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货币性范文10篇

时间:2024-01-24 21:3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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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货币性

简述货币政策效应非对称性

一、引言

20世纪20年代以前,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扩张性货币政策与紧缩性货币政策在实施效果上是对称的,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政府可以通过施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有效刺激经济增长,同样,在经济过度繁荣的时候,政府可以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有效防止通货膨胀,抑制经济过热。然而,20世纪30年代末,人们开始怀疑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1929~1933年经济大萧条期间,为了刺激经济复苏,美联储实施一系列扩张性货币政策,如美国3个月的国债率从1929年的5%下降到1932年的1%以下,但收效甚微。据此,凯恩斯提出了流动性陷阱。他指出,美国实施的一系列扩张性货币政策使得其经济系统陷入了流动性陷阱,导致货币政策失效。自此,经济学家开始思考货币政策效果的非对称性。近几十年来,随着经济、金融危机的频频爆发,货币政策已经成为中央银行实施宏观调控、应对危机的重要工具。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宏观调控倾向于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央行连续降低人民币和外币存款利率以后,货币供给和流动性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松动,4万亿元财政资金强力启动内需,确实十分明显地促进了经济增长,然而却也伴随着30年来史上最高的通货膨胀,面对持续走高的通胀问题,央行在2011年6月20日再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已经是央行当年第6次,同时也是2010年以来的第12次上调准备金率。此后,央行在2011年基本上保持着准备金率“一月一调”的节奏。此外,2010年以来,央行已经5次加息,这样大力度的紧缩性货币政策是否能够有效地遏制通货膨胀的持续上涨,在我国经济运行当中货币政策是否也具有一定程度的非对称性,这是同宏观经济决策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也是一个需要加以检验的实证问题。在此背景下,本文结合我国实际经济条件,采用较新的“有向无环图”技术识别SVAR,从“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两方面实证研究我国货币政策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在方向上的非对称性问题,从而为我国宏观政策当局提供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参考依据。最早对货币政策在效果方向上的非对称性进行研究的是Cover(1992),随后国内外很多学者进行效仿。该文通过1951:1~1987:4的季度数据,运用两步OLS方法检验正负货币供给冲击对产出影响的非对称性。结果表明,无论在影响程度上还是在统计显著性上,负向货币供给冲击对产出的影响都要大于正向货币供给冲击对产出的影响,从而证实了货币政策效应非对称性的存在。随后,国内外众多学者对货币政策在效果方向上的非对称性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综合这些文献来看,对不同方向货币政策的识别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构建货币供给方程,由残差项识别,如Cover(1992)、ShahidMalik(2013)、黄先开和邓述慧(2000)、陆军、舒元(2002)、冯春平(2002)、张暾等(2013)等人的研究;第二种是通过HP滤波等时间趋势分析法对货币政策工具变量直接进行分析,如刘金全(2002)、邱宜欣、刘召虹(2012)、胡臻(2013)等人的研究。本文考虑到货币供给方程的构建并没有统一的理论依据,现有文献构建的货币供给方程也各有不同,因此本文采用第二种方法,即通过时间趋势分析分解出不同方向的货币政策进行分析。同时,现有文献大多只是对产出或价格方程进行OLS回归,考察不同方向货币政策的系数,或者采用VAR从单一货币政策传导渠道考察货币政策在方向上的非对称性,研究方法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采用较新发展的“有向无环图技术(DAG)”识别SVAR模型的扰动项结构,采用脉冲响应分析和预测误差分解的方法,从“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两个层面实证检验我国货币政策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在方向上的非对称性,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VAR及SVAR模型中格兰杰因果检验不能刻画变量间同期因果关系以及传统choleskey分解方法受变量主观排序影响的局限,提高了本文研究结论的可信性。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是实证模型及方法;第三部分是变量选择以及数据说明;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及分析;第五部分是本文的结论。

