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取向范文10篇

第一阶段市场机制逐渐增强

改革目标不够明确

第一阶段（1978年至1991年）是探索发展阶段。改革的主线是探索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其核心是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引入市场机制，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多方面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提出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决定首先启动农村改革。从此，中国经济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十二大在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上打开了一个缺口，提出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正确划分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各自的范围和界限，把实行对外开放作为我国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并进一步提出要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开始启动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十三大使市场取向的改革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要实行“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使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更加明晰。

伴随着理论的深化和思想的解放，改革实践也日趋深入。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废除制度，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搞活了农村经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在城市进行了包括企业体制、计划、物资、劳动工资、金融、商贸、物价、财税等多方面的改革，其重点是国有企业从扩权让利到两权分离和承包经营的机制转变，其关键是价格体制从调放结合、双轨制到市场定价的过渡。与之相应，计划体制方面指令性计划大幅度缩小，指导性计划成为主要形式，市场机制的作用逐步增强；财税体制进行了财政包干、利改税和健全税制的改革；金融体制方面建立了中央银行体制，发展了专业银行等多种金融机构，积极培育金融市场，配合股份制试点开始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成立沪、申两个证券交易所。对外开放方面，从设置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到开放沿海经济带，并积极吸引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开放格局不断扩大。总的看，这一阶段的改革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还不够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尚未正式确立。

第二阶段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

摘要:近年来,农民工“退保潮”一直在拷问着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这么一个有着美好愿望的制度设计为何不能受到农民工朋友的青睐,为何成为公共政策失效的案例?本文从公平的角度出发,通过分析我国养老保险政策及各地方相关规定,揭示了当前我国养老保险制度运行过程中的困境根源于养老保险制度设计时公平的先天不足,提出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应更加注重公平的价值取向,在制度设计时保证参与人享有同等的参与机会、参与标准。只有首先解决了公平问题,才能逐步实现养老保险的效率,达到公平与效率的和谐与统一。

关键词:养老保险公平效率价值取向

1前言

1.1问题的缘起

2004年以来,在流动就业人口大量涌入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陆续爆发了农民工“退保潮”。据统计,广东省东莞市2004年有105万人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年有40万人退保,2007年退保人数达到60万人次;深圳市2007年已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外来工总数为493.97万人,退保人数高达83万,占外来工参保人数的16.8%。截至2007年年底,珠海市养老保险参保总数已达68.8万人,外来工有38.7万人,其中农民工参保34.2万人。2007年全年农民工退保人数有14.2万人次,占农民工参保人数的41.5%。

1.2退保之因

本文作者：顾美英工作单位：江苏警官学院

司法改革应以什么作为理论背景,应定位于什么样的目标?也就是说我国司法改革过程中应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这是司法改革所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没有一个正确的价值取向,则司法改革有可能背离司法的精神实质。笔者认为,司法公正是司法改革的重要原则,司法效率是司法改革的又一基本价值取向,司法程序安定是司法改革不可或缺的价值目标。

一、司法公正是司法改革的重要原则

司法公正是司法制度赖以存在和具有至上权威的基础,是司法永恒的主题,它所反映的是司法活动固有的维护公平、主持正义的价值准则。司法是否公正,对公平、正义观念能否成为社会的主流风气,对社会公众能否对法律形成普遍的信仰和尊重,对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能否真正实现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司法公正是法治的题中之义,是司法制度赖以存在和具有权威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司法改革的根本原则。具体到法律制度中,公正就表现为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实体公正,是指实体法律对人们权益的规定与其所应得到的权益相一致,以及法院所做的裁判能使每个人所应得的权益得到完全保障。程序公正,是指在法律的具体运作过程中充分保障每个人的权益。在我国的法官队伍中普遍存在着只要审判结果正确、过程无所谓的观念。尤其当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发生矛盾时,多数法官的选择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偏向实体公正一边。认为/不能以牺牲实体公正的代价来保证程序公正0,/审判公正(实体公正)才是我们进行诉讼所必须达到的最终目的0,/如果遇到程序公正与审判公正真的发生冲突时,应当允许善意的违背程序公正0。此种观点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具有普遍性,它反映了我国司法实践中重实体轻程序的现实。但实体公正缺乏必要的预定标准,因而司法实践中必然因为司法人员的政治观点、道德倾向的不同而影响案件的处理结果不一,并且对有的案件来讲,实体公正的判断存在一个标准不一的问题。而程序公正的标准是是已定的,司法人员可以直接对照而决定自己的司法行为。所以强调程序公正比强调实体公正来得更为实在。从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的冤假错案来看,造成错误的大都是司法人员违反法定程序,任意裁判的结果,因此设定一套公正、适用的程序规范是非常必要和急需的,这是法治的必然要求。讼争起因于不平,司法就是要凭借国家的力量,解决社会冲突,强制维护公正,这是社会生产、生活秩序之维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然人和法人,国有、集体、私营、个体等,都是平等的市场主体,他们在地位平等的环境中参与市场竞争。市场经济的这种主体平等,对司法公正的渴求空前强烈,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规则要靠司法公正来维护,市场经济的健康顺利发展要靠司法公正来保障。没有司法公正,法律就没有尊严,社会就不能安定,国家就不能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因此,对我国目前法制建设中存在的司法不公现象必须引起严重关注,切实围绕如何保障司法公正进行司法改革,坚决荡涤一切阻碍司法公正的污泥浊水,使司法活动真正能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做到认定事实符合客观实际,诉讼程序符合规范要求,处理结果符合法律规定。

二、司法效率是司法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

司法效率反映了法律通过司法手段对社会关系实行调节的程度,是一个国家法治化程度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法治建设,对司法调节提出了效率的要求。为此,司法效率应包括时间和成本两个要素。时间从表面上看好像与司法公正无关,其实,时间的无度也会影响判断的公正。比如诉讼拖延会导致证据的灭失和弱化,相反判决过于匆促,也会影响举证和论证,两者都会影响判决的公正性。另外在不考虑判决正确性的情况下,时间的拖延还可能影响判决的效用。因此判决应在其可能补救不法行为引起损害的时间内做出。诉讼成本也是影响司法公正的重要因素。诉讼成本除了法院与当事入的开支,如诉讼费用、费用、法院的人力物力消耗等,还包括因诉讼导致的当事人名誉上的损失和精神上的损失。应该说司法效率是当事人进行诉讼活动的根本动因。当事人进行诉讼的目的是为了获得诉讼利益或者尽可能减少损失降低成本。像/秋菊打官司0那样只是为了讨个说法的情况,在诉讼当中并不多见。因此司法改革应关注司法效率,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

摘要：基层财政作为我国财政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国财务管理能力地发挥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当前新的财税体制下，基层财政的改革也就尤为迫切，本文将从新财税体制下基层财政的发展现状方面进行分析，对改革取向进行研究。

