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困境范文10篇

【摘要】失业保险固定费率制下基金结余日益庞大，进而抑制市场经济的活力，失业保险费率制改革应出降费和改制组合拳，而改制的方向是改革失业保险费率方式，进而促进失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有必要分析中国失业保险费率制度改革面临的困境，并针对中国失业保险费率制改革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失业保险；费率改革；对策研究

一、中国失业保险费率制度改革困境

（一）失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日益庞大

从1986年《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雏形到1999年《失业保险条例》的出台再到2011年《社会保险法》的颁布，中国失业保险费率施行的是固定费率，从用人单位按照其全部职工标准工资总额的1％缴纳待业保险基金（缴纳所得税前列支）到用人单位按照职工工资的2%缴纳，个人按照1%缴纳失业保险金，虽在2015年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出台《关于调整失业保险费率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从2015年3月1日起失业保险费率由3%降至2%，但其固定性并未改变。同时《失业保险条例》第五条明确规定：失业保险基金由下列各项构成：1.城镇企业事业单位、城镇企业事业单位职工缴纳的失业保险费；2.失业保险基金的利息；3.财政补贴；4.依法纳入失业保险基金的其他资金。1999年到2015年间，2003年的累计结余首次超过当年收入，2003年以后结余大于收入成为常态。随着社会保障事业的全面发展、政府转移支付的增加、基金投资收益的增多（2015年最新失业保险条例第十一条明确规定：失业保险基金必须存入财政部门在国有商业银行开设的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由财政部门依法进行监督。存入银行和按照国家规定购买国债的失业保险基金，分别按照城乡居民同期存款利率和国债利息计息。失业保险基金的利息并入失业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规模日益庞大。下图为2005—2015年中国失业保险基金收入、支出以及累积结余分析表，可以看出失业保险基金2008年超1000亿，2011年超2000亿，2013年超3000亿2015年超5000亿，逐年增多。

（二）失业保险固定费率制问题日益突出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相关政策相互矛盾是房价居高不下的根源；唯有彻底改革才能突破高房价困境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国家和一些地方连续出台抑制高房价的政策措施，直接打击投资投机性购房、全国房价普遍上涨过快，引起广泛担忧、目前房价居高不下不仅与供求矛盾等市场因素相关、与房地产开发模式及管理体制存在缺陷有直接关系、土地的垄断性决定了房地产业并非充分竞争产业、普通百姓都希望房价降低，低到自己能够买得起、应该把改善民生与调整房地产供应结构紧密结合、应该把调控房地产政策与财税体制改革紧密结合、要着手改革现行的房地产开发模式，实行多轨制的开发与建设、构建类似调控通胀的全国统一的房地产价格指标体系和调控机制、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有计划有步骤地使房地产业退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序列等，具体请详见。

近期，国家和一些地方连续出台抑制高房价的政策措施，直接打击投资投机性购房，预计短期内，它们将对房价过快上涨有一定抑制作用，但从长期看，还需要采取一些彻底的改革措施来治本其力度和针对对象的明确程度前所未见。

1相关政策相互矛盾是房价居高不下的根源

我国平均房价连续十几年上升，特别是2009年下半年以来，全国房价普遍上涨过快，引起广泛担忧。从根本上说，目前房价居高不下不仅与供求矛盾等市场因素相关，更与长期以来我国土地政策、产业政策、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与改善民生的公共政策相互矛盾有直接关系，也与房地产开发模式及管理体制存在缺陷有直接关系。

比如，让每一个公民“住有所居”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而要实现“住有所居”的民生目标，需要政府大规模投入，需要设法使房价大体保持在多数百姓能够买得起的水平上，而不应指望通过税费和高额地价从房地产开发中获取巨额财政收入。然而长期以来，房地产业作为我国经济支柱产业之一和一大消费热点，不仅对GDP的快速增长贡献巨大，也成了各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相当多的地方政府对地价、房价上涨“乐见其成”。

再如，土地的垄断性决定了房地产业并非充分竞争产业；房子也并非完全市场化的商品，而具有保障、改善民生的公益性质，不能完全交由市场调节。可是现实中的房地产开发模式却是完全市场化、企业化的。通过各种办法拿到地的开发商完全按照市场化操作，为追求超额利润，将房价炒到畸高，造成了目前民众抱怨的困境。

乡镇政权曾在促进我国农村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目前已陷入了沉重的体制和财政压力之中。在农民增收趋缓，区域非均衡发展长期存在的情况下，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需要有实质性进展。中央出台的《促进农民增收若干政策的意见》，提出要进一步精简乡镇机构和财政供养人员，积极稳妥地调整乡镇建制，为乡镇政权改革指明了方向。

一、乡镇政府的体制困境

目前乡镇政权组织的困境与我国长期以来的赶超型现代化发展战略和压力型的行政体制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赶超型现代化发展战略下，中国政府将推动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全面发展作为重要的内容，各级政府面临着沉重的压力。上级政府为了完成自身的发展目标，往往会给下级政府施加压力，形成了“压力型体制”。

压力型体制实质上是集权式政治体制在行政体制上的反映，是计划经济加上承包制在政治生活中的混合产物。压力型体制对乡镇财政支出构成了持续的扩张压力。首先，压力型体制导致各级政府将事权下移，最终都落在行政链条最低端的乡镇头上。其次，压力型体制要求机构“上下对应设置”的原则导致机构编制膨胀。以往基层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现在实际成了“上面千根针，下面千条线”，每个上级机构和部门都要在乡一级找到自己的“脚”。结果乡镇机构林立，人员臃肿。其三，压力型体制使乡镇政府在原有职能的基础上还进一步增加了公共品供给的压力。为了在短时期内使经济发展、城镇建设等各项事业取得实质性进展，在全县乃至更大范围内取得好名次，争得好声誉，乡镇政府往往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强调高速度、超水平，用有限的财力办最大最多的事情，最短时期内在各种评比中取得好名次。这样，进一步加大了乡镇财政支出压力。

二、乡镇政府的财政困境

1994年开始实施的分税制改革，无疑是建立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体制的重要步骤。独立的乡镇财政和“承包式”财税体制，在一定程度上的确调动了乡镇的积极性。但是这一体制在不同地区所发挥的功效大不一样。在以工商业为主的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由于蓬勃增长的非农产业，这一体制有助于积聚财力。以农业为主的地区，财政支出远远高于财政收入，并且有限财力的分配更容易受权力所支配，这就使得农业地区的财政为短缺型财政，甚至由“吃饭型”财政转变为“讨饭型”财政[1]。

内容提要：本文对我国的现行司法面临的主要困境进行剖析，进而凸显了司法改革的紧迫性和必然性，并提出了改革的目标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具体的制度构建设想；本文只是对司法面临的困境与改革做一个粗浅的论述，以期作一块引玉之砖，求教于大方。

