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范文10篇

摘要：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是商品经济史研究中一个首要的重大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应以对其本身的研究为基础，而不能将中国的封建地主制与西欧的封建领主制作简单对比。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它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高峰，并形成了多层次和多元化发展格局。在此过程中，商品经济一方面受政治干预极其强烈，另方面则从根本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

关键词：商品经济、中外比较、中国特点

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乃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消长的过程。（注：李埏：《中国封建经济史论集》，云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6～15页。）因此，要全面而又科学地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必须大力开展对商品经济史的研究。随着近20年来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一点已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商品经济问题是重新正确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突破口，应强调重视商品经济的研究。

大力开展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史的研究，首要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如何认识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因为这关系到我们从什么样的角度出发和以什么样的思想为指导去研究商品经济问题，并进而科学认识整个社会的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全局的大问题。最近，宁可先生强调："从中国社会形态的研究，寻求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不能不注重中国经济形态的特点，这里包括了商品经济的特点和作用，而寻求中国经济形态的特点，商品经济的特点和作用也许能给我们以线索和启示。"（注：宁可：《中国社会形态中应当注重的一个方面－商品经济》（"社会形态与历史规律再认识笔谈"），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其意盖在于此。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揭示。但这并不能说明该问题已无探讨的必要，而恰恰说明这只是一个重新认识的开端。下面，试就此问题略抒管见。

我们先从对已有的特点的分析谈起。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研究商品经济问题和探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关系的论著中，都曾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问题。其中，姜守鹏先生的《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特点》（注：见《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2期。）是有关此问题的专文。限于篇幅，以下围绕此文做出分析。

只要粗略地检阅一下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记载这些记载是历代封建政府的统计数字，很不精确；各朝疆域不同，各时期的人口数字也不全可比。但借它们来说明各个历史时期人口变化的大致趋势还是可以的。），就会发现三个明显的现象：

.第一，人口自然增长率很低。从第一次有正式全国人口记录的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开始，到鸦片战争爆发的1840年，1839年间，全国人口从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增到四亿一千二百八十余万，净增三亿五千三百二十余万，平均每年仅递增0.1%。这就是一般说的具有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特点的高—高—低类型的人口再生产。

.第二，人口的变化不是平稳的，而是具有周期性大起大落的特点。大体上说，一个历时较久而又比较强大的王朝(如两汉、唐、两宋、明、清等)的初期，人口增长迅速，大约到中期达到高峰，而后停滞，到新旧王朝交替时期则急剧下降。

.第三，就整个封建时期看，人口的增长往往经过一段较长的停滞时期后在短期内迅速增长，而后又停滞下来，即呈现为台阶式的“跃迁”。战国中期的人口大约为二千五百万到三千万，这是第一级台阶；从汉到唐，人口似乎没有超过六七千万，这是第二级台阶；从北宋后期起，人口大约增长到一亿左右，这是第三级台阶；从清代乾隆初年开始，短短100年间人口即从一亿多猛增到四亿，随后又陷于发展迟缓的状态，这是第四级台阶。

.上述三个现象中，第一个是世界各国封建社会所共有的，第二和第三个则是中国封建社会所独有的。

.“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92页。)上述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正是封建生产方式的人口规律的作用在中国的具体表现。而封建社会的人口规律归根到底主要是由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或基本经济规律所决定和制约的。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因此研究中国封建社会“三农”问题应该以农民为切入点。农民就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我国古代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群有自耕农和佃农。自耕农是自身拥有耕地，自己种地养活自己的农民。佃农则是依靠耕种地主土地，并向地主承交地租的农民。地主，特别是庶族地主，他们虽然不从事农业劳动，但在古代土地私有制度下，他们占有了大部分的土地，因而要研究古代“三农”问题是，地主是不能忽略的，所以我认为，自耕农，佃农，地主这三类人群的生存生产状况是研究古代三农问题的关键。

