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范文10篇

摘要：本文以胡宏有关“封建”的论述为中心，具体考察其在不同时段、不同政局下的论述变化。其论述大致由肯定郡县制，只是修正郡县制在实行时的缺陷；再到在史论中隐约批评郡县制，意欲恢复封建；最终全面论述封建建制，认为封建是大法大本。其论述虽看似循序渐进，实为在具体时势下的权衡结果。

关键词：胡宏；封建；郡县

“封建”一词，最早见于《诗经》，一直贯通商周于今之间，其意义衍化之时，往往与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相关。平添几分驳杂与混乱。故不深究历史脉络，回复各代、各人具体论述中的实情，很难得其近真之相。有宋一朝。士大夫对于“封建”玩味最多。且多意含接续三代道统之意，出于政治上的表现，便是欲落实封建古制。然“复归”三代，落实封建，亦多是对现实政治反应的一种策略。随时势变化而变迁。胡宏(1105-1161)便是其中一例。胡宏封建由主张修正郡县制的缺陷，到史论中隐约批评郡县制。最终认定应改郡县为封建，而封建多与井田相合。其转变看似循序渐进，实多于当时政局、时势相关。

一

胡宏，字仁仲，学者称五峰先生，福建崇安人。生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卒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五十七。胡宏少年便私淑二程。称二程“绍孔、孟之统，振六经之教”，对当时所流行的王、苏、欧阳之学皆未首肯，且编纂《程子雅言》以“破王安石之奸说”。宣和七年(1125)，胡宏至京人太学，从学程门高弟杨时(1053-1135)，遂正式成为二程再传弟子闭。在宋廷南渡之前。胡宏的学术与政见大致受二程影响，反对王安石的变法与“专用己意训释经典”。这种观念大致延续至后。且与其在不同时期对“郡县”“封建”的不同论述大有关系。

南渡至临安的赵宋朝廷，外有强敌压境。内则迁都未久、百事待理，如何处理好内外关系。虽为旧题。实担新意。胡宏在《中兴业》中首次论述“郡县”问题。他在此时认为郡县具有重要作用，说“有土则有民，有民则有财。置守令，所以养民生财也。”然而“平时，监司州郡已不肯同心国事，互相忌恶。”遂使自丧乱后。形成“州郡专以抗拒监司为能，监司专以陵挠州郡为事。”而究其原因，其弊最要不在郡县，乃是“为漕使者，不能平贵贱，通有无。或厚敛苟免以资敌，或重载遁逃以实己。是使守令不得养民以生财也。为宪使者，不能察奸欺，允刑狱，赋污狼藉者不按。奸宄通贼者不治，是使守令不得治民以息争也。”其主张，“或宜尽罢监司之职，属之连帅，选择守令，使各清心省事，专以垦田练兵、兴利除害为务。”则此期。胡宏并未见有批判郡县制之举，只是认为现行的监司等官制牵制了郡县的长处。

翰林制度是从唐至清特有的一项职官制度，在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史、文化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翰林”之名汉代已有，本指文学之林，是文翰荟萃所在。唐代开始作为官及官署名，最初的性质是“天下以艺能技术见召者之所处也”（《唐会要》卷57“翰林院”），文学、经术、僧道、书画、琴棋、阴阳等各色人士以其专长听候君主召见，称“翰林待诏”。唐玄宗时，较多地选用文学士人，称“翰林供奉”，用于起草诏令，议论时事。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在翰林院之南另建学士院，专门负责掌管“内制”。原有翰林院自此一分为二：一为翰林学士院；一为翰林院，人称旧翰林院。二者虽皆有“翰林”之名，但性质却很不相同，前者专以待文学之士，是在禁中起草诏命、参预机务的枢要部门；后者则杂处各种技能之人，是在内廷供奉君主的普通机构。唐朝后期，政局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藩镇割据形势出现，宦官专权局面严重，皇帝与朝臣联合反对宦官的斗争以及朝臣内部的党争愈演愈烈。在这种政局下，号称“天子私人”的翰林学士得以在政治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先是起草内制、参谋顾问，侵夺了中书的权力；继而参预机密，权力趋于鼎盛。德宗时有“内相”之称。宪宗时从翰林学士中进一步发展出“专受专对”的学士承旨，表明翰林学士参与中枢决策的地位得以确立。与此同时，旧翰林院一直保存，其官称翰林供奉或翰林待诏、翰林待制，后又有翰林天文、翰林图画等等，不设学士，也不参与制诏的起草，始终只是一个主要供君主消遣的侍从机构。

五代到清朝，翰林院的政治地位经历了二高三低的变化：宋朝和明初高，五代、辽金元时期和明永乐以后低。

五代武人跋扈，王朝祚短，翰林的地位从唐时的顶峰跌落，政治上的作用相当有限。后晋还一度废除翰林学士，其职并归中书舍人。

宋代是翰林制度发展的重要时期，这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继承唐、五代的趋势，翰林学士院与翰林院发展成截然不同的衙署。翰林院作为各种技能之士的待诏之所，设在皇城之外，分为书艺、图画、天文、医官诸局；翰林学士院作为草诏、顾问之臣的供职机构，设在宫禁之内，二者间地位的高下不可同日而语。其二，翰林学士院组织结构严整，官员设置从高到低依次为承旨、学士、直院、权直，不再是随意性很强的内侍群体，而是中央政府的正式机构。与之相适应的选任、降黜、员额、俸禄等各项制度日趋完备。其三，翰林制度与科举制度的关系得以确立，非进士不入翰林，由此推进了宋代文人政治的发展。

