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效应范文10篇

一、引言

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由于利率管制(McKi-nnon＆Shaw，1973)、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Stiglitz＆Weiss，1981)、交易成本(Hung－JenWang，2000)、产权与制度缺失(钟正生和宋旺，2003)等因素的存在，我国的农村信贷配给现象非常普遍和严重(马九杰，2004;田俊丽，2007)，严重降低了农村金融市场的效率。作为稀缺资源的一种配置方式，信贷配给会减少信贷资源的配置总量，限制农户的投资生产活动和产出水平，进而减少农户的生产剩余和资本积累速度，损失农村居民福利。作为评价农村金融市场绩效的一个主要方面，农户借贷的福利效应研究对进一步提高农村金融市场的运行效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不同借贷形式对农户的正向福利效应得到诸多研究的肯定。(1)正式金融形式贷款显著提高了贷款农户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这在印度和孟加拉国都有经验证据(Binswanger＆Khandk-er，1995;Pitt＆Khandker，1998)。(2)小额贷款和以工代赈等灵活的借贷形式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的福利水平，尤其对贫困者更加有效(Khandker，1988)。(3)非正式的信贷形式对农户的福利有着同样的甚至更大的影响(李锐、李宁辉，2004)。总之，正式借款和非正式借款对农民收入和消费的增长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能够改善农户的福利水平(朱喜，2003)。

二是由于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具有金融机构支农动力不足、金融机构投资的两极分化、农村资金外流与金融市场的准入限制等方面的金融抑制特征(吴敬琏，1997;谈儒勇，1998;何广文，2001)，金融抑制的福利效应受到关注。其中，李锐和朱喜(2007)的文章最有影响，他们认为由于受到金融抑制，所有农户的纯收入、净经营收入、消费性支出和非土地性资产均会受到损失，而直接受到金融抑制的农户在这些福利指标上的损失更为严重①。褚保金、卢亚娟和张龙耀(2009)的研究指出，信贷配给会阻碍农户收入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李锐和朱喜(2007)的研究结论，但是并没有计量金融抑制导致的农户收入减少的程度和数量。

三是关于影响农户信贷可获性的因素。研究发现，农户户主年龄、耕地面积、非农收入(褚保金、卢亚娟和张龙耀，2009)、农产品的价格(李锐、李宁辉，2004)、受教育程度、地理位置和“关系”(李锐、朱喜，2007)等因素有利于增加农户获得的资金额。已有文献指出了增加信贷供给对农村居民福利的积极作用，证明和计量了信贷配给对农村居民福利的损失程度，这些结论对我国的农村金融深化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主要内容：盗版现象由来已久，累禁不止，这是源于它坚实的市场基础。从需求方面看，它的市场基础在于盗版品的消费价值高于正版品的消费价值；从供给方面看，它的市场基础在于盗版品的生产价值高于正版品的生产价值。盗版品的存在，并不象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有害无利。其实，盗版品究竟会增加福利还是减少福利，取决于时期的长短、竞争的最后趋势以及政府反盗版的严厉程度。本文认为，政府应该以最大限度的减少而不是消除盗版的负面影响为目标，以运用竞争机制为导向，采用包括修改版权保护法规在内的多种措施，在权衡盗版成本和反盗版成本的基础上，实行适时适度的反盗版策略。

关键词：盗版现象，盗版品的生产价值，盗版品的消费价值，经济福利，盗版成本，反盗版成本，适度的反盗版策略

一、引子

盗版现象由来已久。尽管各国都在一定程度上采取反盗版措施，以对盗版进行打击，但时至今日，盗版现象不仅没有得到有效的根除，反而还有日益漫延之势。那么，为什么会出现盗版呢？盗版品给消费者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政府为什么要打击盗版呢？又是什么原因使得盗版现象累禁不止呢？政府应该采取怎样的反盗版策略呢？笔者拟用微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为了分析上的方便，我定义本文讨论的盗版现象为“一切生产、销售和使用包括诸如计算机软件，音像制品、书籍等的非法复制品以牟取利益的行为”。[1]这些非法复制品统称为盗版产品，与之对应则为正版产品。

二、盗版存在的市场基础

摘要：拼车网站是为了适应现今社会的快节奏、提高出租车载客率，方便乘客及司机，互利互惠的理念而设计的，使用本网站可以在电脑端与手机端快速登录，实时实现方便拼车，方便打车，同时还可以节约资金，减少空载，环境友好。是一款新型实用型网站。