关键词：司法改革，司法公正，司法独立

孟德斯鸠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中指出：“如果司法权不与立法权分立，自由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与立法权合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二为一，法官便将掌握压迫者的力量。”孟氏的精辟论点，早已成为众多国家进行权力分配所依据的基本原则之一。尽管我国也在宪法中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目前我们的宪法还只是“一张未能兑现的支票”，实现宪政、实现法治国家、实现法治社会还任重道远。

一、我国司法面临的困境

在我国，司法权天生就是行政权的一部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我国从未有过近代意义上的国家权力分配制度；虽然新中国成立时就设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立法权，政务院行使行政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司法权，显现了国家权力分配制度的雏形，然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的司法实践不言而喻——我们的立法、司法都是在行政权下的立法、司法。正是由于这先天的不足，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司法改革取得了不少进展，但现实的司法活动仍积弊颇深，特别是近期各大媒体先后报道了河北省“聂树斌故意杀人案”和湖北省“佘祥林故意杀人案”这两起可能成为冤案的案件，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使司法的权威和公正受到了严峻的考验，司法改革的紧迫性和必然性进一步凸显。笔者认为当今我国司法活动在以下几个方面面临严重困境。

1、司法的地方化

一、当前档案管理模式改革的困境

1、比如一些企业认为档案管理这种无形资产并不足以为自身发展创造足够可观的利益，就对这一工作鲜少关注，一门心思专注于实际显性利益的提升。在这样的观念影响下，专门用于档案管理执行的机构被撤除，档案管理工作人员被精简，用于档案管理方面的费用被撤销，甚至人员的薪资被无故降低，在这样的消极循环作用下也导致了档案管理工作专门人才的流失，工作效率急转直下，整体局面令人担忧。很明显，档案管理工作的实施并没有从思想上引起相关人员或部门的重视，一直处于混沌凌乱的状态，缺乏有效的实践体系来完善档案管理工作的开展。

2、现有的档案管理模式存在明显弊端集中型的档案管理模式强调管理工作的层级分配，而分散型的档案管理模式则注重信息资源的自由分散保管。管理体制过于集中或是过于分散都会导致档案管理工作缺乏必要的灵活性，突出了自主性或随意性的特点，缺少有效的执行标准。我国现有的档案管理模式，由行政部门和主管部门联合执行，体现出宏观管理的巨大作用。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模式与社会的抵触性也日益暴露出来，档案管理模式亟须改革。

二、关于档案管理模式改革的出路

1、积极完善档案管理模式改革的基本理念在现代管理制度的发展下，档案管理工作越来越重视管理手段和管理方法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信息化的管理模式正日渐成为档案管理今后的发展趋势。当前形势下，我们必须以全新的发展理念来应对档案管理实施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积极引导这一工作朝着更为综合性和全面性的方向迈进。作为知识资产和信息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档案的存在意义是不容忽视的。本着服务内部控制的理念，我们应当将档案管理与知识库管理有机结合，制定完善的服务体系，推动档案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

2、促进档案管理体制建设的不断完善紧紧抓住当前社会变革的重大机遇，在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促进档案管理体制建设的不断完善。过去单一的档案管理模式显然已经很难满足当前知识经济的发展需求，一种全新的管理体制模式势在必行。由此可见，档案工作的管理应是自觉形成的，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加以转化和完善，进而促进信息资源的有效管理。值得注意的是，必要的法律手段也应当在档案管理的实施过程中发挥必要的保障作用。

摘要：本文以电气自动化专业课程改革为例，以专业的社会定位为出发点，分析目前高职课程改革的必要性；从课程开发质量、课堂教学质量等方面出发，分析了电气类课程改革中的困境；从师资队伍建设、信息化平台应用、建立健全课程反馈机制等方面提出相应对策。

关键词：高职;课程改革;电气自动化;困境与对策

课程建设是高职内涵建设的核心。目前，许多高职院校进行了形式多样地课程改革,课程改革已经成为目前高职教育改革的主题之一。高职课程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建立基于工作过程的一体化课程体系,以响应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但是,高职课程改革进展到现在,暴露出了一些深层的问题[1],本文以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电气自动化专业课程改革为例，查找目前高职电气类课程改革路上的“拦路虎”,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1课程改革的必要性

1.1生源质量特点。近年来，由于独生子女政策的长期影响，与此同时，一些省份为了促进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对高中阶段的人数进行宏观调控和科学规划导致高考生源持续下降。近年来，我国部分省份的高职院校已经开始实施注册入学制度，通过降低入学门槛的方式来保障生源。这将导致高职院校生源多样化，学生质量下降，学生素质参差不齐，为了获得可持续性发展，为了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高职院校必须要加强内涵建设。因此，如何在传统教学方法的基础上改进并有所突破，从而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全面推进课程的教学改革，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1.2面向社会需求。我校地处陕西关中地区，属于制造业较发达的西北地区，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建设，为陕西装备制造业发展提供了机遇与挑战。也为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的毕业生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为我们专业的校企合作提供了保障。近年来，我校先后与西门子、长城楼宇等企业建立了校企合作关系。电气自动化化技术专业涉及电机电器、电力电子、信息通信、网络控制、计算机等诸多领域，综合性强，具有以强电为主、强弱电、电工与电子、机与电、元件与系统和计算机软硬件相互结合等特点，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应用相当广泛。通过对我校所处区域经济特点的分析，通过对本专业毕业生能力需求的分析，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毕业生,就业主要分两个大的方向[3]。一是电子技术员,主要工作在弱电环境下,其工作主要从事电路板的设计、焊接、调试、维修等；二是电气技术员,主要工作在强电环境下,从事电力供给、自动化设备的设计、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工作。研究调查表明,学生在工作时,往往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个方向,但在教学中,学生两方向的内容都要学。考虑到工作实际需要,学生在大三上学期开始根据兴趣选择其中的一个大方向作为未来职业发展方向，进行深入研究。见表1。

2电气类课程改革中的困境

第一篇

一、导语

当前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探索并初步形成的。在这个由政府为主导来构建的正规农村金融系统里，主体是农村信用合作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邮政储蓄只是发挥着辅助作用。对此，学者们普遍认为“农村金融存在着严重的非均衡现象”［1］随着国家促进中原经济区政策的出台，促进“三农”发展和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难题都对河南农村金融改革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在已经取得成效的基础上，重新审视河南农村金融改革存在的困境，探索促进河南农村金融改革的出路，是当前值得深思的问题。

二、河南农村金融改革的现状

(一)形成了多元立体的农村金融组织机构

2004年以来，国家先后出台了关于“三农”领域的金融政策，带动了河南金融机构的建设步伐。尤其是2011年国务院明确提出“为支持中原经济区建设，河南要研究设立农村金融改革实验区”之后，河南更是在建设农村金融组织机构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尤其是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已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资料显示，仅2012年上半年，河南新成立7家村镇银行，至6月底村镇银行网点总数已达21个;新增设金融机构网点160家，至6月底金融机构网点总数已达5307个;5家农村资金互助社、51家县域小额贷款公司、16家县域融资性担保公司。［2］这表明，河南已经形成了以商业性金融为主导、政策性金融为辅助、新型金融为补充的多元化、立体化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为促进河南中原经济区建设提供了坚实的金融后盾。

