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面新闻范文10篇

当前，各类新闻媒体上针对公安消防部门的负面新闻舆情呈增多之势，其中有正常的监督、正当的质疑、善意的批评，但也不乏言之无据的捕风捉影、虚假报道、恶意炒作，且常常因消防部门应对不力而任意发酵，恣意蔓延，使消防官兵赴汤蹈火、流血牺牲、千征百战所树立的良好声望和正面形象受到严重损害。如何应对、化解负面新闻舆情，已是当务之急，必备之技。

一、消防部门应对舆情危机的现状

总体而言，媒体和社会舆论对消防部门的评价是正面的、积极的，特别是对消防官兵灭火抢险、救助百姓的英勇和善举，大加褒扬，关切有加。消防工作能够取得今天的发展，与媒体的关注、宣传密不可分。但毋庸讳言，在新闻事业空前繁荣，新闻传媒（特别是网络媒体）日益发展壮大，以及公民法律意识和参与媒体监督意识空前高涨的大背景下，作为社会舆论权威表达的新闻舆论监督职能空前活跃，对消防部门发生和存在问题的监督，也是不遗余力，消防负面新闻舆情日益增多成为必然。消防正屡屡成为舆论关注焦点，并不时处于舆论监督的风口浪尖上。近年来，省内外发生了因不了解消防车单车载水有限而指责消防队灭火不拉水、因比邻建筑影响采光而投诉消防违法审批、夜间到宾馆消防演习惊扰住客等较多负面报道。有些舆情危机事件，影响仅限于一省一地，而有些则波及全国，后果较为严重。面对突如其来的负面新闻，目前消防部门基本上是处于“三无状态”，即“无组织、无准备、无招数”。有的束手无策，应对无措；有的是满不在乎，置之不理；有的是慌乱草率，应答不周；有的是情绪抵触、对抗对立，激化舆论危机；有的是一味静默，“拖、压、瞒、抗”，任由负面报道满天飞、一边倒，完全丧失话语权，“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如此被动局面，必须深刻反思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改进。

二、消防舆情危机事件多发的深层原因

1.行业受关注程度高。俗话说，水火无情，人命关天。消防部门所面对和处置的火灾等灾害事故，具有突发性、强刺激性等特点，且通常伴有人员伤亡，容易引起媒体和公众的高度关注。消防部门在灾害现场的一举一动，也必然备受瞩目。一旦出现出动不及时、灭火救援措施不当导致灾害损失扩大等问题，均易被纳入媒体和公众视线，引起非议和批评。

2．社会性、专业性强。与其它军种、警种不同，消防工作具有广泛的社会性，与各行各业、千家万户有联系，受舆论监督的几率比较大。同时，消防工作相对专业性较强，各类法规、技术规范数十种，莫说媒体记者和一般公众，即使是业内人士，如不系统学习、实践，也难以全面了解和掌握，因专业化特点与媒体、公众认知不足所导致的误解和批评也屡见媒体。

“负面新闻是指那些聚焦于与现行社会秩序和道德标准相冲突的事件以及一切反常现象，一般说来，犯罪、性、丑闻、事故以及自然灾害等一类事件往往是它的报道重点，它强调‘变动’、‘反常’‘冲突’”[1]这一定义被诸多人所引用的，从这个定义可知，负面新闻所包含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涉及主观和社会的，如犯罪、丑闻，与主流道德相冲突等；它也涉及客观和自然的，比如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本文所述的负面新闻，重点聚焦于“与现行社会秩序和道德标准相冲突的事件”。负面新闻受政策环境的宽松，民主法制的发展，新媒体的崛起等系列因素的影响呈现出不断增多的必然性，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者，应采取科学、正确态度从容应对，妥善处理，缓冲和降低其负面影响，变坏事为好事，开发其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效益性。

一、负面新闻不断增多的原因

1.社会转型期各类矛盾的集中爆发，为负面新闻提供了大量素材社会加速向前发展，各类利益急剧分化，与此同时民生建设步伐滞后、群众利益诉求渠道不通畅、基层政府对群众权益漠视等等诸多因素结合一起，导致各级各类矛盾在劳资冲突、安全生产、警民关系、反腐斗争、干群关系、城乡关系、教育公平、贫富差距、环境污染、土地征用等各领域全面出现。众多矛盾总是以个体或群体性事件显现出来，据2005年中国社会蓝皮书统计数据显示:从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人增加到约307万人。当矛盾以事件的方式出现后，都很容易成为媒体报道的首选，无疑，这是负面新闻海量出现的一重要源头。