关键词：拼车网站；网站设计；福利效应分析

1拼车的概念

拼车是新产生的事物。根据国外的相关报导，韩国和希腊以及欧美等多个国家的出租车开始实施“合乘制”。特别是在美国，许多人会共同乘坐同一辆出租车，这种方式也被称作Carpool。由于这种方式有利于环境保护，因此被鼓励和支持。此外，这种出行方式还可以有效缓解城市交通的拥挤，还可以方便乘客。在国内的许多城市已经开始实施了拼车，并由此有了相关的注册机构。拼车有多种方式：一种方式称为可以叫搭乘，也就是去搭“顺风车”，顺风车的车主可以在出行的途中顺便捎上多个出行路线基本类似的乘客，乘客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对于车主来说就是顺路搭乘客，这样可以降低油费的支出；第二种方式是采取合租的方式，合租是指多个乘客共同租一台车，这样可以降低出行费用。由于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国内许多大中城市的上班族都开始通过社交平台或专门的拼车网站或手机拼车APP等多种方式获得拼车信息。拼车出行的人开始逐渐增多。拼车体现出国家“低碳环保”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这种出行方式顺应“绿色交通”的发展趋势。

2开发环境与相关的技术

2.1DreamweaverDreamweaver可以提供多种工具，可以实现RoundtripHTML，可以完成视觉化编辑，对原始码进行编辑同步，是一种较为流行的设计工具。Dreamweaver包括了HomeSite和BBEdit等多种文字编辑方式。Dreamweaver具有进阶表格编辑功能，可以方便进行单格、行、栏的选择，还可以方便排序，对表格群组进行格式化，可以实现精准定位，轻易完成表格的图层转换，通过拖拉置放的实现版面的配置。网页位置发生改变后Dreamweaver会自动完成所有链接的更新。2.2assess数据库。Access的优势表现在强大的数据处理功能，具有统计分析能力，借助access具有的查询功能，可以实现各类数据的汇总和平均等运算，并可灵活设置统计的条件。设计数据库功能的模式主要包括了O-RMapping与DAO模式，其中DAO模式主要是操作数据，而与此同时O-RMapping主要是完成对象与对象关系之间的映射。歌曲查询主要是进行文字以及数据查询，业务逻辑简单，因此选择O-RMapping模式就能够达到要求。针对表示层的查询操作，可以将功能层的内容进行sql语句的转换，从而得出一个Recordset集，表示层要想接收到查询结果，那么就需要定义类，同时对类进行声明处理。2.3ASP利用ASP可以实现许多的功能，可以突破原有静态网页存在的功能限制，实现了网页的动态变化；ASP文件包含了许多HTML代码，相关的文件易于进行修改和测试；服务器通过ASP解释程序可以在服务器端完成ASP程序的执行，并将执行结果通过HTML格式传递到客户端，方便在浏览器上查阅，所以借助各类浏览器可以浏览ASP产生的网页内容；由于内置式的对象，借助这些对象可以增强服务器端脚本的功能。

一、反倾销税及其一般效应

1.反倾销税。倾销（dumping）是指，一国出口商以低于其在正常贸易中供国内消费的同类产品的可比价格，即以低于正常价值(normalvalue)的价格进入另一国市场的行为。反倾销(Anti-dumping)是指进口国有关行政当局或职能部门（如海关）根据本国反倾销法或世贸组织《反倾销协议》就本国厂商对外国倾销提出的起诉进行调查和裁决，如果认定倾销存在并因此对本国相关产业造成损害，就会做出肯定裁决，对倾销商品征收除正常关税之外的、相当于出口价格与正常价值之差额的附加税，即反倾销税(AntidumpingDuties)。反倾销税的征收必须同时符合三项基本条件:

（1）倾销存在，即产品出口价格低于其正常价格（国内销售价格或对第三国出口价格或其生产成本）；

（2）损害存在，即进口国竞争产业受到严重损害或损害威胁，或者一项新产业的建立受到严重阻碍；

（3）损害与倾销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进口竞争产业所受的损害是由倾销造成的。

2.反倾销税的一般效应。如果进口国当局对出口国垄断企业的长期性倾销征收反倾销税，进口国进口品价格会提高，对进口品的需求和实际进口数量下降，在某些情况下从反倾销调查国的进口会完全停止，国内进口竞争厂商的产量和收益增加。同时，国家关税增加，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减少。但只要生产者增加的福利和国家关税收入大于消费者减少的福利，征收反倾销税的综合效应就被证明是有效的。

