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思想范文10篇

摘要：本文以胡宏有关“封建”的论述为中心，具体考察其在不同时段、不同政局下的论述变化。其论述大致由肯定郡县制，只是修正郡县制在实行时的缺陷；再到在史论中隐约批评郡县制，意欲恢复封建；最终全面论述封建建制，认为封建是大法大本。其论述虽看似循序渐进，实为在具体时势下的权衡结果。

关键词：胡宏；封建；郡县

“封建”一词，最早见于《诗经》，一直贯通商周于今之间，其意义衍化之时，往往与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相关。平添几分驳杂与混乱。故不深究历史脉络，回复各代、各人具体论述中的实情，很难得其近真之相。有宋一朝。士大夫对于“封建”玩味最多。且多意含接续三代道统之意，出于政治上的表现，便是欲落实封建古制。然“复归”三代，落实封建，亦多是对现实政治反应的一种策略。随时势变化而变迁。胡宏(1105-1161)便是其中一例。胡宏封建由主张修正郡县制的缺陷，到史论中隐约批评郡县制。最终认定应改郡县为封建，而封建多与井田相合。其转变看似循序渐进，实多于当时政局、时势相关。

一

胡宏，字仁仲，学者称五峰先生，福建崇安人。生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卒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五十七。胡宏少年便私淑二程。称二程“绍孔、孟之统，振六经之教”，对当时所流行的王、苏、欧阳之学皆未首肯，且编纂《程子雅言》以“破王安石之奸说”。宣和七年(1125)，胡宏至京人太学，从学程门高弟杨时(1053-1135)，遂正式成为二程再传弟子闭。在宋廷南渡之前。胡宏的学术与政见大致受二程影响，反对王安石的变法与“专用己意训释经典”。这种观念大致延续至后。且与其在不同时期对“郡县”“封建”的不同论述大有关系。

南渡至临安的赵宋朝廷，外有强敌压境。内则迁都未久、百事待理，如何处理好内外关系。虽为旧题。实担新意。胡宏在《中兴业》中首次论述“郡县”问题。他在此时认为郡县具有重要作用，说“有土则有民，有民则有财。置守令，所以养民生财也。”然而“平时，监司州郡已不肯同心国事，互相忌恶。”遂使自丧乱后。形成“州郡专以抗拒监司为能，监司专以陵挠州郡为事。”而究其原因，其弊最要不在郡县，乃是“为漕使者，不能平贵贱，通有无。或厚敛苟免以资敌，或重载遁逃以实己。是使守令不得养民以生财也。为宪使者，不能察奸欺，允刑狱，赋污狼藉者不按。奸宄通贼者不治，是使守令不得治民以息争也。”其主张，“或宜尽罢监司之职，属之连帅，选择守令，使各清心省事，专以垦田练兵、兴利除害为务。”则此期。胡宏并未见有批判郡县制之举，只是认为现行的监司等官制牵制了郡县的长处。

论文关健词:红楼梦；传统；法律思想

论文摘要:《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四大文学名著之一，是一部对封建社会进行现实主义批判且艺术价值极商的文学作品，从不同角度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研究素材。《红楼梦》创作于清代，在政治法律方面，清代继承了汉唐宋明等历代封建制度的主干，并有所发展，其典章制度发达完备，堪称中国封建法制之集大成者。透过如此深刻的写作背景，我们可以通过对这部内容丰富的文学作品的研读，来体味中国传统法律思想。

一、皇权至上，法自君出

在中国古代，君主是国家的象征，是国家主权者。君主掌握国家“要”事，即制定国家的基本政策，主持制定和颁布成文的法律及决定和各项政令，即“出令布宪”、“出号令，明宪法”，选任人才。这就是说君主集中掌握国家的立法权、决策权、及人事任免权。法自君出，刑由君定，既是被社会所公认的理论原则，又是必须普遍遵行的社会现实。“皇权至上，法自君出”深深烙印在中国封建体制中。皇帝是整个大家的家长，皇权不可侵犯，下属臣子百姓都视为他的子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主张制礼乐、定征伐等政治法律行为应由天子掌握，他对诸侯割据、大夫专权的政治局面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论语?季氏》:“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候出。自诸候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他还严厉批评了各种潜越行为。董仲舒以“天人感应”学说为基础，认为君权神授，皇权至上。他说“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在封建制度下，君主的言论是金科玉律，神圣不可侵犯，决不允许阳奉阴违，抗拒不从。君主的诏令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它可以取消法律，更改法律，代替法律。为了维护皇权，确保君主的权力及其人身的绝对安全，历代封建王朝都从立法方面作了严格规定。所谓谋反、谋大逆、谋叛、大不敬等罪名，都是为了维护皇权而制定的。在文学名著《红楼梦》中，也体现了中国古代皇权至上，法自君出的法律思想。《红楼梦》第十八回中元妃省亲的诸多细节就体现了这一点。元春才选风藻宫后，被尊为贵妃，成了皇族，因此她的地位就超出了原来的小家，以大家来衡量了，其祖母贾母，生父贾政都在皇权之下视为臣子，因此都要对元妃行国礼，说话也要用敬辞，而宝玉就更不用说了。祖孙、父女、姐弟之礼都在大家系统中以君臣之礼取而代之，以表示对皇权至高无上的敬畏“贾赦领合族子弟在西街门外，贾母领合族女眷在大门外迎接，半日静悄悄的。忽见两个太监骑马缓缓而来，至西街门下了马，将马赶出围幕之外，便西面站立;半日又是一对，亦是如此。少时便来了十来对，方闻隐隐鼓乐之声。一对对凤霎龙族，难羽宫扇，又有销金提炉，焚着御香，然后一把曲柄七凤金黄伞过来，便是冠袍带履，又有执事太监捧着香巾、绣帕、漱孟、拂尘等物。一队队过完后，后面方是八个太监抬着一顶金顶鹅黄绣凤燮舆，缓缓行来”…元妃人园后，礼仪太监跪请升座受礼，引贾赦、贾政等于月台下排班，后又引贾母等女眷自东阶升月台上排班，昭容皆传元妃谕令曰:“免”。茶已三献，贾妃降座，出园至贾母正室，欲行家礼，贾母等俱跪止不迭。贾政又至帘外间安，贾政虽是元妃生父，但此时已经君臣有别，所以身为臣子的父亲要向身为皇妃的女儿行礼请安，隔着帘子，贾政嘱咐贾妃“业业兢兢，勤慎恭肃以侍上”，贾妃嘱咐父亲“国事为重，暇时保养”。公务员之家

