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范文10篇

一、样本的选择及其分析

本文以非洲、撒哈拉以南非洲、东非、中非、西非、南非、北非，以及非洲五十多个国家名为关键词，搜索了中国知网从最早收录时间起（1979年，但非洲教育研究的相关文章最早刊登于1981年）到2012年期间所刊登的文章，从中筛选出与教育相关的文章，摒除编译信息之后，共搜到382篇关于非洲教育研究的期刊论文。其中，最早的非洲教育研究于1981年《西亚非洲》第三期，篇名为《南非教育制度中的种族歧视》。分析这些文章可发现，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非洲教育研究文章内容多为在翻译基础上的简单概括性介绍，这部分文章总数为20篇，占总数的5.2%；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的非洲教育研究论文有40篇，占总数的10.5%，文章内容多为介绍非洲地区主要国家的教育改革，这部分文章主要由《比较教育研究》（时为《外国教育动态》）刊发；其余的314篇论文都发表于2000年以后，占总数的82.2%。由此可见，非洲教育研究的兴盛是在2000年以后。在样本的分析上，本文将搜集的382篇论文中所包含的信息分解为论文数量的年度分布、研究者所属的单位、研究者的合作形式、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和论文所刊发期刊五个大类，并进一步依据其内部维度进行细分。然后，本文计算了上述各个分析单位出现的频次及其在总量中的比例。在进行资料统计时，笔者对预定的分析类别做了适当的修正，如研究方法的类别，预定的类别中有定量分析一项，但是笔者在统计的过程中发现，非洲教育研究相关论文中还没有真正使用定量分析方法的论文，因而取消了这一分类。最后，依据上述的统计资料和相关领域已有的研究成果，梳理其内部变化的特征，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及其对后续发展的启示。

二、主要研究结果

（一）非洲教育研究核心作者群体

1.研究人员所属单位

本文统计了382篇非洲教育研究相关论文作者（以第一作者为准）的所在单位（详见表1），发现非洲教育研究核心作者最为集中的单位是浙江师范大学，该校人员发表的文章数为104篇，占文章总数的27.2%，数量远远多于其他研究单位。浙江师范大学非洲教育研究中心成立于2003年，是国内首家专门研究非洲教育问题的学术机构。2007年，该中心发展成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成为中国高等学校中第一家综合性的非洲研究院。此外，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央教科所（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以及天津工程师范学院等单位也有若干学者进行非洲教育研究，其所发表成果数量虽远少于浙江师范大学，但也是非洲教育研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在“黑非洲”这个以部落或部族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大陆，舞蹈作为非洲人民最古老、最普遍、最主要的艺术表现形式深深扎根于民众之中，舞蹈成为非洲人民生活的一部分。非洲居民，男女老幼都非常喜爱跳舞。每逢婚丧嫁娶或者欢庆佳节，他们常常要通宵达旦地跳舞。舞蹈成为青年男女爱情的纽带。居住在尼日尔境内的富尔贝人中，博罗罗族人每年举办“热尔窝舞周”，它是一个大型集体婚礼活动。入冬时节，博罗罗族人穿上漂亮的衣服，从各地聚集到萨赫勒地区。婚礼活动开始是合唱，然后是化了妆的男子歌舞。青年女子们在一旁围观，她们从舞蹈的男子群中精心挑选心爱的情人。经过七天的歌舞活动，姑娘们选中了心上人，便结为夫妻。①在萨赫勒，丧葬活动与舞蹈也紧密相关。坦桑尼亚的马孔德人，在人死后对死者进行祭礼，祭祀礼仪上，悼念者要不停地唱歌跳舞，歌词和舞蹈的内容是祈求各种鬼怪神灵不要伤害死者。在黑人传统社会里，亲属向死者致哀悼词，由村里的妇女们以合唱形式表达出来。合唱时，音乐是用手鼓伴奏，曲调凄婉动人。②

舞蹈是非洲黑人感情的宣泄和力量的源泉，与舞蹈如影随行的音乐诠释着他们的肢体语言，将他们宣泄的情感主题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向世人展示非洲民族独有的内涵和风情。那么，归纳非洲黑人的舞蹈音乐有以下几点特征。

