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理论范文10篇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是基于西方文化背景，更确切地说，是基于美国的现实背景提出来的。在罗尔斯看来，当今美国社会已经解决了政治方面的平等，但在经济方面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因此，他的正义理论，尤其是差别原则，主要是解决经济的不平等问题。本文并不打算对富有争议的差别原则进行批判性考察，而只就其理论本身进行分析，找出与中国语境的切合点，凸现它与当代中国对话的可能性，为进一步解读罗尔斯理论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意义提供一点思路。

一、罗尔斯的差别原则

罗尔斯的差别原则理论主要是一种公平的经济分配理论，是在批判当代“流行”观点发展起来的。他认为，在我们的社会里，支持经济分配的流行方式是诉求“机会平等”的理念。当且仅当存在着获取职务和地位——它们会带来相应的收入和名望——的公平竞争时，收入和名望的不平等才被认为是合理的。这里暗含着不论较不利者是否从这种不平等中收益，这种不平等收入都是公正的。成功或失败都应该是我们自由选择和努力的结果，是我们自己挣来的，而不是被赋予的。在一个机会平等的社会里，收入的不平等是公正的，因为成功是一种“奖励”，它只给那些“应该得到”的人。然而，罗尔斯对此持反对意见。他认为，这个观点确实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因为在分配职位时确实要有机会平等，这破除了社会的不平等带来的恶果，但是，还有一种不应得的不平等被这种观点所忽视。社会的不平等的确不应得，仅仅因为这种不应得的不平等就使得某人的命运变坏，这当然是不公平。但自然的不平等难道就应得?正如没有人天生就应该属于某个特定的阶级、性别或种族一样，没有人生来就应该是残疾或智商极高。所以，分配不应该受到从道德的角度看是任意的因素的影响。自然天赋与社会境况都只是纯粹的运气，但人们的道德权利却不应该依据纯粹的运气。据此，罗尔斯运用他独特的社会契约方法，借助诸如“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等理论解释性装置，发展了他自己的原则。他认为，在“无知之幕”的理想状态下，人们同意并享受公民的平等自由权利以及政治社会的一切条件，如机遇、职位和其他公共事物或公共物品。但是现实社会的实际生活进程并不能确保社会的全体公民持久、恒定而平等地享受、实现和维护这些基本的自由权利，相反，社会竞争的实际后果常常是不公平、不平等的。这样的社会后果不可避免地使得一部分公民难以继续认可并坚持原初的政治理由。他们必然，并且也是合乎情理地要提出新的政治要求或政治理由，以改变他们所处的社会不利地位。因此，差别原则，即惠及少数处于社会最不利地位的原则：“对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安排应能使这种不平等不但(1)最有利于那些处于社会最不利地位的人(即社会弱势群体)而且(2)社会所能提供的一切职位和机会应向所有人开放”，也就合乎逻辑地成了正义原则体系的实质内容，而不只是一种补偿性的政治条例。罗尔斯继续强调，“每个人的福利显然决定于对社会合作的安排，没有这个安排，任何人都不能过上美满的生活。”但是，如果自然的不平等反而能够有利于每一个人，某些人受益于自己的较高天赋反而能够在“自然的博彩”中促进较不利者的利益，这就不是不公平的。这正是罗尔斯的差别原则的宗旨。由此，考察罗尔斯的差别原则，我们至少可以读出它具有以下蕴含：(1)承认自然不平等；(2)社会较不利者应获得补偿；(3)社会是一个合作体系。以上蕴含也可以这样表述：事实上的较高天赋者无法脱离天赋较低者获益，故较低天赋者有权利从合作体系中获益，而不是接受较高天赋者的施舍；天赋较高者只有为社会创造更多，才有可能同时获取更多，他们的获益不是建立在损害天赋较弱者的基础上，而是一个共进、双赢的过程。

二、中国式解读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确立，但由于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与西方的市场经济具有市场经济的共性，也面临相似的市场难题：它无法、当然也不能解决我们社会生活中的全部问题，尤其是经济分配问题。当前，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问题日益明显，出现了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过于悬殊的现象，罗尔斯面临的问题同样困扰着我们。而我们对现实问题的解答策略，如按劳分配、共同富裕、关注弱势群体等，竟与罗尔斯理论异曲同工、不谋而合。可以说，罗尔斯分配理论在现实中国找到了有力的注释。

