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原则范文10篇

一、社会分配原则概述

分配一直都是促进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通过社会资源分配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换取更好的资源，来满足作为人的各种需求。我国目前采用的是“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方式，通过按劳分配，以“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形式分配社会资源，久而久之，不同人群之间逐渐形成差异。社会分配原则在指引社会分配的过程中，更是保障着社会分配的良好秩序。良好的、合理的社会分配原则，是社会资源分配的重要保障，是促进社会和谐的主要力量，是增强人民幸福感的主要途径。

二、社会分配原则的重要地位

在如今这个社会发展速度飞快的时代，人们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每个人都在想尽办法提高自己的竞争力，而提高竞争力的目的就是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满足自己更多的需求和欲望。每个人都更在意自己的个人感受，每个人都更加重视公平感。随着社会财富的不断积累，更多的财富资源流入社会，但由于一些现实因素的制约，社会的分配方式不够完善，不同的人群之间贫富差距逐渐加大。由收入差距引起的社会弱势群体不断增多，社会逐渐出现了一些不稳定因素，广大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受到了威胁。构建一个合理的社会分配原则，是社会财富合理分配，增加人们对社会的认同感的主要途径，增加人们对社会公平的认可，已经成为了一个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社会分配的原则在整个社会的发展中，一直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和地位。

三、经济法视野下我国社会分配存在的一些问题

国家通过经济法对我国的经济进行干预，对我国的宏观经济进行及时的调控，以保证我国经济能稳步发展。国家运用经济法调控宏观经济的出发点是保护公众的利益，经济法对国家经济稳步发展，人们财产得到保障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下面分析在经济法视野下我国社会分配存在的一些问题。(一)垄断行业收入过高。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市场的企业也在不断地发展壮大，不少企业都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在世界的舞台上通过自己的能力，赚取更多的资源，攫取更大的利润。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仅是我国，还有世界领域都出现了一些垄断性的大公司，这些公司在某一领域一直处于龙头地位，其他企业很难与之竞争，甚至很难存活下去。在这些企业垄断的过程中，价格、货物供给都由企业自身决定，有着很高的获利空间。他们以更高的价格卖出更多的货物，获得其他企业无法企及的利润。国内来说，烟草企业一直处于垄断状态，而且有着政府的支持，所以烟草企业可以获得超额的利润，自然而然在这些企业工作的员工薪资待遇也要比在其他企业工作的员工好的多。而且烟草企业内部的员工由于职位或者工作地方的不同也有着巨大的差距。(二)农村经济发展越来越差。由于我国推行的经济政策，经济发展的侧重点更偏向于城市。在经济政策的推动下，近几年我国很多城市的经济得到了有效促进，很多城市的经济有了很大的提升，这导致了更多的人口流向城市。少部分年轻人留在农村，由于农村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农村更加的缺少了发展市场，农村人口的收入随着城市人口收入的提高而逐渐降低。由于老龄化，农村的商业开发的机会更是严重缺乏，很多地方形成了老人村，进入了越来越贫穷的恶性循环，这给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由于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增大，人们的生活水平差距也越来越大，人们对社会公平的认同极度减少，对社会分配的原则给予更多的质疑，久而久之，社会的和谐稳定一定会受到影响。(三)区域发展速度差异越来越大。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地貌也是丰富多样的，受到地形、气候等自然资源和地区经济政策的影响，我国的不同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也是不一样的。统计数据表明，我国的东部沿海地区由于交通发达，政策相对宽松，居民的收入和社会财富的积累一直都高于我国的中部和西部。由于东西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会有更多的人为了寻找更多的财富从我国的西部流转到东部，社会人群的流转会导致我国局部区域出现人口压力过大的问题，会严重的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会加剧东西部发展的不平衡，影响我国整体社会的和谐发展。

一、行政诉讼行为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研究

举证责任最早出现在罗马法中,并且为古罗马法学家使用。历史发展到今天,举证责任问题已成为法律人的真正十字架。在英美法系与陪审制度密切相连的举证责任(burnofproof)又称举证负担,已演变成为推进证据的责任和说服责任两大层次。[1](p178)在大陆法系,自1883年德国法学家尤里乌斯·格拉查首次提出客观举证责任的概念以后,客观举证责任的概念便在德国法学界占据了主导地位。日本深受德国的影响,对举证责任做出了颇具影响力的内涵界定,“举证责任是指在诉讼上无论如何也无法确定判断一定的法律效果的权利发生或消灭所必要的事实是否存在时(真伪不明的情况),对当事人有法律上不利于自己的假定被确定的风险,也就是说假如其事实未被证明,就产生所主张的有力的法律效果不被承认的后果。”[2]

