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权范文10篇

复权制度是一项重要的刑罚消灭制度，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采用。复权制度在实现刑罚特殊预防、在激励犯人自我改造以及实现再社会化等方面作用卓越。但是，目前我国刑事立法鲜有提及，从我国刑事立法视角来看，我国应当借鉴这一制度，以期完善刑法。

一、复权制度概念的科学界定

什么是复权?复权制度的价值如何界定?历来众说纷纭，见仁见智。概括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前科消灭说。该说认为复权在本质上就是前科消灭，例如我国学者张明楷指出:“有些国家的刑法规定了前科消灭，有些国家刑法规定了受到有罪宣告的人自动丧失一定的权利和资格，前科消灭后才能恢复这些权利和资格，所以，前科消灭和复权可以说是同一个问题”。第二，复权是赦免的一种。该说认为复权就是“对于因受刑罚宣告或者刑罚执行完毕而被剥夺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的人，国家元首以政令的形式恢复其一部分或全部权利的一种制度”。第三，复权就是资格回复。该说认为“复权就是指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届满，政治权利的回复”。第四，认为复权就是“对受刑者(包括既判刑者或刑罚执行者)经过一定的期限后，恢复其因受刑罚处罚而丧失的资格及权利。一是指恢复因受资格刑宣告而丧失的资格和权利;一是指前科消灭，恢复因受前科影响而丧失的各种资格和权利”。上述诸说应该怎样评价呢?我们认为，以上观点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同时又不乏缺憾。观点一认为复权就是前科消灭，实质上混淆了两种制度的本质差别，前科消灭制度是注销被判刑人的有罪宣告或罪及刑的纪录，是针对以往的事实的回溯性的调整，复权制度则是面向将来的一种刑罚消灭制度。

二者在适用范围、适用对象及法律后果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别。观点二认为复权是赦免的一种，未免以偏概全。因为复权在本质上为消灭刑罚效果的制度，它的确可由赦免法规定，但却也可以由刑事法律规定，因此，它并不必然是赦免的一种，而且两者在出发点、使用程序等方面也有着显着不同。观点三将复权制度等同于资格的回复，则大有问题，资格回复是指资格刑执行完毕后，犯人基于被判处资格刑而剥夺或限制的原有资格，自然或经过裁定加以回复，而复权制度的效力针对的则是将来，是受刑人在符合法定条件时，便向将来提前消灭其所受资格刑的刑罚消灭制度。观点四通常认为是广义的复权制度，应该说此说在思维上更为开阔，但如前所述，复权制度与前科消灭在本质上有着差别，此说将前科消灭归入复权制度，抹杀了二者的差别。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以上几种观点对复权制度的解读均不够严谨，鉴于此，笔者认为，复权制度可作如下界定:复权是指对因实施犯罪而被判刑的犯罪人在符合法定条件时，对其所判处的以剥夺部分或全部资格或权利为内容的刑罚给予提前消灭的制度。

二、复权制度的本土化构建

我国现行刑法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复权制度，刑法第57条第2款对普通减刑的规定中关于资格刑的调整也非复权。因此，在我国刑法领域中构建复权制度仍然是一个全新的命题和任务。那么，究竟如何在我国构建复权制度呢?笔者认为，可由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具体展开。

一、前言

复权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其巾，狭义上的复权是指资格刑中的刑罚消灭制度之一。资格刑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其影响着罪犯改过自新、回归社会，因此，罪犯在受资格刑期问，若表现良好、积极从善，即可恢复其资格及权利。而广义上的复权包括狭义复权、前科消灭及赦免性复权等。复权是刑罚消灭前科制度的因素之一，复权制度是刑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复权制度的意义犹如自由刑一样，有假释及缓刑等制度以弥补其欠缺，使其充分发挥自身在刑法中的预期功能。应为资格刑设置复权制度，使其越加完善。根据复权的相关规定，若被剥夺公权者在一定时期内能改过自新，法院应依法行使其职权，在判决之前恢复犯罪人的公权，使其再次拥有被选举与行驶公权的权利，使受刑人在受刑期间沽身自好，改过自新。然而目前我国的刑罚界尚缺乏研究这项刑罚制度，刑法尚未对其进行规定。

