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经济范文10篇

摘要：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是商品经济史研究中一个首要的重大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应以对其本身的研究为基础，而不能将中国的封建地主制与西欧的封建领主制作简单对比。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它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高峰，并形成了多层次和多元化发展格局。在此过程中，商品经济一方面受政治干预极其强烈，另方面则从根本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

关键词：商品经济、中外比较、中国特点

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乃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消长的过程。（注：李埏：《中国封建经济史论集》，云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6～15页。）因此，要全面而又科学地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必须大力开展对商品经济史的研究。随着近20年来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一点已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商品经济问题是重新正确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突破口，应强调重视商品经济的研究。

大力开展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史的研究，首要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如何认识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因为这关系到我们从什么样的角度出发和以什么样的思想为指导去研究商品经济问题，并进而科学认识整个社会的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全局的大问题。最近，宁可先生强调："从中国社会形态的研究，寻求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不能不注重中国经济形态的特点，这里包括了商品经济的特点和作用，而寻求中国经济形态的特点，商品经济的特点和作用也许能给我们以线索和启示。"（注：宁可：《中国社会形态中应当注重的一个方面－商品经济》（"社会形态与历史规律再认识笔谈"），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其意盖在于此。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揭示。但这并不能说明该问题已无探讨的必要，而恰恰说明这只是一个重新认识的开端。下面，试就此问题略抒管见。

我们先从对已有的特点的分析谈起。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研究商品经济问题和探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关系的论著中，都曾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问题。其中，姜守鹏先生的《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特点》（注：见《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2期。）是有关此问题的专文。限于篇幅，以下围绕此文做出分析。

一、内容上的自然经济观点

内容上的自然经济观点,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主要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传统经济思想始终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看成是最理想的经济生活模式。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经济思想的基本观点产生和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尽管地主阶级内部当时存在着各种不相同的学派,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作为他们理想社会的经济基础。儒家思想后来发展为封建正统思想的主体。儒家创始人之一———孟轲曾这样描绘儒家的社会经济主张:“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孟子•尽心上》)这是一个典型的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的图画。西汉后期召开的盐铁会议上,以封建正统思想标榜的文学贤良则认为社会经济生活的模式应该是“千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农民不离畦亩,而足乎田器,工人不斩伐而足乎陶冶,不耕田而足乎粟米。百姓各得其便,而上无事焉”。(《盐铁论•水旱》)这里虽然有手工业者,也有商人,但仅限于百乘之家,千室之邑的范围内,而绝不同外界交换:“远方之物不交,而昆山之玉不至”(《盐铁论•通有》),“道路罕行,市朝生草”。(《盐铁论•力耕》)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是其基本主张。东晋时期的陶渊明甚至把世外桃源看成是最理想的社会:“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耕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髻,并怡然自乐。”(陶渊明:《桃花源记》)。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所称道的太平盛世,无非是“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史记•平准书》)以及“频致丰稔,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通典•食货七》)这种农业自然经济的繁荣景象。直至到了近代的许多思想家,包括一些进步思想家,也仍然主张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如龚自珍的“农宗”思想,就主张一宗百亩之田,其中十亩之地为住宅,十亩之田出租税,十亩之田养佃户,十亩之田种经济作物,三十亩自家人口食用,余三十亩所产用来交换手工业品。要求人们“皆不得以澹泉货,百家之城,有货百两;十家之市,有泉十绳,裁取流通而已,则衣食之权重,则泉货之权不重。”(《农宗》)虽然不主张彻底取消货币,但仍然主张“衣食之权重”的农村自然经济。甚至革命农民,并且是近代革命农民,也把自给自足的小生产经济看成自己的理想国。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就主张:“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妇蚕绩缝衣裳。凡天下,每家五家鸡,二母彘,无失其时。”“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长及伍卒为之,农隙治事。”完全是一幅古老的自然经济图景。第二,传统经济思想的自然经济观点的表现,是它的轻商、贱商和抑商原则。重农抑商一直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基本内容。康有为曾指出中国封建经济思想的这一特点。他说:“吾国古者首去渔猎,则以农立国,是故分田制禄之经,重农贵粟之论,布满经史。”(《请励工艺奖创新折》)这里说的确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实际情况。早在战国,封建制度产生时起,地主阶级思想家就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农业是富国富民的本业,而工商业则是末业。要富国强兵必须重本抑末。国家必须在政治上、经济上、财政上大力推行重农政策,而打击或限制工商业的发展。比如,商鞅变法就规定:百姓“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史记•商君列传》)“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商君书•外内》)通过这种办法,使“民不得无去其商贾技巧而事地利”(同上)。西汉时期,国家规定“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商人子弟,“不得仕宦为吏”(《史记•平准书》),在政治上压抑商人的地位。西晋王朝规定:“侩卖者,皆当着巾,白帖额,题所侩卖者及姓名,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太平御览》卷八二八),对商人公然进行人身侮辱。直到近代,这种仇视商品货币经济,贱视工商业者的传统观念,仍然具有巨大的影响。直到19世纪70-80年代,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已有相当发展的条件下,地主阶级顽固派还在鼓吹只有“重农抑商”、“务本知俭”才能使中国富强的观点,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的“振工商以求富”的主张,仍然认为“自来天下之大计,未有舍本而可以图富者。”(曾廉:《纺砖楼记》)。在中国历史上,既使那些重视工商业的思想家,也都难于摆脱传统的农本工商末观点。重农抑商思想和政策在中国封建社会统治了2000年之久,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一条基本原则。封建传统经济思想维护自然经济的特点是不奇怪的,形成这一特点的主要原因是:(1)农业是封建经济最主要的部门,封建农业本来就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所以,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自然经济观点实际上是封建自然经济基础在经济思想上的反映。(2)商品货币经济对自然经济有瓦解作用,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和封建剥削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地主阶级思想家自然要竭力赞美、维护农业自然经济,而敌视、打击商品货币经济。