2.价值多元化为负面新闻增多提供了丰厚的思想土壤当前，社会结构、经济体制、利益格局进入了深刻的变革、调整时期，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分配方式和利益关系日趋多样化。人们的价值追求、价值观念、价值标准呈现出多样化趋势，拜金主义、自由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等与传统观念、主流价值相冲突的人生观、价值观大行其道，深得部分人的追捧和膜拜。而负面新闻恰恰是聚焦于那些与现行社会秩序和道德标准相冲突的事件以及一切反常现象，如此，与主流价值观或道德标准相悖的思想和言行往往成为负面新闻的思想发源地。“宁愿坐在宝马里面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后面笑”的“宝马女”；汶川地震中的“范跑跑”等事例都是这方面的典范。

3.人们维权意识的觉醒、增长与优良法治环境的缺失为负面新闻增多提供了大量司法、涉法案例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不断完善，人们的主体意识、独立意识、法律意识都得到空前的提高，与之相随的维权意识也得以觉醒和强化，维权意识的增长的主要因素是：第一，法律观念、公民意识不断增强。人们的受教育水平越来越来高，社会越来越开放，人们对于属于自身的权利也愈加明晰和重视。第二，人们的需求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由过去的要求生存与获得温饱转而需要维护尊严和得到尊重，许多时候不求别的只求“给我个说法。”第三，鲜活的案例，唤醒了“沉默的大多数”和“习惯了逆来顺受的人们”。受多种因素影响，当利益收到侵害时，许多人总是喜欢选择沉默或者“算了”，可是近年来，说算了的越来越少，勇于争取的越来越多，尤其受他人维权意志的影响，不管成功还是失败都鼓舞、激发了不少跟随者。张海超为证明职业病而“开胸验肺”，唐福珍为抗拒强拆而点火自焚，这些对于人们维权意志的坚定都起到了巨大的“榜样”激励效应。与此不对称的是，维权的成本过高，利益表达机制不畅，加之机关的衙门作风和社会的不良风气，有的干脆就是投诉无门，欲哭无泪，于是各种以死抗争的维权案例不断上演，这成了负面新闻的又一重要来源。

4.部分官员的不当言论而引发的负面新闻持续增多官员的言行不仅是其自身素养的表现，更代表了政府在百姓中的形象，绝大多数干部都能按照“革命化、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的要求，牢记党的宗旨和使命，表现出一个中共党员应有的水平和能力。但遗憾的是，总是有少数官员不断冒出“雷人雷语”，“语惊四座”，点燃一个又一个的负面新闻事件。如郑州市一块经济适用房用地被开发商建起连体别墅和楼中楼，面对记者采访，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发出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的质问；某省一位政协官员就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接受采访时反问记者:“为什么不公布老百姓财产？”在广州市黄埔大道交通整治工作会上，记者就“封闭部分行车道是否应征询市民意见”采访当地交警时，新光快速路有限公司某部长梁某突然发火，并质问记者:“是不是拉屎也要告诉你啊？”上述的每一次言论都引发舆论的热烈讨论，近几年这类事件可谓层出不穷，不胜枚举。官员群体中产生这类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一是部分官员罔顾党的宗旨和使命，全然不理“权为民所用”“权为民所赋”“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真谛；二是不思进取，不爱学习，落后于形势，无法应对和解决复杂的社会矛盾；三是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极其欠缺，面对记者和摄像机，惊慌失措，不知所云；四是习惯于威权管理，作风霸道，拒绝公开透明，排斥公众监督。

一、我国媒体公认的“负面报道”的概念

负面新闻报道的提法在中国由来已久，作为一个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的概念，其是是非非长久以来存在于新闻从业者的争论中。

学者张威在其著作《比较新闻学：方法与考证》中，曾这样定义负面新闻报道：负面报道聚焦于那些与现行社会秩序和道德标准相冲突的事件以及一切反常现象。一般说来，犯罪、性、丑闻、事故以及自然灾害等类事件往往是它报道的重点。对于具有社会内容的负面报道来说，它的目的不在于歌颂光明，而在于反映和暴露社会敏感灰暗的一面，以使公众瞩目、震惊、警醒。它强调变动、反常和冲突。从这个定义中，可以看出所谓的“负面”更多的是聚焦于事件本身的性质，而不是事件的结果。但众多学者仍然认为，这种关于负面报道的笼统提法有失严密性。他们认为，讨论负面新闻报道，必须脱离一种简单的，泛泛的思维模式，代之于具体的、微观的、分类的分析。这样，才能更准确地进行理论定位；在政策的制定上以及相应的媒体实践中，才不至于犯简单“一刀切”的毛病；传播效果也才有效。