摘要：食品是维持居民生存权利的基本消费品，在居民消费中占有不可或缺的位置。在国内外多种因素影响下，我国食品价格波动频繁，且对居民消费需求产生复杂而深刻的影响。本文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通货膨胀等三个方面来研究食品价格波动对居民消费需求影响的作用途径，对了解两者其内在的作用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食品价格波动；居民消费需求；作用机理

一、引言

近年来，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下，食品价格波动频繁且变动幅度较大。与去年同期相比，2014年我国食品价格指数变动为103.1%，高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02%的波动幅度。部分如干鲜瓜果、液体乳及乳制品等食品的价格波动幅度甚至达到108%以上。食品是关乎广大居民日常生活的必需消费品，食品价格上涨必然降低居民食品消费数量与消费质量，加大居民消费压力并造成不满情绪，进而对居民实际消费福利产生消极影响。与此同时，居民消费不足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循环发展的重要瓶颈，扩大内需不仅是政府工作部署中的重点工作，也是稳定经济增长态势的必要手段。因此，从城乡差异、收入差距以及通货膨胀等三个角度研究食品价格上涨或下降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两者作用关系的研究，在扩大居民消费、保障居民福利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食品价格波动福利损失的城乡差异

食品价格波动对城乡居民消费会产生不同的福利效果，一些学者对这种差异也表现出高度的关注。徐永金，陆迁(2012)认为粮食生产价格与主产区生产福利变动方向保持一致，且在大多数时期，粮食生产价格上涨会促进主产区总福利水平的增加。苗珊珊(2014)研究表明粮食价格上涨有利于粮食净出售者的农村居民福利增加，但不利于粮食净消费者的城镇居民消费福利。城乡低收入群体对粮食价格波动较为敏感，且农村贫困人口所受不利影响要高于相应的城镇人口。城乡居民面对食品价格波动所表现出的消费福利差异主要是由其各自不同的角色所决定的。农民居民作为粮食生产者，在满足自身消费后会将剩余的粮食进行出售，粮食价格上升会提高农村居民的福利效应。但城镇居民不同，仅仅作为粮食净消费者，是粮食价格上涨不利后果的直接承受者，其消费福利也明显降低。这与祁毓(2010)探寻居民收入来源对居民消费行为影响的结论相一致，即相比其他收入来源，城镇居民的工薪收入提升居民消费率的作用效应最大，而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性收入的消费效应最大。但粮食价格上涨对农村居民产生的福利增加效果可能并不是非常明显。因此，从粮食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角度而言，食品价格波动对城镇居民消费需求表现出明显的负面作用，但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则较为复杂，一般情况下，表现出稍微的促进作用。近年来，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发展迅速，粮食生产所需劳动力数量明显降低，农村外出打工者的规模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农村居民的收入结构表现出显著变化，工资性收入占比已基本赶上农业经营性收入比例。娄峰，张涛(2012)研究认为短期内，农户工资性收入上升不利于粮食生产，会引起粮食价格上升，但中长期内，农户工资性收入增加会刺激农业固定资产投资，促进粮食产量增加。伴随着农村居民进城务工现象的普及，我国城市化进程也在不断加快。农村居民在向城市转移过程中，会受到城市消费习惯与消费行为的影响，提高自身的消费意识与消费需求。同时，城市中大量的就业机会与较高的薪资水平增强了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在城市商品供给足够的前提下，能够有效的增强农村居民的消费热情。基于此，本文认为在城市化进程中，食品价格波动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具有比较积极的影响，而城镇居民消费需求则与食品价格波动呈负相关关系。

