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范文10篇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取得的成就

（一）政府机构改革取得显著成效

政府机构改革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且易于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紧紧围绕职能转变和理顺职责关系，根据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已经顺利完成了五次政府机构改革。在这些改革中，1998年开始的第四次机构改革成效尤为突出：通过大幅精简政府机构及其人员编制数量，国务院部委从原有的40个减至29个，部门内设机构精简了1/4，移交给企业地方社会中介机构和行业自律组织的职能达到200多项，公务员数量从3.2万人减至1.6万人，同时，调整和撤销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的直接管理经济的专业部门，初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基本适应的政府组织体系。

（二）政府职能转变稳步推进

转变政府职能是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和核心任务。1988年开始的第二次机构改革，首次提出应该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转变政府职能；1993年开始的第三次改革，提出应该按照“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行政管理体制”目标要求，将政府职能转向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提供服务和检查监督；1998年开始的第四次改革，进一步明确了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要求政府职能转变应该集中在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三个方面；2003年开始的第五次改革和当前正在进行的第六次国务院“大部制”改革，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明确提出政府职能转变应该集中于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个方面，建设“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

随着行政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政府职能转变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逐步趋于一致。主要体现在:一是政府职能的重心发生改变，从过去注重政治和奉行“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经济建设和发展上来。二是积极推进经济建设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也就是政府在继续完善经济调节职能和加强市场监管的同时，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更加注重全面履行政府职能。三是政府履行职能的方式从微观管理、直接管理为主转向宏观管理、间接管理为主，手段从单一的行政手段转向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四是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提高政府工作效能的需要，对政府结构进行了相应调整，进一步理顺了职责关系，行政部门职责交叉重叠、权责不清、协调不力、多头管理等问题得到明显改善。在此方面，卢志钊、崔晓惠等人进行了比较深刻的论述。

改革开放与精英主义

与历史上的历次改革的逻辑大体相同，始于70年代末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来自对某种危机的反应。凡是改革，大体上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这就是，在改革之前，社会中往往存在着某种危机，而且这种危机已经开始对国家构成某种威胁；这时，国家精英为了国家政权的存在，便开始对酿成这种危机的某些制度安排进行改革。因为改革是与国家的前途从而也是与国家精英的现实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改革者的愿望大多是真诚的。直接触发中国改革开放的，无疑是由造成的种种社会危机。在的后期，虽然并非象人们为了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而说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但包括经济在内的种种社会危机无疑是严重的。如果考虑到当时正是处于领导人的换代之际，这种种危机无疑具有深刻的政治含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场主要由国家精英推动的改革开放的进程开始了。

对于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动，我们有一个通常的说法，说是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和推广，是中国的亿万农民的伟大创造。实际上这个说法并不准确。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安徽凤阳的出现，确实是农民自发地创造出来的。农民的这种创造的基本动因，是无法忍受的贫困。而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最初的推广，也是以农民的极度贫困为条件的。当时，凡是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比较顺利的地方，基本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中国农村的最贫困的地区，特别是穷困的山区。而在较为富裕的平原地区，以及在虽然贫困但却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的地区，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则受到农民以及基层干部的强有力的抵制。当时有一句话，说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就典型地表明了对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抵触。后来这些地区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治精英的推动，特别是当时的中上层的党和政府机构的推动。在其中的一些地方，为了推进这些改革，不得不撤换了一批抵制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层干部甚至更高一层的干部。

而在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这种来自群众的对改革的抵制就更是明显。而且一直直到现在，这种抵触不但没有消失，而且表现得越来越突出。中国的改革，从时间上来说，城市远远落后于农村。在农村中的改革已经进行了大约五个年头的时候，城市中的改革基本上还没有开始。中国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只是在80年代中期，才开始真正列上议事日程。而这是与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联系在一起的。为了使城市居民能够接受这种改革，在当时的宣传媒介上对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进行了多少有些夸大的宣传。这种宣传的目的是在于向城市的居民进行暗示：农村改革的前景就是城市改革的前景；如果进行改革，大家的生活水平很快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提高。一时之间，城市居民开始用羡慕的目光关注着享受到改革的成果的农民。但不久之后发生的事情很快就表明，事情远不是如此简单。在过去的再分配体制之下，城市的居民一直享受着比农民多得多的特权，因此，城市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在威胁着城市居民的优越的地位。在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最开始涉及的就是大家多少年来已经习惯的大锅饭和铁饭碗。为了克服对改革的抵触情绪，当时的改革推进者使用的最基本的方法就是，一是向群众许愿，即改革很快会为大家带来好处；二是用给好处的办法，以换得基层干部和普通的城市居民对改革的接受和支持。