我国的媒体比较认同后者的观点，他们把负面报道分为批评揭露性报道、社会危机事件的报道、黄色煽情新闻的报道三大类。

二、我国负面报道发展的困境

建国后很长一段时期，负面报道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块禁区，新闻界和学术界都慎于提及。尽管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新闻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以正面报道为主仍然是媒体报道的主要方针。据统计，在2001年至2004年近四年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纵横》中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为正面报道，负面报道仅占百分之三十左右，甚至更少，而且在报道力度和报道篇幅上也相对较弱；央视的《焦点访谈》，1998年舆论监督的内容在全年节目中所占的比例是47%，到了2002年下降为17%；一向锋芒毕露的《南方周末》也被逐渐磨得没有了棱角，批评揭露性报道的比例只占办报初期的70%左右。

一、民生新闻发展的背景

“民生”二字最早出现在《左传•宣公十二年》中“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民生”可当做百姓生活生产的意思。关于民生新闻的内涵目前业界与学界尚没统一的认识，笔者认为，民生新闻应该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源于基层生活观察与体验，二是促进解决民生问题的新闻互动传播活动；另外，民生新闻发展离不开个体话语与媒体结合，民生新闻是民生话语在传播中的体现，即老百姓在新闻传播中拥有了话语权。传统媒体时代，传播新闻具有专业性与一定的门槛性，传播者负责传播，受众负责接受，可进入自媒体时代，受众与传播者角色不再固定，受众可以通过例如手机等媒体信息而成为新闻传播者，传播者的角色不再垄断，新闻媒体的传播地位受到挑战，媒体发展重点由“我要传播什么”改变为“受众要接受什么”，新闻传播格局由“传者天下”进入“受者天下”，受众成了新闻的起点与归宿，民生新闻应运而生。2002年，江苏电视台城市频道推出了《南京零距离》，节目打破传统新闻传播模式，以大时段直播或“准直播”为外在特征，以关注本土化市民生活形态为主体内容，迅速得到市民的关注与好评，被认为是电视民生新闻的先河。在媒体市场化发展大潮中，这种立足民生的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报道老百姓身边的事，因而既能保证收视率又能保证媒体口碑的新闻节目迅速得到扩散，全国上下纷纷模仿并主推民生新闻，一时间，从中央到地方，纷纷推出民生新闻栏目，媒体发展焦点落在民生新闻。

二、从“走转改”看民生新闻存在的问题

2011年8月以来，、中央外宣办、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中国记协五部门在全国新闻战线组织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要求要切实将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体现在新闻宣传实践中，促进新闻单位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进一步制度化、常态化，其实是当前对社会新闻报道存在问题的正面要求。近年来，由于民生新闻受众反馈效果很好，电视民生新闻保证了电视的高收视率，报纸民生新闻也保证了受众的购买频率。笔者从电视民生新闻人手，总结了最近几年电视民生新闻发展中存在的几种问题表现。

(一)民生新闻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星、腥、性新闻——基层内容缺失新闻传播中过分追求星、腥、性新闻，热衷于追踪明星大腕、炒作花边新闻，娱乐受众眼球，民生新闻节目中大量充斥着交通事故等血腥新闻，媒体传播只关注眼球，对普通群众的生活没有兴趣，缺少基层生活，缺少对基层老百姓真实生活的关注，至少在比例分配有失衡，关注度不够。

1前言

手机携带方便，可以帮助用户随时随地拍摄图片，手机社交软件功能强大，可以迅速广泛地传递信息，手机的像素较高，可以拍出相对清晰美观的图片，这些都成为手机摄影得到更多群众青睐的原因。加上大众传播盛行的今天，人人都可以新闻，专业的新闻传播机构面临更大的新闻时效性压力，此时，手机摄影无疑成为一个不错的选择。

2手机摄影在新闻传播中的优势

2.1快捷拍摄，迅速传播，提升新闻时效性

在社交媒体发展迅猛的今天，手机摄影成为手机持有者必然会运用的技能。随手拍摄、随时随地分享，成为了手机摄影的最有力的优势。在十来年之前，快速广泛分享是很有困难的，而随着现在微博、微信等交互式软件的诞生，更多的人借助照片来展现所见、心中所想的事物，利用社交平台传递个人感知内容，完成彼此互动。网络沟通技术的深入发展，使图片分享具备了更多用的功能，引入新闻传播领域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在网络媒体发达的现在，人们对大量信息有了更多的渴望，新闻的接触渠道也更丰富，每个网民都可能成为新闻传者，只要掌握了新闻信息、编辑文字、拍摄图片、在网上，就可能使新闻在广泛的范围内快速传播开去。这给专业的新闻记者带来了更大的挑战，他们必须及时了解信息并且快速反应进行传播，手机作为随身携带、编辑速度快的重要工具，也成为现在许多专业新闻记者选择的工具。