论文关键词:教育改革;教师改变;困境;反思

论文摘要:教师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曾只是作为被改革的对象，在通过培训、指导、引领等关于改革知识、能力的认识更新之后，只剩下压力、疲惫与挫败感，教师面对一次次的改革也渐渐无动于衷。文章试图从改革的复杂性和渐进性理论入手，解读改革过程中的复杂性和教师改变的困境，进而提出四点反思，希望对当前的教育改革有所启示。

随着教育改革实践和研究的不断深人，教师改变(teacherchange)在今天得到学者们越来越多的关注。这种现象原本也在情理之中，因为在改革的实施中，仅仅是新的课程方案、课程材料、教学策略以及学校的组织结构等并不能自行启动以求实现有效的改革，它们都必须通过参与并投人其中的人，即教育工作者，或者更直接地说是教师来实现。若处于改革中的教师无动于衷，则学校教育系统中其他方面再多的变化最终也将无济于事。因此，教师改变成了教育改革取得成功的内在动力和终极力量。

然而，纵观几次大的教育改革，不得不说，改革对于教师而言，更多的是从一种责任变成为一项负担。而教师们面对一次次的改革从一开始的热情和奉献，到后来的挫折和气愤，甚至导致对原本工作热情的减退。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社会、改革项目的管理者甚至于教师本人最初对改革怀有较高的期望，以及巨大的热情和承诺;另一方面，改革计划本身以及其后的实施却不得不使人们承认这种较高的期望是没有能力实现的。如此一来，轰轰烈烈的改革对于教师而言无疑是一张过度负担的处方，除了肯定希望的存在，别无他用。