关键词：新财税体制下；基层财政；现状

在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形势下，新农村的发展趋势在进一步扩大，但是新的财税体制下，基层财政的各项问题逐渐凸显出来，也成为人们关注和探讨的重点。基层财政的管理会影响到新农村的发展和建设，也关系到新农村未来的发展走向，需要在该种新的社会发展形势下，不断推进改革的步伐，完善基层财政工作。

一、新财税体制的阐述

我国当前使用的财税体制是一种过渡，在新财税体制下能够进一步巩固和推进我国社会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发展。新财税体制的实施，导致使用的财税体制更加不能适应当前社会经济的发展，财政体制改革逐渐在基层开始实行，财税体制改革主要参照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根据相关的政策和线路进行开展和实施。在乡镇推行财政体制改革以来，有效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进步，促进了结构的调整，而且乡镇的财政收支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

二、基层财政的发展现状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要抓紧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

这为我国行政改革的目标选择明确了总体方向。实行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制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在行政体制改革总体方向指引下，正确定位政府公共信息服务（包括政府公共信息收集、加工和公开或政务公开）问责制改革的目标取向，对于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推进和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此，笔者认为，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和绩效化作为建立责任政府的应有之义，必须作为此项改革的基本目标取向。

一、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的科学化

科学的责任设计、问责标准和问责方法是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科学化的主要内容。只有构筑起包括科学的责任设计、科学的问责标准和科学的问责方法在内的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体系，我国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制才能不断地朝着科学化的目标迈进。

1.科学的责任设计。要对政府公共信息服务的责任进行合理规定和科学设计。第一个层次的政府公共信息服务责任是一个整体的责任。我国现行《宪法》明确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同时，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在此，“负责”有两层意思：一是就行政机关与权力机关的关系而言，总理代表国务院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负责，这是指行政机关对权力机关的责任制度；二是就国务院内部关系而言，总理是国务院的负责人，全面领导国务院的工作。这种责任包括政府公共信息服务责任。地方政府公共信息服务的责任则具有双重规定。这是我国《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定使然：一方面地方政府要向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外，另一方面地方各级政府还必须对上级政府负责。以上政府公共信息服务责任是一种宏观意义上的责任，有必要进一步对其作出科学而合理的划分。第二个层次的政府公共信息服务责任是行政人员或政府官员的责任，即行政人员是否正确地和有效地行使公共权力。美国当代行政伦理学教授特里?L?库珀指出：“公共行政人员作为一种人角色，包括了复杂的责任内容，即对多种委托人负责，这些委托人包括组织的上级、政府官员、职业性协会和公民。”[1]64行政人员最为直接地要对他们组织的上级负责，贯彻上级的批示或相互间业已达成一致的目标任务，也要对其下属的行为负责。“因为不希望承担决策责任而将问题逐级向上推诿，这和你没有权力做出决定时却做了或允许下属采取不当行为一样，都属于不负责的行为。”[1]68-69所以，“从哲学的角度看，行政学的研究与适当分配宪法权力的研究密切相关。为了获得办事效率，必须找到一种极为简便的安排。通过这种安排，可以使官员准确无误地承担责任。必须找到不给权力带来损害的最佳分权方式，找到不会导致责任模糊的最佳责任分担方式。”[2]17

2.科学的问责标准。要使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走向科学化，就必须建立科学的问责标准。目前，对政府公共信息服务，包括政府信息公开或政务公开进行问责，已经确立了一些合法合规性标准。比如，许多法律、法规、规章明文规定，有关政府部门在公共信息服务工作中不负责任，就要被问责。把合法合规性作为问责的一种标准还比较容易，因为有法律、法规、规章可以遵循。但是，对公共信息资源使用的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的目标界定是较为困难的，但又是很重要的。因此，在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制改革中，需要为公共信息资源使用的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的目标界定建立科学的标准，以便于进行问责。

本文作者：林俊辉张淑芳工作单位：中国政法大学福建农林大学

引言

为了适应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的变化，顺应时代潮流，自1997年新刑法施行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先后以一个单行刑法和8个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对新刑法进行9次修正。短短13年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几乎以平均每年一次的频率频繁地对新刑法进行修正。如此高之修正频率，在我国刑法史上实属罕见。我们知道，刑罚是一柄双刃剑，“用之得当，个人与社会两受其益；用之不当，个人与社会两受其害。因此，对于刑法之可能的扩张和滥用，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不得已的恶只能不得已而用之，此乃用刑之道也。”［1］作为公权力的刑罚权，天然地具有扩张和滥用的本性。刑罚运用中，缺乏理性驾驭的多余之刑和滥用之刑往往不可避免。这决定了刑法改革是刑法发展的必由之路。以现代刑事法治理念为支撑，深刻反思检讨现行刑法及其运作中的非理性成分，进行刑法改革，才能保证刑法向着更加理性的方向发展。理性的刑法改革，涉及改革价值取向的抉择问题，价值取向的抉择事关刑法改革的具体内容。新刑法以来的刑法改革贯彻的价值取向是否吻合现代刑事法治理念，需要认真反思。未来我国刑法改革确立何种价值取向，需要理性思考。本文认为，未来我国刑法改革的价值取向应当是以人权保障为核心，兼顾社会防卫，努力实现人权保障与社会防卫的动态平衡。具体而言，在人权保障方面，应当强化刑法的明确性和刑罚的轻缓性，重视刑法的行为评价和引导功能，淡化刑法的威慑功能。在社会防卫方面，应当特别重视刑事法网的严密化和法益保护的早期化。

