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范文10篇

在中央文化干部管理学院学习期间，有幸聆听了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文章先生的讲课，获益匪浅，使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作为一个省会城市主管“非遗”保护工作的副局长必须要做好研究，提高认识，勤于思考，讲究方法，这样做工作才能抓到点子上。下面结合我市实际，谈一谈当前“非遗”保护需处理好的三个关系。

一、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

在国家、省、市举办的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中，都展出了大量的实物，所以有人就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就是保护这些实物，把实物收集来就是做好了“非遗”保护工作。同时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传承人口头传授的，与物质关系不大。二者都有偏颇。所以必须弄清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通过物质介质来保护和传承的，并非全是通过传承人口头传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既要保护这些物质介质，更要保护传承人，实施活态保护。今年6月6日石家庄市政府办公厅命名了一批市级非遗项目传承人，6月9日文化部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这些都是实施活态保护的重要举措。在工作中，要注意文化遗产的不单一性，防止单纯文化碎片的保护。注重文化整体性理念，不要人为地把它撕裂开来，单独将其中一部分作为一种类型的文化遗产保护，那样，形式上实现了保护，实际上却破坏了文化固有的整体风貌和遗产的价值。

二、原生态和发展的关系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维持原生态呢，还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呢?这是我们常遇到的一个问题。现代化进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冲击是难以阻挡的，现代的交通、通讯工具，大众传媒带来的通俗文化，现代的生活方式不断地改变着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环境”的改变，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失去了“实用价值”。有了机器纺织的价格便宜的棉布，谁还愿意手工纺纱织布？手工生产的粗棉布，除了用来制作工艺品，在日常生活中还有什么用处？在现代社会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不再是主流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不再是表达思想感情的主要方式。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必须在保护与发展之间需求一种平衡。既要尽可能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汁原味，又要适时进行改进和发展，因为原生态是相对的，而且原生态未必就比次生态好。《井陉拉花》等民间舞蹈就是在保留传统特点基础上进行改革创新才更加熠熠生辉的。

三、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关系

本文作者：冯文博工作单位：渭南师范学院

渭南非物质文化产品包装的图形表达更是丰富多彩，其中表达吉祥、圆满等意义的占了多数，从布偶、面塑、石雕到皮影剪纸无所不包，涉及人们生产、生活和生命的各个方面。它们象征着渭南百姓对幸福美好的追求，对吉祥如意的向往。如常常以图案形式出现在工艺品上的“五福”纹样，因为谐音“蝙蝠”，渭南的民间艺人们就用5只蝙蝠来比喻“五福”。“五福”在《尚书》中指长寿、富贵、健康安宁、遵行美德和高寿善终的意思，现在渭南百姓对五福的理解更多是福、禄、寿、喜、财。如果分析这些吉祥的图案纹样，饰物礼品，无外乎发现这么几种方法，要么选择特定的动植物，根据其属性赋予一定的吉祥含义。要么以谐音的手法，把汉语文字中一些读音相同，字义相异的词语拿来表示吉祥的愿望。如：用“鱼”的造型谐音“年年有余”，用“鸡”的造型谐音“吉祥如意”，鹿与“禄"谐音，扇与“善”谐音，“桂”花与“贵”谐音等。由于对鬼神的恐惧，在渭南很多的非物质文化产品多是对民俗文化的反应，如一些礼馍面塑、木雕石刻、玩具脸谱等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和渭南当地的民俗文化、巫术仪式有着紧密的联系，如：孩童肚兜上的五毒刺绣（蛇、蜈蚣、蜘蛛、蝎子、蟾蜍），满月礼送给娃娃的布老虎、虎鞋、虎帽等，都有着辟邪的作用。2.3生命生殖文这里的生命生殖文化指的是渭南非物质文化产品包装造型中所蕴含的对生命的认识，对种族繁衍、子孙满堂的渴望，在渭南非物质文化产品美术造型中有很多南瓜、花生、葡萄、石榴、西瓜、葫芦图案，这些图形大都因为多籽而和人们希望多子的心愿联系起来，巧妙地被用来表示子孙绵延的含义。在这些造型中更不乏对生殖的崇拜和渴望，比如经常看到的象征女性的莲花、葫芦等，象征男性的鱼纹、鸟纹等，经常看见的“鱼戏莲”、“鸟采莲”等来暗示男女交欢。渭南民间的审美文化，具体讲主要指的是渭南民间艺人的民间艺术造型观，以及艺术审美标准问题。对于美的认识问题，不论从时间的深度，还是从空间的广度，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们在迥异的审美尺度下形成了多样的审美标准。第一，“以大为美”。《说文解字》描述“美，从羊从大”，也就是“羊大为美”，表现了一种原始的审美意识。在渭南非物质文化产品造型中处处都有“以大为美”的例子，泥塑中的大脑袋，面塑中的大肚皮，剪纸中的大眼睛等，艺人们认为大是一种吉利、一种气势、一种美。第二，“全型”、“满图”的造型文化。所谓“全型”指的是艺人们受传统太极阴阳哲学观念的影响，在民间工艺造型上追求圆满、完美、对称的形态表现，比如“四季花”、“暗八仙”等，艺术家的思维是跳跃的，对世界的观察是全方位的，如同剪纸艺人会把车里车外的事物都剪下来表现在一起，把屋里屋外的情景同时在现，而不受视线的限制。民间艺人最忌讳的是只表现一个对象，在他们笔下的事物都是成双成对，“对娃”、“对鱼”、“龙凤呈祥”、“二龙戏珠”“龙狮会”等，无不流露出他们对完美的追求。所谓“满图”指的是渭南民间艺人的一种构图观念，这种观念要求艺术家在构图布局的时候，在画面中尽可能地布局完满，填充饱和。第三，形成“美”的非物质文化产品手段的多样性。渭南的民间艺术品创作没有金科玉律，没有固定不变的程式，因此人们看到的是没有透视、没有解刨、没有笔法皴法的各种表现形式，更看到了一种质朴、执着和纯真。