二、礼法结合与’‘三纲五常”的宗法伦理思想

从历史的演变来看，“礼”与“法”虽然有其差别，但也有相似之处。在周礼中，礼与刑是相辅相成的，也即所谓周公之法。对于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来说，离开了礼治便无法调整宗法伦理关系，从而失去统治的支柱。离开了法治则无法对付民众的反抗和内部对抗性的矛盾，礼与法的相互渗透与结合，构成了中华法系最本质和特有的法文化。所谓“礼法合治”是指宗法与官僚制的结合，家族伦理原则与君主专制原则的结合，道德教化与法律强制的结合，贤人政治与刑法治国的结合。“礼法合治”最初表现为“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管子认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礼法合治”学说是在汉朝形成和确立的，最初表现为黄老学派对严刑竣法的批判和提出德刑相济，汉儒董仲舒提倡“罢黝百家，独尊儒术”，并在司法实践上提出“春秋决狱”，以儒家“礼治”原则和“礼”规范校正、补充本于法家思想的《汉律》，从此为“礼人于刑”打通了航道。董仲舒强调以礼为主，礼法结合，被确定为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以“三纲五常”作为指导立法的思想，主张刑罚必须符合礼教，“应合经义”“论心定罪”，“三纲五常”成为数千年中华之国粹，立法之大本。“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对儒家礼教尊尊、亲亲原则的具体化，构成了国家与家族互相维系的纵向服从关系。“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是处理君臣、上下关系的准绳，是调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的基本原则，构成了维系横向社会关系的首要规范。魏晋南北朝时期，礼法融合更突出地表现为以礼人律。唐朝时期以礼人法完成，宋明理学的出现使得“礼法合治”得以完善，认为法律“存天理”，是纲常的外在表现。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特点是:第一、宗法思想指导立法。第二、皇权至上，法自君出。第三、坚持特权，主张同罪异罚。第四、重德轻刑，重义轻利。而这在《红楼梦》中也有反映，《红楼梦》中薛蟠打死张三案，本来有罪的薛蟠因为贾雨村的枉法而逃脱了法律的惩罚，贾雨村的改判也体现了封建法制维护贵族特权。薛家是金陵四大家族之一，而“四家皆联络有亲，损俱损，一荣俱荣，扶持遮饰，皆有照应”，这种贵族之间的联姻关系使得权力在这里起到它最大的作用，凌驾于法律之上。从“护官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法律与吏治的弊端，薛家的权势是办案的官员拘情枉法的直接原因，而殉情枉法的官员最后也会得到四大家族的庇护，从而逃脱彻情的责任，于是法律的约束也就变得松弛。另外凤姐弄权中也可见贾府势力之大，可以干预司法。除了恩荫制度中贾赦、贾珍等袭了爵，还有捐纳制度中贾荣捐了五品龙禁卫，连贾府奴才赖荣也都求了主子，捐了个县官。可见势力之大，可以无视法律的规定。另外红楼梦中无处不体现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贾府婚丧嫁娶礼仪之繁多，场面之宏大，足以说明财力与身份，经济能力与政治地位在仪式上的关系。里面的婚姻都必须服从家长的意志，体现了封建的家庭伦理思想。贾氏史太君作为最大长辈，在家庭事务中享有特殊权力。从荣府持家大权交由贾政夫妇，到鞭答宝玉时贾母与贾政的对话，都体现了封建家长的权威。书中很多体现了宗法伦理思想对封建法律思想的影响。

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区分与段落，与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列主义传入中国以及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有直接关系，也与20世纪20年代后考古学在中国兴起，证实中国殷周以前确有夏朝及悠久的原始社会有一定关系。近代进步与相信马列主义的史学家，认为中华民族同样也经历了原始、奴隶、封建（含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三个时期。同志1939年在著名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对此作了结论性的肯定。新中国建立后，继承马列主义史学家的研究成果，进一步确立新史学体系的广大史学工作者，从对中国通史的研究、编写和教学的实际需要出发，曾进行了“中国封建社会分期”的大讨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历50多年后的21世纪与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武汉大学、苏州大学、苏州科技学院三所大学发起并再次举办“封建”与“封建社会”问题学术研讨会，虽是“旧题”重议，但在社会又一次大转型、各种思潮勃起的新形势下，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我们认为核心问题是关乎到史学研究是否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的核心问题。