一、刑法改革的人权保障取向

强化人权保障是刑法的内在核心价值诉求。对刑法的改革同样应当追求保障人权的价值诉求，否则刑法改革将丧失出发点和落脚点而误入歧途。1979年刑法总体上是一部具有浓厚主观主义色彩的刑法。1997年新刑法的基本立场逐渐向客观主义转变。［2］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和类推制度的废除。其核心是强化刑法对人权的保障，明确规定刑罚权的发动条件和边界。然而，人权保障理念在我国刑法中的贯彻尚不够彻底，罪刑法定原则也没有得到彻底的贯彻。刑法中多处充斥着不明确的刑罚规范，极大地损害了人权保障机能的实现。（一）犯罪圈划定之检讨我国刑法关于犯罪圈的确定，采取了定性加定量的立法模式。［3］根据我国《刑法》第13条之规定，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照此规定，犯罪的成立除了质的规定性外，尚需要具备一定量的规定性，才值得用刑罚加以处罚。在此原则性规定的指导下，我国刑法分则在划定具体犯罪的犯罪圈时同样采取了定性加定量的立法模式。其中，最为典型地表现在，刑法分则中出现了大量的“数额较大”、“情节严重”、“情节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等模糊性的限定性术语。根据笔者的统计，在1979年旧刑法中，涉及犯罪圈划定的“数额较大”共有1处，“情节恶劣”共有3处，“情节严重”共有16处，“造成严重后果”共有2处，涉及犯罪圈划定的模糊性规定共有22处。在1997年新刑法中，涉及犯罪圈划定的“数额较大”共有31处，“情节恶劣”共有9处，“情节严重”共有74处，“造成严重后果”共有26处，涉及犯罪圈划定的模糊性规定总共是140处。到目前的《刑法修正案（八）》为止，涉及犯罪圈划定的“数额较大”共有45处，“情节恶劣”共有11处，“情节严重”共有87处，“造成严重后果”共有27处，涉及犯罪圈划定的模糊性规定总共是170处。可见，自1979年旧刑法以来，我国刑法越来越依赖模糊性规定。此种立法例看似严谨，看似能够限缩刑法的处罚范围。其实，这种模糊的数量型犯罪圈划定模式造成了罪刑法定原则贯彻的不彻底，造成了刑法明确性原则遭受颠覆，人权保障的价值诉求最终无法得到实现。1．模糊性规定对民众而言不具有可预测性。对普通民众而言，何谓数额较大、情节恶劣或情节严重，通过刑法的这种罪状描述，是无法加以判断的。人们在行为时根本无法确切地知道自己实施何种程度的行为才不被评价为犯罪。罪与非罪的界限，完全取决于执法者和司法者事后的判断，而非行为时的判断。诚然，刑法是法官的裁判规范。对于受过专业训练的裁判者而言，通过查询相关司法解释或许能够了解何为“数额较大”、“情节严重”等等模糊术语的外延。但是，应当看到，“因为刑法规范是裁判规范，它必须使司法工作人员明确什么行为构成犯罪，从而正确认定犯罪；刑法规范又是行为规范，它必须使一般人明确什么行为是犯罪，从而不实施犯罪行为。”［4］行为规范具有规范、评价和引导民众合法合理实施行为的功能。也正因为此，刑法才具有行为规制的机能。作为行为规范，这种极为含糊的规定对普通公民而言简直是天书。通过“数额较大”或者“情节严重”、“情节恶劣”等等术语，人们根本不知道罪与非罪的界限。此种立法极为容易造成不教而诛的后果。此种模糊性术语无法通过裁判者的解释而使其外延明确化。我们知道，罪刑法定原则具有相对性，即犯罪与刑罚的立法明确是相对的，立法者的理性和认知能力的有限性造成成文立法无法穷尽社会生活的一切犯罪形态，语言的多义性也造成人们对同一术语可能会产生多种理解。因此，罪刑法定原则下的明确性只是相对的明确，绝对不可能实现绝对的明确。但是，刑法的规定相对明确，并不意味着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可以极为模糊而导致解释的不能。不明确性或者模糊性应当有底线的要求。例如，我国《刑法》第264条对盗窃罪进行规定，采用“盗窃”术语来描述盗窃罪的罪状。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何谓“盗窃”则需要进行解释。有人将其解释为“秘密窃取”，有人将其解释为以和平手段改变财物占有关系，等等。此类术语具有相对明确性，具有可解释性。相反，数额较大、情节严重、情节恶劣、造成严重损失等等术语根本不具有可解释性，其外延的界定毫无参照物可言，属于极为模糊的术语。2．模糊性规定对执法者而言不具有可预测性。对“数额较大”、“情节恶劣”等模糊性规定，并非均能从司法解释中找到一一对应的解释，更何况司法解释本身也是模糊的。“法律规则的用语越概括，就越不明确。在法律规范的实施过程中，给予法官的自由也就越大。”［5］所以有学者认为，这种规定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渊源与必然要求。法官不应是执法的机器，要想法官正确地适用法律，必须赋予法官根据具体案情进行自由裁量的余地。这样才能给法官个人智慧自由发挥提供一个广阔的空间，以便使案件得到更合情合理的处理。”［6］对此，本文不敢苟同。诸如“数额较大”、“情节严重”等模糊性规定在实践中往往更多地困扰着作为执法者的警察。一旦警察无法清晰地判断何为数额较大、情节严重，此类案件很可能根本不会起诉到法院，法官很可能根本不会有机会行使其自由裁量权，更谈不上案件得到合情合理的处理。模糊性规定如果没有得到清晰界定，无非产生两种后果：一是执法者乱作为。警察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具有任意性，可能将很轻微的行为当作犯罪行为对待，进行刑事追诉。即使案件进入法院庭审程序后再由法官发挥其个人智慧进行救济，也属于迟来的正义。另外，警察也可能将应予追诉的犯罪行为当作非犯罪行为，以劳动教养或治安处罚甚至无罪处断。此时行为人遭受的不利后果可能比被判处刑罚更为严厉，因为我国劳动教养期限可以长达四年；二是执法者不敢作为。严厉的内部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如同一柄悬在警察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要求执法的每一个程序和环节均必须有法律的明文规定。诸如数额较大、情节严重等模糊性规定的存在，造成刑法缺乏可操作性，会造成执法者畏首畏尾不敢执法的不利后果。法益保护不利，同样会损害社会公平正义，损害人权保障价值追求的实现。3．模糊性规定造成诉讼程序的不可操作性。大量的模糊性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不具有可预测性，对追诉犯罪的控方而言也不具有可操作性，会造成程序法上操作的困难。诸如“数额较大”、“情节恶劣”从犯罪构成要件的类别归属上看属于犯罪客观方面的内容。换言之，所谓的数额较大应当是犯罪结果数额较大，情节严重指的是犯罪行为的情节严重，等等。作为犯罪客观方面的构成要件具有故意的规制机能。即，行为人对作为犯罪客观方面的行为必须具有故意，具有认识和意志因素。进一步说，行为人首先必须认识到自己实施的行为情节严重，造成的危害结果数额较大。但是，这种对“情节严重”或者“数额较大”的认识要求，对犯罪人而言，极为严苛而根本不具有可能性。即使犯罪人可以认识，控方证明起来也是困难重重，不具有程序上的可操作性。4．模糊性规定造成司法权僭越立法权的不利后果。模糊性规定的大量配置，一方面使得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极为不明确，削弱了人们对自己行为后果的预测可能性，另一方面司法机关为了解决模糊性问题出台了大量的司法解释，试图使其变得明确。可以说，刑法设置越多的模糊性规定，司法解释的出台就越多，司法解释活动就越频繁。模糊性规定的数量与司法解释的数量成正比例关系。