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范文10篇

摘要：风险是危机事件的内在本质，是应急管理中的核心概念，然而风险的内在本质是什么？社会风险的具体构成是什么？在什么情况下风险会累积并爆发为危机？风险如何控制？一直以来缺少理论上的分析。文章运用熵理论在系统演化的背景下来对以上问题作以回答，揭示危机事件发生发展与演化的的内在本质规律，为风险管理与危机应对提供理论基础。

关键词：熵；社会风险；系统论；突发公共事件；危机

风险是公共危机事件的内在核心，危机事件形成过程其实质就是风险产生、酝酿、爆发、与消退的过程，因而对于风险本质及其累积、爆发的内在机理与规律的把握，是人们对危机事件科学控制、引导、管理的前提。社会生活中风险爆发、危机事件的发生是一种小概率的非常态事件、由于它跨学科性、复杂性，使它发生发展的内在原因、演化的机理非常难以把握。人们基于风险对于公共危机事件的演化提出了一些解释框架，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风险-危机模型（RHModel）[1]、压力-释放模型（PARModel）、地方-风险模型HOP(HazardsofPlace)[2]等，这些模型在很多方面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但对于风险、危机的本质没能从更高的理论层面加以揭示，对于风险从微观向宏观的转化机理也不十分清楚。我国学者提出了社会物理学的理论，用类比的方法提出社会燃烧理论，把社会系统的突发事件，同自然界的燃烧现象进行了形象的类比[3]。这一方法形象生动但却限制了这一理论的适用范围与解释力。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危机事件放在系统演化的背景下，从系统演化的视角出发，运用熵理论对社会风险的本质、风险的构成、爆发的内在机理作以阐释，为公共危机事件的风险管理提理论基础和思想方法。

1“熵”：社会风险的内在本质

熵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热力学领域，被用来描述物质的状态，为度量体系混乱状况的重要参量。这一概念经过不断的扩展，“后续的学者运用这一参量而描述所有物质、事物与系统的运动方式及混乱程度等[4]。”熵概念成为描述系统状态事物运动状态或存在状态的不肯定度(不定度)的参量，因其所具有的深刻内涵和强大的渗透力的，熵理论从物理学扩展到生物学、信息论、管理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甚至成为了一种世界观[5]。熵理论已逐步成为用来解释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的科学理论的框架。系统论创始人贝塔朗菲认为：“系统能够被认定为某一作用关系下和环境产生关系的多种要素的总和[6]。”可以说系统无处不在，从无机界到有机界，从自然到社会，任何一种现实事物都是一个系统。而系统最为主要的特点就是结构、就是“序”，而系统的演化，也是系统构成要素与序的变化，而熵正是“描写系统结构、分析系统演化的物理量[7]”，是对系统内的序与功能态的描绘。任何系统处于不断地变化运动当中，熵值能够体现出既定的宏观状态下，系统内微观与中观层面下各结构状态出现变化的状态，也就是说能够描述出系统的混乱程度。通常，越混乱的系统所对应的熵值越大；越有序的系统所对应的熵值就越小。“系统的熵值实际上是系统无组织程度的量化表述[8]”。风险、危机正是在危机管理中表示着类似的内涵，系统内在风险的表现为系统的脆弱性、系统内的因素相互作用越为混乱、结构越不稳定，系统的熵值越大，也就越脆弱，系统遭到冲击后解体的风险就越大。用Risk表示一个承灾系统内风险大小程度或者说是潜在的危机程度，Ds表示系统的总熵，那么其二者的关系可以表示为如下函数关系：Risk=f(Ds)（1）这是一个递增函数，表示在一个承灾系统中，系统的熵值越大，那么系统就越不稳定，其解体的风险就越大。风险，人们有过很多种定义。从系统的观点讲，就是系统从稳定状态演化到了一种无序，失序，结构的倒塌，系统解体、严重失序的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它是系统潜在的危机。熵值越大，那么系统的混乱、失序就越严重，生命力就弱，系统遭到破坏的风险就越大。因而，“熵”与“风险”都是对系统存在状态的描述，“熵”是系统内在的微观状态的描述，“风险”是系统外在的宏观表现，它们有着内在本质的一致性。

2社会系统风险熵的具体构成

[摘要]从制度评估目的、实施主体、评估内容、评估程序四个方面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和社会影响评价进行比较分析。今后，完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需要进一步探索利益共享机制、构建多元化的评估队伍、丰富评估内容和完善评估方法。

[关键词]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社会影响评价；比较分析

随着社会经济格局调整加快，利益分化程度加大，社会矛盾凸显，且矛盾的关联性、聚合性、敏感性不断增强，社会稳定潜藏着巨大的风险。为此，在我国全国各地各行业已逐步开展了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管理机制。对于从事国际项目投资的企业而言,却尚未重视社会稳定风险的评估，更多的仍然是将社会评价作为评估社会风险的工具在运用。然而，国际工程不同于国内工程，其受到所属国别的政治风险和地区稳定风险的影响和制约较大。因此，有必要借鉴国内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理念，结合国际项目社会评价的特点，开展比较分析研究，探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和社会评价的异同和优劣，以求可以适时引入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与社会评价手段相结合开展项目评估，从而全面了解到项目投资的社会影响和效益。文章从两种评价（估）机制的评价目的、实施主体、评价内容、评价程序对两者进行比较，以期为深化、促进和完善评价机制提供借鉴。

1评价（估）目的比较

相比较而言，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目的很集中和明确，即以“稳定”为中心，坚持“稳定高于一切”；而社会影响评价以“可持续发展”为中心，坚持“发展成果共享”，而发展的基础则是稳定，稳定的效果表现是有发展，因此，两者的目的有包容性。但是，稳定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发展，因为它还需要利益共享机制将社会效益均等化。因此，可以看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目的更具针对性，而社会评价的目的更具广泛性，在出发点上前者需要向可持续发展靠拢，实施稳定与发展并举的措施，积极探索项目经济社会效益的共享机制，以缓解和规避社会稳定风险。

2实施主体的比较

在现代风险社会中，刑法的触角已延伸至风险规制的领域，由此引致风险防控进程的多元化与法益保护的前置化，刑法特有的最后保障法性质与严厉性更进一步凸显了刑法的重刑化趋势。要实现在风险刑法羽翼下对法益理论的流变考察与规整梳理，统筹兼顾法益的刑事政策机能与人权保障机能，对现行法益理论进行实证分析与重新解构是必不可少的。

