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诉讼范文10篇

发轫于1994年初的中国法律援助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为保障特殊群体的合法权益作出了巨大贡献，受到社会的广泛的关注和好评。但在法律援助的开展过程中，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第一、法律援助的经费紧张，甚至在一些不发达地区连工作人员的工资都难以保障，影响到了法律援助服务的供给能力；第二、法律援助的范围过窄，难以满足特殊群体对法律援助的需求，和国外的状况相比也存在一定的差距；第三、虽然近几年群众的认知和认可程度有了一定提高，但法律援助的影响还比较有限。这和法律援助服务的供给能力有关，也与对法律援助的宣传力度有关。为了因应社会的快速发展，也为了适应全球化的新情况，更为了实现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基本原则，就必须坚决落实法律援助政府责任的原则，加大援助经费的投入；与国际接轨，扩大法律援助的范围。但由于法律援助经费的增加涉及到财政收入增加、财政支付结构的调整、地方财政与中央财政的公平负担、对不发达地区转移支付等一系列的问题，援助范围的扩大也有待相关法律法规的修改，所以我们所期待的局面并不能一朝一夕能够实现，需要一个过程。在此乍暖还寒之季，我们除了等待，是否还能其他的作为呢？答案是肯定的，其中一项就是加大非诉讼法律援助的力度，在现有的体制内进一步推进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

一、非诉讼法律援助的概念

所谓非诉讼法律援助，有人认为，是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中心组织的法律援助人员和社会志愿者，主要以调解形式，为经济困难或特殊事项的当事人，提供免费，诉讼以外的法律帮助，以保障其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一项法律制度[①]。这个概念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非诉讼法律援助的一些特点，但缺陷也很明显。第一、它认为非诉讼法律援助应该以调解为主。但现实是，法律援助的工作人员很少，而调解所要花费的时间、精力常常是很多很大的。要调解成功，往往要组织当事人双方多次进行，而且可能要分别作耐心、细致的工作。同时，我国的乡镇、村居、社会团体、甚至国家机构内部，都设置了专门性的、专业化的调解部门，无论是从人员配备、专业水平援助中心都是无法比拟的。因此，笔者认为，把调解作为非诉讼法律援助的主要形式是现有援助能力所无法承受的，非诉讼法律援助应该包括调解，但决不是主要的形式。第二、它把是否构成经济困难作为法律援助对象的标准，这也是不现实的。调解、和解、代为收集证据等非诉讼法律援助形式还说得过去，那么法律咨询、法律教育和提高有关如何应对一般的日常法律问题的信息也需要提供经济困难证明就说不过去了。再者，我国其他的任何调解组织都未要求申请人提供经济困难证明，援助中心有什么理由要申请人提供呢？另外，如果调解、和解不成功，就需要转入诉讼法律援助的程序，需要再办理法律援助的手续，无疑会挤占援助中心的时间。还不如直接办理诉讼法律援助的手续，而调解、和解是否可能作为是否提供法律援助的前提。实际上，援助中心只有在认为没有调解、和解可能性的情况下，才会提供法律援助。第三、概念中所谓“特殊事项”，究竟是何所指，并不明确。嘉兴市《开展非诉讼法律援助工作规定(试行)》可作参考，该规定第七条：“非诉讼法律援助的范围：(一)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三)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四)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五)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六)请求医疗事故、交通事故、工伤事故赔偿的；(七)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八)其他需要提供法律援助的事项。”[②]不难看出，该市的非诉讼法律援助范围和诉讼法律援助的范围是一致的。但问题在于，我们开展非诉讼法律援助的目的是突破诉讼法律援助的瓶颈，弥补诉讼法律援助（包括援助范围狭窄）的不足。笔者认为，对于非诉讼法律援助最好不要限制范围，只要对援助的方式根据中心的实际情况进行恰当的选择就可以了。例如，人员经费比较充裕的，就可以多考虑一下调解、和解、协助取证等形式；否之，则应将提供法律意见、法律信息、免费代书作为非诉讼法律援助的主要形式。四、非诉讼法律援助是诉讼以外的法律帮助？现代意义上的诉讼是指司法机关和案件当事人在其他参与人的配合下为解决案件争议依法定程序所进行的全部活动。按照这个定义，劳动仲裁、行政复议、行政裁决等准诉讼性质的活动都是排除在诉讼的范围之外的。在这几种程序中所花费的时间、精力、成本与诉讼法律援助中所花费的并没有区别，因此将它们划出诉讼法律援助的范围没有任何意义。笔者认为，诉讼法律援助中的诉讼应作广义的理解，即诉讼是指司法机关、行政机构内部具有准司法性质的机构和案件当事人在其他参与人的配合下为解决案件争议依法定程序所进行的全部活动。其他所有并不需要通过法律程序提供的免费法律帮助都可以视为非诉讼法律援助。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需要通过法律程序。孙笑侠认为：“法律程序是指人们进行法律行为所必须遵循或履行的法定的时间与空间上的步骤和方式，它是对人们行为的抑制，是实现实体权利和义务的合法方式和必要条件。”[③]其特点包括法定性、逻辑性、时限性、自主性、技术性等特点，这些都是非诉讼法律活动所没有的。