二、复权制度与其他制度的区别

(一)复权与资格恢复的区别

我国的刑法尚未规定恢复资格的制度。我国司法在实践的过程中主要采取四种方式进行：首先，自动恢复已受过资格刑罪犯的权利及资格。其次，根据公安部《关于拘役、管制、缓刑及监视居住等执行办法的通知》规定，一旦被判决管制罪犯的期限到期，执行机关应对其权利及资格宣告恢复。再次，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规定，已服刑完毕的军官罪犯，若其继续在军队中服役，可享有晋升的机会，反之，剥夺其获得军衔的权利。最后，对曾受过罪行的外国人，在剥夺其政治权利后还应对其驱逐出境，不再恢复其复权的权利，取消其在国居住的资格，此外，剥夺已退役军官罪犯的军衔

(二)复权与前科消灭的区别

一重新认识宪政

冷战结束之后，前苏联、东欧各国在进行经济巿场化的同时，其政治体制也发生了从极权主义「党国」体制转向自由主义「宪政」体制的深刻变化。虽然今后政治上的起伏仍在所难免，甚至不能完全排除出现某种「宪法危机」的可能，但是新的宪法秩序在那里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制度，例如：通过改宪的方式在不破坏程序连续性的状况下实现了「宪法革命」，建立了宪法法院以及违宪审查体系等等。而且，波兰和匈牙利等国的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还有了一些渐入佳境的气象。

大约与此同时，西欧社会批判理论的旗手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以及左翼知识分子也开始调整立场，把关于大众直接参与政治的激进民主诉求与自由主义宪政的法律制度结合起来。这种转变从1990年正式开始，而在哈贝马斯的法学著作《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为法和民主的对话性论证的理论而作》（BetweenFactsandNorms:ContributionstoaDiscourseTheoryofLawandDemocracy）表现得更明确、更充分。可以说，这实际上意味着欧洲的非共产党系社会主义运动的目标，被明确定义为通过合法斗争的方式促进资本主义的彻底自我批判和修正，而不是另起炉灶。这亦意味着对西方社会批判的重点从破坏性解构转移到建设性重构，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批判法学的撤退。应该留意的是，哈贝马斯以公共领域和沟通行为等概念为基础的、通过讨论达成妥协和利益调整的「审议的政治」（deliberativepolitics）的规范性学说，本来就与议会制以及立宪思想息息相通，所以倒也未必如有些学者所理解的那样能扯上甚么变节和败北的问题。尽管如此，哈贝马斯近年在法律观方面的明显旋回，仍然令不少人感到诧异。一个如此重要的当代思想家的态度变化似乎在提示人们：对于在制度上现实可行的民主政治而言，近代法治主义固然不是充分条件，但却是一种必要条件，至少是各种制度创新的基本参照物乃至立足点。

总之，无论在前苏联、东欧的政治实践中抑或是在当前西欧的批判理论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自由主义宪政的制度安排的复权，而社会主义体制的历史经验则作为一种制约的力量，通过关于社会公正和民主的法治国家的话语来保持其精神上的影响。当然，上述现象的出现并不意谓自由主义法律观的最终胜利，更不能设想从此以后意识形态斗争将偃旗息鼓，甚至出现福山（FrancisFukuyama）所谓的「历史的终结」。应该承认，在主权、人权、发展权、民族自决权、自由与平等的协调、经济秩序的全球化以及地域性规范等一系列问题上，现代自由主义本身也并没有摆脱其内在矛盾的种种困境。但是，这里只不过要指出一个简单的事实，即：自由主义以及作为其制度性基础的法治主义仍然在扩展、在改进，而足以取而代之的社会范型还远远没有确立起来。

宪政的复权也开始波及中国。从革命理想主义者转变到自由主义者的顾准，他对议会民主制的论述在历尽曲折之后终于在1994年得以正式出版，并在思想界引起不少反响。关于巿场、社会中间层、公共领域以及宪政的讨论日趋活跃，至1997年9月达到高潮。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全国代表大会作出了一项政治承诺——到2010年为止，按照「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方针建立起一整套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1998年3月以后，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对庞大臃肿、管事太多的行政机构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固然，从监督法的制订过程中所遇到的重重阻力可以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有宪法而无宪政的现实问题是很难在近期内得到根本性解决的，但是，「依法治国」的原理一旦获得政治上的效力，那么新宪政主义运动也就不难从依法诉求的空间中找到其切实的支点了。