一、风险刑法中法益理论的嬗变

肇始于德国学者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本是社会学上的理论命题，主要用来描述后现代社会工业科技的过度发展给人类生存环境所带来的风险与挑战。风险与传统危险的最大不同在于它是由一系列偶然因素组合起来的，风险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危险则沾染上了主体的价值评论，具有消极的价值属性。风险“潜藏于早已具体存在的混乱无序状态13益显现的过程之中，正是因为这种混乱无序状态使得社会生产管理机制及针对危及人类生存巨大威胁和灾难而设立的预防预警机制等，早已变得乱糟糟一团而一发不可收拾”。④由于其与当代刑法积极一般预防的刑法思潮相契合，推进了现时法益理论的多元流变，并进而体现在法益内涵的扩展与危险源头对象的扩充方面，因而使得刑法能够及时随风险社会犯罪情势的复杂演变，适时检讨与修正相应的刑法规范，以防控风险。作为德国刑法学者罗克辛提出的客观归责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危险创设与被允许的危险的理论和风险升高理论，保护目的理论的归责基础与前提就是风险刑法中的危险行为。其认为：只要行为人引起或加大了不被允许的危险且导致了危害结果的发生，在规范保护目的及构成要件效力的因果关联范围之内，就能肯定对行为人的客观归责。该理论将创设或升高风险的行为视为规范的内容(禁止)，且大量援引行政取缔规则作为判定风险行为的标准，因而可以说是风险刑法理念的典型反映，其旨趣在于强化风险行为的刑法规制，扩张法益保护法网。在风险社会中，通过国家公权力管理与控制风险的立法尝试及对一般预防中事前预防功能的强调，使法益保护范围、保护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导致了法益保护的前置化与法益概念的精神化趋向，不仅将造成法益实害与具体危险的风险行为作为刑罚规制的范畴，而且把为数众多的抽象危险列入可罚性的范围，从社会安全性方面寻求刑罚正当化的根据，有将结果犯或实害犯作为危险犯处罚的危险。法益的违法性评价机能与解释论机能使法益保护的前置化(保护时间序列的提前化)13渐成为防控社会风险的刑事立法政策。另外，免除控方证明责任的抽象危险犯的刑法规范的设立(主要是在危害公共安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及经济犯罪中)更意味着风险社会刑法机能的深度转变。但在这种以功利为导向的风险规制语境中，同时也潜藏着打破刑法功能平衡的危机。对于侵害法益危险的抽象化突出地表现在此次《刑法修正案(八)》的相关规定上，例如关于危险驾驶罪的增设与生产销售假药罪的构成要件的变化方面。特别是前者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就构成犯罪，对其性质的判定就有行为犯与危险犯的区别。2011年5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向各高级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正确适用刑法修正案(八)依法追究醉酒驾车犯罪案件的紧急通知》明确规定：刑法第133条之一规定在道路上醉酒予以追究刑事责任，虽然没有规定情节严重或情节恶劣的前提条件，但根据刑法第l3条的规定，危害社会行为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然而2011年9月14日公安部了《关于公安机关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犯罪案件的指导意见》则强调指出：从严掌握立案标准。经检验驾驶人血液酒精含量达到醉酒驾驶机动车标准的，一律以涉嫌危险驾驶罪立案侦查。从以上对比可以看出：两者对醉酒驾驶构成危险驾驶罪的定罪和处罚标准在具体操作标准方面具有不同理解，联系到本文对于风险社会刑法法益的理论命题，公安部秉持风险社会侵害法益行为的风险防控理念，着重考量行政管理的便利性及效率，强调刑法的功利性机能，此实质上是法益侵害实害化向抽象危险精神化演变的独特进程。而最高人民法院则坚守刑法的最终裁决者及社会公正的终极守护者角色，避免社会舆论和政治目的挤压下的政策性刑法严重冲击刑法的法律理性及安定性，谨慎遏制风险预防原则推动的刑法能动化倾向所导致的重刑威慑的冲动。

二、社会危害性、刑法法益、损害原则

在中国刑法中，社会危害性是从作为犯罪本质、犯罪概念中的核心要素，抑或是刑事违法性的根据、阻却违法性事由，还是从作为刑事立法的理论基础及刑事司法的指导原则角度探讨之，一直颇有争议。笔者认为，大多数论述混淆了彼此之间的层次构筑而陷于自我论述的封闭系统以求批驳他人论点，因而欠缺精当。本文选择以刑法规范合法化基础为视角对中国刑法中的社会危害性理论、大陆法系的法益论、英美刑法中的损害原则进行辨析。

中国刑法社会危害性论中的“社会”在当今风险社会中具有特定的蕴涵。后现代社会中风险规制的失灵带来的恐慌在最后的保障法(刑法)中沉淀，刑罚功利化目的的落空使得公民让渡自由以换取自由保障的初衷无法实现，自由与秩序的紧张平衡引致刑法基点由人本机能向非人本机能的转变。有学者认为：社会危害性论是犯罪的本质特征及四要件犯罪构成的本质特征、犯罪构成确立的实质基础，同时也是认定犯罪行为的根本标准。②其将社会危害性看作统领犯罪论体系、犯罪认定的前置性概念，以致社会危害性论承载了太多其无法负重的刑法功能及使命。在社会危害性的内在涵义中，“社会”已不是传统的前工业社会而是科技智能化、资本全球化、生产国际化所引发的高风险社会，其中的“危害”更多地表现为环境公害、金融风险、食品安全犯罪等宽领域、多层次、跨地域的公共安全事件，其内在机理求之于刑法的实质公正及社会防卫，是实质正义先于程序正义的呈现，与此同时也弱化了刑法自由保障机能的张力，且从社会危害性的语义论述及司法适用实际操作层面上分析，易致其与罪刑法定原则的脱节及超法规入罪事由的泛滥。大陆法系特别是德国刑法中的法益论，在承继社会危害性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增添了“法律承认的限定”，羁束了实害及其危险过于扩张刑法射程的冲动，将实质违法性的理念融入法益的概念中，强调刑法的安定性与人权保障价值。但与社会危害性论所固有的局限性一样，法律利益实质内容的空洞化与文本描述过于宽泛，不利于发挥法益的界限及个别化机能。另外，探求刑事违法性依据的初衷本在于建构刑事立法的指导方针及理论前提，现在又说法益在于法律承认的利益，这种循环解释无助于对违法性实质的提炼与发掘。有学者建议将社会相当性概念注入法益之中以充实其空旷的内壳，以此解决法益内涵过于抽象概括化的弊端。但是社会相当性本身所指并不明确，且其认为，社会的相当行为，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历史上形成的社会伦理性的秩序范围内，由这种秩序允许的行为(威尔泽尔语)④。此种论断有使法益论陷入行为无价值论泥沼的危险。对于法益在犯罪论体系中的位置而言，其是先行于犯罪构成要件的基础理论还是作为构成要件要素之一而存在，也是一个令人颇费踌躇的问题。如果是前者，那么法益论会重蹈社会危害性论统领整个犯罪论(想解决诸多问题却又力不从心)而其蕴含却又虚实不明的覆辙，削弱其本来具有的违法性评价及解释论机能。若为后者，由于具体个罪法益指称的个别化，易致宽泛地认为都是法律所承认的利益而使法益概念变得无足轻重。英美法系中作为刑法规范合法化的基础起重要作用的是“损害原则”。

摘要:风险社会中，刑法是降低风险的有利武器。所以为了保护刑法能够落实，必须将刑法的保护贯彻到底。而且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的不断发展，风险全球化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刑法对风险发生的反应也有了新的方式和新的特征。刑法面对风险社会时，主要是对人为的危险进行引导性的保护，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群体对安全的追求。所以更应该将刑法的保护作为重点。