包装文化表现形式的民族性就视觉表现来说，渭南的民间文化都在以一种可感可触的物质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这些物质形式在历史的洗涤下都凝结在一些富有象征意义的图形图像上。苏珊•朗格说：“艺术中使用的符号是一种终极的意象，一种诉诸于直接的直觉的意象，一种充满了情感、生命和富有个性的意象，一种诉诸于感受的活的东西。”苏珊•朗格所说的“东西”正是渭南工艺品包装所要设计的艺术符号形式，只有把这种凝聚渭南人精神文化生活的符号形式不断创新，研究的目的才能不断被实现。就这种形式符号来说一般情况下包括渭南工艺品或者和工艺品相关事物的图形图像，凝聚各种吉祥祝福寓意的装饰纹样，一些特殊的字符表现等。不管是哪种，他们都以其符号意义的深刻、内容题材的广泛、形式表现的多样和渭南老百姓的精神审美相关联，承载了这方土地人民的愿望和祝福，反映了当地人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具有超出感性形象本义之外的情感色彩。渭南非物质文化产品包装，采用一些渭南当地的自然材料，不仅取材方便，价格便宜，可以和民间工艺品达到完美的结合，最大程度地凸显包装的地域文化；还可以和国际上目前流行的绿色设计概念相呼应，实现包装的“3R”设计理念[1]。渭南民间工艺品包装所采用的材料大都是原生态的木土石泥、棉麻布葛、皮纸竹草等天然材料，这些天然材料经过设计师的精心设计，简单装饰，让包装呈现一种不经雕饰的原始状态。渭南民间常见的这些土生土长的包装材料，是渭南人民日常生活常用的，和他们生产息息相关的，因此对渭南地域文化的表达，有着积极的作用。渭南非物质文化产品和渭南人民日常生活、渭南民俗息息相关。在色彩的使用方面，渭南民间艺人除了受中国传统色彩的影响，更是结合了自身的艺术体验使非物质文化产品的色彩呈现出五彩缤纷的面貌。在产品包装用色方面，只有充分了解了民间艺术家的赋色观念，才能在包装色彩设计中体现出渭南当地深厚丰富的民俗文化。对于这种用色观念，首先从色相选择上看，分两部分研究。一部分是源于渭南民间艺人的生活经验，属于对色彩的原始本能反映，所以在色彩选择上更多地看到很多高纯度的红、绿、黄、蓝等色。另一部分则属于民间艺人口口相传的用色程式，这些程式直接指导艺人们的色彩应用。如：“红间黄，喜煞娘”、“红靠黄，亮晃晃”，这种对中国传统红色的应用，不仅是体现渭南民间艺人对传统色彩观念的学习，对中国传统色彩“五行观”的认识；更是把他们对吉祥、红火、喜庆、热烈生活的追求表现出来。当然更有诸如“紫是骨头绿是筋，配上红黄色更新”，“黄身紫花，绿眉红嘴”，“红红绿绿，图个吉利”，“文相软，武相硬”，“女红、妇黄、寡青、老褐”等一些面塑、皮影、脸谱、年画的用色口诀，都体现着渭南皮影艺人在颜色使用上的大胆、强烈、质朴的情怀[2]。其次，就色彩的审美情怀来说，民间艺人们有着类似原始先民的单纯心性，他们所谓的美是一种类似“红搭绿，一块玉”、“红要红得鲜，绿要绿得娇，白要白得净”的色彩的纯粹美，一种民间老百姓对生命热爱的张扬美。从这些民间作品里看到的是他们对自然形象色彩的提取，对鲜艳色彩随心所欲的搭配，只要能寄托他们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幸福吉祥的追求，艺人们会毫不顾忌的应用。随着陕西旅游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游客在游历陕西后都会将渭南非物质文化产品收藏留念，原来只在乡间流通的“土货”已经走出陕西，甚至国门，而这些产品包装的安全性、便携性显得尤为重要。在设计包装结构的时候除了考虑诸多民俗文化、地域特点的形式表达因素外，更要考虑包装造型、材料、加工工艺等实用功能。因此在合理利用具有渭南乡土气息的自然材料之余，以现代的设计观念对包装结构进行创新性设计，让它们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念，也只有把民族化的个性和时展的共性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使渭南民间工艺品包装适应社会的发展。