尽管有众多指标可以用来反映某一具体金融产品的服务水平，但测度金融服务总水平的系统指标却没有定论。国外学者试图直接测度金融服务的可及性，即人们在经济生活中能够获得金融服务的程度，这主要涉及两个方面：金融服务的供给和人们对金融服务的使用。Beck,etal.于2005年第一次引进一组新的银行业覆盖指标，来测度信贷服务可及性水平。这些指标分为两大类：一是银行金融机构覆盖度———每千平方公里银行机构密度、每十万人银行机构拥有量、每千平方公里ATM密度和每十万人ATM拥有量；二是银行金融服务使用度———每千人贷款额、贷款收入比、每千人储蓄额和储蓄收入比。以上指标虽较为粗略，却是衡量金融服务水平的首次尝试，也是对金融发展指标的重要补充。Honohan（2006）基于150多个国家的统计数据，提出了另一个新指标———拥有银行账户的家庭数量占总家庭数量的比值。随后，StijnClaessens（2006）和MandiraSarma（2008）也在Beck等人的基础上对上述指标进行了进一步完善与改进，所提指标仍然是围绕金融服务的覆盖度和使用度来设计的。由于各国的统计数据不尽相同，为了保证测度结果的可比性，学者们不得不舍弃一些测度指标（这些测度指标在某些国家容易获得，并且能较好反映金融服务水平，但在大多数国家却难以获得）。因此，测度金融服务的可及性主要是从银行机构覆盖度、存贷款情况、拥有银行账户的家庭比例等维度展开。通过对金融服务可及性的测度，国外学者得出一致结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服务水平较低，只有不到50%的人口才能够获得金融服务（Beck,etal.,2009）。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上述测度方法基本是基于现有的银行统计资料进行的，如果用以上指标来衡量金融服务水平的话，就会使得测度结果与实际水平具有较大差距。这是因为，金融服务并不是仅仅局限于银行提供的储蓄、信贷服务，即上述测度指标并没有包括金融服务的全部内涵，弥补这一缺陷的方法之一是通过微观调查获取数据。正如Claessens&Demirguc-Kunt（2006）所指出的那样，测度金融服务可及性的最优方法是进行家庭层面的调查。另外，上述测度方法只是基于金融服务水平的若干维度分别讨论服务水平，而没有从总体上去衡量。如何将这些指标综合起来测度金融服务水平，也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国内学者对金融服务水平测度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成果也相对较少。李猛（2008）引入了衡量金融服务水平的一个新指标———成年人中借款者比例，来研究影响金融服务水平的因素。耿颢（2009）以金融机构对私营部门的信贷额占总信贷额的百分比作为衡量金融服务水平的指标，发现山东省金融服务水平不及江苏省和广东省。刘亦文、胡宗义（2010）则将研究范围定位于农村地区，首次利用数理统计方法将农户数与营业网点数比值、营业网点数与土地面积比值、获得贷款企业数占总企业数比值以及获得贷款的农户数占总农户数比值合成一个测度金融服务水平的指标。可见，国内学者在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和考虑数据可得性基础上，相较于国外研究有了一定创新，但仍然没有更全面地去测度我国金融服务水平。金融发展越来越强调要包容性发展。印度包容性金融委员会（RangarajanCommittee）2008年正式提出了包容性金融的定义———“在一个可支付的价格水平上确保脆弱群体能够及时、充足地获得金融服务的过程”。MandiraSarma（2008）将包容性金融定义为“经济体中的所有成员都能够轻易地、有效地获得和使用正规金融体系提供的金融服务”。现今，金融包容性的重要性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提升金融包容性也已成为许多国家首要推行的政策。上文提到的测度金融服务水平的指标基本是单个的，只能反映部分信息，使用这些单个指标进行测度有可能对该地区的真实金融服务水平形成误判。因此，MandiraSarma（2008）首次利用多维度分析方法提出金融包容性指标IFI（IndexofFinancialInclusion）。IFI主要包含了金融服务的3个基本维度：银行机构的渗透率（拥有银行账户人口比例）、银行金融服务的有效性（每千人金融机构覆盖度）和对银行系统的使用（存贷款总额占GDP比重）。这一综合评价指标的提出弥补了以往利用单个指标分别测度金融服务水平的缺陷；但由于缺乏合适的数据，IFI没能将可支付性、及时性以及金融服务的质量包含在内。随后，SatyaR.Chakravarty&RupayanPal（2010）和MandiraSarma（2011）对该指数进行了改进。同测度金融服务可及性的指标一样，IFI测度的主要还是银行业的储蓄、贷款和支付业务，保险、汇款等基础金融服务仍未包含在该指标中。金融排斥，是指人们不能以合适的方式获得必需的金融服务（Leyshon&Thrift,1995;Sinclair,2001;Carboetal.,2005）。因此，通过测度金融排斥程度可以间接反映金融服务水平。一般认为，金融排斥包含可及性排斥、价格排斥、条件排斥、市场排斥和自我排斥五个维度（Kempson&Whyley,1999）。学者们基于其中一个或几个维度分别对金融排斥程度进行了测算（田霖2011；高沛星，王修华2011），同样这些单个的排斥维度也不能全面反映整体的金融服务水平。虽然上述国内外学者提出了一系列衡量金融服务水平的指标，但目前仍然没有公认的最全面、最优的衡量方法，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微观数据的缺乏。另外，目前国内外学者在研究金融服务水平时基本上都将注意力放在国家这一宏观层面，对农村地区金融服务水平的研究十分缺乏。

