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工范文10篇

本文作者：胡北平工作单位：广东金融学院

产品内分工与贸易中单个企业租金收益最大化的决定因素

在李嘉图租金、垄断租金和创新租金三种租金中，创新租金是最根本的租金。企业只有通过持续不断的创新活动，才能形成不易为竞争对手所模仿的独特的专用性资源(李嘉图租金)，进而才能以此构建行业进入壁垒，获取垄断租金。从这个意义上言，企业获取的收益，即租金根源于企业自身的创新活动，但是企业并不必然会占有其全部的创新收益。②企业要实现创新租金的最大化，必须使其顺利转化为李嘉图租金，并最终以垄断租金形式加以实现。根据Teece的创新收益占有模型③的基本思想，在全球产品内分工价值链上，企业创新租金最大化的实现主要受制于以下三个因素:［2］产业演化、主导设计与技术标准。熊彼特认为，创新就是引入新的生产函数，也即实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以提高经济潜在的产出能力。产业的动态发展过程，就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持续提高企业和产业作为资源转换器效益的过程。创新是产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主导设计又是创新的核心所在。主导设计是特定时期融合了大量的单个技术创新，并为市场广泛接受的占支配性地位的设计。在产业发展初期，市场往往充满了创新的不确定性。创新活动主要集中于产品创新。而产品设计通常是不固定的，因此这一时期会出现大量同类的差异化产品，企业间的竞争主要表现为产品设计的竞争。随着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众多竞争性产品设计在经过大量的市场试验和纠错后，最终会推出一个主导设计。一旦主导性设计出现，竞争将由设计竞争转向价格竞争。［3］此时，由于不确定性减少，企业可以进行长期的专用性投资，以充分利用规模经济和学习效应来降低生产成本。同时，企业为了保护主导设计，还会力图将其转变成技术标准。创新企业往往由于掌握主导设计而领导着整个产业的技术标准，或者使本企业的技术标准成为政府规定的技术标准，从而建立起由政府规制与技术标准形成的多重行业进入壁垒，进而在市场竞争中获取高额的创新垄断利润。激励创新的专属制度。按照Teece的观点，专属制度是治理创新者捕获创新利润能力和市场结构等相关环境要素。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创新企业通过技术发明和知识创造获取竞争优势和垄断地位，进而实现创新利润的能力大小。专属制度可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前者包括专利与版权等知识产权。后者包括商业秘密、先行者优势和网络外部性的锁定效应等。这一制度最重要的两个维度，分别是法律环境对知识产权与商业秘密的保护效率和相关技术的性质。对不同产业，知识产权与商业秘密的保护效率各有不同。VonHippel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许多行业中，专利在阻止竞争者模仿和获取特许权等方面的作用有限。尽管专利能够很好地保护新的化学产品和相当简单的机械发明，但在总体上很少赋予创新充分的专属性，特别是在过程创新的保护方面相当缺乏效率。并且，由于法律对侵权行为的举证要求很高，而使得专利通常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在某些产业中，特别是嵌入了过程创新的产业中，商业秘密是对专利的有效替代。但是，对商业秘密的保护，也只有在企业将其产品公之于众而仍能掌握潜在技术秘密时才有可能实现。通常只有化学配方和化妆品之类的产业———商业过程才能作为商业秘密得到保护。相关技术性质的维度，是指模仿的难易程度会受到技术知识的显性或隐性程度的影响。显性知识因较易传递和接受而易被竞争对手获知。而隐性知识则因难以进行明确表述与逻辑说明而难为竞争者所掌握。根据技术的性质和法律制度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效率，可将专属制度分为强式制度和弱式制度。当技术知识的隐性程度较高，或技术能够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时，专属制度就是强式的。而当技术知识的显性程度较高，或技术无法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时，专属制度就是弱式的。创新的专属性因产业性质而异。例如，化学产品创新的专属性往往较强，而机械产品创新的专属性一般较弱。在强式专属性创新中，创新者竞争优势相对明显，因此能够获取较多的经济租金。而在弱式专属性创新中，创新者竞争优势相对较弱，只能获取有限的经济租金。互补性资产。除了主导设计和专属制度之外，互补性资产也是影响创新收益归属的一个重要因素。Teece认为，在几乎所有的案例中，创新的成功商业化要求将企业的核心知识和其它能力或资产结合使用。［2］诸如营销渠道、售后服务、产品品牌等服务在创新的商业化中几乎是必不可少的，而这些服务通常只能从专门的互补性资产中获取。例如，新药品的商业化可能需要通过一个专门的渠道进行信息传播。后来的学者在Teece的基础上将互补性资产明确定义为“企业为了获得某项战略、技术或创新产生的经济效益而必须拥有的资源或能力。”在某些情况下，对于系统性创新，互补性资产可能是该系统的配套产品。比如，计算机需要软件，DVD播放机需要DVD影碟。创新企业必须考虑这些配套产品是自行生产，还是从其他企业那里获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创新企业往往需要与大量的其他企业进行协调来确保配套产品的供应，以便一方面实现最终产品价值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尽可能多的获取合作网络创造的关系租金或网络租金。比如，在电子产业中，受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和消费者对产品兼容性预期的影响，即使是最大的电子企业，也必须通过建立分布广泛的联盟网络同其他众多企业进行合作，以便及时地将全新的创新理念推向市场。专门的互补性资产通常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得到，因此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和不易模仿性，从而成为创新企业的独特竞争优势。这种专门的互补性资产能够在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创新容易向竞争者溢出的情况下，帮助创新企业占有绝大部分甚至全部的创新收益。

