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制度化范文10篇

内容提要：当前中国农村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政治制度化水平较低。本文在分析了中国农村政治制度化不高的几个方面的表现之后，侧重从中国传统的“礼治”社会的影响和历史上集权体制的影响这两个方面探讨形成今天农村政治制度化水平偏低的原因，作者在最后提出，解决农村政治制度化问题的突破口应该是农村干部而不是农民。

关键词：政治制度化“礼治”体制突破口

政治制度化问题是指在政治体系中政治主体或政治机构的政治活动是否符合规定的制度和程序的问题。如果人们严格按照规定的制度和程序进行，我们就说政治制度化程度高；相反，如果人们不按照法定的制度和程序、而是随心所欲地进行政治活动，我们就说政治制度化程度低。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在政治实践中对于政治制度化问题缺乏足够的重视，政治制度化水平相对也不高。这一问题在农村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农村在我国众所周知的特殊地位，因而研究我国农村的政治制度化问题对于我国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一、我国农村政治表现出较低的制度化水平

从政治活动制度化的角度来看，中国农村政治表现为低度的制度化。也就是说，中国农村政治的各个行为主体，不能经常地、自觉地按照法律和制度的规定进行政治活动，农村政治缺乏制度性和程序性。

1．农民政治参与的非制度化

内容提要：当前中国农村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政治制度化水平较低。本文在分析了中国农村政治制度化不高的几个方面的表现之后，侧重从中国传统的“礼治”社会的影响和历史上集权体制的影响这两个方面探讨形成今天农村政治制度化水平偏低的原因，作者在最后提出，解决农村政治制度化问题的突破口应该是农村干部而不是农民。

关键词：政治制度化“礼治”体制突破口

政治制度化问题是指在政治体系中政治主体或政治机构的政治活动是否符合规定的制度和程序的问题。如果人们严格按照规定的制度和程序进行，我们就说政治制度化程度高；相反，如果人们不按照法定的制度和程序、而是随心所欲地进行政治活动，我们就说政治制度化程度低。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在政治实践中对于政治制度化问题缺乏足够的重视，政治制度化水平相对也不高。这一问题在农村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农村在我国众所周知的特殊地位，因而研究我国农村的政治制度化问题对于我国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一、我国农村政治表现出较低的制度化水平

从政治活动制度化的角度来看，中国农村政治表现为低度的制度化。也就是说，中国农村政治的各个行为主体，不能经常地、自觉地按照法律和制度的规定进行政治活动，农村政治缺乏制度性和程序性。

1．农民政治参与的非制度化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目前我国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表现形式及特点；我国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原因分析；我国当前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对策分析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当前我国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表现形式、民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网上虚假信息，散播反动言论、当前我国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特点、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社会矛盾不断激化、通过互联网可以降低公民非制度化参与的成本，提高公民非制度化参与的能力、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与制度化参与的高成本、公民的文化水平和法律意识淡薄、正常的参与渠道不畅和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政府行为的失范与监督制衡机制的失效、发展经济，为公民正常的政治参与提供物质基础、提高公民文化素质，培养公民参政议政能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提高政府的威信与政治文明程度、完善政治参与制度，拓宽制度化政治参与渠道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由于现阶段我国处在社会转型期，各方面不稳定因素增多，部分公民常常诉诸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以卖现自身利益。随着社会的发展，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形式和内容也呈现出新的特点。

关键词：政治参与；非制度化；民主政治；社会稳定

1目前我国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表现形式及特点

1、1当前我国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表现形式

公民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政治参与的扩大是国家政治发展和国家民主化程度的重要标志。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把政治参与界定为“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随着经济的发展，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政治参与活动也出现多种形式：(1)越级上访，或违规上访。主要是上访者没有遵循法定程序逐级反映情况，而是跨越下级部门直接向上级部门反映问题，试图通过上级的行政命令来解决问题。(2)行贿行为。主要是公民或团体为了自己或团体的某种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进行贿赂。如农村中对村干部行贿、各级人大代表的贿选等。(3)非理性的网络参与。互联网络的发展给公民提供在网上充分享受信息和言论自由权的同时，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也使得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网上虚假信息，散播反动言论，从而破坏社会稳定，阻碍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4)非法聚集。近几年，由于城市居民在房屋拆迁、农民在耕地征用问题上遭到许多不公正的待遇，自身利益受损得不到合理的解决而到政府门前静坐和示威游行等。这些活动有时还有一些邪教或者地方恶势力的参与。(5)暴力抗法。主要指一些公民漠视国家的法律法规，因不满有关决定而产生的抗拒行为。他们抱着“法不责众”的心态，为了维护自己或团体的利益而对法律法规、有关决定采取不服从的态度。(6)暴力攻击干部、冲击政府机关。近年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经常受到暴力恐吓、威胁。直接暴力攻击执法人员的行为时有发生，更有甚者冲砸国家机关和政府。