关键词:风险社会;刑法;保护

一、风险社会:责任刑法转向安全刑法的条件

(一)风险社会的解释。随着全球化的脚步不断前进，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生存的不确定因素逐渐增多，导致社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危险，现代化和全球化将是给未来社会带来风险的重要因素。随着其他风险因素也不断出现，所以我们称这个社会为风险社会。在风险社会里，两种不同的分配方式并存，传统的物品分配和如今的风险分配一起引导着人们的分配方式。(二)控制风险社会的发展的原因。所谓“风险”，就代表着不可预见的后果和人类所无法猜测的结果，或是无法规避的结果。风险的出现，结合了社会中的各种因素，有政治，军事，人文，科技等比较重要的因素，也有一些辅助的因素。从核武器出现后的核灾难到经济上的金融危机，从屡屡发生的环境灾难到科学上的基因威胁。这些都是已经发生过的现实。现在出现的新风险如全球变暖，信息安全问题，化学物质威胁。这些都是我们社会要面对的风险。所以说，我们已经处在了一个风险社会，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尽量控制风险，减少更多的不确定因素，从而给社会以更多的安全。(三)刑法的规范保护。刑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维护法治社会的重要组成。刑法的存在和贯彻落实，能够保障社会的稳定，人民的安全，和整个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在风险社会中，刑法的存在将是降低风险的重要武器。由于风险的不确定性，这些风险可能会给社会带来毁灭性灾难，所以要规范保护刑法，对于一些特殊情况，刑法要增加一些条例，以便于在面对各种风险时有较为及时的反应。所以要将规范保护刑法作为一件重要的事情。(四)罪责刑法向安全刑法的过渡。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的刑法已经无法满足稳定社会秩序的需求，也无法应对各种风险的出现，所以，刑法的转变已经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传统刑法是当出现客观的伤害时，才能以罪定刑，而转变为安全刑法最基本改变就是当出现不可控的因素时，刑法就可以将其扼杀在摇篮中。安全刑法与罪责刑法相比，安全刑法不仅可以在风险发生之前介入，而且可以降低社会的损失和代价。所以将罪责刑法逐渐转变为安全刑法，是控制社会风险的重要保障，是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前提。

二、风险社会:刑法规范保护范围的扩张

刑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人民利益和社会稳定的最高法律，在风险社会中，为了能够使刑法对于风险有更充足，更快的反应，必须将刑法的范围扩大推进。通过建立各种结构，完善法律漏洞来实现刑法保护范围的扩张。以预备犯为例。由于预备犯没有造成实质性的社会伤害，所以无法举证犯罪行为，所以不在刑法的管辖范围内。但是在面对风险社会时，预备犯已经对社会构成了一定的风险。所以刑法应该将这些因素纳入法律范围，在一定程度内控制风险的发生。现在已经有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法规将预备犯纳入管理范围，而且有了相对完善的机制和机构。从已经对预备犯管理较为完善的地区和国家中不难看出，安全和稳定对于社会的重要性。所以在我国，在法治社会，刑法的功能和社会的发展要相适应，以满足社会需求。

摘要：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公共风险已经进入高发期，且各类风险交织在一起。如果不能及时地对之加以防范和化解，社会公共风险就有可能演变为社会公共危机。财政化解公共风险的过程必须借助于市场的力量，强化市场机制化解风险的能力：应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范围，为有效化解社会公共风险提供必要的财力保证；建立各级风险管理机制，强化社会救助，构建弱势群体的临时保护机制和社会风险应急基金。

关键词：社会公共危机；社会公共风险；财政支出；市场机制

现代社会是一个到处充满风险的社会，尤其是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公共风险已经开始进入高发期，且各类风险交织在一起。如贫富分化加剧，生命安全和社会尊严安全受到威胁，社会治安状况恶化；SARS、艾滋病、性病以及禽流感等高强度传染病的暴发和流行，食品质量的降低等使人民的健康安全和心理安全受到威胁；生态恶化及灾害应对机制落后，危机预警和监控机制欠缺，行政执法监控出现漏洞，以及危机处理操作不当而导致的人为社会安全危机等。再如，近年来我国矿难事故频发，若在网上搜索“矿难”一词，可显示出近两万条相关网页。另据国家安监总局2005年11月28日的2005年1月1日～11月27日的全国安全生产简报：全国发生一次死亡30人以上的特别重大事故12起，死亡795人，其中煤矿企业发生8起，死亡640人，同比增加3起、352人[1].2004年岁末，中国的两个国有重点煤矿———河南大平煤矿和陕西陈家山煤矿相继发生特大安全事故，分别有148人和166人遇难；2005年2月14日，辽宁阜新矿业集团孙家湾煤矿发生瓦斯事故，死亡人数多达200余人；而11月27日，黑龙江七台河东风煤矿发生井下爆炸事故，169人死亡。2005年11月13日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发生爆炸，专家估算约有100吨苯类污染物进入松花江，直接导致哈尔滨市停水4天，给市民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这些事件的发生共同预示着一个高风险社会的来临。如何有效地防范和处理社会公共风险，以维护社会、经济及政治的稳定，确保各方面的有序发展，成为我们面对的严峻的现实问题。

一、社会公共风险的理论界定

20世纪后半期，社会公共风险问题逐渐被国内外学者所关注，并形成了关于风险的理论和学说。德国的马尔里希。贝克首次提出“风险社会”这一概念。在其《风险社会：迈向一种新的现代性》一书中，贝克将生态危机视为社会危机，并在此基础上诊断工业文明所面临的困境。他认为，人类以前的活动所涉及的都是个别人的风险，而现在则是所有人类面临的全球性危险；以前所谓的风险带有勇敢和冒险的意味，而现在，风险则是指对地球上所有生命毁灭的威胁。基于此，贝克把现代社会称之为风险社会[2].英国的安东尼。吉登斯认为，风险社会就是日益生活在高科技前沿，无人能够完全明白，也难以把握各种可能的未来；他认为风险有“外在的风险”（externalrisk）和“人为的风险”（manufacturedrisk），其中外在风险是指意外地从外部打击个体的事件，这种事件的发生有一定规律可寻，而人为的风险则几乎没有任何防范经验可以借鉴，难以预测。德国社会学家卢曼认为，贝克主要关心的只是技术风险，是一系列灾难性后果，而现实社会生活中还有许多其他风险，如金融市场投机中的风险、人生筹划中的风险、不安全的性活动中的风险，乃至在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努力去申请有关风险研究的基金而得不到的风险等等[3].英国社会学家斯科特。拉什认为：在“风险文化时代，人们的主要任务就是防止和排除诸如生物技术、空间技术等飞速发展后所造成的包括生态风险、核风险在内的各种可以危及人类毁灭人类的巨大风险”[4].