因此可以说，无论是农村的改革还是城市的改革，都并不是基层群众的创造，而是在政治精英的推动之下，自上而下地推进的。这也是改革与革命的基本区别之一。需要加以注意的是，在直到目前为止的改革过程中推动改革过程的精英的构成成分的变化。如果说初期的改革是由政治精英启动和推进的话，那么，从80年代中期开始，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的发生，则是基于在改革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结构所发生的重要变化。

在改革前的中国，基本的社会结构是由国家与民众两个基本的层次构成的。但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由于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的出现，一个可以称之为民间统治精英的社会群体开始出现。这种民间统治精英的出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民间经济精英的出现，二是知识精英的独立性的增强。就前一个方面而言，主要包括私营企业主、有一定实力的个体户、乡镇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三资企业"中的中方管理人员、无主管部门的股份制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以及在一定意义上也包括全面的已经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国营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就后一个方面来说，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不断增强，特别是随着社会中的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的增多，知识精英从事自己活动所必须的资源，已经不是象改革开放之前那样完全来源于国家，而是有相当的一部分是来自于社会，来自于民间。应当说，在改革前的几十年中，虽然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一直处于被压制的地位，甚至成为历次政治运动的主要对象，但它对当时的体制的依赖性是相当强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知识分子所从事的智力活动的特点以及当时社会中资源配置体制这两个因素的结合，造成的。而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知识精英的资源来源的变化，其对国家的依赖性也就大为降低了。

一、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历史回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序幕。如今重读《邓小平文选》、《邓小平年谱》，我们会发现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其内容十分丰富。主要表现在：

(一)关于改革开放的必要性

邓小平从正反两个方面做了阐释。从正面说，“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要做到发展，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改革”；“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从反面说，“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出路，国家现代化建设没有希望”；“如果放弃改革开放，就等于放弃我们的根本发展战略”。邓小平认为，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改革是当代中国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改革是一场革命，改革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关于对外开放，邓小平从历史、现实与未来等不同角度做了论述：其一，回顾历史，“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其二，面向现实，“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其三，展望未来，“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二)关于改革的历史地位和重要意义

邓小平认为，改革是一场革命，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这件事必须坚决干下去”。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要贯穿中国整个发展过程，不是三年、五年、八年、十年，也不是二十年。”他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来看改革的地位和意义，认为“这场革命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对党和国家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事业。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使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的重要举措，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本报自今日起在理论版开辟“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专栏，陆续刊登文章、访谈、报道等，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展现和阐述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巨大成就、成功经验和前进方向。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来我们所取得的成就和进步，无一不得益于改革开放这一伟大的实践创新，无一不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伟大的理论创新。伟大的理论产生于伟大的实践，又指导着伟大的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改革开放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一种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

实践创新推动理论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于改革开放的崭新实践

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血肉相联，是一个肩负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责任、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自觉奋斗的党。在历经艰险、完成“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以后，我们党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开始探索“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一历史任务。为此，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经过长期曲折的艰辛探索，终于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理论飞跃，创立了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这一崭新的理论体系的形成，既有理论根据、历史根据，又有现实根据，其现实根据就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如果说，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理论根据，那么，这一理论根据的意义就在于它为我们的理论创新指明了前进的正确方向；如果说中国和世界的社会主义历史提供的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根据，那么，这一历史根据的意义就在于它告诉我们在理论创新过程中哪些是不能做的、哪些是可以继续做下去的。但是，要解决中国的问题，找到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的发展道路，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还是要靠我们自己的实践，要靠我们自己的探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建立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到全方位对外开放，从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到国有企业改制，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些都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在这些崭新实践提供的经验基础之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深层的根据，就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伟大实践。历史再一次说明：生动变化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保持蓬勃生机和活力的永恒源泉。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们今天这条继承弘扬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强盛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新路。改革开放，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实践，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标新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前进方向。

一、改革开放：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实践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实践中不断深化和拓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极具国家和民族的鲜明特点的探索实践，不仅是对苏东社会主义模式的突破，同时也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构想的发展和创新。