一、关于教师改变的两种策略

综合分析近几十年来关于教师改变的研究文献，可以发现，关于教师改变主要有两种策略。

[摘要]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困境在于作为改革基本指导思想的个人物质利益原则难以得到全面的贯彻。按照马克思的市场起源说的逻辑展开，我们就会发现市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内在化过程。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并没有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而在文化层面上得到彻底的改变，因此，市场化改革所要完成的市场的内在化过程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传统社会结构的制约，特殊利益集团的出现以及它们与社会大众的利益冲突正是这种制约的表现形式。问题的解决必须从公民社会的建设入手，在强化中央政府权威的基础上实现对地方政府的逐步改革。[关键词]个人物质利益；市场内在化；传统社会结构；特殊利益集团；公民社会建设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已进行了二十多年，取得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但改革深入的难度越来越大，也是举世公认的。改革需要系统的理论支撑，西方经济学不能简单地用作中国的改革经济学，中国要建立自己的改革经济学首先必须认清自己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为什么一个和谐的社会并没有随着改革的进行而自然产生？对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贫富分化，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贪污、腐败的蔓延等，究竟与我们过去的改革方式存在着多大程度上的联系？困境的症结所在中国经济改革最基本的指导思想就是个人物质利益原则，因为正是它被当作了支撑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激励机制的基础。正如1978年邓小平在其被认为实际上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中所强调的：“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1]正因为以个人物质利益原则为基础，所以，邓小平明确提出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邓小平看来，承包制是实行个人物质利益原则的最好方式。改革初期，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成绩斐然，但承包制在城市则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承包制在农村的成功本质上就是以土地承包为基础的小农经济的成功。其中，保障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是成功的关键。随后，“三农”问题的产生所反映的或者是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得不到保障，或者是农民丧失了对土地的使用权，当然，其中也有小农经济本身经营难以稳定的诸多问题，比如天灾、市场方面的问题等。以小土地私有制为基础、以家庭为经济单位的小农经济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每一次社会动乱都是小农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结果，而这种破坏往往都直接与土地兼并相联系。承包制在城市难以推行，因为企业不是由家庭构成的，或者说，构成企业的各个部门无法由具有天然凝聚力的组织来承包。实际上，即使企业能被分解成若干个体家庭，因为企业生产过程的复杂性，也很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搞班组、部门承包，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难以解决：第一，不同承包单位之间的承包结果缺乏可比性；第二，承包单位内部成员的考核和利益分配难以合理进行。如果承包单位是真正的家庭，第二个方面的问题相对容易解决，但第一个方面的问题仍然难以处理。当然，如果企业领导能够公正无私，并且有能力对各承包单位的承包结果进行正确比较，从而能够正确处理各承包单位之间的利益关系，并能够为各承包单位选择适当的承包人，那么，承包制对企业就是可行的。但是，这样的企业领导如何产生？城市改革初期曾一度大力宣传用“能人”，大力宣传“让贤”，实际上就反映了承包制对这种企业领导的需求。结果如何？企业上下一致对付国家，负赢不负亏。出现这种情况说明了什么？说明个人物质利益原则无法贯彻，还是“大锅饭”。在这种情况下，明晰产权的口号被提了出来，而随后进行的股份合作制和股份制改革却在客观上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给企业管理者和地方政府官员，就是说，产权被明晰给权力者或权势者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与这种不合理的产权分配相对应的是一般人的个人物质利益无法得到保障，这在下岗工人和农民工的待遇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对农民的乱收费、乱摊派以及对农民土地的随意剥夺，其实质都是产权按权力或权势的分配。或者说，在对个人物质利益的追逐中，一些人有条件侵占或剥夺另外一些人的物质利益。国有资产流失、贪污受贿以及公款消费等，都是这种侵占或剥夺的表现形式。总之，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困境在于：在中国现有的社会条件下，被我们作为经济改革最基本的指导思想的个人物质利益原则难以全面贯彻。邓小平主张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同时也警告说：如果出现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因为邓小平坚信，在个人物质利益原则的基础上，虽然必然会产生贫富差距，但不会出现两极分化。个人物质利益原则是市场经济的原则，只有真正的个人能够平等参与的市场经济才有可能为这个原则的贯彻提供现实的社会基础。中国的问题在于：我们还没有建成真正的市场经济就以为已经有了贯彻个人物质利益原则的前提。实际上，承包制在农村的成功也不是个人物质利益原则的成功，而是家庭物质利益原则的成功。因为家庭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的利益单位，对于中国来说，它是存在了几千年的最基本的经济单位。在城市，我们找不到这种天然的社会利益单位。对于中国传统社会来说，个人之间具有凝聚力的社会关系除了直接的血缘和婚姻关系之外，主要就是在血缘和婚姻关系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其他社会关系。现在，朋友关系的称兄道弟化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现实社会关系向传统社会关系复归的显性化，反映了当普遍的“同志”关系在冷冰冰的金钱关系面前淡出后，公民社会应有信用、法制关系难以顺利建立的现实。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父系大家族为基本社会单位的等级社会，也就是说，个人根本不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因为完全没有平等的个人关系可言。几千年来，讲血统、讲门第、帮派盛行的历史就是明证。在西方国家，个人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是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工人阶级的崛起、工业化和民主化的历史进程才逐渐完成的。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实现了对原有产权所有者的剥夺，但传统社会的文化背景并没有被真正改变，所以才会有各行各业甚至军队中的“山头”，政治生活中的帮派，以及现在仍然流行的地方保护主义和所谓的“特殊利益集团”。一句话，在中国，由于缺乏全面贯彻个人物质利益原则的社会条件，因此，在一些地方和领域，个人物质利益原则就为权力或权势物质利益原则所取代。市场内在化的逻辑及其合理性市场绝不是从来就有的东西，中国也绝不是现在才有市场，相传中国在神农氏时就有了市场。[2]为什么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市场始终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如果我们按照马克思的市场起源说的逻辑展开，我们就会发现，在欧洲市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内在化过程。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起源的分析通常总是把私有制作为起点的。比如，诺斯就是这样来描述交换的产生：“我的分析从村落内部的地方交换、或者甚至从狩猎和采集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妇女从事采集，男人从事狩猎）的简单交换开始。在这个世界中，专业化仅仅是初步的，自给自足成为大多数单个家庭的特征。小规模的村落贸易存在于一个受非正式约束的''''密集''''的社会网络内部，非正式约束起着促进地方贸易的作用，在这里交易成本很低。人们之间有一种亲密的关系，而暴力的威胁是保持秩序的一种持续力量。”[3]实际上，当人类仅仅依赖狩猎和采集为生时还处于原始群的时期，连氏族社会都还没有进入，这时候即使有交换，也绝非产权转让意义上的交换，因为还没有私有制。马克思认为：“物本身存在于人之外，因而是可以让渡的。为了使让渡成为相互的让渡，人们只须默默地彼此当作被让渡物的私有者，从而彼此当作独立的人相对立就行了。然而这种彼此当作外人看待的关系在原始共同体的成员之间并不存在，不管这种共同体的形式是家长制家庭，古代印度公社，还是印加国，等等。商品交换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在它们与别的共同体或其他成员接触的地方开始的。但是物一旦对外成为商品，由于反作用，它在共同体内部也成为商品。”[4]产权转让意义上的交换以私有制为前提，这容易理解。因此，交换只能从共同体的尽头开始，因为不同共同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天然就是不同所有者之间的关系。但是，对外交换的这种反作用如何促使商品的交换关系在社会共同体内部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并最终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关系却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因为从商品交换的出现到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所经历的时间是相当漫长的。即使从希腊文明的萌芽算起，到资本主义在英国的确立为止，其间也经历了三千多年的时间。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使它无法研究这个问题，因为私有制被绝对化了，个人被假定为社会的基本利益单位，而需要回答的问题正是以全面的市场关系为基础的私有制是如何确立起来的，曾经隶属于氏族、种族和家族的个人如何逐渐获得独立而最终成为社会的基本利益单位。对于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改革目标的我国来说，只有理解了这个过程才能为我们的市场化经济改革确立正确的方向。市场是从不同人类共同体之间的交换开始的，这种对外的市场关系向人类共同体内部渗透的过程，或者说，市场内在化的过程决不是一蹴而就的。西方的古典奴隶制就是以高度发达的外部市场为基础的奴隶制度。古典奴隶制是指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奴隶制。这是一种高度发达的奴隶制，大量的、主要来源于战俘的奴隶被广泛地用于经济和其他社会领域。由于奴隶基本上都是外族人，本族人甚少成为奴隶，因此，古典奴隶制也可以说是典型的种族奴隶制。欧洲的私有制是从商品交换开始的。发达的商品交换或者说市场的存在也决定了古典奴隶制是一种使用奴隶进行商品生产的制度。战争主要是获取奴隶的手段。“但是，随着商业和工业的发展，发生了财富积累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以及大批自由公民贫困化的现象；摆在自由公民面前的只有两条道路：或者从事手工业去跟奴隶劳动竞争，而这认为是可耻的、卑贱的职业，并且不会有什么成功；或者变成穷光蛋。他们在当时的情况下必不可免地走上后一条道路；由于他们的数量很大，于是就把整个雅典国家引向了灭亡。”[5]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后来的罗马。“古代的奴隶制，已经过时了。无论在乡村的大规模的农业方面，还是在城市的工场手工业方面，它都已经不能提供足以补偿所耗劳动的收益，因为销售它的产品的市场已经消失了。帝国繁荣时代的生产已经收缩为小农业和小手工业，这种小农业和小手工业都不能容纳大量奴隶了。只有替富人做家务和供他过奢侈生活用的奴隶，还留存在社会上。但是，日趋灭亡的奴隶制仍然能够使人认为，一切生产劳动都是奴隶的事，不配由自由的罗马人来做，而现在人人都是这种自由的罗马人。……。于是罗马世界便陷入了绝境；奴隶制在经济上已经不可能了，而自由人的劳动却在道德上受鄙视。前者是已经不能成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形式，后者是还不能成为这种形式。只有一次彻底的革命才能摆脱这种绝境。”[6]如何理解上述情况？如何理解成为穷光蛋的自由公民将奴隶制国家引向灭亡？因为开始于社会共同体尽头的交换关系虽然不可避免地向社会共同体的内部渗透，但它终究无法彻底替代来自氏族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换言之，虽然因为商品交换而产生的贫富分化使氏族制度不断瓦解，但因为属于同一种族而自然获得的自由公民身份却始终是难以剥夺的。在古希腊和古罗马虽然都曾出现过因贫富分化严重，穷人为了还债而卖掉赖以为生的土地，甚至将妻子儿女卖给富人做奴隶的情况，但这种情况又都因为平民的反对而被纠正或阻止。比如在公元前594年，当选为雅典首席执政官的梭伦就废除了债务奴隶制，取消了穷人所欠的债务，禁止以人身作为债务抵押，拔掉了竖在田里表示抵债的牌子，还赎回了被贵族卖往国外做奴隶的人。奴隶制无法将自由人变成奴隶，自由人因此也绝不会去从事只有奴隶才从事的生产劳动。人们在财富占有上的差距不论多么悬殊，其社会地位最终还是与他们的种族归属保持着稳固的联系。市场作为人类社会进行物质交流、借以维持分工生产的一种经济方式是从不同的人类共同体之间充满敌意的对立中产生出来的。而它在促使私有制产生的同时也将这种充满敌意的对立带入了共同体的内部，于是国家随市场和战争应运而生。但是，由于支撑奴隶制国家对外扩张的自由公民对市场关系内部化的抵制，也就是说，奴隶制无法将自由公民变成奴隶，或者说将他们或他们的劳动力变成可以自由买卖的商品，这就意味着，在奴隶制国家内部的自由公民之间不可能存在完全意义上的市场关系，或者说，市场关系不可能完全代替种族关系。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市场关系，而是占有和被占有的关系，因为奴隶不是被自己出售的。于是这就决定了建筑在这种奴隶制基础上的市场在本质上只能是一种外在市场，即不同人类共同体之间的市场，而不可能完全成为一个共同体内部的市场，因为共同体的种族基础构成了市场关系所无法克服的障碍。当进入封建社会之后，这种统一的种族抵制已经不存在，不仅统治者而且被统治者都因为封建割据而分裂成为一个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单位，这就为在奴隶社会无法进行的市场关系的内在化创造了条件。在氏族社会，个人属于氏族，或者说，每个人都是氏族的一个平等成员。在古典奴隶社会，尽管社会的种族基础依然存在，但家庭成为财产的占有单位，贫富分化虽然还没有完全破坏社会的种族基础，但已经使公民分裂为不同的利益群体--贵族和平民。国家把分属不同社会等级的利益群体结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公民社会，每个人首先属于自己所在的利益群体，然后才属于这个社会。但无论怎样，社会的种族纽带仍然维系着这个社会内部的统一性。封建割据所造成的政治上的分裂状态不利于市场的发展，但是，政治上分裂同时也削弱了封建主的控制力，使商人在城市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成为可能。特别是王权对新兴资产阶级的支持又有利于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因为严重的分裂状态是国王所不愿看到的。同时，专制的王权又因为教会的神权而受到制约。总之，自由的市场因为各种势力的相互制衡而得以存在和发展。随着世界地理大发现而发展起来的国际贸易所带来的巨额财富，一方面使封建主、特别是国王与资产阶级的利益的在一定程度上一致起来，另一方面，开放的国际市场又超出了任何一个封建国家所能控制的范围，这意味着市场的发展和因市场发展而兴起的资产阶级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封建主们不管愿意不愿意，都会自觉不自觉地跟在资产阶级背后，希望从市场的拓展中分得一杯羹。正因为如此，在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国家机器都得到了充分的利用。比如在英国，国家颁布各种血腥的法律，用鞭打、监禁、以至死刑来禁止失去土地的农民流浪，强迫他们成为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再比如，以暴力为基础的殖民掠夺、奴隶贸易，以及国债制度、税收制度等等。没有国家权力的充分利用，没有封建主的积极配合，资本原始积累是不可能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完成的。[7]总之，市场的资本主义复兴，或者说，市场在资本主义形式上的大发展才真正意味着氏族制度的彻底失败，意味着奴隶制度从人奴役人的形式转化为金钱奴役人的普遍形式而得以继续进行。而这个转化之所以能够顺利实现，从表面上看是因为新兴的资产阶级与封建主们在对商品财富的追逐上能够或多或少地达成利益上的一致，曾经对国家事务拥有发言权的自由的普通公民早已消失，人们也因为封建割据而彼此隔绝，难以团结起来形成统一的力量，但更进一步的思考会使我们发现，从人对人的奴役转化为金钱对人的普遍奴役，这本身或许也是一种对人的解放，把人从奴役人的人手中解放出来交到一个比人更公正的第三者手中，或许正是人的彻底解放所必须经历的发展阶段。