首先来说是自耕农，这是一个被中国经济史学长期忽视的阶层，但它却是中国古代农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观点认为，中国古代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是广大佃农，而佃农直接受到地主的剥削，因而就得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也即是地主与佃农的矛盾。这种观点我认为是不符合中国历史事实的，原因就在于它忽视了中国的自耕农阶层。根据资料显示:自耕农在中国古代是大量存在的人群。隋唐时期，政府推行均田制，产生了大量的自耕农，历次农民起义及朝代更替，产生了大量的无主荒田，原来在土地上耕种的佃农就逐渐成了自耕农，中国古代历史上自耕农的数量可以从历代政府推行的“刮户”政策中得到一些了解，刮户之所以出现是因为逃户多，农户逃亡是因为赋税繁重，例如，唐玄宗时，一次“刮户”之后“得户八十余万，田亦称是”八十万是相当大的数字，唐德宗实行两税法时，计有“旧户三百八十万五千”，八十万差不多有五分之一之强。同时，被刮之户大多是原来的自耕农，或新自耕农，刮户就是为了将小农户纳入国家赋役控制之内，地主是不太可能因为逃避赋役而逃户的，因为代价太高了。康熙帝曾说过“田亩多归缙绅富豪之家，大约小民有恒产者十之三四耳”据此可推测:古代自耕农的数目应该不会少于总户数的百分之三十。既然自耕农占总数不少，而他们又不受地主的盘剥，因而单纯的认为封建社会中地主与雇农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就不全面。自耕农阶层是我国的编户齐民，要向国家完纳赋役，是国赋的主要承担者之一，因而他们与封建国家之间有一定的矛盾。因为专制政府时不时的向他们征收各种赋税，并常常征发徭役。各地地方官也趁机欺压百姓，贪污腐败，因而我认为封建国家与包括自耕农、没有特权的中小地主、佃农等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也是诸多社会矛盾中的一个基本矛盾。政府的苛捐杂税常常使被统治阶级受到严重剥削，因而才爆发了中国历史上众多的农民起义。

其次我们说一下地主与佃农。在唐代中叶以前士族地主在地主阶层中居主体地位，他们往往拥有世家特权，占有较多的土地，佃农对士族地主的依附较重。唐代中叶以后，国家不断打击士族地主，扶持庶族地主，庶族地主成为地主的主体部分。庶族地主没有特权，本身力量弱小，占有土地较少，适应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不断加强的需要，因而受到国家的保护。他们对佃农的控制较为松弛。地主，特别是没有特权的中小地主，他们在向佃农收取地租的同时，还要向政府交纳赋役。由于在唐朝两税法之后，田亩的多少逐渐成为征收赋税的标准，因而地主与自耕农一样是国家赋税的主要缴纳者。佃农的数量与自耕农差不多，有时会更多。他们应该是封建社会受剥削最严重的阶层。一方面他们要交地租，另外还要交纳国家赋税，人头税是他们要交的主要税种，此外他们还要承担繁重的国家徭役，他们受到双重的压迫和剥削，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群众，常常仅能维持基本生存。

在我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社会条件下，国家存在两个基本矛盾。一是专制政府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也就是掌握国家特权的官僚贵族阶层与包括无特权的地主、自耕农、佃农在内的被统治阶层间的矛盾；二是地主与佃农之间的矛盾。地主通过征收地租实现对佃农的剥削。我认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许多农民起义的爆发，多数原因是第一种矛盾激化的结果。越到封建社会后期统治越是黑暗，压到人民身上的各种负担也就越重，再加上官僚的鱼肉盘剥，常常造成官逼民反。当然，地主对佃农的剥削也是造成社会的不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地主对佃农的租率常常达到百分之五十，这也是社会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形态与西欧封建的形态具有相当不同之处。总体来说，中国古代经济形态是小农经济，而西欧则是一种地主庄园式的经济形态，与之相对应的政治形态，中国是王权十分强势的中央集权国家，而西欧的王权则显然不是很强势，甚至有些地方自治的色彩。中国的小农经济是与中国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相适应的经济形式，两者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小农经济需要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来维护安定的生产环境，而小农经济又保证了中央集权国家的稳定。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一方面保护小农经济，另一方面几乎无可避免的造成了贪污腐败，以权谋私。官僚阶层就逐渐成了通过特权来谋取私利的特权阶层。黑暗腐朽的统治最终葬送了封建王朝。

教学目的

1.知识要点：大和的兴起;大化改新;日本的武士阶层;穆罕默德出走麦地那;基本统一阿拉伯半岛;阿拉伯帝国的形成和分裂。

2.能力培养：①“日本的大化改新”，通过对背景、内容和历史意义的教与学，着重培养学生分析重大历史事件的能力;“日本武士阶层的形成”的教与学，则要增强学生对重要历史现象的理解能力。②地跨欧、亚、非三洲的阿拉伯帝国，曾繁荣一时，但由于建立在军事征服的基础上，缺乏牢固的基础，因此，200多年之后就瓦解了。

