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观范文10篇

企业转制的下岗高峰刚刚过去，退休或买断工龄的“一刀切”现象却方兴未艾。最近事业单位的全员聘任制改革又在全国陆续铺开。无数的职工在改革的名义下不断面临着自身利益的重大损害。这是合理的吗？在讨论张先著“乙肝歧视案”时，我曾提出一个观点，就是单纯的“改革时代”要终结了，要被“民权时代”取代。经过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这个词，正在变成一种可疑的意识形态。它的中心意思就是公开的要求一种牺牲。不是自我牺牲，而是要求别人，要求一部分人作出牺牲。改革似乎就该大刀阔斧，而民权却喜欢斤斤计较。改革要求牺牲利个人权益，民权却要求保守个人权益。于是在近年来的企事业单位改制、以及其他诸多领域的改革中，“改革”和“民权”，都似乎正在成为一对反义词。

26年前，什么是权利？权利就是大把的机会。当初我们只知要改，并不清楚要改往何处。但我们的目标是得到一个摆脱“一无所有”的机会。这种机会因改革而生，改得越多机会自然越多。所以民众都赞成改革，对阻挠改革的保守派，老百姓恨不得剥其皮、啖其肉。

26年后，什么又是权利呢。权利至少有一部分变成了既得的利益，即我目前已拥有并在合理的制度预期下将拥有的一切-只要其来源的正当性未被否定。今天人们的身份和财产尽管悬殊，但凡是活着的人，无一例外都是这场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尽管这个词通常被老百姓恶狠狠的用在改革中非正义牟取利益的特殊群体身上。但事实上，“既得利益”正是权利这一概念的精髓。但为了避开这个词臭名昭著的含义，我们不妨使用“既得权益”的说法。因为权益二字暗含了对正当性的预先审视。

我们都不再是一穷二白的无产者。即使我们被裁员，也或多或少都有东西可以失去。“有东西可以失去”正是改革时代要被民权时代取代的一个关键。无论是存款、股票或者承包田，电动自行车或小汽车，还是我们在楼市或公有房屋货币化改革中得到的一套住房。我们握有这一切，心中不免产生一种牵绊：这个社会还会不会变得更好？于是一个充满了既得权益的社会，开始具有一种健康的保守和谨慎。人们就想，面包更多当然是好事。但已有的面包千万不要白白失去，这才是头等大事。尽管我们仍不能确定社会进步的伟大尽头到底在哪里，但一个充满既得权益的社会开始有了一个低调的、摸得着的目标：健康的社会，优良的政府，必须是一个不能轻易把我们已有的东西拿走的社会和政府。这就是宪政制度的宗旨：如何通过法治制衡政治的权力，保障个人的自由。

显然，我们长期形成的某种“改革”观，和上述目标是有直接冲突的。26年来，“改革”来者不拒，为任何一种制度变迁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合法性论证。它隐含的辩护方式，和革命时代的辩护方式是一样的。即人们熟悉的“牺牲小我，成全大我”。“改革”之“革”，就意味着要“革”掉一部分人的利益。譬如在你工作了二十年之后突然下岗、裁员，在接近退休年龄的时候被“一刀切”，在你寒窗苦读十年之后突然改变考试方式，以及削减和取消各种福利待遇，等等。人们潜意识里也可能认为这是必须的，为了整体就要牺牲个别嘛。因此即使觉得某些“一刀切”的下岗、裁员不公平，也往往是从“如何有利于改革事业”出发来为自己辩护。譬如“我的身体还好，还可以为国家作贡献”，或者“一刀切的做法会埋没和浪费人才”等等。但这样的逻辑里却独独缺少了民权意识，缺少了把每个人都当作权利主体的观念。似乎我们在革命年代是一颗螺丝钉，到了改革年代，结果还是一颗螺丝钉。这就悖离了改革的初衷，造成了改革时代一个最大的悖论：改革的目标之一，是要在社会生活和财富流转中确立个人财产权原则。但改革的方式却暗含了对个人财产权的否定。“改革”意味着人们在既有制度条件下形成的那些权益，并不是一种具有正当性的、受着宪法保护的权利。

否则在法治的话语下，改革的意思不就是侵权吗？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日本高等教育制度改革的沿革；战后日本大学体制改革的几点启示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以明治维新时期1872年《学制令》的颁布与实施为标志的日本国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的确立、高等教育制度体系完善、战后日本高等教育的三次重大改革、把大学院建成高水平的教育研究基地、评价日本高等教育制度,重点是启发、制定完备的高等教育法律、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缺乏一个明确的长远目标和阶段性的详细措施、树立现代大学的新理念、办学自主化、大学多样化、课程综合化、构建灵活的管理体制、协调大学内部各组织机构之间的关系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日本的高等教育走过了130多年的发展历程,战后经过了一系列的改革,从完全模仿美国模式到根据自己国情,己形成了一整套相当完备的高等教育制度。本文主要就日本高等教育制度的历史演变、改革和现状进行论述,得出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几点启示。