这种立法例会造成刑法的适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解释的局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罪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解释是否对此作出解释以及解释是否明确。原本司法解释是法官在适用法律判断个案过程中进行的解释。因为模糊性规定的存在，最高司法机关大量出台司法解释，不是进行个案解释，而是进行立法性质的解释，造成我国司法解释具有与立法和立法解释同等效力的局面，本质上是司法权僭越了立法权。如果最高司法机关没有出台司法解释而是留给办理个案的法官具体裁量，这种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势必是任意的，根本无法确保人权保障价值诉求的实现。因为“粗疏的刑事立法弹性过大，包容性过强，司法工作人员可能任意对之作出超出法律客观含义的解释，从而造成司法工作人员立法的局面。”［4］5．模糊性规定不符合世界潮流。根据本文考证，与我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多数国家和地区并不采取此种立法例，而是以类型化后的行为为中心来划定犯罪圈，即采取定性的立法模式。换言之，被类型化为犯罪的行为是刑法处罚的对象。犯罪圈的划定不需要再考虑行为是否达到所谓的“数额较大”或者“情节严重”、“情节恶劣”。一旦认定行为人实施了被类型化为犯罪的行为后，就认为行为人的行为具有值得刑罚处罚的违法性。很典型的立法例包括：德国［7］、日本［8］、奥地利［9］、瑞士［10］、芬兰［11］、丹麦［12］、西班牙［13］、瑞典［14］、挪威［15］、泰国［16］和我国台湾地区［17］等。综上，诸如“数额较大”、“情节严重”、“情节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等等极为模糊的构成要件规定有违罪刑法定原则之明确性要求，既不利于保障人权，也无益于防卫社会，宜取消这种模糊性立法模式。遗憾的是，1997年新刑法以来的刑事立法延续了此种立法模式，而且不断增加此类模糊性规定在刑法分则中的数量，对刑法明确性原则构成了进一步的威胁。从刑事立法的角度看，立法者需要努力的方向是根据经验法则和社会的集体意识和主流民意，将人们认为恶劣的行为类型化为犯罪行为，而不是用极为模糊的数量化规定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二）重刑结构之反思刑罚结构的轻缓或严厉，和犯罪圈划定的大小具有紧密的关系。因为我国刑法将轻微犯罪行为排除在刑法的调整范围之外，所以受到刑法调整的行为都是立法者认为比较严重的犯罪行为。根据罪刑均衡原则，重罪当然应当配以重刑。所以，我国的刑罚结构总体上是一种重刑结构。重刑的刑罚结构最为突出地表现在死刑过多、过重。近年来的刑法改革基本上一如既往地采取重刑化的刑罚策略。虽然《刑法修正案（八）》在改变死刑过重、生刑过轻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但是总体上我国的刑罚结构依然是一种重刑结构。1．刑罚化之追求、非刑罚化之阙如。新刑法以来我国的刑法修正在犯罪抗制对策上追求刑罚化。对刑罚以外的非刑罚处罚方法在抗制犯罪中的作用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刑法修正案》、《刑法修正案（四）》、《刑法修正案（五）》、《刑法修正案（六）》对不少经济犯罪进行了修正和增设，并且规定了严厉的刑罚措施。然而，非刑罚处罚方法在修改后的经济犯罪罚则中毫无体现。立法者一以贯之地沿袭了以往回应经济犯罪的惩治模式，对待经济犯罪采取了与其他犯罪相同的惩治模式，而没有根据经济犯罪的特性设置专门的非刑罚处罚方法。例如，吊销企业营业执照、解散法人、高额罚款、剥夺从业资格、执业禁止等非刑罚处罚方法在新修订的经济犯罪罚则中根本没有出现。对增设和修正的犯罪所配置的刑罚除了死刑外，无一例外地都配有自由刑，仍然体现了“自由刑中心主义”。实践表明，对待经济犯罪，不能迷信刑罚的威慑力。经济犯罪，仅凭单纯的刑罚处罚方法是不足以有效抗制的。经济犯罪的产生，具有极为深刻和复杂的经济根源和社会根源。特别是在经济转型时期，经济犯罪的发生原因更为复杂，发生形态也更为多样。因此，在抗制对策上，应当着眼于经济犯罪发生原因的消除。而且，作为法定犯的经济犯罪，是国家不同时期经济政策刑法化的产物。较之于自然犯，其稳定性较差，变动性较大。而且，其与一般民事、行政违法行为的界限原本就颇为模糊，认定上也容易存在诸多盲区，行为人的社会危害性认识也不易判断。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倡导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今天，对待经济犯罪应当采取更为宽容的态度，才能为市场经济的健康成长创造一个宽松的法治环境。在罚则方面，应当摒弃迷信刑罚以打击经济犯罪的观念和做法。2．重罚化之有余、轻罚化之不足。面对日益汹涌的犯罪浪潮，立法者习惯于用重刑来惩治犯罪，对轻刑配置似乎兴趣不大。新刑法在配刑上呈现出重罚化特征，例如在经济犯罪中大量配置死刑罚则。最近的刑法修正依然沿袭了以往的配刑模式，除《刑法修正案（七）》和《刑法修正案（八）》外，立法者在刑罚方面的举措都是提高犯罪的法定刑，始终没有降低犯罪的法定刑；或者为新罪名配置严厉的刑罚。（1）重罚化之推进。新刑法以来，刑法修正在强化犯罪化的同时大力推进重罚化。例如：《刑法修正案（六）》将开设赌场行为的法定最高刑从3年提高至10年有期徒刑；对“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直接责任人员，其法定最高刑从原来的7年有期徒刑提高到15年。笔者认为，对赌博罪（开设赌场罪）应当坚持轻罚化政策。立法者大幅度提高开设赌场行为法定刑，实际上认为开赌是赌博的源头，其社会危害性更大。其实，有需求就有供给。净化社会风气，倡导良风美俗，不宜用重罚来实现。用重刑来强制推行道德，其有效性往往大打折扣。大幅度提高重大责任事故罪法定刑主要是针对目前矿难事故不断的刑法回应。重大责任事故罪是一种过失犯罪［18］，将法定刑提高至15年有期徒刑，明显与过失犯罪的性质不相协调。我国刑法规定的绝大部分过失犯罪，其法定最高刑为7年有期徒刑。况且，矿难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试图通过严刑遏制矿难的高发率，已经被目前的实践证明是失败的。《刑法修正案（六）》出台以后的2007年，以山西洪洞特大矿难事故为代表的恶性矿难事故依然高发不下。显然，用重刑来预防责任事故类犯罪是一种无效的重刑化举措。（2）轻罚化之不足。在推进重罚化的过程中，刑法修正始终没有进行过轻罚化的努力，直到最新的《刑法修正案（七）》特别是《刑法修正案（八）》。立法者对大量经济犯罪配置了死刑，对许多并非极为严重的暴力犯罪或者非暴力犯罪也配置了死刑。学界多年来一直呼吁首先废除经济犯罪的死刑设置［19］，刑法修正对此没有任何回应。此外，某些并非极为严重的非暴力犯罪，立法者仍然配置了死刑规定，明显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例如《刑法》第295条规定的传授犯罪方法罪，其法定最高刑为死刑。，值得欣喜的是，《刑法修正案（八）》在轻刑化方面迈出了可喜的步伐，取消了13类非暴力犯罪（包括传授犯罪方法罪）的死刑配置。尽管如此，刑法依然保留了50多个死刑罪名，刑罚结构总体上仍然是一种重刑结构。综上，未来我国刑法在刑罚领域改革的基本方向应当是继续努力改变重刑结构，实现刑罚的轻缓化。这是我国刑法强化人权保障应当加以注意的问题。

