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权范文10篇

1以应用型人才作为培养中心

在“互联网+”背景下相关的企业面临着产业重构升级的状况，并且对于互联网思维的应用型人才要求也在与日俱增，而为了满足这一条件相关教育人员，需要从校企共建等多方面的角度来对教学方式进行优化，尽可能使校企联合开展协同教学，而校企合作的教育工作就需要通过多渠道才能实现，这样能够使应用型本科高校校企人才的培养模式，得到有效的创新，为我国提供更大批量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在进行人才的培养是相关工作人员需要做到以就业为导向并且建立符合企业岗位需求的专业体系，而在开展师资的建设是上，也一定需要符合“互联网+”时代发展的现实需求。在课程体系的建设中，要注重课堂教学内容与企业实际所需之间的深度融合，而针对学生就业，也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跟踪反馈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值得注意的是，在进行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无论是企业还是学校，都需要将培养标准的设置落到实处，在企业内部设置相应的培训考核标准，而学校可以按照这一标准对企业输送人才并且对相关的专业课程做出相应的调整，只有这样才能够不断提高学校和企业之间的契合度，使企业的人才需求能够在学校内就得到满足，大大提高了企业的招聘效率，并且也能够提高学校的整体就业率。

2“互联网+”校企共建专业

专业共建是校企协同育人的基础，在“互联网+”背景下，企业的转型升级也推动了传统专业的转型升级，不仅仅是简单课程的调整，更多的是对接企业行业所需，科学系统地调整培养方案，根据企业行业需求，设置相应的培养目标，并跨学科、跨专业地设置所需课程，开设相应的专业方向。根据经济发展需求，开展教学研究与改革，包括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课程体系的改革、实践教学体系的改革以及教学内容的改革。应用型本科高校应对接地方经济产业的发展升级，适时调整专业结构，与政行企深度合作，探讨专业建设的新方向，使校企形成密切关联，协同发展。“互联网+”环境使行业企业对人才需求有了新的变化。可以充分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预测分析行业企业人才需求。而行业企业参与到高校的专业建设中，则可根据人才预测，动态调整培养目标。使高校的培养方案可以与企业的用人标准精准对接，通过这种方式有助于使校企之间的关联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保障建设质量。企业用人专业需求的预测需要将“互联网+”技术应用于其中，在进行需求的预测时，要与高校深入合作交流，协同发展，参与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调整。高校则应确认企业的具体发展需求，在“互联网+”背景下，对专业进行动态调整。融入“四新”发展要求，建设挖掘出具有良好前景，符合地方经济发展需求的新兴专业，并且不断对新专业进行全方位的建设，而在培养方案动态调整，但是需要校企双方在企业用人专业的需求和预测中，不断对培养方案进行调整和优化，一方面实行人才需求的动态更新，另一方面，针对性的对课程体系作出相应的调整，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应用型人才提前在教学环境中适应未来的岗位。

3“互联网+”校企共建教材

教材共建是校企合作协同育人的重要支撑。在应用型人才培养上，学校要将企业行业规范积极引入教学，校企共建，开展教学资源建设。除开设企业行业相关的课程之外，配套与之相适应的课授教材、实训教材、在线教学资源等，也尤为重要，教材的内容，要最高程度地接近人才培养的目标、规格和要求，且要与应用型人才的学习规律相吻合。校企共建教材，要以企业实际发展、业务流程、行业标准规范等进行框架的整体设计，即以业务程序为线索形成教材的内容体系，从而反映出企业行业的具体业务内容和操作方法，从思维逻辑上和操作方法上都可以对学生加以指导与培训。除此之外，还要积极融入课程思政内容，从职业道德上进行规范。建设电子教材，使学习内容不仅仅局限于课堂，还可以在工作中随时使用参考，真正做到符合企业发展的应用型教材。

内容提要：本文从分权式改革的视角提供了一个自洽的逻辑框架，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的发展道路。这个逻辑框架不仅能够分析中国前期改革的成功，也能够解释目前浮现的诸多社会经济问题。政治集权下的经济分权给地方政府提供了发展经济的动力，尤其是完成了地方层面的市场化和竞争性领域的民营化。但是，内生于这种激励结构的相对绩效评估又造成了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地区之间的市场分割和公共事业的公平缺失等问题。由于中国的渐进式分权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一个中央政府主导和控制下的机制设计问题，所以，在认清中国分权式改革的得失的基础上，正确地设计合理的改革方略，对于下一阶段改革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如此，中国就可能走出一条独特的大国发展道路。