产品内分工与贸易中企业群租金收益分配的决定因素

在产品内分工与贸易下，跨国公司将产品生产过程的各个价值环节垂直分解到最有比较优势的国家或地区，从而形成了全球性产品内分工价值链。在这种全球价值链中，领导企业通过垂直FDI与国际外包等方式构建全球生产网络和商品流通网络，以便控制整条价值链的协调和运行，实现整条价值链总收益的最大化。如前所述，价值链(即企业群)的收益主要来自领导企业的创新租金和内生于价值链的关系租金与网络租金。虽然创新租金基本上为领导企业所占有，但由于价值链中其他参与企业作为其合作伙伴，也对创新产品的开发与生产作了不同程度的贡献，因此除了关系租金和网络租金外，还有部分创新租金也需要在所有参与企业之间进行分配。价值链中参与企业的讨价还价能力是租金或收益分配的主要决定因素。决定企业讨价还价的能力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四个:价值链治理与权力分配。学者们的研究表明租金分配与产品内分工价值链治理密切相关。Gereffi认为在全球范围内，任何一个产业都会受到少数几家大型跨国公司的控制或治理。这些企业作为领导者或治理者“在全球价值链上承担着产业功能整合和全球不同地区诸多经济活动的协调和控制”［4］。Kaplinsky指出领导企业的治理能力主要来自于其对研发设计、品牌形象和营销渠道等无形的知识或技术密集型环节的占据。这些环节一般具有高壁垒与高收益的特征。而非领导企业则主要居于生产制造等有形的物质投入产出环节。这些环节一般具有低门槛与低收益的特征。［5］Dyer，Kale＆Singh则认为价值链治理实质上是价值链中各个环节权力分布的体现。［6］作为内嵌于价值链的关键要素，权力决定了各个节点企业之间关系的本质。虽然这些企业都是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但是这种法律契约的独立性并不表明它们具有对称的权力。根据权力分布的不同，可将价值链治理分为两类:依赖型治理与方向型治理。在前者中，各环节或各节点企业的权力分布趋于对称，而在后者中，各环节或各节点企业的权力明显不均衡。由于各节点企业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中间产品或零部件的供求关系，而这种供求关系会从根本上造成权力分布的不对称，所以全球产品内分工价值链一般是典型的方向型治理。这种权力的不对称实际上体现了各节点企业租金分配的不对称。企业权力越大，讨价还价的能力就越强，所能获取的租金就越多。企业所在生产环节的进入壁垒。一般来说，企业所在环节的进入壁垒越高，表明该环节的市场结构越倾向于垄断，因而企业的市场势力就越大，讨价还价能力也就越强。在产品内分工价值链上，进入壁垒形成的原因主要有:第一，要素密集度。在产品内分工价值链上，不同环节或零部件的技术特点不同，因而要求的要素投入比例也不尽相同。大体上说，一个产品的生产过程可分为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和市场营销三个基本环节。其中，研发设计环节主要是知识、技术或资本密集型环节，进入壁垒较高，企业的讨价还价能力较强，可以争取到较大份额的收益。而市场营销环节，包括品牌和营销网络等，主要体现为不能编码，难以为他人复制的隐性知识，因此进入壁垒也较高，企业的讨价还价能力也较强。与前两个环节相比，生产制造环节的进入壁垒变动较大，从总体上看，由于生产制造环节的知识、技术和资本含量相对较少，因而进入壁垒相对较低，企业的讨价还价能力较对较弱，获取的租金份额相对有限。但生产制造环节还可进一步细分为核心零部件、一般零部件和加工组装环节。核心零部件、一般零部件和加工组装环节进入壁垒的高度依次递减，各节点企业的讨价还价能力相应下降，所获得的租金份额也就顺次减少。第二，规模经济。在产品内分工价值链中各环节市场上，新进入企业的产品在没有获得一定的市场份额之前，其产量由于不能达到最佳规模而难以实现规模效益，因此生产成本必然高于在位企业，这就是规模经济壁垒。在一个市场内，实现最佳规模的企业数量与该行业的市场容量和最佳生产规模密切相关。在产品内分工价值链的特定环节上，企业的最佳生产规模和市场容量的大小取决于该环节生产函数的特性。在市场容量较小而企业最佳生产规模较大的情况下，最佳规模的企业数量会较少，因此该环节的市场结构将趋于非完全竟争结构，从而企业的市场势力会较大，相应的讨价还价能力会较强，进而能够获取的租金就较多。在市场容量较大而企业最佳生产规模较小的情况下，最佳规模的企业数量会较多，因此该环节的市场结构将趋于完全竞争结构，从而企业的市场势力较小，相应的讨价还价能力会较弱，进而能够获取的租金就较少。第三，其他因素。产品差异化、转换成本、信息掌握、专有技术等其他因素也会形成各价值环节的进入壁垒。一是产品差异化。如果产品是标准化产品，购买者相信可以很容易找到其他供应者，就会在讨价还价中持强硬态度。而如果产品是差异性产品，供应者知道购买者在其他地方难以买到，就会在交易中持强硬态度。二是转换成本。转换成本是指购买者更换供应者所需支付的成本。如果转换成本较大，购买者很难更换供应者，其讨价还价的地位自然就低。反之，其讨价还价的地位自然就高。三是信息掌握。购买者对供应者的成本结构等信息了解得越多，其讨价还价能力就越强。同样，供应者对购买者的库存情况等信息的了解，也有助于加强其讨价还价能力。四是分销渠道。供应者如果占据了某环节中间产品的理想分销渠道，就可以形成对新企业的进入壁垒，从而拥有较强的讨价还价能力。五是专有技术。专有技术或者专门技能将会增加某环节上新企业的进入难度，从而有助于加强专有技术拥有者的讨价还价能力。在产品内分工价值链中的企业，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都会力图由低收益环节向高收益环节攀升。这就需要努力提升自身后天资源禀赋，逐步突破产品差异化、转换成本、分销渠道、知识产权、专有技术等各种形式的进入壁垒，提升自身的市场势力和讨价还价能力，以获取在价值链中的更多租金份额。

