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担问题范文10篇

“农民负担”在我国当前农村发展诸问题中并不是最深层的问题，但可能是最敏感的问题。本次调查在这方面也有不少收获。

一、农民收人究竟几何？

众所周知，我国法定的“农民负担”水平是以农民收入水平为依据的，即所谓“不得超过纯收入的5％”。但农民收入、尤其是扣除生产成本后的“纯收入”的计算历来是统计工作中的难题。在国外农业经济学中影响很大的组织——生产学派认为，农民家庭经济中没有劳动成本概念，因此根本无所谓“纯收入”之说，而只能统计出“总报酬”。这种书生之论固然不足为现实统计工作之据，但我们讲的农户“纯收入”与企业经济中不仅扣除了生产过程中物质价值投入，也扣除了劳动价值投入的纯收入（利润）概念是两回事。如果按后一概念，相当数量的农户便成了零收入的甚或是“亏本”的“非理性经济”，这当然没有什么意义。但作为社会扣除与二次分配的依据，农户“纯收入”不能具有相同数额的企业（包括农业企业）收入那样的负担能力，却是显而易见的。

这样的“纯收入”到底有多少？这仍然是个问题。本次调查对6省8县19个社区224户农户提出了“您家近年来家庭总收入是多少”的问题，结果只有5县117户提供了有效回答。分县统计如下：

所列是“总收入”，纯收入还应减去当年生产成本，但这一项数据只有极少数样本户能够给出，不少农户直接宣称这个数字没法算。一些县（如眉县）接受调查的农村基层干部还明确表示他们在报表中“农民人均纯收入”一栏实际上填的是农民总收入，不把生产开支剔除。“关于农村的各种指标以农民人均纯收入和企业总产值为最虚”，他们自己对这种填法也颇有怨言。

调查中我们试图与一些农户算纯收入账，结果还发现了另一问题“近年来由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猛涨和其它原因，农户生产开支比生活开支上升快得多，农户总收入扣除本年生产开支还是扣除下年生产开支，结果大不一样。而在生产信贷不发达的条件下（我们调查的社区中农民极少有用贷款进行生产性投入的），农民本年开支总是由上年收入支付的，相应的本年收入则要用于下年开支。这与我们原来的算法（本年收入减法本年开支）相比，往往又有10～20%之差。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农民负担不仅是一个客观范畴，也具有主观特性；既有量的规定性,也有质的内涵；不仅具有经济属性，而且具有政治属性。农民负担重的实质是政治权力对经济权力的过度侵蚀；另外,经济权力主体自身的保护功能弱，政治权力对经济权力的作用形式不规范，政治权力主体与经济权力主体目标取向的不同等，也是引起农民负担重的重要因素。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关健要建立有效制约政治权力的机制；要提高经济权力主体的自我保护能力；要规范政治权力对经济权力的作用形式；要整合政治权力主体与经济权力主体二者的价值取向。

〖关键词〗农民负担研究

农民负担是一个历史范畴。中国历代王朝的兴衰，都与农民负担问题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新中国成立以来，也一直存在着农民负担问题，但作为农村乃至全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却是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事情。多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减轻农民负担非常重视，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规章，对解决农民负担问题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目前，随着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农民负担仍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之，任务仍十分艰巨。

一、农民负担问题的界定

一般来说，我们通常把政府及其部门向农民征收的一切税费，包括税收(明税和暗税)、乡统筹村提留、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以及集资、摊派、罚款等统称之为农民负担。如果进一步思考,农民负担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其一，它既是一个客观范畴，也具有主观特性。从客观方面来看，农民负担是实实在在的物资支出或货币支出，没有这些实际的支出，农民负担就无从谈起。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农民负担又是负担主体农民的一种感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80年代农民负担问题的提出与农民自身因素的变化有着极大的关系。在体制下，农村的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并由集体统一使用，组织集体劳动，农民个人只是集体经济组织内的生产者。当时收益分配的顺序是：⑴全年收获的收入首先扣除当年生产费用,包括：种子、肥料、农药、燃料、机耕费、排灌费、农机具维修费及小型农具购置费、耕畜饲养费和固定资产折旧等生产过程中直接耗费的生产资料价值；⑵国家税收和粮食统购任务；⑶管理费；⑷集体提留；⑸社员分配。在这种收益分配体制下，先进行集体的和社会的扣除，后给社员分配，并不直接由农民承担负担开支。因而，农民没有切身的负担感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农村普遍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随之，农民的身份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农民不再是单纯的集体经济组织内的生产者，而是相对独立于集体经济组织的农业生产经营者。在市场经济中是理所当然的财产主体和市场主体，对土地享有充分的经营使用权，直接享受着经营所带来的利润。所以,农业经营上的变化引起了农民财产观念的变化，唤醒了农民的主体意识，使农民增加了对外来负担的敏感性。