渭南非物质文化产品包装是渭南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渭南向世界展示自己精神文明的窗口，这个窗口对渭南民间文化的承载，和渭南非物质文化产品对渭南民间文化的承载是相同的，区别则是渭南非物质文化产品包装上的文化是打散解构了的、提炼概括过的、更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渭南文化。只有紧紧抓住陕西渭南非物质文化产品的民俗特点、造型特点、色彩特征，把这种独有的审美和包装技术结合起来，才能作出喜闻乐见的包装设计来。

[论文关键词]电影；功能，形式；非物质；《霸王别姬》

[论文摘要]电影是由物质转换到非物质的过程，从物性的理智到人的感性的过程。以《霸王别姬》为例来说明物质的转换，最终体现到电影与观众的关系是一种相互激发使感情进发的过程，总结起来，电影的最终形态就是物性与人性的结合，最终归结到情感的释放。

当下电影的推出可谓声势浩荡，为了票房人们可是想尽了宣传的办法，似乎电影就是和物质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不然怎么会有如此费周折的宣传，然后让我们花了钱、买了票、坐在影院里看几个小时的电影。电影给人们精神上的慰藉似乎已经超出了物质的给予，一部好的电影需要我们用心去感受，用心去聆听再它可以震撼人的心灵。电影从看到听，到感受的过程似乎就是一种从物质到非物质的过程，也就是功能所跟随对象的改变。电影本身的功能不再是物质现实的复原，它的功能也随着社会的变化开始变化，从最初的只是单纯的体现一种生活到现在的电影其中包涵着某一种思想，它似乎涵盖了一种隐喻的功能在里面。

《霸王别姬》是一部经典影片，1993年上映并风靡一时，感动了世人，概括说这部电影就是20世纪90年代人讲述40到70年代的故事感动了21世纪的人。就以《霸王别姬》为例分析一下这种由物质转换到非物质的结构。

一、形式追随功能(物的积淀)