2.2手机拍摄效果良好

利用媒体塑造安徽形象的瓶颈

毫无疑问，公众对安徽形象的认知和评价同样深受媒体的影响。塑造良好的安徽形象，需要妥善利用媒体，争取全面、客观、公正的传播安徽正面发展的形象。但在媒体的利用中，却存在一些制约瓶颈。（一）媒体资源的限制利用媒体塑造区域形象，需要丰富的媒体资源作支撑。但现实情况却是，一方面安徽区域内部媒体资源有限，另一方面外地媒体更倾向于关注安徽区域的负面新闻。这两种情况严重影响了安徽的形象塑造。1.安徽区域内部媒体资源有限首先，安徽省域内部媒体与其他省域相比在数量上不占优势。从报纸媒体看，以安徽报业最发达的城市合肥为例，“在当前报业格局下，一个城市一般只办一种日报，所以我们更多的以都市报为参照系进行比较。合肥共有5家都市报，分别是新安晚报、安徽商报、安徽市场报、合肥晚报、江淮晨报”。[5]65-66这个数量不仅远低于广州、上海等大城市，也低于邻近城市南京，南京有《扬子晚报》、《金陵晚报》、《现代快报》、《南京晨报》、《江苏商报》、《东方卫报》等都市报。从电视媒体看，安徽电视台拥有2套卫星节目，7个频道，分别是卫星频道、经济生活频道、影视频道、综艺频道、科教频道、公共频道和1个仅限境外落地的国际频道。其拥有频道的数量不仅远远低于北京电视台、上海电视台、广东电视台、湖南电视台等媒体比较发达的省份，也低于周边省份河南电视台（拥有10个频道）、湖北电视台（拥有9个频道）、江苏电视台（拥有9个频道）、山东电视台（拥有11个频道）、浙江电视台（拥有10个频道）；[6]其次，从对区域形象的塑造力来看，安徽缺乏高知名度的媒体。“纵观合肥地区的5家都市报，报纸同质化的问题始终是个大问题”。[5]65-66受多个因素的影响，安徽没有出现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报纸。虽然安徽卫视的收视率在全国省级卫视中一直比较靠前，但主打“电视剧”的定位使其对安徽的直接宣传效果很难凸显出来。在网络媒体方面，其新闻网站在全国公众中也缺乏较大影响力。如同是省级门户新闻网站的浙江在线和中安在线，“浙江在线的策划创意活动要明显多于中安在线。浙江在线在2010年12月推出了‘年度浙江骄傲评选’、‘民间文化使者征集’、‘台历宝宝评选’、‘创先争优闪光言行展示’、‘年终盘点’等十多个系列策划活动。相比之下，中安在线在当月仅推出‘我为十二五建言献策’和‘全省政务公开考评’等几项策划和活动，而且都是以政务为内容，缺少与普通网民生活贴近的策划”。[7]25-29安徽区域内媒体数量和质量的现状势必影响对安徽形象的有效传播。2.外地媒体更倾向于关注安徽的负面新闻在注意力资源十分宝贵的当今时代，媒体为了吸引更多的受众关注，更倾向于传播报道某一区域的负面新闻。王慧等对国家重点新闻网站中国网一个时期有关安徽的新闻报道定量研究后指出，“民生新闻中，负面新闻居多，突发事件往往是连篇累牍的跟踪报道。政治领域也是负面报道居多，尤其是安徽地方政府官员形象欠佳”。媒体发挥舆论监督功能，关注安徽的负面新闻这本无可厚非，但一个简短的负面新闻常常在公众特别是域外公众心目中被不断地放大，进而与安徽形象联系起来。如“《安徽马鞍山区旅游局长闹市打人被免职区委通报》这则消息一经媒体报道，在网络上瞬间被大量转载，在百度上搜索有近3000篇文章，马鞍山市‘全国文明城市’的形象在网民心中打了折扣，安徽形象也受到损害”。