也就是说,地主阶级的阶级利益决定了封建经济思想必然维护自然经济,而敌视商品货币经济。

二、观察问题的国家本位主义立场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对各种经济问题的看法,总是以国家为本位,从国家的角度,从国家的立场,从国家的利益出发。有的学者在比较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和西方经济思想时,称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为国家经济学观点,就反映了传统经济思想的这一特点。中国历代思想家经济思想的中心点都是密切联系如何治理国家问题的,如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治国》)以个人为本位,从个人角度谈论经济问题的,不是没有,但为数很少。古希腊色诺芬的《经济论》专门论述私人奴隶主怎样管理好自己的家庭经济,而同时期中国的商鞅、孟轲以及其他许多思想家的经济思想著作,研究的则都是如何富国富民问题。由于观察问题主要持国家本位主义立场,因而形成了传统经济思想如下两个重要特征:第一,在政治与经济关系问题上,总是强调政治的首要地位。国家政权是政治中最本质的东西。从国家立场观察问题,自然也就是从政治上观察问题,它要求处理一切经济问题,都从地主阶级的政治利益出发,认为政治上的安危比经济上的贫富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认为“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传统思想的这一特点,集中表现在贵义贱利思想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的长期统治上。中国古代所谓义,不仅是个道德规范,它实质上是一个表示封建政治原则和思想道德原则的范畴。利,则主要指物质经济利益。中国经济思想史上长期存在的义利之辩,实质是封建政治、思想、道德原则和物质经济利益的关系问题,简言之,也可以说是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问题。在这个基本问题上,地主阶级传统经济思想一直坚持贵义贱利原则,即要求把义放在首位,谋利、求利必须符合义的原则,服从地主阶级的政治利益和道德原则,要求统治者“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所以,“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四书•大学》)必须“见利思义”,当义和利发生矛盾时,不能见利忘义,而必须毫不犹豫地舍利取义。由于这种传统观念的束缚,封建士大夫都以安贫乐道为荣,而以置身经济事务为耻。“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四书•大学》)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封建的义,是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在,贵义贱利原则,实质是维护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原则,它只关心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至于社会经济、社会生产是否能得到发展,则是次要问题。正是这种贵义贱利思想,造成了封建社会知识分子轻视生产,鄙薄经济事务的坏风气。第二,关于国民经济宏观管理的理论,成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由于观察问题的国家本位立场,所以历代思想家总是从国家角度出发,从封建经济的全局出发来谈论经济问题。他们谈论最多的,主要是义利关系即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问题,农工商关系即国民经济各部门关系问题,以及国家财政问题、土地问题等,至于个人、家庭、单个生产单位如何处理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方面的问题,则很少有人论及。所以,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可以说是宏观经济学思想,而不是微观经济学思想,它主要是关于封建经济全局、或国民经济总图景的理论,这是传统经济思想国家本位主义立场的必然结果。