一部电影的形式，例如场景的选定、拍摄手法等等都是为这部电影的功能服务的，也可以说物质是偏于理性的。在《霸王别姬》中根据原来小说的叙述，巩俐所出演的角色并没有那么多的戏份，但是后来加重了一些，根据导演陈凯歌的说法：“为什么加强巩俐的戏，有没有这个现实的考虑说因为请巩俐来演，我们希望她的戏多一些。这考虑是有的。”因为电影本身也属于一种商业的行为，所以必须要考虑到这些因素。这就是一个物性的特点，根据电影本身的功能需求来改变，来加重或减弱演员的戏份。整部电影的色调是以暗黄调为主，这种颜色的运用刚好用来衬托电影哀伤的气氛。同样，选择这样的一个题材去拍摄也是考虑到当时90年代初期的社会大背景，我国电影市场刚刚放开的时候能有电影去描写同性恋题材的电影能在某种程度上是引人注目的，以及片子里一些道具的选择等等都是一些物性的选择。无论是演员的选定还是道具的运用以及场景的选定都是紧紧跟随着片子本身的功能性，它们都是理性的形式会随着功能的需求去改变，正是这些基础因素的累积才使得电影能围绕主题更好进行下去，使它更好的发挥其功能性。

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简称非遗），就是保护与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修复文化生态、维护文化多样性，以及推进我市文化名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对我市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我有三点看法。

一是逐步提高对非遗保护与传承重要性的认识

首先，要正确认识保护与传承非遗一项政治任务。

非遗生长于民间，繁荣于社会，蕴涵着深刻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理念，以及爱国为民、重诺守信、勤劳勇敢等中华民族优良传统道德因素，是当前和谐文化建设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文化基础。所以，我们必须从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的高度出发，将国务院提出的“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方针落到实处。

其次，要正确认识保护与传承非遗对于建设文化连云港的重要意义，增强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

连云港文化一直极具盛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拥有大量非遗资源。因此，建设“文化连云港”，增强文化吸引力和城市综合竞争力，就需要政府和全体市民切实增强保护与传承“非遗”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感，绝不能让“非遗”在我们这代人手中萎缩和消亡。

摘要：文艺复兴期间，在建筑设计成为脱离于手工劳作的艺术化脑力创造过程当中，在建筑师成为脱离于无名工匠的艺术家的过程中，建筑绘图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对绘图、建筑师和建筑设计三者关系的探讨，强调了建筑创作中的非物质特性，或者说建造之外的纬度。以非物质为空间实践的焦点，作者重新审视了建筑绘图在建筑设计中的潜力，同时进一步提出物质性和非物质性两者的结合给建筑创作带来灵活性的可能。[2]

关键词：建筑绘图；建筑师；建筑设计；非物质

设计建筑师（Designingthearchitect）

建筑师，作为城市、公共空间和建筑物的构想者，作为监督建设情况的客户代表，被赋予多样化的身份。有时其社会地位高，但更多的时候地位比较低。中世纪期间，绘画、雕塑和建筑是受到手工劳作局限的三种视觉艺术，同时受制于工匠行会。在这些行会中，画家和负责制造颜料的药剂师、雕塑家和金匠、建筑师和石匠、木匠相互联系（Kristeller，1990，p.176）。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期间，由于掌握和控制了绘图（而非建造），建筑师获得了社会地位较高的新身份。15世纪之前，图被理解成仅仅是一个两维的平面，其中的图形仅仅是表示三维物体的记号。虽然在中世纪晚期图纸逐渐被频繁运用，但有证据表明其仍然是建筑物构筑活动中的次要部分。很多训练用的图是被画在一些易于擦写的媒介上，只有那些最重要的图纸才被永久保留（Robbins，1997，pp.16-17）。意大利文艺复兴期间，对于图纸的认识和理解产生了重要变革。绘图被当做是三维世界真实可信的描述，同时图纸被认为是通向三维世界的窗口。由于纸张造价低廉，图纸成为建筑设计实践中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视觉媒介和新再现方式。通过这种再现方式，图纸上的线条和实际物体之间建立了有比例和有尺寸的直接联系。免费毕业论文网

意大利文艺复兴期间，建筑绘图产生并且成为建造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建筑师成为精通视觉艺术、独立于建造行业的独特身份；建筑设计和体力劳动脱离而成为一种脑力劳动。我们现在所说的建筑师也基本上是那个时代的产物[4].建筑师和建筑绘图是同时降生、相互依赖的双生子。建筑不是源于无名工匠们知识的积累，而是以图纸为媒介的、建筑师的个体艺术创造。建筑师和建筑绘图的产生就是这一观念的体现。虽然建筑师试图否认绘图在建筑设计实践中的重要地位，但是建筑绘图仍是设计实践的基础。