二、实证模型及方法

1.有向无环图(DAG)有向无环图主要通过计算一系列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来分析判断这些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尤其是同期因果关系,图中的方向代表因果,但不存在闭合回路,因此名叫有向无环图(DirectedAcyclicGraphs)。与传统的granger因果检验不同,有向无环图可以检验变量之间的同期相关性,从而避免传统方法在SVAR的识别问题中受到变量次序影响较大的问题。下面具体介绍有向无环图是如何体现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对于变量X,Y和Z,如果Y和Z的无条件相关系数不为零,但在给定X的条件相关系数为零,我们则可以说X既是Y也是Z的原因,记作Y←X→Z;反之,如果X和Z的无条件相关系数为零,但在给定Y下的条件相关系数不为零,则称X和Z都是Y的原因,记作:X→Y←Z。有向无环图由点和连结它们的有向边组成,反映变量之间的同期因果关系。具体来说,若变量X和Y的连结方式是X→Y,表明X和Y存在同期因果关系,且X是引起Y变化的原因;若X和Y的连结方式是X-Y,表明X和Y存在同期因果关系,但它们谁是因谁是果还不明确;若X和Y的连结方式是XY,表明X和Y是相互独立的,不存在同期因果关系。Spirtesetal(1993)、PeterSpirtes(2005)对DAG的画法提出和完善了PC算法。该算法的具体做法是,首先从“完全无向图”出发,各个变量(顶点)之间均存在连线(边),当某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或条件相关系数在某一给定显著性水平下为0时,则移去这两个变量之间的连线。该算法首先计算变量的相关系数(可理解成0阶条件相关系数),移去相关系数为0的变量之间的连线,紧接着计算变量的1阶条件相关系数,移去1阶条件相关系数为0的变量之间的连线,这样推进下去,直到分析完变量的N-2阶条件相关系数(N为变量的个数)。本文采用Fisher'sZ统计量来推断某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是否显著异于0。z(籽(i,j|k)n)=12(n-k-3)1/2×ln(1+(籽i,j|k))×1-(籽,i,j|k)-1→→其中n为用来估计相关系数的观测值个数,籽(i,j|k)是序列i和序列j在给定序列k的总体条件相关系数,k是k中变量个数,即计算条件相关系数的阶数。若i、j、k均服从正态分布,则z(籽(i,j|k)n)-z(r(i,j|k)n)也服从正态分布,其中r(i,j|k)为样本条件相关系数。在完成上述步骤后,我们需要为保留下来的连线画出方向,即确定保留连线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方向。主要借助“相邻(adjacent)”和“隔离集(sepset)”两个概念。两个变量之间存在连线,我们称该两个变量是相邻的,否则则称该两个变量是不相邻的;隔离集是指使得某两个变量之间的连线被移去的条件变量,即使得某两个变量的条件相关系数为0的条件变量,例如,若籽(i,j|k)为0,则称k为i,j的隔离集。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很方便的给出有向无环图的方向。例如,若X和Y相邻,Y和Z相邻,但X和Z不相邻,即X-Y-Z,如果Y不在X和Z的隔离集里,则我们可以确定这3个变量的有向无环图为X→Y←Z。2.SVAR模型缩减型VAR只能描述各个内生变量的动态形成过程,注重内生变量的“跨期”相关性,而没有考虑内生变量的同期相关性,而SVAR则可以根据相关理论设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SVAR(P)模型定义如下:Ayt=pi=1移A*iyt-i+Bεt其中,yt为一个K维向量,结构性扰动项被假定为白噪声过程,P为滞后阶数,上式左乘A-1后可以得到缩减型VAR模型,如下所示:yt=籽i=1移A-1A*iyt-i+A-1Bεtyt=籽i=1移Aiyt-i+滋t可见,通过对A、B矩阵施加约束,可以识别出SVAR模型的扰动项冲击,而由对A、B矩阵施加约束类型的不同,SVAR模型可以分为如下三种情况(详细请参阅Pfaff(2006)):(1)B被设定为单位阵,这种情况下,最少需要施加约束条件个数为K(K-1)/2。(2)A被设定为单位阵,这种情况下,最少需要施加约束条件个数也为K(K-1)/2。(3)AB矩阵均被施加约束,这种情况下,最少需要施加的约束条件个数为K2+K(K-1)/2本文采用第(1)种方式,结合DAG分析对SVAR模型施加约束。A矩阵的非对角元素反映了变量之间的同期相关关系即因果关系。克服了传统的Cholesky分解识别SVAR中主观设定变量次序所带来的偏误,更准确地反映了数据的真实生成过程。