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国家本位主义立场产生的原因,首先与中国封建中央集权制的统治有关。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为了镇压农民的反抗,地主阶级建立了强大的国家机器。“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和西欧封建制度很不相同,西欧国家是封建领主制,一块土地经济上的所有者,同时也是政治上的统治者。中国则不然。封建地主对农民可以进行经济上的榨取,而政治上的统治,则主要是通过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来实行。在地主和农民的关系中,封建国家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不通过封建国家,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经济关系就不允许有大的变动,任何一个关系封建经济全局的问题都不可能得到解决。中国封建专制国家在封建政治和经济生活中这种决定性的作用表现得十分突出,十分明显。历代地主阶级思想家都十分清楚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封建思想家考虑经济问题往往从国家立场出发的重要原因。中国封建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与传统经济思想的国家本位主义立场这一特点也有关系。由于封建国家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所以,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要干一番事业,要改造社会,实现自己的抱负,必须做官,然后才有可能。中国封建知识分子走的是一条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追求的目标是读书做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他们平时学习,研究的是治国平天下之道,游说诸侯王公也好,参加科举考试也好,靠的也是治国平天下之道,做官执政以后,用的也是治国平天下之道。所以,封建知识分子一生学的、说的、做的都是天下国家的大事,否则他们就没有出路。所以,他们不谈问题则已,一谈问题就必然从国家立场出发,政治问题如此,经济问题也如此,这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观察问题的国家本位主义特点形成的主观社会原因。

三、理论发展上的停滞与僵化

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研究课题，可以从各个方面，多种角度进行探讨。我在《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一文中，曾对封建社会农民的自给生产和商品生产有所讨论。现在拟对封建地主(包括西欧封建领主和中国封建地主)自给经济的若干问题，略加论列，作为补充。

(一)

在西欧中世纪领主制经济下的封建庄园，是封建领主在其领地上剥削农民的基本组织形式。在封建庄园中，封建领主利用农奴劳动组织自给生产。其自给经济通常包括农田、果园、菜园、葡萄园、家禽家畜饲养场、磨坊、面包房、手工作坊等等。这些生产设施，大都设立在领主的自营地上。此外，还有公用的森林、牧场等等。由于庄园大小悬殊，上述各种生产设施的规模，在各个庄园并不一致，有些庄园也并不齐备。尽管如此，封建领主的自营地生产大都可以满足领主家庭日常生活的需要，在这个范围内，其自给性是相当完备的。封建领主淖杂乜梢运凳蔷哂械湫鸵庖宓淖愿谩?BR>

在封建庄园中，通常有领主自营地，农奴份地和自由佃农份地。因此，封建庄园与领主自营地，并不是同一个概念。我国学术界对封建领主自营地的自然经济性质，是没有多大分歧的，但有时却把它与封建庄园混淆起来，从而过高地估计了自然经济在封建庄园中的地位，对封建庄园与商品货币经济的联系却估计不足。随着对欧洲中世纪经济史研究的深入，这种认识近年来已有很大改变，但对封建庄园自然经济简单化概念化的认识，并没有完廓清。我认为，这主要有如下理论认识上的失误。