辽、西夏、金、元，都是以少数民族为统治主体的王朝，它们程度不同地学习汉王朝的统治体制，无一例外地承袭了唐宋的翰林制度，以此标榜文治，笼络与安置汉族知识分子。各政权中翰林机构的名称、功能不尽相同：辽称翰林院，体制与唐旧翰林院相似，院内人员、职事繁杂不一；所不同者是将国史院隶属于翰林院，开了国史、翰林合二为一的先河。西夏与金建翰林学士院，职能与宋时相似。元立翰林国史院，其职责变为以修撰国史为主。

明代翰林院的发展变化，以明成祖永乐（1403—1424年）为界，分为前后两大时期。前期的翰林院拥有唐宋翰林学士院的职能，翰林官充当皇帝的辅弼，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后期的翰林院向唐旧翰林院回归，走上了重文词、远政治的道路，取而代之的是新的近侍机构——内阁。英宗正统（1436—1449年）以后，翰林院正式成为外朝官署，逐渐降为撰修书史、起草一般文书的普通文秘机构。

《尚书·周书》选编的大部分文字都是有关西周初年的史事，而《商书》最后两篇也是关于殷周之变的内容。宋作为商殷裔胄、周之诸侯，尤其能显示历史之变的意义。是以《尚书》中关于宋之始祖微子的事迹，选入了两篇文字，一为《商书》之《微子》，一为《周书》之《微子之命》。虽然如此，关于微子的事迹仍有很多不甚明白。比如关乎他的最重要的史事：什么时候、哪一位周王封他于何地？文献记载就很不一致。《史记》之《殷本纪》、《周本纪》、《宋微子世家》、《鲁周公世家》以及《书序》等认为封微子在成王时。后世多数学者都从《史记》说。然而《吕氏春秋·慎大》云：“武王立成汤之后于宋，以奉桑林。”《礼记·乐记》亦云：“武王克殷，及商，下车……投殷之后于宋。”其他如《荀子·成相》、《韩诗外传》等也都说是武王封微子。《左传》僖公六年载：武王伐纣，微子面缚衔璧前来投降，武王亲为释缚，并“焚其榇，礼而命之，使复其所”，《史记·宋微子世家》将“使复其所”理解为“复其位如故”。一些学者认为，复其所就是使其回归原来的封邑，其地在今山东梁山西北，后来再徙封到宋国，并认为《史记》说成王封微子乃错解了《书序》的话；（注：参见杨宽：《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3—124页。）还有人认为：“复其所，复微子之国也。微国本在纣之畿内，后又封武庚于畿内，乃改封于宋”。（注：其说清人刘文淇已倡言，杨伯峻等人从之。参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僖公六年，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14页。）可以看出，周初微子受封于何人，古代以来就有不同的意见。至于何地一般都相信在宋，即今河南商丘市。然则封于宋何以不曰“宋公”而仍称“微子”，甚至其弟仲衍继位仍称“微仲”，直到其侄稽继位才曰“宋公”？对此，《史记·宋微子世家》“索隐”引《孔子家语》辩解道：“虽迁爵易位，而班级不过其故，故以旧官为称。故二微虽为宋公，犹称微，至于稽乃称宋公也”。既说迁爵易位，又言“班级不过其故”，其牵强处过于明显，是以不为后人所信。清顾炎武另为之解：“微子之于周，盖受国而不受爵。受国以存先王之祀，不受爵以示不为臣之节，故终身称‘微子’也……衍之继其兄，继宋非继微也。而称微仲者何？犹微子之心也……至于衍之子稽则远矣，于是始称‘宋公’……《微子之命》以其旧爵名篇，而知武王、周公之仁，不夺人之所守也。后之经生不知此义，而抢器之臣、倒戈之士接迹于天下矣。”顾氏虽为考据大家，但说论此事比之“索隐”尤多曲会之辞，是以为其书作“集解”的黄汝成便不能同意他的意见，指出：“先生之义甚正矣，核之命篇之义，似不必然。”（注：顾炎武著，黄汝成释：《日知录集解》，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第57页。）顾炎武宣扬文武周公之道，相信武王周公仁义之师，故而有此论调。其说武王伐纣等等，如此言论尤多。（注：顾炎武著，黄汝成释：《日知录集解》，第50—52页。）可以说，多数学者尽管相信微子初封于宋即商丘，但对微子不名宋公并没有提出很好的解释。其他一些人对此或存而不论，径谓其封于宋；或含糊其辞，随意称引。此外，宋之宗庙不在国都而在以北数十里地的薄邑，微子死于薄邑而不是宋之国都，微子之侄稽第一个称名宋公等，都与微子封宋不能契合。