(1)按劳分配。按劳分配理论是在承认自然的不平等的前提下的一种按贡献分配的“模式分配”(诺奇克语)。按劳分配的公平性首先就在于它预设了具有自我独立性的劳动主体均处于健康、理想的平等的市场经济条件之下。任何进入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或劳动者)在参与竞争时，他们同时受制于不确定的市场，即均覆盖着罗尔斯的“无知之幕”，且享有平等的“原初地位”。任何靠政治特权的参与使自己取得市场竞争优势的现象都将由理想的环境所排除。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平等的机遇不一定产生平等的结果。其中，主体对机遇的把握就需要主体的知识水平、信息分析判断能力、甚至决心、勇气等心理素质的参与。因此，劳动主体的天赋能力及后天习得的技能在分配中就具有合理性，由此而导致的劳动贡献的差别自然也就具备合理性。其次，按劳分配的公平性还体现在等量劳动等量分配，不等量劳动不等量分配。它不考虑劳动者因出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先天生理和后天身体发育所导致的劳动能力的不同，而仅仅以社会贡献的量的大小作为分配标准。个人应得的社会财富是他个人的劳动所得。因此，按劳动贡献进行分配，拉开收益分配上的档次，形成全体社会成员在劳动成果所得上的不平等，从而激发劳动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高效率的社会生产力，就是题中之义了。

摘要古典分配理论的收入分配理论从微观角度对生产要素是否应取得收入及取得收入的数量多少进行分析探讨，对各种观点的比较分析，有助于加深对古典分配理论的认识和理解。

关键词古典分配理论

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是经济学最基本的问题。分配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历来是经济学探讨和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分配理论的内涵得以揭示。本文拟对古典分配理论加以比较，以加深对该理论的理解和认识。

1配第的工资、地租理论

（1）工资理论———工资等于工人最低限度生活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配第把工资和必要的生活资料联系起来，认为工资是由劳动者为了“生存、劳动和传宗接代”所必需的东西决定的。也就是说，工人的工资应当等于工人最低限度生活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他说：“法律应该使劳动者只能得到适当的生活资料。因为，如果你使劳动者有双倍的工资，那么劳动者实际所做的工作，就只等于他实际所能做和在工资不加倍时所做的一半。对社会来说，就损失了同等数量的劳动所创造的产品。”在这里，配第实际上是把工资归结为必要劳动，而把工人被迫超过自身需要而进行的劳动，即剩余劳动，看作是社会收入的源泉。

（2）地租理论———对剩余价值的论述。配第说：“假定一个人能够用自己的双手在土地上栽培谷物；即假定他能够作为耕种这块土地所需要的种种工作……；并假定他有播种这块土地所需要的种子。我认为，这个人的收获之中，扣除了自己的种子，并扣除了自己食用及为换取衣服和其他必需品而给予别人的部分之后，剩下的谷物就是这一年这块土地的当然的正当的地租。”在他看来，地租就是农产品价值扣除生产资料价值和劳动价值之后的余额。马克思对此曾给予很高的评价，指出：“从配第著作的一段话中，可以看到对剩余价值性质的猜测。尽管他只是从地租的形式来考察剩余价值的。”配第还考察了级差地租问题，提出了有关级差地租的最初概念。他论述了级差地租的两种形式：一是同等肥沃的土地因所处位置不同而形成的级差地租；二是相同位置的土地肥力不同以及同一土地因追加投资而形成的级差地租。