三、变量与数据

1.变量选择《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了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保持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结合我国现实国情,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经济增长放缓,通货膨胀高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认为应当将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两个最主要的最终目标。因此,本文选取产出GDP和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作为衡量和评价我国货币政策效果的指标。考虑到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主要是“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本文选取广义货币供给量M2和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L作为货币政策工具变量,由于GDP数据只有季度数据,本文选取工业企业增加值Y作为产出水平的替代变量。2.数据来源及处理本文所采用的数据除工业增加值Y①来自wind数据库外,其他数据全部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其中CPI经笔者自己换算成定基比数据,选取1998年12月作为基期,全部数据的时间范围是1999年1月至2013年5月。为了消除季节性因素,本文对所有的变量采用X-12的方法进行了季节性调整,为了降低数据的异方差性,本文对各变量进行了自然对数化处理,处理后的变量名都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上前缀“L”。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采用Hodrick-Precott滤波法对不同方向上的货币政策进行识别,对于某一特定的经济时间序列{St},包含趋势成分和波动成分。可以采用HP滤波将其波动成分和趋势分离出来,具体做法如下:minTt=1移(St-STt)2+姿Tt=1移[(STt+1-STt)-(STt-STt-1)]2移移其中STt为趋势项,姿取值一般由序列的时间频率决定,本文采用月度数据,姿取14400。本文采用HP滤波对LM2和LL进行分析,识别出货币政策的方向。具体波动成分结果如图1所示。由此可以定义出货币政策的不同方向如下:μm+=max(CLM,0)μ-m=min(CLM,0),μL+=max(CLM,0)μ-L=min(CLM,0)其中,μ+m代表扩张性货币供给政策,μ-m代表紧缩性货币供给政策;μ+L代表扩张性信贷政策,μ-L代表紧缩性信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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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

1平稳性检验

在协整检验之前,必须首先检验各个变量危机前、危机中、危机后的三组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性,本文采用增广的迪基-福勒方法即单位根ADF方法对五个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并采用AIC和SC最小准则来确定时间序列的最佳滞后期,因篇幅限制,仅列出危机中时间序列的的检验结果。检验结果明,在5%的显著水平下,五个变量的三组原序列均接受原假设,现为非平稳序列。但五个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经过一阶差分后,其ADF检验值均小于临界值,即拒绝原假设,现为一阶单整的平稳序列,因此符合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协整方程回归。

2实证检验

基于上步骤的平稳性检验,分别将中介目标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将最终目标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长期协整方程,选择最优滞后期,进行最小二乘估计,同时采用广义差分法消除模型的自相关,得到危机前、危机中、危机后三组长期均衡关系的协整方程回归结果。估计均为显著,且经检验发现,协整方程的残差均为5%显著性水平下的平稳序列,因此金融危机前中后变量的长期协整关系均成立,中介目标变量与最终目标变量之间均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然而,从短期来看,又可能出现失衡状态,为增强实证检验的精准度,本文进一步建立了误差修正模型,以分析各经济变量间的短期动态关系。该误差修正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为协整方程中被解释变量的一阶差分,解释变量为协整方程中解释变量的差分序列以及长期均衡方程的误差项。筛选滞后项,得到短期误差修正模型的最优估计结果。为进一步证实协整回归的结论,系统分析货币政策与国民产值、物价指数之间的先行、滞后关系,本文对金融危机前后的变量进行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根据AIC和SC原则,滞后期同样选择为1。