深受大陆法系德、日等国的影响,1990年10月我国颁布实施的《行政诉讼法》首次引入了举证责任一词,伴随着我国审判制度的改革,10年后颁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法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2002年的《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的若干规定》标志着我国举证责任制度的初步确立。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32条规定“被告对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2000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的《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7条规定“原告对下列事项承担举证责任:⒈证明起诉符合法定条件,但被告认为超过起诉期限的除外;⒉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证明其提出申请的事实;在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的诉讼中,证明因受被诉行为侵害而造成损失的事实。”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的《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条又补充规定“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其在行政程序中曾经提出申请的证据材料,但有下列情形的除外:①被告应当依职权主动履行法定职责的;②原告因被告受理申请的登记制度不完备等正当理由不能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并能够作出合理说明的。”上述规定虽然对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是其粗犷性、过于简单性也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单一的事项性列举是不能穷尽司法实践需要的。究其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与标准,国内教科书中阐述的理由基本是一致的,“在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机关居于主导地位,其对相对人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需要相对人的同意。由被告方负举证责任,有利于行政主体依法行政。”[3](p348)“被告行政机关的举证能力比原告强,行政机关是某一领域的专门管理部门,被告行政机关对其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根据更为了解。”[4](p416)举证责任分担的实质是双方当事人实体法权益的风险分配。举证责任的分配是证据制度的核心问题之一,“适当的、明智的证明责任分配属于法律制度最为必要的和最为值得追求的内容。”[5](p97)

在大陆法系举证责任的分配领域,罗森贝克的规范说占有统治地位,即请求权人承担权利形成要件的证明责任,请求人的对方当事人承担权利妨碍要件、权利消灭要件和权利阻碍要件的证明责任。1888年的德意志帝国民法典第一草案第193条规定“如果谁提出请求权,应当证明其依据必要的事实。如果谁提出请求权的消除或请求权的阻碍,就应当证明消除或者阻碍请求权的必要的事实依据。”法国民法典第1315条规定“请求履行义务的人,必须对其进行证明。相反,主张免除义务的人,必须证明履行或者证明他的义务消灭的事实。”在英美法系,英美法系适用普通法,公私法不分。所以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适用民事诉讼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由于“违法性”是对“合法性”的否定,合法性是积极事实,违法性属于消极事实。所以,“拘禁机关负担证明其行为合法性的举证责任。被拘禁人或其人的申请,单方面向高等法院王座分院提出的,毋须通知执行拘禁和做出拘禁决定的对方当事人。申请书负有宣誓的陈述,法院审查申请书认为有初步理由时,即指定日期通知对方当事人就申请进行辩论,拘禁机关负担证明其行为合法性的举证责任。”[6](p190)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56节(d)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法规或裁定的提议人应负举证责任。”两大法系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表面上虽有不同,但实质是相似的,那就是主张权利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原告引发诉讼,即应对相应的诉讼程序法律事实负有举证责任。我国《行政诉讼法》第32条、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27条之规定正是基于该原则作出的。