【关健词】日本高等教育制度改革启示

以明治维新时期1872年《学制令》的颁布与实施为标志的日本国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的确立,距今有着130多年的历史。二战后,日本以美国模式为基础进行了体制改革,其规模才不断扩大,质量也逐步提高。伴随“亚洲的明珠”式的经济高速发展,其高等教育也得到了优先发展。

1日本高等教育制度改革的沿革

目前日本通过一系列大学改革,不但建立了一批世界知名的高水平大学,还形成了完备的高等教育制度和体系。

本文作者：林俊辉张淑芳工作单位：中国政法大学福建农林大学

引言

为了适应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的变化，顺应时代潮流，自1997年新刑法施行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先后以一个单行刑法和8个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对新刑法进行9次修正。短短13年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几乎以平均每年一次的频率频繁地对新刑法进行修正。如此高之修正频率，在我国刑法史上实属罕见。我们知道，刑罚是一柄双刃剑，“用之得当，个人与社会两受其益；用之不当，个人与社会两受其害。因此，对于刑法之可能的扩张和滥用，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不得已的恶只能不得已而用之，此乃用刑之道也。”［1］作为公权力的刑罚权，天然地具有扩张和滥用的本性。刑罚运用中，缺乏理性驾驭的多余之刑和滥用之刑往往不可避免。这决定了刑法改革是刑法发展的必由之路。以现代刑事法治理念为支撑，深刻反思检讨现行刑法及其运作中的非理性成分，进行刑法改革，才能保证刑法向着更加理性的方向发展。理性的刑法改革，涉及改革价值取向的抉择问题，价值取向的抉择事关刑法改革的具体内容。新刑法以来的刑法改革贯彻的价值取向是否吻合现代刑事法治理念，需要认真反思。未来我国刑法改革确立何种价值取向，需要理性思考。本文认为，未来我国刑法改革的价值取向应当是以人权保障为核心，兼顾社会防卫，努力实现人权保障与社会防卫的动态平衡。具体而言，在人权保障方面，应当强化刑法的明确性和刑罚的轻缓性，重视刑法的行为评价和引导功能，淡化刑法的威慑功能。在社会防卫方面，应当特别重视刑事法网的严密化和法益保护的早期化。

