技术是无法实现这一目标的。目前我国很多电网信息技术都是引进国外已经相对成熟的系统，而并不是电网企业进行自主开发出来，因此我国还没有对信息技术进行重视，对电力信息技术创新还未有足够关注。

一、我国电力技术落后原因

1.技术创新管理分散由于国内水电、核电、环保等相关产业都是分由不同部门进行开发和管理，这就导致技术创新的管理较为分散，没有一个主要部门对各部门间的相关工作进行协调和监管，无法形成一个大规模的电力研究机构，使得我国电力技术无法进入一个新局面。此外，电力行业内的制造企业、发电企业和经营企业也都各自进行管理，使得电网经营企业虽然颇具实力，但不愿资助相关产业进行进一步的技术研发。

2.电力技术研究投资偏低依照国内相关大型企业的规定和要求，05年之前，每年我国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经费投入应当要超过年总销售额的百分之五。但目前我国在电力技术创新方面的经费投资还不到年度总销售额的百分之一，仅这些费用还要分配给不同的职能部门，真正对店里技术创新方面的投资十分少。

3.创新性人才匮乏我国在教育方面一直是使用应试的教育体制，这种应试教育对只是的传授太过于注重，而忽略了学生自身的能力和潜能，这就导致许多学生创新能力不足，我国创新性人才匮乏的现象。再加上目前我国店里行业在使用设备方面完全依赖国外进口技术与设备，造成国内电力行业内技术创新开发发展得十分缓慢。

二、大力创新我国电力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