在我国，一些学者自1980年代以来也开始了关于社会公共风险问题的研究。如1987年王巍出版的《国家风险———开放时代的不测风云》一书就对风险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宋林飞（1999）认为，“社会风险是社会所难以承受的损失或影响。我们对风险的理解有以下三个要点：（一）风险是关于不愿发生的不确定之客观体现；（二）风险是‘可测定的不确定性’；（三）风险并非只是在实现决策时带来的损失，而且也指偏离决策目标的可能性”，并于1989年提出“社会风险早期预警系统”[5].此外，其它一些学者也对社会风险问题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研究，如著名财政学家刘尚希博士主要从财政的角度对社会公共风险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风险评估与重大决策程序

在传统的行政法治框架下，行政程序主要源于制定法规范的明确要求。通过公开、公正、公平的行政程序制度，将行政过程纳入民主化、理性化的轨道，是现代行政法的一个重要使命，也是现代行政法治的一个重要特征。［1］3而且现代行政法治所要求的行政程序，应当是体现政府守法、民主参与、理性决策、公开公正之精神的“现代行政程序”，而不是行政系统内部用于层级控制、请示汇报的办事规则和行政手册。［1］3在此意义上，作为体现现代法治精神之行政程序，并不只是作为行政权运行载体的时序、步骤、方法，而更是基于法规范要求，体现民主参与、沟通理性等现代价值的法定程序。(一)重大决策的形式与程序规范国务院在《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中已经明确提出，要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在我国，重大决策主要通过各级政府或相关政府职能部门作出，重大决策程序因此也主要体现为行政程序。①尽管《意见》已经明确了重大决策的五道必经程序，但《意见》毕竟不具有直接的法规范效力，其对于重大决策的制定也只能依据行政系统的上下级命令而具有事实上的指导效力。在风险评估程序未为各领域的实体法和行为法转化以前，风险评估只是行政机关实现决策理性的一种自我规制程序，不能产生具有对外效力的法规范效果。重大决策并非一个性质明确的法律概念。对于何为重大决策，学理上和实务界并未形成统一认识。各地关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具体办法，对于何为重大决策，作出了一些细化规定，内容大同小异。②从“重大决策”的内涵来看，其主要是从决策的影响范围和程度来判定，而非决策的具体形式。而行政程序，通常是以行为的具体形式作为规范对象，如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检查等。重大决策既可能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呈现，亦有可能以行政处分的方式作出(如重大项目的审批、许可等)。对于规范性文件，不少地方出台了专门的程序规范。尽管目前我国尚未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但各地已在不同层面制定了形式各异的行政程序规定。如《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山东行政程序规定》、《汕头市行政程序规定》。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程序要求，在地方层面的制度规范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对于行政处分，有实体法领域的相关规范和行为法上的程序要求予以专门规范。这些领域的规范尚未专门规定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制度要求。在实体法领域，例如，2007年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确立了国家建立重大突发事件风险评估体系的制度。①但其针对的对象是“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既非针对某一特定的行政处理决定，亦非针对规范性文件。因此，尽管《意见》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重大决策的一项必经程序，但由于重大决策形式的多样性，统一程序规范的欠缺和实体法领域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要求的欠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一项行政程序，在不同的实体法领域、在不同地域、在以不同形式作出的情景下，皆可能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对于其效力和地位，亦不可一概而论，应根据重大决策作出的具体形式、具体的行政领域、具体的地域具体判断。(二)重大决策程序与政策形成自由基于统一行政程序法的欠缺和重大行政决策形式的多样性，实践中绝大多数重大决策的作出并无统一的法定的程序规范。各地基于维稳、控权等要求开展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就主要体现为一种裁量程序。程序裁量，即在法律法规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及其他承担行政任务的主体有权选择作出行政行为的程序种类与形式，自主确定行政过程的内容。［2］程序裁量的意义，就在于法律未对程序作出特别规定时，赋予行政机关及其他承担行政任务的主体以行政过程的形成自由。美国著名行政法学家戴维斯教授明确提出:“裁量并不局限于实体性的选择，而且还扩展到程序、方法、形式、时限、重要程度以及其他附属性因素。”［3］《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10条规定:“如果没有关于程序形式的特别法律规定，行政程序不受确定形式的拘束。行政程序应当简单合乎目的和迅速地进行。”［4］虽然法律未对程序的形式和种类作出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及其他承担行政任务的主体在行使程序裁量权时，仍应遵守符合法定目的。正如日本学者所言:“行政有义务关于手续执行与手续形成之决定，以规范拘束力，手续目的为方向，并且所有宪法上及法律上有关行政手续目的规定，特别是相关行政事务之最佳决定与最佳履行，包括国民权利之保护与实现。”［2］(三)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一种裁量程序的局限如前所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目前在地方政治实践中，主要作为重大决策的一种裁量程序装置而存在，欠缺制定法的程序构造与制度理性。尽管有行政问责和层级监督等行政化的监督机制，但由于社会稳定风险的扩散性和后果的无法估量，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一种裁量程序自然无法承担起其应有的功能期待。特别是，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主要是一种行政程序，但行政程序无法承担起扩散至整个体制层面的风险控制任务，其超出了各级地方政府的制度掌控能力和信息负担能力。为了避免社会稳定风险酿成总体性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还需要在整个体制的范围内进行规范层面和制度层面的改革。为此，通过中央或地方层面的立法，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由裁量程序转化为法定程序，并将程序正义的理念和制度纳入其中，就成为未来提升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理性的必有之路。