一、刑法改革的人权保障取向

强化人权保障是刑法的内在核心价值诉求。对刑法的改革同样应当追求保障人权的价值诉求，否则刑法改革将丧失出发点和落脚点而误入歧途。1979年刑法总体上是一部具有浓厚主观主义色彩的刑法。1997年新刑法的基本立场逐渐向客观主义转变。［2］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和类推制度的废除。其核心是强化刑法对人权的保障，明确规定刑罚权的发动条件和边界。然而，人权保障理念在我国刑法中的贯彻尚不够彻底，罪刑法定原则也没有得到彻底的贯彻。刑法中多处充斥着不明确的刑罚规范，极大地损害了人权保障机能的实现。（一）犯罪圈划定之检讨我国刑法关于犯罪圈的确定，采取了定性加定量的立法模式。［3］根据我国《刑法》第13条之规定，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照此规定，犯罪的成立除了质的规定性外，尚需要具备一定量的规定性，才值得用刑罚加以处罚。在此原则性规定的指导下，我国刑法分则在划定具体犯罪的犯罪圈时同样采取了定性加定量的立法模式。其中，最为典型地表现在，刑法分则中出现了大量的“数额较大”、“情节严重”、“情节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等模糊性的限定性术语。根据笔者的统计，在1979年旧刑法中，涉及犯罪圈划定的“数额较大”共有1处，“情节恶劣”共有3处，“情节严重”共有16处，“造成严重后果”共有2处，涉及犯罪圈划定的模糊性规定共有22处。在1997年新刑法中，涉及犯罪圈划定的“数额较大”共有31处，“情节恶劣”共有9处，“情节严重”共有74处，“造成严重后果”共有26处，涉及犯罪圈划定的模糊性规定总共是140处。到目前的《刑法修正案（八）》为止，涉及犯罪圈划定的“数额较大”共有45处，“情节恶劣”共有11处，“情节严重”共有87处，“造成严重后果”共有27处，涉及犯罪圈划定的模糊性规定总共是170处。可见，自1979年旧刑法以来，我国刑法越来越依赖模糊性规定。此种立法例看似严谨，看似能够限缩刑法的处罚范围。其实，这种模糊的数量型犯罪圈划定模式造成了罪刑法定原则贯彻的不彻底，造成了刑法明确性原则遭受颠覆，人权保障的价值诉求最终无法得到实现。1．模糊性规定对民众而言不具有可预测性。对普通民众而言，何谓数额较大、情节恶劣或情节严重，通过刑法的这种罪状描述，是无法加以判断的。人们在行为时根本无法确切地知道自己实施何种程度的行为才不被评价为犯罪。罪与非罪的界限，完全取决于执法者和司法者事后的判断，而非行为时的判断。诚然，刑法是法官的裁判规范。对于受过专业训练的裁判者而言，通过查询相关司法解释或许能够了解何为“数额较大”、“情节严重”等等模糊术语的外延。但是，应当看到，“因为刑法规范是裁判规范，它必须使司法工作人员明确什么行为构成犯罪，从而正确认定犯罪；刑法规范又是行为规范，它必须使一般人明确什么行为是犯罪，从而不实施犯罪行为。”［4］行为规范具有规范、评价和引导民众合法合理实施行为的功能。也正因为此，刑法才具有行为规制的机能。作为行为规范，这种极为含糊的规定对普通公民而言简直是天书。通过“数额较大”或者“情节严重”、“情节恶劣”等等术语，人们根本不知道罪与非罪的界限。此种立法极为容易造成不教而诛的后果。此种模糊性术语无法通过裁判者的解释而使其外延明确化。我们知道，罪刑法定原则具有相对性，即犯罪与刑罚的立法明确是相对的，立法者的理性和认知能力的有限性造成成文立法无法穷尽社会生活的一切犯罪形态，语言的多义性也造成人们对同一术语可能会产生多种理解。因此，罪刑法定原则下的明确性只是相对的明确，绝对不可能实现绝对的明确。但是，刑法的规定相对明确，并不意味着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可以极为模糊而导致解释的不能。不明确性或者模糊性应当有底线的要求。例如，我国《刑法》第264条对盗窃罪进行规定，采用“盗窃”术语来描述盗窃罪的罪状。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何谓“盗窃”则需要进行解释。有人将其解释为“秘密窃取”，有人将其解释为以和平手段改变财物占有关系，等等。此类术语具有相对明确性，具有可解释性。相反，数额较大、情节严重、情节恶劣、造成严重损失等等术语根本不具有可解释性，其外延的界定毫无参照物可言，属于极为模糊的术语。2．模糊性规定对执法者而言不具有可预测性。对“数额较大”、“情节恶劣”等模糊性规定，并非均能从司法解释中找到一一对应的解释，更何况司法解释本身也是模糊的。“法律规则的用语越概括，就越不明确。在法律规范的实施过程中，给予法官的自由也就越大。”［5］所以有学者认为，这种规定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渊源与必然要求。法官不应是执法的机器，要想法官正确地适用法律，必须赋予法官根据具体案情进行自由裁量的余地。这样才能给法官个人智慧自由发挥提供一个广阔的空间，以便使案件得到更合情合理的处理。”［6］对此，本文不敢苟同。诸如“数额较大”、“情节严重”等模糊性规定在实践中往往更多地困扰着作为执法者的警察。一旦警察无法清晰地判断何为数额较大、情节严重，此类案件很可能根本不会起诉到法院，法官很可能根本不会有机会行使其自由裁量权，更谈不上案件得到合情合理的处理。模糊性规定如果没有得到清晰界定，无非产生两种后果：一是执法者乱作为。警察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具有任意性，可能将很轻微的行为当作犯罪行为对待，进行刑事追诉。即使案件进入法院庭审程序后再由法官发挥其个人智慧进行救济，也属于迟来的正义。另外，警察也可能将应予追诉的犯罪行为当作非犯罪行为，以劳动教养或治安处罚甚至无罪处断。此时行为人遭受的不利后果可能比被判处刑罚更为严厉，因为我国劳动教养期限可以长达四年；二是执法者不敢作为。严厉的内部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如同一柄悬在警察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要求执法的每一个程序和环节均必须有法律的明文规定。诸如数额较大、情节严重等模糊性规定的存在，造成刑法缺乏可操作性，会造成执法者畏首畏尾不敢执法的不利后果。法益保护不利，同样会损害社会公平正义，损害人权保障价值追求的实现。3．模糊性规定造成诉讼程序的不可操作性。大量的模糊性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不具有可预测性，对追诉犯罪的控方而言也不具有可操作性，会造成程序法上操作的困难。诸如“数额较大”、“情节恶劣”从犯罪构成要件的类别归属上看属于犯罪客观方面的内容。换言之，所谓的数额较大应当是犯罪结果数额较大，情节严重指的是犯罪行为的情节严重，等等。作为犯罪客观方面的构成要件具有故意的规制机能。即，行为人对作为犯罪客观方面的行为必须具有故意，具有认识和意志因素。进一步说，行为人首先必须认识到自己实施的行为情节严重，造成的危害结果数额较大。但是，这种对“情节严重”或者“数额较大”的认识要求，对犯罪人而言，极为严苛而根本不具有可能性。即使犯罪人可以认识，控方证明起来也是困难重重，不具有程序上的可操作性。4．模糊性规定造成司法权僭越立法权的不利后果。模糊性规定的大量配置，一方面使得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极为不明确，削弱了人们对自己行为后果的预测可能性，另一方面司法机关为了解决模糊性问题出台了大量的司法解释，试图使其变得明确。可以说，刑法设置越多的模糊性规定，司法解释的出台就越多，司法解释活动就越频繁。模糊性规定的数量与司法解释的数量成正比例关系。