[7]25-29（二）公众的刻板成见难以消解“刻板成见”(Seterotype)是美国记者沃尔特•李普曼在《公共舆论》一书中提出的概念，他指出，“大多数时候，我们并不是先看东西，后下定义，而是先下定义，后看东西”，[8]63“我们在看到世界之前就被告知它是什么模样。我们在亲身经历之前就可以对绝大多数事物进行想象。”[8]63安徽地处中国中部，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特别是最近几年安徽的发展十分迅速。但是“文化素质较低、社会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缓慢、自然环境闭塞、交通条件落后、信息流通不畅，成为有些受众对安徽的一种刻板印象”。[9]20-21公众之所以对安徽形成贫穷落后的刻板成见，一是由于历史原因。如“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凤阳花鼓的这种唱词无疑会对公众认识当代安徽产生了先入为主的不良影响。解放前淮河流域水患频发，沿岸居民贫困交加等历史镜头强化了对当代安徽的成见。二是由于地域原因。相比沿海开放城市，外地公众涌入安徽的比较少，他们对安徽无法亲身了解，所以常常是从未到过安徽，却在心中对安徽下了“贫穷落后”的定义。三是外地公众的“自我中心化”意识。“自我中心化”是由瑞士学者皮亚杰提出的一个心理学概念，它是指“个体在心理发展的初期阶段，无法区别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只能从自己的立场与观点出发去认识事物，而不能以客观的、他人的立场与观点去认识事物”。[10]21-24出于自尊和渴望所在区域强大等心理，在“自我中心化”意识的支配下，外地公众在心目中更容易美化所在区域的形象，而有意无意地贬低其他区域的形象。这种“自我中心化”是人心理活动的正常反映，难以消解。在2008年4月21日，包括新浪CEO曹国伟、搜狐总编辑于威、百度CEO李彦宏在内的“红色故土•安徽行”采访团抵达合肥。在谈及对安徽的印象时，很多第一次来皖的嘉宾都表示“印象中的安徽与现实见到的，差距特别大”。[11]由此可见，不少外地公众对安徽都有很强的刻板成见。刻板成见短时间内难以消除，这是塑造安徽形象的一大瓶颈。（三）区域形象塑造主体的媒体意识欠缺作为内陆省份，安徽是不张扬的，政府、企业、公众作为塑造区域形象的主体，他们利用媒体的意识较薄弱。首先，政府、企业、公众利用媒体传播自身信息的意识薄弱。与沿海沿江开放城市相比，安徽人更为含蓄内敛，“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观念依然存在，政府、企业强调工作实效，公众注重做好事不留其名，各种行为主体利用媒体主动推销自我的意识比较薄弱。其次，行为主体面对危机事件时的媒体应对能力亟待提高。2007年央视《新闻调查》栏目中主持人柴静就安徽省阜阳颍泉区机关办公楼造价严重超标问题采访时，安徽阜阳颍泉区区委常委、副区长史云龙不正面回答问题，居然说出“人恐怕要长得漂亮一点，可能就招来的非议多一些”之类严重影响安徽官员素质的语言。而发生在2010年岁末安徽六安的“陨石哥”、“地震哥”事件，①更折射出一些政府官员就危机事件面对媒体时语言行为的不当。行为主体面对媒体时的不当表现在危机事件的基础上进一步抹黑了安徽的形象。