内容提要：本文从德性与制度化规则相对应的角度考察了二者之间的关系，认为以制度化方式推行德性教化是一种原则上错误的道德建设思路，是泛道德主义思维方式的现代表现。本文的基本观点是，制度化规则与道德是整合社会秩序的两种方式，虽然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关联，但它们在方法论层面上确实具有完全不同的规定性，应该在运行方式上把二者区分开来；社会秩序的整合并不能通过二者的浑然无分来实现，而是应该通过德性与制度化规则在方法论层面的异构分立所形成的“张力构架”来实现。

关键词：德性制度化规则泛道德主义

德性是人类内在生活世界秩序的表征，而制度化规则则是人类外在生活世界秩序的筹划。秩序性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不管是内在生活世界还是外在生活世界，基本的秩序性都是不可或缺的。这两种秩序性分别存在于两个不同的世界中，但它们并非绝然隔离，而是以各种复杂的关联方式构成一个通过人的社会化过程来显现的相对统一的张力构架。内在秩序和外在秩序不仅有着不同的规定性，而且它们的获得方式也存在着很大差异。要真正深刻地理解这个张力构架，就必须对不同秩序的获得方式和不同方式之间的关系作出恰当的理解。

一

德性是内在秩序的根源。它使人类超越自然属性的羁绊和生理本能的绝对驱使，成为一种能够自我节制的社会存在。德性使人类具有了道德意义上的自我创设能力，它以其根源于超越性的观念力，永远深情地眷注着人性的提升、人情的陶冶和美好习俗的护养，承担起为人类构筑精神家园，为人之为人确立形上基础的历史使命。德性建构了人的品格，纯化了人的心灵，为人的尊严奠定了基础，每个真诚的灵魂无不深情地眷恋着它。德性作为人的一种稳定的精神品格，积淀在人的自我意识之中，指导人们的价值选择，通过人们的道德实践，在人的行为模式中呈现为个体存在的现实形态。它唤醒人仁人惜物的“善端”，使人定廉耻之心，行“忠恕”之道，最终向自由自觉的境界升华。

自由是人类意志的本性，也是德性发生的前提。但自由不是任性，而应该理解成人的理性的自觉，意志的自律。道德虽然具有某种“律令”的表现形态，但本质上却不是一种外在的强制，而是人自身生发出的一种内在需求。德性不应该被外在地强加于人，而是应该通过个人的人格自觉来实现。道德最根本的规定性正在于人的行为出于自由自觉的内在需求，而非受制于物欲，沉湎于声名。德性既不是冰冷理性的算计，也不同于刺激反射型的技术层面上的因果机制，而是与人的意志和情感体验密切关联的。德性所崇尚的是人的善良的意志倾向，合宜的行为模式和仁人惜物的情感。德性自身虽然与人的理智能力有关，但更主要地取决于主体自身的心灵感受方式和情感归向。德性在人的行为方式上的具体表现即是人的心灵品质的整体表达。德性的外化就是现实社会生活中道德行为的发生，道德行为本身就是在社会环境中彰显生活的本己意义，是对行为的整体价值和意义的创生。德性通过对“责任”和“义务”的自觉来展现自身，因为“道德之所以是道德，全在于具有知道自己履行了义务这样一种意识”。（黑格尔，1979：157）自由使人拥有了担负责任和义务的逻辑空间，而德性的用心正在于唤醒人对责任和义务的自觉。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德性是内在秩序的根源；德性与制度化规则是两类不同的社会秩序的整合方式；对于人的价值迷失、社会失范、个体越轨行为的泛滥，不能说道德没有责任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德性是人类内在生活世界秩序的表征，而制度化规则则是人类外在生活世界秩序的筹划、德性使人类具有了道德意义上的自我创设能力、自由是人类意志的本性，也是德性发生的前提、制度化规则是对社会秩序性的“衰落倾向”的一种必然反应、制度化规则是对人的自由的一种限制，但实质上是对自由的一种烘托和保障、德性则更多地体现了道德的内在维度等，具体请详见。