关键词：分权式改革；收益；成本；机制设计

Abstract：ThispaperprovidesacoherentframeworktofullyaccountforChina‘sdevelopmentmodel，boththesuccessesandthefailuresoftheChina’sdecentralizationapproachtoreform.Thecombinationofpoliticalcentralizationandeconomicdecentralizationprovideslocalgovernmentswithenoughincentivestodeveloplocaleconomies，inparticulartheincentivestopromotemarketsprivatizationlocally.Inthemeantime，therelativeevaluation-basedincentiveschemesleadtointer-regionalmarketsegmentation，increasinginter-regionaldevelopmentgapsandunequalprovisionofcertainpublicgoods.Thesuccessofearly-stagereformcanbeattributedtothebenefitsofthedecentralizationapproach.Thenextstagereformshouldminimizethecostsassociatedwiththeapproach.China‘sgradualistreformcanbetakenasaproblemofmechanismdesignunderthecontrolofcentralgovernment.So，afteridentifyingthecostsandbenefitsofthedecentralizationapproach，itisessentialtohaveareasonabledesignofthenext-stagereformpackage.

KeyWords：DecentralizationApproach，Benefits，Costs，MechanismDesign

一、引言

2006年7月1日，在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之后，寄托着几代中国人的梦想的青藏铁路正式通车，从此，山不再高，天不再远。中国经济就像快速驶向高原的列车，它能否持续高速增长直接关系到13亿人口的福祉，同时，它的动向也对全球经济的未来有着重大的影响。而中国的发展道路也是一条充满挑战的“天路”，经过了近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走到了一个关键的阶段，在这个阶段，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面临着一系列的难题：如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地区之间的市场分割，公共事业的公平缺失，等等。如果这一系列难题能够被一一克服，经济持续增长与社会和谐发展能够同时实现，那么，中国就不仅创造了人类历史的奇迹，而且还将形成具有一般意义的“大国发展道路”。

公共利益是一个广泛涉及判断政府征收征用私人财产过程中的正当性问题，通常由宪法或者立法者规定一个概括条款。这是由于征用权（eminentdomain）是具有主权属性的警察权力特征所决定的。主权属性决定了征用权在本质上是绝对的、至高的、不受限制的，立法者只能就“公共利益”做概括性规定，其具体判断标准留待行政机关在个案中确定，司法机关惟在出现纠纷之时才予介入，因而其也是一个法官在各种冲突的法益之间进行判断、取舍和平衡问题。

一、公共利益与EminentDomain

公共利益，英文为publicbenefits、publicuse、publicpurpose，是与征用权关联密切的一个词语，其内涵的界定须追溯至eminentdomain，即征用权。一般认为，为了限制政府获得私人财产的能力，宪法规定私人财产的征用须服从“公共利益”，其目的是为了抵制个人财产由于政府的专断或者不公正行为而丧失。但在实际上，由于eminentdomain从属于主权范畴，是国家行使主权的警察权力的体现，具有绝对性、至上性和不可限制性，这使得“公共利益”只能是一个在法律上极为模糊的概括条款或者弹性条款。

在美国法上，与服从公共利益关联的政府征收私人财产权并给予正当补偿的这一权力被称为eminentdomain.Eminentdomain的字面意思为“极地”，实际上相当于德国法上的“高权”，即至上权力。由于其内涵特指“政府实体征用私人所有者财产的固有权力，特别是土地及将其转让于公用并为征用给予合理补偿”，[1]《牛津法律大词典》将其直接译为“国家征用权”，认为eminentdomain是“国家固有的、强制将私人财产用于公共目的的权力。它通常被认为是主权国家所固有的权力。给予合理补偿使它与单纯的没收相区别。”[2]该词最初是由十七世纪的法学家格老秀斯提出的。他相信政府掌握为公共目的征用或者破坏私人财产的权力，但必须给予补偿。布兰克斯通也认为，政府并没有征收土地所有者私人财产的普遍权力，除非给予合理的补偿。美国宪法没有任何条款提及这一权力，但是，最高法院认为，eminentdomain是联邦主权的一个附加和一个“政治需要之子”（offspringofpoliticalnecessity）。法院同样认为，第四条修正案限制征用私人财产只是对现存征用私人财产状况的一种策略上的承认。[3]