二、刑法改革的防卫社会取向

在新的历史时代条件下，以党的十五大和九届人大精神为指南，中国政府已启动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际步骤，以民主和法治作为政府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落实点在于政府职能合理定位。政府职能是行政系统在社会经济中所承担的职责，转变与更新政府职能是行政系统适应环境变化的基本方式。“责任政府”（注：责任政府的定位是要求政府摆脱“官本位”的状态，通过为公众服务、对公众负责来获取公众的信任与支持。它是最终实现党政分开所需的政府形态之一。）、“法治政府”（注：法治政府的定位是“法律高于权力”，法律理性的重要性被突出。其基本特征是：要求确立宪政观念，政治、经济及其它社会秩序均被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意味着公共权力、政府行为也必须置于法律的普遍约束之下。）的相继提出适应了中国现阶段政府职能和权限的具体内涵的变动性，对政府形象作出了适时合理的定位。但关键是如何在操作层面上不断提高民主化、法治化的实现程度。面对以信息技术为载体、以市场化为动力的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和以知识创新为内核、以产业信息化为重要特征的知识经济的挑战，笔者认为，“电子政府”的创建与推动，则为政府行政权能转变的现实化与有效化，提供了一定的物质设备与技术支持。

一、电子政府的意义定位与产生背景

1998年11月末，国家信息部门决定将在全国启动“政府上网工程”，有关部门更将1999年定为“政府上网年”，至于1999年4月3日，由国务院部分部委共同建设的“部委信息交换网”（简称部委网）开始运行，并计划到2000年，80%的国家部委和各级政府在中国公众多媒体通讯网上（163/169网）设立站点。而广东、北京、河南、张家港等省市级政府也纷纷上网。从而，在经历了科研机构和个人上网、企业及交易上网（电子商业）等阶段后，建设“电子政府”又提上了议事日程。

电子政府是政府管理信息化建设下的子概念，俗称“政府上网”，它的主要含义是：政府从网络上获取信息，推进“网络信息化”；政府信息服务，即政府在网上设有自己的网站和主页，向公众提供非保密政府信息的检索服务，以使“政务公开”；指电子化的政府服务，建立网上服务系统，使政务在网上与社会公众互动处理，即“电子政务”；使“政府采购电子化”，即电子商业用于政府。

电子政府的建设推动有其一定的社会背景：一是经济体制改革对行政活动变革提出的要求，这是内在因素与源动力。“在任何制度中，不论其是否民主，在人民创造财富方式和他们管理自身方式之间，都需要有某种程度的一致。如果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差别太大，一种制度终将毁坏另一种制度。”（注：［美］托夫勒：《权力的转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68-269页。）“经济与行政密不可分，经济是行政的基础，又是行政的延长。”（注：俞可平、黄卫平编：《全球化的悖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72页。）随着中国现阶段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建立，对传统制度意识的挑战和价值观念的重审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也走进了政治领域，最终必定要求政治领域内的制度性开放与制度重构。二是计算机通信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和Internet的空前繁荣，为电子政府的建设提供了适宜的工作平台，这是“政府上网”的技术保证和前提条件。知识与信息更加及时的传输，不但加速了经济的运转，也加速了政治变革。事实上，我国的Internet用户已从零发展到1998年底的210万用户。三是现阶段我国政府服务的滞后性，这是压力因素，也是催化力量。中国的现行行政体制仍然是官僚层级制，行政管理与服务中官僚主义作风仍然盛行，导致政府工作方式陈旧、文牍堆积、信息接收反馈缓慢、决策笨拙不灵，贻误企业的商机与耽误的公民问题处理已使社会付出了大量的代价，由此滋生了社会的不满情绪，并引发政府形象危机，“政府改革”的呼声日高。四是与国际接轨的需要。在行政管理领域，已约定俗成地存在一些国际标准，如行政决策优化标准、行政效率标准、行政功能评价标准。行政作为政府的功能和活动，是一种“生态现象”，必须考虑到国际因素这一影响变量。在世界主要国家政府已移至“信息化生存”时，如我国的电子政府实现不力，在全球政治的互动体系中处于边缘、吸附地位，将有碍于国家利益与愿望的表达，以及国际讯情的接收。

二、电子政府是政府权能转变实现的技术条件

[摘要]劳动教养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法律制度，近年来存废之争呈现白热化趋势。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用法律实施的社会效果来检验法律存在的合理性。劳动教养制度的存在从总体上来说是合理的，它维护社会治安的稳定，符合和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劳动教养制度仍然显示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刑法定性和定量因素并存符合中国国情，不宜取消，劳动教养制度不可或缺。但劳动教养制度在运作机制上同时也存在着严重缺陷。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坚持社会主义的法治原则，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的路子，实现劳动教养制度的法治化。