一、目前史学研究状况需要回顾近现代史学的发展历程

中国历史学从总况说大体可分为传统史学（《史记》至《清史稿》）、近代史学（即马列主义史学，以下不再逐一注明。其标志是《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至建国前）两大类或两大阶段。二者之间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每大段内的历史分期与历代史学家之间也是继承和发展关系。纪传体的“二十五史”，历二千多年形成，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宝贵遗产；近代中国史学是20世纪30年代后才形成的，也取得了世人瞻目的成就。

1.史学研究现状需要再次讨论“封建”与“封建社会”

1978年改革开放后，老、中、青史学家在对“”进行“反思”中奋起，在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史学中，相继出版了各类题材的史学论著。仅以古代史或通史说（依时间顺序），就有刘泽华主编的《中国古代史》（1979年）、朱绍侯主编的《中国古代史》（1982年）、张岂之主编的《中国历史》（通史，2001年）、周一良等主编的《新编中国通史》（2001年）、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2004年）、傅衣凌主编的《中国历史》（2006年）、晁福林主编的《中国古代史》（2007年）、《中国史稿》编写组修改出版的《中国史稿》、蔡美彪续主编的《中国通史》五至十二册（2008年出完）、上海人民出版社组织的《中国通史•断代史系列》等；各大学编写的古代史、通史或简史；通俗性的戏说、细说、图说、正说、论坛等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中国史版本，不下四五十种。从影响大、采用多的高等学校教材《中国古代史》、《中国历史》（或通史）而言，改革开放初期编写的，基本上多沿袭《中国通史简编》、《中国史稿》体例，“编”或“章”中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1990年后的史书则多以断代的先秦、秦汉等相称，没有了前者的“三种社会形态”术语。《原始社会》被“远古”、“上古”、“中华远古”、部族、“史前”等所取代。《封建社会》被“西周”、“战国”等所取代。其诸多原因中，怕“回避”原始、奴隶、封建社会分期的争论是主要的。有的则是对马列主义的“五种社会形态”产生怀疑，甚至否定。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少数史学专家否定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法与“近代中国史学”的所谓“创新”。如以“新科学”的《人是太空人的试验品》称：“大约在五万年以前，一批外星人来到地球，他们具有高度的智慧。当他们发现地球引力等因素不适合他们居住时，他们选择了地球上精力旺盛和智力较高的雌猿，注入了太空人的基因进行杂交，这便产生了地球上的人类。”①编者的话称赞曰：“李卫东博士的这本书，‘改写了人类进化的全部历史，揭示了地球文明的所有谜案’。”②

彻底推翻了马克思、恩格斯“劳动使猿变成人”的科学理论。《中国历史通论》云：“所谓‘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古史分期问题讨论’曾一度热闹非凡，今日看来连它的前提都摇摇欲坠。而所谓‘封建社会内部分期问题’，即自秦以来的历史分期，至今少有人问津。‘封建’一竿子到底，一盆‘专制主义’浆糊，贴上‘加强’、‘进一步加强’标签，就可解决一切。现行‘通史’教材，读来无味，就因读不出异同变化。每朝每代都是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四块，初期休养生息———中期危机加深———末期农民起义三段论，一副面孔，一个模式，像翻烧饼那样单调无味。”③我们在有关论文中，或在有的学术会议上，也能见到或听到与此类似的意见，甚至还有比这些更为尖锐的批评。武汉大学、苏州大学、苏州科技学院联合发起再次举行“封建”与“封建社会”问题学术研讨会，是很有必要的，也是适时的。1999年戴逸先生在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写的《总序》中说：“第四代史学家是在‘’结束以后成长起来的。经过十年‘’，历史学从废墟中走出来，发展很快。近二十年的时间，中国史学处于重新探索阶段”，“试图探索出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史学理论体系。”④其重要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已经过时，今后还要不要坚持，怎样坚持，这些都需要进一步反思，探索答案。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仍然是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而“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开放、发展的学说”，“只有吸收全人类文化成果中的营养，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如何正确对待各种学术流源，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大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中国史学才能发展，才会有生命力。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⑤此说是正确的。尽管社会转型期出现各种思潮、各种史学观点是正常的，但马列主义唯物史观必须坚持，近百年的马列主义中国历史学成果应当继承，代代史学家亦应受到充分尊重和肯定。