综上，非诉讼法律援助的概念应该是，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中心组织的法律援助人员和社会志愿者，向社会公众提供的，免费的，不需要经过法定程序的、形式多样的法律帮助，以其达到法律教育和权益保障的一项法律制度。

二、非讼法律援助服务的功能

目前，不管是现行的援助工作评价体系还是社会舆论的评价标准，都是把为诉讼案件提供法律服务作为法律援助方案主要的评价内容。法律援助工作不受重视甚至受到主管官员的恶评，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此。他们认为，法律援助中心一年就办二三百个援助案件，只是法院、检察院、公安局每年办案量一个零头。这样的工作成果当然不能让上级和社会满意，以致使得援助中心处于尴尬的境地。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教授弗朗西斯·瑞根根据最近在英国进行的经验认为，人们通常最需要的是法律咨询、法律教育和有关他们如何应对一般的日常民事和家庭法律问题的信息。为诉讼案件提供法律服务并非是法律援助方案主要的或惟一的优先考虑事项。最后他得出结论，一个有效的法律援助方案不仅需要提供援助参与或参加诉讼的人们的综合服务，而且还需要优先援助那些遇到“非讼”法律问题的人们[④]。现在笔者就结合以上法律援助工作的具体实践，分析一下非诉讼法律援助服务在整个法律援助工作中的功能。

永阳镇地处城关，下辖11个居委会、11个村委会，一个省级私营经济园区，居住人口达10万人，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各类矛盾纠纷的发案率高于周边镇，人民调解的地位，作用也显得尤为突出。如何树立人民调解的公信力，将各类矛盾尽量解决在基层、在萌芽状态，避免当事人结怨，降低当事人诉讼成本，以及为法院节省时间、减轻诉累，促进法律文书的有效执行，在“庭审式”人民调解改革取得初步经验后，进行了摸索和尝试，做法是：立足以非诉讼替代为切入点，树立人民调解公信力。所谓非诉讼替代机制，是建立在人民法院指导调委会工作的基础上，通过联席会议制度的方式，将当事人自愿的，法院未立案或暂缓立案的，可能通过调解化解的，或通过调解可以防止矛盾激化的纠纷诉讼审理活动前移，让人民调解委员会提前介入，并参与在法官主持或指导下的民事诉讼案件的调解。这种机制的形成，进一步拓宽了人民调解的工作范围，使人民调解与法院诉讼衔接有了新的空间，整合了人民调解和法院审判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人民调解的工作优势，具有较好的政治效益，社会效益和法律效益。