但是,值得借鉴的是世界各国在这一基本分配原则基础上,又不同程度的规定了一系列的补充原则。从而使举证责任分配机制达到“适当与明智”的完备状态。在日本的判决和学术界承认罗森贝克的规范说是证明责任的分配基础,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日本的法学界便出现了证明的接近等举证责任分配补充标准的讨论。(前)苏联、(前)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罗马尼亚等国都承认规范说的基本原则,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国家的侵权法中都在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基础上对加害人的过错规定了证明责任的“转换”。在德国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基本规则在公法上的有效性问题的讨论,并在罗森贝克的规范说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的补充标准。这些有世界影响意义的学说主要包括:以瓦亨多夫为代表的盖然性说。即按着盖然性分配举证责任。“如果法官的一个要件真伪不明应该由该要件成立可能性较小因而不利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为什么谁主张了不具备相对占有的盖然性谁就要承担证明责任呢?原因很简单:相对占有的盖然性是我们能够得到的最好的东西。”“完全取决于每一个案件的情势、时间、地点和当事人等因素,由此得出的合法性和盖然性,对回答证明责任问题具有决定性。”;以普霍斯为代表的危险领域说是德国举证责任分配的又一个补充原则。“按照危险领域的证明责任分配,是一条一般的法理学原则和公正性要求,普氏认为原有的证明责任分配标准存在漏洞,这些法律漏洞的存在及通过危险领域进行补救的依据,就是受害人的证明危机,加害人对证明的接近以及责任规范的预防目的。普氏认为在危险领域由加害人承担证明风险的原因为危险领域就是真正的生命领域,其标志要么是空间的接近,要么是损害的原因来自于占有地或加害人自己的行为。危险领域概念除了危险领域或危险范围之外还包括责任领域,几者之间并无实质区别。”;此外,还有依据身份衡量分配证明责任的学说,在宪法行政法上考虑“遇有疑问时有利于自由民”“遇有疑问时有利于上诉人”“遇有疑问时有利于申请人”“遇有疑问时不利于国库”“遇有疑问时有利于劳动者”的原则来分配证明责任。“因为对无罪的人错判导致的不利后果比实际上有罪的人宣告无罪的后果更加难以容忍”[7](p280)结合上述理论,笔者认为单一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是无法适应复杂的客观司法实践需要的,更无法在诉讼利益分配领域突出表现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控制行政权的滥用,以求在公民权与行政权之间谋求平衡的行政诉讼宗旨。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机制,应在保障人权追求司法公正的法律理念指导下,建立起一个以请求权人承担权利形成要件的证明责任,请求人的对方当事人承担权利妨碍要件、权利消灭要件和权利阻碍要件的证明责任为基础,以“遇有疑问时有利于自由民”等标准为补充的多层次的综合分配机制。

一、行政诉讼行为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研究

举证责任最早出现在罗马法中,并且为古罗马法学家使用。历史发展到今天,举证责任问题已成为法律人的真正十字架。在英美法系与陪审制度密切相连的举证责任(burnofproof)又称举证负担,已演变成为推进证据的责任和说服责任两大层次。[1](p178)在大陆法系,自1883年德国法学家尤里乌斯·格拉查首次提出客观举证责任的概念以后,客观举证责任的概念便在德国法学界占据了主导地位。日本深受德国的影响,对举证责任做出了颇具影响力的内涵界定,“举证责任是指在诉讼上无论如何也无法确定判断一定的法律效果的权利发生或消灭所必要的事实是否存在时(真伪不明的情况),对当事人有法律上不利于自己的假定被确定的风险,也就是说假如其事实未被证明,就产生所主张的有力的法律效果不被承认的后果。”[2]

深受大陆法系德、日等国的影响,1990年10月我国颁布实施的《行政诉讼法》首次引入了举证责任一词,伴随着我国审判制度的改革,10年后颁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法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2002年的《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的若干规定》标志着我国举证责任制度的初步确立。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32条规定“被告对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2000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的《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7条规定“原告对下列事项承担举证责任:⒈证明起诉符合法定条件,但被告认为超过起诉期限的除外;⒉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证明其提出申请的事实;在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的诉讼中,证明因受被诉行为侵害而造成损失的事实。”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的《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条又补充规定“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其在行政程序中曾经提出申请的证据材料,但有下列情形的除外:①被告应当依职权主动履行法定职责的;②原告因被告受理申请的登记制度不完备等正当理由不能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并能够作出合理说明的。”上述规定虽然对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是其粗犷性、过于简单性也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单一的事项性列举是不能穷尽司法实践需要的。究其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与标准,国内教科书中阐述的理由基本是一致的,“在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机关居于主导地位,其对相对人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需要相对人的同意。由被告方负举证责任,有利于行政主体依法行政。”[3](p348)“被告行政机关的举证能力比原告强,行政机关是某一领域的专门管理部门,被告行政机关对其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根据更为了解。”[4](p416)举证责任分担的实质是双方当事人实体法权益的风险分配。举证责任的分配是证据制度的核心问题之一,“适当的、明智的证明责任分配属于法律制度最为必要的和最为值得追求的内容。”[5](p97)