这种立法例会造成刑法的适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解释的局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罪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解释是否对此作出解释以及解释是否明确。原本司法解释是法官在适用法律判断个案过程中进行的解释。因为模糊性规定的存在，最高司法机关大量出台司法解释，不是进行个案解释，而是进行立法性质的解释，造成我国司法解释具有与立法和立法解释同等效力的局面，本质上是司法权僭越了立法权。如果最高司法机关没有出台司法解释而是留给办理个案的法官具体裁量，这种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势必是任意的，根本无法确保人权保障价值诉求的实现。因为“粗疏的刑事立法弹性过大，包容性过强，司法工作人员可能任意对之作出超出法律客观含义的解释，从而造成司法工作人员立法的局面。”［4］5．模糊性规定不符合世界潮流。根据本文考证，与我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多数国家和地区并不采取此种立法例，而是以类型化后的行为为中心来划定犯罪圈，即采取定性的立法模式。换言之，被类型化为犯罪的行为是刑法处罚的对象。犯罪圈的划定不需要再考虑行为是否达到所谓的“数额较大”或者“情节严重”、“情节恶劣”。一旦认定行为人实施了被类型化为犯罪的行为后，就认为行为人的行为具有值得刑罚处罚的违法性。很典型的立法例包括：德国［7］、日本［8］、奥地利［9］、瑞士［10］、芬兰［11］、丹麦［12］、西班牙［13］、瑞典［14］、挪威［15］、泰国［16］和我国台湾地区［17］等。综上，诸如“数额较大”、“情节严重”、“情节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等等极为模糊的构成要件规定有违罪刑法定原则之明确性要求，既不利于保障人权，也无益于防卫社会，宜取消这种模糊性立法模式。遗憾的是，1997年新刑法以来的刑事立法延续了此种立法模式，而且不断增加此类模糊性规定在刑法分则中的数量，对刑法明确性原则构成了进一步的威胁。从刑事立法的角度看，立法者需要努力的方向是根据经验法则和社会的集体意识和主流民意，将人们认为恶劣的行为类型化为犯罪行为，而不是用极为模糊的数量化规定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二）重刑结构之反思刑罚结构的轻缓或严厉，和犯罪圈划定的大小具有紧密的关系。因为我国刑法将轻微犯罪行为排除在刑法的调整范围之外，所以受到刑法调整的行为都是立法者认为比较严重的犯罪行为。根据罪刑均衡原则，重罪当然应当配以重刑。所以，我国的刑罚结构总体上是一种重刑结构。重刑的刑罚结构最为突出地表现在死刑过多、过重。近年来的刑法改革基本上一如既往地采取重刑化的刑罚策略。虽然《刑法修正案（八）》在改变死刑过重、生刑过轻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但是总体上我国的刑罚结构依然是一种重刑结构。1．刑罚化之追求、非刑罚化之阙如。新刑法以来我国的刑法修正在犯罪抗制对策上追求刑罚化。对刑罚以外的非刑罚处罚方法在抗制犯罪中的作用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刑法修正案》、《刑法修正案（四）》、《刑法修正案（五）》、《刑法修正案（六）》对不少经济犯罪进行了修正和增设，并且规定了严厉的刑罚措施。然而，非刑罚处罚方法在修改后的经济犯罪罚则中毫无体现。立法者一以贯之地沿袭了以往回应经济犯罪的惩治模式，对待经济犯罪采取了与其他犯罪相同的惩治模式，而没有根据经济犯罪的特性设置专门的非刑罚处罚方法。例如，吊销企业营业执照、解散法人、高额罚款、剥夺从业资格、执业禁止等非刑罚处罚方法在新修订的经济犯罪罚则中根本没有出现。对增设和修正的犯罪所配置的刑罚除了死刑外，无一例外地都配有自由刑，仍然体现了“自由刑中心主义”。实践表明，对待经济犯罪，不能迷信刑罚的威慑力。经济犯罪，仅凭单纯的刑罚处罚方法是不足以有效抗制的。经济犯罪的产生，具有极为深刻和复杂的经济根源和社会根源。特别是在经济转型时期，经济犯罪的发生原因更为复杂，发生形态也更为多样。因此，在抗制对策上，应当着眼于经济犯罪发生原因的消除。而且，作为法定犯的经济犯罪，是国家不同时期经济政策刑法化的产物。较之于自然犯，其稳定性较差，变动性较大。而且，其与一般民事、行政违法行为的界限原本就颇为模糊，认定上也容易存在诸多盲区，行为人的社会危害性认识也不易判断。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倡导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今天，对待经济犯罪应当采取更为宽容的态度，才能为市场经济的健康成长创造一个宽松的法治环境。在罚则方面，应当摒弃迷信刑罚以打击经济犯罪的观念和做法。2．重罚化之有余、轻罚化之不足。面对日益汹涌的犯罪浪潮，立法者习惯于用重刑来惩治犯罪，对轻刑配置似乎兴趣不大。新刑法在配刑上呈现出重罚化特征，例如在经济犯罪中大量配置死刑罚则。最近的刑法修正依然沿袭了以往的配刑模式，除《刑法修正案（七）》和《刑法修正案（八）》外，立法者在刑罚方面的举措都是提高犯罪的法定刑，始终没有降低犯罪的法定刑；或者为新罪名配置严厉的刑罚。（1）重罚化之推进。新刑法以来，刑法修正在强化犯罪化的同时大力推进重罚化。例如：《刑法修正案（六）》将开设赌场行为的法定最高刑从3年提高至10年有期徒刑；对“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直接责任人员，其法定最高刑从原来的7年有期徒刑提高到15年。笔者认为，对赌博罪（开设赌场罪）应当坚持轻罚化政策。立法者大幅度提高开设赌场行为法定刑，实际上认为开赌是赌博的源头，其社会危害性更大。其实，有需求就有供给。净化社会风气，倡导良风美俗，不宜用重罚来实现。用重刑来强制推行道德，其有效性往往大打折扣。大幅度提高重大责任事故罪法定刑主要是针对目前矿难事故不断的刑法回应。重大责任事故罪是一种过失犯罪［18］，将法定刑提高至15年有期徒刑，明显与过失犯罪的性质不相协调。我国刑法规定的绝大部分过失犯罪，其法定最高刑为7年有期徒刑。况且，矿难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试图通过严刑遏制矿难的高发率，已经被目前的实践证明是失败的。《刑法修正案（六）》出台以后的2007年，以山西洪洞特大矿难事故为代表的恶性矿难事故依然高发不下。显然，用重刑来预防责任事故类犯罪是一种无效的重刑化举措。（2）轻罚化之不足。在推进重罚化的过程中，刑法修正始终没有进行过轻罚化的努力，直到最新的《刑法修正案（七）》特别是《刑法修正案（八）》。立法者对大量经济犯罪配置了死刑，对许多并非极为严重的暴力犯罪或者非暴力犯罪也配置了死刑。学界多年来一直呼吁首先废除经济犯罪的死刑设置［19］，刑法修正对此没有任何回应。此外，某些并非极为严重的非暴力犯罪，立法者仍然配置了死刑规定，明显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例如《刑法》第295条规定的传授犯罪方法罪，其法定最高刑为死刑。，值得欣喜的是，《刑法修正案（八）》在轻刑化方面迈出了可喜的步伐，取消了13类非暴力犯罪（包括传授犯罪方法罪）的死刑配置。尽管如此，刑法依然保留了50多个死刑罪名，刑罚结构总体上仍然是一种重刑结构。综上，未来我国刑法在刑罚领域改革的基本方向应当是继续努力改变重刑结构，实现刑罚的轻缓化。这是我国刑法强化人权保障应当加以注意的问题。