风险社会下行政决策合法性的两个基本路径

(一)风险社会中传统管制模式面临的难题近代以来西方法治国家规范行政决策的基本方法是通过民意机关的立法指令来为行政机关的活动提供合法性和正当性，其要旨是借助立法权的正当性来为行政权及其活动提供合法化资源，从而带有很强的形式主义色彩。并且，依传统模式作出决策的前提是要有明确的事实认定、得到较为确凿的证据支撑、有较为确定的规则依据、在裁量范围内不作出通常有理智的人绝不可能作出的行动、为秩序的安定性提供信赖保护或合理期待、甚至在手段和目的之间应该进行比较精确的成本———效益计算以达到合比例要求，等等。［5］3可是，在风险社会的重大决策中，传统的行政法规制模式很难解决以下两个问题:其一，知识上“不确定性”风险(uncertainty)。例如，建设垃圾焚烧场，从选址建设时起，就存在风险是否存在、风险有多大和风险是否可控等讨论，而这些问题都与该决策是否具有合法性有关，但对于这些问题，即便是专家也未必能给出一个较确定的答复，这必然导致立法机关所制定的规则无法做到明晰、确定;其二，民众认知上的风险。科学上的不确定性很容易造成民众认知上的恐慌，对于一个建立在身边的垃圾焚烧场，民众先天地就存在一种反感，科学上的争论只会加剧民众的不安全感，从而给决策增添压力。①所以对于此类重大项目在决策时存在我们的法治模式无法提供规范的例外的情形(即风险)，因而一般情形下采用的通过民意机关的授权来为行政权提供正当性和合法性证成是不可行的，指望民意机关通过制定详细、严密的规范或标准来为行政机关的能源项目的建设决策活动提供坚实的依据则是愈发的困难。(二)以风险评估为核心的专家理性模式在现阶段形式法治无法证成的前提下，重大决策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所证成的路径主要是通过民主与科学，即公众参与和专家意见。但是这二者之间也是存在张力的。在如何缓和、化解此类工程所带来的风险的问题上，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主张:一种是科学理性模式。即既然代议机关不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规则用以规避风险，那么就对行政机关进行宽泛和模糊的授权，以便行政机关在理性的支配下(即专家的指导下)有充足的权力去进行决断。行政决策在行政法治中的普遍出现，本身就是现代行政专业化和复杂化的体现。面对现代行政，仅仅依靠法律的形式规则显然难以有效回应相关需求，大量的行政任务需要以政策的形式来完成，其中法律规则仅仅能够提供程序指引，而很难或不适宜提供具体的实质内容指引———依法行政在这一意义上被相对化为法定程序下的“合理行政”。这一路径依赖的主要制度是专家咨询和论证制度。通过政府自有机构、政府合同委托机构、民间独立机构以及大学内部机构等多系统运转，将政治权力对知识的强制可能性降至最低，通过知识来源和竞争机制的多元化化解知识垄断，从而为具体的行政决策提供真正科学意义上的理性支撑。风险概念是一种独特的“知识和无知的结合”，人们一方面在既有经验知识基础上对风险进行评估，另一方面又是在风险不确定的情况下决策或行动。因此，普通民众需要依赖专家，因为技术风险没有专门知识予以应对是不可想象的。然而，专家本身又是知识和无知的结合体，经常会对同一个问题持不同或相反的意见;专家也可能同时受雇于一些企业和政府机构，被相关利益团体“俘获”，影响专业判断的客观性;在现代社会，随着分工的精细化和社会复杂性的加剧，科学领域的不确定性也不断增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不断发生的工业及环境风险的危机下，早前合法地称为科学的技术领域突然发现了自身的不可靠性。从前的科学是真善的保证的理念已经成为历史。”［6］因此，当技术专家建议决策者应当如何设计制度安排以控制风险的时候，他们不再是协助公共治理控制风险，而实际上是在生产更大的不确定性，因为他们的行为已经跨越了技术科学的功能边界。［7］技术专家的功能在于为决策者提供各种方案技术风险的精细分析，而不应代替决策者作出政策选择。因此，即使在技术性的风险决策中，无论是通过风险评估，抑或通过专家论证获得的专家意见，都不能成为绝对的真理，成为拒绝公开和排斥公众参与的理由。(三)以公开和参与为核心的公众参与模式另一种模式则是引入直接民主模式(或公众参与模式)，既然科学知识上存在不可解释的“不确定”性，那么就将此问题交付民众裁决，以此获取决策的广泛的可接受性。随着世界范围内公共事务由“统治(government)”向“治理(govern-ance)”的转变，非政府主体，通过或者直接参与行政活动，传统上被认为是“私人”的非政府主体成为了风险规制这一“公共”管理活动的决定者之一。［8］在风险规制中，所有受到风险影响的人，都有权参与相关的风险决策。通过广泛的公众参与，可以削减政府风险规制所面临的因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不确定性，从而有利于政府更有效地进行风险规制。布雷耶法官也注意到风险认知价值偏好的存在，他也评价了专家和公众之间风险认知的差异，但是他认为专家与公众之间的差异是无法通过科学的方法加以弥补的。第一，现代社会里的风险既是物质存在，也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正如玛丽•道格拉斯(M．Douglas)和维尔达沃斯基(A．Wildavsky)所主张的，风险是关于未来的知识与对于最期望的未来所持共识的共同产物，是一种认知或理解的形式。风险的严重性并不在于风险本身，而在于风险的附着对象。［9］就未来尚未到来的当下而言，什么是风险取决于人类作为社群的主观认知，就是说，风险同时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风险治理需要以社会中广泛存在的风险交流为前提。无视这一点的风险规制活动，必然会受到来自民众的挑战和质疑。［10］第二，风险评估的过程无法完全脱离民众而存在。在技术性风险评估的框架中，风险评估是一种分析过程，运用有关某一物质的成分及其对生态系统的影响的可得科学信息，就暴露于该物质环境产生危害的可能性作出评估。风险评估本身是由四项不同的分析步骤组成:风险识别、剂量—反应评估、暴露评估和风险界定。这些过程都无法脱离民众而单独展开。如典型情况下，风险识别依赖于如下四种信息中的一种或多种:(1)受控的人体试验;(2)流行病学研究;(3)动物试验;(4)化学结构、放射性、突变性、DNA损害及修复等的研究。这些研究都离不开对不同地域、不同人群的样本选择。这种选择也不能完全由科学专家通过内部程度封闭决定。第三，风险决策必须是在民众广泛参与基础上作出的风险分配。风险评估被认为主要地———虽然并非排他地———基于科学证据和科学分析。而风险决策是规制机构在充分考虑政治、社会、经济、工程中与风险有关的信息，以开发、分析和比较各种规制选项并选择适当规制方案回应潜在的长期健康危害后，做出的决定。风险决策不可避免地要求对诸如风险的可接受性和控制成本的合理性等问题作出价值判断，科学永远不能单独成为风险决策的充分基础。因此，规制机关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作出风险决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公众的不同利益诉求，从而做出不同的风险分配。在此过程中，公众参与具有较大的作用空间。当然在实践的决策过程中，行政机关不可能做到完全不考虑公众的意见或专家的意见，只是在不同类型决策中，二者所占的分量不同而已。因此，如何通过程序的设计来规制行政权力的恣意和专断，并且在程序中充分引入风险评估和公众参与两种制度，从而使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决策时具有科学性和民主性，成为制度建构必须面临的难题。