应该如何理解市场内在化这一历史进程的合理性呢？在氏族社会，氏族不仅是一个共同体，血缘共同体，而且也是一个社会的利益单位，也就是说，在氏族中，个人不是独立的，他或她只有依附于这个集体才能生存。个人财产氏族继承和血亲复仇制度就反映了这种情况。换言之，个人属于氏族就像我们的四肢属于我们的身体一样。共同体之间的交换意味着共同体在经济上的延伸或扩大，而共同体内部的贫富差距的出现则意味着社会利益单位在缩小。伴随着共同体经济的扩大而产生的社会利益单位的缩小是合理的和必然的，因为这在有利于范围经济的同时也有利于规模经济，或者说，既有利于宏观效率，也有利于微观效率。古人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意味着当管理半径增大时，被管理的个体应该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要使这种相对的独立性不致损害整体的利益，个体就应该在相应的程度上为自己的利益负责。氏族社会也可以理解为个体完全无法为自己的利益负责的社会，个体只能放弃自己的独立而充当氏族成员。氏族从共同体的利益的角度保护每一个氏族成员的利益，而不是从每一个氏族成员的利益的角度来进行这种保护。因为集体的存在是个体存在的前提，而不同的成员在共同体分工体系中所处的地位是不同的，所以，不同成员对于共同体的重要性从而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实际上也是不同的。这正如在遇到危险时，我们总是重点保护我们的头部和胸部一样，而身体的其他部分承受伤害正是头部和胸部受到保护的前提。血族复仇意味着凡伤害个人的便是伤害整个氏族，被指定的复仇者绝不会说“关我什么事？”因为个人利益必须无条件服从氏族，换言之，个人利益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融化在氏族中了。当蜂巢受到威胁时，毫不迟疑、前赴后继地发起攻击的蜜蜂表明它们没有独立的个体利益可言。氏族成员的情况大体上也是如此。市场关系的产生意味着社会的利益单位与社会共同体开始分离，而分离的程度与市场关系的发展成正比。资本主义社会所强调和提倡的个人主义其实正是社会的利益单位缩小为个人的结果，是市场内在化的发展，是社会要求个人对自己负责、从而对社会负责的表现，因此，尊重和保护个人也就为尊重和保护社会所必需。但社会毕竟不是由相同的个人组成的，并不是每个人都具有相同的对自己负责的能力。由于社会的生活单位往往不是个人而是家庭，因此，个人不同的家庭背景又会对个人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于是，社会通过市场迫使个人对自己负责、从而对社会负责的形式则可能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而被扭曲，致使有些人所承担的责任大于他们所应该或者能够承担的，而另一些人则正好相反。出现这种情况则意味着社会不公正，剥削就是社会不公正的表现形式之一。爱因斯坦曾说：“达尔文的生存竞争以及与此相联系的选择理论已被许多人作为鼓励竞争精神的权威依据来引用。也有一些人用这种方法试图伪科学地证明个人之间毁灭性的经济竞争的必要性。但这是错误的，因为人们进行生存竞争的力量，完全在于他是一个社会性的生活着的动物。正如蚁冢中单个蚂蚁之间的战争对于生存没有什么根本意义一样，人类社会中个体成员之间的斗争也是如此。”[8]爱因斯坦的观点完全适用于一个社会作为共同体和利益单位重合的情况，比如说，适用于氏族社会。一旦社会作为共同体与利益单位相互分离，也就是说，不同的群体或者个人具有了自己独立的利益，他们之间的经济利益的竞争就不可避免。也就是说，不同群体或者个人之间的关系就不再是同一个蚁冢中的蚂蚁之间的关系。当然，毁灭性的经济竞争不仅对失败者不利，而且往往同时对胜利者不利。当失败者的毁灭使共同体遭到伤害时的情况就是如此。这就意味着毁灭性的经济竞争往往肯定对社会不利。于是，我们看到，即使当在经济上不得不市场化的时候，社会也从来没有完全市场化。产生于古罗马时代的基督教以及资产阶级的革命家所提倡的自由、平等、博爱，正是以后市场经济得以在西方世界跨国界发展的最基本的精神基础。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自由、平等的理念，同时也需要对竞争失败者的关心，因为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无法在全社会的范围内贯彻，或者说，人类的一部分终究不能将人类的另一部分淘汰出社会。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这种淘汰进行辩护的理论。[9]即使在经济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具有某种合理性，但现在还有公然接受这种理论的国家吗？市场是人类创造出来激励自己的经济形式，而不是毁灭自己的形式，市场需要竞争者，而不是毁灭竞争者而最终造成垄断，因此，盛行竞争的市场只能在提倡博爱和讲求公正的社会背景下才能顺利运行。从这个意义上说，爱因斯坦是正确的。但中国人往往总是将市场当作战场、把竞争者视为敌人而难以相互合作的现象其实正好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作为一个家族社会的特点，即家族竞争你死我活的特点。