首先，封建领主家庭作为一个消费单位，其生活消费所需的生活资料，按照恩格斯的分-类；应当包括以下三个部分。一部分是生存资料，这是封建领主家庭成员延续生命所需的生活资料，如粮食、蔬菜之类。一部分是享受资料，这是封建领主家庭成员超越劳动者的生活需要，过养尊处优生活的生活资料，如美食、锦衣、华堂、珍宝之类。一部分是发展资料，这是封建领主及其子女受教育或进修所需的生活资料，如图书、文具、乐器之类。恩格斯说，人类“一有了生产，所谓生存斗争便不再围绕着单纯的生存资料进行，而要围绕着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进行”[1]。封建领主作为一个封建剥削者，正是这样为生存斗争而组织自给生产，以保证自己以至子孙的优裕生活。

领主家庭经营自营地，就不仅是—个消费单位，而且是一个生产单位。其消费不仅有生活消费，而且有生产消费。领主家庭的自给生产，不论多么完备，也不可能全部满足自己生产资料，特别是生活资料中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的需要。小者如盐、铁、磨石，大者如锦绣珠宝金银器皿、名贵食品、雕梁画栋、名马华鞍之类，是难以完全自给的。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在不同的生产力水平下，封建领主的生活消费品会具有不同的范围，数量和质量，即具有不同的消费水平。总的发展趋势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存资料在消费总量中所占有的份额会逐渐缩小，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所占的份额会逐渐扩大。因之，封建领主自营地生产的有限性，和家庭需要的多样性的矛盾，就会日益突出。还需要指出的是，在西欧各国，封建国王将土地以封地的形式分封给各封建领主，大封建领主又将土地的一部分分封给下一级的领主，都是以各级领主提供军事义务为前提的。军事开支是封建领主家计中首要的支出。他们所需兵器、甲胄、车骑之类，并不都能自己制造，而是已较早地成为商品。这是一种特殊消费，也是要列入领主家计簿的。上述这些不能自给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必然会引出对于货币和商品交换的需求，从而会引出庄园内部商品生产的出现和发展。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五十年代曾有热烈讨论，近年来又深入一步，论著甚丰。作者因参加《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的工作，晚近才开始研究这个问题，自属初学，所见甚短。谨将学习中的一些个人看法，求教于前辈和专家。

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

生于萌芽状态的东西，本来不易辨识，也不容苛求。不过，资本主义萌芽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不仅要从微观上研究，还要从宏观上考察，才能定性。这里，我想提两点意见。

第一，资本主义萌芽指的是一种生产关系，而不是一厂一店，因而不能用举例子的方法来论证。它指的是一种社会关系，而不是个别人之间的关系，因而不能孤立地看待。这种生产关系，是在封建社会晚期，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条件时产生的。在这以前，象在自然和社会史中许多事物一样，它会有一些偶发的、先现的现象，但不能因此认为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

这就是说，在考察资本主义萌芽时，必须把考察的对象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中，看这个地方、这个行业有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气候。同时，考察的对象必须有一定的量，不能相信孤证。必然性是存在于偶然性之中，社会性是存在于个别事物之中，所以，真正的资本主义萌芽，总是具有多发性，是可以重复观察到的。

唐代何明远的丝织厂，仙君册的茶园，即使《太平广记》是可信的话，也只是一种偶发的、先现的现象。因为那时的社会经济条件还不允许新的生产关系出现。宋代经济有很大发展，当时的中国，在农业、基本手工业和科学技术的许多部门，都居于世界先进水平。我想，单从生产力来看，宋代已经有了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物质基础。但是，从生产关系和社会条件来看，租佃关系、徭役赋税和工商业等方面的封建束缚，还未见松弛，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僵硬，较唐代尤甚。因而，它只能说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准备阶段。

从十四世纪末到十七世纪初，云南地区的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人口的增加，土地利用面积的扩大和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