风险评估的科学性保障———以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为例

在风险社会中，行政决策必须具备科学基础。这种科学基础主要通过以风险评估为代表的专家咨询制度得以呈现。我国当下在地方普遍推行的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就是旨在通过增强决策过程的风险意识，来提升行政决策的科学理性。本部分即以此为例，分析风险决策科学性的制度保障。(一)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如何可能如前所述，域外风险治理框架下的风险评估，主要指向食品、药品、能源、环境等领域的技术性风险，是运用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方法，综合已发生的大量案例的详细资料，估计和预测风险发生的概率和损失幅度。在此种语境下，风险评估主要是一种科学性评估。其应当严格区别于后续的风险决策过程。然而，社会稳定所面临的风险不完全等同于上述语境下的技术性风险。社会稳定风险具有如下几方面的性质:1、社会稳定风险是一种次生风险。与技术性风险主要是基于某一元素、某一技术在科学领域的未知性及置身于复杂情景下的应变产生的风险不同，社会稳定风险通常并非基于决策本身的问题，而是基于其他前置性要素存在的未知风险而产生。如在各地因PX事件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其社会稳定风险源就并非基于该决策本身，而是PX技术可能存在的环境污染风险。在各地因垃圾焚烧场的设置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其风险更多并非基于选址本身的问题，而是垃圾焚烧作为一种垃圾处理技术可能引发的环境污染问题。因此，与技术性风险的单一性相比，社会稳定风险通常是一种次生风险，是基于其他技术性或社会性风险而引发。因此，对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既要考虑风险管理决策作为公共决策所面临的风险，更需要考察其前置的技术性或社会性风险。2、社会稳定风险作为一种综合性风险。与技术性风险主要面对的是某一元素、技术等存在的科学上的不确定性不同，重大决策事项中可能引发社会风险的元素可能是多元化的，即包括某一技术、某一政策本身在科学性上的不确定性，亦有可能因为利益相关人对相关政策不知情、不了解等引发，亦有可能基于对政府的监管不信任而产生。因此，社会稳定风险主要是一种综合性的风险，其可能包括技术性、社会性、自然性、财政性等多个方面的要素。重大决策制定和实施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存在的风险，都可能成为社会稳定的风险源，如果处理不当都有可能引发社会稳定风险问题。3、社会稳定风险作为一种社会性风险。与技术性风险主要是一种科学性问题不同，社会稳定风险尽管亦有可能基于技术性风险而产生，但其本身更多的是一种社会性风险，是基于利益相关人和公众与决策主体之间的诉求冲突而产生。因此，技术性风险评估通常借助于理论假设、环境模拟、动物试验等多种方法而进行。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则因其影响因子难以量化、数据样本的有限等因素，难以完全比照技术性风险评估而进行。通常情况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则需要更多地借助于社会管理方面的专业人才，通过充分的信息披露和意见交换来解决。(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应在法治的框架下进行正是基于社会稳定风险的次生性、综合性、社会性特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制度建构不宜完全照搬技术性风险评估。但二者之间并非完全没有类似之处。域外风险治理已经形成了相当成熟的理论框架和制度建构，其足以为我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制度完善提供可资借鉴之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是公权力主体行使公共权力的一个过程，尽管其结果并不当然对利益相关人和公众之合法权益产生直接影响，也应遵循法治的基本框架。当下以行政措施为主要载体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并不完全适应建设法治国家的政治目标。为此，需要尽快完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法制建构。特别是需要完善如下几方面的问题:1、提升风险评估程序的法律地位，将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从“必经程序”提升为“法定程序”。作为一种必经程序，其仅仅是决策主体决策权限范围内的一种裁量程序，无法经由行政复议和诉讼接受完整的合法性检测。要提升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制度理性，必须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上升为一种法定程序。未履行此法定程序，成为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撤销重大决策或确认违法的法定理由。2、明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范围。尽管重大决策主要依据决策对当事人的影响范围和程度来确定，对其内涵难以做出精确界定。但目前实践中普遍采取的“定义+列举+排除+清单”的立法例，已能相对精确地勾勒出重大决策的范围。唯有将其范围法定化，方能排除行政部门的选择性适用，增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适用效力。3、决策主体与评估主体的适度分离。决策主体的责任在于以风险评估报告为基础，综合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要求，审慎做出风险管理决策。而评估主体的责任，主要从科学性、社会性的角度，对评估事项所存在的风险进行理性分析和评测。如果由决策主体直接来承担评估责任，则其极有可能将其政治考虑(意欲推动该决策的实施或阻碍该决策的出台)裹挟于风险评估的议程设定和评估过程，影响风险评估的科学性。［11］4、科学区分重大决策的风险类型，构建多元、复合的评估机制。基于社会稳定风险的次生性、综合性、社会性，对其进行评估难以通过单一的程序、方式实现。要提升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科学有效性，必须对其所涉风险进行分类，对于不同类型的风险，采取不同性质的评估机制。即:如子风险主要体现为技术性风险，那么应当以科学专家为主，通过理论假设、科学实验等方式来进行风险预测和分析;如果子风险主要体现为社会性风险，则应以社会管理和利益相关人为主，通过公平、开放的信息披露与意见交换程序进行。5、专家的利益声明与回避制度。为防止专家为利益集团所俘获，应当建立专家的利益申明与回避制度。专家在应邀参与风险评估时，如果与所评估的事项存在法律上或事实上的利益关联，应当提前提出并进行回避。但是这一点并非绝对，如果其回避可能影响风险评估的科学性和公正性，如该专家是某一技术领域的绝对权威，其回避可能严重影响风险评估的科学性，即使其与所评估事项存在利益冲突，也可不予回避，但应作出利益声明，防止其利益关联影响风险评估的科学性。6、评估过程和结果的公开及可审查性。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无论是否作为后续监管决策的过程性行为，其都属于决策主体在行使公共权力过程中产生的信息，除了法定的免于公开的理由外，不得以任何借口拒绝公开。风险评估报告的公开，不仅有助于利益相关人和公众知情权的实现，其对于实现对评估者的监督、提升评估过程的审慎，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此外，决策者的风险评估报告，并不存在免于审查的法定理由。无论其是作为后续风险决策的基础，还是单独作为一个风险报告而存在，只要其对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产生影响，其就应接受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审查。复议机关和法院可以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深入审查。

摘要：近年来，随着科技的进步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社会审计暴露出了越来越多的弊病，审计风险覆盖的范围逐渐扩大，严重影响了市场的平稳运行与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如何有效控制社会审计风险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针对社会审计风险的内涵以及成因进行较为详细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有效控制审计风险的措施，为社会审计风险的降低提供了现实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审计风险；内涵；成因；解决措施

1社会审计风险的内涵

审计风险由重大错报风险与检查风险共同决定，重大错报风险是指财务报表在被审计前就存在重大错报的可能性，检查风险是指注册会计师实施程序后没有发现企业本存在的重大错报的风险。由于注册会计师具备专业胜任能力与独立性，为社会公众服务，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所以其审计结果具有一定的合法性与公允性。经过审计，注册会计师若发现被审计单位的错报风险高，就会增加审计程序且严格执行以降低检查风险，反之，则可执行较为宽松的审计程序，最终达到将审计风险降低至可接受范围内的低水平的目的。

2社会审计风险的成因分析

2.1注册会计师自身的局限性。目前，我国实行风险导向型审计的方法，采取抽样审计的模式以提高审计的成本效益，在企业的高风险领域抽样多，低风险领域抽样少。同时，社会审计是受托审计，注册会计师没有法律权利，其审计程序、审计内容及审计范围均受到限制，注册会计师只能在权限范围内执行审计程序，发现重大错报、漏报，增加了社会审计风险存在的可能性。此外，部分注册会计师事务所规章制度不完善，存在内部竞争的情况，且部分注册会计师审计理念没有与时俱进，业务能力退化，职业道德素养有所欠缺，在审计过程中，更加注重自身的经济利益，为了降低审计成本而减少审计程序，可能导致社会审计风险进一步增大。2.2企业的客观条件与主观意图。首先，企业内部管理层有弄虚作假的动机和嫌疑，被审计单位为达到某种目的而有意识地采用舞弊手段来掩埋真实情况是造成社会审计风险的最主要原因。例如，企业为了偷税而减少财务报表上的营业收入，为了争取银行贷款而在财务报表上隐瞒负债，虚构资产，上市公司在连续两年亏损后为了不被退市而在第三年徒增利润等。这些都增加了注册会计师审计工作的难度，同时也加大了审计风险。其次，我国很大一部分企业内部控制缺失或不够严密，企业内部人员权责模糊，业务流程不够规范，财务信息失真，极易在企业内部出现错报的情况，且错误得不到有效的处理、控制以及改正，从而产生社会审计风险。此外，部分企业的管理机构与监督机构不完善，而随着业务活动的日益复杂，企业内部存在的漏洞很可能导致错报的发生，增加社会审计风险。2.3审计工作客观环境的制约。目前我国关于审计的规章制度仍在不断完善与发展中，对注册会计师审计工作各方面的规定还存在些许不足。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以及社会的进步，审计工作逐渐暴露出了一些问题，而新的相关法律法规还未出台，已制定的一些准则、规定也难以适应审计工作转变的要求。因此，我国现存的法律环境会在某种程度上制约审计工作的开展。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以及外资经济都不断涌入市场，不同体制、不同规模、不同经营方式的企业相互进行交易往来，使得业务活动愈加复杂，提高了注册会计师审计工作的难度，从而也增加了审计的风险。此外，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企业使用财务管理专用软件进行记账、审核记账凭证、生成报表等一系列活动，这些存储在电脑中的信息具有不确定性，且容易丢失，受黑客攻击，加大了审计风险。

法律责任按照一定标准分为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由这三大责任构成的传统法律责任体系本身就是近现代法律发展的结果，如民事责任概念最早见之于日耳曼法，现代大陆法系继受日耳曼法并通过法典形式确立了与民事义务严格区分的民事责任制度，［1］83－84这就从过去民刑不分的法律责任中分离出了独立的民事责任。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传统法律责任体系面临着诸多挑战。反思风险社会中的各种经济、社会危机，社会公共安全等事件所暴露的制度缺陷，设计出妥善处理此类事件和防范类似事件重演的法律责任制度，是法律人的最大追求。