首先，强烈的节奏感是非洲黑人舞蹈音乐的突出特征之一。他们对节奏的敏感度是任何国家的舞蹈艺术所不能相比的，这种节奏可以说是舞蹈动作的声乐化，“任何一个基本音乐的思想基础都是动作和声音动机的一致，首先是节拍、节奏动机的一致”。③这种音乐节奏异常复杂。最典型的节奏是高度发达的节拍交替和节奏交替形式。在非洲各个民族的舞蹈中，大家都可看到节奏与动作的紧密联系性。如加纳北部南多姆族的“塞克佩雷”舞中，音乐由木琴演奏，节奏部分用鼓、铃和铁制响板，并由舞者自己演奏。但各组舞蹈之间的过渡信号则由负责的节奏线结合起来。④在伊卓人的“埃塞尼”舞中，动作按照一首歌曲的节奏线而定，而不按照伴奏的打击乐器而定，并随歌曲的重复而重复。加纳安洛——埃维人的阿格贝阔舞，它包括多种舞蹈步型，每种都由领鼓击出恰当的节奏音型引出，并用那种音型继续下去。每种音型都不间断地重复多次，并用另一组动作同下一种音型联系起来，使舞者达到一个新的起点，可准备跳下一步型。以上这几种舞蹈都是需要演员在公演之前的排练中掌握好的；还有一些舞蹈有更多的即兴表演，舞者可以对基本动作作出不同的加工处理，但要和舞蹈的领鼓手或其他器乐家演奏的节奏线相一致，因为整个舞蹈受这种节奏线的支配。由此可见，鼓在非洲黑人舞蹈音乐中起着引领舞曲节奏的重要作用。它决定舞蹈的韵律，也决定着舞蹈的风格特点。非洲黑人舞蹈表演用的鼓有上百种：木鼓、水鼓、战鼓、葫芦鼓等等。表演时用的小鼓可用手握，大的鼓要使人站在凳子上敲打。鼓的周围常装饰有铃铛等饰物，更增强了舞蹈音乐的节奏感。

律动性强是非洲黑人舞蹈音乐的又一特点。他们的动作粗犷有力，感情炽烈，善于以夸张的形体动作抒发自己的感情，舞者常常剧烈地甩动头部、起伏胸部、屈伸腰部、摆动胯部、扭动臀部、晃动手脚、跺脚等。南部非洲祖鲁族的“跺脚舞”，就是以强烈的腿部的律动来表达情感的；加纳弗拉人的“迪阿“舞，每个舞蹈者右踝上戴一串蜂音器，右手还握一把剑。当演唱时，演唱者在音乐的强拍上用右脚跺地，在弱拍上用左脚快速地轻踏一下。当右脚跺地时，身体稍向右倾侧，然后弱拍是摆向左边。以腿部动作表现节奏的舞蹈还有“踢踏舞”“大跨步舞”（索托族）等。在加纳的达戈姆巴人的“恩英多古”舞中，主要用腹肌，而加纳的洛比人则强调上半身的动作，可以有旋转或肩的上下运动，或用某些手臂动作和肩胛的收紧放松动作来伸展前胸。还有像尼日利亚的卡拉巴利人的舞蹈，臀部有各种细微的动作。因此，这种大幅度的身体动作造成的强烈的律动感成为非洲黑人舞蹈音乐的又一特色。

群体性和模仿性是非洲黑人舞蹈的常用形式，体现了非洲黑人舞蹈音乐具有乡土气息的特点。在他们的舞蹈中，很少看到独舞的形式，舞蹈反映的内容与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舞者往往是围成一个半圆、圆圈或排列成行表演，动作主要模仿农事、狩猎、战争等活动。一位探险家对刚果的战争舞这样描述：“一千个脑袋仿佛是一个脑袋似的，起初他们同时仰起来，显出昂扬的气魄，然后同时低垂下去，发出凄切的哼叫声……”⑤

非洲黑人的舞蹈音乐中舞者有着重要的地位，他们有时可以决定舞曲时间的长短。音乐中还有一个重要环节是为了让舞蹈者培养感情。序歌就起到这样一个作用。音乐家常常在演出开始时用序歌或一组这类歌曲来达到培养感情的目的。序歌可以用自由节奏演唱，并可以用一两件乐器伴奏而无需全体合奏，也可以不用声乐引子，而用器乐的前奏曲。在加纳西北部用木琴为舞蹈伴奏的地方，在跳主要舞蹈之前常用木琴演奏一小段前奏曲。同样，乔比人组成大型的木琴乐队，以乐队的引子开始“恩戈多”舞蹈。也可用声乐和器乐结合的引子，如在阿肯人的“凯泰”舞中，序歌可由一两个独唱者演唱，并交替加进笛子重奏，这种人声和笛子的交替一直持续到领唱者引进合唱为止。

[摘要]本文通过对浙商投资非洲现况的介绍，从内外因角度论述了浙商投资非洲的原因。从内因来看，首先是由于国家和浙江省政府倡导可持续发展、营造和谐社会，保持同各国家和地区友好经济发展的需要，积极鼓励浙商走进非洲；其次浙江省内资源紧缺，如何在现有的基础上拥有更多的可利用资源，成为浙江企业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再则浙江企业面临产业升级等问题，促使浙商们纷纷寻求投资非洲的探索之路。从外因看，在经济日益全球化趋势下，非洲丰富的资源、诱人的市场前景及各种优惠政策吸引了各地的投资者。最后，笔者结合一些实例分析了浙商投资非洲所遇到的困难，如语言沟通障碍、风俗习惯差异、企业管理和融资瓶颈等，并提出了相应解决办法。