二、刑法改革的防卫社会取向

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化，政府预算改革成为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目前理论界与实际工作部门对此问题进行了多方面探讨。现将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我国预算管理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

第一种观点认为，预算年度不合理。我国一直实行历年制预算年度，（每年1月1日至同年12月31日）而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要待3月份以后举行的各级人代会审批，这种日历年度与财政年度合一的做法导致的结果为；1、预算的实际编制时间较短。从每年11月前后布置预算编制工作到次年3月人代会讨论预算草案，通常只有两个月的编制时间。2、人代会审议政府预算的时间很短。如此仓促的时间内，要想认真、逐项地审议预算很难做到，只能对预算进行总体性、一般性审查，最终流于形式。3、预算执行中出现法律空档。预算年度的起始日先于人代会审批日，造成国家预算获得批准并开始执行的时间远远滞后于预算的编制，这意味着一年中有1/4的时间实际上没有预算，或者说执行的是未经法定程序审批的预算，不仅冲击了预算的正常进行，而且使国家预算的严肃性大打折扣。[1]

第二种观点认为，预算编制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如下几个方面：

1、预算编制缺乏前瞻性。长期以来，我国的预算编制只是在既定的收支之间安排资金，缺乏科学的分析预测，没有很好地将预算编制与经济预测结合起来，并以经济预测为基础，通过对经济周期、产业结构的发展变化来确定预算收支总体水平的发展变化及收支结构的调整。我国尽管也编制财政发展的中长期计划，但实际执行中与年度预算基本上还是“两张皮”，致使年度预算对财政经济的约束相当有限，不能瞻前顾后。

2、预算编制方法不尽科学。表现在：一是各部门经费多少不是取决于事业发展的实际需要，而是取决于原来的基数。二是“基数法”固定了财政资金在部门间的分配格局，预算资金被套牢，财政无法根据机构和人员变动情况，相应调整支出规模，制约了财政对经济结构和布局的宏观调控。三是不利于控制支出规模。“基数法”实际上是增量预算，即财政支出只能在上年的基础上增加，一般不能比上年基数减少。因此，不利于控制支出规模，长年使用“基数法”，经过多年积累，基数成了常数，形成支出刚性，不管财政状况如何，支出一味地增长，不利于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

我们既要强调纳税人的纳税责任，也要强调纳税人应有的权利和地位

任何一个公民都有责任按照税法缴纳税收，偷税逃税属于违法行为，所以我们应该对偷税逃税者绳之以法，并给予道德上的谴责，对此，人们是不会有异议的，因此无论从哪方面讲，我们都应该从法律和道义上处罚偷税逃税者。但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总有人偷税逃税？我认为，除了偷税逃税者自身缺乏法律观念和道德意识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在强调纳税者应有的纳税责任的同时，没有承兑纳税者与纳税责任相对应的权利和社会地位。也就是说，纳税者只有纳税的责任，却没有与自己的纳税责任相对应的权利和社会地位。例如，纳税者对自己所缴税收的使用没有投票权，纳税人得不到应有的政府服务，甚至纳税人对于自己所缴纳的税收被人贪污和浪费，也无法有效制止，而且纳税者得不到应有的被社会所尊重的地位。纳税人缴纳税收是对社会的贡献，理应受到应有的尊重，但是现实情况却是纳税人纳税越多，就越显得自己拥有财富，从而会引发别人的忌妒。因此，我们不应仅仅强调纳税人的纳税责任，而且要强调纳税人应有的权利和地位。