一、强化镇调委会与法院的联动，构建非诉讼替代机制。

人民调解作为一种民间调解，从一开始创建，在广义上就是一种非诉讼替代，即民事案件不通过诉讼的方式而以中间人出面排解达到和平的化解的目的，这与法院的司法调解有异曲同工之处，这也是新时期人民调解与法院之间开展联动协作的基础，同时，也由于人民调解是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所达成的协议(格式化)，在不违背现行的法律政策的情况下，应该就是当事人意志的体现。最高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格式化协议书的认定上，是作为案件审理的最有效证据予以采信，甚至在调解后，一方反悔时进行诉讼而给予维持，进一步提升了人民调解在法律上的权威性。因此，在新时期人民调解的非诉讼替代机制的形式，是特指狭义上的与法院立案审理执行过程中的补充性替代，一方面是建立在民调程序的公正性上，另一方面是建立在人民调解员素质的提高上，这两方面缺一不可。除广义层面上的替代外，这种狭义上的替代就是要求人民调解员积极参与到法律诉讼的全过程，发挥人熟情通的优势，做好法院案件审理的辅助性工作，包括案件主审法官想做而做不到或不方便做的一些事，为法院人性化办案创造条件，这不但符合当事人双方的意愿，也合乎“三个代表”思想的要求，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一种法律救助性工作，强化法院与人民调解之间的互补，对树立人民调解的公信力也将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一是建立镇调委会和法院联系庭的联席会议制度。由镇和法院每季度相互通报民事纠纷发案情况、发案的特点。调解工作的难易程度，确立相互配合的案件数量、原因以及配合的方式，明确调解的预期值。二是建立镇调委会和法院联络员制度。镇指定的联络员一般为镇村(居)调委会的首席调解员，并将名单报送法院，由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指定参与的调解人员。县法院指导民一庭庭长为联络员，随时通报未立案和已立案以及已裁决案件的情况，并明确需要配合调解的案件、主持和指导的法官，确定调解的地点、参加人员等。三是建立调解档案审核制度。凡启动非诉讼替代机制的调解案件，其档案资料以调委会归档，使用的程序以人民调解程序为主，由受理、通知、调查取证、调解、达成协议、送达回访等书面资料组合成完整的卷宗，并有首席调解员审核签字方可归档，适时请县局、县法院共同评审，改正不足，进一步提高调解协议的制作水平。四是建立民调审判联动制度。县法院对于一些简单的民事纠纷案件有时也启动特邀人民陪审员(一般为基层调委会主任担任)或民调委人员主持调解，发挥其为人公正、熟悉业务、人熟情通的优势，在法院先行调解达成协议的，由法院主持调解的法官制作调解协议书，由法院落实履行或委托调委会监督履行，提高人民调解员调解的公信力。五是建立首席人民调解员的培训制度。由人民法院派主审法官到镇进行镇、村(居)首席调解员培训，每年集中培训二至三次，同时，根据实际情况组织首席调解员到法院进行旁听观摹案件审理，适时邀请主审法官进行典型案例剖析和答疑释惑，印发相关法律资料等，逐步实施首席调解员持证上岗调解制度。

二、明确非诉讼替代适用范围，确保人民调解不缺位、不错位、不越位。

从工作实践来看，启动非诉讼替代机制，人民调解员既是主角也是配角，但目的只有一个，即园满解决民事纠纷案件。人民调解适用非诉讼替代机制，一般主要为以下四类案件：一是未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而直接向法院起诉的纠纷，一般为小定额债务纠纷，法院可以建议当事人将纠纷委托给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降低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二是已经立案，但有可能通过调解解决的民事纠纷，一般为侵权纠纷、邻里纠纷、婚姻纠纷和少数商事纠纷，法院在庭审前，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可委托或邀请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或参与调解，调解成功后，原告撤诉。三是已经开庭，但当事人情绪激动，有可能采取过激行为的民事案件，一般为容易激化、积怨多年、历史遗留的邻里纠纷、权属纠纷、旧城改造、房屋拆迁纠纷、土地山林纠纷和群体性纠纷等，一般情况下，法院可暂缓判决，会同人民调解委员会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或征得当事人的同意后，在法官指导下，由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这类案件在调解成功后，原告可以撤诉，也可以由法院制作调解协议书或在情绪平稳后由法院进行判决并履行。四是在进入执行程序后，被执行人有可能采取过激行为，或执行有难度的案件，一般为一名原告多名被告或多名原告一名被告的案件，如企业破产、粮油加工厂挤兑、环境污染、征地拆迁、土地流转等涉及人数多的群体性矛盾，法院可暂缓执行，商请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执行。

三明确非诉讼替代运作原则，树立人民调解的公信力。

内容提要：非诉讼行政执行作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主导形式，主要以阻止违法具体行政行为进入强制执行过程为其制度内涵和精神。我国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形成的，其形成和存在有认识上的原因，也有现实需要的原因。我国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存在缺乏统一指导原则、司法权与行政权混同等弊端。建议将法院承担的审查和执行职能分开，审查职能继续由法院承担，执行职能回归行政机关；建立和完善法院的审查程序和行政机关执行法院裁定的程序。