政策建议

1对党员或党组织违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违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和其他败坏党风的行为的检举、控告；党员、党组织对所受党纪处分或纪律检查机关所作的其他处理不服的申诉，由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处理。

2有关党员党籍、党龄的审查处理，干部的使用及党政领导机关领导班子调整等方面的问题，由党的组织部门处理。

3不服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或调解处理的刑事、民事、经济、行政案件的申诉，以及依法应由法院受理的有关告诉的问题，由人民法院处理。

对已撤销原判宣告无罪和免予刑事处分人员的善后处理问题，判决前是国家职工的，按来信来访人员原工作单位所属系统，由有关部门处理；判决前不是国家职工的以及无家可归人员由人民法院会同当地政府处理。

4不服逮捕、公诉或免予起诉，检举、控告贪污、侵犯公民民主权利、渎职等属于检察机关管辖的问题，反映检察机关和干警违法乱纪的问题，由人民检察机关处理。不服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或裁定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处理。

5检举、揭发反革命活动、刑事犯罪和治安问题，反映公安干警违法乱纪问题和交通事故、户口管理、因私出入境问题，不服拘留、收容审查、劳动教养、治安管理处罚，外国人要求在中国定居，以及依法应由公安机关受理的其他问题，由公安部门处理。

按照市委的要求，市纪委九届七次全会对年反腐倡廉工作作出具体部署。为明确责任和工作要求，确保年反腐倡廉各项任务落到实处，根据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现对各镇处、各部门、各单位贯彻落实年反腐倡廉工作任务提出如下分工意见。

一、坚决维护党的政治纪律，保障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

1、党的各级组织要深入开展政治纪律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增强党的意识、宗旨意识、执政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坚定政治立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自觉同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牵头单位：区纪工委（区监察室）。责任单位：各部门、各单位、各镇处。

2、严禁散布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意见，严禁公开发表同中央精神相违背的言论，严禁编造、传播政治谣言，严禁以任何形式泄露党和国家秘密，严禁参与各种非法组织和非法活动。加强对政治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对违的政治纪律的，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组织处理，对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纪依法予以惩处。牵头单位：区纪工委（区监察室）。责任单位：各部门、各单位、各镇处。

3、紧紧围绕促进科学发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认真总结开展监督检查的经验，健全对中央、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做好“三农”工作、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等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的定期检查、专项督查、纪律保障机制，不断提高监督检查工作的成效。牵头单位：区纪工委（区监察室）、区经发局。责任单位：区财政局、区党群部、区安监局、区社发局、区规建局、区招商局、区国土分局、区工商分局、各镇处。

二、贯彻落实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实行常委分工负责制，是中央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改进地方党委领导体制、优化领导班子结构的一项重大举措。结合县(区)换届工作，我市在落实常委分工负责制方面采取了以下四项措施：

一是各县(区)仅设1名专职副书记，专职副书记的职能与分工有了新的调整。专职副书记的职能同换届前相比发生了较大变化，常委分管的工作专职副书记不再分管，专职副书记的主要职责是协助县(区)委书记处理日常事务，或受书记委托负责有关工作。

二是取消了书记办公会，强化了常委会的决策职能。实行常委分工负责制后，各县(区)均不再召开书记办公会。对于全局性问题以及重要干部的推荐、任免、奖惩等事项，都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常委会讨论决定，进一步推进了党内民主,强化了常委会的决策职能。

三是党政交叉任职力度有所加大，常委的分工更趋于科学化。这次换届中，我们适当扩大了党政交叉任职范围，各县(区)在对常委的分工上，都尽量遵从了“扩大交叉任职，避免交叉分工”的原则，常委原则上不再分管政府方面的工作。

四是常委按照各自职责对分管的工作负总责。常委独立处理自己分管的工作，直接对县(区)委书记负责。

从换届后这几个月的工作运行情况看，实行常委分工负责制的效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儿个方面：减少了领导班子职数，降低了行政成本：减少了决策环节，提高了工作效率；强化了集体领导,增强了常委会的决策职能；增强了常委的责任心，调动了其工作积极性；党政领导交叉任职数量相对增加，常委会的核心作用更加明显。但由于常委分工负责制刚刚开始实行，各地采取的贯彻方法又不尽一致，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一些操作上的问题，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进一步强化全委会功能。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建立健全地方各级党委常委会向委员会全体会议定期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的制度”发挥全委会对重大问题的决策作用”等，7坚持责权统一。对全委会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建议，一是建立定期召开全委会会议制度。凡涉及重大问题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等问题，都可召开全委会议讨论决定，并在全委会监督下实施。应适当增加全委会会议次数，同时，不断丰富和改革全委会议的内容和召开形式，改变过去全委会只听取报告、接受指令和任务、发言表态的单一内容和形式。二是明确全委会的决策权。要对全委会议事决策的原则、议事决策范围、议事决策的程序等进一步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避免全委会和常委会决策范围的重叠或交叉，赋予全委会真正的决策权。三是明确全委会的监督权。全委会要定期听取和审议常委会的专项工作报告，解常委会执行全委会的决议情况，要进一步明确全委会对常委会及其成员的工作实行监督评议的方式，可建立委员询问或质询制度，让委员充分表达意见，提出建议。四是明确全委会委员的权限。赋予委员知情权、发言权、调研权和监督权，让委员会前清楚议事内容，会中充分表达意愿，会后及时了解执行情况，使委员的作用真正得到发挥。