金融服务的经济福利效应

近年来，国际机构的相关扶贫与合作项目证实了金融服务对使用者经济福利的正向影响。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CGAP,2004）认为，提供给贫困及低收入人群的金融服务（主要指小额信贷）是扶贫的重要工具，获得储蓄、借贷、保险等金融服务有利于他们掌控日常收支；美洲开发银行（IDB,1997）、亚洲开发银行（ADB,2000）指出持续性地向贫困人口提供多种金融服务能推动金融系统及全社会的进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2006）认为金融服务尤其能提高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水平。除国际机构之外，其他许多实证研究也基本支持以上观点。例如Udry（1994）认为人们获得信贷服务，除了能够促进生产以外，对平滑消费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Binswanger&Khandker（1995）运用印度农户的数据分析了获得正规借贷的影响，发现农户获得正规借贷后显著提高了贷款农户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李锐、李宁辉（2004）估算出了中国农户借贷对收入和福利效果的边际影响，结果表明，农户借款能够增加其纯收入，改善其福利状况。Paul,etal.（2009）运用ADL指数证实了获取微型金融的储蓄和贷款服务在帮助家庭应对健康危机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确保消费。刘亦文、胡宗义（2010）认为农村金融服务水平的提升可以缓解收入不平等，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尽管国内外学者做了很多有益研究，但单个家庭金融服务的获得和扶贫之间的系统证据仍然非常缺乏（EdwardAl-Hussainy,etal.2008），因此，要获得更准确的结果必需依赖于合适的计量方法（Pitt&Khandker1998）和质量更高的数据（StijnClaessens2006;EdwardAl-Hussainy,etal.2008）。小额信贷是近年来新兴的金融服务，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影响广泛；保险和汇款同样是较为基础的金融服务。因此下面主要从这三个方面以及金融抑制角度来具体阐述金融服务所引致的经济福利效应。小额信贷可以为贫困家庭和微小企业提供发展机会，发展小额信贷是提升金融服务水平的力举。但是，学者们对于小额信贷的经济福利效应却持不同观点。许多学者认为小额信贷在减缓收入不平等、缓解脆弱性和扶贫等方面有着振奋人心的积极作用。Littlefield,etal.（2003）认为，小额信贷及它所产生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商业贷款。他们通过总结世界各地的调查结果，认为小额信贷在消除贫困、提高子女教育水平、提高妇女儿童的健康水平及女性社会地位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众多国外学者对孟加拉国小额信贷进行了广泛研究，例如，Pitt&Khander（1998）、RubanaMahjabeen（2008）均发现借贷对提高家庭的收入、减缓收入不平等、平滑消费、消除贫困、积累资产都有不同程度的正向影响。小额信贷在中国的影响效果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孙若梅（2005）通过分析河北易县、南召扶贫社项目的调查数据，得出小额信贷主要通过投入非农经营来增加农户家庭收入，且小额信贷可以改善农户间的信贷分配。张立军、湛泳（2006）通过小额信贷的反锁定模型，证明小额信贷可以通过产业、结构与技术三方面的反锁定来解决农民生产过程中存在的“增产不增收”问题，降低农民贫困度。刘燕丽等（2008）指出，虽然小额信贷对深陷贫困的农户家庭具有一定的排斥作用，但它有效地帮助脆弱农户抵御了陷入贫困的威胁，这在扶贫和小额信贷发展中有着重要意义。李雅宁、杜志雄（2011）则认为增加小额信贷的贷款次数可以持续显著地提高农户家庭的务农收入水平。然而也有学者持有相反的观点。如JonathanMorduch（1998）对孟加拉国参与小额信贷的1800个农户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获得金融服务并没有显著提升其消费水平，儿童上学的比例也未上升，其影响仅仅体现在降低了农户的脆弱性，而非减少贫困。