[关键词]浙商；非洲；投资；分析

近几年，去非洲掘金的浙商日益增多，投资领域和生意范围也在逐渐扩大。据浙江省外经贸厅提供的信息显示，浙江一些企业已介入非洲的资源开发领域，如余姚的“兴隆”公司、“长青”公司，相继在刚果(金)设立矿业公司，开发当地丰富的金属资源。事实上，浙江民营资本参与非洲资源产业开发正进入热潮。2007年6月，宁波华州矿业投资有限公司获得加蓬一处面积为2000平方公里的铅锌矿详细勘探权。此前，该公司在加蓬还获得一处1.1万平方公里锰矿的详细勘探权。

由此可见，浙江的企业正在加快“进军”非洲的步伐。据媒体信息披露，到2005年底已有182家企业到非洲投资、经商，投资额约5570美元，足迹遍及34个非洲国家。其中，生产型企业近年来呈现增多的趋势。对此，浙江省外贸厅外经处有关负责人表示，非洲很多产业还是空白，投资潜力巨大。

目前，浙商进入非洲有两种形式：一是贸易；二是直接投资。在经济相对落后的非洲，这两种形式大有用武之地。贸易只是分享中非合作＂盛宴＂的一种谋略。非洲大陆素有＂世界原材料仓库＂之称，丰富的资源优势，大大激发了浙商不远万里赶去投资的热情。为了利用当地的矿产资源，越来越多的浙商采取直接投资这种方式，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和就业，成为中非合作双赢的真实写照。

一、浙商投资非洲的内外原因

统婚礼中存在着一些神秘莫测的地方。它们蕴含了"古老世界"的美丽，因此，把我们深深吸引。然而，现代的非洲年轻夫妇更倾向于一种传统与西方现代模式相结合的婚礼，从而创造了一种独一无二的表达爱意与承诺的方式。

两种不同文化的结合产生了一种长达两天的马拉松式的婚礼。

传统婚礼通常在第二天举行。一个传统的Sotho婚礼在新娘一早到达新郎家后开始。新娘会受到新郎家里的女性成员的欢迎。同时，新郎的女人们还会给予新娘一些新婚的建议，比如：怎样持家，怎样忠于丈夫及不可以回娘家抱怨等。尽管这些建议有点过时，但却传递着一个重要的信息，即：妇女是家庭的中心和力量，她的责任在于使全家上下团结起来。

随后，新娘将穿上传统的Sotho礼服，包括一件亮蓝色连衣裙，头戴的"doek"及套在肩膀上的一条小围巾。她不准化妆。然后，新郎家的妇女们围着她边唱边跳。新娘还必须搅一搅在熊熊炭火上烧的一个锅以示她会成为一个好妻子及好厨师。她还会被带着在屋里绕两圈，然后新郎家的一名男性成员会送给新娘一头绵羊作为礼物，新娘必须碰一下绵羊表示接受，但她在所有的过程中都必须保持沉默。在新娘绕屋走第三圈时，她的婆婆会在门口欢迎她并且再次给她建议。之后绵羊被杀死，以祭祀祖先。然后全家围坐吃团圆饭。

同一天晚些时候，婚宴开始，婚礼气氛热烈，而且没有客人名单，因此婚宴上会看到很多陌生人。新娘新郎一到，宴会就会被又唱又跳的人们团团围住，并被致以诚挚的祝福。对于很多非洲新婚夫妇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结束婚礼的方式，这种方式允许他们在保留传统的同时采用更多西方的庆祝方法。

（1）社交礼仪

握手礼---禁忌是不要用左手

拥抱礼---力度适中

亲吻礼---根据交往对象不同分为：

吻面礼，一般用于亲友之间，尤其是女性之间。

吻手礼，向尊长表示谢意或是向恩人致谢时使用。

论文关键词非洲菊；康乃馨；经济效益评估

论文摘要贵阳市乌当区通过引进种植非洲菊、康乃馨。对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有着积极推动作用；种植非洲菊、康乃馨年均纯利润分别为55029.24元／hm2和63697.95元／hm2.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非洲菊、康乃馨是一类高投入、高产出的鲜切花花卉，种植适应气温在10～25℃，土壤稀疏肥沃、透气性强的土质生长。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鲜花的需求日益剧增，为满足市场需求，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乌当区东风镇在2001年动员5户农户种植非洲菊9个大棚，由于经济效益高，现已发展到500多大棚。2005年又引进试种康乃馨共281个标准大棚。这些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民增收致富找到了一条有效途径。