一、皇权至上，法自君出

在中国古代，君主是国家的象征，是国家主权者。君主掌握国家“要”事，即制定国家的基本政策，主持制定和颁布成文的法律及决定和各项政令，即“出令布宪”、“出号令，明宪法”，选任人才。这就是说君主集中掌握国家的立法权、决策权、及人事任免权。法自君出，刑由君定，既是被社会所公认的理论原则，又是必须普遍遵行的社会现实。“皇权至上，法自君出”深深烙印在中国封建体制中。皇帝是整个大家的家长，皇权不可侵犯，下属臣子百姓都视为他的子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主张制礼乐、定征伐等政治法律行为应由天子掌握，他对诸侯割据、大夫专权的政治局面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论语?季氏》:“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候出。自诸候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他还严厉批评了各种潜越行为。董仲舒以“天人感应”学说为基础，认为君权神授，皇权至上。他说“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在封建制度下，君主的言论是金科玉律，神圣不可侵犯，决不允许阳奉阴违，抗拒不从。君主的诏令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它可以取消法律，更改法律，代替法律。为了维护皇权，确保君主的权力及其人身的绝对安全，历代封建王朝都从立法方面作了严格规定。所谓谋反、谋大逆、谋叛、大不敬等罪名，都是为了维护皇权而制定的。在文学名著《红楼梦》中，也体现了中国古代皇权至上，法自君出的法律思想。《红楼梦》第十八回中元妃省亲的诸多细节就体现了这一点。元春才选风藻宫后，被尊为贵妃，成了皇族，因此她的地位就超出了原来的小家，以大家来衡量了，其祖母贾母，生父贾政都在皇权之下视为臣子，因此都要对元妃行国礼，说话也要用敬辞，而宝玉就更不用说了。祖孙、父女、姐弟之礼都在大家系统中以君臣之礼取而代之，以表示对皇权至高无上的敬畏“贾赦领合族子弟在西街门外，贾母领合族女眷在大门外迎接，半日静悄悄的。忽见两个太监骑马缓缓而来，至西街门下了马，将马赶出围幕之外，便西面站立;半日又是一对，亦是如此。少时便来了十来对，方闻隐隐鼓乐之声。一对对凤霎龙族，难羽宫扇，又有销金提炉，焚着御香，然后一把曲柄七凤金黄伞过来，便是冠袍带履，又有执事太监捧着香巾、绣帕、漱孟、拂尘等物。一队队过完后，后面方是八个太监抬着一顶金顶鹅黄绣凤燮舆，缓缓行来”…元妃人园后，礼仪太监跪请升座受礼，引贾赦、贾政等于月台下排班，后又引贾母等女眷自东阶升月台上排班，昭容皆传元妃谕令曰:“免”。茶已三献，贾妃降座，出园至贾母正室，欲行家礼，贾母等俱跪止不迭。贾政又至帘外间安，贾政虽是元妃生父，但此时已经君臣有别，所以身为臣子的父亲要向身为皇妃的女儿行礼请安，隔着帘子，贾政嘱咐贾妃“业业兢兢，勤慎恭肃以侍上”，贾妃嘱咐父亲“国事为重，暇时保养”。

二、礼法结合与’‘三纲五常”的宗法伦理思想

从历史的演变来看，“礼”与“法”虽然有其差别，但也有相似之处。在周礼中，礼与刑是相辅相成的，也即所谓周公之法。对于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来说，离开了礼治便无法调整宗法伦理关系，从而失去统治的支柱。离开了法治则无法对付民众的反抗和内部对抗性的矛盾，礼与法的相互渗透与结合，构成了中华法系最本质和特有的法文化。所谓“礼法合治”是指宗法与官僚制的结合，家族伦理原则与君主专制原则的结合，道德教化与法律强制的结合，贤人政治与刑法治国的结合。“礼法合治”最初表现为“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管子认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礼法合治”学说是在汉朝形成和确立的，最初表现为黄老学派对严刑竣法的批判和提出德刑相济，汉儒董仲舒提倡“罢黝百家，独尊儒术”，并在司法实践上提出“春秋决狱”，以儒家“礼治”原则和“礼”规范校正、补充本于法家思想的《汉律》，从此为“礼人于刑”打通了航道。董仲舒强调以礼为主，礼法结合，被确定为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以“三纲五常”作为指导立法的思想，主张刑罚必须符合礼教，“应合经义”“论心定罪”，“三纲五常”成为数千年中华之国粹，立法之大本。“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对儒家礼教尊尊、亲亲原则的具体化，构成了国家与家族互相维系的纵向服从关系。“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是处理君臣、上下关系的准绳，是调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的基本原则，构成了维系横向社会关系的首要规范。魏晋南北朝时期，礼法融合更突出地表现为以礼人律。唐朝时期以礼人法完成，宋明理学的出现使得“礼法合治”得以完善，认为法律“存天理”，是纲常的外在表现。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特点是:第一、宗法思想指导立法。第二、皇权至上，法自君出。第三、坚持特权，主张同罪异罚。第四、重德轻刑，重义轻利。而这在《红楼梦》中也有反映，《红楼梦》中薛蟠打死张三案，本来有罪的薛蟠因为贾雨村的枉法而逃脱了法律的惩罚，贾雨村的改判也体现了封建法制维护贵族特权。薛家是金陵四大家族之一，而“四家皆联络有亲，损俱损，一荣俱荣，扶持遮饰，皆有照应”，这种贵族之间的联姻关系使得权力在这里起到它最大的作用，凌驾于法律之上。从“护官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法律与吏治的弊端，薛家的权势是办案的官员拘情枉法的直接原因，而殉情枉法的官员最后也会得到四大家族的庇护，从而逃脱彻情的责任，于是法律的约束也就变得松弛。另外凤姐弄权中也可见贾府势力之大，可以干预司法。除了恩荫制度中贾赦、贾珍等袭了爵，还有捐纳制度中贾荣捐了五品龙禁卫，连贾府奴才赖荣也都求了主子，捐了个县官。可见势力之大，可以无视法律的规定。另外红楼梦中无处不体现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贾府婚丧嫁娶礼仪之繁多，场面之宏大，足以说明财力与身份，经济能力与政治地位在仪式上的关系。里面的婚姻都必须服从家长的意志，体现了封建的家庭伦理思想。贾氏史太君作为最大长辈，在家庭事务中享有特殊权力。从荣府持家大权交由贾政夫妇，到鞭答宝玉时贾母与贾政的对话，都体现了封建家长的权威。书中很多体现了宗法伦理思想对封建法律思想的影响。

摘要：鲁迅先生的小说中，很多作品都反映了旧中国的妇女形象及其解放问题，塑造了一些十分典型的妇女形象，她们从顺从一步一步艰难地走向反抗，并且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她们的牺牲是值得的，正如单四嫂、祥林嫂、子君和爱姑等等形象一样。本文主要是通过对这几个典型形象的逐步反抗斗争及其思想义的深入分析，揭示束缚妇女进步反抗的深层原因，进一步探讨鲁迅先生对妇女的关注及对她们的解放问题的深邃思考。