一、风险社会对传统法律责任体系的挑战

(一)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责任本质观面临着挑战

“现代性正从古典工业社会的轮廓中脱颖而出，正在形成一种崭新的形式———(工业的)‘风险社会’。”［2］2在风险社会之前，“责任的本质在于它意味着行为人具有自由意志。根据这一论点，责任是行为人和自由意志的一个功能或一个方面。”［3］8这种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责任本质观在风险社会面临着挑战。因为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具有全球性、不可计算性、可建构性、反身性、制度化性和传染性，［4］风险的可控制性、确定性或安全性的想法已经土崩瓦解了。如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所指出的那样，“由技术进步引起的社会秩序的混乱并不是什么新现象。尤其是工业革命开始以来，随着一种新的生产过程取代另一种生产过程，人类社会经历了一种无情的现代化进程。”［5］8“当‘现代性’与工业化的负面后果不再局限于惩罚具体的群体而是侵袭到每一个人时，我们就已经或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6］307这个时代充斥着诸如亚洲金融危机、卡特里娜飓风、印尼海啸、非典型肺炎、911恐怖事件、三鹿“毒奶粉”事件、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甲型H1N1流感等社会事件，日本大地震及其随之而引起的福岛核电站核泄漏事件再一次印证了全球风险社会业已形成。这些事件考验和冲击着传统的责任伦理和法律制度。阿尔温•托夫勒说:“工业社会生态污染和资源利用所出现的问题，已经达到与从前根本不同的新水平。”［7］175在吉登斯看来，风险社会是一个“失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危险更多地来自于我们自己而不是来源于外部，外部风险所占的主要地位已经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所代替，［8］50－52外部风险来自于人类的无知，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是人类不断发展知识以图控制将来和规范将来时所产生的一种意想不到的风险，这种风险具有不可计算性。贝克教授发出的“有组织地不负责任”的慨叹就是对风险社会挑战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责任观的最好诠释。

(二)风险社会中法律责任的风险控制功能凸显

法律从来就是人类社会管理、分配、预防风险的重要手段，义务或责任就是其具体的实施方式。罗马法谚云，“对偶然事件谁也不能负责”或“偶然事件由被击中者承担”。这些针对偶然事件的责任规则就已经蕴含了法律责任的风险分配功能。无论在大陆法还是在英美法上，风险负担都是合同法上的一个重要内容，甚至于“英美法历来将合同本身看成一种风险分配或转嫁机制，认为合同的基本目的与作用是在交易双方之间分配风险，即保证当事人对已同意的风险分配的服从”，［9］在联合国国际贸易术语中，风险负担也是重要内容之一。产权制度或者财产法的产生也是为了更有效地抵御外来侵占的风险，因为就土地的所有者建立政府保护他们的产权而言，“税收的成本要比私人各自防御所需花费的成本要小。这种节省可能来自于某种规模经济，它是由社会拥有一个大规模的武装而不是由许多小规模的私人武装来防御对土地的侵占来实现的。”［10］70在侵权法上，风险自负的受害人责任原则能够完全阻止损害赔偿的追偿;严格责任原则要求，“引起事故的人对受害人的损害赔偿负有法律责任，即使损害无法通过其实施合理注意而予以避免。”［11］226在皮特•凯恩看来，产生损害的风险与违反承诺和保证、干涉权利、不实陈述、违反信托、造成损害、不当得利及预谋犯罪等都是产生法律责任的基础，只是在民法范式里，基于产生损害风险的课责是一种例外，因为其重点在于修复而不是阻止。［3］311在特殊的情形下，法律会要求行为人对他人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如雇主对雇员的替代责任。庞德从风险的视角分析了普通法为什么要求雇主对雇员的行为承担责任。虽然“在雇佣过程中，雇主没有阻止雇员实施侵权行为的义务”［12］147，但是，“一个人通过雇员或人来运作一个企业，而这些雇员和人会因运营该企业给他人造成损害，那么他就使他人处于这样一种风险之下，即他们无法从这些雇员或人处获得赔偿。”［12］147因此，应由雇主承担责任。在庞德看来，这好比“一个人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在与他人较近的地方保存一种特别危险的物品，从而对他人施加了一种风险，这种风险比社会生活中通常情况下能合理预期的风险要大，因此，由他自己承担由于保存这些危险物而对他人造成损害的风险既公平也方便”［13］。在风险社会的时代，风险生产的逻辑已经颠覆了财富生产的逻辑统治。科学技术发展引起的安全风险日益增加，人为的制度性风险成为法律管理、分配和预防的主要风险;与此同时，法律甚至也在创造着新的风险。如普遍用于农产品和金属产品的期货合约是契约的风险转移作用的一个适当例子，但期货合约也增加了投机活动的范围。［11］160如今在全球金融市场领域充斥着诸如金融衍生交易之类投机活动所带来的金融风险，刚刚过去的次贷危机只是全球金融风险“社会大爆炸”的一个插曲。法律责任制度的失灵是该插曲中一个基本事实，金融自由化趋势下主导的法律鼓励金融创新和冒险投机，却没有对金融机构及其管理层在经营金融创新产品的过程中带来风险的行为规定任何实质性的责任，导致了风险、收益与责任的失衡，背离了公平的责任理念。［14］若不改革和完善相应的法律责任制度，金融危机的梦魇肯定会再度袭来，金融风险的控制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成为金融法律制度的首要功能，而这只不过是风险社会中法律责任的风险控制功能更加凸显的一个例子。除此之外，有关食品安全风险、环境风险事故、医疗事故、汽车安全隐患等之类的报道时常见诸报端。尽管“由于风险所带来的不可预知性和不确定性，导致了因果关系链在经验世界中断裂”，［15］由于风险社会中责任联系的间接化、责任后果的潜在化、责任的分散化使得按照传统法律责任伦理无法确定具体的责任主体，［16］244－245以至于在风险的责任承担上出现了“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并由此导致了传统法律责任制度应对风险的困境，但是，正如吉登斯所言，我们不能因为风险危机造成的两难选择就消极地对待风险，“人类要存续，法律要实现预期功能，仍需假定风险是可把握的、可控制的外在客观对象。”［15］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凸显法律责任之风险控制功能的传统法律责任制度变革才有必要和可能。

一、风险社会理论的概述

基于风险社会与刑法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两者之间最为关键的联系纽带就是安全问题。在分析风险社会与刑法理论之间关系的过程中，首先要做的就是了解和明确风险社会的相关定义和问题。在当前的学术界中，风险社会仍是一种较为模糊和不明确的学术概念。在过去的农业社会中，社会风险主要表现为自然灾害以及因自然灾害而导致的一系列社会动荡问题。而对于现代社会而言，由于受到工业文明的影响，因此，从本质上来说，现代社会的社会风险就是工业文明对社会持续发展所造成阻碍和威胁。德国社会实践家贝克在《社会风险》一书中提出了“人为因素造成的不确定”概念，而这一概念就是形成风险社会的重要原因，但由于该本著作中过度论述了社会结构、婚姻关系、亲缘关系以及性别身份等问题，因而其理论的系统性受到了诸多学者的质疑，从贝克所提出的系统性角度来看，在工业文明的发展过程中，风险社会的社会风险主要表现为因工业革命引发的一系列需应用政治手段加以解决的系统性和长期性问题［1］。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风险也出现了全球性的发展态势，这是因为社会风险的产生原因就具有全球化特征。此外，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风险社会也会以暴力事件或食品安全问题等形式呈现。