1基本情况

1.1种植地点东风镇是以农业为主的镇，地处省城近郊，人均耕地只有0.04hm2左右，主要由洛湾、乌当两个四面环山的坝子组成，土地肥沃，年均气温14.6℃，平均海拔1100m，年降雨量1179mm，有南明河、鱼梁河、雨洞河等主要河流迂回交汇于两个坝子。无霜期长、气候湿润、水源齐足，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为发展种植非洲菊、康乃馨提供了十分优越的基础条件。

1.2发展情况从2001年起。在各级部门的支持帮助下引进试种非洲菊9个大棚，经不断努力现已发展到500多个大棚。康乃馨种植从2005年2月开始筹建。由于当地人均占有耕地面积仅有0.04hm2左右。大部分农户需租赁他人地块修建大棚，每公顷地年租金16500～18750元；每户修建1个大棚需1500元(每个大棚国家投入3900元)。4月份开始种植，8月份止。共有马斯特、达拉斯、佳农、卡曼、红芭、浅粉芭芭拉等21个品种281个康乃馨标准大棚。2005年4～5月份所种植的第1批花苗1茬花已收完，2茬修剪后正好可投产上市。2005年6～8月间所种植的第2批花苗1茬花收完时，2茬花正值花苗期。总体的鲜花销售市场较好，部分远销深圳、广州等城市。

摘要：非洲猪瘟给我国的生猪养殖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疫病暴发后致死率极高，使我国的生猪存栏量急剧下滑。对于该病目前尚未出现有效的治疗方法与安全有效的疫苗，在日常养殖过程中加强疫病防控成为降低该病发生率、减小经济损失的最为有效的办法。基层防控是预防该病的关键点，也是难点，本文就当前基层非洲猪瘟的防控现状以及在防控过程中出现的难题等，对基层如何进行非洲猪瘟的有效防控提出几点对策，以期为非洲猪瘟的基层防疫工作提供参考。

关键词：非洲猪瘟；基层防控难题；对策建议

我国是人口大国，也是畜牧产业大国，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国民对于各类畜牧产品的需求与日俱增，猪肉一直是我国大多数人餐桌上不可缺少的肉类食物。自2018年非洲猪瘟疫情在我国暴发以来，给我国的生猪养殖业带来了沉重的打击，我国已经将该病列为一类动物性疫病，世界动物卫生组织也将其归为法定报告的疫病。由于没有非洲猪瘟的有效治疗方法，疫苗等防控手段也尚未成熟，因此做好生猪养殖过程中的疫病防控工作至关重要。基层动物疫病防控是有效防控非洲猪瘟的最前线，也是关键环节。也就是说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的重点应放在基层，而防控的难点也在基层。本文根据当前基层非洲猪瘟防控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等进行综合性分析，以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1非洲猪瘟的流行特点及防控现状

1.1流行特点

非洲猪瘟是由非洲猪瘟病毒引起的传染性疾病，主要对猪易感，猪是该病毒唯一的自然宿主，该病具有急性、热性以及高度接触性的特点，生猪感染后会出现严重的网状内皮系统出血等症状，死亡率极高，可达100%。该病的传播途径多样，可以通过与患猪或者被病毒污染的器具等直接接触感染，也可以通过蚊虫等叮咬进行传播，还可以通过饲养人员或者车辆等携带传播，此外，厨余垃圾或者生猪运输等途径都能传播该病。该病的感染性非常强，并且发病急，病程短，一年四季均可发生。

摘要：非洲作为一个地理概念，无疑是指整个非洲大陆，但从包括音乐在内的文化角度来看，往往是指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地区，即“黑非洲”。文章所谈的非洲音乐是界定在撒哈拉以南地区。非洲黑人的舞蹈音乐与他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文章通过举例分析，总结非洲黑人舞蹈音乐的特点。

关键词：非洲黑人舞蹈音乐特点

在“黑非洲”这个以部落或部族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大陆，舞蹈作为非洲人民最古老、最普遍、最主要的艺术表现形式深深扎根于民众之中，舞蹈成为非洲人民生活的一部分。非洲居民，男女老幼都非常喜爱跳舞。每逢婚丧嫁娶或者欢庆佳节，他们常常要通宵达旦地跳舞。舞蹈成为青年男女爱情的纽带。居住在尼日尔境内的富尔贝人中，博罗罗族人每年举办“热尔窝舞周”，它是一个大型集体婚礼活动。入冬时节，博罗罗族人穿上漂亮的衣服，从各地聚集到萨赫勒地区。婚礼活动开始是合唱，然后是化了妆的男子歌舞。青年女子们在一旁围观，她们从舞蹈的男子群中精心挑选心爱的情人。经过七天的歌舞活动，姑娘们选中了心上人，便结为夫妻。在萨赫勒，丧葬活动与舞蹈也紧密相关。坦桑尼亚的马孔德人，在人死后对死者进行祭礼，祭祀礼仪上，悼念者要不停地唱歌跳舞，歌词和舞蹈的内容是祈求各种鬼怪神灵不要伤害死者。在黑人传统社会里，亲属向死者致哀悼词，由村里的妇女们以合唱形式表达出来。合唱时，音乐是用手鼓伴奏，曲调凄婉动人。