关键词：鲁迅小说妇女反抗形象探索

一

“五四”运动掀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专制，提倡民主”上午呼声越来越高。这时期出现了大量反封建礼教，追求妇女解放的文学作品。鲁迅是较早关注妇女解放问题的伟大作家之一。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为我们留下了一个个鲜明生动的妇女形象，通过这些我们看到了鲁迅先生对妇女，特别是对旧中国劳动妇女命运的深切关注。她们中的典型形象是：《明天》中的单四嫂，《祝福》中的祥林嫂，《伤逝》中的子君和《离婚》中的爱姑，而且基本都是妇女反抗的悲剧形象典型。本文试通过对这几个典型形象的分析，探讨鲁迅对妇女的关注及对她们解放问题的不断探索。

二

（一）逃避的反抗

科学技术的普及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有着独特的作用。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一个国家、地区科学技术的普及程度，从根本上决定这个国家、地区生产和文化的发展水平，决定着这个民族的创造能力。

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关系。科技创新是国家、地区综合竞争力的关键，而科学技术普及是科技创新的前提和基础。科技创新和科学技术普及是一体两翼，两个轮子，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是科技发展的两个重要方面，共同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科技创新是在科技前沿不断取得新的突破，而科学普及则是科技创新的一个重要基础。科学技术的普及是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必经环节，没有科学普及，也就不可能有持久的科技创新。我们绝不能只重视科技创新，不重视科学普及，更不能只要科技创新而不要科学技术普及。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科技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源动力，而科普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在知识经济初现端倪的今天，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创新步伐不断加快，人才和科技已成为支撑现代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基础。有一份资料显示，英国在1660年-1730年拥有了世界上40%的科学成果，因此，当时的英国国力最强大。美国1950年拥有了世界上57%的科学成果，因此至今一直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从这个方面分析，在我们发展经济，增强国家、地区综合实力中，以下趋势十分明显。一种趋势是从重视财富的现实增量、转向财富的潜在增量。潜在增长是什么？就是科学技术。第二种就是从重视物质资本等有形财富，转向技术、人才等无形财富。第三种就是设备引进转向重视管理、技术软件引进。如果从认识的角度来看，科技创新是国家综合竞争力的关键，而科普工作就是将科学技术大众化、应用化、普遍化，任何一项科学技术要为人们所掌握，转化为巨大的现实生产力，一定离不开科普工作，科技创新的目的，就是通过科学技术普及进而转化为生产力。因此，我们要像重视科技创新那样重视科普工作，否则，经济发展就后劲不足。

科普工作面临的形势和挑战。科普工作，是提高公众科学文化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明显提高、形成比较完善的科技和文化创新体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一个重要方面。当前，科普工作面临着严峻挑战。首先，陈旧的、玩固的封建思想仍给科普工作造成消极影响。我国是一个具有数千年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破除起来非常不容易。封建迷信思想本质上是与科普文明相对立的，封建思想越浓厚，科学普及就越困难。第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赋予科普工作十分繁重的任务。当今时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各种新生事物层出不穷，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短。科学以其难以置信的速度展示其无穷的魅力和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如何使公众了解各类科学知识，知晓各类科学技术，这赋予科普十分繁重的任务。第三，市场经济的功利因素给科普工作带来的新情况、新影响。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这是无可非议的。科学普及是一项公益性工作，是一项更多体现为少量的零碎的分散经济效益和长期的整体的巨大的社会效益的事业。因此，科学普及需要公共财政更大投入和需要社会各界共同作出努力和奉献!

内容摘要：鲁迅和金东仁是中韩两国代表性的作家，且两位作家都处于相同的历史时期，他们都敏锐地捕捉到了当时的社会问题，并将关注的目光转向女性，描述女性悲惨的命运，呼吁关注女性问题，更深刻地呼吁解放封建社会。不仅如此，两位作家都很擅长使用讽刺手法。本文对金东仁的《土豆》和鲁迅的《祝福》中两位女主人公“祥林嫂”和“福女”进行比较研究，并结合讽刺理论和女性主义，分析其悲剧的原因，探究当时的社会现实和封建制度对女性的毒害。

关键词：讽刺理论;女性主义;女性形象;比较研究

《祝福》是鲁迅第二部小说集《彷徨》中的第一篇，是鲁迅的小说代表作之一。鲁迅以极大的热情欢呼辛亥革命的爆发，可是辛亥革命后，帝制政权虽被推翻，但取而代之的却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统治，宗法观念、封建礼教仍然是压在人民头上的精神枷锁。在这样的背景下，鲁迅1924年写下了《祝福》。小说使用第一人称，讲述离开故乡的知识分子，在旧历年底回到故乡“鲁镇”后暂寓在鲁四叔的宅子里准备过“祝福”大典时，见证了四叔家先前的女仆祥林嫂瘁死的悲剧，接着通过对女主人公祥林嫂悲惨生活的描述，深刻展示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农村的真实面貌。金东仁是韩国近代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土豆》是他优秀的代表作之一。韩国20世纪20年代正处于日本殖民地统治时期，国家主权丧失，在日本的殖民残暴统治下，人民不断被榨取摧残，百姓生活困苦。《土豆》创作于1925年，描述了贫穷的农村女性“福女”为了生存而一步步走向堕落和死亡的过程，揭示了社会环境所导致的人类道德堕落的主题。《祝福》和《土豆》两部作品都是以20世纪20年代的农村为背景，作品的两位女性主人公分别为“祥林嫂”和“福女”。本文将运用讽刺理论，并结合女性主义理论对两位女性的形象进行比较研究，探究其悲剧的原因，揭示当时的社会现实和封建制度对女性的毒害。