一

无论是作为一种思潮还是作为一门科学，经济学都肩负着不断改善人类生活的神圣使命。对稀缺性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充分利用是完成这种使命的根本条件，这基本上是经济学家们的共识。但对于收入分配是否有助于改善人类生活，经济学家们的观点却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新古典经济学家把收入分配问题仅仅看作是一般价格形成问题中的一个方面。在他们看来，只要市场机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生产要素按其价格所获得的收入就是公平合理的。旧福利经济学把国民收入的总量和国民收入分配的均等程度作为经济福利提高的充分条件。而新福利经济学则把收入分配排除在福利增加的条件之外。社会福利函数论者认为经济效率只是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化的必要条件，收入分配的公平才是充分条件。但由于阿罗不可能定理的困惑，经济学家始终未能找到满足经济效率与公平分配的最优组合点的条件，这就给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留下了极大的理论空间。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崛起和美国“新政”的大规模实施，收入再分配已成为西方经济学和政府用来对付不平等现象的主要手段，西方国家风靡一时的“福利国家”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兴起的。但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方国家爆发了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发的“滞胀”，引致凯恩斯经济学危机，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潮再度崛起。瑞典社会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大选中的失败、80年代初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在英、美的上台，都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进入20世纪以后，由于管理成本的上升和对效率的负面影响，“福利国家危机论”一直比较流行。但福利国家在提供信息和保健服务、消除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预防社会分化和利益冲突等方面所发挥的独特作用又难以否认。不仅如此，西方国家强大的社会生产力又为政府实行再分配政策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加之收入分配的过于悬殊不仅可能影响效率，而且其本身就与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相冲突。因此，收入分配问题重新成为西方经济学界关注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边际革命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大多推崇经济学研究的数理化倾向，贬抑伦理化倾向。近年来，主流经济学对规范经济学的理论意义和科学作用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和肯定。1998年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明证。另外，罗尔斯、诺齐克等政治哲学家也对分配问题进行了深入而卓有成效的研究，并且已得到经济学家的认可。这都为多视角、多方位、多学科综合研究收入分配问题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因此，无论是从西方经济理论自身的演变来看，还是从经济学与其它学科的合理回归与相互融合来看，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都愈来愈受到关注。而在西方收入分配理论的研究中，集中表现出两大鲜明的特征：一是对非收入因素的关注，二是对社会最底层成员的关注。

二

收入分配的内容在传统经济学中可以说是一个并无多大争议的问题。传统经济理论中对收入分配分析时所考虑的主要是收入、商品、效用等福利主义概念。而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在分析收入分配的内容之时，考虑的范围不仅仅局限于收入或者商品了，自由、权利、能力等非收入和非商品信息日益受到当代经济学家们的青睐。这可以说是收入分配理论研究、乃至整个经济理论研究中的一种进步。表明经济学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了。或者说经济学与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正在实现合理的回归。

哈耶克（F.A.Hayek）把分配的内容基本上限定为自由选择的机会。在哈耶克看来，自由不仅作为一种目的本身而极为重要，而且自由还是为人们提供各方面帮助的手段，正是自由赋予了人类文明一种创造力，而这种创造力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真正动力。因为只有当个人有自由运用他们所拥有的知识去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的时候，社会进步才会发生。

诺齐克（RobertNozick）在考虑收入分配内容的时候，也特别强调的是自由交换的权利。他认为，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每个人所得到的东西，是他从另外一个人那里得到的，而另一个人给他这个东西的目的同样是交换某种东西。因此，在诺齐克的分配理论当中，如果说有分配的内容的话，这个内容也只能是自由选择的权利，而不是物质内容。自由选择的权利是诺齐克分配理论的基础和出发点，国家的根本职能保护这种权利不受侵害，而不是具体地分配收入和物品。

【摘要】：分配理论起源甚早，文章从古典分配理论开始，分析了分配理论在不同阶段的分化。在分配理论被分化为两大分支并不断有继承人对各分支进行发展的过程中，也有像约翰·穆勒这样的经济学家试图对分配理论进行整合，但约翰·穆勒的分配理论却带有折衷性质，是庸俗的理论。

【关键词】：劳动价值论“三位一体”公式边际生产力剩余价值论

一、古典分配理论的渊源

(一)配第的劳动价值论萌芽和工资、地租理论

在价值理论方面，配第第一次有意识地把商品的价值源泉归于劳动，是劳动价值论的思想渊源。配第区分了自然价值、自然价格、政治价格和实际的市场价格，分析了商品价值量同劳动生产力的关系，并论述了分工。但在配第的价值理论中，他混同了价值和交换价值，混同了创造价值的劳动和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

在分配理论方面，配第分析了工资理论和地租理论。在工资理论中，配第把工资归结为必要劳动，而把剩余劳动看作是社会收人的源泉。他认为工资应当等于工人最低限度生活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如果对工人支付的工资超过必需生活资料的价值，对社会来说就会造成收人的损失。在地租理论中，他认为地租就是农产品价值扣除生产资料价值和工人工资之后的余额，他考察了级差地租问题，提出了有关级差地租的两种形式:一是同等肥沃的土地因所处位置不同而形成的级差地租;二是相同位置的土地肥力不同以及同一土地因追加投资而形成的级差地租。在配第的地租理论中其实已经表达了对剩余价值性质的看法。