其二，它既有量的规定性，也具有质的内涵。所谓质的内涵，也就是政府同农民的关系问题。只有能给农民带来看得见实惠的社会变革和经济改革，才能赢得农民的真正支持。在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广大农民不仅提供和保证了战争物资的供给，而且付出了极大的牺牲，负担不可谓轻。但解放区的广大群众，特别是贫困农民，没有任何怨言，而是争先恐后，踊跃输粮输人。所以，农民负担问题有时是用数量说明不了问题的。其根本性在于政府与农民的利益是否完全一致，在于民心的向背。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农民负担不仅是一个客观范畴，也具有主观特性；既有量的规定性,也有质的内涵；不仅具有经济属性，而且具有政治属性。农民负担重的实质是政治权力对经济权力的过度侵蚀；另外,经济权力主体自身的保护功能弱，政治权力对经济权力的作用形式不规范，政治权力主体与经济权力主体目标取向的不同等，也是引起农民负担重的重要因素。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关健要建立有效制约政治权力的机制；要提高经济权力主体的自我保护能力；要规范政治权力对经济权力的作用形式；要整合政治权力主体与经济权力主体二者的价值取向。

〖关键词〗农民负担研究

农民负担是一个历史范畴。中国历代王朝的兴衰，都与农民负担问题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新中国成立以来，也一直存在着农民负担问题，但作为农村乃至全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却是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事情。多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减轻农民负担非常重视，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规章，对解决农民负担问题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目前，随着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农民负担仍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之，任务仍十分艰巨。

一、农民负担问题的界定

一般来说，我们通常把政府及其部门向农民征收的一切税费，包括税收(明税和暗税)、乡统筹村提留、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以及集资、摊派、罚款等统称之为农民负担。如果进一步思考,农民负担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其一，它既是一个客观范畴，也具有主观特性。从客观方面来看，农民负担是实实在在的物资支出或货币支出，没有这些实际的支出，农民负担就无从谈起。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农民负担又是负担主体农民的一种感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80年代农民负担问题的提出与农民自身因素的变化有着极大的关系。在体制下，农村的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并由集体统一使用，组织集体劳动，农民个人只是集体经济组织内的生产者。当时收益分配的顺序是：⑴全年收获的收入首先扣除当年生产费用,包括：种子、肥料、农药、燃料、机耕费、排灌费、农机具维修费及小型农具购置费、耕畜饲养费和固定资产折旧等生产过程中直接耗费的生产资料价值；⑵国家税收和粮食统购任务；⑶管理费；⑷集体提留；⑸社员分配。在这种收益分配体制下，先进行集体的和社会的扣除，后给社员分配，并不直接由农民承担负担开支。因而，农民没有切身的负担感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农村普遍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随之，农民的身份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农民不再是单纯的集体经济组织内的生产者，而是相对独立于集体经济组织的农业生产经营者。在市场经济中是理所当然的财产主体和市场主体，对土地享有充分的经营使用权，直接享受着经营所带来的利润。所以,农业经营上的变化引起了农民财产观念的变化，唤醒了农民的主体意识，使农民增加了对外来负担的敏感性。