但是，我们现在连纳税人这个名词都不肯公开地正式承认，当然更谈不到使纳税者拥有相应的权利和社会地位的问题，因而必然导致人们的纳税意识的比较淡化，甚至故意偷逃税收，偷逃税收在某种意义上是纳税人对自己的纳税权利得不到兑现的一种反抗行为。试想，一个诚实的纳税人得不到自己作为纳税人所应有的权利和社会地位，而另一个不诚实纳税的人却因为偷税逃税而有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也就是有更多的钱可以供自己花销，在这种状况下，那么还有谁能诚实纳税？也就是说，如果纳税人的责权利不对称，即不承认纳税人所应有的权利和地位，那么纳税人就必然会以偷税逃税而进行反抗。国外很尊重纳税人，当纳税人批评政府没有尽职尽责时，经常使用这样的口气说话：我是纳税人，有权监督你们的行为！因此，我们不能仅仅批评纳税人不纳税，而是应该考虑如何落实纳税人所应有的权利和社会地位的问题。如果纳税人拥有了自己应有的权利，而且纳税越多就越能得到社会的赞扬和肯定，那么，我想，人们的纳税意识是会越来越强的。

税收对收入差距的调节，应该有个度，切不可盲目地脱离经济效率来谈调节收入差距的问题

税收是调节收入差距的最主要手段，但是税收对于收入差距的调节，必须要遵守一个原则，这就是：必须要使收入差距保持在能够调动人的积极性和推动经济高效发展的有效范围内，不能搞平均主义“大锅饭”，更不能搞“杀富济贫”，因为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有效的收入差距的存在是必然的、合理的。公平确实很重要，但效率同样也重要，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强调效率是极为重要的。如果在税收上搞平均主义“大锅饭”，那必然会损害各方面的积极性。例如，有的中小学教师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去搞家教，结果税收太重，那么他们就必然会在休息时间选择休闲，而不去做家教，因为无论是休闲，还是做家教而获取经济收益，实际上都是对收益的选择，只不过前者是休闲的收益，而后者则是经济利益的收益而已，因此，如果后者的成本太高，不太合算，那么他们当然就是选择休闲，而不选择做家教，其结果必然会不利于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因此，税收对收入差距的调节，应该有个度，切不可盲目地脱离经济效率来谈调节收入差距的问题。

在人类还没有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之前，任何劳动都是痛苦的选择，因为任何劳动都要付出体力和脑力，从而当然没有休闲那样有快乐的享受，因而为了调动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就应该是肯吃苦和爱劳动的人要有更多的收入。否则，人们将没有劳动的积极性，因为如果这些选择劳动的人与那些选择休闲的人相比，没有更高的经济收入，其多的收入而要是通过税收而被调节了，那么就必然会使任何人都没有劳动的积极性，从而必然会延缓经济的发展速度，因而不能过高地确定所得税的比率，更不能套用发达国家的税率。

内容摘要：

现在许多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存在的直接原因，与其说是计划体制和短缺经济造成的，还不如说是不那么正确的改革和不那么科学的发展所导致的。因此总结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教训，坚持和贯彻正确的改革观，坚持和贯彻科学的发展观，与时俱进地调整政府的决策，对于化解我国当前存在的许多社会问题，至关重要。

关键词：改革正确改革观科学发展观与时俱进社会问题

自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已经连续20多年进行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改革是动力”与“发展是硬道理”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社会面貌与20多年前相比，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的崛起举世瞩目，但也凸现了许多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现在这些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存在的直接原因，与其说是计划体制和短缺经济造成的，还不如说是不那么正确的改革和不那么科学的发展所导致的。

一化解社会问题呼唤正确的改革观

我们先举几个例子。

一、“长时段”理论与“传统文化”的隐形之手：中国教育改革的“历史制约性”

将“年鉴学派”发扬光大，使其成为当时法国史学界学术中心的是第二代代表人物布罗代尔（Braudel）。布罗代尔提出了崭新的“历史时间假说”，就像秒针、分针和时针一样，分为“短时段”、“中时段”和“长时段”。《历史与社会科学：长时段》是布罗代尔重要的著作之一。在该著作中，他指出历史学科与其他的人文社会科学之所以不同，即在于史学具有其他社会科学所不太重视的“时间”概念。历史中的“时间”就像电波一样，电波有短波、中波和长波，而历史则有“短时段”、“中时段”和“长时段”之分。“短时段”主要指历史上的突发事件或偶发事件，它们是历史进程中的某些“浪花”或“插曲”，对总体的历史进程几乎不起作用。虽然我们往往认为历史往往是因为某些重大的“偶然性”所推动，但事实上，总体的历史进程并不依赖于这些随机的、偶发的事件，没有出现这些随机的、偶发的事件，也一定会出现一些随机的、偶发的事件。“中时段”是指在一定时间之内发生的相对稳定的经济、社会结构，呈现出周期性波动的特点，它对历史发展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长时段”则是“年鉴学派”最为重视的理论假说，它是历史时间中最为深层的时段，影响并决定着整个的历史进程。“历史是人类生活中形形色色和矛盾的时间体现，它不仅是过去的实在，而且是当今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无论是研究过去或现在，都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社会时间的这种多元性，这是人文科学共同的方法论。”