从征用权的固有权力属性和法院的观点来看，这一权力的确属于国家权力的“极地”，从属于主权范畴，具有绝对性和至上性。美国宪法第四条修正案之所以被称为一种“策略”，乃是因为只要国家认为需要，任何时候可以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得行使这一权力，条件是国家给予补偿。为了掩饰这一权力的绝对性，缓和国家因公共利益需要随时征用私人财产对个人侵害而引起的不满，宪法才对此做出了规定。亦即征用权固有的主权属性使其并非是为了对政府征用私人财产行为予以限制，严格而言，作为主权权力的征用权是绝对的，也是不可限制的，第四条修正案所限制的只是政府在征用私人财产之时不得专断，并要求政府给予补偿。正因为此，美国学者也认为，尽管“公共利益”要求的目的是限制政府获得私人财产的能力，但在实际上，如果基于“公共利益”立场想要击败政府则是不可能的。因为，征收或者征用条款对公共利益要求的范围是一个与主权的警察权力范围相联结的。因此，即使是当征收或者征用的直接受益者是其他私人一方而非普遍的公共目的，公共利益的要求也可以被满足，只要这种财产的再分配被认为是理性地与可接受的公共目的相关。[4]这既说明，与eminentdomain相联结的公共利益的要求并非限定于狭义上的公共目的范围之内，受益者也可以是私人，同时也意味着具有主权属性的警察权力相关联的“公共利益”注定只能笼统地规定一个概括条款，而不假亦不需立法机关具体化。

二、谁来界定公共利益？

在管理的范畴里面，我们一直面临的是随着规模的增大，财务管理应该“收”还是应该“放”。集权和分权往往是企业财务管理无所适从的所在。有时候在“集权论”的鼓励下，我们往往使上的真理-步之遥成为谬论。如果说集权在操作中可能会使企业陷于“老年症”，那么“分权论”的施行却着实让很多企业管理人玩了一把“千金散尽不复来”的切肤之痛。而集权和分权的选择使企业管理人落在了“进退维谷”的境地。

但是这是一个不容避开的问题。一方面企业必须规模化、多元化，这样就必然面临着企业分层管理与分业管理的问题，企业内部存在不同的等级、不同的部门、不同的行业，形成了越来越多的层次。母公司与子公司以及不同业态之间的财务管理问题。企业管理人对财务管理的期望往往是一方面要求其流通的灵活性，一方面又要求其严密的可控性。理论上灵活性与可控性并不存在很大的矛盾，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财务的极端受控就意味着公司财务运用的大大受限。

在分层管理、分业管理的前提下，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我们到底要选择集权管理还是分权管理。企业领导集团希望知道公司的钱现在在做什么，而集权管理无疑可以最大限度的满足领导者的这一需要，因为钱在做什么之前。先经过集权系统中最高层的亲笔认可。而企业的业务部门可能往往需要有一定限度的财务权，这样会在一个非常机动的时刻，果断的抓住那些突如其来的商机。有经验的人都知道业务拓展突破的时刻，往往从来都不是按部就班的。如果这个时机来了，双方的情绪都势在必“签”时候，由于财务权的受限，你无法肯定的答复对方，机会就丢掉了。所以这里就体现了分权管理的重要性。由于业务人员每做一笔生意，都要经过公司层层财务严峻的审批，这样使业务员感受到情绪上的不被信任或者伤害，他可能就会坚信一条消极的准则，“不要钱，也不做事，好不好呢”事实上在很多公司这种情况都普遍存在。

事实如此，对于企业的决策者来说选择集权还是分权并没有那么容易。

现在很多财务专家认为选择集权，对于企业来说是无可非议的。因为集权从公司的宏观上来讲，企业财务资源可以在领导层的监管下得到最好的大方向的调控，使资源更合理配置。而另一方面企业领导人也会认为，如此一来会挡住公司那些心术不正者的窃财机会。

我们可以就此讲一些实际的例子。

摘要:集权制与分权制,是两种不同的领导体制类型,这两种类型各有利弊。任何领导系统中都有集权和分权的问题,如何处理好集权与分权的关系,关键在于如何掌握集权与分权的度。在实际工作中,要处理好集权与分权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正职与副职如何正确运用手中的权力问题。