建筑师、建筑绘图和建筑设计这三者的历史发展和状态是相互交织的。设计（design）这个词来源于意大利语“disegno”，原意画图。从文艺复兴意大利盛行的新柏拉图主义理论来看，disegno暗示了在观念（idea）和事物（thing）之间存在着直接联系。如福罗瑟（Vil巑Flusser）所言，“disegno这个词来源于拉丁语signum，意为符号（sign），它们之间有共同的根源”（Flusser，1999，p.17）。16世纪的画家和建筑师瓦萨利（GiorgioVasari）在这个转变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他提到：“设计可以被总结成思维概念和头脑中想像的视觉表达和阐释”（Vasari，1960，p.205）。因此，思想不是永恒不变和先验的，它可以由创造性思维的成果来引发（Panofsky，1968，p.62）。帕诺夫斯基（ErwinPanofsky）指出，观念（idea）这个词不仅仅指艺术想像的内容，也指艺术想像的能力。这在16世纪中期已经成为共识。因此概念（idea）接近于想像（immaginazione）（Panofsky，1968，p.62）。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极为丰富的国家，我国在现代化发展进程当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因此，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需要进行重点探究，采取一系列措施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而借由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奠定法律基础。基于此实际背景，本文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概念展开分析，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探讨其与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之间存在的联系，并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需求提出有效实施保护工作的策略。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概念及特征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概念

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进行分析后，结合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际特点，可将其理解为群体或者是团体，也可以是个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所展开的各种表演、知识和技能以及相关工具、实物、工艺品及文化。结合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概念的理解可以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范畴涵盖了表演、艺术、口头话语等众多内容，而其中又包含着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社会风俗节庆仪式、关乎宇宙和自然界的知识与实践等。总而言之，非物质文化遗产已被明确界定为由各族人民世世代代相承，并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类传统民俗文化形式，具体包括舞蹈、艺术、民俗活动、传统知识和与其有关的手工制作器具的技艺及民俗活动文化空间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特征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际发展情况，对其进行综合性分析，经过分析之后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特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非物性。所谓的非物性，经过细化分析可以理解为有效满足全国人民群众精神生活需要和顺应国家精神文明生产发展基本任务的非物质性，其侧重点具体体现为以非物质形态产生的精神领域创新活动与研究成果。第二，传承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在短期之内便能够形成的，而是要经过几代人或几十代人的发展创造才能形成，也可以是同一时代当中的多个人共同创作所完成的，进而融会持续性的改进与努力，最终达到今天所能看到的状态。第三，民族性。在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最关键的一种特性就是民族性，它是一个族群在不断模仿的过程中非连续地、缓慢地生成的一种结果。

现行知识产权制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以知识产权制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正当性总的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理解为人类活动最终形成的产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质就是信息，同时其又是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从一定角度来说客体也将决定保护模式，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模式必须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所具有的法律属性来看。通常情况下，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具备无形性和创新性特征，因此同时又可将其界定为人类知识遗产的一类。从艺术品的历史视角来看，古代匠人制作工艺品的技艺一般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而现代人针对特定工艺品所掌握的制造工艺技术形成的非物质历史文化遗产，是现代人通过对古代人的技术和实践进行不断掌握并完善，最后得到的智慧结晶。所以，从民事法律的客观角度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隶属民事法律中的“物”，需要同时利用物权规定对其进行保护。不过，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抽象的、无形的，所以我们也可以把非物质文化遗产视为人们通过脑力劳动而取得的结果，但是，需要同时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界定在著作权保护的客观范围当中，利用著作权规定对其进行保护。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简述

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人类以口头或动作方式相传,具有民族历史积淀和广泛、突出代表性的民间文化遗产,它被誉为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民族记忆的背影”。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含义。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激发人类的创造力。

具体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

(1)口头传统和表述;

1987年，钱天白教授发出我国第一封电子邮件揭开了中国人使用互联网的序幕。如今，“网络革命”正在悄无声息地包围我们的日常生活，彻底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也使我们跨进了新媒体时代的大门。