二假想现实与信仰机制

一、政治改革：避免权力合法性危机的必由之路

众所周知，自从1997年夏天的泰铢暴跌，一连串的金融危机终于导致亚洲许多国家的权力结构发生分化、解体和改组，各国威权主义体制的信誉都纷纷贬值乃至宣告破产。尽管有些国家（例如印度尼西亚）在独裁者下台之后出现了社会秩序崩溃和民族分裂的征兆，增加了政治改革的难度和复杂性，但民主化的进程并没有因此而中断。在另一些国家（例如韩国、泰国、菲律宾）和地区（例如台湾），通过改宪、制宪以及选举程序比较顺利地实现了一轮乃至多轮的和平移交政权的目标，逐步确立起了新的多党制反复游戏的规则，民主主义的政治框架虽然还不很完善，但却正在逐步走向稳定和成熟。这种新的格局对中国目前进一步加强政治控制的状况构成了极其严峻的挑战。

的确，在中国从来没有人公开反对过民主主义，但在反驳各种批判性政见之际，强调推行政治改革的制度成本、条件欠缺以及渐进过程、强调政治本土特色的还是不乏其人，特别是在1990年代俄罗斯以及东欧各国发生巨变之后，「亚洲价值」和「亚洲经济发展模式」也一度被歪曲，成为抵制政治改革诉求的借口。然而，当亚洲多数国家也都先后采取国际公认的民主程序时，这样一些威权指向的话语和借口就变得难以使人信服了。环视周边大大小小、或贫或富的国家和地区的选举运动都开展得那么如火如荼，人们不禁要扪心自问，中国政治改革的停滞究竟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还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一个继续称孤道寡的国家怎么能够在二十一世纪的亚洲新格局中维持其传统上和道义上的感召力？一群没有经历过竞选运动洗礼的政要们，在全球化和民主化的条件下何以正确地把握本国的基本政策在境外的社会效果，又何以展开有效的民间外交？虽然国际关系中的地缘政治、实力外交等因素有可能在某个时期、某些条件下掩盖乃至缓和这种挑战，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民主化方面的「先进」与「后进」之间的鸿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深，最终势必导致中国在境内境外都陷入领导权的合法性危机。

两年前，我曾经以东欧各国的「宪法革命」以及西欧社会批判理论的宗师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转向维护「民主的法治国家」、提倡「宪法爱国主义」（Verfassungspatriotismus）的立场变化为引子，探讨了在中国推动宪政主义的必要性和出发点。现在，本文根据亚洲邻邦立宪行宪的经验，进一步考察中国政治改革的现实条件以及迫切性。

二、宪政如何防止「多数派专制」和「多数人无能」

民主的本意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按照平等的原则，由人民来直接掌握国家权力；第二、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由人民通过公共选择来作出政治决定。但对于这种民主体制一直存在着各种疑虑，其中最重要的是托克维尔（AlexisdeTocqueville）提出的关于「多数派专制」的问题，以及沃拉斯（GrahamWallas）和黎普曼（WalterLippman）先后提出的在群体思考和舆论的非合理性这一层面所反映出来的「多数人无能」的问题。

一、政治改革：避免权力合法性危机的必由之路

众所周知，自从1997年夏天的泰铢暴跌，一连串的金融危机终于导致亚洲许多国家的权力结构发生分化、解体和改组，各国威权主义体制的信誉都纷纷贬值乃至宣告破产。尽管有些国家（例如印度尼西亚）在独裁者下台之后出现了社会秩序崩溃和民族分裂的征兆，增加了政治改革的难度和复杂性，但民主化的进程并没有因此而中断。在另一些国家（例如韩国、泰国、菲律宾）和地区（例如台湾），通过改宪、制宪以及选举程序比较顺利地实现了一轮乃至多轮的和平移交政权的目标，逐步确立起了新的多党制反复游戏的规则，民主主义的政治框架虽然还不很完善，但却正在逐步走向稳定和成熟。这种新的格局对中国目前进一步加强政治控制的状况构成了极其严峻的挑战。