“长时段”假说提醒我们，历史总是会在当下的社会生活中反映出它的过往的意识与精神之“文化存在”，这是由于历史往往取决于“长时段”历程所积淀的文化与精神的巨大力量，它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代人的观念、思想与精神。同样，在教育中，虽然近年来教育改革不断持续推进，但我们还是发现诸多固有的观念与意识仍然在起着一定的作用，甚至作为影响教育改革的反作用力而牵制着教育改革的进程。因此，分析当前中国教育改革面临的困境，必须从“长时段”理论来认识与分析。中国当前的教育改革与发展确实受到了后现代主义、建构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但也要看到，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仍在不自觉地影响着人们对新教育观念的理解与认同。这就是年鉴学派所指称的“长时段”假说。根据年鉴学派学者的观点，“长时段”是属于历史时间中那部分最为深层、最为隐蔽，而又最为有力的“时间段”，它往往以“世纪”为基本的度量单位，它常常是经年不变，抑或是变化极其缓慢，甚至让人几乎觉察不到时间的改变。众所周知，来自不同文明的国家在教育领域往往呈现出各自不同的深层次的“长时段”的教育理念。例如，地中海文明国家非常注重学生的心灵成长，如柏拉图所说的，“教育非它，乃心灵转向”，或是苏格拉底所说的，“教育是点燃学生心中学习的渴望的火焰”；中国则十分注重学生的伦理精神的培育，甚至认为学习就是学会做人，学会如何与人相处，学会拥有“仁爱之心”，“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可见，“长时段”的时间往往是“绵延”不绝的，其肇始于古往，流行于当下，波及至未来，并且，“绵延”的各个部分不是相互分离，而是相互渗透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不知不觉地把我们所数的每一瞬间放在空间的一个点上；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抽象单位才能成总体，但这种传统的时间观割裂了整体。”因此，在探讨中国教育改革面临的困境时，要注意到中国历史长河的“长时段”的“深层结构”的影响。

“结构是指社会现实和群众之间形成一种有机的、严密的和相当稳定的关系。对我们历史学家来说，结构无疑是建筑和构架，但更是十分耐久的实在。有些结构因长期存在而成为世代相传、连绵不绝的恒在因素：它们左右着历史长河的流速，另有一些结构较快地分化瓦解。但所有的结构全都具有促进和阻碍社会发展的作用。这些阻力表现为人及其经济几乎不可超越的限制，可以设想要打破某些地理格局、生物现实、生产率限度和思想局限，这是何等困难之事。”年鉴学派的“长时段”理论打破了传统史学的“线性历史”的解释模式，让我们注意到当前教育改革中遭遇的种种困境是有其深刻的文化历史背景的，从而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教育改革并非毕其功于一役，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并不因一项教育政策或一个教育改革文本就能实现的，它需要需要通过当下的点滴的进步与努力，营造一个又一个“短时段”的成功，走向“中时段”的“体系”之建设，并为最终走向“长时段”的深层结构的构筑，为形成新的教育理想与信念打下扎实的基础。

二、“微观叙事”与“普罗大众”的需求之心：中国教育改革的“民众制约性”

造成教育改革理想与现实之困境，是因为我们总是站在“精英”的立场上来理解教育制度、教育体制、教育改革与变迁。作为精英的教育理论家和改革家，以及引领时代改革的教育学者们，较少从“微观叙事”的层面去关注每一个教育时代背景下的“普罗大众”与“非精英个体”的“现实取向”的教育观念与教育行动。大多数教育改革其基本立场往往是注重学者、专家等“精英”的立场，相对忽视“普罗大众”的视角。事实上，影响教育改革能否取得成功，并不总是取决于“精英”，而是由“普罗大众”所决定的。正如先生在1918年11月所作的演讲《庶民的胜利》中所指出的，真正的胜利，不是哪一部分人的，而是庶民。同样，教育改革的成功，往往也是取决于“普罗大众”的“我觉”。只有当“普罗大众”的意识都觉醒了，思想都启蒙了，理智都萌发了，教育改革的进程就锐不可挡；反之，则寸步难行。近十多年来，我们在推广新教育改革的理念时所投入的力量与精力不可谓不强，波及的范围不可谓不广，宣传的力度不可谓不大，为何“应试教育”的现象仍有愈加严重的趋势？为何教师对学生知识成绩的盲目追求仍十分强烈？为何学生在教育过程中的学习兴趣与动机仍然很难被充分点燃？为何师生在教育活动中双方的教育幸福感仍然比较缺乏？这些问题不得不让我们思考，在发起教育改革的准备阶段我们是否进行了充分的调研，以切实关心、理解与同情“普罗大众”的精神状况，以及他们的无奈与抉择。只有当我们从“宏观立论”模式转向“微观叙事”模式，我们才会真正体会到教育改革基层的力量。正如年鉴学派所倡导的，“从广义来说，一切关于人类在世界上出现以来所做的或所想的事业与痕迹，都包括在历史范围之内。

