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类型范文10篇

如果将腐败的基本模式描述为特定不合法条件下的权钱交易，那么按照腐败对政治关系的影响来区分，就可以看到现实中存在着政治性质截然相反的两种腐败类型：“权力主导型”的权钱交易和“金钱主导型”的权钱交易。前者与权力垄断的集权体制相一致；而后者则是竞争性政治制度的条件和结果。当前中国的腐败模式正在从前者向后者过渡，这种转变反映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性质之变迁，也折射出中国政治制度的基础正经历着一场革命性的转型。

本文对腐败问题的讨论，不准备从常见的批评官员品行和政策漏洞之类的肤浅议论层次入手，而是试图揭示腐败作为一种统治关系的性质，进而剖析中国改革时期的腐败模式“从权力主导型”向“金钱主导型”的权钱交易转变的特点，并探讨这种转变的深层动因。

一、统治关系与权钱交换

分析腐败问题首先必须确定它赖以存在的国家框架。作为分析性概念的国家，既是一种政治构造，又是一个经济体系。所谓的政治国家，是指国家作为纯粹的政治组织，为满足其成员的政治抱负（追求个人影响力或曰集体认同）提供一个公共平台，因此可以说它是一个认同体系。[1]另一方面，经济国家则是一个交换体系，它本身就是自发性的社会交换关系的产物，新制度主义的国家理论是这种国家观的典型。腐败乃公共权力的滥用或国家功能的异变。本文对腐败及其所反映的统治关系之分析，建立在假设国家具有经济理性的基础之上。

按照经济理性的契约主义观点，国家是一个拥有强制性权力的保护性组织，它提供公共服务给其成员（公民），而公民则需要为此而付出，这样在国家与公民之间就形成了一种交换关系。公民对国家的付出当然以货币为最主要的支付手段（即纳税），但也不限于货币，公民对国家还有其他的付出，如付出“忠诚”。国家对公民的保护是以税收为基础的，税收保证了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交换在整体上是等价的，但是国家必须通过税收制度内含的再分配手段调节不同受保护者的个人税负。提供保护性服务是一个国家从事再分配活动的唯一正当理由。国家作为一个制度场所，构建了权力与金钱这两种最基本的有价物相互影响和交换的框架。作为一种统治关系的国家，不仅为权力与金钱的交换留有余地，而且其本身就建立在这种交换基础之上。权力与金钱在统治关系中相互依赖，各具有用性。一方面，国家是一个权威结构，林德布洛姆认为，在争夺权威的斗争中，金钱比之于暴力更为重要，因为金钱是一个更间接的影响控制的手段，它能雇用支持者，是利益集团等权威的后援组织的支柱，权威的竞争对手有时甚至还能直接买通对手（中译本1992：181页）。另一方面，金钱力量总是试图控制国家权力，因为国家权力能够对金钱的收益性产生最关键的影响，国家不但是最有购买力的消费者，而且它还是影响普通交易的收益──成本计算的规则的制定者。

从权力为金钱势力服务的角度看，国家作为公共权力应当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为社会提供基本、必需的安全保障和权利制度框架，这是国家权力存在的自然基础，是对国家最低的道义要求，不能满足这一条件的国家是没有合法性的。公民纳税和国家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这是公民（金钱）与统治者（权力）之间交易合同的基本规定。其次，国家为公民提供必需的公共服务之后，可能还提供其他追加服务，如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以达到良治或优政，或直接组织生产以提高社会整体的财富水平。再次，国家也可能为特殊利益群体服务，甚至谋取统治集团自身的特殊利益，对这一点，或许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情愿承认，但事实又确实如此。由于权力实体必然是垄断性的，所以它能在交易中产生租金；又由于统治者（经营权力的“资本家”）在与公民（类似于工人）的合约中拥有剩余索取权，所以它有权利支配租金，使之服务于其特殊利益。