县以强化常委分工负责制为抓手，年换届以来。积极探索创新常委会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进一步突出了常委会的领导核心地位，促进了县四大班子的统一协调，提高了县委工作效率，推动了全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一、换届后县委领导班子运行情况

总体感到县委常委会成员分工进一步明确，县委换届以后。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更加突出，县委领导班子的整体功能得到显著提高，凝聚力、战斗力、号召力不断增强。主要表现在

常委素质明显提高。一是年龄文化结构进一步优化。实现了年龄梯次配备，1班子结构更加优化。县委班子成员平均年龄42.6岁。11名常委全部具有大专以上文化，其中大学文化程度的9名。二是专业结构更趋合理。11名常委中，既有懂经济与党政的也有懂管理与法律的较好地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整体结构趋于合理。

工作效能明显提高。减少了党委与政府之间的职能重叠，2常委分工更加合理。每位常委对自己分管的工作，直接向书记负责，减少了工作程序和决策环节，提高了决策时效。而且每位常委单独负责几项工作，充分调动了工作积极性，增强了工作责任感。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相融的趋势日渐明显，人们逐渐发现，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实际上是同一行为主体的不同选择，两者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决定基础。因此，研究和探索有关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两种理论在新形势下的融合，并建立起一个融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于一体的理论分析框架，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回顾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过程，我们不难发现这两者都是国际分工的结果，所以，用国际分工的思想作为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共同基础，是本文研究的一个切入点。一、两种理论的研究溯源与现状（一）传统理论上的不相容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规模报酬不变。国际贸易产生的直接原因在于各国生产同种商品的价格差异，而价格差异则是由成本差异造成的，成本的不同是因各国生产要素的价格不同所致，生产要素的价格则是由各国生产要素的丰裕程度决定的。正是由于各国生产要素丰裕程度的不同，决定了各国在生产不同产品时所具有的比较优势或价格优势。所以，一国将出口较密集地使用其丰裕的生产要素制造的商品，进口较密集地使用稀缺的生产要素制造的商品，国际贸易的格局也就由各国的资源优势所决定。由此可见，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分析框架中，没有给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留下任何生长的空间。现代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生和发展，恰好否定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假设——完全的自由竞争导致完全的市场结构。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认为，市场的不完全性，尤其是技术和知识市场的不完美，才是导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市场的非完美性，跨国企业才有可能运用组织的效率，发挥它在获得资本、劳动、技术和知识等要素方面的有利条件，在世界市场上与当地企业竞争。跨国企业在市场、生产、规模经济以及诸多方面的垄断优势是确保跨国生产有利可图的必要条件，也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基础。可见，这一分析框架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分析框架是完全不相容的。（二）两种理论融合的尝试较早地把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纳入同一分析框架的是美国学者弗农(R.Vernon1966)。他用“产品周期理论”来系统解释企业在出口、许可证形式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选择，并将产品周期的不同阶段与企业生产的区位选择联系起来。弗农把产品的生命周期分成新产品期、产品成熟期和产品标准化期，他认为，在新产品期，企业选择在国内生产，对国外市场的需求主要采取出口贸易的形式；在产品成熟期，企业想保持最佳经济效益必须考虑对外直接投资；当产品进入标准化期后，价格竞争的结果是使产品的生产或装配业务逐渐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的发展中国家，原来发明产品的国家则转为从国外进口该产品。澳大利亚学者科登(W.Corden,1974)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基础上，放弃了瑞典学者赫克歇尔(E.F.Hecksher,1919)和俄林(B.Ohlin,1933)提出的要素禀赋理论（H-0理论）中的要素在两国之间不可流动的假定，同时引进了第三个要素——知识，并允许资本、劳动和知识三要素进行国际流动，这使得扩展后的国际贸易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国际直接投资现象。英国跨国公司专家邓宁(J.H.Dunning,1976)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又称为国际生产综合理论），也是至今为止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影响最大的理论之一。邓宁提出了用折衷主义方法来解释国际生产活动，该理论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公式表示：“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内部化优势＝对外直接投资”。这就是说，如果三者都具备，国际直接投资是最佳的选择；如果具有所有权优势，同时取得内部化优势，则可以选择对外贸易；如果仅仅具有所有权优势，他国区位优势又不明显，那么许可证贸易是一种最佳的选择。正是这些理论对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与企业发展之间紧密关系的描述，使得将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成为可能。（三）两种理论融合的研究现状日本学者小岛清(K.Kojima,1978)将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同时置于国际分工框架下进行研究的方法，为我们对两种理论进行融合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启示。小岛清理论的基本思路是：从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理论出发，在H-0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内，先确定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再根据国际分工原则选择合适的投资产业。以克鲁格曼(P.R.Krugman,1980)和赫尔普曼(A.Helpman,1983)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提出的基本观点是：各国并不一定因为本国的资源禀赋而参与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不完全是比较优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规模报酬递增驱动的。他们试图用要素禀赋差异来解释国际贸易的格局和跨国公司的产生：要素禀赋差异较大的国家间主要进行产业间贸易；要素禀赋相似的国家间主要进行产业内贸易；如果当要素禀赋差异太大且公平的市场交易无法使要素价格均等化时，国际直接投资则是最佳选择，这样就产生了跨国公司。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波特(M.E.Porter,1985)提出了全新的“竞争优势理论”，该理论从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这一微观角度来解释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现象。波特研究的逻辑线索是：国家竞争优势取决于产业竞争优势，而产业竞争优势又决定了企业竞争战略。他是站在产业（中观）层次，从下而上，即从企业（微观）层面向上扩展到国家（宏观）层面上。这是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方法的一种拓展。我国学者在两种理论融合的研究方面以往只停留在总结述评他人的研究成果上（王福军、吴先明，1999），最近有人提出在比较优势下融合两种理论的观点（黄河，2002），并对两者相互融合的趋势和统一的途径阐述了看法。但是，至今为止我国学者还没有就这两种理论如何融合进行深入的论述和研究，也没有出现新的理论分析框架。二、构建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一）现有理论研究成果的不足1.理论研究的重心发生偏移。