其二，它既有量的规定性，也具有质的内涵。所谓质的内涵，也就是政府同农民的关系问题。只有能给农民带来看得见实惠的社会变革和经济改革，才能赢得农民的真正支持。在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广大农民不仅提供和保证了战争物资的供给，而且付出了极大的牺牲，负担不可谓轻。但解放区的广大群众，特别是贫困农民，没有任何怨言，而是争先恐后，踊跃输粮输人。所以，农民负担问题有时是用数量说明不了问题的。其根本性在于政府与农民的利益是否完全一致，在于民心的向背。

我国农民负担沉重主要是由于长期实行的政策制度造成的。要从根本上彻底解决农民负担沉重问题，必须对直接加重农民负担的政策制度和法律法规予以废除和改革：调整“挖农补工”政策，消除人为剪刀差；废除城乡隔离政策，取消“双重标准”；深化税制改革，统一城乡税制。城乡居民应在承担国家税收和享受政府公共服务等方面享有平等的“国民待遇”。农民负担是指农民向国家、集体和社会无偿支付和承担的一切费用、实物、劳务和压力的总和。农民负担问题不仅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存在农民负担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曾几何时，农民负担沉重曾一度发展到“不堪承受”、“民怨沸腾”的程度。如此严重而尖锐的农民负担问题，这不能不引起人们进行深层次的理性思考。笔者认为，我国农民负担沉重主要是由于长期实行不合理的政策制度造成的。要从根本上彻底解决农民负担沉重问题，国家决策层应该从更高的层次上、更宽的视野上、更有力的改革上述行政策设计和制度创新：对那些人为制造城乡有别、工农有别、农民与市民有别的“双重标准”、直接间接加重农民负担的政策制度和法律法规果断地予以废除和改革，使农民作为共和国公民在负担国家税收、享受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接受义务教育、劳动就业等方面，与城市居民一样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一、调整“挖农补工”政策，消除人为剪刀差

建国后，我国照搬苏联模式建设社会主义，实施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为了确保工业化优先发展所需的原始积累，国家从1953年开始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人为地实行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隐蔽地获取工业化所需的原始积累资金，这种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一直持续到现在。尽管1985年国家改农产品统购统销为合同订购，但政府凭借行政权力下达订购任务、垄断主要农产品收购市场和价格的基本方式并未改变，剪刀差依然存在。据测算，1954——1978年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民手中获取5100亿元的巨额资金；1978——1991年剪刀差累计已高达12329.5亿元，相当于同期农业生产总值的22%；1987——1991年每年剪刀差绝对额高达1000——1900亿元，成倍高于改革前的数额，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剪刀差还呈不断扩大的趋势，每年剪刀差绝对额都在1000亿元以上。这说明本来还很贫困的农民每年还要通过国家“挖农补工”的剪刀差政策向工业、城市和市民支付高达1000亿元以上的负担。这种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所形成的价格剪刀差，给农民造成的负担时间之长、数额之大，在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对于至今仍在为温饱问题而与大自然苦苦抗争的中国农民来说，是绝对不公平的。但大多数农民并不清楚个中缘由，因为这种农民负担方式和方法具有很强的隐蔽性特征，在农民看来，国家的统购或合同订购任务就是“公粮”，而“皇粮国税、天经地义”，何况国家还是付了钱的(尽管农产品收购价格大大低于其价值、甚至大大低于成本)；再加上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和高压控制，故而未能引起农民外向的强烈不满。但这种隐蔽地加重农民负担的做法却是以农民的长期贫困和农业的长期落后为代价的。

建国后我们在选择优先发展工业化战略时，曾将工业化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实行“挖农补工”，农业支持工业发展；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实行“农工自补”，农业与工业平等发展；在工业化后期阶段，实行“以工补农”，工业反哺农业发展。学术理论界普遍认为，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工业化初期阶段即农业向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的历史时期已经完成。按理说，国家应该及时调整“挖农补工”政策。但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却仍然实行工业化初期阶段的“挖农补工”政策。这种持续长达半个世纪的挖农补工的剪刀差政策，使农民以自身的贫困支撑起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城市的繁荣以及市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整整两、三代农民为此做出了巨大牺牲。可惜现在许多“城里人”似乎并不能看到这一点，或视而不见，反而歧视农民、排斥农民、甚至敲诈农民，这在农民沉重的经济负担之上，又加上了更为沉重的心理负担、精神负担和安全负担。而现在身居城市的决策者，也似乎遗忘了他们当年的“诺言”，这是很不应该的。