一、统治关系与权钱交换

腐败问题首先必须确定它赖以存在的国家框架。作为分析性概念的国家，既是一种政治构造，又是一个体系。所谓的政治国家，是指国家作为纯粹的政治组织，为满足其成员的政治抱负（追求个人影响力或曰集体认同）提供一个公共平台，因此可以说它是一个认同体系。[1]另一方面，经济国家则是一个交换体系，它本身就是自发性的社会交换关系的产物，新制度主义的国家是这种国家观的典型。腐败乃公共权力的滥用或国家功能的异变。本文对腐败及其所反映的统治关系之分析，建立在假设国家具有经济理性的基础之上。

按照经济理性的契约主义观点，国家是一个拥有强制性权力的保护性组织，它提供公共服务给其成员（公民），而公民则需要为此而付出，这样在国家与公民之间就形成了一种交换关系。公民对国家的付出当然以货币为最主要的支付手段（即纳税），但也不限于货币，公民对国家还有其他的付出，如付出“忠诚”。国家对公民的保护是以税收为基础的，税收保证了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交换在整体上是等价的，但是国家必须通过税收制度内含的再分配手段调节不同受保护者的个人税负。提供保护性服务是一个国家从事再分配活动的唯一正当理由。国家作为一个制度场所，构建了权力与金钱这两种最基本的有价物相互影响和交换的框架。作为一种统治关系的国家，不仅为权力与金钱的交换留有余地，而且其本身就建立在这种交换基础之上。权力与金钱在统治关系中相互依赖，各具有用性。一方面，国家是一个权威结构，林德布洛姆认为，在争夺权威的斗争中，金钱比之于暴力更为重要，因为金钱是一个更间接的影响控制的手段，它能雇用支持者，是利益集团等权威的后援组织的支柱，权威的竞争对手有时甚至还能直接买通对手（中译本1992：181页）。另一方面，金钱力量总是试图控制国家权力，因为国家权力能够对金钱的收益性产生最关键的影响，国家不但是最有购买力的消费者，而且它还是影响普通交易的收益──成本的规则的制定者。

从权力为金钱势力服务的角度看，国家作为公共权力应当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为社会提供基本、必需的安全保障和权利制度框架，这是国家权力存在的基础，是对国家最低的道义要求，不能满足这一条件的国家是没有合法性的。公民纳税和国家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这是公民（金钱）与统治者（权力）之间交易合同的基本规定。其次，国家为公民提供必需的公共服务之后，可能还提供其他追加服务，如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以达到良治或优政，或直接组织生产以提高社会整体的财富水平。再次，国家也可能为特殊利益群体服务，甚至谋取统治集团自身的特殊利益，对这一点，或许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情愿承认，但事实又确实如此。由于权力实体必然是垄断性的，所以它能在交易中产生租金；又由于统治者（经营权力的“资本家”）在与公民（类似于工人）的合约中拥有剩余索取权，所以它有权利支配租金，使之服务于其特殊利益。

权钱交换在确定统治关系方面的作用十分明显。从政治体制的合意性角度来看，国家权力需要来自市民社会的制约，而这种制约正是通过金钱与权力的交换实现的。根据定义，权力仅为国家所专有，国家权力的本质特点是其垄断性和强制性；以此为基础，国家有能力承担向社会提供产权和其他制度的功能，这也导致国家活动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在被不适当地发挥时就可能使国家具有对社会的掠夺性；而社会维护自身利益的方式之可能选择之一是革命，另一种可能选择是利用其控制的金钱势力来迫使国家自我约束；如果社会拒绝交纳国家所需要的税金，国家便面临财政危机，或许因此作出以权力换取税金的理性政治妥协，这便是诺斯（中译本1989，1994）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角度所解释的西方民主制度的兴起道路。社会肯定没有强制性权力，但却可能拥有经济力量。一个社会选择哪种方式制约国家的掠夺性，取决于它拥有多大的经济资源。一般而言，一个富裕的社会倾向于选择以金钱购买权力的方式，因为这样做的机会成本较小；相反，越是贫穷的社会，越易选择革命，而革命后的政权，在国家比社会占有更多资源的比较优势未改变的情况下，会步前政权的覆辙，仍然不可能建立一个稳定而民主的政治体制。