有效塑造安徽形象的媒介举措

（一）拓展媒体资源，构建立体传播网络首先，要充分利用不同介质的传播媒体。纸介媒体擅长深度报道，电视媒体可以声画结合，新媒体重在互动，要充分发挥不同媒体的优点，形成立体的传播网络。特别是在碰到一些有助于塑造安徽形象的重大新闻的时候，更要借助多种传播形式，对公众形成全方位的传播之势。如2011年11月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第七届中国国际徽商大会暨第十一届中国（合肥）自主创新要素对接会、2011年10月在合肥举办的第20届金鸡百花电影节等之类的重大活动中，在利用电视媒体以绚丽多彩的形式及时向广大公众传达相关信息的情况下，再通过纸介媒体系列有深度的新闻阐释，加深受众的印象，同时以网络媒体为载体，与公众全方位的沟通和交流，实现不同介质的媒体传播互相印证、互相衬托，增强传播的威力和效果，可以达到提升安徽形象的目的。其次，要妥善利用不同区域的媒体。在塑造区域形象时，要充分考虑区域内部媒体和区域外部媒体的不同特点。区域内部媒体基于媒体体制等方面原因，从主观上都尽量维护区域形象。这种维护区域形象的主观愿望，使得区域内部媒体都尽量传播区域内的正面信息。这种正面信息固然是维护区域形象必不可少的，但却很容易给公众造成“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印象，反倒对区域形象的塑造不利。区域外部媒体特别是中央级媒体具有权威性强、影响面广等优点，但由于地理上与中央媒体的距离相对遥远，同时中央媒体的资源也十分有限，所以安徽很难吸引域外媒体的关注，而且中央媒体的偶尔关注中不少还是对安徽负面信息的报道。所以，安徽在利用媒体塑造自身形象的过程中，对于区域内部媒体，应重改善其传播方式，一定要用受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对于区域外部媒体，要多加强沟通，拉近与区域外部媒体的心理距离，争取区域外部媒体的关注、理解和支持。（二）丰富传播内容，改变受众刻板成见首先主要靠新闻事实来提升安徽形象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受众对安徽的刻板成见更多的是建立在对安徽过去政治、经济、文化不发达认识的基础上，因此通过媒体大量传播安徽近几年迅速发展的新闻事实无疑是转变公众刻板成见的最好方法。要注意的是，这种信息的传播要避免枯燥的说教，必须选择恰当的契机和形式。2011年10月在合肥举办的第2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颁奖典礼上穿插了大量以安徽为背景拍摄的电影作品以及安徽电影人的介绍，让公众感受到安徽优美的地理风光及安徽文化人的丰功伟绩，这种对安徽的展示非常自然，易于为公众理解和接受。颁奖典礼又通过中央电视台等媒体进行传播，大大提升了安徽的区域形象。其次可以刊播多种形式的有关安徽形象的宣传片。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筹拍的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展现了古老而又现代的中国以及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让国外观众进一步了解了中国，有力塑造了我国和谐发展的国家形象。形象宣传片是对区域形象的直接宣传，其突出的主题、优美的表现形式常常能给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这方面，安徽也开始尝试。如在2011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一批精炼安徽旅游形象的宣传片，在北京街头主要公交站台的广告栏里集中亮相。在“央视新闻频道《朝闻天下》栏目及央视二套里，每天都能看到一档精彩精炼的安徽旅游形象宣传短片，同时在北京首都机场两主要航站楼出口外，在新华网、中国日报网等众多知名网站上打出了安徽旅游巨幅宣传画，即便在合肥，也在本市的8个高速路出口设了巨幅旅游宣传广告牌”。[12]但有待改进的是关于安徽的形象宣传片在内容上应形成系列的主题，而且不同载体上宣传片的内容应互相映衬，有层次、有计划地推进。（三）提高区域形象塑造行为主体的媒介素养1.政府要增强利用媒体的意识和技巧政府要充分意识到利用媒体及时传播信息的重要性，进一步落实信息公开制度，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传递政务透明、廉洁高效的政府形象。同时，政府要熟悉媒体的运作特点，增强与媒体沟通的技巧。一些政府官员“躲”媒体及在媒体面前的不当表现，根本原因在于不了解媒体的职责和功能，政府官员要有勇气和能力与媒体真诚沟通，共塑区域的良好形象。2.企业要注重自身信息的媒体传播近年来，安徽涌现出一批发展比较好的企业。但不少企业因较少利用大众媒体及时向公众传播自身迅速发展的信息，导致很多公众特别是区域外部公众缺乏对安徽企业的了解，从而也影响了对安徽形象的全面认知。如“2011年1-7月份，江淮汽车累计出口巴西近3万辆轿车，已超过中国其他品牌出口巴西同类轿车的总和，位居中国品牌第一，国际品牌第二（仅次于韩国现代汽车在巴西的出口）”。[13]但安徽区域外部媒体对这一信息的刊登都是行业性媒体，受众面窄，大量公众对安徽企业在国际上产生巨大影响的事实还是缺乏了解，很多公众对安徽的认识还停留在仅仅是农业大省的“过去时”阶段。所以，安徽的企业要善于将自身发展的信息利用多种媒体及时传播出去，并把这种信息的传播与安徽形象的塑造连在一起。3.提升公众的媒介素养在媒介十分发达的今天，即便普通公众也不可避免的要与媒体打交道。如何让公众在与媒体交往的过程中能恰到好处地展示安徽形象，最重要的是要提升公众的媒介素养，让公众学会利用媒体。可以利用本区域媒体向公众集中宣传媒体知识，还可尝试以社区、乡村为单位举办以与媒体沟通为主题的培训班，同时还可以在火车站、汽车站等场所设立宣传牌等向外出公众传授与媒体彀中的媒体知识。通过媒介素养的提升，使得安徽公众无论是面对媒体的采访，还是利用QQ、博客、微博、论坛等能主动传播信息，能意识到自己的一言一行影响着安徽形象，代表着安徽形象，应自觉并善于维护安徽形象。当然，需要强调的是，安徽形象从根本上还是取决于安徽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全方位综合发展。但媒体对区域形象的塑造可以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安徽在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同时，应积极通过媒体将发展的成果让更多的公众知晓，从而塑造安徽良好形象，推动安徽加速崛起。注释：①安徽电视台《超级新闻场》栏目于2010年12月10日播出了一段有关“学校天花板掉落，校方负责人反说雷人话语”的视频报道。视频报道凸显了以下答问：“有没有学生受伤？”“没有！”“可我们得知有多名学生受伤，这是怎么回事？”“你把学生喊来啊！”“为什么教室里的天花板会掉下来？”“你说天上为什么会掉下陨石？为什么会发生地震？你给我解释解释！”于是乎，“陨石哥”“地震哥”在网络上热传，甚至有人戏称当事人的答语是2010年岁末最雷人的语言。