微子受封之事，相关材料缺少详细描述，《微子之命》一篇大家又认为它不甚可靠（尽管一些人认为今存古文尚书可能是整理的问题，不一定是伪书），且亦不涉及封地、封时等问题。微子受封是宋国初期历史的主要内容，涉及周武王胜殷的许多内幕，可以说是先秦史上的一件大事，过去未有人对此作过具体考察，以至相关史实不甚清明。本篇尝试论之。

一北亳与汤之景亳的关系

《左传》哀公十四年载宋景公语：“薄，宗邑也”，薄即亳，音近相通。宋景公说薄是宋的宗邑，当可信据。微子为宋之始祖，薄为宋之宗邑，因此对薄邑来龙去脉的考察，实际上即是对宋国最初历史即微子封建史实的考察。

宋景公所说之薄，早期文献还有两处提到。（注：《左传》襄公十一年另有“同盟于亳”。此亳，《公羊》、《穀梁》并作京，学者亦多信其为京之误，但“郑亳说”者坚信其是。亳为京之误，方酋生新近辩之最详，参见氏著：《也谈古代文献记载中的汤亳》，《殷都学刊》2004年第1期。）一是《春秋》僖公二十一年：“公会诸侯于薄，释宋公”。（注：《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作：“会于薄，以释之”。）二是《左传》庄公十二年：“公子御说奔亳”。杜预注薄曰：“宗庙所在”。这个薄即汉之薄县，皇甫谧《帝王世纪》所谓的“北亳”。他说：“殷有三亳，二亳在梁国，一亳在河南。谷熟为南亳，即汤都也；蒙为北亳，即景亳，汤所盟地；偃师为西亳，即盘庚所徙者也”。皇甫谧之前，说亳（薄）为汤都者还有班固。《汉书·地理志》论宋、曹地之风俗：“昔尧作游成阳，舜渔雷泽，汤止于亳，故其民犹有先王遗风。”薄县，汉属山阳郡，今在山东曹县境，（注：田昌武《早商文化的探索》（田昌武主编：《华夏文明》第3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0页）认为，此亳在曹县西北跨济水处，地当曹卫之间、华戎错居之处，为推测之论，没有实据。）春秋后期在曹、宋界上。鲁哀公七年，宋军围曹，曹筑五邑于其郊以抗宋，其中之揖丘邑，注家多认为在今曹县内，（注：参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哀公七年所引，第1645页。）说明曹亡前，今曹县一带正在曹、宋两国边界地带。关于曹国的疆域，《史记·管蔡世家》所附《曹世家》并未及之，《汉书·地理志》述宋之分野时说到武王封弟叔振铎于曹，“其后稍大，得山阳、陈留，二十余世为宋所灭”。汉陈留郡宁陵县与梁国的睢阳即宋都城紧邻，而山阳郡的薄县直接蒙县，距睢阳仅数十里。还有，据《左传》成公十八年载，春秋时宋国都城西北门曰“曹门”，直对曹国，也说明宋都城距曹地近甚。由这两点说宋之宗邑亳春秋时曾经属于曹可能性很大。当然，最大的可能应该是，宋强则属宋，曹强则归曹。《左传》庄公十二年杜预注：“亳，宋邑，蒙县西北有亳城。”可能其时已属宋，也可能只是杜预的推测。

古之建邦立国，必于其国都之中建立宗庙社稷，以便于随时祭告神明。《墨子·明鬼下》云：“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丛社。”《周礼·小宗伯》：“掌建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庙。”《匠人营国》：“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礼记·祭法》：“天下有王，分地建国，置都立邑，设庙祧坛墠而祭之。”这些记载都表明宗庙必立于国都之中。考古研究也表明，春秋中期以前之宗庙祭坛，全都在国都中的正位。（注：参见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4—344页；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考古》2000年第7期。）宋国都城在商丘市，其宗庙则在以北几十里外的地方，近于别国，这是很可怪异的现象，其他国家迁国都者似未之见。北亳之南有南亳，郦道元说：“睢水又东径高乡亭北，又东径亳城北，南亳也，即汤所都矣。睢水又东径睢阳县故城南，周成王封微子启于宋，以嗣殷后，为宋都矣”。（注：郦道元：《水经·睢水注》，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第356页。）郦道元时南亳与宋都一水之隔，而春秋时睢水自西北向东南横穿宋都城中，考古发掘已证明这一点，说南亳是宋国平常奉祀的宗庙所在，应该没有问题。王国维说南亳“不独古籍无征，即汉以后亦不见有亳名”，（注：王国维：《观堂集林》卷20《说亳》，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似不确。那么，北亳即景亳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同志们：

按照党委成员分工，我分管政法、“五五普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今天，我就全面启动“五五普法”及拆除封建小庙等工作作动员安排。