上货币的产生本身就代表了一种权威结构，它与来自“天意”和“神授”的权威相冲突；随着货币经济关系的扩展，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性不可避免地渗入了政权关系之中，由此所引起的国家权力性质的变化正是文明进步的表现。因为，在货币与国家权力的交换过程中，钱和权是同样的等价交换物，钱和权的持有者之间的关系通过交换活动形成双向的平等交换关系而不是单向的权威──服从关系。所以，货币与金钱的交易蕴含着某种政治平等意识。（徐勇，1994）随着货币经济的不断扩展，货币与权力的交换不但逐步成为国家权力的主要调节机制，而且其形式也不断复杂化。在货币经济的最高阶段（即市场经济），建立了以极其复杂的权钱交换为支持而又同时受其限制的民主制度。

如果将腐败的基本模式描述为特定不合法条件下的权钱交易，那么按照腐败对政治关系的影响来区分，就可以看到现实中存在着政治性质截然相反的两种腐败类型：“权力主导型”的权钱交易和“金钱主导型”的权钱交易。前者与权力垄断的集权体制相一致；而后者则是竞争性政治制度的条件和结果。当前中国的腐败模式正在从前者向后者过渡，这种转变反映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性质之变迁，也折射出中国政治制度的基础正经历着一场革命性的转型。

本文对腐败问题的讨论，不准备从常见的批评官员品行和政策漏洞之类的肤浅议论层次入手，而是试图揭示腐败作为一种统治关系的性质，进而剖析中国改革时期的腐败模式“从权力主导型”向“金钱主导型”的权钱交易转变的特点，并探讨这种转变的深层动因。

一、统治关系与权钱交换

分析腐败问题首先必须确定它赖以存在的国家框架。作为分析性概念的国家，既是一种政治构造，又是一个经济体系。所谓的政治国家，是指国家作为纯粹的政治组织，为满足其成员的政治抱负（追求个人影响力或曰集体认同）提供一个公共平台，因此可以说它是一个认同体系。[1]另一方面，经济国家则是一个交换体系，它本身就是自发性的社会交换关系的产物，新制度主义的国家理论是这种国家观的典型。腐败乃公共权力的滥用或国家功能的异变。本文对腐败及其所反映的统治关系之分析，建立在假设国家具有经济理性的基础之上。

按照经济理性的契约主义观点，国家是一个拥有强制性权力的保护性组织，它提供公共服务给其成员（公民），而公民则需要为此而付出，这样在国家与公民之间就形成了一种交换关系。公民对国家的付出当然以货币为最主要的支付手段（即纳税），但也不限于货币，公民对国家还有其他的付出，如付出“忠诚”。国家对公民的保护是以税收为基础的，税收保证了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交换在整体上是等价的，但是国家必须通过税收制度内含的再分配手段调节不同受保护者的个人税负。提供保护性服务是一个国家从事再分配活动的唯一正当理由。国家作为一个制度场所，构建了权力与金钱这两种最基本的有价物相互影响和交换的框架。作为一种统治关系的国家，不仅为权力与金钱的交换留有余地，而且其本身就建立在这种交换基础之上。权力与金钱在统治关系中相互依赖，各具有用性。一方面，国家是一个权威结构，林德布洛姆认为，在争夺权威的斗争中，金钱比之于暴力更为重要，因为金钱是一个更间接的影响控制的手段，它能雇用支持者，是利益集团等权威的后援组织的支柱，权威的竞争对手有时甚至还能直接买通对手（中译本1992：181页）。另一方面，金钱力量总是试图控制国家权力，因为国家权力能够对金钱的收益性产生最关键的影响，国家不但是最有购买力的消费者，而且它还是影响普通交易的收益──成本计算的规则的制定者。