在大陆法系举证责任的分配领域,罗森贝克的规范说占有统治地位,即请求权人承担权利形成要件的证明责任,请求人的对方当事人承担权利妨碍要件、权利消灭要件和权利阻碍要件的证明责任。1888年的德意志帝国民法典第一草案第193条规定“如果谁提出请求权,应当证明其依据必要的事实。如果谁提出请求权的消除或请求权的阻碍,就应当证明消除或者阻碍请求权的必要的事实依据。”法国民法典第1315条规定“请求履行义务的人,必须对其进行证明。相反,主张免除义务的人,必须证明履行或者证明他的义务消灭的事实。”在英美法系,英美法系适用普通法,公私法不分。所以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适用民事诉讼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由于“违法性”是对“合法性”的否定,合法性是积极事实,违法性属于消极事实。所以,“拘禁机关负担证明其行为合法性的举证责任。被拘禁人或其人的申请,单方面向高等法院王座分院提出的,毋须通知执行拘禁和做出拘禁决定的对方当事人。申请书负有宣誓的陈述,法院审查申请书认为有初步理由时,即指定日期通

知对方当事人就申请进行辩论,拘禁机关负担证明其行为合法性的举证责任。”[6](p190)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56节(d)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法规或裁定的提议人应负举证责任。”两大法系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表面上虽有不同,但实质是相似的,那就是主张权利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原告引发诉讼,即应对相应的诉讼程序法律事实负有举证责任。我国《行政诉讼法》第32条、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27条之规定正是基于该原则作出的。

内容摘要：本文从公平与效率关系的角度出发，分析了现有分配原则下分配领域中存在的问题，指出效率与公平并重是和谐社会建设中分配原则的调整模式，并探讨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公平效率分配原则和谐社会建设贫富差距

现有分配原则下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

（一）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在个人收入多样化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因为每个人占有的生产要素的类型、数量不同，必然导致平等机会、平等规则面前实际结果的不平等。是否占有物化生产要素及其量的多少和质的高低便成为影响人们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因此，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要素完全按照市场规则配置，要素价格完全由市场交互和市场供求均衡价格决定，这必然形成初次分配起点上的不公，从而引起收入差距增大，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使我国目前的社会公平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

（二）社会事业发展滞后

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进程的快速发展，处于城乡结合部的农村集体土地被国家征收的数量逐年增多，由此产生大量的征地补偿收益分配纠纷案件诉至法院。由于征地补偿费分配政策性强，而立法又严重滞后。以致法院处理此类纠纷相当棘手，确有研究之必要。笔者结合《公检法办案指南》2008年第一辑上该刊专家组以“专家答疑”形式所论及的观点和看法，结合当前法院民事审判中的存疑问题，提出一些分析意见，供同行们在实践中参考。

一、农村集体土地补偿费的性质

众所周知，土地补偿费分配纠纷是农村集体所有之土地征收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与其成员因分配土地补偿费发生的纠纷。①在我国农村，老百姓称此类纠纷为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纠纷。笔者认为，农村老百姓的这种称谓简单明了，也比较准确。但承包地征收补偿费应当包括三项费用，即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和土地补偿费。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是对被征地农户财产损失的补偿，理应支付给承包户，补偿标准由省级政府规定；安置补助费是对被征地农户丧失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补偿，只要该农户放弃统一安置，该费用即应支付给农户，补偿标准按征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4-6倍计算。而土地补偿费从原则上讲是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丧失的补偿，其分配主体应当是征地补偿方案确定时所有具有本集体经过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这是成员自益权的体现。②补偿标准按征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6-10倍计算。

二、农村集体土地补偿费能否分配

该类补偿的分配问题，我国不同时期的法律规定有所不同。*年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土地补偿费不得私分，*年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仍规定土地补偿费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即使现在仍在施行的民法通则第74条三款仍规定集体所有的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侵占、哄抢、私分……”，而农村土地承包法也只笼统规定承包方被征用、占用的承包地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直到*年8月29日修改并于*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土地管理法才删除了“土地补偿费不得私分”的规定，随后最高法院法研〔*〕第51号和法研〔*〕第116号等关于补偿费的请示的批复也明确要求各级法院应当立案受理此类纠纷。这表明，*年1月1日以前村民并不享有分配土地补偿收益的实体权力，法院也不受理此类纠纷问题。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土地政策调整分界点。事实上，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19条规定，此类费用如何分配，因属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项，应当由村民委员会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为此，最高法院在关于审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4条中作了明确规定，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为各级法院审理此类纠纷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办案思路。