中国传统社会的形成与市场内在化的障碍古往今来，战争与贸易一直都是不同的人类共同体之间彼此交流和相互较量的两种最基本的方式。任何一方都想从贸易中获利，就如同想从战争中取胜一样。战争与贸易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起着非同一般的作用。一般认为，私有制是随着交换的出现而产生的。已经处在萌芽状态的社会劳动的专业化和产品在市场上的出卖是私有制的基础。[10]但是，交换在人类共同体的尽头开始的事实意味着在一定的条件下战争可能成为私有制的第一推动力。对于一个强大的部落来说，要取得另外一个部落的产品，它首先想到的方法应该是掠夺而不是交换，因为人类本身就是从“掠夺”自然界发展起来的。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炎帝和黄帝都是部落联盟的酋长，部落联盟本身往往就是战争的产物。部落之间因为利益冲突发生战争是常有的事，因为不论是狩猎、采集还是种植活动的发展，都涉及到对土地需求的增长，相邻的部落之间如果无法协调彼此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战争就会发生。古希腊和古罗马都是多山的国家，古希腊还是一个由众多的岛屿构成的国家，这样的地理环境决定了武力征服的困难和贸易优先发展的必然性。它们都处于地中海沿岸，对外贸易往往就是海上贸易，这种贸易能够首先发展起来、或与战争交替进行，是因为大海推迟或阻碍了以掠夺为目的的大规模战争，或者说，是因为海洋所造成的交通和交战的困难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各方的力量，从而在一开始使贸易而不是战争成为首选。古代中国的情况显然不同于古代的希腊和罗马，辽阔的中原地区，不仅是理想的生息繁衍之地，因而是必争之地，也是理想的战场，逐鹿中原，一决雌雄，无妥协可言，因此，战争而不是贸易成为首选，成为历史步伐迈向私有制的第一步或关键一步。战争需要组织严密的军队，战争需要勇敢的战士，而父系氏族正好能满足这两方面的需要。“在荷马的诗篇中，还把胞族看做军事单位，在那著名的一段中，奈斯托尔劝告亚加米农：要按照部落和胞族来编制军队，以便胞族可以帮助胞族，部落可以帮助部落。”[11]氏族成员应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勇敢的战士。“卡弗尔人-祖鲁人在数年前，也象努比人在数月前一样，──两者都是至今还保存着氏族制度的部落──曾做出了任何欧洲军队都不能做的事情。他们没有枪炮，仅仅用长矛和投枪武装起来，在英国步兵──在密集队形战斗上被公认为世界第一──的后装枪的弹雨之下，竟然一直向前冲到刺刀跟前，不止一次打散英军队伍，甚至使英军溃退，尽管在武器上非常悬殊，尽管他们没有受过任何军职训练，也不知道什么是队列动作。英国人诉苦说，卡弗尔人比马走得还快，一昼夜比马走得还远，这就可以证明这种野蛮人的能力和毅力。”[12]但是，当劳动生产率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或者说，在私有制产生的经济条件已经具备时，以扩张和索取为目的的部落战争必然成为私有制迅速发展和确立的催化剂。一方面，在战争中有功的氏族及其成员会得到更多战利品--土地和奴隶，从而加速贫富的分化和固化；另一方面，因为军事单位本身就建立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之上，这是最自然不过的最佳选择，所以，战争在使父权制强化的同时由于私有制的滋生而必然使父系氏族向父系家族转化，即出现以男性家长为首领的由若干个体家庭组成的家族。总之，不同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中国古代原始社会的具体状况使战争成为私有制发展和确立的决定性因素。战争对氏族这种社会组织形式的依赖使私有制的发展和确立不但没有造成血族团体的崩溃，恰恰相反，它强化了血族团体，使父系家族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社会单位而长期存在。而它正是解开中国社会发展之谜的钥匙。华夏文明得以生根成长的中原地区是一片广袤的平原，其周边不是沧海大洋就是高山荒漠，由此形成一个相对封闭、四季分明的自然地理环境。温暖的气候、相似的自然环境和相似的物产决定了发展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农耕文明的必然性。家族或家庭作为不同的经济单位而相互发生交换关系，但这种交换关系是从属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从国家这个大的共同体来看，市场是封闭的，它只是统一起来的家族社会内部的经济纽带。在西方，市场从对外交换中发展起来，但它在奴隶制国家内部的发展受到种族的抵制。封建制度打碎了使原有的人类共同体成为一个整体的种族基础，或者说完全剪断了使共同体成为一个整体的血缘或种族纽带，从而为市场关系在一个共同体内部的扩展创造了条件。人们最终按照他们对财富的占有而划分为有产者和无产者，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确立的过程。但是，在中国，家族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既是私有制通过战争确立的结果，同时又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产物。小农经济是不稳定的，家族作为一个以血缘和婚姻为纽带的社会单位，它使其中不同的家庭之间得以互相帮助，共同发展。但家族之间不存在普遍的共生关系，家族联合往往是为了应付家族竞争的需要，于是我们发现，历史上大家族之间的联姻往往更多的是为了实现政治上、甚至军事上的相互利用。这也就决定了家族社会的普遍的不稳定性。古代诸侯称国，大夫称家。所以才有“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13]家族小则弱，家族间弱肉强食，家族大则内乱、分裂，中国由春秋战国而到秦始皇的中央集权，本质上就是由无法稳定的家族社会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间内稳定的家族社会的发展，周天子看似温情的“天下一家”最终只能被秦始皇专制的“一家天下”所代替。也就是说，家族社会的离心倾向使中央集权成为必要。而要实现集权，这个权力系统就不能直接以家族为基础，只能通过相应的中央机关自上而下地来安排，于是，中国传统社会又必然成为一个官僚社会。中国传统社会的官僚体系既是市场发展的推动力，又是市场发展的抑制剂。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部，物资的交流是统一国家赖以维持的经济基础，也是国家统一的经济原因。但市场的发展必须受到抑制，因为市场发展所带来的贫富分化不仅必然加剧家族之间的竞争，而且还会腐蚀只能自上而下进行制约的官僚体系，破坏社会的稳定。战国时代，东方六国之所以被秦国所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的市场都较为发达，统治集团的生活奢侈，贫富分化严重，内乱频繁，从而大大削弱了社会的凝聚力和军队的战斗力。对于一个官僚社会来说，抑制市场发展的最便捷的方法就是官营或官商，这样做，从国家来说，既便于集中管理，也有利于防止整个官僚体系的商业化，从而使这个稳定社会的官僚系统不致因追逐商业利益而成为破坏社会稳定的力量。于是，我们不难发现，对于家族官僚社会来说，市场的内在化是不可能的。一方面，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市场的发展可有可无，另一方面，为了稳定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家族社会和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自身，这个系统必然要抑制市场的发展，从而使市场关系无法突破家族的壁垒，无法分解家族最终使个人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