关键词:集权与分权关系正职副职权力

主席说:“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方面工作做得如何,班子状况怎样,同‘一把手’关系很大,因而必须对各级领导班子‘一把手’提出更高、更严的要求。”正职领导者,是担负着总揽全局、统一指挥的全面责任的人。正职领导者的角色定位是:处于核心位置、起着关键作用、负有全面责任。这个定位就决定正职领导者在运用权力中的主导地位。正职领导者要运用好手中的权力,应该做到“五要五不要”:

1要集权而不要揽权

正职就是主官,主官就要主政,主政就要集权。如果正职手中没有集中的权力,在一个单位就不能起到统帅和统管的作用,更不能形成统一领导和指挥的核心。正职领导者要善于把握集权的度。该集中的要集权,不该集中的要善于授权或分权。那么怎样把握集权的度呢?在这方面,我们党已经形成了行之有效的方法,即“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事关全局性、方向性、政策性、协调性等方面的权力是不能授予任何人的,正职领导者必须独揽。但是,主官又不能独揽一切权力,小权是要分散、分工的。不能事事都是你说了算,都由你拍板,都由你去干,结果在许多单位造成了这样的局面:主官忙的团团转,副职闲的没事干。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正职必须处理好集权与分权的关系,决不能事必躬亲。

2要放权而不要弃权

摘要：本文剖析了集权制与分权制两种不同企业治理模式的利弊，又从经济学的角度浅析了集权与分权的经济成本，并通过几个案例揭示了企业管理中应将集权与分权相融合的道理。

关键词：集权制；分权制；企业管理；成本

一、企业管理中集权制与分权制的利弊分析

1．集权制。

企业管理的集权制是指企业管理的权力集中在较高的管理层，实现指挥的高度统一，下层没有决策权。在企业管理中，集权这种形式看上去类似专制型企业领导风格，人们对其异议颇多，但它有利于企业集团发挥整体资源的整合优势，提高整体资源的利用效率。（1）有利于企业领导人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进行统一指挥、集中领导、果断决策；（2）有利于企业领导人对企业的整个组织及经营活动实行全面控制；（3）能有效地拟定和贯彻企业的经营战略；（4）可以充分利用企业的经营资源；（5）有利于提高企业的整体效益。集权制适当削弱了下级管理层的管理权限，防止局部利益的盲目膨胀，避免下层管理人员因本部门的利益驱动而做出与整体利益相违背的决定，有利于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当然，集权的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一是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工作负荷加重，有权就要多做事，他们难以腾出时间和精力来深入考虑企业发展的重大问题；二是不利于调动下层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影响企业下层管理人员的培养，实践是达到真理的唯一途径，下层管理人员因管理权限的限制，其实践机会必然减少，得不到适当的锻炼和培育，减弱了企业的人力资源储备；三是有可能导致企业重大的决策失误，当企业某个高层管理人员完全集所有重大决策权于一身时，就会因个人偏见、私利观念等因素给企业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甚至毁灭一个企业。

一、财税分权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一)数据说明。本文以中国31个省市2007－2012年的有关财税分权、GDP的数据进行面板分析。被解释变量:GDP，解释变量:财税分权度R，教育EDU，工业化进程GYH，税收占GDP比重F，数据是在国泰安(CSMAR)、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等数据库的基础上整理而成，且都经过了对数处理。

(二)单位根检验。为了避免伪回归现象，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需要对相应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LLC检验的结果显示:R、EDU、GYH、F、GDP变量序列在0．05显著性水平下均是原序列平稳的，不必协整可直接构造回归模型。

(三)面板回归

1．财税政策改革对经济发展的整体效应。研究财政分权对GDP的影响，本文参考黄显林发表于2013年的《财税政策演进对地区产业结构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基于分权背景下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中的研究方法，以GDP为被解释变量，R、EDU、GYH、F为解释变量，建立如下回归模型:本文同时采取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同时应用Eviews6．0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对模型进行估计，以免去对模型进行异方差检验，然后通过F检验和Hausman检验为各个样本组选择混合OLS模型，或固定效应模型，或随机效应模型。面板回归模型选择F检验的P值为0．0000，拒绝原假设，可认为应该建立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同时Hausman检验结果对应的P值也为0．0000，拒绝原假设，也认为应该建立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因此2007～2012年31个省市的年度数据应该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结果表明，回归方程整体显著(F=2470．712，P=0．000000＜0．01)，各回归系数在0．05显著性水平下均显著不为0，调整后的样本决定系数为0．997802，模型拟合得非常好。EDU对GDP的影响最大，R、F次之，GYH最小。同时，R、EDU和F对GDP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系数分别为0．350122、0．484144、0．066664，说明财税分权、教育支出水平、税收水平等都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GYH的系数为－0．041997，这说明工业化进程对经济的发展有轻微的反向作用，这说明工业化进程的加大并没有强烈促进经济的发展。