Coleman（1999）也持类似观点。ThiThuTraPham&RobertLensink(1995)基于越南的数据，对小额信贷能缓解贫困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他们发现参与小额信贷项目并没有显著影响自主创业家庭的利润。因此，小额信贷减贫的作用依然不清晰。当然，也有学者指出，小额信贷影响效应的不确定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研究方法选择不当造成的，例如存在选择性偏差。Morduch（1998）、Pitt&Khandker（1998）认为这取决于对计量经济学方法的使用。根据FSA（2000）的界定，保险属于金融服务的一大维度。目前学术界对于保险效应的研究并不多见。比较典型的成果如YoungP.,etal.（2006）通过小组座谈和对照组比较的定性研究方式，发现参与保险的人不仅能在遭受疾病时较快地获得治疗，而且能有效缓解疾病所带来的冲击。另外，MichaelR.Carter（2010）也认为保险不仅能显著提高农户收入，还能够进一步促进农户各方面发展。汇款服务同样也是金融服务的维度之一。目前，汇款额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增加，已成为低收入国家家庭的重要收入来源，汇款服务产生的效应影响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大量的文献表明汇款服务对医疗健康支出（Amuedo-Do-rantes,etal.2007）、减贫（Esquivel&Huerta-Pineda2007）、教育（Hanson&Woodruff2003）、创业（Woodruff2007）有着一定的积极影响。一般来说，正规的汇款服务往往是比较昂贵的，尤其是在缺乏竞争和客户缺乏相应金融知识的情况下。在汤加和新西兰的研究发现，银行普及率的不足不仅减少了竞争，也使得汇款更加昂贵，人们不得不花较大金额来获取支付、汇款服务，大大降低了福利水平（Gibson,etal.2006）。Demirgü-Kunt,etal.（2009）运用墨西哥村级层面的数据，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汇款与银行的金融服务水平以及金融深度有着紧密的联系，并发现银行通过汇款服务，使得家庭可以用汇款收入来购买耐用品和投资于企业。但是汇款服务对于经济福利的具体影响如何，则需要使用汇款等金融服务方面更为详实的统计资料与数据。除了从正面直接测算金融服务的经济福利效应外，一些学者也从金融抑制及信贷配给方面间接考察了金融服务缺乏情况下的福利效果。金融抑制主要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及农村地区，因此大部分文献主要集中于农户金融抑制的福利损失测算。典型文献如李锐、朱喜（2007）运用biprobit和match模型，采用微观数据分析了金融抑制对农户福利的影响，发现由于金融抑制，农户纯收入、净经营收入、消费性支出和非土地性资产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刘适等（2011）通过模糊聚类匹配的平均处理效应模型也得出了类似结论。DongFengxia,etal.（2010）则运用内生性Switching回归模型发现，金融抑制使生产性投入、农民素质和教育都没有得到有效的使用；若消除金融抑制，农业生产力和农户家庭收入都会得到提高。另外，邱崇明、李辉文（2011）通过实证分析表明，金融抑制对居民的消费需求存在着“门槛效应”和“时间窗效应”，即在短期内温和的金融抑制能够刺激消费需求，但在长期内对消费需求是有负面影响的。信贷配给产生的负经济福利效应十分普遍。GuarcelloL,etal.（2003）认为信贷配给在决定家庭对孩子人力资本投资上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它关系着家庭是否将孩子送去学校接受教育，这就使得信贷配给成为决定儿童脆弱性的重要因素，信贷配给的存在降低了儿童福利水平，从而产生恶性循环，不利于家庭经济福利水平的提升。卢亚娟（2009）利用包含是否受到信贷配给和福利影响联立方程的内生标准函数的Switching回归模型，结合江苏372个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发现信贷配给使得农户无法获得或只能部分获得其所需的资金来进行投资，从而影响了农户收入增加，进而影响农户福利状况。刘艳华、骆永民（2011）经过实证研究也发现，受到信贷配给农户的福利损失程度大于未受到信贷配给农户的福利损失程度。