提要：本文从德性与制度化规则相对应的角度考察了二者之间的关系，认为以制度化方式推行德性教化是一种原则上错误的道德建设思路，是泛道德主义思维方式的现代表现。本文的基本观点是，制度化规则与道德是整合社会秩序的两种方式，虽然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关联，但它们在方法论层面上确实具有完全不同的规定性，应该在运行方式上把二者区分开来；社会秩序的整合并不能通过二者的浑然无分来实现，而是应该通过德性与制度化规则在方法论层面的异构分立所形成的“张力构架”来实现。

关键词：德性制度化规则泛道德主义

德性是人类内在生活世界秩序的表征，而制度化规则则是人类外在生活世界秩序的筹划。秩序性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不管是内在生活世界还是外在生活世界，基本的秩序性都是不可或缺的。这两种秩序性分别存在于两个不同的世界中，但它们并非绝然隔离，而是以各种复杂的关联方式构成一个通过人的社会化过程来显现的相对统一的张力构架。内在秩序和外在秩序不仅有着不同的规定性，而且它们的获得方式也存在着很大差异。要真正深刻地理解这个张力构架，就必须对不同秩序的获得方式和不同方式之间的关系作出恰当的理解。

一、德性是内在秩序的根源。

它使人类超越自然属性的羁绊和生理本能的绝对驱使，成为一种能够自我节制的社会存在。德性使人类具有了道德意义上的自我创设能力，它以其根源于超越性的观念力，永远深情地眷注着人性的提升、人情的陶冶和美好习俗的护养，承担起为人类构筑精神家园，为人之为人确立形上基础的历史使命。德性建构了人的品格，纯化了人的心灵，为人的尊严奠定了基础，每个真诚的灵魂无不深情地眷恋着它。德性作为人的一种稳定的精神品格，积淀在人的自我意识之中，指导人们的价值选择，通过人们的道德实践，在人的行为模式中呈现为个体存在的现实形态。它唤醒人仁人惜物的“善端”，使人定廉耻之心，行“忠恕”之道，最终向自由自觉的境界升华。

内容提要：本文从德性与制度化规则相对应的角度考察了二者之间的关系，认为以制度化方式推行德性教化是一种原则上错误的道德建设思路，是泛道德主义思维方式的现代表现。本文的基本观点是，制度化规则与道德是整合社会秩序的两种方式，虽然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关联，但它们在方法论层面上确实具有完全不同的规定性，应该在运行方式上把二者区分开来；社会秩序的整合并不能通过二者的浑然无分来实现，而是应该通过德性与制度化规则在方法论层面的异构分立所形成的“张力构架”来实现。

关键词：德性制度化规则泛道德主义

德性是人类内在生活世界秩序的表征，而制度化规则则是人类外在生活世界秩序的筹划。秩序性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不管是内在生活世界还是外在生活世界，基本的秩序性都是不可或缺的。这两种秩序性分别存在于两个不同的世界中，但它们并非绝然隔离，而是以各种复杂的关联方式构成一个通过人的社会化过程来显现的相对统一的张力构架。内在秩序和外在秩序不仅有着不同的规定性，而且它们的获得方式也存在着很大差异。要真正深刻地理解这个张力构架，就必须对不同秩序的获得方式和不同方式之间的关系作出恰当的理解。

一

德性是内在秩序的根源。它使人类超越自然属性的羁绊和生理本能的绝对驱使，成为一种能够自我节制的社会存在。德性使人类具有了道德意义上的自我创设能力，它以其根源于超越性的观念力，永远深情地眷注着人性的提升、人情的陶冶和美好习俗的护养，承担起为人类构筑精神家园，为人之为人确立形上基础的历史使命。德性建构了人的品格，纯化了人的心灵，为人的尊严奠定了基础，每个真诚的灵魂无不深情地眷恋着它。德性作为人的一种稳定的精神品格，积淀在人的自我意识之中，指导人们的价值选择，通过人们的道德实践，在人的行为模式中呈现为个体存在的现实形态。它唤醒人仁人惜物的“善端”，使人定廉耻之心，行“忠恕”之道，最终向自由自觉的境界升华。