2．财税政策改革对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效应。由于地方的经济水平、人力物力资源等的差异，具体财税政策改革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可能会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因此有必要通过建立变系数模型来分析财税分权对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效应。使用Eviews6软件分别对本文的面板数据进行变系数、变截距、不变系数模型的估计，得到残差平方和，通过建立协方差分析，构建F统计量的方法来判别。根据变异系数模型估计出31个省市的结果，在10%置信水平下，相关变量系数大部分都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拟合程度很高。

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将事权层层下放，并制定了《预算法》。地方政府至此需要承担教育、农业支出、治安、环保及行政管理等多种公共产品的供给。而同时，在收入分配上，中央和地方一直保持稳定的分配比例，甚至有一定的集中。刚性且快速增长的公共产品需求，相对应的是增长较慢的财政收入，导致了巨大的财政收支矛盾。在未对事权进行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基层政府承担了绝大部分的支出责任，而该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十分有限，在落后地区更是如此。有调查表明，全国许多乡镇的财政负担已远远高于财政收入。财权和事权的不匹配成为地方政府寻求“不健康”财政收入的主要原因之一。

区域财政差距扩大转移支付作为调节区域间公共产品差距的重要平衡器，在现行的体制下，效果不够理想。首先，转移支付随机性较大，规模有限。转向转移支付大多成为特定区域改革的资金支持。其次，在进行转移支付是，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配备相应的配套资金，这对于经济落后的区域是一个不小的压力。有学者研究表明，在分税制改革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东部地区获得的转移支付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这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国区域经济差距的扩大。

地方预算风险加大财权与事权的不协调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存在取得预算外收入的动机。预算外的收入游离于现行体制之外，缺乏法律法规的监管，各类乱收费、费大于税便是其典型表现。另外，地方政府缺少融资渠道，隐形地方债务规模庞大。

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影响

财政分权的初衷是为了协调财权和事权，减少各级政府间无休止的谈判，提高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社会的积极性。而在政治体制高度集权的背景下，财政分权后，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与政治命运的评价主体存在差异。对于地方而言，政府经济行为带来后果，直接表现为该地区产业结构是否合理、居民福利是否均衡、环境保护是否健全等等，这些指标的评价主体应该是地方的百姓。而对于地方政府官员而言，尽管其动机也是为了造福一方百姓，但更多的是为了自身的政治前途及现实的无奈，在任期内尽快做大GDP，提升规模和数量，是其最关心的事情。为了制约地方政府的财政权力，同时也为了激励地方政府大力发展地方经济。中央政府设计了一套指标对各级政府进行考核，经济总量和发展速度成为长期以来处于决定地位的指标。可以说，我国的政府创造出了类似大型企业绩效管理的政治管理方法，通过经济绩效对各级政府进行奖惩。至此，各级政府便开始围绕政绩展开激烈的角逐。在市场经济的改革进程中，地方政府对经济的操纵始终没有减弱。一方面，在本区域内，地方政府利用资源配置的行政权，操控土地买卖、城市规划、产业规划、招商引资、税费增减等等，利用各种方法挖掘本地生产要素的潜力，充分吸引投资，扩大生产；另一方面，在区域之间，各地政府进行是市场封锁，恶性优惠政策竞争，最终导致大量的低水平重复建设。不仅以牺牲本地资源和居民的辛苦劳动换取较低的利润回报，还带来了另一不良后果———巨大的国际贸易收支顺差。

财政分权对我国贸易收支顺差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财政分权，制度演进，体制创新，配套改革

论文摘要：作为全新的探索与尝试，我国现行财政分权体制并不完善，财政分权改革亟待进一步深化：明辨是非，始终坚持分税制这一正确的改革方向；在坚持渐进式改革的前提下，正确处理好渐进与突变的关系；统筹安排，积极推进相关配套改革。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财政分权在发展战略调整和经济转型中渐进式演进，财政管理体制实现了从集权到分权、从行政性分权向经济性分权的跨越，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财政分权之路。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体制变革。这一过程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分权，一方面，将计划经济体制下由国家掌握的资源配置权力逐步交给市场，即经济市场化改革；另一方面，在计划经济体制内部实行分权，其核心是财政收支权力在中央与地方之间重新配置，逐步从中央向地方转移，即财政分权改革。