3实证结果分析

第一,在中长期内货币政策的产出效应存在非对称性。就经济增长而言,金融危机发生前中后三个阶段,货币渠道的货币供应量和利率以及信贷渠道的信贷规模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均是显著的,但信贷规模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存在5期的滞后,且除利率对国内生产总值呈负向影响外,其他两个变量均呈正向影响。金融危机前,当货币供应量下降1%,国内生产总值下降0.475%;当利率上调1%,国内生产总值下降0.823%。当信贷规模下降1%,五期后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0.341%。同样分析危机时期和危机后的实证结果并将三个阶段进行对比后发现,金融危机前三个变量的系数明显大于金融危机时期,金融危机后的变量系数小于危机前而大于危机时期,处于居中地位。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在我国经济周期的三个阶段中,金融危机前紧缩性货币政策的产出效应最大,危机时期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产出效应最小,而危机后稳健性货币政策的产出效应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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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析非货币性资产的成本确认

企业会计准则核心的变化是判断交换是否具有商业实质且同时引入“公允价值”的计量模式,针对不同情况提出了相应的成本确认规范。《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解决了以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方式换入换出资产成本确定和损益确认问题。

一、换入单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分析

(一)具有商业实质的单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同时满足“该项交易具有商业实质,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均能可靠计量”两个条件的,应当以公允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成本,公允价值与换出资产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此时应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作为确定换入资产成本的基础,但有确凿证据表明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更加可靠的除外。若未发生补价:换入资产的成本=换出(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本方换出资产,下同)应支付相关税费。发生补价的,应分别情况进行处理。支付补价的,换入资产成本加收到的补价之和与换出资产账面价值加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之和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换入资产的成本=[换出(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支付补价]+(本方换出资产,下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收到补价的,换入资产成本加收到的补价之和与换出资产账面价值加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之和的差额应计入当期损益;换入资产的成本=[换出(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一收到的补价+(本方换出资产,下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1。

(二)不具有商业实质的单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若未发生补价,换入资产的成本=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不确认损益)。发生补价的,应分别下列情况处理。支付补价的,应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加上支付的补价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成本,不确认损益;换入资产的成本=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支付补价)+应支付的相关税费。收到补价的,应当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减去收到的补价并加上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成本,不确认损益;换入资产的成本=(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一支付的补价)+应支付的相关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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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货币性交易准则与美国对应准则的比较

1999年6月28日财政部了《企业会计准则——非货币性交易》(以下简称“非货币性交易准则”)。该准则对非货币性交易中资产的计量标准、损益的确认条件、资产减值损失的认定,以及信息披露作出系统规定。

概括地说,在非货币性交易准则中,非货币性交易是指交易双方以非货币资产进行的交换。非货币性交易最大的特点是以货易货,不收付款项。所以,非货币性交易会计核算的主要问题是以什么价格作为换入资产的入帐价格,以及是否确认交易损益。总体来说,对非货币性交易会计核算的规定,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第一,将非货币性资产划分为待售资产和非待售资产,在此基础上,将非货币性交易划分为同类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和不同类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第二,为便于具体操作,该准则对非货币性资产公允价值的确定,借鉴了国际会计准则,对其分别作了具体规定。

第三,谨慎原则在非货币性交易会计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非货币性交易准则的核心是:资产的计量和损益的确认,而两者又是相互影响的。为了正确进行会计确认,必须确定判断标准。该准则将盈利过程是否完成作为判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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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务剖析规范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关于换入资产入账价值的计量;关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损益;关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涉及多项资产的会计处理;关于少量补价规定的模糊性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既可以以公允价值为基础确定、换入和换出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在风险、时间和金额方面要有显著的不同、新准则对投入资产的入账价值规定了两种计量基础、不同的非货币性资产确认的损益的会计处理有所不同、一个企业的非货币性交换产生的损益绝对不应成为其损益的主要来源、企业以一项非货币性资产换入另一企业的多项非货币性资产、将其总额按一定标准在换入的各项具体资产中进行分配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修改后的《企业会计准则——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嵌入了商业实质的概念,为公允价值的应用提供了判断依据,也为会计实务操作提供了指南,便于统一会计信息,但由于对准则的理解不同,在各种教材实务举例中,发现了确认计量上的不同。文章针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的几个问题,从理论到实务进行剖析,以期规范其确认与计量。

关键词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公允价值账面价值损益多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1关于换入资产入账价值的计量