舞蹈是非洲黑人感情的宣泄和力量的源泉，与舞蹈如影随行的音乐诠释着他们的肢体语言，将他们宣泄的情感主题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向世人展示非洲民族独有的内涵和风情。那么，归纳非洲黑人的舞蹈音乐有以下几点特征。

首先，强烈的节奏感是非洲黑人舞蹈音乐的突出特征之一。他们对节奏的敏感度是任何国家的舞蹈艺术所不能相比的，这种节奏可以说是舞蹈动作的声乐化，“任何一个基本音乐的思想基础都是动作和声音动机的一致，首先是节拍、节奏动机的一致”。这种音乐节奏异常复杂。最典型的节奏是高度发达的节拍交替和节奏交替形式。在非洲各个民族的舞蹈中，大家都可看到节奏与动作的紧密联系性。如加纳北部南多姆族的“塞克佩雷”舞中，音乐由木琴演奏，节奏部分用鼓、铃和铁制响板，并由舞者自己演奏。但各组舞蹈之间的过渡信号则由负责的节奏线结合起来。在伊卓人的“埃塞尼”舞中，动作按照一首歌曲的节奏线而定，而不按照伴奏的打击乐器而定，并随歌曲的重复而重复。加纳安洛——埃维人的阿格贝阔舞，它包括多种舞蹈步型，每种都由领鼓击出恰当的节奏音型引出，并用那种音型继续下去。每种音型都不间断地重复多次，并用另一组动作同下一种音型联系起来，使舞者达到一个新的起点，可准备跳下一步型。以上这几种舞蹈都是需要演员在公演之前的排练中掌握好的；还有一些舞蹈有更多的即兴表演，舞者可以对基本动作作出不同的加工处理，但要和舞蹈的领鼓手或其他器乐家演奏的节奏线相一致，因为整个舞蹈受这种节奏线的支配。由此可见，鼓在非洲黑人舞蹈音乐中起着引领舞曲节奏的重要作用。它决定舞蹈的韵律，也决定着舞蹈的风格特点。非洲黑人舞蹈表演用的鼓有上百种：木鼓、水鼓、战鼓、葫芦鼓等等。表演时用的小鼓可用手握，大的鼓要使人站在凳子上敲打。鼓的周围常装饰有铃铛等饰物，更增强了舞蹈音乐的节奏感。

律动性强是非洲黑人舞蹈音乐的又一特点。他们的动作粗犷有力，感情炽烈，善于以夸张的形体动作抒发自己的感情，舞者常常剧烈地甩动头部、起伏胸部、屈伸腰部、摆动胯部、扭动臀部、晃动手脚、跺脚等。南部非洲祖鲁族的“跺脚舞”，就是以强烈的腿部的律动来表达情感的；加纳弗拉人的“迪阿“舞，每个舞蹈者右踝上戴一串蜂音器，右手还握一把剑。当演唱时，演唱者在音乐的强拍上用右脚跺地，在弱拍上用左脚快速地轻踏一下。当右脚跺地时，身体稍向右倾侧，然后弱拍是摆向左边。以腿部动作表现节奏的舞蹈还有“踢踏舞”“大跨步舞”（索托族）等。在加纳的达戈姆巴人的“恩英多古”舞中，主要用腹肌，而加纳的洛比人则强调上半身的动作，可以有旋转或肩的上下运动，或用某些手臂动作和肩胛的收紧放松动作来伸展前胸。还有像尼日利亚的卡拉巴利人的舞蹈，臀部有各种细微的动作。因此，这种大幅度的身体动作造成的强烈的律动感成为非洲黑人舞蹈音乐的又一特色。

为加强非洲猪瘟等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确保畜牧业和林业健康稳定发展。根据《非洲猪瘟等动植物疫病防控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关于调整非洲猪瘟等动植物疫病防控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和职责的通知》文件精神为指引，全面贯彻落实相关工作部署。现将我单位2020年非洲猪瘟防控相关工作总结如下：