当然，1994年开始实施的分税制改革并不完善，存在两大缺陷：一是改革没有完全到位，省以下根本没有真正进入分税制轨道；二是改革不够彻底，具有较浓厚的过渡性色彩，并且在运行过程中未能及时得以纠正和完善。经过多年的运行实践，这些问题和缺陷日益显露和爆发，并对财政经济运行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

尽管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中国与西方的财政分权存在一些共性特征，但从财政分权的体制环境、初始动力、法制环境和制度框架等方面来看，中国财政分权与传统财政分权理论及其制度框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采用传统财政分权理论考察中国财政分权问题难以作出正确的分析和科学的评价。鉴于此，运用历史和对比分析的方法，系统考察中国财政分权的演进历程，从中总结有益的、规律性的东西，归纳出中国财政分权的演进特征，进而探索财政分权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创新取向。

一、财政分权在发展战略调整和经济转型中的渐进式演进

理论先导与行动滞后的矛盾，使新旧企业劳动管理在实践中发生冲突

法律规则对社会关系的调整，依据法律惯例为“新法效力优于旧法，上位法效力优于下位法”，劳动法与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从法理角度替代了此前国务院相关规定。现实中，法律惯例不可能打消社会的将信将疑，直至2001年10月与2008年1月，国务院分别发文明令废止，1982年《企业职工奖惩条例》(以下简称奖惩条例)与1986《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辞退暂行规定)才名正言顺变为历史，退出了现行法律规则框架。然而，主观理想并不能取代客观现实，制度层面上的法律实施不可能一蹴而就进而改变现实中的传统习惯，制度与文化在执行中相遇，先败者通常是制度，因体制转轨导致的新旧劳动法律制度更迭也不例外。理念的迟钝抑或是行动的滞后等诸多原因叠加，奖惩条例与辞退暂行规定中确定的开除、除名、辞退、留用察看、罚款等处分形式仍频频出现在企业劳动管理实践中，由此引发的劳动争议处理结果令人无奈:面对劳动者的违纪事实，自认为理直气壮的企业败诉。败诉的原因大同小异:处分劳动者的劳动规章制度虽为白纸黑字，实质却无法律效力。