三、农村集体土地补偿费的分配原则

论文关键词:行政诉讼举证责任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相对占优的盖然性遇有疑问时有利于自由民

论文摘要:行政诉讼举证责任是在双方当事人举证能力穷尽,而案件的证明仍处于“悬案”状态下所启用的一种司法推测机制。最大程度的获得贴近客观现实的司法推测,是司法公正的集中体现。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其实质是当事人之间诉讼利益的风险分担。单一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是无法适应复杂的行政诉讼实践需要的,以公民权对抗行政权的行政诉讼,其诉讼宗旨注定了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的确立,应在坚持保障人权和司法公正的法律理念指导下,建立起一个以请求权人承担权利形成要件的证明责任为基础、以遇有疑问时有利于自由民等标准为补充的多层次综合分配体机制。

一、行政诉讼行为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研究

举证责任最早出现在罗马法中,并且为古罗马法学家使用。历史发展到今天,举证责任问题已成为法律人的真正十字架。在英美法系与陪审制度密切相连的举证责任(burnofproof)又称举证负担,已演变成为推进证据的责任和说服责任两大层次。[1](p178)在大陆法系,自1883年德国法学家尤里乌斯·格拉查首次提出客观举证责任的概念以后,客观举证责任的概念便在德国法学界占据了主导地位。日本深受德国的影响,对举证责任做出了颇具影响力的内涵界定,“举证责任是指在诉讼上无论如何也无法确定判断一定的法律效果的权利发生或消灭所必要的事实是否存在时(真伪不明的情况),对当事人有法律上不利于自己的假定被确定的风险,也就是说假如其事实未被证明,就产生所主张的有力的法律效果不被承认的后果。”[2]

深受大陆法系德、日等国的影响,1990年10月我国颁布实施的《行政诉讼法》首次引入了举证责任一词,伴随着我国审判制度的改革,10年后颁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法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2002年的《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的若干规定》标志着我国举证责任制度的初步确立。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32条规定“被告对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2000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的《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7条规定“原告对下列事项承担举证责任:⒈证明起诉符合法定条件,但被告认为超过起诉期限的除外;⒉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证明其提出申请的事实;在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的诉讼中,证明因受被诉行为侵害而造成损失的事实。”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的《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条又补充规定“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其在行政程序中曾经提出申请的证据材料,但有下列情形的除外:①被告应当依职权主动履行法定职责的;②原告因被告受理申请的登记制度不完备等正当理由不能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并能够作出合理说明的。”上述规定虽然对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是其粗犷性、过于简单性也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单一的事项性列举是不能穷尽司法实践需要的。究其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与标准,国内教科书中阐述的理由基本是一致的,“在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机关居于主导地位,其对相对人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需要相对人的同意。由被告方负举证责任,有利于行政主体依法行政。”[3](p348)“被告行政机关的举证能力比原告强,行政机关是某一领域的专门管理部门,被告行政机关对其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根据更为了解。”[4](p416)举证责任分担的实质是双方当事人实体法权益的风险分配。举证责任的分配是证据制度的核心问题之一,“适当的、明智的证明责任分配属于法律制度最为必要的和最为值得追求的内容。”[5](p97)

一、我院在绩效分配中确定的基本原则

（1）坚持五个倾斜原则：一是向临床一线倾斜，临床高于医技、药剂、行政后勤的原则；二是向注重医疗质量与医疗安全以及高尖新技术倾斜原则；三是向关键岗位倾斜原则；四是向业务骨干及做出突出贡献和短缺人才倾斜原则；五是向管理和效率倾斜原则。

（2）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多劳多得、优绩优酬的分配原则。

（3）坚持“发展医院，服务社会，回报职工”的办院理念，实现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原则。

（4）坚持财经统收统支，规范财物管理，严肃财经纪律，严格审计审核和审批制度，落实医院经济活动内部审计和院务监督管理的分配原则。

（5）坚持控制总量、调整结构的原则，从降低药品、降低高值医用耗材等方面来控制医疗成本，实现资源节约、效益共享的分配原则。

一、分配原则

总公司按照“多劳多得、优劳优得、效益优先、兼顾公平”的按劳分配原则，打破原来事业单位的分配机制，建立适应后勤服务实体的分配机制，实行与档案工资脱钩的绩效工资制度，以充分调动总公司全体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为学院提供更好的后勤服务。