一、充分认识非洲猪瘟防控相关工作的重要性

我单位切实提高政治站位，高度重视相关工作，充分认识了我县防控的严峻性、重要性、紧迫性。加强组织、明确我单位工作职责做到有计划、有宣传、有检查、有落实。

二、加强宣传

通过“两联一进”对联系户进行非洲猪瘟疾病的相关知识进行宣传。

三、认真贯彻执行相关文件精神及工作安排

20世纪初，非洲已全部成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英、德、法、意、比、葡和西班牙直接或间接地对非洲大陆实行殖民统治，非洲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成为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场所，原有的文化、经济形式和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破坏。非洲失去了旧世界，但并没有获得新世界，而是沦为奴役和贫困之中。面对列强的殖民入侵，在世纪初非洲人民就展开了捍卫土地、反抗压迫剥削和维护民族原有信仰的斗争。1912年“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立，标志着非洲民族意识开始觉醒。随后的反帝反殖民族解放运动由北非肇始，逐渐在整个非洲展开。两次世界大战显示了非洲重要的战略地位，加剧了帝国主义对非洲的掠夺和争夺，也促使非洲人民独立解放意识的加强，由美国黑人领袖杜波伊斯倡导的“泛非主义”发展成非洲民族独立和反对种族歧视的政治思潮。“非洲由非洲人统治”、“非洲各族联合起来”成为非洲知识精英追求的目标，1919—1945年五次召开泛非代表大会，期间涌现出马库斯•加维、夸梅•恩克鲁玛、乔莫•肯雅塔和彼得•亚伯拉罕等民族独立运动的著名领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独立、自由的呼声响彻非洲大陆，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非洲国家纷纷摆脱殖民统治获得政治上的独立。1960年被称为“非洲独立年”，①到60年代末，非洲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独立，宣告了世界殖民体系瓦解。独立中和独立后的非洲各民族加强团结与合作，1958—1961年初，先后三次召开全非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加强非洲团结与实现非洲统一的决议”;1963年，31个非洲独立国家领导人集会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成立“非洲统一组织”，讨论通过《非洲统一组织宪章》，非洲各国满怀激情地建设自己的家园。但长期的殖民统治和掠夺，后殖民时期的非洲经济结构畸形，生产力水平低，至今仍是最为落后贫困的大陆;殖民统治带来的文化冲突和遗留的社会问题，致使非洲长期动荡。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以“民族独立和发展为创作宗旨”的民族主义文学是20世纪黑非洲地区文学的主潮，在反帝反殖、要求民族独立和发展的现实中，民族主义文学是其发展主线。阿尔及利亚思想家弗兰茨•法侬在《全世界受苦的人》中将被殖民地知识分子、作家的心路历程分成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被殖民的知识分子证明他吸收了占领者的文化。他的作品一点一点地附和宗主国中相对应的人的作品。受的影响是欧洲的，且能轻而易举地把这些作品归属于宗主国文学的一个确定的流派。这是全部吸收的时期。”“在第二个时期，被殖民者动摇了并决定回忆……由于被殖民者并不加入其人民之中，由于它同人民保持外部联系，它只限于回忆。一些童年时代的旧插曲重新又从他的记忆深处勾起，一些古老传说参照一种借来的美学和在它无意下发现的世界观加以重新诠释。”“最后在第三个阶段，所谓战斗时期，被殖民者在试图消失于人民中，同人民一起消失之后，相反地即将震撼人民。他不是促使人民更加迟钝，而是转变成为人民的唤醒者。战斗文学、革命文学、民族文学。在这个阶段，此前从未想到搞文学作品的大批的男人和女人，现在既然处于特殊的环境，在监狱里，在游击队里，或是即将被处决，他们感到需要说说自己的民族，组成表达人民的句子，成为一个新的行动事实的代言人。”［1］法侬的描述用来梳理撒哈拉以南黑非洲地区民族独立前的文学发展是非常确切的。殖民体系解体后，民族独立的政治目标已经达成，黑非洲地区面临民族国家建设发展的重任，文学主题也转向现实问题的思考和殖民统治文化后果的审视。我们顺着法侬的思路，将黑非洲地区20世纪文学的发展分四个阶段叙述。

一、模仿阶段(最初的20年)