从李嘉图(D.Ricardo,1817)开始，古典经济学关于比较优势的产生问题开始偏离斯密(A.Smith,1776)以早期国际分工为理论出发点的内生决定论。斯密认为，比较优势产生于分工和专业化，是内生的；而李嘉图则认为比较优势是产生于资源配置过程，是外生的。另外，由于数学工具的局限，导致以马歇尔(A.Marshall,1920)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放弃了古典经济学的内核（分工和专业化），研究重点完全转向了资源配置问题。2.假设条件与现实状况不符。例如，完全竞争市场、同质要素、信息对称、零交易费用等等，这些假设条件符合了经济学理论研究者的科学理想，可以用来构建清晰而精致的数学模型和推理严谨的分析框架，但是，用这些作为理论的前提是根本无法得出具有实际意义的研究成果。3.理论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分离，个体、企业、行业、国家分别进行研究。例如，国际贸易理论是以国家作为基本分析单位；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以企业作为基本分析单位；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是以行业作为基本分析单位；杨小凯等人的新[1][2][3][4]下一页兴古典经济学是以个体作为基本分析单位。4.行为主体决策的判断标准单一。例如，弗农是用产品周期的不同阶段来作为行为主体选择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判断标准；小岛清是把比较成本原则作为选择的判断标准；克鲁格曼是用各国的要素禀赋差异来作为选择的判断标准；波特是用竞争优势的原则来作为选择的判断标准。（二）为何重拾国际分工思想英国古典经济学创始人斯密在其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最大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注：［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5页。）200多年前的这一论述，至今仍为当代经济理论研究者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有关分工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立足点在于分工的基础和职能的分工。“由于机器和蒸汽的作用，分工的规模已使大工业脱离了本国的基地，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1页。）国际分工就是指生产的国际专业化，因此我们可以说，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带来了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随之而产生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分工和专业化理论的两个侧面，同时也是微观经济学在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领域中的延伸。随着国际市场交易成本的增加，企业之间借助国际市场实现的国际分工可能并不经济，这就需要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加以替代，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的发展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当代国际分工的内容、性质和形式。在当代国际分工的理论研究中，已形成三种研究对象不同的理论体系：一是研究由市场机制予以组织和协调的国际分工理论；另一是研究由跨国公司为载体予以组织和协调的企业内部国际分工的理论；第三种则是由杨小凯(X.Yang,1993)等人为代表的研究由个人的专业化、生产的迂回程度予以组织和协调的国际分工理论。杨小凯等人用非线性规则（超边际分析法）和其他非古典数学规划方法将分工和专业化等经济思想形式化，创立了以分工思想为基础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这一理论重新将分工和专业化作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其中许多命题的证明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启示性的典范并缩小了最优化范围。同时在此分析框架内，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融合在一起，不仅大大扩展了经济学理论的解释能力和范围，而且将许多原来相互独立的经济学分支用一个内在一致的核心（分工和专业化）统一起来。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是通过引入交易费用和交易效率的概念来解释企业的产生和国际贸易的产生。因为市场和企业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劳动分工的形式，企业的出现是企业的交易费用低于市场的交易费用的结果，所以交易费用的差别是企业出现的原因。同理，降低交易成本、改进交易效率也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沿用他们的思路，我们不难推出这样的结论：当国际贸易的交易费用高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生产费用时，人们将会选择国际直接投资，跨国企业会从国际分工中出现；当用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来组织分工比向东道国市场输出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进行国际贸易的形式来组织分工更有效率时，人们选择前者。三、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的解析本文采用的理论分析框架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类似，只是用“行为主体”（个人、企业、行业、国家）来代替原来的“个体”的概念。第一层是行为主体在作出国际贸易或国际直接投资决策前，从竞争优势的角度对当时所处的经济环境和自身条件进行分析；第二层次是用数学中的最优决策理论分析行为主体的利益最大化；第三层次是用均衡分析方法分析国际市场结构、国际企业制度和行为主体的自利行为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各种结果；第四层次则是与行为主体价值观有关联的所谓社会福利分析。（一）从竞争优势的角度作出决策我们把竞争优势定义为“组织结构优势”和“社会资源优势”的整合。所谓组织结构优势，即行为主体协调其组织活动的资源和能力的优势，包括人力结构和资本结构、技术和知识产权、管理水平和对国际一般惯例熟悉程度等优势。所谓社会资源优势，即影响组织收益分配的社会资源和能力的优势，它包括市场、客户、社会网络融资能力、收集信息的能力等方面的优势。发挥和增强竞争优势既是行为主体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又是其目标，它涉及内生函数和外生函数所包含的诸多因素。所以，我们可以从行为主体具有的竞争优势的角度来解释其国际贸易、技术许可转让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决策（见表1）表1竞争优势整合组织结构优势社会资源优势国际贸易必需具备无需具备技术许可转让必需具备有无均可国际直接投资必需具备必需具备（二）从收益的角度作出决策行为主体（国家、行业、企业、个人）需要作出决策的问题是：在当前自身所拥有的总额为I的投资能力中，是进行国际贸易还是国际直接投资？对于行为主体而言，目标之一就是使总预期利润最大化。用公式表示为：附图式(1)中，NPV[,F]为在东道国进行折现数额为I[,F]的直接投资所获得的折现预期利润（净现值），NPV[,T]是向东道国出口折现数额为I[,T]的贸易所得的折现预期利润（净现值），NPV[,D]是将剩余投资能力(I-I[,F]-I[,T])投资母国市场所得到的折现预期利润（净现值）。其等价形式是与净现值相等价的净现值流（每年等量的净收入）形式：附图式(2)中，r[,F]为从直接投资中获得的内部收益率，r[,T]为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内部收益率，r[,D]为从母国市场中所获得的内部收益率。行为主体从目标函数出发作出决策：1.如果r[,F]＜r[,T]且r[,D]＜r[,T]，即当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率低于国际贸易的收益率，且国内市场的收益率低于国际贸易的收益率时，行为主体选择国际贸易；2.如果r[,T]＜r[,D]且r[,F]＜r[,D]，行为主体选择在国内生产和销售；3.如果r[,T]＜r[,F]且r[,D]＜r[,F]，行为主体选择国际直接投资；4.如果r[,D]＜r[,T]或r[,D]＜r[,F]，行为主体选择的决策公式可表示为：附图根据公式(4)即可从收益的角度做出相应的决策。（三）从均衡分析的角度作出决策附图其中，β与消费偏好有关，k是最终产品的交易效率系数，t为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系数。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的决策问题在于，确定每一种产品的自给量、市场购买量、市场销售量以及如何组织生产这两种产品。以下讨论四种可能出现的结构形态（如图1所示），解出其角点均衡，然后从这些角点均衡中识别出完全均衡。1.结构A由组态(XY)组成。在这个组态中，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对无论是中间产品X还是最终产品上一页[1][2][3][4]下一页Y都采取自给自足的方式。设在组态(XY)中。