从权力为金钱势力服务的角度看，国家作为公共权力应当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为社会提供基本、必需的安全保障和权利制度框架，这是国家权力存在的自然基础，是对国家最低的道义要求，不能满足这一条件的国家是没有合法性的。公民纳税和国家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这是公民（金钱）与统治者（权力）之间交易合同的基本规定。其次，国家为公民提供必需的公共服务之后，可能还提供其他追加服务，如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以达到良治或优政，或直接组织生产以提高社会整体的财富水平。再次，国家也可能为特殊利益群体服务，甚至谋取统治集团自身的特殊利益，对这一点，或许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情愿承认，但事实又确实如此。由于权力实体必然是垄断性的，所以它能在交易中产生租金；又由于统治者（经营权力的“资本家”）在与公民（类似于工人）的合约中拥有剩余索取权，所以它有权利支配租金，使之服务于其特殊利益。

如果将腐败的基本模式描述为特定不合法条件下的权钱交易，那么按照腐败对政治关系的影响来区分，就可以看到现实中存在着政治性质截然相反的两种腐败类型：“权力主导型”的权钱交易和“金钱主导型”的权钱交易。前者与权力垄断的集权体制相一致；而后者则是竞争性政治制度的条件和结果。当前中国的腐败模式正在从前者向后者过渡，这种转变反映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性质之变迁，也折射出中国政治制度的基础正经历着一场革命性的转型。

本文对腐败问题的讨论，不准备从常见的批评官员品行和政策漏洞之类的肤浅议论层次入手，而是试图揭示腐败作为一种统治关系的性质，进而剖析中国改革时期的腐败模式“从权力主导型”向“金钱主导型”的权钱交易转变的特点，并探讨这种转变的深层动因。

一、统治关系与权钱交换

分析腐败问题首先必须确定它赖以存在的国家框架。作为分析性概念的国家，既是一种政治构造，又是一个经济体系。所谓的政治国家，是指国家作为纯粹的政治组织，为满足其成员的政治抱负（追求个人影响力或曰集体认同）提供一个公共平台，因此可以说它是一个认同体系。[1]另一方面，经济国家则是一个交换体系，它本身就是自发性的社会交换关系的产物，新制度主义的国家理论是这种国家观的典型。腐败乃公共权力的滥用或国家功能的异变。本文对腐败及其所反映的统治关系之分析，建立在假设国家具有经济理性的基础之上。

按照经济理性的契约主义观点，国家是一个拥有强制性权力的保护性组织，它提供公共服务给其成员（公民），而公民则需要为此而付出，这样在国家与公民之间就形成了一种交换关系。公民对国家的付出当然以货币为最主要的支付手段（即纳税），但也不限于货币，公民对国家还有其他的付出，如付出“忠诚”。国家对公民的保护是以税收为基础的，税收保证了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交换在整体上是等价的，但是国家必须通过税收制度内含的再分配手段调节不同受保护者的个人税负。提供保护性服务是一个国家从事再分配活动的唯一正当理由。国家作为一个制度场所，构建了权力与金钱这两种最基本的有价物相互影响和交换的框架。作为一种统治关系的国家，不仅为权力与金钱的交换留有余地，而且其本身就建立在这种交换基础之上。权力与金钱在统治关系中相互依赖，各具有用性。一方面，国家是一个权威结构，林德布洛姆认为，在争夺权威的斗争中，金钱比之于暴力更为重要，因为金钱是一个更间接的影响控制的手段，它能雇用支持者，是利益集团等权威的后援组织的支柱，权威的竞争对手有时甚至还能直接买通对手（中译本1992：181页）。另一方面，金钱力量总是试图控制国家权力，因为国家权力能够对金钱的收益性产生最关键的影响，国家不但是最有购买力的消费者，而且它还是影响普通交易的收益──成本计算的规则的制定者。