1.讽刺理论和女性主义

首先看讽刺主义，郑伯奇说：“讽刺文学不是下意识的产物，也不是自然发生的东西。在阶级社会中讽刺文学是一种斗争的武器。但是，同样是斗争的武器，讽刺文学，在斗争的发展过程上，有它的特殊的地位和意义。[1]1935年春，鲁迅在《论讽刺》和《什么是“讽刺”?》两篇短文中说：“我想：一个作者，用了精炼的，或者简直有些夸张的笔墨———但自然也必须是艺术的地———写出或一群人的或一面的真实来，这被写的一群人，就称这作品为‘讽刺’”[2]。正面讨论了讽刺问题，他提出的“精炼”与“夸张”，是讽刺的表现特征。鲁迅认为“讽刺”是“艺术”，且是能让人“受感动”的，这里的“受感动”是指震撼人心的力量。不仅如此，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中，概括说明了讽刺文学的缘起、界定其特点、说明其风格等，理解和掌握了讽刺的“公心”“婉曲”“戚谐”三个特点[3]。女性主义也是文学作品中经常使用到的理论，且近年来，女性主义也与其他学科相互交叉，成为一种重要的交叉性理论。女性主义，是后结构主义思潮和后现代理论的一部分。后结构主义是一场解构一切中心、为边缘者争取权力的思想运动。女性主义可以看作是解构父权中心、为处于边缘的女性说话的理论[4]。因此运用女性主义分析女性人物形象，不仅是分析文学作品的一种手法，也有助于思考关于女性的地位和发展。本文运用讽刺理论和女性主义对《祝福》和《土豆》的女主人公“祥林嫂”和“福女”进行分析研究，比较研究其相同的悲剧命运和不同的悲剧原因。

2.相同的悲剧命运

一、彩礼制度有助于家庭财富的代际转移以及新家庭的财富重组

在先成家后立业的传统思想下，很多家庭（特别是广大农村家庭）在自己子女学业结束后便催促子女的婚姻事宜，而这些刚刚步入社会的男青年，他们并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在彩礼习俗的影响下，一旦达成缔结婚姻的意向后，男方需要向女方交付一定数额的财物，为了显示男方缔结婚姻的诚意和展现男方家庭的经济实力，或是在传统习俗的压力下，男方向女方交付的彩礼的数额往往并不是一个小数目，至少在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程度下不是一个小数目。而男青年自身很难承担起这笔不小的开支，于是，男方父母便承担起了这个“重任”。在男方向女方交付彩礼后，女方家庭很多情况下为了自己女儿在新家庭中树立地位，避免遭到男方父母的“轻视”，往往会将彩礼的部分或全部作为女方的嫁妆，虽然嫁妆形式不同，但毕竟将这些款物又转移到了新成立的家庭中。所以，男方父母筹备的彩礼款物，实际上间接演变成为新家庭经济基础，有助于新家庭的财富重组，从而实现了财富间的代际转移。

二、彩礼制度有助于补偿女方家庭的劳动力损失及女方父母养老保障

虽然我们已经进入到文明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是我们并不能否认，在很多农村地区（特别是部分落后地区的农村）封建传统思想依然存在。男婚女嫁的思想根深蒂固，很多情况下女方出嫁后需要将户口等迁入到男方的户口下，女方家庭不再保留女方的户口，甚至很多地区的村委会会将远嫁他乡的女方土地收回。“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的思想依然大有市场。而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女方家庭一旦将女儿出嫁，便意味着家庭中失去了一个壮年劳动力。以笔者家乡（河北省定州市GY村）的习俗为例，女儿出嫁后便视为完全脱离了女方家庭，而成为男方家庭的一个成员，女方需要对男方父母尽赡养义务而无需对己方父母尽赡养义务，且女方在出嫁后不参与女方父母的遗产继承。在这样的环境下，彩礼制度充当着补偿女方家庭的劳动力损失的功效。与此同时，彩礼亦然作为了对女方父母养育之恩的感恩之情，补偿了其父母二十余年的“养育费用”。在这种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下，女方父母在少子、甚至无子的情况下，为了保障其颐养天年时最起码的养老费用，会将彩礼中的部分款项截留，以充当其养老准备金。故彩礼制度的构建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下缓解法律规定与习惯法的冲突问题，有助于封建思想影响下的老年人保障。

三、彩礼制度有助于担保婚约履行和便利女方的私力救济

由于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婚约的效力，所以男女双方家庭缔结的婚约不能得到国家强制力的有效保护，只能基于习惯法和民间习俗，其履行只能倚仗于习惯法所形成的社会强制力以及男女双方的私力去维护和救济。由于一直以来的风俗习惯，特别是传统的封建道德对女方的要求往往高于对男方的约束。而且，无论男女双方何方违约，都会给女方造成比男方更大的名誉损害。特别是在部分受传统封建思想影响比较重的农村地区，一旦女方毁约，或是女方被毁婚约，都会给女方在当地“婚姻市场”造成致命性的打击。即使是女方被毁婚约的情况下，都会使当地人们认为女方品性有问题或者其他生理及心理缺陷，使其在本地“婚姻市场”严重“贬值”甚至只能远嫁他乡。所以一旦婚约订立，女方往往比男方更期待婚约的成功履行，彩礼制度在这种环境下充当了婚约履行的担保作用。由于彩礼往往数额较大，使得男方在彩礼的约束下，便会考虑重新改定婚约或者毁约所需要付出的成本代价。彩礼成为了女方维护婚约履行的一种私力救济途径，其在维护婚约履行，保护女方权益，保障女方名誉等方面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也是女方最重要的私力救济方式之一。