自由是人类意志的本性，也是德性发生的前提。但自由不是任性，而应该理解成人的理性的自觉，意志的自律。道德虽然具有某种“律令”的表现形态，但本质上却不是一种外在的强制，而是人自身生发出的一种内在需求。德性不应该被外在地强加于人，而是应该通过个人的人格自觉来实现。道德最根本的规定性正在于人的行为出于自由自觉的内在需求，而非受制于物欲，沉湎于声名。德性既不是冰冷理性的算计，也不同于刺激反射型的技术层面上的因果机制，而是与人的意志和情感体验密切关联的。德性所崇尚的是人的善良的意志倾向，合宜的行为模式和仁人惜物的情感。德性自身虽然与人的理智能力有关，但更主要地取决于主体自身的心灵感受方式和情感归向。德性在人的行为方式上的具体表现即是人的心灵品质的整体表达。德性的外化就是现实社会生活中道德行为的发生，道德行为本身就是在社会环境中彰显生活的本己意义，是对行为的整体价值和意义的创生。德性通过对“责任”和“义务”的自觉来展现自身，因为“道德之所以是道德，全在于具有知道自己履行了义务这样一种意识”。（黑格尔，1979：157）自由使人拥有了担负责任和义务的逻辑空间，而德性的用心正在于唤醒人对责任和义务的自觉。

政治参与是人民群众旨在影响党和政府及自治组织的干部及其决策的活动。当前，我国农民的政治参与就是指我国农民参与政治生活、试图影响各级部门的干部及其决策的行为。我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农民人口占我国总人口的大半，因此，农民的政治参与程度直接影响着我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对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学者们对农民政治参与的研究逐步深入，研究农民的政治参与成为学术界的热点，学者们主要是从农民政治参与现状、参与方式、参与动机、影响因素及提高农民政治参与质量的思路等几方面来研究的。

一、我国农民政治参与的现状

当前，我国农民政治参与呈现如下特点：政治参与与政治冷漠并存；政治参与主体呈现多元化状态；参与意识较强而参与能力较低；制度化政治参与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并存；政治参与期望值高而政治效能感低（李雪卿，1998）。郭正林则认为当代农民政治参与不再是服从性参与，开始从过去的政治卷入转变为具有权利主张的政治参与形态。由此，当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呈现出制度性、权力性和自主性等多重特征（郭正林，2003）。还有的人认为，一方面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水平并不低，即便是难度较大的参与方式——与人合作解决问题也有10％左右的农民尝试；另一方面也说明大多数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水平有待提高，被动的参与——基层选举、参加村民大会等还是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主要方式（杨明，2000；徐炜，2001）。

农民政治参与还存在如下问题：参与的主动性和自觉程度低，参与的高指向性，参与要求与能力之间的反差大（胥莉，1997）；参与的程度和水平仍然很低，基本上是手段参与，非制度化参与有扩大的危险，非制度化参与、抗议性参与和暴力参与往往合而为一（程同顺，1995）；农民掌握政治知识的整体水平仍然很低，农民政治参与态度也较低调，对政治的评价倾向于消极，农村社会分层、经济和社会地位、宗族和新闻媒体影响着政治参与，在中国农村宗族仍然是左右决策的主要力量（谢岳，1997）；政治参与形式的多样性与规范性之间存在矛盾，政治参与的政治性与利益性之间存在矛盾，农民政治参与中的家族性色彩浓厚与国家的凝聚力淡化之间存在矛盾（宋海春，2002）；政治参与热情有待进一步提高，看客心理、热衷实利、忽视政治是主要表现，政治参与的质量较低，主要表现在从众性参与较多、参与仅限于社区性参与或问题性参与，政治参与的有效性较低，质量不高（张祝平，郑晓丽，2003）；农村妇女在政治参与中有较强的依赖性，处于政治边缘化状态（张凤华，2002）；农民工政治参与率较低，政治参与受到各种限制（黄辉祥，2003）。