的确，在中国从来没有人公开反对过民主主义，但在反驳各种批判性政见之际，强调推行政治改革的制度成本、条件欠缺以及渐进过程、强调政治本土特色的还是不乏其人，特别是在1990年代俄罗斯以及东欧各国发生巨变之后，「亚洲价值」和「亚洲经济发展模式」也一度被歪曲，成为抵制政治改革诉求的借口。然而，当亚洲多数国家也都先后采取国际公认的民主程序时，这样一些威权指向的话语和借口就变得难以使人信服了。环视周边大大小小、或贫或富的国家和地区的选举运动都开展得那么如火如荼，人们不禁要扪心自问，中国政治改革的停滞究竟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还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一个继续称孤道寡的国家怎么能够在二十一世纪的亚洲新格局中维持其传统上和道义上的感召力？一群没有经历过竞选运动洗礼的政要们，在全球化和民主化的条件下何以正确地把握本国的基本政策在境外的社会效果，又何以展开有效的民间外交？虽然国际关系中的地缘政治、实力外交等因素有可能在某个时期、某些条件下掩盖乃至缓和这种挑战，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民主化方面的「先进」与「后进」之间的鸿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深，最终势必导致中国在境内境外都陷入领导权的合法性危机。

两年前，我曾经以东欧各国的「宪法革命」以及西欧社会批判理论的宗师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转向维护「民主的法治国家」、提倡「宪法爱国主义」（Verfassungspatriotismus）的立场变化为引子，探讨了在中国推动宪政主义的必要性和出发点。现在，本文根据亚洲邻邦立宪行宪的经验，进一步考察中国政治改革的现实条件以及迫切性。

二、宪政如何防止「多数派专制」和「多数人无能」

民主的本意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按照平等的原则，由人民来直接掌握国家权力；第二、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由人民通过公共选择来作出政治决定。但对于这种民主体制一直存在着各种疑虑，其中最重要的是托克维尔（AlexisdeTocqueville）提出的关于「多数派专制」的问题，以及沃拉斯（GrahamWallas）和黎普曼（WalterLippman）先后提出的在群体思考和舆论的非合理性这一层面所反映出来的「多数人无能」的问题。

摘要：本文针对在国外普遍存在的自然人破产制度，简单探索了该制度在我国建立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进而对如何厘定自然人破产的条件以及对将来我国如何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并提出了相关具体的法律构想。

关键词:自然人破产;破产制度;破产法

2006年8月27日，新破产法经过十余载的修订，终于定稿成律，展现在了世人面前。手捧新破产法，在欣喜之余，也略感惋惜，因为在立法过程中激烈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我国自然人破产制度的建立，最终也没能被立法者所采纳，在新破产法中仍不见该制度的踪影，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然而，自然人破产制度在国外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它是普遍存在于各国的一项法律制度，得到了绝大多数国家的一致认可与赞同。

一、自然人破产的概念

同企业破产制度相同，自然人破产制度也是一项古老的法律制度，从罗马法时代开始，自然人破产制度就在不断进步与完善，一直延续至今，并且目前在各国的法制体系中，仍积极地发挥着自身的作用。

那么，究竟什么是自然人破产呢？学理界对这一问题的观点不一。而问题争议的焦点就在于：“自然人”的范围如何界定，即对于“什么样的人才能具有破产能力”这一问题，学者之间具有很大的差异。那么，什么是自然人破产能力呢？自然人破产能力这一概念源于德国，是指“作为民事主体之一的自然人在法律上所享有的被宣告破产的资格。”一旦一个人具有了该种资格，就意味着其被纳入了破产法的适用范围，受到破产法的调整。因此，享有破产能力是探讨自然人破产的前提。在世界各国的立法例中，按照适用范围的大小，学理上将自然人破产分为一般破产主义、商人破产主义和折中破产主义。在该问题上，笔者赞同一般破产主义的观点，并认为我国在设计自然人破产制度时，应采用一般破产主义，承认任何自然人都有破产能力。因为我国在传统上属于民商合一的国家，任何人均可从事商业行为，商人与非商人的界限并不严格、清晰，故我国没有建立商人破产主义的必要；此外，一般破产理论的适用范围最广，可使各类人群均能受到破产法的规制，有利于全面地保护各方利益，因此，笔者认为，一般破产主义是我国自然人破产制度的必然选择。

【摘要】赦免立法的粗陋是导致内地赦免制度尴尬处境的关键所在。内地与澳门的赦免制度各有千秋，实有相互取长补短之必要。结合内地与澳门赦免制度的立法及相关实践，比较研究两地赦免在立法模式、赦免权性质和行使模式、赦免的种类和效力、赦免程序等方面的差异，有助于推动内地赦免制度的不断完善。本文正是在比较的同时就如何完善内地现代赦免制度提出若干建议。