搞社会主义建设不改革开放不行。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给世界的震撼是极大的。社会主义还行不行的问题，已经严峻地摆在了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面前。中国向何处去？邓小平一言九鼎：“中国不搞社会主义不行，不坚持社会主义不行。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就呜呼哀哉了，哪里能有现在的中国？”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未来社会主义的发展，不能也不可能是那种纯粹、单一的“模式”，而必将走变通、多样化的具有本国民族特色的发展道路。

要改革开放就要“摸着石头过河”。“摸”，就是“过河”的基本方法。我国的改革开放，首先在农村实行家庭承包制实现突破，逐步理顺了农民与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市场建设和价格、宏观管理体制改革配套推进，城市、农村以及科技、教育和政治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从开始经济特区的设置，到沿海城市的开放、到沿海经济区域的开发，再到内地……一个多层次、宽领域、点面结合、独具特色的新格局初步形成，有效地把沿海经济发展同内地经济开发密切地结合起来。这场前所未有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地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变。

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社会大发展。从1978到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由3645.2亿元人民币增长到24.66万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长速度接近10%，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四；进出口贸易总额由206.4亿美元提高到21?738亿元美元，位居世界第三；外汇储备由1.67亿美元增加到15?282亿美元，位居世界首位；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国内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也由1%到提高5%以上；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多减少到1000多万，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4元提高到13?786元，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由133.6元提高到4140元。在这30年中：市场经济体制确立、改革开放领域拓宽、民主法制建设有序、文化建设成效显著、民族政策贯彻积极、社会建设发展全面、国防建设特色标新、“一国两制”进展重大、外事交往活跃异常、党建工程推进扎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又一历史新时期，经过30年的深入探索和不懈努力，中国成功地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转变，推动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受到日益广泛的关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中国的经济改革模式，也是根本特征和基本经验。中国经济改革的模式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和主线

改革的过程与改革的目标是分不开的。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布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引导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支配着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进程。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改革过分集中的经济体制，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则”，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展开。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心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进一步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进一步确认了市场机制作用的中枢地位。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确认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飞跃。1993年12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心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全面阐明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框架和具体任务。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心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任务和具体部署。十七大报告提出，要着力构建布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实质上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支配中国经济改革历史进程的一条主线。

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如何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非凡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发展中的核心和要害，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要害。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心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已经提出，“增强企业的活力，非凡是增强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十四大以来中心的许多重要文献对这一问题有更明确的论述。十四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并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心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继续探索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途径和方式”。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心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运行特点，自觉遵循客观规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十七大报告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时，将“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当作重要的经验之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它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既有共同之处，又有本质区别。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社会主义”这几个字“画龙点睛”，点明了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创造性和特色。

回顾30年历史，可以说，没有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理解的突破，就没有思想的解放，就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产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30年来，我们党形成并确立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就其逻辑演进程序而言，完全是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起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实践中形成的，并且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完善，实践性是其最鲜明特征。实践的观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和逻辑主线，是中国改革开放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改革方法论的坚实基础。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是以科学的方法论做支撑的。这个方法论就是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深入党心、民心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虽然没有产生新的思想，但是，却使人们的思想拨乱反正，重新回归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更重要的是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实践方法论有了深刻的认识。大讨论使人们在大是大非面前自觉或不自觉地坚持用实践的观点分析问题，用实践的标准衡量是非。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以及后来的“抓大放小”、“有所为，有所不为”等都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形成，不仅依据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而且也是尊重群众在实践中的首创精神、集中全党智慧、正确地总结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产物。30年的历程证明，只有立足于历史的实践，着眼于新的实践，才能产生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巨大理论勇气，才能开创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30年奋斗，30年拼搏，我们党和人民经受了一次又一次考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在探求真理，认识真理，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方面，也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一：思想的束缚是最大的束缚，只有思想大解放，生产力才能大发展。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所形成的精神，就是勇于冲破陈旧观念和习惯势力束缚的创新精神，就是敢于解放思想的大无畏精神。这是历史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要继续推进改革，就必须发扬真理标准大讨论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勇于冲破所有束缚。实践永无止境，发展永无终点，旧的思想僵化解决了，新的思想僵化还会出现，因而，解放思想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表明：思想的束缚是最大的束缚，思想的解放是最大的解放。没有思想的解放，就不可能有体制、机制的解放。可以说，每一次时代的大变革、社会的大进步，首先是一场思想的大解放、观念的大更新。我们只有不断适应实践的深化，敢想、敢试、敢冒、敢闯、敢干，勇于冲破思想、体制、机制的束缚，才能不断解放生产力，才能使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永葆生机和活力。