新修改的《企业会计准则——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规定,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既可以以公允价值为基础确定,也可以以换入资产的账面价值为基础确定。按照市场的原则,公允价值是最公平合理的,企业操纵利润的空间也小。可是如果以公允价值为基础计量换入资产的成本,由于我国市场不是很规范,公允价值有时并不公允,所以对公允价值的使用有严格的规定,即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该项交换具有商业实质;二是换入资产或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其中,商业实质包括两项内容:一是换入和换出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在风险、时间和金额方面要有显著的不同;二是计算换入与换出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差额占换入与换出资产公允价值的比重是否大。这只是准则给出的对商业实质判断的标准,在实务中还可以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分析,比如把换入和换出资产性质、盈利方式与换入和换出企业的经营项目、企业性质、经营方式等相结合,具体分析其是否具有商业实质,同时还要注意关联关系对其的影响。

一般来说,取得资产的成本应当按照所放弃资产的对价来确定,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换出资产就是放弃的对价,如果其公允价值能够可靠确定,应当优先考虑按照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作为确定换入资产成本的基础;如果有确凿证据表明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更加可靠,就应当以换入资产公允价值为基础确定换入资产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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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货币性交易准则研究论文

2001年1月财政部以财会[2001]第7号文件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非货币性交易》(以下简称《非货币性交易准则》,对我国非货币性交易业务的会计处理予以规范。美国对非货币性交易进行规范的会计准则,称为《会计原则委员会意见书第29号——非货币性交易会计》(以下简称《第29号意见书》)。本文对中美两国非货币性交易准则的内容进行比较,旨在增强对非货币性交易不同规范的认识和理解,并提出几点建议。

一、关于定义

1.非货币性交易。我国《非货币性交易准则》中的非货币性交易,是指交易双方以非货币性资产进行的交换。这种交换不涉及或只涉及少量的货币性资产(即补价)。美国《第29号意见书》中,非货币性交易指不涉及或涉及很少货币性资产或负债的交换和非互惠转让。其中,交换是指一个企业与另一个企业之间的互惠转让,通过转让,企业以让渡其他资产或劳务而取得资产和劳务,或者偿还一项负债。非互惠转让,是指资产或劳务的单方向转让,由一个企业转让给其所有者或其他企业,或者由企业所有者或其他企业转让给该企业。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我国非货币性交易准则没有包括非货币性负债交换和非互惠转让,非货币性交易对象主要是非货币性资产。

2.货币性资产。对于货币性资产的定义,我国《非货币性交易准则》中指持有的现金及将以固定或可确定金额的货币收取的资产,包括现金、应收账款和应收票据以及准备持有至到期的债券投资等。美国《第29号意见书》中指由合同或通过其他方法规定了货币金额的资产,如现金、以现金方式收回的长期或短期应收账款或应收票据。根据以上定义,可以看到我国和美国对货币性资产的定义基本相似,并无实质差别,都是指货币金额固定的或能够确定的资产。

3.非货币性资产。对于非货币性资产的定义,我国《非货币性交易准则》作了如下描述:指货币性资产以外的资产,包括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股权投资以及不准备持有至到期的债券投资等。美国《第29号意见书》中指货币性资产以外的资产,如存货、普通股投资、固定资产。非货币性资产有别于货币性资产最基本的特征是:其在将来为企业带来的经济利益,即货币金额是不固定的或不确定的。

4.公允价值。我国《非货币性交易准则》中对公允价值的定义为: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债务清偿的金额。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133号——衍生工具和套期活动会计》对公允价值的定义是:在当前交易中,双方自愿买入(承担)或卖出(清偿)一项资产(负债)所使用的金额,换言之,该项资产(负债)是在非强迫或清算(或拍卖)的情形下买入(承担)或卖出(清偿)的。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虽然两国对公允价值定义的表述不尽相同,但都指明公允价值不是企业在强制性的交易、清算或拍卖中成交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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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货币性交易准则研究论文

1999年6月28日财政部了《企业会计准则——非货币性交易》(以下简称“非货币性交易准则”)。该准则对非货币性交易中资产的计量标准、损益的确认条件、资产减值损失的认定,以及信息披露作出系统规定。