【摘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生产要素产权的不同归属，生产要素的贡献者要求获得相应的收益。对经济主体而言，建立市场型报酬机制即按生产要素分配是最公正的分配方式，对没有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分配主体则应发挥政府职能，调节分配关系，兼顾效率与公平。

【关键词】:按生产要素分配劳动价值论收入分配

收人分配事关全社会所有成员的切身利益，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占有重要一席，分配问题解决得好，能较快推动生产发展、加快实现全面小康目标、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积极性。

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对于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问题，我们不能简单、笼统地认为，按生产要素分配仅仅是目前经济改革发展的需要，还必须在理论上有所突破。因此，我们要全面看待劳动价值论，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价值论，探索生产要素分配规律的理论支持，并为要素参与分配的方式、比例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基础。

一、生产要素的含义和按劳分配的片面性

生产要素是指人类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所需要和使用的各种具有相对特殊功能的基本因素。传统经济时代的基本生产要素包括劳动、资本、土地。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生产要素的构成有所扩展。科学与技术、知识与信息、管理与创新等越来越在社会财富贡献中显示出重要作用。因此，劳动仅仅是生产要素之一，在社会物质财富中，如果仅仅按劳分配，那么，分配尺度的公正性就值得考虑。

【内容提要】国外某些学者从劳动力价值定义的矛盾，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与资本积累、工业生产周期对工资影响的矛盾，以及劳动力价值不能说明工资差别等方面，对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提出责难。其实，在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中，劳动力价值定义是统一的，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与资本积累、工业周期对工资的影响是就不同角度而言的，实际工资的变化与利润率下降不存在矛盾。

【关键词】分配/劳动力价值/工资

【正文】

劳动力价值理论是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和利润率理论的组成部分。国外某些学者为了否定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对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提出了种种非难。本文现以罗宾逊、大卫·P·莱文等人的观点为代表进行评析，旨在说明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是一致的，不存在国外某些学者所说的相互矛盾。

一、劳动力价值的三个定义完全是一个虚构

罗宾逊在《资本主义、冲突和通货膨胀》一书的第七章《马克思的工资理论》中说，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中存在着三个不一致的劳动力价值的定义。第一个定义是《资本论》第1卷中所说的劳动力价值由劳动力的生产成本来决定，即“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来决定的”[1](P146)。第二个定义是劳动力的价值由传统的生活水平来决定。罗宾逊认为，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包含着历史和道德的因素，就是指劳动力价值还取决于每个国家的传统生活水平。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中存在的劳动力价值的第三个定义是：“至于谈到劳动价值的界限，那末，这种界限的实际确定总是依供给和需求为转移。我所说的是资本方面对劳动的需求和工人方面对劳动的供给。在殖民地国家里，供求规律有利于工人。因此，美国的工资水平是比较高的。在那里，资本用尽一切方法，也不能制止劳动市场往往因雇佣工人经常转化为独立自耕农而陷入空虚的情况。”[1](P146)罗宾逊认为：“这段话提出，劳动力的价值是诱使人们在资本主义生产部门寻找工作或留下来工作最少需要的工资。这样一个工资，必须保障生活标准起码等于非资本主义生产部门或别的什么地方的水平。”罗宾逊认为马克思关于劳动力价值的三个定义不仅内容不一致，而且量也不同。[2](P242-244)其实，这种观点并不能成立。