3.思想品德教育：①古代史上，中朝、中日之间的友好交往，特别是中国文化对这两个国家的积极影响，学习这些内容不仅仅是激起同学们的民族自豪感，更应意识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善于吸收外族先进文化，是一个民族强盛发展的重要因素。①通过学习阿拉伯半岛的统一、帝国的建立等史实，使学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③将东亚和西亚的两个封建国家进行对比，培养学生综合分析、对比的能力。

本课重点和难点

重点：日本的大化改新。阿拉伯半岛的统一。

初中政治教案

第三框封建社会的兴盛和衰亡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通过学习，了解封建制生产关系萌芽及其产生的过程产生，了解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原因、表现。从封建制生产关系的特点入手，使学生认识到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剥削和压迫的基础；封建剥削的主要方式是榨取地租；森严的等级制度是建立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基础之上的，封建国家实现君主专制制度；封建国家的本质是地主阶级统治和压迫农民阶级的工具，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利益根本对立，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

通过教学,使学生认识到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最高形式是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具有历史的局限性。

自汉武帝盐铁官营之后，国家控制工商业成为历代封建王朝奉行不逾的宗旨，官营工商业由此成为社会经济中的主导。在此后的近两千年中，随着商品经济的逐渐发展和官营工商业的弊端丛生，国家控制工商业的理论——轻重论逐渐发生歧变，最后终于被主张工商业私营的理论所取代。本文试图在论述重论嬗变及其它经济理论兴起的同时，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从而对今天的改革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西汉轻重论的产生

春秋初期，随着“工商食官”论的瓦解，山川鱼盐资源得到进一步开发，私营工商业逐渐获得发展。虽然这时有齐国管仲的专山海政策和战国时秦国的政府控制工商业，但都为时较短和仅局限于某些个别地区，因此，对山泽之利采取放任私人经营、官取其税是此时期发展的主线。秦统一后，继续实行工商官营政策，对东方私人工商业者进行了严厉的打击，富商大贾们被没收财富，迁离本土。由于秦始皇在统一后仍频繁调动兵马，大兴土木，造成赋役繁苛、刑罚严酷，从而被农民起义所推翻。秦祚的短促使秦政权只摧毁了东方的私营工商业，但并未建立适合封建大一统需要的工商业机构和经济理论，因而在经济结构上并没有真正完成从私营到官营的转型。

西汉建立后，对秦亡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陆贾的“居马上得天下”而不可“以马上治之”的话，集中反映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因而，汉王朝的当务之急是政策的根本转变，即变秦王朝的“举措暴众”为无为而治，通过清静无为来恢复残破凋敝的社会经济。刘邦为恢复经济采取了一些重农抑商政策，重农措施取得了成效，抑商却仅流于形式。如他规定不准商人衣丝乘马、不准商人子弟做官等，只是压低商人社会地位的贱商措施，在经济上对商人并无多大限制。到惠帝和吕后时，“弛商贾之律”，除仍不许商人子弟做官外，其他抑末措施暂缓施行，实际上放弃了刘邦制定的贱商政策。其后，汉王朝又实行“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的工商自由经营政策，造成“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流之物莫不通”的局面。那些在秦代遭到打击的工商业者随着商品经济的活跃迅速暴富起来，其势力的发展竟远远超过了战国时期，《汉书·食货志》所谓“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就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状况。

经过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恢复，人民富足，国力强大，封建大一统的各种规章制度也逐渐确立，在这种情况下，汉王朝的理论指导就开始从“无为”向“有为”转化。此时私营工商业者虽然拥有巨大的经济实力，但并不支持封建政权，在国家急需财政支援时袖手旁观，《史记·平准书》记载他们“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七国之乱时，汉军中的一些列侯、封君为出征向商人借债，长安的大商人除无盐氏外，均拒绝贷给。当汉武帝内外兴作，耗费巨大，发生严重财政困难时，富商大贾仍然不予支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想完成名垂青史的功业，单凭农业经济的收入是难以支撑的，而过度征敛又会导致秦朝速亡之覆辙，于是掌握财富的私营工商业者就成为与汉王朝争夺经济控制权，妨碍封建政权巩固和发展的主要威胁。因此，汉武帝对其采取了毁灭性的打击，实行盐铁官营，建立了一系列适应封建专制集权的官营工商业机构。这样，从春秋开始的工商业自由经营的主流到汉武帝时终于让位给国家控制工商业，这也是封建大一统王朝高度集权的必然结果，只是因为秦王朝二世而亡而有所推迟罢了。