关键词：非诉讼，行政执行，审查，强制

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实现是具体行政行为自身效力的要求（具体行政行为具有执行力），也是公共利益的体现。在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实现受阻的情况下，需要使用公共权力强制实现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对于强制实现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我国目前采取两种做法：一是由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二是由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由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又有两种形式：一是诉讼强制执行，即行政相对人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以后，法院经诉讼审查，认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并判决维持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如果行政相对人仍不履行法院判决维持的具体行政行为，被告行政机关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这种执行的依据是法院的判决和被判决维持的具体行政行为，故称为诉讼强制执行或诉讼执行。另一是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以后，行政相对人在法定期限内既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义务，行政机关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这里作为执行依据的具体行政行为是未经过诉讼审查的具体行政行为。法院经行政机关的申请，对未经过诉讼审查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强制执行，就是非诉讼行政执行。在我国，具体行政行为的强制执行主要采用非诉讼行政执行的形式。本文旨在对非诉讼行政执行的有关理论和实务问题展开分析。

一、非诉讼行政执行的内涵和精神剖析

我国采用非诉讼行政执行的法律依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各行政管理领域单行法律、法规的规定；二是《行政诉讼法》第66条的规定。前者主要是就该法律、法规所涉及到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强制执行问题进行类别列举规定，其中绝大多数规定了非诉讼行政执行的形式；后者主要是在前述列举规定的基础上，对所有可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强制执行作统一和原则性安排，并认可了以非诉讼行政执行为行政强制执行的主要形式。[1]

针对上述法律规定和实务中的做法，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对非诉讼行政执行提出了不少见仁见智的观点，较有代表性的有如下三种：

内容提要：非诉讼行政执行作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主导形式，主要以阻止违法具体行政行为进入强制执行过程为其制度内涵和精神。我国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形成的，其形成和存在有认识上的原因，也有现实需要的原因。我国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存在缺乏统一指导原则、司法权与行政权混同等弊端。建议将法院承担的审查和执行职能分开，审查职能继续由法院承担，执行职能回归行政机关；建立和完善法院的审查程序和行政机关执行法院裁定的程序。

关键词：非诉讼，行政执行，审查，强制

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实现是具体行政行为自身效力的要求（具体行政行为具有执行力），也是公共利益的体现。在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实现受阻的情况下，需要使用公共权力强制实现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对于强制实现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我国目前采取两种做法：一是由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二是由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由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又有两种形式：一是诉讼强制执行，即行政相对人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以后，法院经诉讼审查，认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并判决维持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如果行政相对人仍不履行法院判决维持的具体行政行为，被告行政机关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这种执行的依据是法院的判决和被判决维持的具体行政行为，故称为诉讼强制执行或诉讼执行。另一是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以后，行政相对人在法定期限内既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义务，行政机关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这里作为执行依据的具体行政行为是未经过诉讼审查的具体行政行为。法院经行政机关的申请，对未经过诉讼审查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强制执行，就是非诉讼行政执行。在我国，具体行政行为的强制执行主要采用非诉讼行政执行的形式。本文旨在对非诉讼行政执行的有关理论和实务问题展开分析。

一、非诉讼行政执行的内涵和精神剖析

我国采用非诉讼行政执行的法律依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各行政管理领域单行法律、法规的规定；二是《行政诉讼法》第66条的规定。前者主要是就该法律、法规所涉及到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强制执行问题进行类别列举规定，其中绝大多数规定了非诉讼行政执行的形式；后者主要是在前述列举规定的基础上，对所有可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强制执行作统一和原则性安排，并认可了以非诉讼行政执行为行政强制执行的主要形式。[1]

针对上述法律规定和实务中的做法，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对非诉讼行政执行提出了不少见仁见智的观点，较有代表性的有如下三种：

随着市场经济环境的发展变化和律师自身素质的提高，很多新的业务被不断开拓出来，律师执业范围不断扩张，律师和律师事务所都已经趋向于从以往传统的单一诉讼业务范围向多领域，多元化发展。律师的业务领域总体可以分为两大类：诉讼业务和非诉讼业务。其中，非诉讼业务在律师业务领域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律师乐意或者希望从事非诉讼业务，部分律师或律师事务所已经开始放弃所有诉讼业务而改为专门从事非诉讼业务，律师专业化分工逐渐尖锐起来。