【关键词】立法模式；赦免权；种类；效力；程序

【正文】

赦免又称恩赦，是指国家免除或减轻犯罪之人罪责或刑罚的制度。[1]理论上，赦免一般认为包括大赦、特赦、免除刑的执行、赦免性减刑和复权。现代意义上的赦免通常是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或最高行政机关以命令的形式实施的，赦免的结果必然是追诉权或行刑权的消灭。因此，对犯罪人实行赦免，不论其具体内容如何，都是对犯罪人的一种宽大。当代中国在“一国两制”的政治体制下，赦免制度呈现出形式多样化的发展道路，两岸四地的不同法律背景导致了各自的赦免制度存在诸多差异。目前，内地并没有对赦免制度本身作一个专门的规定，赦免制度发展比较尴尬。而同样没有专门赦免法的大陆法系的澳门地区，其赦免制度在理论上和立法上比较成熟，并在实践中得到较多适用。鉴于此，本文将内地赦免制度与澳门地区赦免制度进行比较研究，期望能得到一些有益的借鉴。

一、内地与澳门赦免制度现状及简要评析

（一）内地赦免制度现状及简要评析

摘要：本文从建立我国个人破产制度的必要性、可行性入手来分析，对我国个人破产制度的有关法律问题，如破产原因、自由财产制度、人格复权制度等等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我国在将来制定新的《破产法》时应采取“一般破产主义原则”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此外在建立个人破产制度的时候，我们需要考虑到个人破产自身的特点，与法人破产相比，在破产程序的设计上应结合自身的特质有所创新。

关键词：个人破产制度必要性可行性制度的构建

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进一步自由开放，各种利益主体涌入市场浪潮中，自由配置社会资源，这里不仅有企业法人，还有非企业法人、自然人等。针对经济现象的花样翻新，本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的破产制度也应适应这一现象，为各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提供完善且平等的保护。按照国内外学者对各国破产立法和判例依破产主体不同而进行的分类，在破产法的适用范围上，存在着意大利式的“商人破产主义”和英美的“一般破产主义”。所谓商人破产主义，是指破产法仅适用于商事主体；一般破产主义则承认一切民事主体均有破产能力，不论自然人或法人、商人或非商人。而我国的破产法与上述两者都不同，这表现在：《企业破产法》（试行）规定“本法适用于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而《民事诉讼法》的“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则规定适用于非全民所有制的企业法人。由此可见，我国实行的是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法人破产主义”，适用范围极其狭窄，显然和经济发展相距甚远。结合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参照世界破产制度发展趋势，本文认为我国将来的新《破产法》应采取“一般破产主义”，扩大主体的适用范围，特别应使破产法适用于个人。

一、个人破产制度的概述

（一）个人破产制度的定义

个人破产指有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按照破产程序，在保留他和他所供养人的生活必需费用和必要的生活用品情况下，将其财产拍卖，按一定比例分配给债权人的一项法律制度。法律专家将其定义为“作为债务人的自然人的全部资产不能清偿其到期债务时，由法院依法宣告其破产并对其财产进行清算和分配，对其债务进行豁免以及确定当事人在破产过程中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

摘要:文章全面介绍了保加利亚刑法典自1018年起至今的历史变迁过程和晚近立法特征，重点分析了保加利亚现行刑法典（即1968年制定之刑法典）的特征。保加利亚现行刑法典强调罪刑法定原则，重视个人权利尤其是未成年人权利保护，刑罚制度凸显人性化，刑事法网严密，刑罚配置遵循“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法律制定与欧盟及国际趋势紧密接轨，同时由于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刑法典修正频繁，变动剧烈。保加利亚刑法典中部分制度及社会转型造成的刑法频繁变动的经验教训值得我国借鉴。

关键词:保加利亚刑事政策刑法典

保加利亚位于巴尔干半岛东南部，是欧洲大陆最古老的国家之一。保加利亚1944年建立社会主义政权，1989年开始社会制度转型，2007年1月1日加入欧盟。经历了漫长转型期的保加利亚，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的转换，刑法典体现出鲜明的转型社会的特色。以下本文将分析保加利亚刑法典在不同时期的特点，就其历史变迁和晚近特征做一介绍。