概括地说,在非货币性交易准则中,非货币性交易是指交易双方以非货币资产进行的交换。非货币性交易最大的特点是以货易货,不收付款项。所以,非货币性交易会计核算的主要问题是以什么价格作为换入资产的入帐价格,以及是否确认交易损益。总体来说,对非货币性交易会计核算的规定,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第一,将非货币性资产划分为待售资产和非待售资产,在此基础上,将非货币性交易划分为同类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和不同类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第二,为便于具体操作,该准则对非货币性资产公允价值的确定,借鉴了国际会计准则,对其分别作了具体规定。

第三,谨慎原则在非货币性交易会计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非货币性交易准则的核心是:资产的计量和损益的确认,而两者又是相互影响的。为了正确进行会计确认,必须确定判断标准。该准则将盈利过程是否完成作为判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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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思考

1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中一些问题的思考

经过几十年的探讨和发展,我国的会计理念不断转变和更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也不断调整,反映出我国与国际会计准则日益趋同。准则中明确规定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确认和计量原则。然而,这些原则和方法在实际操作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值得思考。

1.1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的核算范围问题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所涉及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是指交易双方主要以非货币性资产进行的互惠转让,即交易双方都必须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以付出自己所拥有的非货币性资产为代价,来获得交易对方的非货币性资产。全文都没有涉及到非货币性负债交易和劳务交换,也没有涉及非互惠转让,实际上规范的只是狭隘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交换业务越来越多元化,此问题已经不容小觑。而且作为一项具体准则,应该具有完整性和前瞻性,以提供尽可能完整的会计信息,故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应该对此问题进行更加详细的规范和说明。

1.2涉及补价的交换是否属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判别问题

由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交换成本不一定相等,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通常会涉及少量货币性补价。补价的比重是判断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是否成立的重要标准。然而准则中只是简单说到“通常以补价占整个资产交换金额的比例是否低于25%作为参考比例”,并没有对25%的比例提出足够的理论根据和实证研究结果的支持。不区分行业、区域、企业规模大小等因素,而是笼统的将25%作为认定标准的方法值得商榷。而且“25%”是一个具体的值,从而使关于补价比例的规定缺乏弹性,出现“临界点”现象,即企业利用准则的硬性规定进行利润操纵,比如故意将补价的比例提高到25.1%,从而规避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种种限制;或者人为地将补价比例压到24.9%,从而将交易按照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来处理。而且准则也未对“交换金额”的具体含义作出明确规范和解释,如交换金额中是否应该包含增值税、不等价交换时应该用换入资产公允价值还是换出资产公允价值为基础确定交换金额、当换出资产和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都无法确定时交换金额该如何确定等。以上都说明准则中还存在一些细节问题,值得我们更加深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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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货币性交易准则问题论文

一、关于基本概念

(一)预付帐款是不是非货币性资产?根据准则指南关于定义的说明,非货币性资产的“最基本特征是,其在将来为企业带来的经济利益,即货币金额是不固定的或不可确定的”。对照定义,预付帐款首先必须能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其次这种利益表现为货币在金额上是不固定的。那么,预付帐款能不能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所谓经济利益,对企业来说可以是收益,也即在耗费成本基础上的增值额。之所以能产生经济利益,原因之一在于该要素的稀有性;其二是它的有用性,即可以提供经济利益。预付帐款从根本上说属于往来款的性质,它在未来能国企业带来是的等价交换产生的其他资产,并不会直接产生收益。另外,预付帐款也不具备产生经济利益的本质原因。所以,笔者认为不应将预付帐款划为非货币性资产。

(二)待售资产与非待售资产的区别。准则将待售资产定义为“为出售而持有的非货性资产”;非待售资产“是指待售资产以外的非货币性资产”。准则指南指出,“二者区分的主要依据是企业持有资产的目的不同”。笔者认为,以企业持有非货币性资产的目的作为区分标准似是而非乎有些主观,比如,非货币性资产中的半成品,企业既可以自用,也可以销售,实际工作中怎样判断?准则应该对该类介于销售和自用的资产予以进一步说明。