[关键词]劳动教养合理性缺陷立法改革中国的劳动教养制度已经存在了50年，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国际人权斗争日益尖锐的新形势下，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问题已成为国内甚至国际法学界和人权组织关注的一个焦点。笔者从事劳教工作多年，本着对劳动教养制度改革的关心和理性思考，不揣冒昧，试就劳动教养制度的合理性及改革取向提一些不成熟的见解。一、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如何评价一项法律制度？它的标准是什么？这是评判劳动教养制度存在是否合理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认为，任何法律制度都是现实经济关系和现实社会要求的表现，判断一项法律制度存在是否合理，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用法律实施的社会效果来检验，看它是否符合和体现我们党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我们说劳动教养制度的存在具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其主要原因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它的社会需要和社会价值来看，它符合和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社会领域里，一项制度的存在是否合理，评判基准为特定时空条件下是否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劳动教养50年的曲折历程，尽管受到过创办初期“反右”斗争等政治运动的消极影响，但它的主流仍然集中体现了在社会治安需要中扩大，在发挥社会功能中发展这一劳动教养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和必然性。尤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劳动教养制度已成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和保障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一项重要手段，在同违法犯罪作斗争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据统计，劳动教养自创办至今全国已收容教育了300多万违法犯罪人员。这些人经过劳动教养回归社会以后，90％左右的人都能够遵纪守法，自食其力，由过去社会上的“害群之马”，成为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用之材。正如著名的法学家储槐植教授所说的，劳动教养“对满足社会需要功不可没。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符合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是劳动教养存在的合理性的基本缘由”。1（二）劳动教养制度在运作机制上也是朝着法治化的方向发展的一是劳动教养从党内指示开办，逐步纳入法制建设的轨道，先后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以及国务院批转的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等多种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二是在审批程序上，国务院1982年1月批转的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明确规定：“需要劳动教养的人，均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的劳动教养委员会决定。”从制度上否定了公安集办案、审批于一体的做法。三是在劳动教养的执行上，特别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如探索劳教工作特色，创办劳动教养学校，创建现代化文明劳教所等等。近年来更是把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引入到劳教场所中来，在保护劳教人员的合法权益上取得了很大进展。因而，赢得了国内广大人民群众和国际友好人士的赞扬。（三）随着我国社会发展，劳动教养制度必须进行改革，但从社会需要这个角度来说，劳动教养制度仍然日益显示出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从政治上看，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并没有减轻。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劳动教养作为国家维护政治统治与社会秩序的手段显然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从经济上看，我国已进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随着市场化、城市化的进程，人、财、物的流动，违法犯罪活动也进入了案件的多发时期。有学者预测，由于社会转型的相关效应、市场经济的相关效应、规范缺失、道德失范等原因，我国的违法犯罪仍将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从法律上看，我国刑法建立在行为本位的基础上，犯罪的概念兼有定性和定量的因素。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认为，我国刑法的这一规定符合我国的国情，从保护人权的角度来看也有正面意义，刑法的定量因素不宜取消。而治安管理处罚和刑罚之外尚有两块领地专属劳动教养，其一是多次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治安管理不足以惩戒，刑法上又没有相应罪名的。如强制戒毒后复吸毒者，处以劳动教养。其二是“大法不犯、罪错不断、危害治安、百姓憎恶、法院难办”的“刑法边缘行为”，客观恶行不重而主观恶习较深，构不成犯罪，刑法对之只能无奈；这就是我国刑法的结构性缺损，而劳动教养制度正好弥补了刑法的结构性缺损。因此，作为处置“刑法边缘行为”的劳动教养制度其存在的必要性也就当然不可或缺。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劳动教养制度仍然有必要长期存在。二、现行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缺陷劳动教养制度尽管在总体上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作为一项法律制度本身，在运作机制上它又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具体来说，劳动教养制度在运行机制上存在三个方面的严重缺陷：（一）劳动教养的法律依据效力不足、法律性质与其实际严厉程度不相适应1.劳动教养的法律依据效力不足。现行劳动教养工作的基本法律依据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57年）、《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1979年）和国务院批准、公安部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1982年）。其中《决定》和《补充规定》虽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但由于它们都是由国务院颁布的，因而其本质上应属行政法规.虽然《试行办法》第1条的规定表明它是根据前述《决定》和《补充规定》而制定的，但纵观其内容，我们不难发现，它实际上是对《决定》和《补充规定》的全面修改和补充，因此，事实上《试行办法》就成为劳动教养工作的主要法律依据。我国2000年3月由全国人大通过的《立法法》明确规定：对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制定法律来规定。显然，《试行办法》等不符合该要求。另外，按照目前对劳动教养性质的定位，劳动教养属于行政处罚，而我国1996年全国人大通过的《行政处罚法》在其第8条所规定的7种行政处罚种类中，并无“劳动教养”这一种。该法第9条第二款还明确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第64条第二款规定：“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规和规章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与本法不符合的，应当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修订，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订完毕。”因此，作为行政规章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劳动教养”这样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也不符合《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还有，我国已经在1998年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第9条第一款规定：“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这里的“法律”，业内人士都清楚，应指由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这样，劳动教养现在已经在事实上处于缺乏法律依据的状态，失去了作为行政处罚应有的法律地位。

2.劳动教养的法律性质与其实际严厉程度不相适应。劳动教养作为一种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或者作为一种治安行政处罚，其适用的对象主要是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不够刑事处分的人。但从劳动教养的期限以及剥夺被劳动教养人员的人身自由程度看，却比适用犯罪人的管制和拘役这两种刑罚还要严厉，甚至严厉得多：管制的期限为3个月以上2年以下，拘役的期限为1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而劳动教养的期限则为1至3年，必要时还可延长1年；被判处管制的犯罪人，在原居住地执行，属限制部分人身自由的开放性刑罚，被判处拘役的犯罪人，就近执行，每月可以回家1至2天。被劳动教养的人，则要收容于专门的警卫森严的劳教场所，节、假日一般只能就地休息。不仅如此，刑法对于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还可适用缓刑，而劳动教养则无此类规定。劳动教养的这种严厉性，使人们都习惯于把劳改与劳教混为一谈，普通老百姓视劳教与劳改一样，都是“坐牢”，即使国家机关，也常常把二者相提并论（统称为“两劳人员”），有时甚至等同起来，如全国人大常委会1981年通过的《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其中第1条规定：“劳动教养人员逃跑的，延长劳动教养期限。劳动教养人员解除劳动教养后三年内犯罪，逃跑后五年内犯罪的，从重处罚，并且注销本人城市户口，期满后除确实改造好的以外，一律留场就业，不得回原大中城市。其中情节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重新劳动教养或者延长劳动教养期限……”这里，就是把劳教人员与劳改罪犯放在同一个层面上来对待的。而它与某些刑事处罚内在逻辑的颠倒，还导致实践中出现了以下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在有的共同犯罪中，主犯被判管制、拘役或有期徒刑缓刑，而从犯却反而被劳动教养1年以上；有的案件如盗窃，盗窃一两千元，刑期仅为几个月，而偷拿不足千元的几百元钱，却要被劳教2至3年；有的劳教人员，刚被投入劳教，便主动坦白交代劳教前的犯罪问题，恳请被法院判刑，从而用较短的刑期来免去较长的劳教期。这些现象的存在，在社会上和部分劳教人员中产生了“违法不如犯罪，劳教不如判刑”的印象，严重影响了法律的统一性和严肃性。这也说明劳动教养在执行上特色不鲜明的问题仍没有根本解决，劳动教养至今仍被一些人称为“二劳改”而受到非议。（二）劳动教养的收容范围不统一、适用的对象不稳定1.劳动教养适用范围缺乏一致性的统一规范。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明确规定为“大中城市”需要劳动教养的人。而《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增加了“对家居农村而流窜到城市、铁路沿线和大型厂矿作案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人”。但《关于禁毒的决定》、《关于严禁的决定》等则没有地域限制，可见，收容范围在地域范围和对人的效力上缺乏一致性的规范，人为地造成劳动教养的适用范围因人因地而异，显然有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2.劳动教养适用的对象不稳定。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中规定的适用对象是4种人。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中将其适用对象扩充为6种人。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及司法文件中也有关于劳动教养适用对象的规定，适用对象增加到20多种。地方法规对适用对象的规定更加宽泛。随着治安形势的变化，收容对象适当增加是必要的。但增加过多过快，一些地方立法的权力，甚至超出了法定的范围。适用范围和对象的混乱，使执法、司法、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适用法律造成了困难，违背了我国规章不能与法规相矛盾，法规不能与法律相冲突的法治统一原则，影响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完整性、权威性和稳定性。不仅损害了劳动教养的法制形象；而且存在着可能被滥用的危险性，不利于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三）劳动教养审批程序不正当法治的精义在于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尽管劳动教养被定性为强制性教育行政措施或行政处罚，但其实质仍然是限制公民较长时间自由的一种严厉处罚。从法理上讲，公民有免于不经审判而被监禁的权利。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明文规定：“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处罚必须经合格的法庭来裁定。”劳动教养的决定不经过司法程序，执法主体从审查到批准决定，实际上均由公安机关一家负责。这种根据书面材料认定案情的做法难免会在认定证据、事实上有失偏差，依据的证据材料有时也难以真正得到核实、质证，显然与“非经审判不得监禁”的法治精神相冲突，而且，我国现行的劳动教养法律、法规，还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弊端。对于劳动教养案件办理的行政程序，如调查取证、传唤讯问、听证申辩、赔偿请求等基本操作程序均没有明确规定。由于劳动教养决定缺乏起码的程序保障，劳教案件也难免会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造成实体决定的错误。