二、分配办法

工资构成：基本工资+岗位工资+考核奖+效益工资

(1)基本工资：总公司员工的基本工资是工资收入中相对固定的部分，考虑到原来的工资状况，基本工资包括:1、职务工资；2、职务津贴；3、文明奖；4、住房公积金；5、护补；6、能源补贴；7、独生子女补贴；8、女同志卫生费；9、回补；10、地职增加部分。扣除个人应负担的部分。

(2)岗位工资：根据各岗位的劳动(工作)技能、责任、强度和任务复杂程度等要素综合测定，进行分类列出岗序，以岗定薪,岗变薪变。岗位工资设4级（每级3档），(见附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劳动力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同样要进入劳动力市场，并通过市场的价格机制，实现劳动力的优化配置，使人尽其才，各尽所能，获取最大效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商品的存在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在劳动力商品化之后，如果完全按照商品经济中等价交换的原则，那么，劳动者的工资不再是按劳分配所得，而是在流通领域内靠出卖劳动力所得，其实质是劳动力的价格，即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因此，在劳动力商品化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一方面要承认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另一方面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一个时期以来，有的作者撰文提出了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力价值分配的观点。其实，二者名同实异，区别是明显的：

首先，本质内容不同。按劳分配是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所构想的社会主义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原则，它是指在社会总产品作了各种必要的扣除以后，归劳动者消费的消费资料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量这个统一尺度进行分配的一种分配制度；按劳动力价值分配则是指劳动者出卖劳动力所得的工资，其实质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它是由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

其次，受制约的因素不同。按劳分配的工资以企业经济效益高低为转移，其上浮不受劳动力价值的限制；按劳动力价值分配的工资即劳动力的价格，在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下，围绕劳动力价值上下波动，其上浮受劳动力价值的限制。

再次，实现的环节不同。按劳分配是在分配环节上实现的，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在生产经营之后依企业经济效益情况而定；按劳动力价值分配是在交换环节上实现的，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在劳动力买卖时就已决定。企业经济效益再好，原则上已与劳动者的收入无关。

由此可见，按劳分配与按劳动力价值分配是有严格区别的。把按劳分配理解成按劳动力价值或价格分配，实际上是取消了劳动这个统一分配尺度，从而更换了按劳分配的本质内容。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工资若仅以此为限，则不能体现社会主义在分配制度上的优越性，也不会有真正的共同富裕。所以，我们在坚持按劳分配的实践中，必须以劳动为尺度进行分配。但是，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还应该把市场经济中劳动力成为商品与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它们达到这样的统一：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战略，就是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加快自主创新的步伐，建立创新型国家。如何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科技发展，需要思考的问题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让科技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让科技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要做到“科技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首先，要坚持唯物史观和科学发展观的立场，这是个大是大非的根本立场，更是坚持“科技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理论的哲学根据和科学社会主义根据。只有站在这个立场上，我们才能在根本上理解为什么必须要坚持“科技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原则，才能真正彻底地扫除思想上的障碍，才能真正自觉地贯彻。

其次，要坚持一个导向：向困难群体倾斜，在当前最重要的就是向农村倾斜、向农民倾斜，也要向城市失业人员和低收入人员倾斜。困难群体由于在社会改革中、在科技发展中的不利地位而不能及时受益甚至利益受损。如何使他们从科技发展成果中受益是“科技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根本所在。

再次，坚持一个方针：建设一个政府、专家和人民群众三方参与的科技创新大军。科技成果的水平直接决定着我们能在多高水平上实现惠及全体人民的问题。要更快、更好地发展科技，一要以政府为主导，二要以专家为核心，三要全民参与。要依靠人民实现科技创新，要相信人民的科技创新能力。只有依靠人民，提高人民的科技素质，才能使科技发展获得不竭的力量源泉。

最后，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分配原则。坚持以人为本的分配原则有两大要求，一是要顾及到全体人民的利益，二又不能搞平均主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不能是一个没有收益差距或差距过小的社会，也不能是一个缺乏活力的平均主义社会。坚持以人为本的分配原则，才能使科技成果一方面惠及全体人民，另一方面合理拉开差距，能形成一个竞争的社会环境，能更好地促进科技发展。

总之，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是由唯物史观、科学发展观决定的，是社会主义价值观和人类社会价值观的必然要求，也是解决我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拉大问题的迫切要求。坚持科技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既要注重科技发展，又要注重惠及全体人民，二者有机统一，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