在汉武帝由政府直接经营工商业的大规模行动之后，到西汉末年，随着认识的深化和实践的积累，形成了以汇集《管子》作为国家控制工商业的理论即轻重论的理论总结。所谓“轻重”，是先秦时期人们用来说明货币方面问题的概念，到西汉时逐渐被用以研究商品流通领域中的货币和商品的比价问题，以达到国家操纵这种比价变化的目的。轻重论包括轻重之势、轻重之学和轻重之术三部分，三者中以轻重之势最为重要。所谓轻重之势，指封建国家对经济活动直接参与以控制和垄断社会财富和资源，只允许百姓在国家严格控制的经济领域内活动，从而把对百姓的予、夺、贫、富主动权全部掌握在政府手中。以这种地位和威势“御天下”，就不需要用暴力进行掠夺和驱使，民众在政府的控制下既无法逃避税收，又不会太贫穷以至铤而走险，更不让其太富而看不起国家的赏赐和俸禄，从而使他们安心地为政府出力和效命。

只要粗略地检阅一下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记载这些记载是历代封建政府的统计数字，很不精确；各朝疆域不同，各时期的人口数字也不全可比。但借它们来说明各个历史时期人口变化的大致趋势还是可以的。），就会发现三个明显的现象：

第一，人口自然增长率很低。从第一次有正式全国人口记录的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开始，到鸦片战争爆发的1840年，1839年间，全国人口从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增到四亿一千二百八十余万，净增三亿五千三百二十余万，平均每年仅递增01%。这就是一般说的具有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特点的高—高—低类型的人口再生产。

第二，人口的变化不是平稳的，而是具有周期性大起大落的特点。大体上说，一个历时较久而又比较强大的王朝(如两汉、唐、两宋、明、清等)的初期，人口增长迅速，大约到中期达到高峰，而后停滞，到新旧王朝交替时期则急剧下降。

第三，就整个封建时期看，人口的增长往往经过一段较长的停滞时期后在短期内迅速增长，而后又停滞下来，即呈现为台阶式的“跃迁”。战国中期的人口大约为二千五百万到三千万，这是第一级台阶；从汉到唐，人口似乎没有超过六七千万，这是第二级台阶；从北宋后期起，人口大约增长到一亿左右，这是第三级台阶；从清代乾隆初年开始，短短100年间人口即从一亿多猛增到四亿，随后又陷于发展迟缓的状态，这是第四级台阶。

上述三个现象中，第一个是世界各国封建社会所共有的，第二和第三个则是中国封建社会所独有的。

“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92页。)上述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正是封建生产方式的人口规律的作用在中国的具体表现。而封建社会的人口规律归根到底主要是由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或基本经济规律所决定和制约的。

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研究课题，可以从各个方面，多种角度进行探讨。我在《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一文中，曾对封建社会农民的自给生产和商品生产有所讨论。现在拟对封建地主(包括西欧封建领主和中国封建地主)自给经济的若干问题，略加论列，作为补充。

(一)

在西欧中世纪领主制经济下的封建庄园，是封建领主在其领地上剥削农民的基本组织形式。在封建庄园中，封建领主利用农奴劳动组织自给生产。其自给经济通常包括农田、果园、菜园、葡萄园、家禽家畜饲养场、磨坊、面包房、手工作坊等等。这些生产设施，大都设立在领主的自营地上。此外，还有公用的森林、牧场等等。由于庄园大小悬殊，上述各种生产设施的规模，在各个庄园并不一致，有些庄园也并不齐备。尽管如此，封建领主的自营地生产大都可以满足领主家庭日常生活的需要，在这个范围内，其自给性是相当完备的。封建领主淖杂乜梢运凳蔷哂械湫鸵庖宓淖愿谩?BR>