从权力为金钱势力服务的角度看，国家作为公共权力应当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为社会提供基本、必需的安全保障和权利制度框架，这是国家权力存在的自然基础，是对国家最低的道义要求，不能满足这一条件的国家是没有合法性的。公民纳税和国家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这是公民（金钱）与统治者（权力）之间交易合同的基本规定。其次，国家为公民提供必需的公共服务之后，可能还提供其他追加服务，如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以达到良治或优政，或直接组织生产以提高社会整体的财富水平。再次，国家也可能为特殊利益群体服务，甚至谋取统治集团自身的特殊利益，对这一点，或许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情愿承认，但事实又确实如此。由于权力实体必然是垄断性的，所以它能在交易中产生租金；又由于统治者（经营权力的“资本家”）在与公民（类似于工人）的合约中拥有剩余索取权，所以它有权利支配租金，使之服务于其特殊利益。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利用寻租经济学的方法，对中国渐进转型过程中所产生的特有的腐败形式———行政垄断的本质、成因、形式、特征进行了分析；基于现有对转型经济中腐败现象的研究，提出了转型经济中腐败现象的新的分类；并对行政垄断，主要是行业垄断的经济损失规模及租金的耗散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最后，回顾了中国反垄断改革的进展，并提出了进一步改革的议程。

关键词：转型寻租经济学行政垄断腐败

一、行政垄断的成因、类型和特点我们将行政垄断定义为“政府为保护本部门或本地区所属企业的利益，通过法律、行政法规或规定的形式，维护这些企业的市场垄断地位，阻止竞争市场形成的行为”。由于它是通过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规定的形式取得垄断权力的，因此也常称为法定垄断（statutorymonopoly）。

1行政垄断与其它垄断类型的区别

根据曼昆的研究，垄断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市场垄断、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

市场垄断是市场竞争自发形成的，少数公司利用其资本、技术或管理上的优势，取得具有市场势力的垄断地位。市场垄断属于“结构性垄断”，即通过正当竞争实现的市场瓜分，有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的积极作用，有的时候甚至是受消费者所欢迎的①。只有当已经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采用操纵价格、划分市场、价格歧视、联手抵制、非法兼并等不正当手段排斥竞争的时候，消费者的利益才会受到威胁，构成“行为垄断”。

【内容提要】当代中国正在探索着构建权力制衡机制的途径，目标是建立法治化的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从源头上根治权力腐败。可以说，有了公共权力，便有了对公共权力的监督，法律监督是人类社会治理权力腐败的神圣使命和主要方式。

【摘要题】法学时论

【英文摘要】TheChinesegovernmentisprobingawayofestablishingmechanismsofpowersupervisionanditaimsatsettingupinstitutionalizedpolitical,socialandeconomicstructuressoastobringpowercorruptionunderpermanentcontrol.Legalsupervisionandpublicpowersare,sotospeak,twinsparasitizinginthestateinstitutions.Therearestateinstitutions,therearepublicpowers.Therearepublicpowers,sotheremustbethesupervisionofpublicpowers.Legalsupervisionisthesacredmissionandprincipalmodeofgoverningpowercorruptioninhumansocieties.

【关键词】权力/腐败/监督/power/corruption/supervision

【正文】

腐败，指思想的腐朽、生活的堕落及私欲的膨胀。其中，权力的腐败乃是核心，正如有人形容，腐败是权力和私欲结合的罪恶之子。腐败的根源，来自于国家机关的垄断权力，权力腐败是权力异化的极端表现形式。因之，在腐败的种种表现中，最令人担心的是权力的腐败，对于权力腐败必须治理也毋庸置疑。