一、正确运用四种分配模式对现代保险企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力资源是现代企业的战略性资源，也是企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在企业内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能否得到激发以及发挥的程度大小，在根本上取决于其心理上的满足程度，而这种满足程度主要受制于于分配机制。也就是说，企业通过分配机制有效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员工自发地去完成组织的任务，实现组织的目标。因此，正确的分配结果能使员工在实现组织目标的同时实现自身的需要，增加其满意度，从而使员工保持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研究企业的分配机制和员工的满足程度，首先必须分析人的需要。人类的需要具有多样性和无止境的特点，不同的人在不同时期的需求模式和结构也不尽相同。美国人本主义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Maslow）在其"需要层次理论"中，把人的需要按其产生的先后顺序划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这五种需要是以层次出现并呈阶梯形的逐层上升的。当较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时，它就失去了对行为的激励作用，而追求更高一层次的需要的满足就成为激励其行为的驱动力。高层次的需要不仅内容比低层次需要更广泛，而且实现的难度也逐渐增大，满足的可能性逐渐减少。美国心理学家麦克·利兰（Mc·Clelland）也对人的满足程度这一因素做了大量的调查，提出了"成就需要论"，指出在人的生理需要基本满足的前提条件下，人还会产生成就需要、权力需要和情谊需要。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人的需要复杂多样，企业要从各方面不断满足员工的需求层次，就必须建立起不同的分配形式。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原理和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用工现状及国人的思维定式，现代企业应以工作岗位分配、物质分配、权力分配和精神分配为措施来激发员工的需求欲望，从而挖掘员工潜能。工作岗位分配是用人成事，即企业因工作需要，根据员工的技能和心理满意度，安排员工心理满足且能发挥个人特长的工作岗位。通过向员工下达具有挑战意义的工作任务和目标，促进员工自我价值的实现。物质分配是指通过物质刺激的手段，鼓励员工自发努力工作，其主要表现形式有发放工资、奖金、津贴、福利等形式。物质需要是人类的第一需要，是人们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基本动因，因此，物质分配是分配的最主要、最基本的模式。权力分配是企业通过提拔、晋升员工职务，或授予某种权力、给予某种待遇等，达到调动员工积极性的目的。精神分配是指企业以授予某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或对员工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给予认可、赞赏等作为激励手段，以此激发员工的精神动力。

（一）正确运用四种分配模式对员工层面所具有的意义

1.有利于调动员工积极性。通过正确运用四种分配模式，员工的能力和成就得到上级的认可，改变激励机制中存在的不公平现象，员工的努力付出得到回报，将大大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摘要：从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入手，分析马克思主义分配制度的理论原则、实践走向及最终归宿，结合当前我国分配领域出现的分配起点机会不均、分配过程中存在体制障碍、政府对分配结果调节乏力等问题，阐释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的当代价值。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按劳分配

一、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的内涵

（一）马克思主义分配制度的理论原则。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是以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为起点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导致了资本对劳动的奴役和剥削，而要想打破资本主义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首先就应当从源头进行革命，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形式。由此，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体系，即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和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理论［1］。事实上，分配关系总是对现存的经济关系、经济基础的反映，所以，分配关系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从经济关系来看，分配正义强调的是社会财富的全民共享性，包含分配起点、分配过程、分配结果三个方面的内容。从社会关系来看，分配正义强调的是生产条件的公平性，所有社会成员都能享有符合自身生产能力的生产资料和社会资源，没有任何一个阶层是凌驾于其他阶层之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而和谐的。（二）马克思主义分配制度的实践走向。在马克思看来，分配制度不是人类理性预设的、一成不变的先验概念，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凸显出来的具体的、历史的范畴，它的内涵会随着客观历史条件的发展而不断变化［2］。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实现分配正义构想出两个基本原则———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两者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应随时代变化而不断发展完善的。马克思认为，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的时期，尽管按劳分配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但它却是一种以劳动为统一尺度、与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物质生产方式相适应的、能够体现社会主义正义性、被广大无产阶级所赞许的分配方式［3］，而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社会物质财富得到极大丰富后，劳动已不再是人类的谋生手段而成为了人类生存发展的首要需求，在这个阶段，社会分工已然消失，马克思说这个时期，“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各取所需”［4］748。在马克思的视野里，显然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在进入共产主义之前所必经的一个阶段，通过按劳分配这个阶段来丰富社会物质财富，发展生产力，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这时按需分配就成为了人类社会的最终分配方式，或者说是马克思最终设想的完美分配制度。（三）马克思主义分配制度的最终归宿。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的终极价值在于满足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需要，实现人的内在本质和价值。马克思所追求的正义，并不单单只是对市民社会某一个阶层的公平正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而是真正普及到全人类，使社会的物质财富资料，生产力发展成果能够为全人类所共享，是全人类的自由和解放，在这个阶段，分配的目的不再是帮助人类解决生存问题，而是更高层次地追求人的本质需要，实现人的本质价值，这些内在价值体现在满足所有社会成员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社会关系、提升个人能力及展现个人性格等多方面的需求，这才是分配正义的真正实现［5］。也就是说，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分配制度的最终归宿。