总的来说，虽然我国农民政治参与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总体水平较之以前有了较大提高，当前，我国农民在政治参与过程中的自主意识增强，参与意识大大提高，政治心态由保守转向变革、开放，政治信任感和认同感增强（叶笑云，2001）。尤令人可喜的是在政治参与过程中有一支生力军在起主导作用，即党员干部、文化程度较高者（初中以上）、退伍军人、外出打工者，他们无论政治知识、态度还是技能都较好，而且这部分人的态度在政治参与过程中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基本上能左右政治参与过程（谢岳，1997）。这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二、政治参与方式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伦理失范问题日益凸显；公共事业组织伦理制度化可行分析及推行意义；公共事业组织伦理制度化的路径分析四方面进行阐述。在伦理失范问题日益凸显应注意公共事业组织应包括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公共事业组织伦理失范问题日益严重；尽管公共事业组织伦理失范的表现形式各异，但其本质是相同的。在公共事业组织伦理制度化可行分析及推行意义应注意伦理制度化既涵摄伦理自觉的本质规定性，又被赋予制度的刚性外观；可行分析；推行意义。在公共事业组织伦理制度化的路径应注意树立伦理制度化的正确理念；合理划分制度化的伦理层次；构建公共事业组织伦理立法体系；强化事业伦理制度监督机制。该文对制度化是公共事业组织伦理建设的重要价值取向具有参考作用。

公共事业组织伦理建设，不能仅仅依靠道德自律或道德教化来影响公共事业组织成员的行为选择。道德自律或道德教化只是一种软性的约束机制，对于极少数具有道德操守的公共组织成员而言，也许不失为一种低成本的约束机制，但它却无法为整个公共事业组织行为的合理运作提供最基本的保障。日益严重的公共事业组织伦理失范现象表明，传统道德自律或道德教化对公共事业组织成员缺乏控制力。公共事业组织伦理的提升与重建必须通过制度化建设来实现。正如罗尔斯所言：“社会的制度形式影响着社会的成员，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想要成为的那种个人，以及他们所是的那种个人。”公共事业组织伦理制度化的他律性、威慑性和强制性直接对行为主体自律品质的形成起到指导、监督和规范作用，制度化是公共事业组织伦理建设的重要价值取向。

一、伦理失范问题日益凸显

国内学者普遍认同，在中国的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企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五大类型社会组织中，公共事业组织应包括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公共事业组织具有合法性、广泛的社会服务性、非营利性和非政府性。公共事业组织作为与政府(第一部门)和企业(第二部门)并驾齐驱的“第三部门”，以提供准公共物品、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使命和宗旨在社会诸多领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公共事业组织伦理是与其活动宗旨和服务性质相一致的，调整公共事业组织行为的道德规范和准则体系。一方面，它属于职业伦理的范畴，所关注的是教育、医疗、科技、文化、体育、慈善等职业领域中的伦理问题。另一方面，它是一种角色伦理，作为被规范的对象——公共事业组织，其非政府、非营利的双重特性决定了公共事业组织伦理差异于行政、企业伦理。公共事业组织提供服务的手段善和目的善的价值问题，是公共事业组织伦理的实质所在。

目前，公共事业组织伦理失范问题日益严重。公共事业组织成员往往难以抵御私欲的扩张，置其职业伦理规范于不顾，运用职权和信息优势满足私利，损害公众利益。公共事业组织伦理的失范不是个案现象，其覆盖面极其广泛，几乎涉及公共事业的各个领域。教育领域，江西省有272人因教育腐败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其中40人被撤销校长职务，查处违规金额3464万元。在江苏115所高校中，检察机关查出有109所学校涉嫌130多起商业贿赂案，粗略估算：江苏省在校大学生约120万人，每个大学生在校期间平均购买英语教材及相关书籍至少200元，这个市场就是2.4亿元，按照行业内通行的8.5折扣，这些灰色折扣款就高达3600万元。医疗领域，哈尔滨医科大学二院天价住院费事件，患者住院67天费用竟高达550万元。齐齐哈尔假药事件，11名患者因使用“齐二药”生产的“亮菌甲素注射液”出现了肾功能急性衰竭的症状，其中5人不治死亡。科技领域，上海交大的“汉芯”造假案，以一块磨光的别人研制的芯片骗取国家上亿元经费。体育领域，各种体育赛事中的兴奋剂丑闻。慈善领域，胡曼莉事件，因“以孤儿名义聚敛钱财”，“中国妈妈”胡曼莉被美国妈妈联谊会告上法庭。