摘要：腐败是人类的顽症。寻租性腐败是各种腐败类型中主要的一种。本文试图应用现代产权理论中的科斯定理对寻租性腐败作一新的解读。本文在辨析相关概念的基础上，运用科斯定理分析了寻租性腐败的三个层面：成本层面、产权层面和制度层面，并最终得出启发性结论。

关键词：寻租性腐败科斯定理交易成本产权

腐败是权力的孪生兄弟，从权力产生时起，腐败就如影随形。腐败与反腐败也成为一个纠缠不清的永恒话题，引起人们无休止的探索和论争。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腐败问题持续升温，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关于腐败的研究也广泛的涉及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诸多领域。本文拟从产权角度，应用现代产权理论的核心——科斯定理对腐败特别是寻租性腐败作出新的解读

一、腐败与寻租性腐败

很难给腐败下一个通用的定义。“腐败”的内涵和外延都具有不确定性。几乎任何对腐败的研究都会给出自己的定义。在此我们列举一些被广泛援引的“腐败”定义。

苏珊·阿克曼：第三方(相对于委托人和人而言)试图以额外支付来影响人决策,而且这笔支付人及第三方均未上报委托人。【1】

如果将腐败的基本模式描述为特定不合法条件下的权钱交易，那么按照腐败对政治关系的影响来区分，就可以看到现实中存在着政治性质截然相反的两种腐败类型：“权力主导型”的权钱交易和“金钱主导型”的权钱交易。前者与权力垄断的集权体制相一致；而后者则是竞争性政治制度的条件和结果。当前中国的腐败模式正在从前者向后者过渡，这种转变反映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性质之变迁，也折射出中国政治制度的基础正经历着一场革命性的转型。

本文对腐败问题的讨论，不准备从常见的批评官员品行和政策漏洞之类的肤浅议论层次入手，而是试图揭示腐败作为一种统治关系的性质，进而剖析中国改革时期的腐败模式“从权力主导型”向“金钱主导型”的权钱交易转变的特点，并探讨这种转变的深层动因。

一、统治关系与权钱交换

分析腐败问题首先必须确定它赖以存在的国家框架。论文百事通作为分析性概念的国家，既是一种政治构造，又是一个经济体系。所谓的政治国家，是指国家作为纯粹的政治组织，为满足其成员的政治抱负（追求个人影响力或曰集体认同）提供一个公共平台，因此可以说它是一个认同体系。另一方面，经济国家则是一个交换体系，它本身就是自发性的社会交换关系的产物，新制度主义的国家理论是这种国家观的典型。腐败乃公共权力的滥用或国家功能的异变。本文对腐败及其所反映的统治关系之分析，建立在假设国家具有经济理性的基础之上。

按照经济理性的契约主义观点，国家是一个拥有强制性权力的保护性组织，它提供公共服务给其成员（公民），而公民则需要为此而付出，这样在国家与公民之间就形成了一种交换关系。公民对国家的付出当然以货币为最主要的支付手段（即纳税），但也不限于货币，公民对国家还有其他的付出，如付出“忠诚”。国家对公民的保护是以税收为基础的，税收保证了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交换在整体上是等价的，但是国家必须通过税收制度内含的再分配手段调节不同受保护者的个人税负。提供保护性服务是一个国家从事再分配活动的唯一正当理由。国家作为一个制度场所，构建了权力与金钱这两种最基本的有价物相互影响和交换的框架。作为一种统治关系的国家，不仅为权力与金钱的交换留有余地，而且其本身就建立在这种交换基础之上。权力与金钱在统治关系中相互依赖，各具有用性。一方面，国家是一个权威结构，林德布洛姆认为，在争夺权威的斗争中，金钱比之于暴力更为重要，因为金钱是一个更间接的影响控制的手段，它能雇用支持者，是利益集团等权威的后援组织的支柱，权威的竞争对手有时甚至还能直接买通对手。另一方面，金钱力量总是试图控制国家权力，因为国家权力能够对金钱的收益性产生最关键的影响，国家不但是最有购买力的消费者，而且它还是影响普通交易的收益──成本计算的规则的制定者。