二、当前我国分配领域出现的问题

（一）分配起点机会不均。我国当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的是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这就决定了人们必须通过劳动获得一定报酬，而劳动技能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人们报酬的多少，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有一定生产技能、掌握一部分生产要素的人在分配中必然处于有利地位［6］。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的是非均衡发展战略，国家资源优先向东部地区倾斜，优先向城市倾斜，忽视了农村及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这就导致人们在分配上存在机会不均的问题，在农村及中西部地区，居民的教育、就业、创收等方面均落后于城市及东部地区，可以说非均衡发展战略存在着分配起点机会不均的问题。（二）分配过程中存在体制障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发展生产力及丰富社会财富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是，现今中国的按劳分配制度在实质上是被弱化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可在实际操作中却没有设计出按劳分配的具体标准尺度，实际上是按生产要素分配逐步取代了按劳分配而成为居于支配地位的分配方式［7］。这种分配方式从根本上看不利于分配正义的实现，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能坚持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那么就会导致资本逐渐在市场中占据绝对统治地位，而普通劳动者付出的劳动无法获取等额报酬，并且我国目前存在两大行业垄断：一是广播电视、军工、邮政及交通运输等带有浓厚行政色彩的行业；二是金融、电信电力、石化、烟草等行业。行业的垄断违背了市场竞争法则，破坏了市场竞争秩序，同其他竞争性行业的收入形成了巨大差距。这些问题都是由于当前我国在分配过程中存在的体制障碍所造成的。（三）政府对分配结果调节乏力。税收和社会保障制度是我国调节居民收入，实现分配正义的最后两道关卡，而我国目前对于收入分配调节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首先是税收方面，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过低，对高收入人群税收力度不大，这不仅加剧了中低收入者的负担，也拉大了与高收入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其次是税收监管不力，对高收入群体本来税收力度就不大，又存在逃税、漏税、骗税的各种违法行为，导致高收入人群的收入过高。再次是税收的种类也未健全，我国除开个人所得税等少数税种以外，遗产税、赠与税等多项税种尚属空白。此外，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我国社会保障资金总体投入严重不足，无法有力保障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水平与质量，而从全国范围来看，社保的覆盖面也严重不足，中西部地区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偏低，社会财富无法有效反哺贫困人群，分配正义的实现任重道远。

论文关键词：继续性合同证明责任大致推定

论文摘要：继续性合同本身特殊性决定了证明责任适用上与一般合同有别，大致推定理论在继续性合同纠纷中的适用，既遵守了法律的规定，又兼顾了证明责任分配的实质正义，较好的在履行方与接受履行方之间平衡了各自应负担的举证责任。

证明责任是指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主张该事实的当事人所应承担的不利后果。证明责任也印证了西方法谚：“举证所在，败诉所在”其中的道理。由此可见对证明责任的恰当分配，直接关系着诉讼当事人的诉讼利益，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法官裁判所依赖的事实基础的全面性与客观性。

我国关于合同纠纷中的证明责任分配问题集中体现在《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中的第5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若干规定》对合同纠纷中举证责任的规定相对于一时的合同来说较为详尽，在司法实践中有着很强操作性，但相对于继续性合同来说，则尚有进一步明确举证责任适用的必要。

所谓继续性合同是指债的内容，非一次给付可完结，而是继续地实现，其基本特色系时间的因素(Zeitmoment)在债的履行上居于重要地位，总给付之内容系于应为给付时间之长度。例如：雇佣合同即是典型的继续性合同，在该类合同中，时间因素在合同的履行中居于重要的地位，总给付的内容取决于应为给付时间的长短。正是由于合同中的权利与义务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的，因此，在合同履行中发生纠纷后，举证责任的分配，如果简单的按照《若干规定》中的分配模式则会加重一方当事人的举证负担，最终会影响责任分配的公正性。

例如，在雇佣合同纠纷中，雇员如果想让法院支持其对雇主的工资请求权，按照《若干规定》关于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则雇员的证明责任应包括雇佣合同的成立与生效，以及雇员对雇佣合同的履行。如果雇员未能对以上两个方面予以充分举证，则承担事实真伪不明时的败诉风险。对于合同的成立与生效的举证，继续性合同与一时的合同并无大的区别，在上例中的雇佣合同纠纷当中，雇员对于雇佣合同的成立与生效，只需提供书面的雇佣合同，或者在没有书面合同的情况下只需举证自己事实上为雇主提供了劳务服务。即可完成举证。而对于是否履行了合同的证明，继续性合同与一时的合同则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一时的合同一次给付即能使合同内容实现，而对于该次给付一般都有相应的凭证加以记载，例如在买卖合同中出卖人将货物给付给买受人时，一般买受人均须向出卖人出具接受货物的证明或是相应的单据。此类单据即能充分证明出卖人已履行了己方的义务。因此，在因一时的合同发生的纠纷中，当因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时，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是适当的，也是谁主张谁举证的必然。