（注：详细的推导过程可参考：WenliCheng,JeffreySachs,andXiaokaiYang(2000),AnInframarginalAnalysisoftheRicardianModel,ReviewofInternationalEconomics,8(2):PP.209-213.）此结构的角点均衡是：附图附图图1国际市场结构和国际企业制度附图其中U[,1](D)和U[,2](D)是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业主体在结构D中的人均真实收入。3.结构FY由组态(L[,X]/Y)和(Y/L[,X])组成。在组态(L[,X]/Y)中，国家1的行为主体卖出它的劳动力而成为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国家1中设立的跨国公司内生产中间产品的工人，并且从国家2中进口最终产品；而在组态(Y/L[,X])中，国家2的行为主体从国家1购买劳动力组建跨国公司以生产中间产品，然后把这些中间产品返回本国生产最终产品，最后把最终产品出口到国家1。换句话说，国家1的行为主体只从事国际贸易，而国家2的行为主体既从事企业内部贸易和国际贸易，又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结构FY的角点均衡分别为：附图上述两式中，v是结构FY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系数，U[,1](FY)和U[,2](FY)是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结构FY中的人均真实收入。4.结构FX由组态(L[,Y]/Y)和(Y/L[,Y])组成。在组态(L[,Y]/Y)中，国家1的行为主体卖出他的劳动力成为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国家1中设立的跨国公司内生产最终产品的工人，并且从国家2的跨国公司中购买最终产品；而在组态(Y/L[,Y])中，国家2的行为主体生产中间产品，然后把中间产品出口到国家1，并且从国家1购买劳动力组建跨国公司以生产最终产品，最后把最终产品在国家1的市场上销售，同时又把最终产品返销回本国。换句话说，国家1的行为主体既没有从事国际贸易也没有进行国际直接投资，而国家2的行为主体既从事了企业内部贸易又进行了国际直接投资。此结构的角点均衡分别为：附图上述两式中，U[,1](FX)和U[,2](FX)是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结构FX中的人均真实收入，r是结构FX中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系数。因为人均真实收入最大的角点均衡就是完全均衡，所以我们用微分的方法可以求得以上各式的最大值点，并得出以下推论：1.若专业化经济程度以及产品和劳动的交易效率足够小，则结构A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此时，行为主体选择自给自足的方式。2.若专业化经济程度以及产品的交易效率(k,t)足够高，则结构D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在这种情况下，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都分别作出国际贸易的决策。3.若专业化经济程度以及最终产品的交易效率k足够高，且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v与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t以及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r相比足够高，则结构FY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在此组织结构中，国家1作出只从事国际贸易的决策；国家2的行为主体选择既从事企业内部贸易和国际贸易，又进行国际直接投资。4.若专业化经济程度足够高，且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r与产品的交易效率(k,t)以及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v相比足够高，则结构FX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在此组织结构中，国家1的行为主体选择既不从事国际贸易，又不进行国际直接投资；国家2的行为主体选择既从事企业内部贸易，又进行国际直接投资。（四）从福利分析的角度作出决策行为主体在进行国际贸易还是国际直接投资的决策时，通常要对母国和东道国的不同政策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判断的标准通常是一国的国民福利或社会福利。他们一般会选择干预成本最小或使国民福利最大的政策，称之为最优政策选择。例如：(1)自由贸易政策，即零干预或不干预政策。无论是从一国的国民福利还是从所有贸易参与国的国民福利的角度看，自由贸易政策都被认为是具有“帕累托效率”的政策。此时，行为主体作出国际贸易的决策。(2)高关税政策，这种政策阻碍和限制了商品（及生产要素）的国际流通，减少了人们通过自愿的国际贸易可能获得的好处。此时，行为主体选择国际直接投资，以此来规避高关税壁垒。四、小结以往的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是在不同的分析框架下，对国家与企业的贸易和投资活动进行解释，本文则将它们放在同一的理论分析框架下进行研究；以往理论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是分离的，对个体、企业、行业、国家分别进行研究，本文则将这些基本分析单位统一在“行为主体”的概念之下；以往理论研究中行为主体决策的判断标准单一，本文则以竞争优势的原则、收益最大化原则、市场结构均衡原则和社会福利最优原则来作为行为主体决策的共同判断标准。因此，本文的结论是，虽然世界的贸易和投资环境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参加WTO后会趋向于逐渐公正和平等，但对任何一个行为主体而言，究竟是选择国际贸易还是对外直接投资，其决策主要取决于它们对自身竞争优势的整合和提升、成本和收益的比较、市场结构均衡的评估以及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考虑。上述分析方法和结论对我国企业开展跨国经营和参与国际竞争，对各管理层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应当是会有所启发。随着我国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和消费者对产品差异化的需求越来越旺盛，近10年来，世界主要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安排已经把我国纳入世界产业分工体系之中，这将大大促进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发展和在专业化基础上的大规模生产投资的扩大，这些都要求我国的对外贸易和投资政策作出及时准确的反应。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贸易—投资—生产—贸易一体化的方式将成为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主流。利用跨国公司来发展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参与国际分工和拓展贸易与投资规模，形成“贸易—投资”双向联动、互相促进的良好态势，将是经济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越来越普遍的战略选择；我们只有提前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和策略，才能实现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均衡、配套发展的良性循环，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总之，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作为国际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的领域和范围会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大，理论研究的假定条件也会发生变化，两种理论的最后发展趋向势必是在统一的理论基础上融为一体。收稿日期：2001年11月15日【参考文献】[1]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2]［日］小岛清著：《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资》，文真堂，1985年。[3]迈克尔·波特著，陈小悦译：《竞争战略》、《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1997年。[4]KiyoshiKojima(1996),Trade,InvestmentandPacifi上一页[1][2][3][4]下一页cEconomicIntegration:SelectedEssaysofKiyoshiKojima,Tokyo:BunshindoPublishingCompany.[5]PaulR.Krugman(1990),RethinkingInternationalTrade,TheMITPress.[6]王福军：《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融合——国际生产的一般理论述评》，《国际经贸探索》1999年第1期。[7]吴先明：《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融合发展趋势》，《经济学动态》1999年第6期。[8]黄河：《论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在比较优势下的融合》，《国际经贸探索》2002年第2期。上一页