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结构性突破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以家族为核心、以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进行人治约束和以儒家思想进行道德约束为保护层的完整封闭的社会系统。这个社会系统最理想的状态就是老子所追求的“小国寡民”。[14]国小则家族少，家族少则容易达成妥协，容易实现儒家的道德规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15]相互谦让，和平共处。国小则管理层次少、官僚少，这就便于监督和防止腐败。今天仍崇尚儒家文化的新加坡和韩国都表现出这个方面的优势而令我们羡慕不已。但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只能是一个大国，同时也就决定了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思想在多数情况下只能供人们赏玩，而无法付诸实施。国家越大，离老子所追求的理想状态就越远。国家用于内部稳定的官僚体系越庞大，为防止这个官僚体系腐败的难度也越大，从而内耗越大，国家越弱，最终往往因内忧而外患，又不得不内严而外谗。总之，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决定了市场不可能发展起来，不可能走向资本主义。[16]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是“一家天下”向“天下一家”的回归，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逻辑使然，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当然，不是回归到周天子式的“天下一家”，也就是说，不是回归到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等级社会，而是通过市场的内在化，在个人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的基础上实现家族的自我否定、实现家族的社会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要完成市场的内在化，从而为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创造条件。在西方，市场内在化的关键一步是通过资本原始积累来实现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需要以资本的原始积累为前提吗？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早已过时，中国不可能、也不需要再走资本原始积累的旧路。奴隶社会是以种族为本的社会，非本种族的失败者不被视为人，仅被视为会说话的工具即奴隶，对奴隶人身的直接占有就是这个社会的目标。封建社会是以土地为本的社会，人只是作为土地的所有者、占有者以及附属者而存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以商品价值为本的社会，从而颠倒了手段和目的的关系，这正是造成资源浪费和自然破坏的社会根源。社会主义社会是以人人为本的社会，就是说，不是仅仅以某一部分人为本。自秦汉以来，中国传统社会从构成上看是以家族为本的，从结构上看，则是以官僚为本的，从而强调稳定就势必强调官本位。也就是说，中国传统社会的构成要素是家族，而维系力量仅来自垂直控制的官僚体系。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进行了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组建了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在城市组建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工商企业。改革开放之前，企业办社会和普遍存在的大锅饭现象表明，在市场内在化的过程没有完成的情况下，个人不可能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或企业也不可能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改革开放之前，单位一词被城市人普遍地用于指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因为不管那些社会组织在形式上如何的千差万别，在等级上如何的高低悬殊，他们都是个人依附、个人必须服从的对象，他们实际上成了家族在城市中自我延续的一种形式，城市的中国人从家族人变成了组织单位人。相对于农村的来说，城市单位的凝聚力要大些，或者说，个人对单位的依赖程度要大些，因为城市单位的构成要素是个人而不是家庭。但也正因为如此，城市改革的起步风险也要大些。在农村，关键是要保障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在城市，则是要解决社会保障、解决再就业的问题。笔者在前面的分析表明，市场内在化的本质是要把个人转变为社会的基本单位，或者说，把依赖于家族或组织单位的个人转化为独立的社会人。在中国传统社会，市场的发展直接受到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的抑制，这种抑制的目的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控制家族之间的竞争，另一方面则是防止官僚体系因商业化而腐败。当然，最终目标还是为了稳定家族社会本身，因为由中原地区的相对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所决定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需要家族这种社会的组织形式。在全球化的今天，小农经济早已过时。实际上，自1848年以来，中华帝国在西方列强面前一败再败的历史都可以看作是小农经济敌不过机器大工业的历史，是人情社会输给信用社会的历史。[17]改革是中华文明的自救。从孙中山的“唤起民众”，[18]到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再到邓小平的“放权让利”，贯穿其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对无所不在的中国传统式的官僚体系的否定或怀疑。要推动市场的内在化，只能从触动官僚体系开始。但是，数千年的家族社会早已给中国人打上了家族或小集团利益至上的烙印，因此，没有一定程度的集权又很容易天下大乱。正是在这种权力的欲放不能、欲收不忍的过程中，“放权让利”演变为“争权夺利”。中央放权让利给地方和企业，不是放权让利给个人。中央放的是经营之权，让的是盈利之利，但下面往往争的是控制之权，夺的是他人之利。因为传统家族社会缺乏自下而上的制约的影响依然存在，这就使权力对于下属往往具有绝对的性质，一个单位就像一个堡垒，一个独立王国，有权者很容易一手遮天。此外，上级部门放权，上级领导则未必愿意让利，于是出现放权与收权的上下拉锯战，最终在一些领域出现上下勾结的利益共同体。总之，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体系对于改革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为稳定所必需，但作为实现稳定的工具，它必须完全为中央政府所控制，因为行政管理体系本身就是自上而下地建立起来的。另一方面，改革必须放权，但地方或部以及企业膨胀起来的权力如果没有来自基层的制约就势必因追逐商业利益而腐败。在这里，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中国传统社会要实行官营或官商，这样做不仅是为了限制民间商业的发展，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官僚体系本身的商业化，因为官营或官商都是由专门的官方机构来经营的。市场化改革的本质既然是推进市场的内在化，是社会要求个人对自己负责、从而实现个人对社会的负责，那么，社会就必须提供个人为自己负责的条件，即在社会保障、社会就业、社会教育等方面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注意，这里的社会不仅包括官方，也包括民间。由于中国家族社会的传统决定了中国民间社会的软弱，因此，官方必须扶助民间力量，如果某些中央部门、地方政府和企业管理层为了维持自己小集团的绝对权力而不愿这样做，中央政府就必须有所作为。现在所谓的特殊利益集团本质上都是以某些中央部门或地方政府的权力为支撑、以相应的经济组织为依托而形成的利益集团。可见，造成个人物质利益原则无法普遍贯彻的原因，在于我们忽视了中国社会的历史特点，忽视了市场化改革必须要完成的中国人从家族人到社会人的转化，忽视了民间力量的崛起、强大的公民社会才是中华文明最终得以复兴的保证，忽视了传统的用于稳定社会的行政力量本身成为致乱因素的可能性，或者说，忽视了传统社会的惯性思维对我们仍然发挥着的巨大影响。因此，要从市场化改革的困境中走出来，改革的基本理念必须与时俱进，必须着眼于中华文明的复兴，而不仅仅是物质利益，着眼于民众的社会参与能力、自我组织能力和自我救助能力的培养，这正是以人为本或以民为本的要义所在。要做到这些，就必须着眼于发展对政府行政管理体系的自下而上的制约，首先在基层把民主落到实处，但同时又要维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以稳定社会。现在中央政府控制能力的弱化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政府的改革只能从地方开始。数千年来一直作为中央机关派出机构的地方政府将逐渐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地方政府，而这正是中央政府自我改革的第一步。参考文献-------------------------------------------------------------------------------[1]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46[2]周易o系辞下[3][美]道格拉斯·诺斯．论制度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当代国外经济学家论市场经济[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50-51[4]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03[5]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15[6]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46-147[7]樊亢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简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8]爱因斯坦．论教育．转引自中国大学教学[J]．2003年（1）：43[9][英]马尔萨斯．人口原理[M]．朱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10]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全集第一卷[M]．1972．133[1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9[1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3[13]孟子o离娄上[14]老子．道德经．第80章[15]孟子o离娄上[16]曹廷贵，孙超英．中华文明视角下的新农村建设研究[J]．理论与改革，2006（3）[17]曹廷贵，孙超英．中国社会信用的历史沉思[J]．理论与改革，2004（4）[18]孙中山．国事遗嘱