农业本身是一个比较效益低的弱势产业，农业生产由于主要受自然界的影响而十分脆弱，其自身的增值和积累的潜力十分有限，农业在市场竞争中的不利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即使是在农业生产力水平相当高、早已实现了农业现代化的西方发达国家，也都一致对农业实行特殊的保护和扶持政策，对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直接支付农产品生产补贴，以确保从事农业生产的人能获得平均利润。“以农业为基础”，是我国基本国策的第一条；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是我国当前农村税费改革的首要任务；我国加入WTO，受冲击最大的是农业，风险最大的是农民。笔者深感全社会应该增强对农民“减负”的紧迫感，农民负担沉重的问题不能再这样一年又一年地拖下去。建议国家乘我国正式加入WTO和农村税费改革之际，取消人为制造的剪刀差，并适应WTO的需要，依照国际惯例和国外对农业实行普遍扶持和保护的做法，直接对农业生产者进行农产品生产补贴，切实保护和扶持农业，维护农民的切身利益。

二、废除城乡隔离政策，取消“双重标准”

摘要：本文认为，税费负担过重不是造成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民收入下降的根本原因。农村问题的症结主要在于长期以来政府职能定位不当及政府管制政策的失误。因此，为彻底解决问题，应加快转变政府职能，逐步取消对农业经济的各种不当管制，采取积极措施减少农业人口、增加农民收入，并同时构建合理的财政体制与税费制度。

关键词：农村税费负担政府职能与管制政策财政体制农业人口

近年来政府一直在不断尝试、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却是“减负”年年讲，“负担”逐年增，效果不甚理想。现阶段“并税式”的农村税费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很多地方负担出现了反弹，似乎陷入所谓“黄宗羲定律”陷阱。实际上，农村税费负担涉及两方面的问题：农民收入与政府税费。那么，究竟是农村税费负担过重导致农村经济发展迟滞、农民收入下降，还是农村经济发展过慢导致税费负担加重？抑或是隐含着其他因素，使得农民收入增长放缓，农村税费负担过重？笔者认为，深层次的原因主要在于长期以来政府职能定位不当及政府管制政策失误。

一、政府职能与政府管制政策问题

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府与市场关系扭曲，政府职能定位不当。实行市场经济以来，政府的经济职能还大量留存于市场中，还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力。政府为了实现对于发达国家的赶超，人为地扶持了众多违背本国比较优势的产业。为了支撑这些产业，又必须围绕一定的发展战略目标，制定各种管制政策，干预整个经济体系，形成资源配置机制、宏观相对价格、微观决策权“三位一体”的制度结构。实际上，“战略”本身就是一种系统性的政府管制。

政府管制政策的首要功能是对社会资源配置权的控制。经济转轨以后，政府主要通过强化对财政系统和金融系统的控制，来掌握和配置主要的社会资源，在农村也不例外。政府控制大宗农产品和农用生产资料的流通，对劳动力流动直接干预，抑制农村金融发展。其次是宏观价格信号的扭曲。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品价格的管制逐步放松，但对农产品的干预却依然存在。政府为了控制粮棉流通，干预农民的具体生产举措，控制农产品市场和相应的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使农户对市场需求的具体变化无从判断。而政府无论压低还是抬高农产品价格，都是对市场价格的干扰，从经济上看是没有效率的。再次是微观管理自主权的丧失。为了贯彻中央的各种政策，基层政府对乡镇企业和农业生产的具体环节多方面直接干预，尤其是对一些粮棉的主产区和乡镇企业。政府对农村社会经济的管制，扭曲了农村各种生产要素和产出的相对价格，抑制了农村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发育，阻碍了农村各种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资源配置，使得农村资源的配置以及农户的生产、经营决策背离比较优势，抑制了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村非农经济的发展，制约了农村经济的长远增长。而且，由于信息不对称，管制政策在政府内部的传导过程，引起政府规模的自然扩张，政府与民间部门争夺经济资源。中央政府管得越多，基层政府越庞大，寻租机会就越多，经济就越落后。当然，农业本身有其特性，但政府对农村经济干预政策存在失误。当市场结构被人为扭曲之后，任何治理结构均告无效，看似正确的法律的实施也无从谈起。