我国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学习领会同志的改革观，是我们联系当前新的实际学习《文选》的一项重要内容。同志的改革观涉及的面很广，内容极为丰富，这里着重谈四个方面的学习体会。

一、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同志受命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时，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国际风云变幻，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面临空前巨大的困难和压力。在这个决定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同志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斩钉截铁地表示，对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我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随后，他又旗帜鲜明地指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总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下去。如果不进行改革，就会窒息社会主义内在的生机和活力，就会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所谓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从根本上说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我们党领导的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实现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突破，打开了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发展的崭新局面。同志对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作出了杰出贡献。在酝酿召开党的十四大的过程中，他根据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的“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重要思想，在征求党内外同志意见的基础上，代表中央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和实践勇气，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精神。

从《文选》中可以看到，同志在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比如，他在党的十五大上，针对当时党内外、国内外的思想状况，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又比如，年，在筹备召开党的十六大时，他多次强调，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中是开创性的，在世界社会主义的历程中也是前无古人的。提出这个改革目标，使我们明确了社会主义改革的方向，也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他强调，十六大报告要对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背景和意义，作出扼要而又十分有分量的论述，使全党同志充分认识其重要意义，继续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在十六大报告中，他在代表党中央总结十三年的十条宝贵经验时，把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列为其中很重要的一条。他还强调，本世纪头20年，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健全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信用体系，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在此基础上，他还强调，要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创造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的环境，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二、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关键是要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紧密结合起来

同志所强调的社会主义改革观，就是把改革定位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决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他指出：“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可见，在同志看来，坚持社会主义改革观也好，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也好，其核心就是要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紧密结合起来。按照同志的要求，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紧密结合起来，关键是要紧紧抓住和切实抓好以下三个重要环节：

摘要：我国传统的宏观重大决策机制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其主要特征是决策方案一般只由一套班子或一个部门来设计一套方案，因为这一方案究竟是最佳，还是比较佳，甚至只是一般，或许还有侥幸的成份？即使成功其程度也无法进行比较，万一失败后果则不堪设想。为此笔者建言，应建立官方、半官方、民间性质的三套决策咨询机构。

关键词：宏观决策、改革、思考。

一、

随着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发展，传统的宏观重大决策机制所表现出来的弊端已经日益凸显出来。作为政治文明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传统的现行的宏观重大决策机制改革已经是迫在眉睫。所谓决策，简单地说就是拿主意、作决定，即是指个体或群体为实现某一目的所作的行为设计和抉择的过程。那么所谓宏观重大决策，在我国就是指执政党--------共产党和国家的最高决策，它是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与最大利益的行为设计和抉择的过程。正是因为宏观重大决策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前途与命运，所以，我们每一位炎黄子孙都从内心深处和感情上希望党和国家的所有重大决策都最佳化、最优化，都取得最大的成功。

但是宏观重大决策的成功与否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总是遵循着自身的客观规律运行，从建国六十年来宏观重大决策的施行情况来看，党和国家做出的一系列宏观重大决策，有的就非常成功，有的则一般，还有的甚至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遭受到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些都促使有志之士去认真思考，从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因此，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党和国家就把宏观重大决策的改革列入了议事日程，并且尝试着做了许多可贵的探索。

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指出：

党的*届三中全会,全面研究了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系统回顾和总结了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光辉历程和宝贵经验,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做出了重要部署,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深入贯彻落实全会精神,以科学发展观引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推进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大力推动城乡统筹发展,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全面进步。

以科学发展观引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牢牢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义,切实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的社会生产力。在新的战略机遇期,推动农村的发展,必须把解放思想落实到毫不动摇地推进农村改革发展上来,始终把改革创新作为农村发展的根本动力。要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健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要进一步增加对农业、农村的投入,以关键环节作为突破口,进一步放开搞活农村经济,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好形势。

以科学发展观引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促进农村社会的繁荣稳定、和谐发展。科学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切实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根本利益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进一步加强农村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免费义务教育、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让广大农民享受越来越多的公共服务。要不断完善村民自治制度,确保广大农民的民主权利的实现。农村的改革发展,要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要始终把解决好十几亿人口吃饭问题作为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在推动农村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必须抓好农村公共事业,使广大农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保证农民安居乐业,为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打下坚实的基础。

以科学发展观引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遵循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要求,坚持统筹兼顾。实现农村发展战略目标,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始终把着力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作为加快推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要处理好农业发展同农民增收之间的关系,处理好改革发展同农村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强农村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必须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要建立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扩大农业对外开放,加强农业标准化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要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通过建立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格局,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繁荣,为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当前,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农村改革发展具备许多有利条件,也面对不少困难和挑战。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牢牢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当前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适应农村改革发展新形势,顺应亿万农民过上美好生活新期待,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引,抓住机遇、锐意进取,努力开辟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广阔道路,奋力开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崭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