一、保加利亚刑法典的历史变迁

1018年至1185年，保加利亚受拜占庭帝国统治，自发适用拜占庭帝国的法律。1396年，保加利亚成为土耳其的一个省，开始适用土耳其法。在经历了大约五百年的土耳其统治后，1878年保加利亚解放并成为施行宪政的现代国家。1879年通过的宪法规定议会至上，司法权属于法院，死刑必须得到国王的确认才能执行，具有相当的进步性。到保加利亚解放后的若干年里，土耳其刑法一直有效；直到1896年，由于旧刑法不能满足独立的保加利亚的新需要，保加利亚才制定了新刑法，其规定旨在跟上当时刑事研究领域的新思想和新趋势，在当时而言相当先进。它没有受到意大利人类学派的影响，而是建立在新古典主义学派的原则基础上。这部刑法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和“从旧兼从轻”原则；规定广义犯罪是指可罚的、有责的违法行为，犯罪构成要素包括行为、违法性、罪过和可罚性；规定刑种包括死刑、终身监禁刑、一年以上十五年以下监禁刑、一天以上三年以下禁闭、拘留、罚金、训诫（仅适用于儿童）。〔1〕当时刑法已经开始引入附条件判决、缓刑、假释的规定；除了刑罚之外，刑法还规定了一些社会预防措施防治犯罪，特别是针对未成年人犯罪，专门在索非亚和波罗拉多设立了两个教育矫正机构。

1946年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建立，1951年保加利亚颁布了新的刑法典。1951年刑法典（包括在1953年—1966年期间对其中若干条款的修改）具有较明显的重刑化趋势，保留了死刑，对许多犯罪给予严厉惩罚。整部刑法体现出对保护国家利益的特别重视。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刑法仍然坚持罪刑法定原则，正如有学者指出“包括保加利亚在内的一些东欧国家在早期的共产党统治时期并没有放弃罪刑法定原则”。〔2〕

摘要:文章全面介绍了保加利亚刑法典自1018年起至今的历史变迁过程和晚近立法特征，重点分析了保加利亚现行刑法典（即1968年制定之刑法典）的特征。保加利亚现行刑法典强调罪刑法定原则，重视个人权利尤其是未成年人权利保护，刑罚制度凸显人性化，刑事法网严密，刑罚配置遵循“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法律制定与欧盟及国际趋势紧密接轨，同时由于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刑法典修正频繁，变动剧烈。保加利亚刑法典中部分制度及社会转型造成的刑法频繁变动的经验教训值得我国借鉴。

关键词:保加利亚刑事政策刑法典

保加利亚位于巴尔干半岛东南部，是欧洲大陆最古老的国家之一。保加利亚1944年建立社会主义政权，1989年开始社会制度转型，2007年1月1日加入欧盟。经历了漫长转型期的保加利亚，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的转换，刑法典体现出鲜明的转型社会的特色。以下本文将分析保加利亚刑法典在不同时期的特点，就其历史变迁和晚近特征做一介绍。

一、保加利亚刑法典的历史变迁

1018年至1185年，保加利亚受拜占庭帝国统治，自发适用拜占庭帝国的法律。1396年，保加利亚成为土耳其的一个省，开始适用土耳其法。在经历了大约五百年的土耳其统治后，1878年保加利亚解放并成为施行宪政的现代国家。1879年通过的宪法规定议会至上，司法权属于法院，死刑必须得到国王的确认才能执行，具有相当的进步性。到保加利亚解放后的若干年里，土耳其刑法一直有效；直到1896年，由于旧刑法不能满足独立的保加利亚的新需要，保加利亚才制定了新刑法，其规定旨在跟上当时刑事研究领域的新思想和新趋势，在当时而言相当先进。它没有受到意大利人类学派的影响，而是建立在新古典主义学派的原则基础上。这部刑法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和“从旧兼从轻”原则；规定广义犯罪是指可罚的、有责的违法行为，犯罪构成要素包括行为、违法性、罪过和可罚性；规定刑种包括死刑、终身监禁刑、一年以上十五年以下监禁刑、一天以上三年以下禁闭、拘留、罚金、训诫（仅适用于儿童）。〔1〕当时刑法已经开始引入附条件判决、缓刑、假释的规定；除了刑罚之外，刑法还规定了一些社会预防措施防治犯罪，特别是针对未成年人犯罪，专门在索非亚和波罗拉多设立了两个教育矫正机构。

1946年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建立，1951年保加利亚颁布了新的刑法典。1951年刑法典（包括在1953年—1966年期间对其中若干条款的修改）具有较明显的重刑化趋势，保留了死刑，对许多犯罪给予严厉惩罚。整部刑法体现出对保护国家利益的特别重视。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刑法仍然坚持罪刑法定原则，正如有学者指出“包括保加利亚在内的一些东欧国家在早期的共产党统治时期并没有放弃罪刑法定原则”。〔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