一、内容上的自然经济观点

内容上的自然经济观点,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主要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传统经济思想始终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看成是最理想的经济生活模式。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经济思想的基本观点产生和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尽管地主阶级内部当时存在着各种不相同的学派,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作为他们理想社会的经济基础。儒家思想后来发展为封建正统思想的主体。儒家创始人之一———孟轲曾这样描绘儒家的社会经济主张:“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孟子•尽心上》)这是一个典型的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的图画。西汉后期召开的盐铁会议上,以封建正统思想标榜的文学贤良则认为社会经济生活的模式应该是“千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农民不离畦亩,而足乎田器,工人不斩伐而足乎陶冶,不耕田而足乎粟米。百姓各得其便,而上无事焉”。(《盐铁论•水旱》)这里虽然有手工业者,也有商人,但仅限于百乘之家,千室之邑的范围内,而绝不同外界交换:“远方之物不交,而昆山之玉不至”(《盐铁论•通有》),“道路罕行,市朝生草”。(《盐铁论•力耕》)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是其基本主张。东晋时期的陶渊明甚至把世外桃源看成是最理想的社会:“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耕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髻,并怡然自乐。”(陶渊明:《桃花源记》)。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所称道的太平盛世,无非是“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史记•平准书》)以及“频致丰稔,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通典•食货七》)这种农业自然经济的繁荣景象。直至到了近代的许多思想家,包括一些进步思想家,也仍然主张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如龚自珍的“农宗”思想,就主张一宗百亩之田,其中十亩之地为住宅,十亩之田出租税,十亩之田养佃户,十亩之田种经济作物,三十亩自家人口食用,余三十亩所产用来交换手工业品。要求人们“皆不得以澹泉货,百家之城,有货百两;十家之市,有泉十绳,裁取流通而已,则衣食之权重,则泉货之权不重。”(《农宗》)虽然不主张彻底取消货币,但仍然主张“衣食之权重”的农村自然经济。甚至革命农民,并且是近代革命农民,也把自给自足的小生产经济看成自己的理想国。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就主张:“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妇蚕绩缝衣裳。凡天下,每家五家鸡,二母彘,无失其时。”“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长及伍卒为之,农隙治事。”完全是一幅古老的自然经济图景。第二,传统经济思想的自然经济观点的表现,是它的轻商、贱商和抑商原则。重农抑商一直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基本内容。康有为曾指出中国封建经济思想的这一特点。他说:“吾国古者首去渔猎,则以农立国,是故分田制禄之经,重农贵粟之论,布满经史。”(《请励工艺奖创新折》)这里说的确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实际情况。早在战国,封建制度产生时起,地主阶级思想家就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农业是富国富民的本业,而工商业则是末业。要富国强兵必须重本抑末。国家必须在政治上、经济上、财政上大力推行重农政策,而打击或限制工商业的发展。比如,商鞅变法就规定:百姓“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史记•商君列传》)“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商君书•外内》)通过这种办法,使“民不得无去其商贾技巧而事地利”(同上)。西汉时期,国家规定“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商人子弟,“不得仕宦为吏”(《史记•平准书》),在政治上压抑商人的地位。西晋王朝规定:“侩卖者,皆当着巾,白帖额,题所侩卖者及姓名,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太平御览》卷八二八),对商人公然进行人身侮辱。直到近代,这种仇视商品货币经济,贱视工商业者的传统观念,仍然具有巨大的影响。直到19世纪70-80年代,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已有相当发展的条件下,地主阶级顽固派还在鼓吹只有“重农抑商”、“务本知俭”才能使中国富强的观点,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的“振工商以求富”的主张,仍然认为“自来天下之大计,未有舍本而可以图富者。”(曾廉:《纺砖楼记》)。在中国历史上,既使那些重视工商业的思想家,也都难于摆脱传统的农本工商末观点。重农抑商思想和政策在中国封建社会统治了2000年之久,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一条基本原则。封建传统经济思想维护自然经济的特点是不奇怪的,形成这一特点的主要原因是:(1)农业是封建经济最主要的部门,封建农业本来就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所以,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自然经济观点实际上是封建自然经济基础在经济思想上的反映。(2)商品货币经济对自然经济有瓦解作用,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和封建剥削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地主阶级思想家自然要竭力赞美、维护农业自然经济,而敌视、打击商品货币经济。