在封建庄园中，通常有领主自营地，农奴份地和自由佃农份地。因此，封建庄园与领主自营地，并不是同一个概念。我国学术界对封建领主自营地的自然经济性质，是没有多大分歧的，但有时却把它与封建庄园混淆起来，从而过高地估计了自然经济在封建庄园中的地位，对封建庄园与商品货币经济的联系却估计不足。随着对欧洲中世纪经济史研究的深入，这种认识近年来已有很大改变，但对封建庄园自然经济简单化概念化的认识，并没有完廓清。我认为，这主要有如下理论认识上的失误。

首先，封建领主家庭作为一个消费单位，其生活消费所需的生活资料，按照恩格斯的分-类；应当包括以下三个部分。一部分是生存资料，这是封建领主家庭成员延续生命所需的生活资料，如粮食、蔬菜之类。一部分是享受资料，这是封建领主家庭成员超越劳动者的生活需要，过养尊处优生活的生活资料，如美食、锦衣、华堂、珍宝之类。一部分是发展资料，这是封建领主及其子女受教育或进修所需的生活资料，如图书、文具、乐器之类。恩格斯说，人类“一有了生产，所谓生存斗争便不再围绕着单纯的生存资料进行，而要围绕着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进行”[1]。封建领主作为一个封建剥削者，正是这样为生存斗争而组织自给生产，以保证自己以至子孙的优裕生活。

领主家庭经营自营地，就不仅是—个消费单位，而且是一个生产单位。其消费不仅有生活消费，而且有生产消费。领主家庭的自给生产，不论多么完备，也不可能全部满足自己生产资料，特别是生活资料中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的需要。小者如盐、铁、磨石，大者如锦绣珠宝金银器皿、名贵食品、雕梁画栋、名马华鞍之类，是难以完全自给的。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在不同的生产力水平下，封建领主的生活消费品会具有不同的范围，数量和质量，即具有不同的消费水平。总的发展趋势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存资料在消费总量中所占有的份额会逐渐缩小，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所占的份额会逐渐扩大。因之，封建领主自营地生产的有限性，和家庭需要的多样性的矛盾，就会日益突出。还需要指出的是，在西欧各国，封建国王将土地以封地的形式分封给各封建领主，大封建领主又将土地的一部分分封给下一级的领主，都是以各级领主提供军事义务为前提的。军事开支是封建领主家计中首要的支出。他们所需兵器、甲胄、车骑之类，并不都能自己制造，而是已较早地成为商品。这是一种特殊消费，也是要列入领主家计簿的。上述这些不能自给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必然会引出对于货币和商品交换的需求，从而会引出庄园内部商品生产的出现和发展。

封建社会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是很低的。拿我国来说，从第一次有正式全国人口记录的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开始，到鸦片战争爆发的1840年，1839年间，全国人口从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增到四亿一千二百八十余万，净增三亿五千三百二十余万，每年仅递增0.1%。鸦片战争后，人口增长也很缓慢，从1840年到1949年的110年间，全国人口从四亿一千二百余万增到五亿四千余万，净增约一亿三千万，年平均增长率约为0.26%（这里和后文列举的旧中国各个时期的人口数字，都不精确，也不全可比。但借它们来说明各个历史时期人口变化的大致趋势还是可以的。）。这就是一般说的具有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特点（的高—高—低类型的人口再生产。

然而，我国封建社会人口自然增长率低只是总括而言。如果画一条封建社会人口变化的曲线，就立刻可以看出它并不是平滑地缓慢上升，而是具有在一段时期内大起大落和在整个封建时期内作台阶式“跃迁”这样两个特点。大体上说，一个历时较久而又比较强大的封建王朝(如两汉、唐、两宋、明、清等)的初期，人口增长十分迅速，大约到中期达到高峰，而后停滞，到新旧王朝交替时期则急剧下降，人口的变化呈现大起大落的现象。另一方面，整个封建时期人口的增长则呈现为台阶式的跃迁。战国中期的人口可能大约为二千五百万到三千万，这是第一级台阶；从汉到唐，人口似乎没有超过六千万，这是第二级台阶；从北宋后期起，人口大约增长到一亿左右，这是第三级台阶；从清代乾隆初年开始，短短100年的时间里人口即从一亿多猛增到四亿，随后又陷于发展迟缓的状态，这是第四级台阶。如果把解放后30年间全国人口从五亿四千余万激增到九亿七千多万，也就是几乎增长一倍的情况也算进去，可以说我国人口已经跃迁到第五级台阶了。