二：深刻认识国情，牢牢把握国情，坚持一切从国情出发。

如果我们将视野投向广袤的历史长河，审视“民族复兴”这一近百年来无数中华儿女为之矢志奋斗的目标，就会看到，改革开放30年来，民族复兴的百年梦想从未如此接近。

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先后发生3次伟大革命：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引领中国人民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阔道路，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光明前景。

在历史长河中，30年只是瞬间。但这30年中华大地发生的大变革大发展，对于国家发展道路的探索，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奇迹的造就，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具有里程碑意义。30年来，建三峡大坝、修青藏铁路、办奥运盛会、中国人行走太空……中华儿女的一个个梦想得以实现；30年来，香港、澳门先后回归祖国，中国以更加自信的姿态走向世界。回首近百年中华民族跌宕曲折的历程，回首改革开放30年激动人心的岁月，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30年来，我们取得了伟大成就，但同我们的远大目标相比，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相比，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骄傲自满、固步自封。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当前我国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我国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我们的工作中还存在缺点和不足，在前进道路上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风险。我们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和繁重性世所罕见，我们在改革发展稳定中所面临矛盾和问题的规模和复杂性世所罕见，我们在前进中所面对的困难和风险也世所罕见。改革发展任重道远。

成就属于过去，未来仍需创造。我们一定要坚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一定要坚持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更好地做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一定要戒骄戒躁、艰苦奋斗，不断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在改革开放的壮阔历程中瞩望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更加清晰：到我们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的事业崇高而神圣，我们的前景光明而美好，我们的责任重大而光荣。只要我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奏出更加雄浑壮美的乐章。

新华网北京10月18日电（记者林红梅）十七大代表、中国航空集团总经理、国航董事长李家祥表示，国航企业改革的成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国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着骨干作用。

十七大会议新闻中心18日晚上安排李家祥接受中外记者的采访。李家祥说，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航空公司要处理好安全、效益、发展、稳定的协调关系，做到可持续发展。国航2002年重组前的自有资产是20多亿元，现在超过了400亿元。重组以后年年赢利，履行了回报股市投资者的责任。

李家祥指出，国航的赢利不是靠垄断取得的。现在世界上有96家航空公司飞往中国，中国国内有40多家航空公司，其中，国有或国有控股的公司不到10家，中国的民航市场是竞争激烈的市常李家祥说，目前，我国骨干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国企承担着创造财富、承载就业、进行科技创新的重任。国航重组前有3万人，现在超过了4万人，4年多的发展吸纳了1万多名人员实现就业。在内部分配机制上，按照和谐社会的要求，国航领导层的平均收入与员工平均收入的比例是3．8比1。员工收入稳定增长，是国航持续赢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针对香港媒体记者关于股市的提问，李家祥说，内地对股市的监管水平正在很快地提高，对股市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企业股票是靠企业经营业绩做支撑的，国航目前没有进行H股和A股股权互换的操作。

有媒体记者问到中国民航的联合重组问题，李家祥回答说，联合重组是一种航空界经常发生的市场行为，关键看是不是有利于本公司的发展，是不是双赢的行为。对于东航和新加坡航空公司的合作，李家祥表示既无担心，也不反对。

李家祥透露，国航正在大力推行“走出去”战略。和国泰航空公司正进行商谈，两家联合组建一家货运公司；狠抓开拓国际市场，预计今年年底欧洲航线将总体实现赢利，北美航线争取减亏。此外，国航将把山东航空公司用来做发展支线航空的试点。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来，我国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全面改革的进程波澜壮阔，成果丰硕；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对外开放的潮流势不可挡，成就非凡。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人民生活水平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本报今日起开辟《经典中国·辉煌30年》专栏，全方位展示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各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

这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又一个历史性时刻——9月25日21时10分04秒，我国自行研制的神舟七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27日下午，中国人将历史性地走出太空第一步。

2008年，在新中国59年成长历程中，刻骨铭心。

从抗震救灾、北京奥运到神舟七号发射成功，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经受了检验和洗礼，谱写了一曲民族精神的赞歌。

“中国加油”的呐喊声绵延不绝，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民族精神注入时代强音，把改革开放推向新的境界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年，又是北京奥运会举办之年、神七飞天之年。在这不平凡的一年里，严峻的挑战接踵而来：部分地区发生低温雨雪冰冻灾害、达赖集团制造拉萨“3·14”打砸抢烧事件、四川汶川发生里氏8．0级特大地震以及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世界经济减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