何以青睐非诉讼业务

为什么非诉讼业务如此深受律师的青睐呢？相对于诉讼业务而言，非诉讼业务有如下多方面的优势：

一、非诉讼业务领域覆盖面广，有着宽阔的发展前景。从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出具法律意见书到各种大型的项目合同的签订、大型企业的改制等各个方面都存在非诉讼业务资源。

二、经济利益相对丰厚，律师能从非诉讼业务中掘取到低投入、高回报的经济利益。

三、非诉讼业务工作程序相对轻松，灵活性大。处理非诉讼业务着重于进行书面工作，能以不同方式和手段解决问题。

摘要：文章以非诉讼实务的概念为切入点，阐述了以非诉讼实务能力培养为目标进行法学专业课程改革的原因，提出了以非诉讼实务能力培养为目标的法学专业课程改革路径，包括改革课程体系、改革教学方法、改革考核方式三个方面。

关键词：法学；非诉讼实务能力；课程体系；考核方式

在经济体制深化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法学高等教育应当以培养适应市场经济需求的非诉讼法律人才为目标。然而，法学专业已经连续几年被列为就业难的红牌专业，究其原因并不是社会不需要法律专业人才，而是传统的法学教育培养模式不适应社会需要。比如，传统的法学教育重诉讼轻非诉讼能力的培养，未能面向更广阔的社会需求定位人才培养目标，导致毕业生的就业渠道单一，也未能符合时下用人单位对人才的巨大需求。本文试图以非诉讼能力培养为目标对法学课程改革进行探究，旨在改善法律专业学生就业难的困境。

一、非诉讼实务的概念

非诉讼实务，包括咨询、代书服务、专项法律服务和法律顾问服务及其他服务，主要是指律师事务所接受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委托，在其职权范围内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与法院和仲裁委员会发生司法意义上的联系，直接为委托人办理某种法律事务的业务活动。在国内一些大型的律师事务中，非诉讼业务在单位或个人的法律事务中所占的比例基本上在80%左右，也是律师事务所业务的主体。从事非诉讼法律业务的人员，包括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和法律高级职员。非诉讼业务作为律师业务的主体，对于人员有较高的要求。一般情况下，从事该项工作的人不仅要拥有扎实的法律专业知识基础，还需要广泛涉猎企业管理、财税、人力资源等领域的知识。同时，还要对国家政策、市场经济规律有准确把握和理解，具备较强的人际交往和沟通能力，拥有丰富的经验。

二、以非诉讼实务能力培养为目标进行法学专业课程改革的原因

摘要：高效、完善的社会保险争议解决机制不仅对我国公民基本权益的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还是衡量我国法律法规健全程度的关键性标志。虽然现如今我国已相继颁布一系列法律法规用于解决社会保险的争议问题，但在社会保险争议解决机制的建设方面，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之处，仍需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以建立高效、完善的社会保险争议解决机制。

关键词：社会保险争议；解决机制；现存问题；解决策略

所谓社会保险争议，其指的是当社会保险关系发生变更时，在社会保险主体双方之间发生的、基于权利的实现、义务的履行而产生的有关参保双方基本利益的矛盾或纠纷，其具有争议主体较多、争议内容较为复杂、争议性质较为多元等特点。而所谓社会保险争议解决机制，其指的是用于解决具有社会保险争议的，其主体双方之间利益纠纷的方法或制度的总称，主要包括诉讼解决机制和非诉讼解决机制两种形式，其中前者主要由民事诉讼和相关行政程序组成，而后者则主要由协商、调解、仲裁和行政复议等程序组成。而本文则将主要从社会保险争议解决机制的现存问题与解决策略两方面进行阐述，希望能为相关行业带来一定的帮助。