本文作者：张香萍工作单位：安徽财经大学

摘要：新媒体技术的出现打破了旧有的媒体环境，增加了新闻传播的方式，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度，给企业的新闻危机管理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在新媒体环境下，要强化新闻危机管理意识，建立完善的危机管理机制。

关键词：新媒体环境；新闻危机；特征；成因；管理机制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信息传播的方式在逐渐增多，对应的媒介技术也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在信息化迅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传统的媒体环境逐渐被新型的网络技术所取代，新媒体环境以其独特的开放性和包容性逐渐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给企业各方面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尤其对企业新闻危机管理改革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新媒体环境新媒体主要是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电脑和手机的出现是新媒体环境产生的重要标志。新媒体环境最主要的特点是以数字化技术为依托，能够实现信息的双向流动，并且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在新媒体环境下，信息传播的方式更加多样，传播速度也更快，对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媒体环境下企业新闻危机的新特征

1.信息源难以控制

传统的信息媒介使得新闻的话语权掌握在少数群体的手中，如果企业出现危机时可很快查找信息源并进行相关的补救工作。[1]但是在现代媒体环境下，信息传播的方式更加多样，信息传播者可以是一个组织，也可以是个人，而且传播的速度更快，所以很难在短时间内查找到信息源。另外，原先信息呈现线性传播形式，控制起来较为简单，但是现在则是辐射的网状结构，更是增加了控制的难度。

摘要：本篇论文选择了1996年至2000年五年中在北京出版的《参考消息》和在上海出版的《新民晚报》（共1824条新闻）这两份深受读者喜爱的小型报纸作为调研对象，探讨在20世纪末大陆报纸如何通过选择和报道台湾新闻来塑造台湾形象。调查发现，随着两岸关系的发展，大陆对台湾的报道正朝着平和、全面、客观的方向努力，同时大陆报纸也通过对台湾新闻的选择和报道体现了政府的对台政策。论文最后对今后的同类研究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大陆报纸报道、台湾新闻和形象、内容分析

一、引言

海峡两岸近年来的交往，尤其是在经贸、文教和民间方面的交流日益频繁。据不完全统计，到2000年，台湾赴大陆的人数累计已经超过2000万人次；而大陆到台湾探亲、从事各项交流活动的人数历年累计48.5万人次（新华网，2001/03/16）。另据统计，台商在大陆的投资也非常活跃。截至2000年底，台商在大陆累计批准投资企业4.7万家，实际利用台资金额263.8亿美元（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04/16）。另外截至2000年两岸间接贸易累计总额达2049亿美元（新华网/2001/03/16）。两岸之间新闻交流虽然开始晚些，但也在逐步增长。从1987年台湾《自立晚报》两名记者绕道东京来大陆采访，目前到大陆来采访的记者已达5000人次，大陆赴台湾采访的约200人次（中华新闻报/2001/01/08）。

但是两岸关系的发展也历尽风云，尤其是近几年来，台湾问题屡屡成为世人关注焦点——从1996年的台湾大选，1998年的汪辜会晤，到1999年的“两国论”，再到2000年的民进党执政，陈水扁上台等等。在这几年里，台海关系愈加错综复杂，台湾问题日益迫切的需要提到两岸的议事日程上来，两岸政策也不断有新的发展。形势和政策的发展变化都必然对大陆报纸选择、报道台湾新闻的方式以及对台湾形象的塑造有着深刻的影响。其中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一些发行量大、在广大读者中深受欢迎并颇具影响的小型报纸针对这一形势，专门开出台湾专版，重点报道台湾新闻，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因此对这段时间大陆对台湾的报道进行梳理和分析，总结其中的发展、变化和趋势是很有必要的。