一、何谓“实践逻辑”

布迪厄的实践逻辑理论主要探讨“实践是如何发生的，是按照什么方式展开的，在何种社会空间中呈现什么样的一般图式”。［3］（P19）布迪厄运用“关系性”思维方式把实践逻辑视为习性、资本以及场域之间关系的结果，其简要公式为［（习性）（资本）］＋场域＝实践（1）公式（1）清晰地表明“实践”是习性、资本、场域联合作用的结果，不是三者中任何一个因素的单一结果。所谓“习性”，布迪厄认为它是由积淀在个人身体内的一系列历史关系所构成，其形式为知觉、评判和行动的各种身心图式，它是一种社会型塑机制，涉及社会行动者具有的对应于其占据的特定位置的性情倾向。［4］（P279）习性主要具有以下特征：首先，习性是一种社会性情倾向系统，先于个人而存在并赋予个人以某种社会身份的文化系统和心理习惯，其功能是“确保既往经验的有效存在，这些既往经验以感知、思维和行为图式的形式储存于每个人身上，与各种形式规则和明确的规范相比，能更加可靠地保证实践活动的一致和它们历时不变的特性。”［5］（P83）其次，习性是一种后天所获得的各种生产性图式的系统，是“体现在人身上的历史”。习性所导致的行为常常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而是一种“适得其所”的历史积淀和“合情合理”的经验潜在。［6］（P175）最后，习性具有持久性。习性通常在行动者的意识和语言运作之前发生效力，超出了意志控制的范围，具有特定持久的效力。可见，习性是内在化和外在化的双重过程，是完成主观和客观、个人与社会两方面的双向共时运动的相互渗透过程，是行动者通过行动而外在化的社会结构的前结构，同时又是行动者的内心深层结构化，并持续影响着行动者的思想和行动。

资本是实践逻辑的另一个极为核心的要素，布迪厄把资本定义为行动者的社会实践工具。根据资本所体现的社会权力类型与关系，布迪厄将资本划分为四种主要类型：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及符号资本。经济资本是能用来制造产品和服务的货币与财产；文化资本涉及各种合法知识，包括非正式的人际技术、举止、品味、生活方式等；社会资本是在群内或者社会网络中的位置和关系；符号资本是使用符号来为本阶级所拥有的三种资本的数量和组合谋取合法性的能力，作用在于把某种经济、文化、社会资本的组合形式合法化，形成意识形态。符号资本是与荣誉和声望相关的。［7］（P493）各种资本在社会交换体系中是以社会关系的形态运作，但其彼此之间并不是隔离的，而是相互转化的，其中符号资本最具有转换力量。如一个人头衔、声誉作为符号资本一旦被确认，就可以转换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或社会资本。布迪厄关于资本类型的划分使行动者的实践工具从经济领域扩展到符号和非物质领域，深化了人们对实践工具概念的认识。行动者所拥有的习性和资本，必须有一个展开的领域。场域是实践逻辑的另一重要概念，布迪厄认为，“场域是一些社会生活领域中客观性的位置之间形成的网络”［8］（P392）。在他看来，场域不仅是一个特定的物理空间，更是一个资源争夺、权力运作、关系重组的意义空间。场域具有三个重要的特征：一是独立性，场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遵循自身的逻辑和游戏规则；二是关系性，场域不是一个可见的物质实体系统，而是一个由各种关系形成的系统；三是斗争性，由于资本分布的不均，分布于场域空间中不同位置的各种力量为了获取更多的权力与利益，而不断展开竞争活动。在布迪厄看来，社会是由许多不同的场域构成的，如艺术场域、学术场域等，每个场域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逻辑和运行空间，行动者依靠各自的习性在场域中展开争斗和较量以获取对自己有利的资本。作为一套特定的概念性方法论工具，实践逻辑强调对现实事件的非限定性、情境性和不确定性的认知与把握，不以先在的本质与规律去规范和指导实践，而是在实践中，依托于具体的实践情景和实践自身的逻辑特性去规范实践自身。它强调对实践者“身体在场”的价值承认，即把实践者自身基于具体实践情景及个体性经验作为规范与指导实践的标准和承认这种标准的价值。即问题总是一定场域的问题，其解决是行动者基于个人经验库的当下决断而不是理性的持续反思。这样，在寻求实践问题的解决时，实践者的实践优先于理论者的理论。

二、实践逻辑视角下的应用型本科教育改革困境分析

倘若从布迪厄“实践逻辑”的视角透视当前的应用型本科教育改革实践，习性是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实践观念，资本是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实践工具，场域是应用型本科教育实践空间，习性、资本与场域的互构形成了应用型本科教育改革的实践逻辑。从实践逻辑视角观之，应用型本科教育实践面临如下诸多困境。

（一）习性对应用型本科教育改革的抗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