三、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取向维护社会治安，是劳动教养制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需要，而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严重缺陷则是改革劳动教养制度的内在要求。正视劳动教养制度在运作机制上的严重缺陷，通过立法把劳动教养制度纳入法治化和司法化的轨道，是改革和完善劳动教养制度的必由之路。（一）两种方案探讨对于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目前法学界和司法行政界提出了多种方案。有的主张取消我国刑法的定量因素，代之以定性的方法，实现劳动教养的犯罪化和刑罚化；有的主张参照西方国家的保安处分制度，1建立起中国保安处分体系，等等。笔者仅就上述两个方案进行评析并提出我们的构想。1.取消刑法的定量因素，不符合中国国情。这种方案实施的后果是明显的，由于取消刑法的定量因素，并入刑法体系的就不单只劳动教养，还有现有的治安管理处罚，两者都会在我国的处罚体系中消失。随之而来是犯罪概念的泛化和犯罪圈的极大扩张。根据对《中国法律年鉴》相关资料的分析，治安管理处罚数大约是法院有罪判决数的5倍，也就是说，公民中的犯罪记录将会是现在的6倍以上。这样的后果，一有违我国的文化道德传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犯罪记录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其负面社会心理效应是广泛而沉重的，不仅对于当事人及其家属的发展不利，而且由于社会歧视等原因，还可能引发其他事端或违法犯罪行为，增加社会的不稳定的因素。二有违建国以来提出的正确的治国理论与实践，不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新中国成立以来，、邓小平、等领导人都先后提出过“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等政策措施和治国理论，并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取消刑法的定量因素必然是消极因素的增加和激化，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不利影响。三有违保护人权的宗旨。很显然，取消刑法的定量因素，相当一部分本来只应受到劳动教养或治安管理处罚的人，将受到更为严厉的刑事处罚。即使从保护人权的角度去衡量，也是负面作用多于正面效应。（当然，刑法上的定量因素也有其弊端。本文从略。）从效率的角度来看，审判如此庞大的犯罪案件，审判的成本也将大幅提高，法院也不堪重负。而且，我国的刑法刚作修改，不可能在短期内又作大幅的修改，它的现实可行性显然很小。

2.至于建立中国保安处分体系的提议，确有可取之处，但并不可行。我国劳动教养的收容性、矫正性和治疗性，确实与西方国家的保安处分比较接近，有些方面也可以借鉴。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由于西方刑事立法上犯罪概念没有量的限制，案犯无一例外地具有适用保安处分的客观条件构成刑法上的犯罪，而我国劳动教养的对象恰恰是没有构成刑法上的犯罪，这有很大的不同。再者，世界上少数几个国家判刑之外加处剥夺自由的保安处分，其当代命运已是走向衰落。原因是法院定罪判刑时很难科学地料定犯罪人未来再犯罪的概率究竟有多大，因而与人权保障相抵触。这正是我国引进保安处分的风险所在。从我国的国情来看，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不宜采用保安处分制度。其理由是：保安处分作为一种着重人身危险，立足于社会防卫的制度，一旦失控极易走向反面，甚至践踏人权，破坏法制。我国有几千年的专制传统，保安处分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它存在着被滥用的危险。如果没有民主法制的保障，保安处分就不可能得到良性运行。而目前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还处于发展阶段，司法实践中滥用职权，侵犯人权的情况还依然存在，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引入保安处分将十分危险。（二）改革构想1.确定强制教养的性质和法律地位，建立强制教养制度我们不主张取消刑法定量因素，废除劳动教养；也不赞同引入大陆法系国家的保安处分，建立中国的保安处分体系。而是主张建立独立的强制教养制度，既不列入刑罚，也不纳进行政处罚，而是通过制度创新，建立独具中国特色的“准刑事处罚”制度，它的性质为“准刑事处罚”，是强制性的教育矫治措施，介于刑事处罚和治安管理处罚之间，是对我国《刑法》规定对比较严重的犯罪行为实施刑事处罚的一个补充。在立法时，应明确设定强制教养的法律地位。我们主张从中国刑事法律制裁体系的整体出发，对涉及公民人身自由处罚措施的实体法和程序法进行系统的清理，对刑法、刑事诉讼法和治安管理处罚等法律、法规进行相应修改，形成专门统一的强制教养法典，可称之为强制教养法。它独立于刑事处罚和治安管理处罚之间。其主要构想是：（1）强制教养应当摆脱传统的劳动教养观念理论和实践模式的影响，从强制教养的处理对象和我国刑法犯罪概念定量因素的社会实际出发，着眼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强制教养制度。（2）对强制教养制度不宜进行行政和刑事的性质划分，它是独立于两者之外的一种“准刑事处罚”。对受到处罚的对象，实行严格的前科否定等项不同于一般刑事犯罪的制度。（3）强制教养制度严格地区别于保安处分制度，应当以行为不是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作为处罚的基础，以避免随意性和实践中被滥用。（4）法律不应当干预既不能纳入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又不能纳入强制教养处罚的行为。这既是罚过（罪罚）法定原则的要求，也是转变社会控制观念的体现。（5）赞同对目前限制人身自由的劳动教养、收容教育和强制戒毒进行整合，统一为强制教养制度。2.确定强制教养处罚的对象和范围强制教养处罚的对象针对的主要是介于治安管理处罚和刑罚之间的轻微犯罪行为人，其一是多次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治安管理不足以惩戒，刑法上又没有相应罪名的。如强制戒毒后复吸毒者。其二是“大法不犯、罪错不断、危害治安、百姓憎恶、法院难办”的“刑法边缘行为”，客观恶行不重而主观恶习较深，构不成犯罪，刑法对之又无奈者。三是依照《刑法》第17条的规定，因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而需要由政府收容教养的；四是依照《刑法》第18条的规定，需要由政府强制实行医疗的那部分精神病人。对于被教养人员的年龄，现行的劳动教养法规并没有规定，笔者认为改革后的劳动教养立法应当对此予以明确。原则上改革后的劳动教养应以14岁为下限。但由于该法的法律后果主要不是惩罚，而是教养和矫治，因而对于那些虽然在14周岁以下，但对社会治安危害较大，其监护人又确无能力管教的，可以经监护人请求，通过法院判决，对确有必要的，送教养场所。至于现行《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对劳动教养适用范围的地域限制，我们认为改革后的劳动教养制度应对此予以取消，理由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中小城镇发展迅速，农村也较过去大为活跃，上述几类人在这些地区同样存在，因而取消收容对象的地域限制，不仅是维护这些地区社会治安的需要，也是教育、挽救和改善这些人的需要，同时，亦可体现我国“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3.确定强制教养的严厉程度和期限确定强制教养的严厉程度和期限，是强制教养制度运作合理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强制教养处罚的严厉程度高于治安管理处罚，低于刑事处罚，三者构成治安管理处罚——准刑事处罚——刑事处罚的轻重衔接，科学合理的预防犯罪的三级制裁体系，从而形成我国对违治犯罪科学的法律处罚体系。建议在强制教养立法时，期限设定为6个月至2年，必要时可延长1年。除某些特定的违法犯罪行为人（如强制戒毒后复吸毒者）外，严格限制延长期限。并建议在共同犯罪案件中，主犯被判徒刑，从犯被处强制教养，其强制教养期限不得长于主犯的刑期，这应视为一项规则。4.确定强制教养的监督机制及救济途径“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任何一种制度，不管设计得多么完善，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和救济途径，在实践中也很难保证公正、公平和有效的保障人权。尤其是在今天“权力分离、权力制衡”的法治社会，越来越要求建立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和救济途径。我国现行劳动教养之所以遭到人们的质疑，一方面是法制冲突的因素，另一方面劳动教养制度本身缺乏监督和救济方面的规定，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此，改革后的劳教制度应明确规定劳动教养的监督机制和法律上的救济途径，如完善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规定行为人不服劳动教养可申辩、申请复议、提起诉讼，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有权获得国家赔偿等，以此来更好地督促国家机关依法行政，保障公民的人权。5.改革强制教养的审批程序建议在法院设立专门的治安法庭或教养法庭，实现劳动教养的司法化和司法程序化。将强制教养确定为准刑事处罚程序纳入司法程序，体现程序公正与效率。我们认为准刑事处罚用简易司法程序是适当的，具体设计为：公安机关办案，由职能部门直接提起处罚申请；在基层人民法院内设置教养法庭或治安法庭，采用简易程序，专门审理此类案件；公安机关和嫌疑人（当事人）当庭质证，可以采取诉辩等诉讼制度；司法行政机关执行；人民检察院对执法过程实行法律监督。裁定做出后，被决定强制教养的人不服，有权提出上诉，由中级人民法院主持第二审程序。这种由基层法院进行的庭审式办案，不仅为当事人对自己的行为提供了陈述、申辩的机会，有效地救济和保障其合法权益，而且还能通过法定程序提高法律监督的有效性，减少执法机关在执法过程中的随意性，兼顾到公平和效率。