各民族的经济发展，都有其悠久的历史。我们研究明代云南各族的经济发展及其特点，除现实情况外，还要上溯其历史发展。此外，田野的实地调查，文物的比较研究，兄弟民族的传闻和民歌故事，都可以作为经济史研究的重要线索。现仅根据身边能读到的史籍、史料，对明代云南地区的人口，土地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明代人口通过各种渠道流入云南

自元世祖率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大理城，到明初傅友德，蓝玉，沐英率军平定云南以后，内地居民向云南移迁达到了一个高潮时期。据地方志载楚雄的情况是：“自洪武二十六年傅沐二公平定后，留兵戍守，太祖又遣江南闾右之民以居之，复有宦游商贾入籍，大部南人较多，故俗亦类江南。”其实，不仅楚雄是这种情况，整个云南也都是这种情况。从明至清数百年中，从外地迁移到云南的，就其性质来看，有以下几种情况。

1．留戍

元代和明代，对云南用兵以后，必留兵力戍守。因此，戍军成为云南移民的主力。元世祖平大理后，蒙古人移住滇中的甚多，今大理，永昌等地，尚能寻见蒙古坟和蒙文碑志。河西县境内的打鱼村，全村数百户，和内地人的风俗语言有所别异，自称系随元世祖征滇时留守在此地的。世祖平滇后，以瞻思丁抚滇，从此云南更有阿拉伯人的移入。《新元史》本传载：“赛典赤瞻思丁，回回人，别庵伯尔．之裔，别庵伯尔者，西域诸国尊回回救主之名也。世祖征西蜮，瞻思丁率千骑迎降，至元十年，奉上命抚滇，在滇六年，建树极伟。”从这一记载中，可以推定在此期间阿拉伯人到云南来的必然很多。据《大理县志》载：“境内之有回教，其来久矣。元时，赛典赤瞻思丁以平章使云南，至元十六年，其子纳速刺丁迁大理路宣慰使都元帅，是为回教人至大理之始。今境内回教约一千余家，凡姓沙与马者，皆赛部子孙。”(《大理县志稿》)反映了元代云南戍军落籍于狙中的情况。

自1877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广义政治经济学以来，这门学科并未获得多大发展。西方经济学家通常是把资本主义看成是永恒的经济制度，根本没有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德国历史学派虽注意经济史研究，但如威·桑巴特的“经济时代”，仍是以资本主义为蓝本。西方也有人研究古代或中世纪的经济理论，但不是以生产关系为主，不成为系统的广义政治经济学。

在苏联，十月革命后流行的看法是，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商品经济规律的。这样，不仅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是自觉地达到目的，不需要研究客观规律的政治经济学了；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由于没有商品生产或商品经济不发达，也没有什么可研究的了。布哈林有句名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末日，也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告终”(《过渡时期的经济》)，到1929年，公开发表了列宁的《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后，人们才开始研究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1931年发表了大卫·卢森贝的《广义和狭义政治经济学》，探讨各种生产方式经济理论的异同。但这时，绝大多数苏联学者仍是以阐述苏维埃经济计划吨攻策代替经济规律的研究。直到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批评了这种情况，并肯定了社会主义还有商品生产(但限于个人消费品)，情况才有改变。1941年就开始筹备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几经周析，到1954年才正式出版。该书从原始社会生产方式讲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苏联第一部广义政治经济学。

广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历史上各种生产方式的，这是时间上的广义。但恩格斯同时指出，经济发展条件在“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末，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反杜林论》)，这可说是空间上的广义。

在中国，广义政治经济学就是按照这个空间上的广义进行的，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三十年代初，人们就感觉到已有的狭义政治经济学不能解答在中国发生的经济问题，1938年，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号召(《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王亚南在译毕《资本论》三卷后倡议建立“中国经济学”并于1946年出版了他按《资本论》体系写的《中国经济原论》。同年，许涤新抱着“使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目的，开始写三卷本《广义政治经济学》。第一卷讲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二卷讲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经济，于1949年出版；第三卷以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为研究对象，于1954年出版。