内容摘要：农民负担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1994年分税制改革是其分界线。政府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控制并减少农民税赋、确定农民应承担的劳务、精简机构和人员、财政转移支付和限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成本。从政策实施过程来看，农民负担的增减交替进行、农民负担增也政府减亦政府、农民负担项目日益合法化、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制订多落实少；从政府措施上看，减轻农民负担为改革开放创造了有利条件，但也有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措施"单兵突进"、农业税等据实征收不可操作、只给政策基层无法持久执行。减轻农民负担公共政策再决策应该做到：构建城乡统一的公共财政体制、构建财权与事权统一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构建乡村良性发展的制度变迁机制。

关键词：减轻农民负担；公共政策；价值评估；公共财政；制度变迁

当前，农民负担过重是"三农"问题的集中体现之一，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个沉重的问题，因而到了必须深入认识，并需要从体制改革入手着重解决的一个重中之中的问题。党中央和国务院从1985年开始，不断采取公共政策调整农民负担，尽可能地减轻农民负担，但是农民负担在不断"减轻"中稳步攀升，问题越积越多，这就不禁让人们重新审视我们所采取的减轻农民负担公共政策的成效。一项公共政策如果从低效方面出现路径依赖，就需要对这项公共政策进行初始制度分析。

一、农民负担与农民负担成为"问题"的历史背景

认识农民负担问题，必先认识农民负担内涵及形成农民负担问题的历史背景。

（一）农民负担的内涵界定

关键词：减轻农民负担；公共政策；价值评估；公共财政；制度变迁

当前，农民负担过重是"三农"问题的集中体现之一，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个沉重的问题，因而到了必须深入认识，并需要从体制改革入手着重解决的一个重中之中的问题。党中央和国务院从1985年开始，不断采取公共政策调整农民负担，尽可能地减轻农民负担，但是农民负担在不断"减轻"中稳步攀升，问题越积越多，这就不禁让人们重新审视我们所采取的减轻农民负担公共政策的成效。一项公共政策如果从低效方面出现路径依赖，就需要对这项公共政策进行初始制度分析。

一、农民负担与农民负担成为"问题"的历史背景

认识农民负担问题，必先认识农民负担内涵及形成农民负担问题的历史背景。

（一）农民负担的内涵界定

"农民负担"是一个中性词，它是指农民作为独立的经济主体，在自身进行消费和投资之外，向国家、集体和社会无偿支付和承担的一切费用、实物和劳务的总和。农民负担过重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农民负担本身不是一个"问题"，只有当农民负担过重，影响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阻碍着农村社会的发展，进而影响着整个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时，才成为了"问题"。

为进一步强化农民负担监管，巩固减负工作成果，翟王镇始终把减轻农民负担工作列为“三农”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年，我镇贯彻落实省、市、县的各项支农惠农和减负政策，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切实加强领导，狠抓减轻农民负担各项政策和制度的落实，确保了农民负担不反弹，维护了农民的合法权益。结合我镇实际，现制定如下农民负担综合治理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与工作任务

全面贯彻落实阳发文件精神，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总体要求，以维护农民合法权益为中心，加大对突出问题治理力度，加强法规制度建设，推动减负惠农政策落实，建立健全农民负担监管长效机制，确保农民负担保持较低水平，坚决防止农民负担反弹，促进农民应得的实惠及时到位。

通过开展综合治理工作，解决农民群众反映突出的区域性、综合性农民负担问题，建立健全监督管理制度；解决农民负担监督管理职责履行不到位问题、加强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组织领导；研究探索新形势下减轻农民负担长效机制，切实防止负担反弹；推动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深入开展和各项减负惠农政策的有效落实。