劳动教养立法提出至今已十多年了，通过多年来的理论探索，已取得了不少成果，人们对劳教立法可以说是共识大于歧见。社会实践的需要，民主法治的要求和广大劳教工作者的愿望，呼唤新的劳动教养法早日出台。我们翘首以待。参考文献：[1]储槐植。再论劳动教养制度的合理性。理性与秩序——中国劳动教养制度研究，2002年8月第1版。[2]张绍彦。关于劳动教养立法的基础问题思考。法学，2001年第3期。[3]宋海鹰、宋雁。保安处分制度与刑法中的人权保障机制。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1年总第60期。[4]格五龙。对我国现行劳动教养立法的法律思考。律师世界，2001年第7期。[5]刘恒志。劳动教养立法的几点思考。当代法学，2001年第12期。[6]韩怵。保安处分是否适用于现阶段中国。江苏公女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1月总第14卷第l期。[7]夏宗素。劳动教养学。群众出版社，2003年版。[8]储槐植。论教养处遇的合理性。中国劳动教养，1999年第3期。[9]张伟。试论劳动教养制度改革。广东矫治研究，2004年第5期。

第一阶段市场机制逐渐增强

改革目标不够明确

第一阶段（1978年至1991年）是探索发展阶段。改革的主线是探索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其核心是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引入市场机制，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多方面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提出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决定首先启动农村改革。从此，中国经济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十二大在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上打开了一个缺口，提出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正确划分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各自的范围和界限，把实行对外开放作为我国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并进一步提出要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开始启动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十三大使市场取向的改革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要实行“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使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更加明晰。

伴随着理论的深化和思想的解放，改革实践也日趋深入。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废除制度，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搞活了农村经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在城市进行了包括企业体制、计划、物资、劳动工资、金融、商贸、物价、财税等多方面的改革，其重点是国有企业从扩权让利到两权分离和承包经营的机制转变，其关键是价格体制从调放结合、双轨制到市场定价的过渡。与之相应，计划体制方面指令性计划大幅度缩小，指导性计划成为主要形式，市场机制的作用逐步增强；财税体制进行了财政包干、利改税和健全税制的改革；金融体制方面建立了中央银行体制，发展了专业银行等多种金融机构，积极培育金融市场，配合股份制试点开始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成立沪、申两个证券交易所。对外开放方面，从设置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到开放沿海经济带，并积极吸引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开放格局不断扩大。总的看，这一阶段的改革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还不够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尚未正式确立。

第二阶段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

[摘要]劳动教养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制度，近年来存废之争呈现白热化趋势。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用法律实施的效果来检验法律存在的合理性。劳动教养制度的存在从总体上来说是合理的，它维护社会治安的稳定，符合和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随着我国社会的，劳动教养制度仍然显示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刑法定性和定量因素并存符合国情，不宜取消，劳动教养制度不可或缺。但劳动教养制度在运作机制上同时也存在着严重缺陷。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坚持社会主义的法治原则，走创新和制度创新的路子，实现劳动教养制度的法治化。

[关键词]劳动教养合理性缺陷立法改革

中国的劳动教养制度已经存在了50年，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国际人权斗争日益尖锐的新形势下，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已成为国内甚至国际法学界和人权组织关注的一个焦点。笔者从事劳教工作多年，本着对劳动教养制度改革的关心和理性思考，不揣冒昧，试就劳动教养制度的合理性及改革取向提一些不成熟的见解。

一、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合理性

如何评价一项法律制度？它的标准是什么？这是评判劳动教养制度存在是否合理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认为，任何法律制度都是现实关系和现实社会要求的表现，判断一项法律制度存在是否合理，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用法律实施的社会效果来检验，看它是否符合和体现我们党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我们说劳动教养制度的存在具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其主要原因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它的社会需要和社会价值来看，它符合和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