这样，就有了两个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范本。一个是苏联的，它要求“阐明人类社会各个不同发展阶段上支配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和分配的规律”(该书第一版导言)。另一个是中国的，要求“中国化”。不过，苏联的虽说研究全“人类社会”，其封建主义部分实际只讲了欧洲的领主制经济，又占一半以上篇幅的社会主义部分基本上是讲苏联。中国的虽说“中国化”，实际上也讲外国，其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部分完全是讲外国。

统一性和特殊性

摘要：中国封建社会宏观经济管理思想的指导原则包括国家视角、政府占据经济主导地位、重视经济信息等三项；在国家干预经济必要性问题的讨论中，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管理者已经认识到由于生产生活对自然环境的严重依赖、商人阶层的剥削属性和出于统治阶级统治安全性的考虑而必须对经济进行干预；封建社会环境下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是政府作为经营者直接进入生产和流通环节，其预期的政策目标是调节经济平稳运行以及抑制兼并，这也是中国民间工商业资本始终无法积累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键词：封建社会；经济思想；宏观经济；经济调节；政府干预

虽然从表面上看现在我们采用的经济调控政策十分的西式化，实际上很多地方都体现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影子。中国在漫长的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历史阶段中孕育出了非常丰富的宏观经济管理思想，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封建经济并不是像西方社会那样完全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而是一个商品经济体系。西方历史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特征表现在其最小经济单元为领主庄园，在这个最基本的经济单元中可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给自足，不需或很少与外界发生商品交换。中国封建经济体系中最小经济单元是个体农户，所谓男耕女织，大量手工业产品及非自产消费品都需要通过商品交换从外界取得，因此中国封建经济体系中历来都具有商品生产和流通因素。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持续时间长，原因除了通常所说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超稳定性，还在于具备与之相适应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体系。由于中国政治上大一统政治体系的存在，它在经济领域形成了与之相配套的经济管理方式，即国家以直接参与经济的方式管理和干预经济。第二方面的原因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始终存在巨大的冲突和矛盾，这些冲突和矛盾每当积累到达一个顶点，就以社会组织崩溃，也就是改朝换代的方式予以暂时缓解，然后进入下一个循环，矛盾因素重新开始积累。尽管封建社会进程中众多参与者最终没有能够彻底解决这些矛盾，历朝历代的当政者还是做出了自己的尝试和努力，因而为后世留下了卓越的经济思想。历史不会以断裂的方式向前演进，作为历史的后来者不应该忽视这些经济思想和历史经验。现代社会经济与封建社会经济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有必要对这些经济思想和历史经验仔细分析，加以利用。

本文试图引入现代经济理论分析工具，分析历代当政者的经济管理思想，从中梳理出中国封建社会宏观经济管理思想的大致脉络。研究方法基本上采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对象包括管子[1]、桑弘羊、王莽、刘晏、王安石和丘浚，之所以选取当政者的经济思想作为分析对象，是因为他们都是直接分析和解决社会现实经济问题，其对策和措施都具有可操作性，同时有切实的经济运行结果或效果可以比较，这些都使得研究者更容易看清楚经济事物内在的相互关联关系。

一、封建社会宏观经济管理的指导原则

宏观经济管理指导原则是经济管理者在制定经济政策和措施时所采取的出发点和基本思路。封建社会生产力低下，人们认识水平不高，但经济管理者通过观察实践总结出不少有益的指导原则。这些指导原则总体上表达了生活富裕、国泰民安的良好愿望。管子把国家的“德”具体化为政府要做好的六件事，“德有六兴。……所谓六兴者何？曰：辟田畴，利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发伏利，输（土带）积，修道途，便关市，慎将宿，此谓输之以财。导水潦，利陂沟，决潘渚，溃泥滞，通郁闭，慎津梁，此谓遗之以利。薄征敛，轻征赋，驰刑罚，赦罪戾，宥小过，此谓宽其政。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此谓振其穷。”[2]管子在这里给我们描述了理想社会的各种经济特征，发展生产、兴修道路和水利、低税赋、解决社会保障等等，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政府在这个理想社会模型中所占据的控制和主导的地位。