尽管公共事业组织伦理失范的表现形式各异，但其本质是相同的：即公共事业组织成员在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上，彻底违背了公共事业组织伦理规范，把应尽的伦理义务当作谋取私利的权利和手段，扭曲了公共事业组织“非营利”的本质属性，偏离了追求和实现社会公益的价值取向。公共事业与社会公众生活息息相关，其伦理失范产生的恶果比其他领域更为严重。它不仅会直接影响到国计民生，侵害公众利益，而且会沉重打击公共事业组织的公信力，侵蚀组织的合法性基础。失范现象表明，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公共事业组织伦理规范的调控作用失效，对公共事业组织的行为缺乏制约力。因此，在公共事业组织伦理建设的过程中，应突破传统“宣传教化”的单维度视野，采用伦理制度化这一取向，将伦理上升为制度层面来强化对公共事业组织行为的约束，从而实现组织自律的最高境界。

摘要：制度变迁成本的分摊可以内部制度化，也可以向外转移，还可以向后累计推移。二十年来农业制度变迁虽然比较成功，但是在成本分摊上仍然留下了不少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已经成为了新一轮农业制度变迁的阻力。文章先对制度变迁成本进行一般分析，然后再具体分析农业制度变迁成本的分摊方式及其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农业制度变迁成本创新的政策思考。

关键词：成本分推制度创新农业制度变迁

农业二十多年制度变迁经过实践证明是成功的，达到了解决农民温饱问题的制度设计目的。但是制度安排时也留下了一定的后遗症，制度变迁成本分摊采取的向后累计推移目前已经到了非化解不可的地步，制度化的成本也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沿未制度化的成本又亟待制度化。可以说当前制度变迁成本的分摊制度创新成了整个农业制度变迁的突破口，这个问题不解决，新一轮农业制度变迁就无从着手。

一、制度变迁成本的一般分析

（一）制度变迁成本的类型

1、制度实施后成本。一是政治成本。政治成本有两层意思，制度变迁主体的政治风险和制度变迁所造成的社会政治风险，这种成本必须内部化。因为成本内部化是与改革收益内部化相对应的，作为诱导性制度变迁的主体，其改革是为了追求潜在的利润，当然其政治成本应内部化。作为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只要制度安排成功就可获得最大的租金，还可获得支持和巨大的政绩，甚至职位的提升，因此其改革成本理应由改革主体自行承担。二是制度更替引起的制度利益转换成本。一是旧制度下的能够获得的利益，在新制度安排后，被取消，这部分成本可以称之为新制度安排的机会成本；二是新制度安排后，由某些人承担了的费用，如农业制度变迁后，予以制度化的乡统筹、村提留。三是新制度安排后，未予以制度化的成本，可以在制度运行期间与制度化的费用一同由微观主体承担，也可以向后累计，找适当的时机予以分化解的成本。

[内容摘要]随着公共事务管理主体的拓展,执政党已成为公共事务管理的重要主体。党的历史地位的变化、执政方式的重新定位和依法治国战略的确立，对党在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挑战。党应当通过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民主化和制度化来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从传统公共行政向现代公共管理模式的转变过程中，公共事务管理的主体也日趋多元化，学界认为公共事务管理的主体除了政府以外，还包括非政府组织。作为管理公共事务的核心部分，政府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随着“国家-社会”关系结构的变革，非政府组织也日益承担着重要的公共事务管理的职能，但执政党这一重要的公共事务管理的主体，往往被人们所忽视或者避而不谈。然而，执政党以其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已成为公共事务管理主体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执政党仍然是公共事务管理的重要主体。研究这一主体，并提升这一主体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能力，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执政党是公共事务管理的重要主体

（一）公共事务管理主体的拓展

随着对公共管理认识的深化，我们可将凡从事公共事务管理、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者都界定为公共事务管理的主体。按照这种思路，公共事务管理的主体是极其广泛的，且在“国家-社会”关系结构日益变化的同时，公共管理主体的范围也在不断拓展。

政府不再是公共事务管理的唯一主体。“公共事务的复杂性、政府自身难以逾越的低效屏障和以及民间社会力量不断崛起的自我管理能力，在客观上在形成了对政府重新定位自身角色功能的诉求。”[1]而传统公共行政向现代公共管理的变革使得公共事务管理的主体呈多元化趋势，在这一趋势下，政府虽然还是公共事务管理的核心部门，但其管理公共事务的领域和职能发生了变化，从原有的无所不包的全能型政府向旨在提高公共事务管理能力和水平的高效型政府转变，且政府已不再是唯一承担公共事务管理责任的组织。除政府外，还有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包括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以及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机构等其他公共组织，他们同样具有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承担着公共事务管理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