在分析中国历史上人口消长的原因时，人们常常指出生产的发展与破坏、灾荒、战乱、医药卫生条件差、传统的多子孙思想与早婚等等，这都不错，然而似乎都还没有接触到问题的根本。人类自身的增殖或再生产虽是自然现象，但主要是社会问题。一方面，劳动人口是社会生产力的组成部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比例及结合形式，决定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特点和趋向，而劳动者的消费水平也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及所处的社会制度所决定；另一方面，剥削阶级和他们用以行使统治权力的官吏、军队等人口，以及为剥削阶级服务的人口及寄生人口等的数量及消费水平，也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制度所决定的。这样，人口的发展或再生产一方面是社会生产方式的内容，一方面又主要由社会生产方式所决定和制约。因此，讨论人口问题，不能不从现象进一步探究它的终极的、经济的原因。“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92页。），它大致包括四个方面：(一)人口再生产的规律；(二)有劳动能力的人口被利用的问题；(三)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在各地区与各部门的分布(生产部门与非生产部门，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等)；(四)不同阶级的特殊人口问题及其相互作用。而这些方面归根到底主要是由既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或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所决定和制约的。

人口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它不仅受社会生产方式的决定和制约，而且也对社会的发展，首先是生产的发展起着加速或延缓的作用。

那么，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规律是什么?它怎样受封建生产方式的决定和制约，怎样随封建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变化?它对封建社会的发展起着什么作用，这种作用在封建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又有什么不同呢?

汉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鼎盛时期。这时，我国的封建社会业已经历了一段时期，它的发展道路与基本特点，已经开始比较清楚地显现出来，人口问题也是这样。我们的探讨，就从汉代开始。

【提要】马克思对封建上层建筑的包括对西方社会和非西方社会的和各种具体上层建筑形式的多样性把握。对于西方封建社会如英、法、意等国，马克思重在了解它们的财产制度、军事制度、立法权力、行政权力、管理权力，以及相应的机构如英、法等国的议会制、王权及各种封建特权等。对于非西方社会的亚洲、北非、美洲等国家，马克思关注的是它们在殖民条件下怎样向封建社会演变，这些国家的政权机构及其警察和司法职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等。

【关键词】马克思/西方/非西方/封建社会/上层建筑形式

【正文】

马克思对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研究，涉及范围是西方社会即欧洲各国如英、法、德、意等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以及非西方社会如亚洲、北非、美洲各国在殖民条件下向封建社会演变的历史。他想通过了解西方封建社会的所有制、财政制度、税制、行政权、立法权及相应的机构，如英、法等国的议会制、王权等来把握其政治结构。他看到了封建社会内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之间激烈的阶级斗争，统治阶级内部围绕政治权力展开的斗争；以及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和第三等级的兴起，封建社会内部的资产阶级如何起来反抗专制制度、夺取权力等等。马克思对非西方社会，特别是殖民条件下的亚洲、美洲和北非原始公社解体的过程的研究，其范围主要是西班牙人在西印度和美洲大陆统治所产生的，英国的统治对印度的影响，法国征服时期对北非的阿尔及利亚的影响，法国政府、参议院和法国皇帝在对阿尔及利亚进行统治中的作用，穆斯林对印度土地所有制关系的影响等，这些地方土地的私有化如何加速了封建化的过程，以及国家政权机关及其警察和司法职权的演变等等。

一对西方封建社会上层建筑具体形式的研究对西方封建社会的政治状况、政治机构和政治历史的研究，以及对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过程中上层建筑形式变化的研究，主要见之于马克思的《克思茨纳赫笔记》和《历史学笔记》等。

《克罗茨纳赫笔记》由马克思阅读24部历史和政治著作及若干篇文章写下的5本详细的摘录构成，其内容包括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瑞典、波兰、威尼斯共和国以及美国的历史事实，时间跨度为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19世纪30年代，历时2500余年。笔记中所涉及的世界史事，主要是欧洲国家封建社会的历史，尤其是法、英等国的历史。马克思注意到等级制是封建制度的基础，注意到财产制度与军事制度的关系，财产制度与封建王权的关系，封建社会的政治结构和政权形式，以及封建社会内部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