这一阶段的黑非洲文学有两点很突出:一是对长期在民间口口相传的民间文学的收集整理;二是模仿殖民宗主国文学，在借鉴中逐步摆脱殖民话语。黑非洲有着古老而丰富的口头文学传统，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叙事诗歌(史诗)、格言谚语、动物寓言等。20世纪初叶，教会和黑非洲刚刚掌握了语言的本土知识分子开始对口头文学进行搜集整理，先后出版了一批神话传说故事集，如塞内加尔的《阿马杜库姆巴的故事》、象牙海岸的《非洲的传说》、喀麦隆的《在美丽的星空下》、乍得的《在乍得的星空下》、加蓬的《加蓬故事集》、尼日尔的《尼日尔的故事和传说》、毛里求斯的《毛里求斯民间创作》以及《一个非洲悲剧》、《非洲民间故事集》、《黑人文集》等。这些民间文学作品内容十分丰富，早期作品反映了人们渴望认识自然和征服自然的意愿及劝善惩恶、以弱抗暴的精神，有的口头民间文学还保存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如广泛流传于非洲地区的关于海神、雷神、火神、蛇神等神话传说故事，不但想象丰富，而且表现优美，反映了人们对自然的认识。而东非关于帕特、蒙巴萨、基瓦尔等国的传说，西非关于创立马里帝国的松迪亚塔国王历史的史诗，虽有虚构成分，但体现了一定历史依据，经整理可成为重要历史资料。这种口头文学的整理，对保存、传播、繁荣非洲文化具有重要作用，也显示了非洲对民族文学的呼唤。随着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展开，非洲民间文学内容突出爱祖国、争自由、歌颂民族英雄的主题。如几内亚关于阿尔玛美•萨摩利•杜尔在19世纪末叶领导武装队伍同法国殖民主义者英勇斗争故事的传说，以及其他一些反对民主义统治的民族英雄的诗篇传说，塑造了众多英雄形象，具有强大生命力。这时期，黑非洲出现了第一批本土作家，由于没有本土书面文学传统可资借鉴，早期的黑非洲文学主要处在对欧洲文学的模仿阶段，在教会影响下，文学作品多以道德说教为主。比如莱索托的埃米里特•塞戈伊特的小说《富贵如云烟》，莫福洛的小说《东方旅行者》、《皮特森林》，南非作家奥里芙•旭莱纳的《马绍纳兰的骑兵彼得•海尔凯特》、《人与人之间》等，这些作品将基督教道德观念理想化，力图将非洲价值观念与欧洲基督教融合，表现违德者历经磨难的情节。但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唤起了黑非洲人民对殖民统治者的反抗精神，黑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刺激了这一地区文学的发展。刚刚形成的黑非洲文学很快从对殖民宗主国文学的借鉴中表出现了摆脱附属地位的尝试。安哥拉文学的“精神之父”若阿金•狄亚斯•科尔德罗•达•马塔在19世纪末就提出“创造我们自己的文学”的口号，主张在安哥拉复兴非洲文化，提高非洲语言的地位。一些作家开始努力在作品中嵌入本地的背景，在借鉴、拿来、挪用宗主国文学话语和技巧的同时，试图离开殖民界定，寻找自己的叙述方式。最早的黑非洲的英语作家是加纳的约瑟夫•凯瑟利—海福德，他创作的《解放的埃塞俄比亚》将非洲土著文化与殖民文化加以艺术的对照，表现了作者的宗教观、政治观和教育理想。

二、回忆阶段(20世纪20—40年代)