实行常委分工负责制，是对地方党委原有领导体制和工作运行机制的重大改革，是促进地方党委领导体制科学化、效能化的重大措施。加强对常委分工负责制问题的研究探讨，对于推进地方党委换届后的自身建设和提高科学执政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前一段时间，我们就这一问题先后赴西安、宝鸡等市，采取广泛听取意见、个别访谈和分别召开县委书记、专职副书记、常委不同层次座谈会等形式，对县级党委换届后这一新体制的运行情况进行了调研。

总体上看，新一届县级党委班子面貌新、活力强，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能力普遍得到增强，常委基本做到了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通力协作，切实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执政水平，运行情况良好。大家对中央改革地方党委领导体制和工作运行机制表示赞同，并积极付诸实践。但常委分工负责制作为一种新的运行机制，在具体操作中，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模式可供借鉴，还处于摸索阶段，各地普遍感到吃不准，基本上都还未能形成成熟的实施意见和操作办法。

调研中，不少领导同志对落实好常委分工负责制这一新的运行机制，在思想上和操作中还存在一些困惑，主要是：

1.分工上出现“两难”。一是对专职副书记的分工难把握。实行常委分工负责制后，常委直接向书记和常委会负责，专职副书记的分工和职责怎么确定？如果分管党务工作，组织、宣传等不少重要党务工作已由其他常委负责，如何分管？如果仍然分管组织、宣传等工作，势必又出现分工重叠问题。如果是仅负责其他常委未能分管的诸如工、青、妇等工作，又与其作为专职负责党委工作副书记的地位不相适应，容易出现“专职不专”的现象，实职可能“虚设”。同时，也与干部配备中要求其资历和能力相对较强的情况不相符。还有书记授权的问题，实际运行中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书记授权充分，专职副书记很忙，疲于应付各种会议及事务；另一种情况是书记授权较小，专职副书记则显得清闲，没有多少事可干。二是对常委是否分管政府工作难把握。实行常委分工负责后，常委在分管党委工作的同时，是否分管政府工作？不少在县级领导岗位工作的同志认为，常委不分管政府某一方面工作，就成为事实上的党委部门领导；而分管政府某一方面工作，又必然涉及政府部门，依然存在多头领导的问题。

2.工作上呈现“三个不适应”。一是上级部门不适应。有关部门在部署工作时，仍沿用以前惯例，比如有些行业会议还要求分管书记参加，而不是通知分管相应工作的常委。二是常委自身不适应。以前上面有分管书记，自己更多的是执行，而现在则是决策与执行，存在怕越位的心理，不敢大胆决策。三是下属部门和干部群众不适应。传统观念中行业和部门会议副书记不参加就显得党委不重视，还认为常委是部门领导，有事就找书记，等等。

3.思想上存在“两种担心”。一种是担心实行常委分工负责制后，如果没有完善的与之相配套的常委会决策议事制度和机制，有可能会出现党委书记更加集权；另一种是担心书记办公会议取消后，没有了常委会之前的议事层次，也就没有了原书记办公会所发挥出的酝酿、协调和化解矛盾、统一思想的作用，有可能会使提交到常委会讨论的事项意见分散，难以形成决策。两种担心相比较，前一种担心更大一些。

党的**届**全会提出了“减少地方党委副书记职数，实行常委分工负责，充分发挥集体领导作用”的要求，**年开始，各地各级党委领导班子换届工作相继结束后，严格执行“常委分工负责”制。笔者结合本地实际，对如何更好地实行常委分工负责问题进行了认真思考，并有如下体会。