一、新媒体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新媒体是数字化技术体系支撑下出现的媒体形态，是社会变革的一部分。从定义上来说，各行各界对新媒体的界定众说纷纭，“新媒体”一词最早流行在美国，《online》杂志将新媒体定义为“Comunicationsforall,byall”，即“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新媒体下的定义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网络为载体进行信息传播的媒介”。清华大学熊澄宇教授则认为新媒体是“建立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与互联网基础之上，发挥传播功能的媒介总和”[1]。相较于传统媒体的单一、封闭与延时性，新媒体具有互动性、开放性与即时性等特点，传播面广，受众群体多。在新媒体时代下，每个受众群体不仅仅是单向接受信息，还能承担信息传播与制作者的角色，受益于无线互联网、宽带网络等渠道，使得用户群体可以高效、无障碍地交流沟通[2]。从以往人们的生活空间来看，传统媒体把所有人的角色分立成传播者与接收者，受众者仅承担单一的角色功能，接收到信息后不再进行二次传播或传播空间相对封闭，传播速度慢。在这样的大环境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要靠手艺人“口传身授”的方式进行，受众人群都是基于血缘及地缘传播，受众面小。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群体交往空间增大，生活环境的改变影响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与发展，原有单点传播变成了多点传播。新媒体的介入，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更加日常化、生活化的形式进入民众日常生活。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来说，我国不断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民间传统手工艺的关注，2005年3月，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标志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迈出了第一步。2016年10月，文化部确立了“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理念，着力加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能力建设，并且正式启动实施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工程。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经从名录建设向更深层次的实践转化，新媒体技术的大力发展，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播不再仅仅局限于图像、文本的记录，数字化保护逐步走进大众视野。

二、新媒体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

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困境，一是社会转型过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土壤的丧失导致其失去了存在与发展的基础。以往人丁兴旺的氏族产业，基于血缘的传承脉络逐步因为家庭结构，观念转变趋向地缘、业缘甚至师徒制传承，再到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继无人的现象屡有发生。究其根本，是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再适合大众群体的日常生活[3]，而新媒体的产生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与保护来说无疑是一种新的传播形式，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更加常态化的方式参与人们的日常生活。1.新媒体传播形式的多元化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赋予了新的文化基调。新媒体相比于传统媒体具有更多的趣味性与多元性，它为大众呈现的不仅仅是单一的文本内容，而是从图像、视频、音频等各方面向大众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新媒体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传统文化开始借助影视进行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始以微电影及纪录片的形式让人们广为熟知。从2012年开始，以《舌尖上的中国》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纪录片开始盛行，自开播以来热点及关注度一路高歌猛进，收视率达两亿。还有央视出品的《我在故宫修文物》《寻找手艺》及网络微纪录片《了不起的匠人》等，均以中国传统手工艺为题材，受到大众关注度高达1100万。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不再只停留在乡土、枯燥、不贴近生活，新媒体的传播形式的多元化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变得更加生动、鲜活，不是遥不可及的只停留在博物馆里的展品。另一方面，如果单从技术性角度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片面的，要将其带入一定的情景模式中，为大众还原那个时代的文化场景与文化生态，让更多的受众人群，从历史、文化、社会各个角度，探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土壤与演变模式，从而更好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因。2.新媒体传播行为的互动性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提供了群众基础。新媒体的传播特性之一就是互动性及开放性，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与保护上可以利用新媒体的互动性，增强群众的参与感与体验感。微博、贴吧、微信等的兴起，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推广提供了渠道。以北京故宫博物院微博为例，从建号至今已有560万关注，每日文化日历为大家科普文物信息及当日历史大事件，逢节气或岁时节日设计壁纸和海报让人们了解节日的由来及习俗。除了与故宫相关的文化资讯外，还以诙谐幽默的话语点评故宫中的一草一物，并定时举办活动，对故宫及中国传统文化知识进行问答并抽奖赠送礼品。这样互动性的体验，拉近了大众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距离，提高了大众的接受度。大量的转发、点赞和评论都表明了群体积极的参与性，人们在传播行为中除了承担信息交流中的接收者，还承担提供者与者的角色。从原有单向接收，变成单人对多人、多人对多人的传播方式，受众群体可以通过移动终端随时随地参与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扩大其群众认知度与影响力。3.新媒体传播主体的超文本性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障了资源基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无形性、灵活性与复杂性决定了它不可能只以“静态”的方式去记录和保护，更不是光靠语言能够叙述清楚。简单的文字与图像记录并不能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完整性，一方面，难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艺步骤、技艺特征详细地描绘出来，并且文字、图片记录容易随着时间的流逝出现磨损与毁坏，这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与保存增加了难度。另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并非拥有丰富的理论知识能够提供给后人学习，他们常见的状态往往是沉默寡言地根据已有经验进行创作，他们所习得的更多的是隐性知识而非显性知识，这部分知识并不能仅仅依靠文字和图片进行记录。新媒体技术的超文本性，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和采集提供了全新的手法[4]，运用摄影测量、三维建模、虚拟现实、全系扫描等现代技术，将所得信息进行编码与整理，保证其完整性，并通过网络信息技术实现资源整合，实现其最大限度的共享与利用。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实现途径