1社会保险争议解决机制现存问题分析

1.1社会保险争议诉讼解决机制现存问题

现如今，我国在解决社会保险争议问题时，大多使用与解决民事纠纷或行政纠纷相同的方法，这样一来就使得社会保险争议主体双方无法得到公平公正的法律救援，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相关法律缺失、程序选择困难。现行解决机制通常会按照法律性质的不同，将社会保险争议划分为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两种，然而在我国现已颁布的法律法规中，并没有对上述两种程序的使用范围进行明确的规定，也没有具体说明应优先选择何种程序；2）忽略了社会保险争议的双重性。现如今，我国在解决社会保险争议时，只是简单地按照争议性质的区别，将其划分为民事纠纷或行政纠纷，这种分裂式的解决方法，看似公平公正，却忽略了社会保险争议其本身所具有的独特的双重性。1.2社会保险争议非诉讼解决机制现存问题虽然从表面上看，我国已建立了相对完整的社会保险争议非诉讼解决机制，也在实际应用过程中，起到了减缓诉讼解决机制工作压力、维持社会和谐稳定的作用，但由于深受我国社会环境的制约，使得非诉讼解决机制一直难以得到长远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调解功能相对较弱。调解是社会保险争议的主要解决方式，有着仲裁、诉讼等解决方式都不具有的先天优势。然而，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由于深受调解制度不够完善的影响，使得非诉讼解决机制的调解功能变得较为弱势，根本无法充分发挥其解决社会保险争议的优势；2）仲裁制度不够完善。仲裁是调解和诉讼的结合体，但相较于调解，仲裁更多的是法律的强制性；相较于诉讼，仲裁更多的是变通性、简洁性。但由于现行仲裁制度仍存在一定的漏洞，使得其在社会保险争议非诉讼解决机制中的主体地位并不被社会保险争议双方主体认可；3）行政解决制度不够完善。虽然我国已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用于强调社会保险争议的行政解决制度，但实际上，该制度仍存在一些问题急需解决，如，现行行政解决制度缺乏规范性、公正性等。

经济法的实施同样如此。经济法所追求的社会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对于经济法实施机制的完善。制定好的法律,并严格实施,被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认为是实现法制的重要条件。立法者制定法律的目的就是为了使法律在社会中发挥作用,而法的实施是实现立法者目的的必由之路。

一、关于经济权利的界定

由于经济法实施机制的选择取决于经济权利救济和保护的必要,研究经济法的实施机制,必须对经济权利进行适当的界定和分析。

在国际社会的法律文件中,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文化权利一样是一个独立的概念。经济权利作为一种有独立内涵的权利被广泛纳入到各种国际法律文件之中,如《非洲人权宣言》、《阿拉伯人权宣言》、《美洲人权宣言》等。1985年联合国还通过专门的宣言将“经济权利”纳入到国际人权之中。但是由于“经济权利”这一概念缺乏严密的逻辑上的界定,其内涵和外延相当模糊。法学家在不同的角度定义它,并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它。①事实上经济权利如同民事权利一样是一个高度抽象和概括的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下使用就会有不同的含义和理解,如同民事权利通过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得到具体化和细化一样,经济权利也需要其属概念将其具体化。

如同民法应民事权利的保护之需而生一样,经济法也是应经济权利的保护而生。随着科技的进步,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深化,以及国民经济部门的增多,必然要求国家从总体上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调节,以确保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实现。这种干预和调节是顺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也是为了实现政治统治的需要。②但是政治国家最终需要通过行使国家权力来实现对于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而权力天生具有扩张的本性,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乃是世界上最具有动力最肆无忌惮的力量之一,而且滥用这种权力的危险也是始终存在的。③国家在行使其经济干预权力的时候,经济主体的经济权利遭受着巨大的被侵害的风险。

二、经济法实施机制的特点

摘要：社会发展和社会控制的客观规律给予了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内在合理性和外在正当性。伴随着社会发展的进程，社会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和分散化，矛盾纠纷日益多样化、复杂化和琐碎化，决定了法律（司法）一元控制难以实现社会矛盾的和谐解决，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正是在这样的客观环境中为世人所认可，为世人所构建。本文将对我国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总括，设立目标和具体制度做相应探讨。

关键词：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和谐法治本位；社会控制

纠纷是社会中主体基于利益的冲突或别的原因而产生的双边或多边的行为上的对抗。纠纷源于社会中人的利益冲突和行为碰撞，纠纷的出现往往伴随着对秩序的破坏。人类对秩序的天然需求要求有良好的解纷机制以控制社会中的纠纷，纠纷解决便应运而生。