一、明确要求，突出重点任务，努力开创“五五”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新局面

（一）、我镇实施“五五”普法规划的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贯彻党的大和届中全会精神，按照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紧紧围绕全国、全市全县以及我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宏伟目标，紧紧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大力推进依法治理，坚持法制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坚持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相结合，为建设“平安”、“法治”、“和谐”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二）我镇实施“五五”普法规划的基本原则：一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推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二是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保障和促进全镇“”规划的顺利实施；三是坚持以人为本、服务群众，把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着力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四是坚持突出重点、统筹兼顾，促进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全面发展；五是坚持求实创新、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普法依法治理理念，拓宽工作领域，丰富工作内容，改进工作手段，形成长效机制；六是坚持从实际出发、分类指导，努力增强普法依法治理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三）我镇实施“五五”普法规划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深入扎实的法制宣传教育和法治实践，进一步增强全体公民的法律意识，提高全体公民的法律素质；进一步增强公务人员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进一步增强政府和社会组织依法治理的自觉性，提高依法管理和服务社会的水平。

论文关健词:红楼梦；传统；法律思想

论文摘要:《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四大文学名著之一，是一部对封建社会进行现实主义批判且艺术价值极商的文学作品，从不同角度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研究素材。《红楼梦》创作于清代，在政治法律方面，清代继承了汉唐宋明等历代封建制度的主干，并有所发展，其典章制度发达完备，堪称中国封建法制之集大成者。透过如此深刻的写作背景，我们可以通过对这部内容丰富的文学作品的研读，来体味中国传统法律思想。

一、皇权至上，法自君出

在中国古代，君主是国家的象征，是国家主权者。君主掌握国家“要”事，即制定国家的基本政策，主持制定和颁布成文的法律及决定和各项政令，即“出令布宪”、“出号令，明宪法”，选任人才。这就是说君主集中掌握国家的立法权、决策权、及人事任免权。法自君出，刑由君定，既是被社会所公认的理论原则，又是必须普遍遵行的社会现实。“皇权至上，法自君出”深深烙印在中国封建体制中。皇帝是整个大家的家长，皇权不可侵犯，下属臣子百姓都视为他的子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主张制礼乐、定征伐等政治法律行为应由天子掌握，他对诸侯割据、大夫专权的政治局面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论语?季氏》:“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候出。自诸候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他还严厉批评了各种潜越行为。董仲舒以“天人感应”学说为基础，认为君权神授，皇权至上。他说“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在封建制度下，君主的言论是金科玉律，神圣不可侵犯，决不允许阳奉阴违，抗拒不从。君主的诏令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它可以取消法律，更改法律，代替法律。为了维护皇权，确保君主的权力及其人身的绝对安全，历代封建王朝都从立法方面作了严格规定。所谓谋反、谋大逆、谋叛、大不敬等罪名，都是为了维护皇权而制定的。在文学名著《红楼梦》中，也体现了中国古代皇权至上，法自君出的法律思想。《红楼梦》第十八回中元妃省亲的诸多细节就体现了这一点。元春才选风藻宫后，被尊为贵妃，成了皇族，因此她的地位就超出了原来的小家，以大家来衡量了，其祖母贾母，生父贾政都在皇权之下视为臣子，因此都要对元妃行国礼，说话也要用敬辞，而宝玉就更不用说了。祖孙、父女、姐弟之礼都在大家系统中以君臣之礼取而代之，以表示对皇权至高无上的敬畏“贾赦领合族子弟在西街门外，贾母领合族女眷在大门外迎接，半日静悄悄的。忽见两个太监骑马缓缓而来，至西街门下了马，将马赶出围幕之外，便西面站立;半日又是一对，亦是如此。少时便来了十来对，方闻隐隐鼓乐之声。一对对凤霎龙族，难羽宫扇，又有销金提炉，焚着御香，然后一把曲柄七凤金黄伞过来，便是冠袍带履，又有执事太监捧着香巾、绣帕、漱孟、拂尘等物。一队队过完后，后面方是八个太监抬着一顶金顶鹅黄绣凤燮舆，缓缓行来”…元妃人园后，礼仪太监跪请升座受礼，引贾赦、贾政等于月台下排班，后又引贾母等女眷自东阶升月台上排班，昭容皆传元妃谕令曰:“免”。茶已三献，贾妃降座，出园至贾母正室，欲行家礼，贾母等俱跪止不迭。贾政又至帘外间安，贾政虽是元妃生父，但此时已经君臣有别，所以身为臣子的父亲要向身为皇妃的女儿行礼请安，隔着帘子，贾政嘱咐贾妃“业业兢兢，勤慎恭肃以侍上”，贾妃嘱咐父亲“国事为重，暇时保养”。公务员之家