一、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动漫旅游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1.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的动漫化旅游景点

将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设计成动漫作品，把作品中的非现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画面构筑或者改造包装为景点、景区，让它逼真化、现实化，通过多渠道的传播途径，加速形成客源市场，取得较高的投资回报。同时，旅游业根据动漫产品的技术特点，把围绕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旅游区域的现实场所改造成动漫的内容场景；将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景点的历史、掌故开发为动漫的内容来源；凭借高科技多媒体技术，将原有景区、民间传说等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旅游内容进行包装策划，不仅实现了宣传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景点的目的，又为动漫创作提供了借鉴。

2.创设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动漫文化旅游主题公园

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动漫文化旅游景区是一个以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展示为特点，以鲜明的动漫形象作为主题公园的形象，具有极强的参与性和知识性，集文化内涵、生态环境、人文与自然景观为一体的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公园。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方式不同，有集中展览式、区域特色式、分类重现式等开发形式的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景区。通过不同动漫产品的内容特色加上口口相传、人人关注所奠定的市场份额，借助高科技手段以及产业融合的途径，把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同创意结合为一个利益共同体，有利于形成“动漫景区”这一崭新的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新业态，使得多个产业齐头并进地发展。

3.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动漫购物旅游

摘要：历经十多年探索和实践，作为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省、市（州）、县”四级保护体系的重要底层基石，县域文化馆为保护事业的快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成效卓著。成绩之外，县域保护工作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应予冷静审视，并在管理方式、认识导向、地方投入、才智匹配等方面，为县域文化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思路、对策。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对策

我国地理版图广袤、民族文化丰富，文化事项繁多。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散落于我国各地乡村、市镇，分布复杂，数量也极为庞大。作为疆域和行政划分的管理层级，县（区）域以下管辖的便是最基层的乡镇、村落，在全国范围开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挖掘、汇聚整理、传承保护，构建“国家、省、市（州）、县”四级保护体系，县（区）域文化馆承担了大量的基础工作，对辖区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及传承人开展保护工作是其重要的职能职责。以四川省为例，全省目前共有县（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累计三千余项，非遗代表性项目主体保护单位是文化馆的占据八成以上。由此可见，县域一级蕴藏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夯实县域基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巩固和完善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四级保护体系，县域文化馆起着十分重要的支柱作用。在此以作为全国县域文化馆之一的都江堰市文化馆为例，探讨县域文化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上的现状问题以及破解困境的解决之道。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效总体回顾

2005年，时值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刚起步，都江堰市文化馆就较成都市其他区县，率先着手启动了所辖范围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和申报工作。2005年至2020年期间，文化馆先后组织开展了村镇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田野走访、普查和挖掘系统工作，共收获十大门类三十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资源，形成含视频、图文、光盘、手稿等普查成果。期间，文化馆组织文艺骨干、专家学者、传承人等撰写出版了关于青城武术、青城洞经古乐、都江堰放水节等重点项目的研究性专业著作，同时对二十多个县级代表性项目进行梳理编撰，形成书籍成果。2011年，依托文化馆馆舍场所空置地，设计、建成当时成都地区第一个县域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展览厅，对社会免费开放。在传播和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文化馆组织传承单位和传承人群体，策划开展或参与了全国、省、市级不同规格、形式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展示、产品展销、传承培训、国内外交流、研学等活动两百余场。截至2020年，都江堰市文化馆组织挖掘、逐级申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共计二十八个，其中入选国家级名录一个、省及级名录五个、市级六个，县级十六个；拥有县级及以上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二十八人。除此而外，现有市级、省级传习所、传承基地、体验基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小镇、特色传承学校十四个（所）。

二、反思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几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