文献简评

从国内外相关研究动态我们可知：学者们测度金融服务水平主要从直接衡量金融服务的可及性、计算金融包容性水平，以及金融排斥程度这三个方面展开。其中，衡量金融服务可及性和金融包容性水平基本围绕银行机构覆盖程度、存贷款情况和拥有银行账户比例这三个维度进行。国外学者在上述测度方法和维度的基础上对各国金融服务水平进行了横向比较与分析，开创了该领域的研究先河，为后续深入研究金融服务水平指明方向；然而，目前该领域的研究仍存在改进的空间：一方面，除了金融包容性指标（IFI）这一综合性的评价指标以外，其余的测度指标均是从单个角度进行分析，既容易对实际金融服务水平的测度造成误差，又会增加横、纵向比较的复杂程度，不利于分析，并且金融包容性指标（IFI）仍需要依据现实情况进一步去拓展其涵盖的维度；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发现目前的测度均以银行为例，但提供金融服务的机构并不仅限于银行，还包括很多非银行金融机构，如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和基金公司等，对金融服务提供者的狭窄界定，同样也会造成测度的偏差。就国内相关研究而言，由于国外的统计数据与我国存在差异，因此学者们虽然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对测度指标进行了若干修改，但同样没有全面涵盖金融服务的所有维度，大部分研究仍然处于借鉴和模仿阶段，尚未构建出能科学测算我国金融服务水平的指标体系。关于金融服务与经济福利之间的关系，多数研究认为金融服务对使用者经济福利有着正向影响，即金融服务水平的提升能够帮助提高收入、缓解收入不平等、平滑消费、降低贫困率等。从国内外相关实证研究可以发现存在以下三点不足：首先，目前的研究基本选取收入、消费、贫困、生产等其中的一个或几个方面来研究金融服务引致的经济福利效应，对经济福利缺乏一个全面、清晰的界定，如何从整体上把握经济福利有待进一步深入；其次，学者们将主要精力和对象集中于信贷服务对经济福利的影响，而对于储蓄、保险等其他基础性金融服务的研究较为缺乏，金融服务的维度尚需拓展；最后，目前的研究并没有详细探讨金融服务对经济福利的具体影响机制，即金融服务是通过怎样的渠道来影响经济福利，这个“黑匣子”是如何运作的也没有得到一致的揭示与认同。总之，由于金融服务水平测度的相关研究兴起较晚，因此真正将宽泛意义上的金融服务水平与经济福利相衔接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尚待进一步深入。

未来研究展望

【摘要】所得税制度从公平性原则出发以调节个人所得,但因其调节的非全面性而形成新的不公;社会福利制度使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有了1定的保障,但纯粹的支付制度又造成“提前退休”、“自愿失业”损失效率。本文旨在通过负所得税的研究,找到所得税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的结合点,从而提高财政分配的公平与效率。

【关键词】社会保障社会福利负所得税公平效率

1、负所得税理论研究现状20世纪,尽管负所得税制度未能得到实施,但负所得税理论的研究却达到了1定的水平。60年代末,以费里德曼和托宾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负所得税概念,在经济学者中引起了强烈共鸣,美国曾于尼克松政府提出1项家庭救济计划,采用了负所得税概念,但终未实施。探讨负所得税的公平收入效应现还仅限于理论分析,且负所得税计划最终不1定改变低收入者的收入状况,但提高低收入者的福利水平是肯定的。

(1)负所得税的概念

负所得税即负值的所得税,是1项对那些收入低于1定水平的人们提供自动支付的计划,亦即根据低收入者的收入状况来确定生活保障数值的大小。可见,负所得税实质上不是1种税,它不是政府取得财政收入的来源。而是政府转移支付的1种方式,政府通过负所得税以解决贫困问题,提高低收入者的福利水平,从而实现财政分配的公平性原则。举例来说,假如负所得税率为100%,贫困线是每人年收入1000元,若某成员税前收入为600元,则政府转移支付款额为400元。如果该成员税前收入为700元,则政府转移支付款额为300元,以此类推。如果成员的税前收入超过1000元,则负所得税(政府转移支付额)为0,他将成为所得税的纳税人。由此可以看出,居民个人收入越高,它所得到的转移支付就越少。所以,负所得税计划,旨在对低收入者维持最低收入水平,以减少个人收入过份悬殊而形成的不公,具有公平分配效应。

(2)负所得税的收入效应

摘要：征收反倾销税是否会取得综合福利最大化效果还受经济规模、贸易转移、投资对贸易的替代、投入品价格传递、出口国报复等条件的制约，从而反倾销税的有效性是值得怀疑的。同时，由于：征收反倾销税往往造成资源配置低效率和世界福利净损失；以国家和生产者利益最大化作为反倾销的理由损害了消费者利益；仅仅用生产成本定义倾销的涵义具有片面性；规模经济和偶然因素的变动引起出口价格下降被视为倾销缺乏理论根据。这些原因说明征收反倾销税常常是不合理的。