一、中国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建构总括

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概念可归纳为：在一个社会中，多种多样的纠纷解决方法以其特定的功能和运作方式相互协调而共同存在，结成一种互补并满足社会主体多元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的运作调整状态。我国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应包括：一是由公力救济、社会救济和私力救济构成多元救济体系；二是由协商、调解和仲裁及诉讼构成多元纠纷解决方式；三是由法律法规、行业规约、乡规民约等构成多元纠纷解决依据；四是由司法、行政、民间机构等构成多元纠纷解决系统。

二、以和谐、法治为目标

一、法院调解：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

“调解”的字面含义是：劝说双方消除纠纷。它与裁判、仲裁一并构成纠纷解决的方式。国外称其为“东方经验（Chineseexperience）”，并已接纳而广泛发展运用它。早在数千年前，调解就被人们作为一种纠纷的解决方式，可见它由来已久。正如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所言：“调解是中国司法传统，已有数千年历史，一直是解决民间纠纷的主要渠道。

一般意义上，可将调解分为诉讼调解和非诉讼调解两大类。诉讼调解就是法院调解，学界对它的理解为：一是指在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和协调下，各方当事人就所争议的民事权益进行协商的行为，或指经过协商达成协议的行为。这里的调解被视为法院的一种审判行为。二是指在法院审判人员主持下，通过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由各方当事人经过充分协商与让步，自愿达成权利与义务安排协议，以解决民事经济纠纷的一种诉讼方式。这里的调解被视为一种诉讼方式。三是指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主持下，各方当事人自愿就各种权益争议平等协商，达成协议，并由法院监督执行，从而解决纠纷所进行的活动。这里的调解被视为一种活动。从上述三种表述可见，其对诉讼调解的论述各有千秋，分别从不同角度体现了诉讼调解的特性。简单地说，诉讼调解就是人民法院主持下的诉讼行为、诉讼方式或诉讼活动。它是法官审判职权的延伸，是法官职权与当事人处分权的交汇点。现代意义上的诉讼调解制度是指在第三方（人民法院）主持下，以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以及社会公德为依据，对纠纷双方进行斡旋、劝说，促使他们互相谅解，进行协商，自愿达成协议，消除纷争的活动。

我国的调解制度与当代世界各国发展起来的ADR（美国为主）解决纠纷机制相视，都是纠纷解决方式的一种机制。与诉讼调解相比，非诉讼调解历史悠久，可追溯到中国古代。在“和为贵”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历代王朝都将调解作为一种纠纷解决的方式，以求社会平安和谐。古人云：“气死莫告状，饿死末做贼，怨可解而不可结。”等名言流传至今，体现了非诉讼调解在中国历史河流进程中的盛行与活跃。

非诉讼调解在形式上多样各异，主要有宗族（家族）调解、自发调解、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调解、仲裁调解和行政调解。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为了方便当时处于战争状态下人民群众诉讼，便于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边区政府在根据地设立了巡回法庭。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实属时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马锡五同志独创的“马锡五审判方式”。他本人不为陈规束缚，不被形式纠缠、不论乡间地头和树下炕头、有冤可以诉、有屈可以伸。他总结出“审理案件没有架子、没有官气、询问和气、耐心说服、不敷衍、不拖延、没有‘推事主义’和‘了事主义’作风”的审判理念。这种理念就是“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灵魂。1946年春，陕甘宁边区米脂中学秧歌队的快板剧《赞调解》就歌颂了该制度下实施调解方式解决纠纷的优越性。其一度流行很广：调解好，调解好，群众闹纠纷，法官找上门来调。省时、省钱、不跑路，省下时间把生产搞。有理摆在桌面上，法官给咱评公道。有错当众承认了，该怎么处理大家吵。十年纠纷一朝了，和和气气重归好……在审判活动中坚持了深入实地、依靠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巡回办案、就地解决、注重调解或调判结合的原则。“马锡五审判方式”是在长期审判实践中得以肯定的优良司法传统；充分体现了我党“一切为了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召开了全国司法工作会议，该会议的首要内容就是要求各级法院必须“始终注重调解工作”，将诉讼调解制度视为我国审判制度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1954年，我国颁布实施了《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使得人民调解这种非诉讼调解制度化、法律化，与建国之前的宗族（家族）调解、自发调解相比，具有了合法化的内容。1989年国务院颁布了《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它是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的法律依据。我国《仲裁法》第52条规定了仲裁调解制度即仲裁庭在做出仲裁前，可以先行调解。当事人自愿调解的，仲裁庭应当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做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