二、礼法结合与’‘三纲五常”的宗法伦理思想

从历史的演变来看，“礼”与“法”虽然有其差别，但也有相似之处。在周礼中，礼与刑是相辅相成的，也即所谓周公之法。对于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来说，离开了礼治便无法调整宗法伦理关系，从而失去统治的支柱。离开了法治则无法对付民众的反抗和内部对抗性的矛盾，礼与法的相互渗透与结合，构成了中华法系最本质和特有的法文化。所谓“礼法合治”是指宗法与官僚制的结合，家族伦理原则与君主专制原则的结合，道德教化与法律强制的结合，贤人政治与刑法治国的结合。“礼法合治”最初表现为“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管子认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礼法合治”学说是在汉朝形成和确立的，最初表现为黄老学派对严刑竣法的批判和提出德刑相济，汉儒董仲舒提倡“罢黝百家，独尊儒术”，并在司法实践上提出“春秋决狱”，以儒家“礼治”原则和“礼”规范校正、补充本于法家思想的《汉律》，从此为“礼人于刑”打通了航道。董仲舒强调以礼为主，礼法结合，被确定为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以“三纲五常”作为指导立法的思想，主张刑罚必须符合礼教，“应合经义”“论心定罪”，“三纲五常”成为数千年中华之国粹，立法之大本。“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对儒家礼教尊尊、亲亲原则的具体化，构成了国家与家族互相维系的纵向服从关系。“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是处理君臣、上下关系的准绳，是调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的基本原则，构成了维系横向社会关系的首要规范。魏晋南北朝时期，礼法融合更突出地表现为以礼人律。唐朝时期以礼人法完成，宋明理学的出现使得“礼法合治”得以完善，认为法律“存天理”，是纲常的外在表现。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特点是:第一、宗法思想指导立法。第二、皇权至上，法自君出。第三、坚持特权，主张同罪异罚。第四、重德轻刑，重义轻利。而这在《红楼梦》中也有反映，《红楼梦》中薛蟠打死张三案，本来有罪的薛蟠因为贾雨村的枉法而逃脱了法律的惩罚，贾雨村的改判也体现了封建法制维护贵族特权。薛家是金陵四大家族之一，而“四家皆联络有亲，损俱损，一荣俱荣，扶持遮饰，皆有照应”，这种贵族之间的联姻关系使得权力在这里起到它最大的作用，凌驾于法律之上。从“护官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法律与吏治的弊端，薛家的权势是办案的官员拘情枉法的直接原因，而殉情枉法的官员最后也会得到四大家族的庇护，从而逃脱彻情的责任，于是法律的约束也就变得松弛。另外凤姐弄权中也可见贾府势力之大，可以干预司法。除了恩荫制度中贾赦、贾珍等袭了爵，还有捐纳制度中贾荣捐了五品龙禁卫，连贾府奴才赖荣也都求了主子，捐了个县官。可见势力之大，可以无视法律的规定。另外红楼梦中无处不体现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贾府婚丧嫁娶礼仪之繁多，场面之宏大，足以说明财力与身份，经济能力与政治地位在仪式上的关系。里面的婚姻都必须服从家长的意志，体现了封建的家庭伦理思想。贾氏史太君作为最大长辈，在家庭事务中享有特殊权力。从荣府持家大权交由贾政夫妇，到鞭答宝玉时贾母与贾政的对话，都体现了封建家长的权威。书中很多体现了宗法伦理思想对封建法律思想的影响。

摘要: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核心。君权与相权的矛盾是最基本的矛盾。从汉武帝开始削弱相权到明太祖废相，都体现了皇权的不断加强，相权的不断削弱，直至清朝设立军机处，使君主专制制度达到了顶峰。

关键词:君权与相权;中朝;外朝;三省六部制;参知政事;内阁;军机处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核心。它的确立、完善和不断加强，反映了封建专制制度的基本轨迹。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核心是皇权至高无上。宰相在我国社会中央集权制度内部可发挥双重作用:既可以辅佐皇帝、帮助皇帝处理政务，决策既要，也可能因权力过重威胁皇权，因而形成了君权与相权的矛盾。那么，古代封建君主为什么不断加强皇权，削弱相权呢?那他们又是如何解决这一矛盾的呢?

一、加强皇权，削弱相权的原因

古代封建君主不断加强皇权，削弱相权主要原因如下:1.皇帝达到中央集权的需要。2.封建土地私有制条件下的地主阶级的顶端就是皇帝，所谓“家天下”。3.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既然天下归皇室所有，则制度上也肯定有一套相对应的“保权”机制。4.历史上宰相乱政的教训，是后来历代皇帝有所忌惮。这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必然，封建社会的发展趋势就是中央集权不断加强，皇权不断加强，形成一套以皇帝为首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制度。

二、加强皇权，削弱相权的措施

摘要：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是商品经济史研究中一个首要的重大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应以对其本身的研究为基础，而不能将中国的封建地主制与西欧的封建领主制作简单对比。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它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高峰，并形成了多层次和多元化发展格局。在此过程中，商品经济一方面受政治干预极其强烈，另方面则从根本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

关键词：商品经济、中外比较、中国特点

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乃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消长的过程。（注：李埏：《中国封建经济史论集》，云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6～15页。）因此，要全面而又科学地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必须大力开展对商品经济史的研究。随着近20年来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一点已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商品经济问题是重新正确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突破口，应强调重视商品经济的研究。