二、工作步骤

（一）制定方案阶段（6月28至7月10日）。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减轻农民负担应该以农民税费负担为研究对象；当前农民负担过重仅仅是税外收费负担过重，还是整体负担过重；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本原因是乡镇政府行为扭曲；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是“费改税”，还是改革城市偏向的分配政策；坚持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税制几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这是研究减轻农民负担问题的起点，它决定着研究路径的基本方向、农民税收负担是指农业税收和乡镇企业税收扣除财政支农资金后的余额、我国农业已经改变了为非农产业乃至国民经济“贡献”的地位、乡统筹费是强加给农民的额外负担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农民负担过重问题从根本上讲是城乡居民之间负担失衡的反映，而平等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基本诉求。因而，减轻农民负担成为当前社会经济体制改革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近年来，理论界已经形成了一个主流性的研究路径：以农村税费制度为研究对象，将农村基层政府行为扭曲作为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本原因，把“费改税”作为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不过我们认为，减轻农民负担仍然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开放性课题。本文以若干体现主流研究路径文献为基础，对减轻农民负担的几个基本问题进行讨论。

一、减轻农民负担应该以农民税费负担为研究对象，还是应该以农民总负担为研究对象？

这是研究减轻农民负担问题的起点，它决定着研究路径的基本方向。以“费改税”论为代表的主流理论是以农民税费负担而不是以农民总负担作为分析的逻辑起点。

所谓农民总负担是指农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无偿向政府、工商企业以及城市居民提供的各种资金、产品、劳务等各种资源总和。从我国当前实际情况看，它主要包括税收、税外收费和工农产品剪刀差三部分。

农民税收负担是指农业税收和乡镇企业税收扣除财政支农资金后的余额。

市有人口1100万人,其中农民900多万人,是名副其实的农业大市、工业小市、财政穷市,更是农民负担问题的多发区。取消农业税后,随着国家支农惠农政策力度的逐步加大,市农民负担重的状况明显减轻。但由于减负工作基础不够牢固,一些地方和部门向农民乱收费、乱罚款的现象时有发生,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而且对周边地方产生一定的蔓延和传染作用。2004年以来,为突出治理农民负担问题的易发单位和重点领域,市出台实施了对农民负担问题较多的乡镇和部门采取重点监控的措施。

截至目前,全市共监控46个单位,其中包括27个乡镇,19个涉农收费部门。通过重点监控,促使一些农民负担问题较多的单位和部门增强了减负意识,建立和完善了各项减负制度,确保了各项减负惠农政策的落实,促进了全市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的开展。现将具体减负监控措施作一探讨。

1制定重点监控办法,确保重点监控制度落实

加强对农民负担重点单位、重点问题的治理,形成减轻农民负担局部高压,提高减负工作的整体水平。2004年,市按照省纠风领导小组的要求,在省农监办的具体指导下,研究制定了《市农民负担重点监控实施办法》,对农民负担问题突出的单位实施重点监控、重点管理,为期1年。为保证农民负担重点监控制度的落实,市农监办坚持每季度对重点监控单位进行1次督促检查,听取单位一把手整改工作情况汇报,提出整改要求,并将整改情况通知组织、人事等部门。在评先、评奖和单位党政主要领导晋升提拔时,及时提请组织、人事部门,取消被监控单位参与评先、评奖和主要领导提拔的资格。

2认真排查,慎重确定重点监控对象

一是注意抓典型。准确地选定重点监控对象能收到监控一个点、警示一大片的效果。根据明查暗访、信访受理、专项审计和年度考核等情况,将问题多、群众意见大、减负工作不力的单位或部门纳入监控范围。二是坚持原则,客观公正。被列入重点监控范围,意味着减负工作被否定,对单位和领导都有很大的负面影响,问题单位领导都竭力躲避“入围”。因此,在每年确定重点监控单位的时候,都坚持原则,客观公正,坚决把在农民负担年度考核中不合格且问题突出的;农民负担问题多、信访量大、群众反映强烈但整改不力,造成农民重复上访、集体上访的;在农民负担执法检查、暗访或专项审计中发现加重农民负担的违规违纪行为比较典型的;因农民负担原因引发农民越级集体上访的等其他严重违反农民负担政策规定的乡镇和县直单位纳入重点监控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