关键词：反倾销税有效性合理性

一、反倾销税及其一般效应

1.反倾销税。倾销（dumping）是指，一国出口商以低于其在正常贸易中供国内消费的同类产品的可比价格，即以低于正常价值(normalvalue)的价格进入另一国市场的行为。反倾销(Anti-dumping)是指进口国有关行政当局或职能部门（如海关）根据本国反倾销法或世贸组织《反倾销协议》就本国厂商对外国倾销提出的起诉进行调查和裁决，如果认定倾销存在并因此对本国相关产业造成损害，就会做出肯定裁决，对倾销商品征收除正常关税之外的、相当于出口价格与正常价值之差额的附加税，即反倾销税(AntidumpingDuties)。反倾销税的征收必须同时符合三项基本条件:

（1）倾销存在，即产品出口价格低于其正常价格（国内销售价格或对第三国出口价格或其生产成本）；

（2）损害存在，即进口国竞争产业受到严重损害或损害威胁，或者一项新产业的建立受到严重阻碍；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简称“新农合”)自2003年实施到现在已经8个年头，期间经过了“先行试点———逐步扩面———全面推广”几个阶段，目前正转向规范发展时期。理论界与实务界从不同的角度对新农合建设绩效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例如张广科(2008)从新农合的制度模式、财务状况、工作网络三个方面，分析和评价了新农合的支撑能力;再如何世文(2009)基于公共财政理论，对南京市8个县的新农合建设绩效进行了实证研究等。这些都为完善新农合提供了重要参考，但仍嫌不够。本文认为，新农合的建设绩效应该从农民的“主观感受”和制度实施的“客观效果”两个层面进行评价。评价的基础和依据是新农合建设模式及其目标。本文将利用2009年中部四省12个县的调查数据，对新农合建设绩效进行分析和评价。调查采取经验分层和非严格概率抽样原则，通过结构式问卷访问收集数据，发放问卷420份，有效回收420份。

一、制度建设模式与目标

新农合建设模式，决定了新农合的性质和方向，影响制度目标的实现，新农合建设目标，是评价新农合建设绩效的重要依据。

(一)制度建设模式

新农合建设模式，主要包括筹资分担模式、基金统筹模式、费用补偿模式和监督管理模式。从筹资分担模式来看，新农合是“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的农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从基金统筹模式来看，主要有“大病统筹+门诊家庭账户”、“住院统筹+门诊统筹”和“大病统筹”三种模式;从费用补偿模式来看，新农合是“补需方”、由患者购买“供方”提供的医疗服务，并主要享受“大病补偿”的医疗费用报销模式，实践中的补偿方案包括:起付线、封顶线、补偿比例和补偿范围四个方面的内容;从监督管理模式来看，新农合实行属地管理，由各地新农合管理委员会下设的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的监督与管理。在制度建设模式中，资金分担模式、基金统筹模式和费用补偿模式是制度运行的核心和基础，监督管理模式是制度运行的保障，它们共同决定新农合的性质和方向，影响新农合的建设绩效。

(二)制度建设目标

摘要:近些年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不断加大，而且实际上，人民币对世界其他主要货币在过去几年中也有不同程度的升值。人民币升值是长期趋势，随着人民币升值，人民币的相对其他国家的货币来讲相对购买力提高，人民币在国际上的货币地位也逐渐增强。人民币的升值给中国在消费者福利，经济结构调整，对外投资，外商直接投资结构，改变中国GDP结构以及奠定人民币作为世界货币等方面都有一定的正面效应。本文具体从这些方面分析并得出结论：随着中国经济形势的增强以及逐渐增大的外部压力下，应该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人民币循序渐进地缓慢地升值，这样对中国的整体福利有提升的作用。

关键字:人民币升值正面效应

一，引言

货币的升值和贬值是指本国货币相对于国外货币的价值的上升和下降，货币的升值和贬值是影响一国经济贸易以及金融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货币的升值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往往存在正负两个方面。

人民币的升值和贬值对中国经济也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和不断增强的外部压力下，人民币相对世界主要货币都出现了升值的现象，而且在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不变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的趋势依然在持续。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的作用和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在参与世界经济活动也越来越频繁，在对外投资领域中国正在成为一个有实力的投资母国，而在以往的研究中大多以中国为投资东道国的身份来分析，但是以中国为投资母国的身份来分析人民币升值的带来的正面效应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