大力开展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史的研究，首要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如何认识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因为这关系到我们从什么样的角度出发和以什么样的思想为指导去研究商品经济问题，并进而科学认识整个社会的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全局的大问题。最近，宁可先生强调："从中国社会形态的研究，寻求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不能不注重中国经济形态的特点，这里包括了商品经济的特点和作用，而寻求中国经济形态的特点，商品经济的特点和作用也许能给我们以线索和启示。"（注：宁可：《中国社会形态中应当注重的一个方面－商品经济》（"社会形态与历史规律再认识笔谈"），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其意盖在于此。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揭示。但这并不能说明该问题已无探讨的必要，而恰恰说明这只是一个重新认识的开端。下面，试就此问题略抒管见。

我们先从对已有的特点的分析谈起。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研究商品经济问题和探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关系的论著中，都曾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问题。其中，姜守鹏先生的《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特点》（注：见《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2期。）是有关此问题的专文。限于篇幅，以下围绕此文做出分析。

摘要: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核心。君权与相权的矛盾是最基本的矛盾。从汉武帝开始削弱相权到明太祖废相,都体现了皇权的不断加强,相权的不断削弱,直至清朝设立军机处,使君主专制制度达到了顶峰。

关键词:君权与相权;中朝;外朝;三省六部制;参知政事;内阁;军机处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核心。它的确立、完善和不断加强,反映了封建专制制度的基本轨迹。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核心是皇权至高无上。宰相在我国社会中央集权制度内部可发挥双重作用:既可以辅佐皇帝、帮助皇帝处理政务,决策既要,也可能因权力过重威胁皇权,因而形成了君权与相权的矛盾。那么,古代封建君主为什么不断加强皇权,削弱相权呢?那他们又是如何解决这一矛盾的呢?

一、加强皇权,削弱相权的原因

古代封建君主不断加强皇权,削弱相权主要原因如下:1.皇帝达到中央集权的需要。2.封建土地私有制条件下的地主阶级的顶端就是皇帝,所谓“家天下”。3.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既然天下归皇室所有,则制度上也肯定有一套相对应的“保权”机制。4.历史上宰相乱政的教训,是后来历代皇帝有所忌惮。这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必然,封建社会的发展趋势就是中央集权不断加强,皇权不断加强,形成一套以皇帝为首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制度。

二、加强皇权,削弱相权的措施

一、内容上的自然经济观点

内容上的自然经济观点,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主要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传统经济思想始终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看成是最理想的经济生活模式。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经济思想的基本观点产生和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尽管地主阶级内部当时存在着各种不相同的学派,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作为他们理想社会的经济基础。儒家思想后来发展为封建正统思想的主体。儒家创始人之一———孟轲曾这样描绘儒家的社会经济主张:“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孟子•尽心上》)这是一个典型的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的图画。西汉后期召开的盐铁会议上,以封建正统思想标榜的文学贤良则认为社会经济生活的模式应该是“千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农民不离畦亩,而足乎田器,工人不斩伐而足乎陶冶,不耕田而足乎粟米。百姓各得其便,而上无事焉”。(《盐铁论•水旱》)这里虽然有手工业者,也有商人,但仅限于百乘之家,千室之邑的范围内,而绝不同外界交换:“远方之物不交,而昆山之玉不至”(《盐铁论•通有》),“道路罕行,市朝生草”。(《盐铁论•力耕》)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是其基本主张。东晋时期的陶渊明甚至把世外桃源看成是最理想的社会:“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耕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髻,并怡然自乐。”(陶渊明:《桃花源记》)。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所称道的太平盛世,无非是“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史记•平准书》)以及“频致丰稔,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通典•食货七》)这种农业自然经济的繁荣景象。直至到了近代的许多思想家,包括一些进步思想家,也仍然主张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如龚自珍的“农宗”思想,就主张一宗百亩之田,其中十亩之地为住宅,十亩之田出租税,十亩之田养佃户,十亩之田种经济作物,三十亩自家人口食用,余三十亩所产用来交换手工业品。要求人们“皆不得以澹泉货,百家之城,有货百两;十家之市,有泉十绳,裁取流通而已,则衣食之权重,则泉货之权不重。”(《农宗》)虽然不主张彻底取消货币,但仍然主张“衣食之权重”的农村自然经济。甚至革命农民,并且是近代革命农民,也把自给自足的小生产经济看成自己的理想国。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就主张:“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妇蚕绩缝衣裳。凡天下,每家五家鸡,二母彘,无失其时。”“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长及伍卒为之,农隙治事。”完全是一幅古老的自然经济图景。第二,传统经济思想的自然经济观点的表现,是它的轻商、贱商和抑商原则。重农抑商一直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基本内容。康有为曾指出中国封建经济思想的这一特点。他说:“吾国古者首去渔猎,则以农立国,是故分田制禄之经,重农贵粟之论,布满经史。”(《请励工艺奖创新折》)这里说的确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实际情况。早在战国,封建制度产生时起,地主阶级思想家就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农业是富国富民的本业,而工商业则是末业。要富国强兵必须重本抑末。国家必须在政治上、经济上、财政上大力推行重农政策,而打击或限制工商业的发展。比如,商鞅变法就规定:百姓“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史记•商君列传》)“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商君书•外内》)通过这种办法,使“民不得无去其商贾技巧而事地利”(同上)。西汉时期,国家规定“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商人子弟,“不得仕宦为吏”(《史记•平准书》),在政治上压抑商人的地位。西晋王朝规定:“侩卖者,皆当着巾,白帖额,题所侩卖者及姓名,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太平御览》卷八二八),对商人公然进行人身侮辱。直到近代,这种仇视商品货币经济,贱视工商业者的传统观念,仍然具有巨大的影响。直到19世纪70-80年代,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已有相当发展的条件下,地主阶级顽固派还在鼓吹只有“重农抑商”、“务本知俭”才能使中国富强的观点,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的“振工商以求富”的主张,仍然认为“自来天下之大计,未有舍本而可以图富者。”(曾廉:《纺砖楼记》)。在中国历史上,既使那些重视工商业的思想家,也都难于摆脱传统的农本工商末观点。重农抑商思想和政策在中国封建社会统治了2000年之久,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一条基本原则。封建传统经济思想维护自然经济的特点是不奇怪的,形成这一特点的主要原因是:(1)农业是封建经济最主要的部门,封建农业本来就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所以,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自然经济观点实际上是封建自然经济基础在经济思想上的反映。(2)商品货币经济对自然经济有瓦解作用,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和封建剥削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地主阶级思想家自然要竭力赞美、维护农业自然经济,而敌视、打击商品货币经济。