从权力为金钱势力服务的角度看，国家作为公共权力应当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为社会提供基本、必需的安全保障和权利制度框架，这是国家权力存在的自然基础，是对国家最低的道义要求，不能满足这一条件的国家是没有合法性的。公民纳税和国家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这是公民（金钱）与统治者（权力）之间交易合同的基本规定。其次，国家为公民提供必需的公共服务之后，可能还提供其他追加服务，如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以达到良治或优政，或直接组织生产以提高社会整体的财富水平。再次，国家也可能为特殊利益群体服务，甚至谋取统治集团自身的特殊利益，对这一点，或许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情愿承认，但事实又确实如此。由于权力实体必然是垄断性的，所以它能在交易中产生租金；又由于统治者（经营权力的“资本家”）在与公民（类似于工人）的合约中拥有剩余索取权，所以它有权利支配租金，使之服务于其特殊利益。

日前，政坛流星，成都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高勇因涉嫌巨额受贿正在受审，从87年本科毕业到2004年8月出事前的17年间，他除了在政治上不断进步一直到逐渐堕落、东窗事发，发达与犯罪的轨迹令人瞩目之外，我还注意到了他的学术历程。他的正式的学术研究可以从他1991年研究生毕业开始算起，因为是他是在职硕士研究生，此间边工作边学习，而且还没有取得研究生学历，应当还不算正式的学术生涯。这样一来，从1991年7月到2004年8月违法犯罪事发为止，其业余学术生涯应当为13年。

在这13年间，高勇在各类刊物上公开317篇，参编书籍17部，单独著书5部，完成研究课题44项。在此期间，他取得了研究员职称，并成为西南财经大学、四川大学和凉山西昌学院的兼职教授。他从91年起任四川省政府办公厅任秘书，1993年，他开始在母校的工业经济系攻读在职博士。读到第二年时，四川省委的正处级秘书，1996年7月，高勇博士毕业，出任凉山彝族自治州副州长，主管经济工作，3年中进行了一系列被称作“凉山现象”的资本运作和资产重组，引资4800万元。1999年至2002年，高勇先后任中国证监会成都证管办党委副书记、副主任，中国证监会贵阳特派办党委书记、主任兼证监会成都稽查局副局长。2002年4月至6月，任中国证监会贵阳特派办党委书记、主任（正厅级）。2002年6月起，高勇任成都市委常委，后任宣传部部长。

也就是说，这位政坛明星在一直担任重要岗位的行政工作，而且工作十分出色、繁忙的同时，每年完成了约24篇以上的论文（即每个月2篇）、0.4部个人专著、参编1.3部书籍、承担3.4个科研课题。按他的认罪书，这段时间，他“身边最多的朋友就是各种类型的大小老板、企业家，几乎每一个工作阶段，身边都有这样的朋友。我喜欢同他们交往，喜欢和他们一起喝茶、吃饭、聊天”，业余生活也十分丰富。就他的科研工作量来看，大学专门从事科研工作的人员，如果能达到这个工作量，恐怕每天工作12小时也难以完成。难道他有分身之术？至于科研项目，现在申请项目非常困难，一年申请成功并完成3.4个科研项目对一般人来说，必须付出全部的精力。而且在科研资源有限的开发部下，要申请成功这么多项目也难以想象：我想，在这么大的中国，即使是院士和著名学者，一生中能申请成功、完成44个项目的又有几个；37岁已经是正高职称，在高校和科研单位，即使是专职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一定也只是少数难得的学术精英。那么，真是因为他是学术超人吗？不是。