在这一阶段里，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的非洲知识分子，面对西方的侵略和文化渗透，努力寻求非洲的文化之根，在对非洲本土文化发掘、肯定的基础上，确立民族的尊严和自豪感。许多作家诗人的创作，处于一种“回忆”状态:回忆民族的过去，回忆民族的文化，在回忆中把握民族鲜活的脉搏，与之一起跳动。这主要体现为这一时期的“黑人性”运动，一场主张从非洲传统生活中吸取灵感和主题，展示黑人的光荣历史和精神力量，维护“黑皮肤”的尊严，反抗民族压迫和歧视，表达对祖国、家园的挚爱的文化和文学运动。在“黑人性”运动精神鼓动下，一大批作家自发地在创作中体现“黑人性”思想。“黑人性”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诗歌领域。塞内加尔诗人大卫•狄奥普在长诗《非洲我的母亲》中写下了“非洲/我的非洲，你美丽的黑色血液在田野上流淌”这样广为传颂的诗句。利比里亚诗人罗兰•德普斯特尔在《这就是非洲?》中将非洲称做“骄傲的、美丽的、充满了智慧的”母亲，深信倍受苦难的非洲母亲终将获得自由。象牙海岸诗人达蒂耶在《我皮肤的颜色》中宣称“不，我皮肤的黑色———/这不是灾难的标志”。他的《擦去眼泪》一诗告慰非洲母亲，她的孩子们在“经历了一无所获的流浪”之后，“穿过惊雷暴雨”即将归来，他们的心灵向着美丽的非洲母亲敞开。加纳诗人马依克尔•德依—亚纳克在《非洲，你向哪里去?》中称非洲为“我的祖国”，在对比中，诗人呼吁回归黑非洲的传统才是黑非洲的出路。尼日利亚的加布里埃尔•奥卡拉的《钢琴与羊皮鼓》也显示了同样的思想:他以钢琴象征西方现代文化，以羊皮鼓象征黑非洲传统文化，羊皮古敲响的“神秘节奏，短促，纯净/恰似流血的肉体，诉说骚动的青春和生命的起源”，使“我的热血沸腾”，而钢琴发出的“啜泣声”，弹奏出“泪痕斑斑的协奏曲”，让人陷入“复杂的迷宫”，两相对比，诗人对非洲传统文化的赞美跃然纸上。此外，西非的著名诗人有加纳的阿马托、戴－阿南、布莱，尼日利亚有奥萨吉贝等。阿马托在20世纪30年代的一些作品反映非洲人民在殖民主义桎梏下的苦难，谴责殖民主义以及非洲傀儡国王;戴－阿南的诗集《非洲倔强的诗篇》歌颂非洲的古老文化，憧憬美好的未来;布莱和奥萨吉贝的诗歌都表达了西非进步知识分子的要求和愿望。斯瓦西里语诗人阿•贾马尔迪尼的长诗《马及马及之战》以1905至1907年坦噶尼喀人民的抗德武装起义为题材，描写了人民的深重苦难和反抗精神。南非祖鲁族诗人维拉卡泽在诗集《祖鲁人之歌》和《苍穹》中，经常出现祖鲁族神灵的形象和祖鲁族领袖的名字，大量采用民间用语和民间艺术形象，以此对抗殖民者的所谓“传播文化使命”，对殖民主义的工具嗤之以鼻。“黑人性”文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后来成为独立后塞内加尔第一任总统的桑戈尔。作为“黑人性”运动的倡导者和身体力行者，桑戈尔将诗歌当作了体现“黑人性”思想的媒介。桑戈尔的诗集《阴影之歌》和《黑色的祭品》，把欧洲文明和非洲风俗作了对比，表现出他对祖国的热爱。他非常注重非洲的历史传统，他的戏剧长诗《沙卡》，赞美了19世纪上半叶祖鲁人的著名领袖沙卡统一了分散的部族。他编辑的《黑人和马尔加什法语新诗选》标志着“黑人性”诗歌创作的高潮。这一阶段的小说和戏剧创作也主要从非洲历史传统中选取题材，在历史和传统的回顾中连接民族文化的血脉。卡斯特罗•索罗梅尼奥属于葡萄牙血统，但是生长在安哥拉。他从20世纪30年代陆续发表了剧本《纳拉》，小说和故事集《悲伤的夜晚》、《没有出路的人》、《疾风和其他的故事》、《卡兰加》等。这些作品大多取材于部落社会的生活，带有神话和传奇色彩，着重描写葡萄牙殖民者侵入之前数百年安哥拉的历史面貌。塞内加尔的马西拉•迪奥普的《无家可归的人:一部关于塞内加尔姑娘的小说》、乌•索•狄奥普的《卡利姆:一部塞内加尔小说》都是这类性质的作品。贝宁作家保罗•阿苏姆的长篇历史小说《朵吉西米》，颂扬古代非洲王国的伟大和光荣，作品以19世纪上半叶的达荷美王国为背景，讲述王子朵吉西米悲剧性的恋爱故事，作品中的欧洲人是黑人嘲笑的对象。“这部小说反映了历史现实，不失为有关这个最后王国文化知识的宝库。阿苏姆在恢复非洲作家对他们传统文化的兴趣方面，具有先驱者的重要地位”［2］。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非洲戏剧同样体现了“黑人性”文学精神。1936年，象牙海岸学生演出《桑维人国王阿斯米安•达伊莱》，几内亚学生演出《萨莫里与佩罗船长在比桑杜古会见》，1937年上演的剧目有《芒德尼人的婚姻》(几内亚)、《迪埃盖的诡计》(马里)等，这些剧作表现了非洲的历史、习俗和民间传说。“黑人性”诗人、作家们极力歌颂非洲的历史和传统文化，从传统的生活、风俗、神话和祭仪中汲取灵感和题材，“以年轻的非洲对抗老迈的欧洲，以轻快的抒情对抗沉闷的推理，以高视阔步的自然对抗沉闷压抑的逻辑”［3］280，显示了与欧洲文化的整体对抗。应该说，“黑人性”运动在20世纪30—50年代对于激发黑人内部的民族意识，改变外部对黑非洲黑人的态度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黑人性”运动越来越受到黑人理论家和作家的批判，人们认为“黑人性”忽视社会的发展，将人们的目光引向过去，无助于现实和未来，法侬在《论民族文化》中指出:“依附于传统或复活失去的传统不仅意味着与当前的历史相对抗，而且意味着对抗自己的人民。”［3］284索因卡也对“黑人性”文学的狭隘提出批评，他指出:“黑人文化自豪感使自己陷入被动，虽然它的口音是刺耳的，句法是夸张的，战略是富于进攻性的———黑人文化自豪感仍然处在对于人及其社会分析的欧洲中心论设定的机构之中，并试图用这些外化了的概念重新定义非洲及其社会。”［4］

三、战斗阶段(20世纪50—6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