一、实行常委分工负责制的作用

实行常委分工负责，这是对地方党委现行领导体制和工作运行机制的重大改进，是实现地方党委领导体制科学化、效能化的根本性建设，是适应新形势要求，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又好又快发展的需要。

1、有利于发挥常委的主观能动性。地方党委换届前，普遍存在副书记职数过多的问题。以我县为例，在原来的11名县委常委中，就有5名副书记，占常委总数的45.5%。副书记职数过多带来的问题是：副书记成了党委班子中的一个领导层次。具体工作中，基本上是常委有事先向分管副书记汇报，然后再向书记或常委会汇报。这虽然有利于减少工作中的失误，但也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工作效率，延长了工作周期，容易使常委产生依赖性。久而久之，各常委的职能变成一种摆设，变成有职无自主权的“空壳”，影响了常委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实行常委分工负责制，使各常委能更好地发挥各自的职能作用，充分调动主观能动性，提高工作效率。

2、有利于决策的科学性和调动常委的工作积极性。在基层党委以往的工作中，由于副书记职数多，往往书记办公会成了事实上的最高决策层。党的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明确规定，书记办公会不是一级决策机构。但实际工作中，对重大问题，都是先上书记办公会，如干部任免讨论决定时，有书记、副书记、组织部长参加，已经超过了常委会的半数，事实上已主导了常委会的决策。书记办公会上定下来的事情，拿到常委会上讨论研究，再有不同意见的常委最多也不超过半数，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书记办公会的意见便成了最后的决策，这样做不利于调动其他常委的工作积极性。

3、有利于解决党政分工不清、职责不明的问题。以往县级党政班子之间分工交叉，工作权限和职责相互重叠。如对工业、城建、农业、财税、宣传、教育、文化、卫生等工作，党委有副书记或常委联系，或全部由副书记任重点工作组组长，政府有副县长分管，人大、政协的副职参与，既增加了工作层次，又加大了协调难度，工作互相推委，出了问题相互推卸，难以追究责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作的开展。通过实行常委分工负责制，经济工作由政府副县长负责分管，除经济和政府工作之外的党建、纪检、宣传、稳定、武装由各常委负责分管，有效解决了党政分工不清、职责不明的问题，充分发挥常委集体领导的作用。

一、坚定不移大搞招商引资,全力突破重点项目建设。

1、围绕实施工业六大行业调整振兴规划,大力开展上下游配套项目招商,延伸拉长产业链条,形成集群规模效应。(承办单位:县招商局、经信局。协办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2、以打造全国优质矿泉水水源地、新型建材生产基地、国家级农副产品专业加工园区以及生态示范区为目标,致力于优质矿泉水、石灰石、陶土、农副产品、生态环境等独特资源深度开发,加强与国内外大型企业的联系对接,持续引进战略性、龙头型的大项目。(承办单位:县招商局。协办单位:县政府相关责任部门,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3、紧扣新材料、新能源、新医药和生态环保四个重点,精心运作落实一批科技含量高、成长性好的项目,抢占新兴产业和技术制高点。(承办单位:县经信局。协办单位:县发改局、科技局,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4、优化招商引资运行机制,充分发挥招商引资指挥部作用,提供从洽谈签约到落地建设的全方位服务;实行面对面专题招商,提高项目引进的成功率和高效率;对招商功臣更大力度地进行经济奖励和政治激励,调动更多有志之士投入招商。(承办单位:招商引资指挥部、招商局。协办单位:县政府各部门,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5、主攻重点区域招商,密切关注产业资本流动趋向,分赴长三角、京津塘、珠三角等区域上门招商;紧盯港台、日韩、欧美等国家和地区重点客商,力争实现利用外资的新突破。(承办单位:县招商局,商务局。协办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为认真贯彻落实全省物价局长会议提出的*年价格部门要着力抓好的“十件价格实事”，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经研究决定，将各项目标任务进行分解，落实到每一位领导成员，落实到各科室和各县（市）区价格部门，明确责任领导、牵头单位、主要责任单位。现提出如下分工方案。

一、具体内容及分工

1、关于抓好“两免”政策落实，取消义务教育五项收费。根据深化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要求，坚决落实农村义务教育由政府免费提供教科书，取消收费项目中的课本费、搭餐费；城市义务教育免杂费，取消原收费项目中的学杂费、自愿部分定额控制项目和对跨县市区就读学生收取的借读费。坚决查处学校乱收费，尽可能缓解学生家长负担。（责任领导：刘春林，牵头单位：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科，责任单位：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科、服务价格管理科、商品价格管理科、物价检查所）

2、关于减轻农民、农村用电负担，降低农村电价。根据省物价局部署，按照城乡各类用电同网同价的要求，落实降低农村电价。（责任领导：许云生，牵头单位：商品价格管理科；责任单位：商品价格管理科、物价检查所）

3、关于扶持“菜蓝子”基地建设，稳定“菜蓝子”价格。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菜蓝子”工作的政策措施，针对07年以来“菜蓝子”中存在的猪肉、蔬菜等副食品价格波动较大的问题，运用价格调节基金扶持1-2个生猪养殖场或蔬菜生产基地，增加市场供应，稳定“菜蓝子”价格。（责任领导：谭奇友，牵头单位：调节基金征管办，责任单位：调节基金征管办、办公室）

4、关于稳定春运价格。坚决督促执行春运价格不加成的规定，从严核定票价标准，春运期间不得以更换车型为名调整票价。除车辆通行费按规定收取外，发售给旅客的车票不得加收空调、茶座费等其他任何费用。旅客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费，坚持旅客自愿购买的原则。依法严肃查处和纠正违反规定乱涨价乱收费的行为，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责任领导：许云生，牵头单位：商品价格管理科，责任单位：商品价格管理科、物价检查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