在新旧法律规则异同对比中寻求解决冲突之策

从2001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发展到2008年1月劳动合同法的具体规定，企业劳动规章制度只有同时符合民主程序制定、内容合法、公示或告知劳动者三个法定必备条件，才具备法律效力，对此耳熟能详的企业常常在败诉后方能体会到知晓与行动的距离。在全社会，尤其是劳动者维权意识日益高涨的背景中，企业劳动关系的个案败诉有时事关全局，不仅仅影响到企业内部劳动关系的稳定，有时甚至波及和谐社会关系的建立。与时俱进，适应外部法律环境变化对企业管理的要求，完善企业劳动管理规章制度，是企业提高劳动用工管理效率，维护企业劳动用工自主权，提升企业社会形象的当务之急。在新旧法律规则的异同对比中，知其然，再知其所以然，不失为缩短知行距离的有效方式。1.《企业职工奖惩条例》1982年4月国务院制定实施的《企业职工奖惩条例》，就处分情形、处分种类、处分程序做出了如下规定:(1)对于有下列行为的职工，经批评教育不改的，应当分别情况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经济处罚:违反劳动纪律，经常迟到、早退，旷工，消极怠工，没有完成生产任务或者工作任务的;无正当理由不服从工作分配和调动、指挥，或者无理取闹，聚众闹事，打架斗殴，影响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玩忽职守，违反技术操作规程和安全规程，或者违章指挥，造成事故，使人民生命、财产遭受损失的;工作不负责任，经常产生废品，损坏设备工具，浪费原材料、能源，造成经济损失的;滥用职权，违反政策法令，违反财经纪律，偷税漏税，截留上缴利润，滥发奖金，挥霍浪费国家资财，损公肥私，使国家和企业在经济上遭受损失的;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走私贩私、行贿受贿、敲诈勒索以及其他违法乱纪行为的;犯有其他严重错误的。职工有上述行为，情节严重，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惩处。(2)行政处分种类包括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留用察看，开除;对职工给予察看期限为一至二年留用察看处分的，留用察看期满以后，表现好的，恢复为正式职工;表现不好的，予以开除。(3)在给予上述行政处分的同时，可以给予一次性罚款。(4)职工无正当理由经常旷工，经批评教育无效，连续旷工时间超过15天，或者一年以内累计旷工时间超过30天的，企业有权予以除名。(5)职工给予开除处分，须经厂长(经理)提出，由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讨论决定，并报告企业主管部门和企业所在地的劳动或者人事部门备案。2.《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1986年7月国务院制定实施的《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对辞退情形与程序做出以下规定:(1)企业对有下列行为之一，经过教育或行政处分仍然无效的职工，可以辞退:严重违犯劳动纪律，影响生产、工作秩序的;违反操作规程，损坏设备、工具，浪费原材料、能源，造成经济损失的;服务态度很差，经常与顾客吵架或损害消费者利益的;不服从正常调动的;贪污、盗窃、赌博、营私舞弊，不够刑事处分的;无理取闹，打架斗殴，严重影响社会秩序的;犯有其他严重错误的。符合除名、开除条件的职工，按照《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的规定执行。(2)企业辞退职工应当征求本企业工会的意见，并报企业主管部门和当地劳动人事部门备案。3.《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劳动法与劳动合同法作为国家法律层面的基本规范，对企业劳动管理做了以下规定:(1)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企业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劳动者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2)企业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应当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用人单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会有权要求用人单位纠正。用人单位应当研究工会的意见，并将处理结果书面通知工会。(3)劳动者承担经济责任的规定，主要包括以下违约金与赔偿责任:•关于劳动者的违约金责任。依据劳动合同法规定，企业只能在以下两种法定情形下向劳动者主张违约金:一种情形是基于劳动合同约定产生的与服务期相关的违约金，企业向劳动者要求支付与服务期相关的违约金条件如下:双方就企业提供的专项培训约定了服务期;企业主张违约金支付，自身不存在法律规定的违反劳动法律法规，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情形;约定或者要求支付的违约金不得超出法定范围。另一种情形是基于劳动合同约定产生的与竞业限制相关的违约金，企业要求劳动者支付此类违约金应当符合下列法律规定:企业与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以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的形式约定竞业限制或者保密内容;双方约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在竞业限制期限内按月向劳动者给予经济补偿;约定的竞业限制期限不得超过现行法律法规规定二年的时间标准;劳动者违反约定，即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劳动者到与本单位生产或者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的有竞争关系的其他企业，或者自己开业生产或者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依据现行法律规定，除以上两种法定情形，企业与劳动者约定由劳动者承担其它情形的违约金为无效约定，对双方均无法律约束力。•企业向劳动者主张赔偿责任承担。主要分为以下几种情况:劳动者违反劳动法律法规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违反与企业依法约定的保密义务，给企业造成损失，企业可以要求劳动者承担赔偿责任。劳动者违反与企业依法订立的竞业限制协议，给企业造成损失，企业可以要求劳动者承担赔偿责任;企业招用与其他企业尚未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给劳动者所在的企业造成损失，劳动者所在企业可以要求该劳动者与前述企业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企业依据依法与企业工会或企业职工平等协商确定的企业劳动规章制度向劳动者主张赔偿。根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因劳动者本人原因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用人单位可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要求其赔偿经济损失。经济损失的赔偿，可从劳动者本人的工资中扣除。但每月扣除的部分不得超过劳动者当月工资的20%。若扣除后的剩余工资部分低于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则按最低工资标准支付。

奖惩条例、辞退暂行规定与现行劳动法与劳动合同法对企业劳动用工自主权的相关规定，发生了以下变化:现行劳动法律法规围绕劳动合同当事人双方的劳动权利与劳动义务，删去与企业劳动用工自主权无关的情形，将相关处分情形的进一步细化权利赋予企业;企业解除劳动合同制度涵盖并取代了开除、除名、辞退、留用察看等行政处分种类;违约金与赔偿责任修正并取代了具有强烈行政色彩的罚款规定;企业行使劳动合同解除权的程序简化，通知工会为企业解除权行使的唯一法定程序义务。理解法律法规的新旧更迭，防止因适用法律造成的法律风险，提高企业依法治企水平，具有深远的意义。

本文作者：杨凌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