也就是说,地主阶级的阶级利益决定了封建经济思想必然维护自然经济,而敌视商品货币经济。

二、观察问题的国家本位主义立场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对各种经济问题的看法,总是以国家为本位,从国家的角度,从国家的立场,从国家的利益出发。有的学者在比较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和西方经济思想时,称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为国家经济学观点,就反映了传统经济思想的这一特点。中国历代思想家经济思想的中心点都是密切联系如何治理国家问题的,如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治国》)以个人为本位,从个人角度谈论经济问题的,不是没有,但为数很少。古希腊色诺芬的《经济论》专门论述私人奴隶主怎样管理好自己的家庭经济,而同时期中国的商鞅、孟轲以及其他许多思想家的经济思想著作,研究的则都是如何富国富民问题。由于观察问题主要持国家本位主义立场,因而形成了传统经济思想如下两个重要特征:第一,在政治与经济关系问题上,总是强调政治的首要地位。国家政权是政治中最本质的东西。从国家立场观察问题,自然也就是从政治上观察问题,它要求处理一切经济问题,都从地主阶级的政治利益出发,认为政治上的安危比经济上的贫富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认为“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传统思想的这一特点,集中表现在贵义贱利思想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的长期统治上。中国古代所谓义,不仅是个道德规范,它实质上是一个表示封建政治原则和思想道德原则的范畴。利,则主要指物质经济利益。中国经济思想史上长期存在的义利之辩,实质是封建政治、思想、道德原则和物质经济利益的关系问题,简言之,也可以说是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问题。在这个基本问题上,地主阶级传统经济思想一直坚持贵义贱利原则,即要求把义放在首位,谋利、求利必须符合义的原则,服从地主阶级的政治利益和道德原则,要求统治者“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所以,“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四书•大学》)必须“见利思义”,当义和利发生矛盾时,不能见利忘义,而必须毫不犹豫地舍利取义。由于这种传统观念的束缚,封建士大夫都以安贫乐道为荣,而以置身经济事务为耻。“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四书•大学》)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封建的义,是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在,贵义贱利原则,实质是维护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原则,它只关心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至于社会经济、社会生产是否能得到发展,则是次要问题。正是这种贵义贱利思想,造成了封建社会知识分子轻视生产,鄙薄经济事务的坏风气。第二,关于国民经济宏观管理的理论,成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由于观察问题的国家本位立场,所以历代思想家总是从国家角度出发,从封建经济的全局出发来谈论经济问题。他们谈论最多的,主要是义利关系即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问题,农工商关系即国民经济各部门关系问题,以及国家财政问题、土地问题等,至于个人、家庭、单个生产单位如何处理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方面的问题,则很少有人论及。所以,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可以说是宏观经济学思想,而不是微观经济学思想,它主要是关于封建经济全局、或国民经济总图景的理论,这是传统经济思想国家本位主义立场的必然结果。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国家本位主义立场产生的原因,首先与中国封建中央集权制的统治有关。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为了镇压农民的反抗,地主阶级建立了强大的国家机器。“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和西欧封建制度很不相同,西欧国家是封建领主制,一块土地经济上的所有者,同时也是政治上的统治者。中国则不然。封建地主对农民可以进行经济上的榨取,而政治上的统治,则主要是通过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来实行。在地主和农民的关系中,封建国家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不通过封建国家,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经济关系就不允许有大的变动,任何一个关系封建经济全局的问题都不可能得到解决。中国封建专制国家在封建政治和经济生活中这种决定性的作用表现得十分突出,十分明显。历代地主阶级思想家都十分清楚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封建思想家考虑经济问题往往从国家立场出发的重要原因。中国封建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与传统经济思想的国家本位主义立场这一特点也有关系。由于封建国家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所以,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要干一番事业,要改造社会,实现自己的抱负,必须做官,然后才有可能。中国封建知识分子走的是一条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追求的目标是读书做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他们平时学习,研究的是治国平天下之道,游说诸侯王公也好,参加科举考试也好,靠的也是治国平天下之道,做官执政以后,用的也是治国平天下之道。所以,封建知识分子一生学的、说的、做的都是天下国家的大事,否则他们就没有出路。所以,他们不谈问题则已,一谈问题就必然从国家立场出发,政治问题如此,经济问题也如此,这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观察问题的国家本位主义特点形成的主观社会原因。