二、关于损益的确认

准则依据稳健的会计原则,将非货币性交易划分为同类和非同类交易,同类交易中以低价确认资产,尽量不确认收益;非同类交易按照换出资产的公允市价与帐面价值间差额确认损益。这样处理对于限制非货币性交易的发生、防止人为地虚增资产与收益有一定的作用,但其中有些问题:其一同类交易与非同类交易间区分标准容易被人为操纵,使得利润不实失去可比性;其二,如果同类交易不确认收益,那企业应不应该为此交纳所得税?准则中对于税的问题一采取满足纳税的要求,比如增值税,无论企业非货币性交易属于哪种类型,涉及的增值税都需按照交易的公允价值计缴,增值税是对“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中货物”等行为片收的税金,对非货币性交易征收增值税显然是将其视为销售活动,既然如此,就应按昭交易的公允价值与交换资产的帐面价值差额视同为销售利润征收所得税,那么,准则实际上把交换损益看作“永久性差异”。诚然,会计与税法间允许存在这类差异,然而,笔者倾向于尽量减少该种差异,因为这显然会使实际工作变得复杂化。因此,笔者认为对于所有非货币性交易都可视同销售确认损益,在住处披露中把这部分损益予以单独列示。这样做的好处在于能够使实际操作工作变得简洁,同时损益的计算也有一个统一标准,增强可比性。

三、关于资产价值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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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非货币性交易会计启示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于2004年12月了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153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FAS153),对1973年5月并于同年9月30号开始实施的APB意见书第29号《非货币性交易》进行修订,以消除其与《国际会计准则第16号——不动产、厂房和设备》和《国际会计准则第38号——无形资产》有关计量指南之间的某些差异,该准则于2005年6月开始实施。新规定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会计处理仍以交换资产的公允价值为计量基础,但对APB意见书第29号包含的该原则的例外进行了修订,即排除同类生产性资产交换的例外,将其替换为不具有商业实质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一般例外。FAS153对商业实质进行了规范,如果一项非货币性交换能够导致主体的未来现金流量发生重大的变化,则该交换就具有商业实质。并对一项交换是否具有“商业实质”提供了判断标准。

一、交易的性质和对象

APB意见书第29号,将交换定义为,“交换(或交换交易)是指一个主体与另一个主体之间的互惠转让,通过转让,主体以让渡其他资产或劳务或者承担其他义务而取得资产或劳务,或者偿还一项负债。”该定义明确了交换的性质为互惠转让,交换的对象可以是资产、劳务或负债。而FAS153只对APB意见书第29号中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会计处理进行了规范,不涉及非互惠转让、有关非货币性负债和劳务交换的会计处理。同时委员会注意到有些交易表面上看似为非货币性交易,实则不然,如果转让方对所换出资产在实质上还持续涉入,则不应当将这些交易确认为非货币性交易。遵循实质重于形式的会计原则,委员会对“交换(或交换交易)”的界定进行了修正,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加以更为严格的限制性条件,即“非货币性资产的互惠转让只有在转让方对转让资产不再进行实质性的持续涉入,即资产所有权上的风险或报酬已经转移时,才应作为交换”。只有在交易双方对换出资产“不再进行实质性持续涉入”,才能将非货币性资产的转移作为一项交换。

二、交易的计量原则

非货币性交易会计处理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换入资产的计价问题,即如何计量所收到的资产的成本。在货币性交易中,货币性资产或负债提供了计量收到资产或劳务成本的基础,但是对于非货币性交易中换入资产如何计价的问题,却存在着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APB意见书第29号规定了非货币性交易的基本计量原则:非货币性交易应以交换资产的公允价值为计量基础。如果所收到资产的公允价值比所放弃资产的公允价值更加明显,则应以所收到的资产的公允价值计量成本,但对相似资产之间的交换,应以换出资产的账面金额作为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FAS153规定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仍应按该原则进行会计处理,但对上述原则的例外情况进行了如下修订:只有在符合以下任一条件时,非货币性交换应建立在所放弃的资产的账面金额的基础上(如果合适的话,则应减去已发生的减值),而不应建立在交换资产的公允价值的基础上:

1.公允价值无法合理确定。所收到资产或放弃资产的公允价值在合理范围内无法合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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