这一工作笔者曾在1998年进行了一部分，对1996—1998年《新民晚报》和《参考消息》的对台报道进行了内容分析，得出了一些结论。现在时至世纪之交，台海关系又在这两年内发生了许多变化——比如台湾政局变化，台独势力一度抬头，而中国又面临着加入WTO，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在新的世纪，中国人的最终统一，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已成为全球华人的共同心愿，也是时代潮流。

随着现代传媒业的飞速发展，大学校园里的媒体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据~2010中国高校媒体发展报告》显示，目前全国91．5％的高校有报纸；90．2％的高校有广播；75％的高校有新闻网；72．的高校有通讯社。。相对于社会媒体而言，校园媒体强调围绕学校中心工作，以校园新闻、学术动态、文化活动、时事评论等为主要内容，逐渐演变为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阵地。如今关于高校的报道中真正反映学校精神、科研成果的内容无人问津，而诸如“人大裸模苏紫紫事件”等负面新闻却已然成为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大学生自身有着通过媒体获取信息的强烈要求，但是他们对新闻舆论的选择和价值判断力不强。面对如此多元、复杂、活跃的舆论环境，校园媒体正经受着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如何充分运用好我们的临近资源——校园媒体，帮助大学生合理选择信息、理性认识世界，就显得特别重要。本文试从传播学角度出发，结合传播学基本理论分析校园媒体生存现状，剖析利弊，提出校园媒体舆论引导理念和手段更新的思路。

一、校园媒体舆论引导理念的更新

1、校园敏感事件不可回避，信息畅通有利于阻止舆论恶化升级

从舆论产生的角度讲，根据德国传播学学者E一诺埃尔的“沉默的螺旋”的假设，由于媒体自身的特点，大众传播对某些问题的报道容易形成一种“主流化”的印象，对社会形成不断的压力和影响，从而扩张了“主流化”观点的势力，形成舆论压力。最终造成“一方越来越大声疾呼，而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式过程”的结果。。尽管这一假说过分夸大了人的心理中从众行为和趋同心理的作用，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传媒对舆论形成所起的重要作用。在如今校园多媒体技术广泛应用，借助校园BBS-~网络媒体的诸多传播优势，大众传播媒介的共鸣效果得以无限“放大”，强大的信息网络使得“传言”、“谣言”、“小道消息”无所遁形。大学生们对新事物、新现象十分敏感，喜欢发表意见以表达自己的学识。因此，一些校园新闻尤其是虚假信息、负面新闻往往会造成声势浩大的舆论。

2、校园媒体间议程设置存在差异，议程交互有利于产生舆论共振

目前，呈现在高校各类媒体上的舆论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摘要：现如今的人们活在互联网时代，网络已经逐渐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同时也融入了人们的生活。互联网的到来为女性带来了法律权益保护渠道，女性可以通过互联网发表一些言论来表达自身的意见或建议。本文主要探讨在互联网大环境下，女性法律权益保护现状和一些问题，以及保护对策。

关键词：互联网；信息；女性；法律权益

截止到2015年末，我国上网人群已经达到了8．2亿人，可以说我国互联网普及率是相当高，大部分人群都已经接触了网络。而且智能手机的到来让网络进一步贴近了人们的生活，现如今的网络已经成为全民认可的表达平台。由于互联网是开放式的，互联网发展到现在任何人都可以在网络中表达自己意见与观点，现如今互联网已经成为了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女性的法律权益保护是国家非常注重的事情，虽然在法律保护下，女性法律权益得到了切实保护，但是依旧有很多问题有待完善。

1互联网环境下的女性法律权益保护的基础

虽然现如今的互联网非常强大，但是能真正保护女性法律权益的基础是法律，互联网是更好实现法律权益的一种工具、一种渠道。我国宪法大纲也明确指出，我国的女性所有权益都是与男性权益相同的，我国法律主张男女平等、同工同酬，现如今我国也有非常多的女性干部、领导。但是，女性真正享受法律权益保护的只是一部分，由于各个地方的环境、习俗不同，很多地域出现女性地位、人格自由、财产权利等方面并没有做到男女平等，甚至某些地域由于习俗问题，女性的权益更是缺少足够的保障。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针对女性法律权益问题获得了更多自主权。互联网的时代下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女性法律权益保护，女性法律权益保护渠道增多、方式增多，很多女性可以通过互联网发表一些东西，进而引起社会人民的共识，通过互联网可以侧面反映我国不同地域女性法律权益现状以及问题。

2现如今女性在互联网下的法律权益保护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