三、理论发展上的停滞与僵化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内在基本矛盾就在于,君主的能力与其所拥有的无限权力之间的不适应或不对称,而专制制度内部两种力量的矛盾运动――君权的强化力量与约束调节力量之间的对立统一运动,则是这种内在基本矛盾的现实表现。正是在这种矛盾运动的作用下,使得君主专制制度形成了某种自我调节机制,减弱了其狭隘性、封闭性与非理性因素,降低和减缓了政治动荡的频率与政治衰败的速度,从而使它能够在协调统治阶级内部利益关系、维护统治秩序方面发挥出基本的效能。不过,这种内部矛盾运动虽然是我们思考君主制度的起点,但并非孤立的、自发的自我循环过程,它实质上是统治阶级分享、协调利益的一种具体形式,其深层的动力机制还应归根于社会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对立统一运动。

近年来,学术界相继发表了不少有关中国君主专制制度方面的研究论著,取得了许多可喜的研究成果,但也面临着新的挑战。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意识到,必须在考订史实的同时,致力于方法和理论方面的突破,才能进一步推进君主制度乃至整个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深度。[1]一位学者曾经评价中国的官僚政治研究状况说:“学术界对官僚政治的研究……一方面是材料梳理和历史细节的考订;另一方面,人们基于宏观社会理论,着重从阶级性质、专制权力与意识形态层面上讨论官僚政治。这些研究不可否认也是成绩斐然,但在丰富致思方向和研究方法上,新的进展尚嫌不足。问题之一,似乎在于上述两个层次之间,有可能存在着一个薄弱的中间环节,即:在宏观社会理论与史实考订之间,尚有待于进一步完善。这种理论属于中间层次,大约属于某种‘中等范围’〈middlerange〉的理论。”[2]依笔者浅见,在有关君主制度的研究当中,也同样面临着如何在研究方法、尤其是在中观理论方面取得突破的问题。认真说来,除了各门学科都通用的一般的宏观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外,我们目前确实还苦于缺少一种属于或贴近于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研究的独特语言,以便能把这种宏观理论过渡、转换为中观的理论。由于在理论上存在诸多盲区,也就无法确立属于中国君主制度研究所独有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形成学术界公认的基本分析范畴和基本语言,从而也难以找到学术对话的共同语言和共同基点,形成系统的研究成果和整体的学术积累。基于这种考虑,同时也是对上述呼吁的回应,本文将通过对中国君主制度的内在基本矛盾的分析,尝试性地提出一种诠释和描述中国君主专制制度运行机制的思路,诚望得到批评教正。[3]

一、主专制制度的内在基本矛盾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矛盾普遍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是一切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根据;其中事物内部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又对事物的存在和发展起主要作用,是决定事物面貌与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和动力。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马克思主义进而揭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一切社会都存在的基本矛盾,它制约着和决定着其它一切社会矛盾的存在与发展,它们之间的对立统一运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原因。也是基于这一基本原理和思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分析商品生产的基本矛盾着手,进一步分析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一原理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一切社会现象的总方向和把握一切社会问题的总钥匙,它从方法论上给我们以莫大的启示:正如在整个人类社会存在着社会基本矛盾一样,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内部必然存在着一种基本矛盾,它决定着中国君主制度的基本面貌、存在方式与运行方式,因而也就构成了理解和研究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基本分析对象!

那么,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内部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又是什么呢?换句话说,我们应如何寻找切入点,来把握这一矛盾呢?

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列宁曾概括和总结马克思的研究方法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中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胚芽)”。4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都表达过这样的思想:为了便于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要尽可能地暂时抛开“一切混杂的附属物”,在“最少受干扰”的情况下研究事物的“纯粹形态”或典型形态。5由此,至少可以得到这样的启发:第一,应该从最常见、最普通从而也是最容易为人们所感觉到的事实出发,去把握君主专制制度的内在基本矛盾,因为这最普通、最常见的事实里面蕴含着事物一切矛盾的胚芽;第二,应该暂时抛开这一基本矛盾和其它矛盾、其它制度的关系(如社会基本矛盾、国家政权的阶级性质等),在一种较为纯粹和典型的状态下,深入到君主专制制度的内部、贴近这个基本矛盾本身进行分析,然后再由抽象到具体,即马克思所说的,让“抽象的规定在思维的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6由简单到复杂,由“纯粹”地描述君主专制制度的内在矛盾过渡到对外部联系(这种矛盾与外部社会政治经济的联系)的全面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