审判方式的改革在充分解决程序、效率方面的问题之后，着重解决证据方面的问题，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措施就是强化“举证责任”，举证责任一向是民事诉讼中的重要问题，举证责任的分配则是举证责任的核心。最高人民法院近期对举证责任问题作出了新的规定，从而为民事审判适用证据提供了法律依据。然而，举证责任的分配及转换在理论上和司法实践操作中，自然缺乏应有的法律规范，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及转换。

一、举证责任的性质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要做两项工作：一是认定案件事实；二是适用法律。其中认定事实是适用法律的基础和前提，是整个民事诉讼的中心，我们常说的“以事实为根据”实际上就是“以证据为根据”，事实的认定则是通过证明活动来实现的，对证据的收集和审查判断，由此认定案件事实，进而才能正确的适用法律。

近年来，法院把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作为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一项主要内容，积极加以推行，在引导当事人举证，强化当事人举证意识方面有了重大进步。但是应当看到我们对举证责任的认识还停留在“向法庭提供证据”这一浅层次上，对于举证责任的本质及功能还缺乏正确的认识，特别是还不能有意识地运用举证责任的分配，解决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如何定案这一实际问题，使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还留于形式，未能达到强化举证责任，提高审判效率之目的。

举证责任是指在法律规定或法院指定的诉讼期间内，当事人对其主张的事实承担向法院提供证据并加以证明的义务。它是提供证据责任和说服责任的统一，其本质是一种义务，举证责任是广义的概念，其中包括提供证据的责任和说服责任，前者是指在诉讼开始时，或在审理、辩论过程中，对争议事实提供证据的责任，当事人有义务把他所掌握的全部与案件事实有关的证据，在审判阶段加以提出，否则法院认为当事人已放弃了利用这项证据的权利，不能在以后的司法审查中再提出该证据。后者是指诉讼的一方当事人为使法官信服其提出的全部事实而承担的证明责任，这种证明责任只能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范畴、规定的方式内完成。提供证据仅是当事人履行举证责任的一种外在表现，证明案件事实才是最终目的。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公开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当事人仅仅提供证据后，不能说已履行了证明义务，还要在法庭上说明证据与所证事实之间的联系及证据本身的合法性、真实性，接受对方当事人的质疑，并就证据的可采性和证明力向法庭作出必要的说明、解释，以充分证明自己主张的事实真实，这种责任称为“说服责任”。在法庭辩论结束后，案件事实仍然真伪不明时，法官按照真伪不明的事实应由哪方提供证据，并加以证明作出判断，从而对该方主张的有利于自己的事实作出不予认定的裁判，这种责任是由于当事人未履行提供证据责任和说明责任所导致的客观结果。

举证责任的主体是当事人，而不是人民法院，举证责任分配的适用主体是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应当是公正、中立角色。当前，许多法官不能认清法院在证据制度中的职能转变，在案件的举证责任问题上，仍以传统的审判方式，对不清的事实习惯代替当事人调查取证，自己总觉得不进行调查取证心里没底，无法保证正确审判案件。法官必竟不是医生，医生必须热情帮助患者，为患者服务，法官是居中裁判者，讲公正，打官司必然要有一方败诉，法官介入调查取证这种做法其实质也是暗中帮助一方当事人，对别一方当事人也是不公正的。我们在举证责任方面强化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尽量压缩法官调查取证的空间，绝不是说人民法院不进行任何调查证据，相反，人民法院根据需要，认为审理案件符合以下情形的证据可依职权调查。我国民事诉讼法及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虽然规定了法院职权调查取证的范围，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大大限制和削减了法院的调查取证权，对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范围，以有限列举的方式作出了较严密的规定，将“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的范围明确限定为两种情形：（一）为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二）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与实体争议无关的程序事项。关于当事人及其诉讼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证据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人民法院依申请调查取证范围以有限列举加以概括性规定。人民法院依照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作为提出申请的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