我一点也不否认，他可能具有学术天赋，如果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可能是学界英才。但现在他所取得的学术成绩和学术地位，显然已经超过了一个正常人所为。那这一切又是怎么来的呢？无非是以下两种情况：一是侵占他人成果，大部分著作和论文由他人或者在别人已完成的成果上署上自己的名字；二是利用职权申报科研项目，自己只是起到一个挂名的“领导作用”。就是这么一位已经在领导岗位上平步青云的人，实际上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在疯狂地掠夺其他自愿的或者不自愿的人的学术成果的人，居然还敢说“在我的思想深处，一直有一种错误认识：一定不要沾公家一分钱，只要不拿国家的钱就没事，而且朋友之间的事，别人怎么会知道呢？殊不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怎能不出事呢？！”，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单纯、讲义气、道德高尚的人。学术上这么贪婪，面对金钱的诱惑，还会有什么“错误认识”吗？一个早已熟谙人情世故，摸透了政界行情和学界行情，时时利用国家给的权利待价而沽的政界败类、学术流氓，还在这里为了减轻罪责、获取不了解内情的人们的同情而去捏造一个虚假的所谓“思想深处”，可以说是厚颜无耻。

一般的人可能难以理解，政治上这么顺利，何必还要去在学术界不正当地去挤占资源呢，这对大多数又从事学问、又“权为民所用”的正直官员可能如此，但对于有些人来说，权力可以轻而易举猎取学术资源，而利用学术资源拉帮结派、整合政治资源，何乐而不为呢？因为纯粹学者奋斗一辈子才能得到的学术地位，滥用权力者垂手可得，权与学结合是大有可为的。当今不少有权力的学者不正是这样做的吗？

贪者自贪，他是不论金钱、地位、女色和其他名利的，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纠緾于个体的偶然与必然。问题是，贪污受贿有党纪国法加以制裁，今天的高勇贪污受贿金钱财物可以被送上法庭，接受审判，但是对于他的学术掠夺又可以根据什么法律对他进行审判呢？还有那些没有贪财，只是利用权力进行学术掠夺的人，他们仍是风光的官员学者、学者官员，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专事学术的学者们有的只有同流合污、不得不苟且屈就，从他们的手上去分得一杯羹；有的保持自己的风骨，但不得不忍受学术资源和学术评价上的不平等待遇。学术体制之弊，使这种现状能够维持，使高勇们有用武之地。学者们早已经口诛笔伐，可是我们又采取了哪些得力的措施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这並等於我们就不存在突出的问题。几乎与改革开放的进程相一致，腐败也越来越成为人们所日益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一般地，人们也並不认为腐败就是改革的必然产物，但为什么在变革时期腐败会越来越严重？这成为人们所想得到明确答案的重要问题。本文试从成本效益的角度分析这一问题，以就教於方家。

一、关於政治腐败的正负功能问题

近年来政治腐败随着改革的深入也一同向前发展，其势头之猛令人极为担忧。很多学者对於其原因、性质、危害和治理提出了很多有益的认识。其中一种乾脆从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分析出发，认为政治腐败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具有某种正功能。他们提出，根据经济人的假设，「人类的一切活动都蕴含着效用最大化动机」，政府官员作为理性经济人，他们的权力行为选择也自然要受到需求偏好和成本－效益权衡的制约，腐败行为的发生、发展也与这种成本－效益李联繫。这种观点与传统的、大多数人们或者说至少是普通人所熟悉的腐败有害论一起，就构成了如何认识腐败的正负功能的问题。这一点对我们对腐败行为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有相当大的影响。

对於腐败行为的正功能，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可从以下几个学者中观察到：

（1）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由於扩大政府管理权而带来的腐败有助於刺激经济的发展，因为传统的法律或官僚制度阻碍经济发展，腐败可以成为逾越这些阻碍的有效手段。他的一个著名的观点是，腐败可以是较为轻松地实现现代化的润滑剂。

（2）纳森尼尔·里夫提出，腐败具有以下正面的功能：促使政府对发展经济採取更为有利的态度和政策行为；缩小不确定性和增加投资；有利於经济创新；推进竞争和效率；构成阻止决策失误的樊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