二、基于风险社会与变动中的刑法理论

(一)刑法体系转变。根据风险的内涵可知，风险社会是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而出现的产物，社会风险具有全面性以及多样化等特征，与人们日常的生产生活具有十分密切的内在联系。而刑法则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以及保证人们健康发展的重要措施，随着风险社会的变动，刑法体系也会随之发生转变。此时，不再仅仅局限于单一地理解风险社会的概念和影响，而是趋向于如何有效解决各种社会安全问题，从而推动了刑法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二)法益论流变。刑法理论的诞生和发展，对于保障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安全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从人们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我们在进行刑法问题的探究时，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就是刑法对于社会风险的适应能力以及应对解决能力，而要想深入探究这一问题，我们就无法忽略法益论。从法学领域来说，法益指的就是某些受到法律维护的利益关系，其可被看做是法律意识的重要体现。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而刑法则是基于宪法相关法律思想而制定出的法律支流，因而宪法对于法益问题的规定，使得法益问题成了关系到刑法本质的一项关键因素。例如，美国刑法与我国刑法之间的差异，就可以理解为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刑法之间的差异，而两者之间的差异也是因不同的法益规定影响而产生的。从当前我国法律问题的发展情况来看，法益概念逐渐出现了模糊化的发展态势，而这也成了我国法律体系在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主要问题之一。利益与相关概念之间出现分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这一问题的出现。法益概念模糊化问题的出现，极大说明了刑法体系在社会风险环境中突破了原有的法益的物质化约束，这也是法益论在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特点。另外，法益概念也出现了扩张化特点，而这同样是法益论在社会发展中所产生的新特点。法益概念的模糊化，是其因自身涵义扩大而导致的结果，法益的物质化表现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其概念的扩张趋势。随着风险社会的变动，子孙后代的权利问题也被纳入了法益领域之中，从该方面的影响来看，明确刑事案件的安全和责任已成为刑事侦破领域所面对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在刑法的制定过程中，再认识宪法的基本权利以及完善刑法内部的保障体系，已成为推动我国法律发展的重要举措。(三)刑事结构变迁。基于风险社会的变动，为了有效保障社会稳定，刑法体系也做出了针对性地调整，进而导致了法益论的流变，从而造成了刑法系统之下的刑事责任基本模式的改变。由于形式责任结构与立法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因此，通过分析立法理论的变化，可有效探究刑事责任根据结构性嬗变的变化态势。第一，因果责任转变为原因责任。因果责任虽然是刑事犯罪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但其不能作为确定犯罪事实成立的必然条件，因而原因责任日渐成为探究的重点领域。在某些犯罪事件中，明确刑事责任不能单单考虑最后的结果，也应将事件的缘起因素考虑在内。与此同时，在一些犯罪行为之中，立法是位于侵害结果之上的重点内容，若能减少其中的关联性，那么就会大大增强其制约效果。以往的刑法理论是基于行为犯罪区分而产生的一种模式，现代的刑法理论正在逐渐摆脱这一理念的约束。对于侵害犯罪事件而言，除去直接导致的危害之外，还要通过各种条件来保证犯罪事实的确立。第二，解读关联现象。要想明确刑法理论中因果关系逐渐淡出的原因，就必须依据法益论的变动情况对新兴的发展动态进行考察，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了解和掌握因果关系淡出与侵害结果的缘由，明确其与刑事立法主体的转变之间的观念，其后探究超个人利益大幅增长的缘由，分析牵涉到个人法益的场合联系，最后，探索刑法保护法益的提前花因素，以此来明确刑事责任根据结构性的嬗变动向［2］。(四)刑法理论重构随着风险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刑法理论的刑事责任根据结构性嬗变重点已从以往的风险概念变动转变为安全问题的预防和解决，而该种转变除了导致法益论流变以及刑事责任根据结构性嬗变之外，也使得刑法教义体系出现了结构重组的发展趋势，即概念法学逐渐朝着利益法学的方向发生转变，而这也是刑事法出台后所带来的全新的发展动向，其标志着刑法教义体系的重大变革。而伴随着导向形式目的化趋势的出现，刑事法的重要意义也被日益突显，因而刑法理论实现了全面性地调整。

三、结论

总而言之，随着风险社会的出现，传统的刑法理论已难以满足当前时代的变化与发展要求，即实际需求与刑法理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偏差性，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使其丧失了原有的理论效果。因此，基于风险社会与变动，对刑法理论进行改革是大势所趋，对保证社会稳定性和人们社会安全性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社会发展带来的风险，世界银行在1999年提出了社会保护政策的全新理念——社会风险管理(SocialRiskManagement，缩写为SRM)，旨在拓展现有的社会保障政策思路，强调运用多种风险控制手段，多种社会风险防范与补偿的制度安排，系统、综合、动态地处置新形势下各国面临的日趋严峻的社会风险，实现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社会管理是现代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作为政府组成部门的审计机关，可以通过有效履行审计监督职责，揭示社会风险信息、预防风险因素的发生、抵制引发社会矛盾的违纪违规行为，进而发挥促进经济社会健康运行的“免疫系统”功能。

一、社会风险管理是发挥政府审计“免疫系统”功能的本质要求

随着全球范围进入高风险社会，处于经济和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我国社会的各种不和谐因素也日益具有高风险的性质。风险无处不在，风险无时不有，风险问题已渗透到了我国政治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直接危及社会的运行安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上，总书记讲了三个“世所罕见”：即我们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和繁重性世所罕见，我们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的规模和复杂性世所罕见，我们前进中所面对的困难和风险也世所罕见。在十七届五中全会上，总书记两次讲话均提到“各类社会矛盾明显上升”，强调必须增强忧患意识、风险意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指出，“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形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

审计本质上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运行的“免疫系统”。审计“免疫系统”功能是审计机关受人民委托，依法、独立、专门、主动去揭示和查处问题，预防和抵御经济和社会运行中的障碍、矛盾和风险，促进其他各个系统功能平衡，使国家经济社会运行安全。这一论断一开始就明确了审计“免疫系统”功能的发挥不仅是在经济领域，同时还应包括在社会领域，对社会风险进行管理是国家审计的本质要求。

审计机关要发挥在社会领域的“免疫系统”功能作用，就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树立社会风险管理意识,不断加强对新形势下各类社会风险形成规律的研究，在审计实施过程中，关注“三农”安全、环境安全和民生安全，及时发出风险预警，采取措施将各种苗头性问题和管理漏洞消灭在萌芽状态，最大限度地保障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实现社会的正常运转和可持续发展，保障国家经济社会健康运行。在审计署近年来组织开展的汶川地震抗震救灾款物跟踪审计和贯彻落实中央扩大内需有关政策措施情况及其效果的审计调查等项目中，审计机关在揭露、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方面均做了有益的尝试，较好地维护了灾区社会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服务党和政府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实现经济的快速复苏中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在社会风险管理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社会风险事项与审计职责的关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