【内容提要】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是商品经济史研究中一个首要的重大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应以对其本身的研究为基础，而不能将中国的封建地主制与西欧的封建领主制作简单对比。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它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高峰，并形成了多层次和多元化发展格局。在此过程中，商品经济一方面受政治干预极其强烈，另方面则从根本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

【英文摘要】ThecharacteristicsofthedevelopmentofcommodityeconomyinthefeudalChinesesocietyhaveremainedanimportantissueinthestudyofcommodityeconomyhistory.However,theexplora-tionofthecharacteristicsofthedevelopmentofthecommodi-tyeconomyinthefeudalChinesesocietymustfirstdependonacompletedescriptionofthesituationofitsownratherthanjustasimplecomparisonbetweenthefeudalChineselandlordsystemandtheWesternEuropeansuzerainsystem.Theparticula-ritiesofthefeudalChinesecommodityeconomycanbeseeninthefactthatitexperiencedthreedevelopmentalpeaksandthusformedamulti-dimensionalpattem.Duringthiscourse,commodityeconomy,thoughstronglyinterferedbypoliticalfactors,haspromotedthetransformationoftheChinesesociety.

【关键词】商品经济、中外比较、中国特点

commodityeconomy/comparisonbetweenChinaandothercountries/Chinesecharacteristics

【正文】

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乃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消长的过程。（注：李埏：《中国封建经济史论集》，云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6～15页。）因此，要全面而又科学地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必须大力开展对商品经济史的研究。随着近20年来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一点已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商品经济问题是重新正确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突破口，应强调重视商品经济的研究。

【内容提要】本文讨论了中国封建社会正统经济思想的内容，提出了贵义贱利、黜奢崇俭、轻徭薄赋、重本抑末和平利均富为封建正统经济思想，与目前较权威的认识有些不同；探讨了正统经济思想所包括的五个方面的内容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讨论了重本抑末这种在先秦法家提出的思想与儒家的正统经济思想之间的关系，得出这些思想之间是互相融合的结论。

【关键词】正统经济思想/贵义贱利/轻徭薄赋/重本抑末/黜奢崇俭/平利均富

【正文】

中国古代有着非常丰富的经济思想，这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比较发达和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中央集权国家有关。在众多的经济思想中，有些思想是对封建社会主要经济问题的看法，这些看法被封建统治者所接受、为当时和后世大多数思想家所认同，在思想领域中处于主导地位，我们称之为中国正统经济思想。从以上对正统经济思想的理解上，我们可以看出“正统”主要体现一种继承关系，是个中性词，也就是说，正统经济思想既可能是保守的、教条的；又可能是进步的和有生命力的。与封建时代儒学占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相一致，中国正统经济思想应由儒家或儒学化的经济思想所构成。那么，中国正统经济思想具体由哪些内容组成？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本文试图回答这两个问题，以期求抛砖引玉之效。

一、封建正统经济思想的内容

前些年出版的一本权威著作，把桓宽的《盐铁论》成书看成是中国正统经济思想形成的标志，并且把贵义贱利、重本抑末和黜奢崇俭归纳为封建正统思想的三大教条（注：赵靖、石世奇《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1卷，第664—673页。）。但仅把封建正统思想归结为以上三个，就显得单薄了些。贵义贱利是总纲，有经济问题从属于封建道德问题的含义；重本抑末是对社会不同经济部门的认识，或者是关于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之间关系的认识；黜奢崇俭是讲消费领域问题。但关于封建社会的两个重要领域，即财富的分配问题和赋税问题都没有涉及，而在先秦思想家对这两个问题都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它对当时和后世的统治者和思想家的影响很大。事实上，在赵靖先生的新著《中国文化通志·经济学志》中，把讨论物质财富在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时产生的“均”的问题，作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四大要旨之一（其他三个是富、庶、义）（注：赵靖《中国文化通志·经济学志》第19—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就体现了对原来认识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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