也就是说,地主阶级的阶级利益决定了封建经济思想必然维护自然经济,而敌视商品货币经济。

二、观察问题的国家本位主义立场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对各种经济问题的看法,总是以国家为本位,从国家的角度,从国家的立场,从国家的利益出发。有的学者在比较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和西方经济思想时,称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为国家经济学观点,就反映了传统经济思想的这一特点。中国历代思想家经济思想的中心点都是密切联系如何治理国家问题的,如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治国》)以个人为本位,从个人角度谈论经济问题的,不是没有,但为数很少。古希腊色诺芬的《经济论》专门论述私人奴隶主怎样管理好自己的家庭经济,而同时期中国的商鞅、孟轲以及其他许多思想家的经济思想著作,研究的则都是如何富国富民问题。由于观察问题主要持国家本位主义立场,因而形成了传统经济思想如下两个重要特征:第一,在政治与经济关系问题上,总是强调政治的首要地位。国家政权是政治中最本质的东西。从国家立场观察问题,自然也就是从政治上观察问题,它要求处理一切经济问题,都从地主阶级的政治利益出发,认为政治上的安危比经济上的贫富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认为“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传统思想的这一特点,集中表现在贵义贱利思想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的长期统治上。中国古代所谓义,不仅是个道德规范,它实质上是一个表示封建政治原则和思想道德原则的范畴。利,则主要指物质经济利益。中国经济思想史上长期存在的义利之辩,实质是封建政治、思想、道德原则和物质经济利益的关系问题,简言之,也可以说是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问题。在这个基本问题上,地主阶级传统经济思想一直坚持贵义贱利原则,即要求把义放在首位,谋利、求利必须符合义的原则,服从地主阶级的政治利益和道德原则,要求统治者“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所以,“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四书•大学》)必须“见利思义”,当义和利发生矛盾时,不能见利忘义,而必须毫不犹豫地舍利取义。由于这种传统观念的束缚,封建士大夫都以安贫乐道为荣,而以置身经济事务为耻。“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四书•大学》)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封建的义,是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在,贵义贱利原则,实质是维护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原则,它只关心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至于社会经济、社会生产是否能得到发展,则是次要问题。正是这种贵义贱利思想,造成了封建社会知识分子轻视生产,鄙薄经济事务的坏风气。第二,关于国民经济宏观管理的理论,成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由于观察问题的国家本位立场,所以历代思想家总是从国家角度出发,从封建经济的全局出发来谈论经济问题。他们谈论最多的,主要是义利关系即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问题,农工商关系即国民经济各部门关系问题,以及国家财政问题、土地问题等,至于个人、家庭、单个生产单位如何处理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方面的问题,则很少有人论及。所以,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可以说是宏观经济学思想,而不是微观经济学思想,它主要是关于封建经济全局、或国民经济总图景的理论,这是传统经济思想国家本位主义立场的必然结果。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国家本位主义立场产生的原因,首先与中国封建中央集权制的统治有关。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为了镇压农民的反抗,地主阶级建立了强大的国家机器。“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和西欧封建制度很不相同,西欧国家是封建领主制,一块土地经济上的所有者,同时也是政治上的统治者。中国则不然。封建地主对农民可以进行经济上的榨取,而政治上的统治,则主要是通过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来实行。在地主和农民的关系中,封建国家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不通过封建国家,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经济关系就不允许有大的变动,任何一个关系封建经济全局的问题都不可能得到解决。中国封建专制国家在封建政治和经济生活中这种决定性的作用表现得十分突出,十分明显。历代地主阶级思想家都十分清楚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封建思想家考虑经济问题往往从国家立场出发的重要原因。中国封建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与传统经济思想的国家本位主义立场这一特点也有关系。由于封建国家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所以,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要干一番事业,要改造社会,实现自己的抱负,必须做官,然后才有可能。中国封建知识分子走的是一条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追求的目标是读书做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他们平时学习,研究的是治国平天下之道,游说诸侯王公也好,参加科举考试也好,靠的也是治国平天下之道,做官执政以后,用的也是治国平天下之道。所以,封建知识分子一生学的、说的、做的都是天下国家的大事,否则他们就没有出路。所以,他们不谈问题则已,一谈问题就必然从国家立场出发,政治问题如此,经济问题也如此,这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观察问题的国家本位主义特点形成的主观社会原因。

三、理论发展上的停滞与僵化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人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也变得开放和多样。现在的学生不再满足于过去的“老师讲我来听”的机械授予式教学，而是敢于大胆发表自己不同甚至相反的见解。这种现象，对语文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种新型的探索式教学方法应运而生，但未能形成一个规范化的理论，所以，进一步研究探索式教学方法，在教学理论和教学实践上都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下面，就以探索“鲁迅《祝福》中祥林嫂之死”为例谈谈在高中语文课堂教学中如何实施探索式教学。祥林嫂是《祝福》的核心人物，祥林嫂死因的探索，对于理解课本内容，探究文章主旨很重要，是这一课教学的重难点所在。

一、教学导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祝福》是鲁迅小说探索吃人问题的延续，那么，究竟是谁害死了祥林嫂?可能学生对于小说描写的时代，没有那种直接体验，不能引发情感共鸣。那么用什么来激发学生的兴趣?投其所好是关键。现在的学生都喜欢看侦探小说，情迷柯南、福尔摩斯等。那我们不妨把祥林嫂的故事当成一个侦探小说和破案的故事来讲，要求学生从中找出凶手。在课文学习之始，我们就可顺势向学生自然而然地抛出一个问题:祥林嫂到底因为什么死的，她的“被逼迫”究竟源于谁。请你走进课本，研读课文，探究文本，从中找出真正的凶手。这样设置就使原本死气沉沉的课本成了学生渴望探索的对象。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教师用适当的方法激发了学生的阅读兴趣，激起了学生的求知探索欲望，学生纷纷深入文本找寻“真凶”，探究答案。这样，探索式教学就成功了一半。

二、教学环节:课本是根，教师是干，学生是叶

以课本为本，将课文内容作为探索的对象，不要偏离方向，所有的补充拓展都是为深化课文内容服务的。教师在教学中扮演串联的角色，要掌控好整堂课。学生想到的方面要逐层深挖，学生想不到的方面要给予启发和提示，同时要在学生想与思之后给予归纳总结。学生的任务则在于知识的丰富，大胆探索课本知识，提出自己的想法和见解。

三、课后总结:身临其境，合理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